那首歌,唱過也噓過,「國歌法」的種種

中共掌控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於十一月四日通過把大陸的「國歌法」加入基本法附件3,特區政府將循本地立法將這個強逼人民尊重那首《義勇軍進行曲》的法例引入,違者被囚。

引入「國歌法」聲稱針對「港獨」行為,包括在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賽事噓那首歌和展示「香港不是中國」或「香港獨立」旗幟。雖則灰記認為香港與中國切割、「獨善其身」的想法不切實際,但不同意港獨並不一定要擁護黨國,更無理由為中共禁制表達港獨的自由,包括禁止向那首歌say no,護航。

事實上,不只一些「港獨本土」派,灰記也曾在港隊主場賽事噓過那首歌,因為討厭中共高壓的黨國體制,因為反感中共粗暴以白皮書扼殺香港的民主與自治,因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是共產黨一大騙局。噓了一兩次後不想傷及喉嚨,抗議方式改為不站立或去廁所,總之就要不當那歌是一回事。

但這種不當那歌是一回事的取態,將面臨被秋後算帳。人大未正式把「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3之前,一些中共「護法」說此法要有追溯力,不少香港依附權力者也隨聲附和,最多只表示模棱兩可,完全漠視普通法以至中國刑法都規定刑事罪行沒有追溯力。至於奴才人人表態的「愛國」天經地義,聽到那歌要即時站立等的說話則如疲勞轟炸,令人神經衰弱。在中聯辦強力干預下,林鄭領導的特區政府只會為北京和中港權貴賣力,貫徹「國家行為」,無心亦無力捍衛香港人的自由,期望香港法庭為了人權對「國家行為」作出抵制看來也是期望過高,法庭能堅決排拒此法有追溯力已屬功德無量。

人大橡皮圖章通過「國歌法」納基本法附件3當日,一些團體遊行至中聯辦抗議,灰記舉腳認同他們的遊行口號:「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民建聯/保皇黨那些什麼「沒有國那有家」是百分百謊言,是膜拜權力者的托詞。人類長時期都不需要國家都能生存,部落社會和很多地方的原住民,他們和他們的家園都是被外人以國家之名鎮壓、屠殺和毀滅,被中共背叛了的馬克思主義,其最高目標是國家的消亡,人民至上,世界大同(是否鳥托邦是另一回事)。中共搞民族主義,以刑罰逼迫人民向其壟斷的國家政權下跪,沒有半點道德感召可言。

那些膜拜/依附權力者可能又會再說,歷史上國家的形成都難免涉及侵略和殺戮,國家也需要利用暴力維持統一云云,那個嗜血的梁振英更大張旗鼓揚言以國家名義殺人合法(他忘記了公義得到伸張時,那些下令屠殺平民的政要也要被追究責任。當然,很多專制國家的殺人行為,包括中國的「六四」屠殺,到現在還不能追究,因為公義還未伸張)。其實這些說法,不正正反映國家的暴力和矛盾性質,以及如何殘酷對付反抗/被征服者,什麼神聖、偉大,只是勝利者的語言。而膜拜/依附權力者也妄顧歷史的進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人權保障,這些現代文明積極的要令政權向人民負責,消極的也要質疑和限制國家行為的過度膨脹,傷及人權,共產黨與國民黨爭逐政權時,除了槍幹子,不也宣傳民主反獨裁嗎?只是奪得政權後才事事國家政權至上,視人民如草芥。膜拜/依附權力者卻從不敢批評半句。

事實上,當今成熟的民主國家都不會強求人民歌頌和愛護國歌國旗,因為愛國情懷無從強逼。就以美國為例,受壓逼者,包括北美原住民、被販賣的非洲人後代、其他少數民族和受壓制社群,經過不懈的爭取,有較大的空間去表達、去書寫他們的故事,去控訴國家暴力。而美國憲法亦保障了人民有不尊重國歌國旗的自由。當然,現實上對國歌國旗表達抗議要付出一定代價,例如拳王阿里,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兩名奪獎牌的美國跑手,以至最近以下跪方式抗議警方暴力針對黑人的美式足球員,都付出了事業受挫的代價。但至少成熟的民主國家放棄用國家暴力(立法收監)強逼愛國,總算是邁向文明的一小步。

回到噓那歌的場合,十月五日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對老撾,有球迷以噓聲繼續表達對那個國家政權的鄙視。不問情由,只懂刑法壓人的中共便急不及待派出饒戈平,配合無線電視(抑或無線配合共產黨?)指摘噓國歌犯法,要求特區盡快立法及立法後追溯噓國歌行為,充滿白色恐怖。

不過,幾日後香港主場對馬來西亞的亞洲盃外圍賽,球迷並沒有被嚇倒,灰記就見證有不少人依然發出不滿的噓聲。噓聲有來自那些穿上港隊球衣或支持港隊T恤的年青球迷。老實說,近十多二十年很多曾經愛看本地足球的長一輩球迷都轉而追捧外國球隊,這些年青球迷的熱情絕對是熱愛香港的表現,而且100%自發,沒有半點被迫。

為何「愛香港拒中國」?這是中共和香港那些權貴奴才所不願明白的,「愛國愛港」並不必然,一國之內有盛載不了的矛盾與衝突,更何況香港和現代中國從來都有鴻溝,否則就不需要「一國兩制」。故此,「愛港」不「愛國」一點也不出奇。 

這些年青球迷,不管香港如何「沉淪」,不管自己前景如何不明朗,以熱愛足球的方式,表達對家鄉的愛,不但觸動灰記,也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1980年代初,很多排拒中國的港人反應。當他們聽到香港會「回歸」中國時,實際至上、「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香港精神」活現,有能力大都移民或當太空人繼續在香港賺錢,沒能力的繼續為生活奔波,絕大部分人對香港前途抱觀望態度,取態被動,只有少數人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但無論取態如何,大家抱著矛盾和複雜心情,抱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和疑慮,「迎接」九七「回歸」的命運。

果然,「回歸」近20年出現了「愛港」不「愛國」,出現噓那歌事件。對此,習慣了專制、「以我為主」的中共卻只會諉過於人,說什麼殖民奴化教育根深柢固,卻從不反省何以在自己主權下的香港,很多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的年輕人會對「祖國」如此反感,對「國歌國旗」如此不敬?正如他們不會反省自己統治西藏接近60年,為何近年有百多名紅旗下長大的年青西藏人會為自己家鄉的不自由而自焚,只一味諉過已流亡海外接近60年的藏人領袖達賴喇嘛煽惑境內西藏人。

此種諉過於人的心態除了思想懶惰,也頗為愚蠢,如此一來,不正正說明中共的失敗嗎?達賴喇嘛早已流亡海外,英國人早已抛棄香港,中共直接或間接統治的兩個地方,都出現對現政權/宗主國的厭惡,前者藏人以死抗議,後者港人以僅有的自由空間發出怒吼,不是一句外國勢力的陰謀就可以解釋掉的。當然中共會依然故我,繼續以加強(即強逼)「愛國主義教育」和加強「執法」(即國家暴力)對付任何「離心」的表現。這是專制強權橫蠻和愚蠢的邏輯。

年青人「愛港不愛國」的噓那歌事件,亦令灰記想起很多往事。最深刻一次是殖民時代的198954日晚,在中環的遮打花園有過千人群聚集,當中有不少是穿西裝和套裝的中環上班族。那晚名為紀念五四集會,由學聯主辦,實際是為了聲援剛開始的北京學運。當晚大家至少唱了兩首歌,一首就是現在被噓的《義勇軍進行曲》,另一首則是《國際歌》。

無論《義勇軍進行曲》還是《國際歌》,當年在香港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都是被抑壓/揚棄的聲音不論是「六七暴動」後傳統左派與主流香港社會割裂,至「四人幫」倒台後「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神話破滅,造成大部分港人對與左派掛勾的中國民族主義抗拒與疏離,還是殖民政府一貫以來對左派的防範與擠壓到後過渡期忽然在代表資本主義價值的中環,由大部分並非傳統愛國/左派人士歌頌起來,的確超現實。

超現實還超現實,正如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所言,「這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亦沒有無緣無故的恨」,89年不少港人對《義勇軍進行曲》的愛,其一是緣自中國「文革」鎖國後相對開放的面貎,例如願意向先進社會學習,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相信很多港人都曾是當年中國女排的粉絲,1984年洛杉磯奧運中國女排奪金,很多港人為五星紅旗的升起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奏而感動不已。

其二是1980年代中國的文化復蘇,無論文學、電影、戲劇等都有探索精神和不少佳作,與「文革」時期只有8個樣板戲不可同日而語,文化中國的魅力亦「迷倒」不少香港人。當然,沒有人忘記中國仍是一黨專政,共產黨掌控一切的國家,香港人與中國異見人士串連會付出沉重代價,劉山青就因此在大陸坐了十年監(他算不算香港的政治犯?),但同時共產黨體制內外都出現改革思潮,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最後鬱鬱而終的黨總書記,都是被「太上皇」鄧小平玩弄、沒有最終話語權的改革派。怎說也好,1980年代是港人對中國改革最充滿期待的十年,無論今天一些「港獨本土」派如何批評當年學生鼓吹「民主回歸」,都不能抹殺「民主回歸」的邏輯,或曰願景,倘若中國的改革朝民主自由繼續走下去,一個真正民主自治的香港也不難實現。

1989年,香港人全民支持北京民運,多次數以十萬計,以至上百萬人的遊行集會,不正正是這樣的心態驅使的嗎?198954日晚遮打花園高唱的,不論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還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不也是港人對中港命運共同體的一次在地呼喚嗎?說愛國,也有一個dual含意,港人對中國有願景,因為對香港有願景,這是一次自發和真摯的「愛國愛港」情懷,不是今日中共硬銷那套膜拜政權的「愛國愛港」硬任務。

當然,對中國的願景落空,香港「一國兩制」的願景也變形、扭曲。而「八九六四」成了很多中年以上香港人和中國內地人心中的結,只是香港人還可以選擇每年抒發心中的鬱結,內地人要抒發的話要冒失去自由的風險。

「八九六四」的槍聲標誌中共拒絕朝民主自由的道路走下去。隨著中國經濟上走資,政治上繼續專權,搞其共產黨(現在則是習近平)掌控一切的官商資本主義,「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八九民運經常聽到的《國際歌》都仿佛消沉起來,轉而訴諸民族主義,或曰黨國主義的中共,則更倚重《義勇軍進行曲》在「革命」狂熱時期的「文革」,不但此曲的作詞人田漢被批鬥致死,「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更是被禁止的聲音。然而,多少港人對這首歌「百般滋味在心頭」。灰記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民族主義並非共產黨的專利,灰記又想起受反共父親影響的親國民黨童年,想起國共兩黨在香港爭逐「愛國同胞」的1960年代,共產黨標榜為工人和基層打拼的愛國主義,國民黨則標榜維護傳統中國,共產黨自命進步,因此能取代腐敗的國民黨。而灰記長大後在外國受左翼思潮啟蒙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曾短暫「著迷」,但大部分時間都採批判態度。正所謂批判與盲目反共之間有很大空間,80年代同情以至寄望共產黨內外的改革力量乃人之常情。而反對殖民主義乃作為左翼的基本倫理,不可能戀殖以至支持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更何況殖民統治者從來不會真正承擔道義責任,把香港人視為其需要問責的公民,一些「港獨本土」派流露的戀殖情結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對內地人的抗爭不聞不問,只因他們不是「香港民族」,亦顯得思維狹隘。

話雖如此,在「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的前提下,無論「港獨」訴求,還是噓那歌的行為,都沒有值得非難之處。而無論「國歌法」,還是對不同政治反對派的逼害,都說明香港民主無寸進之餘,更是倒退至準威權狀態,1980年代港人的恐懼與疑慮,因為「六四」的槍聲而終歸變成現實。然而只有那些被恐懼蠶食心靈者,才會與權力膜拜/依附者同流,忘記歷史,忘記港人對那首歌的愛憎關係,忘記「一國兩制」的矛盾與複雜,忘記港人自主自治的正當性,完完全全向「國家」的「統一意志」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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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的骨質疏鬆校長們

中大學生會張貼「香港獨立」標語受校方干預事件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如各大專院校相繼出現「香港獨立」標語, 以示學生們的團結,反對大學管理層對言論自由的禁制/干預,中間出現了大陸學生在中大反張貼,以至有組織的「愛國」大叔大媽操到校園的粗暴舉動。中港學生對峙和語言衝突,周竪峰一句「支那人」引起各方聲討,「播獨」學生的仇恨語言成了眾矢之的。 繼續閱讀

這四個字

說實在,灰記對自己所題「香港獨立」這四個字完全沒有興趣。沒興趣不是因為什麼大一統觀念,而是對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民族主義都有很強的戒心,民族主義的繼續推演,必然是排他性、反多元的。「你係咪香港人」「你是否中國人」⋯,都是那麼回事。其實,「係香港人又點」「是中國人又怎樣」,難道做了某國人,某國的利益就是至高無上,對外有任何衡突矛盾都永遠要站在某國一邊,不管某國如何無理,否則就是不愛國,甚或叛國?況且,是某國利益,還是某國統治階級的利益呢?因此,倘若民族主義蓋過民主主義,蓋過人權,往往會演變成霸權當道,以國家利益之名,對內鎮壓異己,對外製造矛盾衡突,當然能對外耀武揚威的都是大國,所以大國的民族主義對世界最為危險,所以當今越來越多人提倡人權高於主權。

然而,對主權,對「香港獨立」沒有興趣並非對香港沒有感情,一個自己土生土長超過半個世紀的地方,怎會沒有感情,甚至不能簡單用感情來形容,而是「除了香港,還能在別的地方生活嗎」的那種感覺。對「香港獨立」沒有興趣也並非對鼓吹這四個字的人的憂慮/情緒沒有同感,即自由逐步被蠶蝕,東西多元(如果原來有的話)逐步被「中國化」所取代,香港「獨特」的存在逐漸變成明日黃花等。

對,因為歷史的淵源,香港是有別於中國的「獨特 」存在,這應該是香港的集體共識吧!就算如工聯會和民建聯這些共產黨尾巴組織,他們的組織中人,都會慶幸自己能生活在香港,雖然曾受港英迫害(包括1967年的嚴重迫害),但相比身處中國暴烈政治下的恐懼、折磨,甚至隨時被關被殺,97前在香港生活的委屈算得上什麼,不少曾經投奔祖國的左派人士(包括那些東南亞華僑),受盡苦難後到頭來都慶幸可以回到/來到這塊可喘氣的殖民地。不過,97後香港作為政治避難所的「獨特」之處隨著宗主國的性質不同起變化,先是香港追隨中國嚴格限制中共政權討厭的人物(主要是中國的異議者)訪港,有時甚至主動把此類人士移交中國當局;後有中共有關人員涉嫌越境綁架銅鑼灣書店負責人,以至律政司嚴厲檢控反政府示威者,如向向法庭覆核刑期,令反東北規劃13人和雙學3子被追判6至13個月監禁的重刑 ,卻寬鬆對待親政權的暴力犯案者。這些變化顯示香港這種「獨特」性越來越不可靠。然而,那些身份轉換了的工聯會和民建聯中人,那些遺忘了中共慘烈殘酷政治傳統的左派中人,只懂為政權吶喊,不懂再珍惜香港這「獨特」的存在了!

正是這種「獨特」性不再可靠,灰記特別珍惜這四個本來不感興趣的字。無他,一個說得上政治避難所的地方,必然是有一定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很多人可能會因為「香港獨立」而會感到冒犯,但不要緊,人權自由的意義就是普通人能表達冒犯性的言論,而不會受到政權的制裁或生命受威嚇,因而無所畏懼,道理再簡單不過。如今因為大學出現這四個字,學校當局一是想方設法要消滅這四個字,至少要表態反對懸掛這四個字,為的就是要迎合中共所好,甚至不惜跟隨前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故意不經大腦的港獨違法論,強詞說這四個字違法,忘記大學本應是最珍惜言論自由的地方,忘記香港還有「一國兩制」、普通法和人權法這回事,沒有一所大學的管理層膽敢捍衛學生的表達自由。然後那個03年曾經為了捍衛人權,反對過董建華政權制訂國安法(23條)的湯家驊,向政權投誠後,竟說得出表達「香港獨立」這四個字犯了「煽動罪」的對上奉承話,然後還有那些梁振英上台後頻繁出現的「愛國」暴烈組織踩場,製造衡突。大學當局和一個又一個民主派向政權附庸的表現,再加上暴烈「愛國」組織的文革式表忠,更賦予這四個字特殊價值。可悲的是,這四個字的價值和意義並非來自它的充分論證和實踐的可能性,而是僅僅因為這四個字冒犯了香港那些對北京唯唯是諾/急於表忠的權力和親權力者。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些中國古語永遠派得上用場。那些親政權親上腦或被中共黨國主義灌輸得頭昏腦脹的人,知不知道「進步、無私的中國共產黨」、「XX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 這些口號,在很多香港人心中也同樣十分冒犯和討厭。這些來自權力的冒犯性的口號,不只是表達意見而已,還要強迫人如圖騰般膜拜,至少在中小學如是。這是政權與人權原本已不對等的關係,即使普通人享有言論自由,也沒有如政權的資源和權力去散播其言論,如今香港人連普通人這種言論自由也受到重大威脅,實在不能等閒視之,除非閣下是那些親政權親到上腦或被中共黨國主義灌輸得頭昏腦脹的人,或甘願附庸政權的人。而這些親權力人士總不願明白,就是那種強制式的大中國統一觀,再加上中共政權在大陸的種種倒行逆施,至令很多香港年青人反感以至不認同中國的所有一切,生出獨立意識,家長式的專制主義是消滅不了的這些思緒和意識的。

如今,灰記這類無權的普通人,在言論自由未被壓扁,在香港的「獨特」仍未消失殆盡前,只能堅決擁抱這原本沒興趣的四個字,擁抱「香港獨立」是因為仍然相信民主自治,相信民主自治才能充分保障人權,相信落實民主自治有中共也不能迴避的正當性,也相信爭取民主自治不會比爭取香港獨立來得輕鬆、容易。 而灰記之所以對「香港獨立」不感興趣,除了憂慮它隱含可發展成極端的民族主義,也對一些倡議者對那些直接面對中共暴政、酷刑的反抗者的冷漠深感遺憾。灰記相信,香港倘有朝一日能落實民主自治,以至成為民主政治實體,必定是與中國抗爭者的勝利,大陸的民主化息息相關(灰記亦相信自己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

最後想講講7月被中共監禁致死的劉曉波的「遺產」《零八憲章》,先不談憲章的經濟部分(因為越來越多人認為私有制自由經濟只是口號,最終只會發展成財團壟斷,剝奪平民百姓生活空間的偽自由經濟),政治部分其實可以成為中港,甚至台灣,不論統獨取向,關注此地區民主及和平發展人士展開對話合作的共識。而劉曉波是中國其中一位,最能體會西藏人、香港人、台灣人自主自決心情,最能接受分離主義主張的愛國者,他的開放與包容其實很值得那些鼓吹港獨的人,以及那些自詡愛國的中港人士學習。

《709人們》日本放映記

在打工一族理應狂歡的周五晚,路過寂寥的日本外務省門外,人數也沒有十個的示威者依然繼續努力,其中一位女士用「大聲公」傳遞訊息,示威的旗幟寫著「反對新自由主義」,灰記看得懂的漢字。眼前的情景輕易令灰記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東京街頭的反核簽名運動。反新自由主義、反核等這類左翼關懷不分地域,總存在著,不管規模如何細小。而灰記從留學加拿大形成的國際主義價值觀也沒有因為長居香港而消退,任何排外思想,包括近年在香港興起,以仇恨中國內地人做賣點的港獨情緒,總刺激灰記的神經;任何開放的對外交流,例如這次的日本交流,都是灰記珍惜的事物。

同行的是一些關注人權的律師和教授,大家剛觀看完灰記製作的《709人們》,一齣有關15年7月9日開始,中國當局大規模抓捕人權律師和維權者的紀錄片。 放映座談結束前,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東澤靖作總結發言,提到兩重點,第一,影片受訪者,特別被捕維權律師家屬據理力爭的抗爭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第二,這種權力機構濫權的情況離日本其實並不太遠,幾十年前為人權奔走的律師也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位東澤教授很關注亞洲人權以及法律同行的福祉,他是亞太律師協會The Law Associ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日本代表,709大抓捕兩周年,亞太律師協會於7月26日再度發表聲明,極度關注事件,譴責中國當局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聲明特別重申亞太律協是該地區律師協會以至律師的代表機構,致力保護會員免受逼害、侵權和不恰當的限制。

這份聲明連同世界其他律師組織的聲明,是709大抓捕兩周年,國際法律界向中國政府施壓的努力。不過,負責這次日本放映活動的東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阿古智子補充,日本弁護士協會與受中共控制的中國律師協會關係良好,一般日本律師賺錢至上,關注中國律師人權被侵犯的是極少數。其中一位是Human Rights Now的秘書長兼理事伊藤和子,她的機構有份主辦這場供日本律師觀看的《709人們》放映會。她本身是律師,針對日本國內國外的侵犯人權事件,表達關注和向政府施壓,因而惹怒日本政府,成為被政府暗中監控調查的對象。大家不要天真以為民主國家的政權就不會弄權,不會針對政權不喜歡的人,不會鎮壓反對力量,只是他們的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吧了。同理,人民愈醒覺愈抗爭,傳媒愈開放自由,政府愈投鼠忌器,這是金科玉律。

阿古智子對只有十多名律師觀看影片感到有點失望,她原來希望影片能對日本法律界帶來較大的衝擊。灰記鼓勵她,影片可繼續在日本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和大學放映,讓她的努力不會白費。說起她的努力,最具體和最重要的就是特別為這齣90分鐘的紀綠片把普通話翻譯成日文字幕,然後找她的朋友平野愛,一位紀錄片製作人做後期製作,附上日文字幕。這些無償勞動相信是出於對中國的一份關愛。阿古智子關心中國的基層與她的經歷有關,她在大阪出生成長,居住的社區有很多在日韓國人以及部落的後代(部落是江戶時代日本最底層的人,一般日本人不把他們當人),都是受社會歧視的人,她受一位中學老師的左翼思想影響,從此養成對基層弱勢的同情。左翼對中國的關懷也是順理成章,於是她大學讀中文,為的就是可以前往中國的農村做研究和扶貧。平野愛在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和丈夫製作很多和中國相關的紀錄片,當中很多都是邀請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合作。

對阿古而言,影片充滿「親切感」,道理十分簡單,因為很多人權律師如江天勇、李和平、唐吉田等都是她的好朋友,所以無論影片拍得怎樣,她都會為看到好友的遭遇與告白而有所觸動。也許因為如此(當然還有正義感),阿古對這次日本放映活動非常關心和努力,除了在東京大學公開放映前盡力宣傳外,還特別邀請灰記和替影片做訪問的江琼珠到日本。我們除參加放映活動,還在阿古的安排下接受了NHK、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以及獨立記者野島剛的訪問。看到東京大學有約一百人觀看,她感到特別開心,因為當中有四分三是她不認識的,證明日本也有人對這齣有關中國的紀錄片感興趣。

日本人的認真亦令灰記嘆為觀止,影片開始前20分鐘,大部分人已就坐,不似香港,遲到是常事。影片放映完,幾乎所有人都留下來參加座談。負責翻譯的阿古還說,1小時的座談其實很不足夠,江琼珠覺得很不可思議。日本觀眾,無論觀眾還是記者,對709被逼害者的遭遇感到難以置信,對家屬的抗爭精神也特別印象深刻。其中一位記者特別提到被中國政府監禁的劉曉波最近逝世,問劉曉波與709能否扯上關係?江琼珠斬釘截鐵說有關係,影片其中一個受訪者江天勇中學時剛遇上「八九六四」,那場被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是對他的啟蒙,而劉則是當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之後劉作為六四倖存者繼續為中國民主奮鬥,而江則在李和平鼓勵下,修讀法律為底層維權。江琼珠特別強調,每一代的民主或社會運動都不是從石頭爆出來,八九民運也是繼承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的探索精神!

然後,中國現在以習近平集大權的強國,以至霸權態勢出現,日本的朋友大多抱有以下疑問:習近平政權下對中國怎樣看?抗爭和外國的關注有用嗎?香港如何自處?

回答這些問題很簡單,現在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在王峭嶺陪同下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最高法院為音訊全無的王全璋尋公道,儘管她們不得要領,還有時受粗暴對待,居住的地方持續受國保監控,但她們沒有半點退縮。而她們所發的每一個聲明都有其他家屬如陳桂秋(謝陽太太)、原珊珊(謝燕益太太)、金變玲(江天勇太太)、樊麗麗(勾洪國太太)、劉二敏(翟岩民太太)等聯署支持。家屬們在習近平要搞獨裁,要全面壓制公民社會下,依然不屈不撓,不管有沒有用,就是希望所在了。

而家屬之所以依然無畏無懼,國際社會對她們的聲援和關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接受NHK專訪時,灰記刻意提到習近平想學習毛澤東,想全國只有他一種聲音,但「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一句「反革命」便可以人間蒸發無人敢過問的「文革」時代已經過去。當然抗議發聲依然要冒風險,依然要付出代價,但動不動殺頭的時代已過去,更何況中國還是有不怕殺頭的人。因此,習近平絕對沒能力做一個讓全民噤聲,讓全民歌功頌德的大獨裁者。

然後,當灰記對日本的朋友說,中國是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變好變壞對鄰近國家都會有很大影響,因此,即使在功利層面,聲援以至實質幫助能令中國向好的力量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很多都點頭稱是。所以,香港如何自處?就一定不是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把頭埋在沙堆裡,幻想香港「建國」/「立國」,道理就是如此的顯而易見。

 

 

「回歸」20年、國歌法、一個民主派的最後底線

令人鬱結的七月一日快將來臨,那個習近平要來香港「威」兩三日,香港的暴力國家機器便如臨大敵,甚麼反恐級別的保安,要派成千上萬警員圍曉習氏夫婦團團轉,警方高層更揚言要想方設法阻止習某人看到任何敏感的抗議字句或圖畫,以免剌激他弱小的心靈。可以想像香港某些地方會變成戒嚴般。以戒嚴方式慶祝「回歸20周年」,只有與民為敵的政權才有此心態,反恐級別保安其實是對香港人極大的侮辱,反對中共極權不是恐怖主義,中共極權才是恐怖主義。當然,那些為中共搖旗納喊的建制嘍囉如鄭耀棠之流不會覺得戒嚴與慶「回歸」有甚麼矛盾,因為他們的共產黨奴才心態就是要千方百計討好領導,人民的權利可以隨意剝奪。

在這個帶來香港人諸多不便的「中國皇帝」未出現前,那些共產黨前任和現任官員,以至那些自動獻媚的香港人,如張曉明、周南、陳佐洱、董建華、梁愛詩、何柱國、梁美芬…,趁著主權移交20年集體暴露,暴露出令人憎惡的嘴臉,甚麼「中央五次釋法為香港好」、「你不準備做賊,為何怕23條立法」、「中央希望剛回家的孩子健康成長,小孩耍小脾氣可以容忍,但不能六親不認、自立門戶、獨立建國」、「香港人被殖民洗腦百多年」、「銅鑼灣書店事件公開,是因為透明度高了」,討厭得無以復加。

與此同時,北京正審議國歌法,不久將來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國歌歌詞或者故意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損害國歌莊嚴形象,都是觸犯國歌法,違者可被公安行政拘留不超過15日。 共產黨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指現時香港玷污國歌不犯法,反映法律不健全,不排除會如國旗國徽法般引入香港。保皇派議員一如所料紛紛做應聲蟲,贊成引入國歌法,如引清兵入關般,進一步踐踏香港人的自由。

中共要立國歌法,然後引入香港,相信與近兩年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賽事,包括近日香港對北韓,球迷大噓國歌有關。在剛過去的亞洲盃最後一圈外圍分組賽,香港於主場以1比1賽和實力較強的北韓,令入場8000名觀眾喜出望外,亦為這個抑鬱的城市短暫沖喜。香港人捧香港隊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偏偏國際賽賽前儀式要奏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引起大批對中共政權,甚至中國沒有好感,以至反感的球迷不快,噓聲亦是不少港人情感的自然流露。相信那些作客的外隊球員和他們的球迷都搞不清,為何主場的球迷要噓自己的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外國球員和球迷當然不會明白。舉同樣是足球為例,英國 並非由一支統一的英國隊出賽,而是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各派代表隊出賽,各有隊旗和隊歌。英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隊歌是《天祐女皇》,即英國國歌;蘇格蘭的隊歌是Flower of Scotland《蘇格蘭之花》;威爾斯的隊歌是Land of My Fathers《父輩的土地》。蘇格蘭和威爾斯都有自己的歌曲作代表,隊員和球迷都對這些歌曲表達了團結和親切的情感,蘇格蘭幾年前才公投是否獨立,即使公投結果是留在英國,但絕不表示蘇格蘭人放棄他們的民族認同,至於和英格蘭比較接近的威爾斯,也要有自己的民族和區域認同。而當奏出《天祐女皇》時,不少北愛隊員都顯得很不自在,雖然現場一般都沒有噓聲,但偶有口哨聲,一幅絕不和諧的畫面。無他,北愛分成親英和親愛爾蘭兩派,當地的愛爾蘭共和軍同英軍暴力衝突了幾十年,近年才協議停火,而北愛的新芬黨是主張北愛脫離英國獨立的政黨,不少北愛爾蘭人都認為北愛應該有自己的隊歌,這樣才能團結所有北愛爾蘭人。其實北愛在其他一些體育賽事如板球,的確有自己的隊歌,叫Londonderry Air《倫敦德里小調》。

香港由港英殖民時代開始已獨立參賽,而記憶所及,起碼在後過渡期香港隊出賽已沒有奏《天祐女皇》,就好像某時期電視於每日完播時取消播《天祐女皇》一樣, 只有官方場合才聽到《天祐女皇》。香港人亦有廣東話改歌詞惡搞版,拿《天祐女皇》來開玩笑,英國也沒有要立「國歌法」來懲治不尊重國歌的人。一來英國是民主國家,二來英國人有自知之明,了解到他們是殖民統治香港,沒法強逼香港人認同英國,反而知道要把香港交給中國後,更害怕香港人認同英國而要大舉移民英倫,老早已修改國籍法防止香港人湧入。

中國雖然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中共始終是習慣了專制的獨裁政權,因為他們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已經破產,連大陸人也欺騙不了,所以只能以充滿法西斯氣味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麻醉大陸以至香港人,以強逼香港人認同中國大一統,並以中央絕對權力來貶低香港的自治。正是自治受壓,兩制岌岌可危,對中共強權,甚至對中國的反感,很多人訴諸情緒,既然香港隊沒有港人認同的隊歌,只有《義勇軍進行曲》,便只能向這首歌發洩對黨國的不滿,於是出現了熱烈擁護香港隊,卻要向港隊的隊歌柴台的「荒謬」場面。無論中國或香港政府,藉國歌宣揚「愛國主義」的算盤打不響,更惹來反效果。

只是,權力沖昏了頭腦的中共,不去理解為何有人對國旗國歌反感,不去理解「愛國」不能勉強,一貫霸道家長式作風,就是以刑罰來脅逼別人去「尊重」國旗國歌,去「愛國」愛政權,將人的自然情感強行壓抑,這樣只會惹起更大的叛逆和離心。而無論共產黨還是它在香港的代理,包括香港政府,對這些逆反心態衍生的港獨情緒,就只有惡言相向,伺機打壓。例如那位7月1日便就任特首的林鄭,之前才說港獨未形成思潮,跟著便說對任何港獨行為都要嚴格執法,與沒有法治觀念的中國官員語氣如出一轍,完全妄顧香港仍是普通法地區,公民有言論和表達自由,舉辦一個和平集會宣揚港獨這種港獨行為有何不可!而那些嫌國旗國歌法還不夠,急不及待要求為23條立法的人,如梁愛詩、何柱國之流,都是缺乏人權觀念的國家主義/極權吶喊者。

面對國家主義的全面當道,還自稱愛好民主的香港人便只能更高喊喊了幾十年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口號,並以此為最後的底線。不但口說堅持言論、表達、結社自由,而且要身體力行擁護這些權利,不管行使者是否意念相同的人,不管言論和作為如何「政治不正確」,如何冒犯。早前幾位非建制議員陳志全、朱凱迪和羅冠聰以及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到台灣訪問,出席台灣國會關注香港連線成立的記者會,被建制派議員聯署聲明指勾結台灣勢力要讉責之。建制派狙擊港人與台獨人士交流意料中事,想不到民主黨前議員李華明也寫文章加入合唱,指此次訪台之舉觸動中央神經幫倒忙,民主要由自己爭取云云。

好一句「觸動中央神經」,言下之意要為言論和行為設限,以免觸怒北京。他在文章還寫道,陳志全和羅冠聰不講回歸,只講主權移交,證明他們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要港獨,說自決只是掩人耳目(大意)。李華明當然有他的言論自由,但作為自稱民主派,即使立場如何溫和也好,捍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底線。現在不認中國人犯法嗎?主張港獨犯法嗎?到台灣與台獨人士交流犯法嗎?身為民主人士,看到來勢汹汹的國旗法、23條可能立法,不去反駁這些法例很多都與世界先進潮流脫節,對人權自由造成極大傷害,卻去抽秤幾個非建制人士行使自由意志。

兩岸關係到了𣲙點,李華明歸咎台獨政黨上台,並認為民進黨因此而暗助港人對抗中央,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被利用。首先,李華明對民進黨語氣的不屑,其實是對台灣人民的極大侮辱,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經過不懈的抗爭和鮮血的代價,最終爭取到民主,是華人社會最成熟的民主政體。此次民進黨上台,是台灣人一人一票的選擇,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又如何?再說,共產黨和國民黨各為自己的政治目盤算,英治時期也曾在香港爭取左右派支持者,鬥過不亦樂乎,現在台灣人、民進黨支持香港人爭民主,和其他國際聲援一樣,都沒有甚麼大不了。只是李華明這類被中華民族主義和大一統觀念洗腦的人才會大驚小怪。

不知道民主黨內有多少個如李華明這類的「弱雞」民主派。剛於去年缷任的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未加入民主黨前就曾甘冒惹中方不悅,說過尊重台灣人民自決的話,相信卿姐加入民主黨後也不會變得如李華明一般見識,為自由、人權設限,言論甘為當權者所用。現在未立23條,那個新特首被逼也好自願也好已經說對港獨行為要嚴格執法,將來23條立了法,港獨可能講吓都有罪,更不要說去台灣與民進黨或時代力量議員見面。自稱民主派的人,是否希望香港變成這樣?這樣的香港還有何自治可言?李華明可能會反駁,你不觸動中央神經便不會這樣。Sorry囉,澳門是一個活生生的反面例子,正正因為澳門社會如此聽話,中共才能順利在當地立23條。正正因為澳門社會如此聽話,中共才能永遠擱置澳門的民主進程。

而事實上,全世界民主成熟的社會都不會把和平手段推動分離主義視為罪行,更不會DQ宣揚獨立的議員或參選人,也不會一個地區首長和官員對中央首長和官員如香港般卑躬屈膝。這個博客都講個N次,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魁獨政黨搞過幾次公投,雖然加拿大聯邦政府不承認公投效力,但絕沒有如中共般喊打喊殺,要拉要鎖。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由主張獨立的政黨勝出選舉,組成地方政府,並推動加泰隆尼亞獨立。雖然西班牙最高法院宣布地方政府違法,西班牙政府也表明不會坐視不理。但看來仍是西班牙政府和加泰隆尼亞政府之間的政治角力,相信是香港政府官員想也不敢想的政治角力。

然後上文都有提過,英國卡梅倫政府幾年前容許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果多數蘇格蘭人決定留在大英帝國。然後就是我們的近鄰,沖繩反美軍基地與琉球獨立運動。以反美軍基地作競選政綱的翁長雄志當選沖繩縣知事(是普選,不是小圈子選舉),為了反對美軍建立邊野古基地,為了沖繩人民的授權,不會因為自己是地方首長而不敢觸碰首相安倍晉三,還逼使安倍與他見面談基地問題,雖然仍是各自表述,日本中央政府繼續邊野古工程,但抗議活動不絕,翁長雄志還參加了反美軍基地的集會。我們很難想像林鄭月娥會與香港人一起集會爭取雙普選,或為堅持香港自治逼使習近平與她見面,表明不容北京干預香港事務。而沖繩有不少主張琉球獨主的人參加選舉,也沒有DQ事件出現。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無論如何不足,都比中國的共產黨獨裁進化得多,不管中共說多少遍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只要不是利益沖昏頭腦或被共產黨的「中國大一統」意識洗腦,有點民主觀念的人都看得出無論自決或分離主張,都是基本人權,提出這些主張沒有甚麼大不了,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年青時也曾提倡過湖南獨立。灰記之所以對一些港獨派反感,並非他們提倡港獨,而是他們提倡仇恨中國內地人的香港民族主義。即使如此,灰記絕對捍衛他們的人權,不會因為他們的主張不是灰記的一杯茶就覺得剝奪他們的表達權、參選權以至當議員的權利無所謂。

而只要清醒一點,就知道中共是先打港獨/自決,再打其他民主派或左右開弓。中共的一些發言人說過,雨傘運動是向中央爭奪管治權,換言之,爭取普世標準的普選,爭取真正自治就是與中共爭奪管治權。那些溫和民主派應該清楚明白,如果你們仍在意真正意義的民主與自治,你便不能不觸動共產黨的神經,已經沒有多少和稀泥,或曰「休養生息」的空間,也沒有多少自欺欺人的空間。

 

「顛覆」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灰記幾乎每年都有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對支聯會的綱領或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除了覺得「平反」有點「封建」意味,以及「民運人士」可能要修改為「維權人士」外,其他都很積極,只是疑問何時才可以實現,我們這一代人是否能活到這一天。灰記必須再次強調,即使我對綱領/口號有這樣那樣的意見,都不會要求支聯會改綱領/口號才願參加六四悼念。灰記想像不了做人為何要那麼自大,更何況那些綱領/口號相當積極。

灰記覺得這些綱領積極,不因灰記是什麼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相反,灰記是執迷不悔的國際主義者。無論六四發生在北京還是在布拉格還是在拉各斯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屠城的政權不應被追究責任嗎?專政的體制不應結束嗎?民主不應被建設嗎?只因為六四發生在中國,「建設民主中國」便變得刺耳?難道民主中國比專制中國對世界更危險?

除了這些獨派/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念念不忘要清算的綱領/口號,灰記反而更珍惜六四晚會讓人有靜思的機會,聽聽依然活在獨裁高壓下的內地抗爭者難得的聲音,如天安門母親,如堅持紀念六四的民運/維權人士等的聲音。看維園的上空,回望眼前這塊依然還有自由的土地,灰記真的不會只想著這塊香港人視為家的地方,而是牽掛著北方那些未死的人心,即使未必有勇氣與她/他們同行,也決不對她/他們的處境不聞不問。

當大會司儀提到2012年6月6日「被自殺」的李旺陽如何在監獄被折磨致殘廢時,灰記看到鄰近不少人用紙巾抹眼淚抹鼻涕,灰記也禁不住眼眶發紅。而當林耀強講述當年如何目睹工人被軍隊開槍射殺,北京學生和市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他,千叮萬噣他將中國發生的血腥屠殺公諸於世,他亦了解到這是他一生的責任時,很多人都感到十分觸動。這些情感的表現很能說明一切,不管是基於「同胞之愛」、「愛國之心」、「人道精神」、「國際主義」(現場也有不少外國人),到維園集會的人,很多很多都自覺不能與北面所發生的一切切割,特別六四在大陸從未停止過,切割等同背棄自己的責任。

因此,練乙錚所謂「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氣短集: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絕對代替不了這種「深刻」的情感。「我不是要前瞻香港的未來,至少在這晚,即使我要前瞻香港,也要把中港人民的命運結連,至少在這晚;我的心不但要與六四死難者,也要與現在中國的抗爭者在一起,至少在這晚。」

其實練先生要以「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代替支聯會的口號,相當不倫不類。首先,六四集會就是為了悼念六四死難者,無必要再特別喊此口號,悼念是莊嚴肅穆的,是沉靜的,很難想像幾萬人高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的畫面,好畸型囉!至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比「追究屠城責任」消極,為何要退卻?而且灰記懷疑這口號放在928雨傘紀念日會好些,因為當晚盛傳警察會開槍,解放軍會入城,很有「昨日北京,今日香港」的感覺。

練乙錚的文章要把港人的六四情感簡化為「恐共/仇共」,大玩「民主」與「集中」的文字遊戲,故意忽略反貪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任何一個訴求的實現都是衝擊中共一元化政體的缺口,然後執著於它是否一場民主運動,以顯示中國人「民智未開」,對香港並沒有啟蒙作用,港人的政治和感情寄託並沒有紮實的基礎,這種分析完全是迎合港人「醒目仔女」充滿自私自利計算的性格,目的也是迎合一些港獨/本土派(也是某種港式「醒目仔女」的典型)的「仇中」情緒,把港人僅有關注內地抗爭的紐帶切斷,把港人僅有超越只計算自己得失的珍貴情操消滅。但正如他的六四口號也不得不用「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流露港人與大陸人最終面對中共政權這一殘酷現實,只是大陸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嘗盡中共的苦頭,舉牌聲援香港雨傘運動也要坐牢幾年。如此顯而易見的「唇寒齒亡」情勢,練乙錚和他的信眾卻偏要選擇視而不見,「我地顧掂香港就得,大陸唔關我地事」。

諷剌的是,「河水不犯并水」是中共長期麻醉香港人的口號,並多次警告香港不能被用作「顛基」基地,皆因中共眼見當年港人出錢出力支援北京民運,而香港因為資訊和行動自由,很容易將「反動」訊息傳給內地,鼓動內地人的抗爭,威脅中共的統治,長期以來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光榮傳統,練乙錚和一眾港獨/本土派卻看成包袱,竟和中共心意相通,必除之而後快。只是,時移勢易,今日中共快要「兵臨城下」,把「一國兩制」極盡扭曲之際,港獨/本土派去高喊「切割、切割」、「中國唔關我事,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不是很思覺失調嗎?

其實要切割也罷,停止悼念六四也罷,香港現在還算是自由多元,練乙錚不是說過香港「天下三分,各有各做」嗎?港獨/本土派要與內地人切割,要與六四say good bye,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灰記也奉勸那些老餅不要介懷。但問題是他們的導師練乙錚硬要「革」支聯會的「命」,以迎合一些港獨/本土分子仇視中國人的狹隘本土情緒,甚至在一有關六四的論壇,要把這個民間團體與台灣的蔣經國政權相比,要支聯會學習蔣經國閞放黨禁的精神,容讓異見聲音,大家說奇怪不奇怪?蔣經國是台灣的獨裁者,當年對台灣人民掌生殺大權,支聯會根本不能與他相提並論。支聯會當然有很多不足之處,說他們不夠開放也可以,但二十多年來,很多人即使知道他們的不足(包括灰記),都支持他們每年搞六四集會,平日關注/支援中國內地的民運/維權人士,近年則加上六四紀念館。市民捐款給支聯會也是知道要搞作這些東西,只有一些無知的港獨/本土派學生才會高叫支聯會收了錢不知在做什麼。當然,支聯會可以做得更好,永遠都可以。但有哪一個團體不是?

那麼,練乙錚先生,你要支聯會開放給不同政治光譜包括港獨/本土團體,你要搞作什麼?要支聯會得閒搞個六四港獨論壇?其實近年冒起的一些自決派如香港眾志、朱凱迪、劉小麗等,連同社民連、人民力量等都是在與支聯會互相尊重的原則下,在維園集會「各取所需」,他們於晚會後遊行到中聯辦抗議就顯示與支聯會取態不同,但不是與大陸切割,而是聲討屠夫政權(當然都是香港暫時可以自由搞作的表態動作)。換言之,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當然不包括建制保皇黨)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也一樣可以合作,也不見得他們很熱衷要加入支聯會,改變支聯會。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還是那一句,香港暫時還是多元自由的社會,沒有人可以壟斷任何政治公共財,狂妄如梁振英也不可以,支聯會更加不可以。嘴巴是你的,手腳是你的,沒有人可以強逼你做或不做任何事。練先生如果還沒有忘記初衷,你為港獨/本土派的「勇武」抗爭推波助瀾,現在很多人面臨暴動罪的檢控,有些甚至已身陷囹圄,不少人感到迷失,充滿負面、恐懼情緒。灰記還要提醒一下閣下,去為這些「魚蛋革命」被檢控者奔走的還不是那些泛民律師,包括在六四集會發言的林耀強。那些港獨/本土派的頭面人物,包括閣下,有否關顧一下那些觸犯暴動罪的nobody呢?你有否想過繼續若無其事的當港獨/本土派的中間人,將皮球抛給支聯會,是很不負責任的懦夫行為嗎?

最後,灰記沒有興趣回應「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練乙錚自稱嶄新,可以拉近泛民與本土距離的六四論述。歸根究柢,無論練的論述如何獨到也好,關鍵是不能助長港獨/本土派只說不做,批評別人做不好的懶散作風。正如練乙錚所言,六四是政治公共財,他或他的信徒高舉他們的旗幟,號召他們的群眾就是了,支聯會如何封閉,如何迀腐,干卿底事!

然後,灰記也想講講對以下句子的一些看法。「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灰記實在沒有興趣爭論香港人是否愛國,但香港「顛覆」基地的歷史卻有趣得多。 滿清與民國時代,灰記就不相信香港人不關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長期以來,不少「仁人志士」,不容於中國政權的異議者避難於香港,孫中山有之,共產黨人有之,民運/維權人士有之。灰記反而為「顛覆」基地,這種香港特質的褪色感到惋惜,而紀念六四至少可以提醒港人珍惜一下這種特質。

其實練先生是否搞亂了?「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反共與擁共不正正反映那些香港人的中國心嗎?家父是反共右派,不知幾愛國,在世時不時批評灰記忘祖忘宗,只不過他愛國民黨的中國。練先生是「老左」,也知擁共者全是愛國,只不過他們愛的是共產黨的中國。反而反殖者未必愛國。1960年代馬文輝很早提出反殖獨立,香港民主化等,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一群青年也高舉反殖旗幟,他們受1960年代末西方學生及嬉皮運運的影響,不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講世界革命,講在地關懷而不談國族主義。

幾十年以後,灰記偶然也會在六四晚在這充滿殖民地情懷的維多利亞公園,看到個別70年代雙周刊成員默默的身影,也看到高舉青天白日旗的親國民黨人士,不知有否良心未泯的「老左」在人群中?⋯⋯

「顛顛」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六四如何本土,也清算不了那樸素的「同胞之愛」

灰記不小心把一個不知名的訊息刪掉,內容是一條問題:今年會否寫六四?苦思了好幾天,這個博客寫六四還寫不夠嗎?別人也寫了很多,支聯會未能與時並進,泛民回應不了本土派的詰問⋯⋯,才疏學淺的灰記還有什麼可以寫?

看了一個名為何正男的港獨/本土派的文章《六四何去何從》,反而覺得有點興味重申自己的一點想法,在思考的過程中釐清了一些思緒。最主要是「去除」了事必本土與否的「緊箍咒」。

為了回應本土派搶奪/否定六四話語權,一些朋友吃力地寫文章,企圖透過闡釋六四如何如何本土以爭取那些本土派青年的「諒解」, 尋找出八九民運與本土派的最大公約數。灰記看著朋友看似徒勞的努力,心中忽然有一㮔強烈的感覺,六四雖然很本土,但它的意義不在本土。

那些說六四很本土的朋友說得沒錯,28年前的5月,數以百萬計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的學運/民運,香港人每日不再只想著賺錢、炒股、買樓,而是牽掛著北京所發生的一切,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三日一小活動、五日一大活動,如此左中右全民忘情投入的運動,怎能不說是本土!及至六四屠城,百萬計港人不只一次公開悼念北京的死難者,全城悲憤(當然更有恐懼),怎能不說是本土!只是當時的香港人不願意/不懂得明言,因為八九六四令很多香港人重拾中國人的身份,我們對北京民運的寄託與失落,都交織著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的相互重叠。

無論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1989年6月4日凌晨以至往後的日子,很多很多香港人是懷著「同胞之愛」而傷心落淚。而這種「同胞之愛」是出於非常非常樸素的情感。灰記敢斷言,若非基於「同胞之愛」這樸素的情感,那萬計hardcore市民,不會年復年的到維園舉起燭光,黯然垂淚。至於那些本土派學生領袖所批評的中國情懷,那些本土派作者如練乙錚、何正男,所要求淡化的中國色彩以迎合本土派,市民「不自覺」地表現出對「同胞之愛」是否也是要被清算的「中國情懷」/ 「中國色彩」?如是,恐怕本土派「革」了支聯會和泛民的「命」,也滅不掉這種「中國情懷」/「中國色彩」。

因此,態度開放如何正男,說本土派要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說「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說「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都沒有認識到這種模素感情的堅韌,更何況,對於眾多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若非nonsense就是假問題。於他們而言,「1989年的5月和6月,我們不正正經歷了本土、香港人、中國人的大融合嗎?」「因為八九六四,香港人對中國的民主化當然有責任,有責任不是說要去領導中國民主運動,而是在可行的範圍下盡力支援。」

當然,香港暫時還是自由多元的社會,本土派要去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或高呼六四關我乜事,悉隨尊便。站在反對一切民族主義/種族優越主義立場,灰記也應該有所警惕,這種樸素的「同胞之愛」也有可能被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利用。但不知怎的,灰記從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樸素的「同胞之愛」,反而看到一種跨越族群隔閡的可能性。何解?其實1980年代香港人憑經濟的優勢,對「落後」的大陸人諸多不順眼,那時不叫本土主義而叫大香港主義。是八九民運拉近了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距離,消減了香港人的優越感。

當然,時移勢易,大陸人與香港人的矛盾與隔閡與日俱增,但香港人仍然從天安門母親,以至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等的不懈抗爭,看到中國的希望。而支聯會的紀念館和維園燭光晚會,至少讓那些未忘「同胞之愛」的香港人,和那些尋求真相,尋求悼念空間的大陸人再次走在一起,重拾/認識當年的初心。說到底,八九六四無論如何本土,也不獨是香港人的事,甚至不獨是中國人的事,是十多億人的民主進程被槍砲坦克腰斬的世界大事。

於灰記而言,所謂「同胞之愛」,就是對人的樸素感情。當年香港人放下優越感,擁抱大陸同胞,香港人,無論記者還是聲援者,在北京受到空前的歡迎,屠城當日,北京市民冒生命危險也要保護好香港記者和聲援者,希望香港人(當然也有外國記者)將屠城消息傳播出去,那是何等樸素真摯的感情!因此,紀念六四沒有了中國人的身影,不去掉念逝去的抗爭者,不去聲援當前的抗爭者,就成不了紀念六四。其實,任何去中國的六四討論都是悖論,因為六四發生的現場就在中國。

其實本土派如果真的是開明又在意六四的話,效法眾多外籍人士(他們有部分可能是香港人),到維園向中國的抗爭者致敬就是了。你們不願意這樣做,恐怕不是因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外籍人士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紀念),也不是因為「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外籍人士也沒有想到中國民主化是他們的責任),而是在意「六四晚會已淪為政黨(而不是本土派)的鑽取能量的舞台」。因此才會攻擊支聯會和泛民(特別民主黨)領導與中共政權「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有人企圖把維園晚會描寫成中國透過泛民「河蟹」香港人的工具,歸根究柢,是那種樸素「同胞之愛」的感情不輕易向「本土價值」就範吧了!

灰記不想過度美化這種「同胞之愛」,因此加入如下註腳:紀念六四,不因你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反對中國民族主義,不因你是香港民族主義者。人權高於主權,也先於身份認同,「同胞之愛」也好,香港人身份也好,最好除去排他性,讓人的價值得以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