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尚義被捕想到「侵粉」現象

1月6日政權對民主派初選參選者和協調人進行大抓捕,引起國際高度關注,被捕者當中有來自美國的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於保釋後接受多個傳媒/網媒訪問,講述他從美國來香港後以不同角色,與港人一起爭取社會改革的事蹟,以及對香港的感情等,相當感人。

有一定年紀,對香港社運圈有所認識的人,大概都會知道關尚義,1968年他被美國的天主教修會派來香港當神父,為基層街坊作事工,對當時貪污橫行、社會不公有深刻的體會,其後參加過不少社會運動,包括1977年金禧中學罷課事作、油麻地艇戶爭取上樓等,也關注亞洲其他地區的人權。1985年他因要結婚(其太太屠凌珠亦是當年社運圈活躍人士)而不再擔任神職,後來成為專負責人權案件的律師。他與1974年從義大利來港的甘浩望神父有共通的地方,例如都受到上世紀60年代歐美自由主義/左翼思想運動、民權運動的影響﹐希望到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與當地人一起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實踐他們心目中人類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理想。

現在香港某些「本土派」或機會主義KOL,除了散播只有特朗普能「拯救」香港人,美國大選被中共操控及大規模舞弊下令特朗普落敗,讓「親中」的拜登上台等的神話和謊言外,亦一併清算60年代盛行於西方的自由/左翼思潮,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白人至上/極右意識型態「漂白」,把當年西方「進步」青年描寫成一個模樣,都是毛澤東「共產主義」的信徒/同情者而加以抨擊與揶揄,還誇張地指民主黨拜登上台會引領美國「激進左翼勢力」走上不歸路。相信至今對基層弱勢關懷「執迷不悔」的關尚義和甘浩望都會是他們抨擊和揶揄的對象。但灰記所見,關尚義和甘浩望有很多不同之處,顯示追求社會進步的政治光譜相當廣闊,若一律把他們視為毛澤東的盲目崇拜者,中國共產黨的盲目同情者,實在是誤導得離譜。

其實稍為涉獵一下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書籍,也知道即使同樣是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即所謂托派,就對蘇聯獨裁者史太林和中國獨裁者毛澤東多所批評。中國本身也有托派,歷史上最著名的中國托派便是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陳獨秀,他不單是與胡適齊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推手,更是中國共產黨始創者之一兼中共首任總書記,後來因與由蘇聯派來掌控中共的共產國際代表意見相左而失勢,與同樣在蘇聯失勢的紅軍始創人托洛茨基「惺惺相惜」,互通魚雁,並成了中國托派領袖。而中國托派以中共黨內反對派自居而同受國共兩黨逼害,陳獨秀曾被國民黨監禁,1942年亡故。至於與陳獨秀有類同命運的托洛茨基,因史太林逼害而流亡,最後1941年於墨西哥被史太林所派槍手所殺。

最近《蘋果日報》記者發出一則「八卦」消息,香港的社運老兵「長毛」梁國雄和陳寶瑩結為夫婦,其實他們就是香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長毛」對中共極權的嚴厲批判眾所周知,他和陳寶瑩與其他社民連成員到中聯辦抗議中共侵犯人權、虐待政治犯等亦是香港的政治日常。換言之,即使信奉「共產主義」的人,都不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甚至是他們的批判者。前不久日本共產黨不也發了聲明譴責中共在香港的鎮壓嗎?當然,亦有外國「毛左」共產黨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定性為「右翼反動」,為中共/港府鎮壓辯護,例如加拿大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證明國際上的不同共產黨有不同價值取向。當然,現存幾個掌權的共產黨,都是專制極權、賤視人權、禁制自由的統治集團,其餘在歐美資本主義社會「苟存」的絕大部分都不成氣候。

既然國際上非執政的共產黨都有不同的「覺悟」與「偏執」,更何況是「左翼」這個大umbrella下的不同政見者。雖然曾同屬「進步神父」,甘浩望與關尚義不同之處其實很多,熟悉「甘仔」的人都知道他是「無可救藥」的「毛派」,對中國「文化大革命」仍抱有浪漫想像,說「文革」原意是好的,只是實踐出錯,令到很多他的朋友都為之氣結。然而,「甘仔」的「毛左」,或曰對中國的「迷戀」,並不阻礙他對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追求,他不會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視而不見,更不會認為香港的反抗運動是「反動」,他每星期主持的黃雨傘街頭彌撒便是一例。

關尚義其實是一位自由派,他當年受爭取黑人平權的馬丁路德金啟發,反對越戰,但不代表他是毛澤東的「信徒」,他在訪問時強調自己受馬丁路德金非暴力抗爭理念的影響,是與激進左翼以至一些共產黨人「崇尚」暴力抗爭截然不同的取態。若灰記沒記錯,他是美國民主黨員,曾任美國民主黨香港支部主席。灰記估計,以他對基層弱勢的關懷,應會比較傾向Bernie Sanders的相對較靠近勞工和基層政策,有點類近北歐的「福利主義」。但在民主黨保守/建制勢力拉扯下,Bernie Sanders的主張很多都被妥協掉,拜登出選就是極大的妥協。說Bernie Sanders是左翼,在一向反共偏右的美國社會的語境還說得過去,說拜登會引領美國「激進左翼」走上不歸路則純然笑話一則(雖然灰記樂於看到美國的「激進左翼」進入主流政治)。

老實講,左翼對勞工、基層弱勢的關懷,左翼人文主義,追求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理想又有什麼不對?有人說人人有差異、男女有差異、種族有差異……,所以不可能完全平等,否則就會造成「逆向歧視」。這種講法,無疑是對過去不同社會爭取人權、爭取社會平等、進步的努力的反撲。灰記雖云左翼,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人沒有差異,更不是追求人人倒模一個。過去很多施之於不同人的暴力,就是不容「差異」所造成,一些被認為智力/精神有問題的人,如何被關進瘋人院摧殘;原住民被後來者視為文化落後而被驅趕,甚至屠殺;黑人被認為是低等人而被殖民主如物件般販賣和勞役;女性被認為應受支配而成為男性的附屬物;不同性傾向者不是被認為有病就是邪惡而受制裁……。假若沒有女權運動,西方社會今天恐怕女性仍未能投票,絕大部分仍被「禁錮」於家庭之中,身體無法自主,亞洲婦女就更加不用說了;假若沒有黑人民權運動,恐怕美國很多地方仍然實施種族隔離,最好的職業只留給白人、最舒適的社區只有白人才能享用,3K黨可隨意殺害黑人而不受制裁(事實上,現在結構性的種族歧視仍未消除,黑人仍是制度的受害人,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仍十分普遍);假若沒有同志/LGBTQ運動,恐怕同性戀仍是罪行(事實上,香港雖然同性戀非刑事化,但比起其他已發展地區,對不同性傾向者的歧視依然嚴重)。

其實所謂平等,是平等權利,公平待遇,並非特權,之所以某段時期要實施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是要彌補過去對例如黑人、婦女等的歧視與剝奪,所以要透過「優待」的方法盡快縮窄差距。香港平權政策相當落後,但在少數族裔和同情者爭取下,政府終於同意不要求他們的中文能力與華裔學生一樣,可參加為少數族裔而設,程度淺易得多的中文試,及格的話再加上英文及其他主要科目達標便可以考取本地大學資格, 這亦算是一種變相的affirmative action,以稍稍彌補政府少數裔族中文教學的失敗對他們所造成的不公,令較多少數族裔能考上大學(不過,因為少數族裔中文教學失敗,令絕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未能掌握中文書寫和閱讀,亦令他們難以找到好一點的工作)。這當然與美國有一定大學學位,以至政府職位留配額給某些族群的做法不能相比,不過,後來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給特定族群配額違憲,大部分州的做法是機構在招募和升遷過程,較多考慮有潛質的少數族裔和婦女,有9個州則明文禁止平權政策。

因為多了一些糾正做法,西方社會近年的確多了有色人種和女性擔任政府和私企的要職,文化體育圈,以至銀幕和螢幕都多了不少非洲裔、阿拉伯裔、南亞裔、東亞裔的身影,這難道這不是好事嗎?不過,男性白人主導的社會型態仍然牢固。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財富再向富裕階層傾斜,各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增大,歐美以白人為主的社會上層,其實影響力有增無減。貧富差距增大令基層白人的生活壓力愈來愈大,甚至覺得沒有了尊嚴是事實,但不去正視「壓迫」的源頭,訴諸種族主義,「窮人鬥窮人」卻是走回頭路,被特朗普忽悠也就難以避免了。

說到「侵粉」現象,臉書上不少本地朋友辯稱並非要擁抱特朗普的極右主張,只是策略性支持他連任,因為他對中國夠強硬。這說法其實亦值得商榷,不少論者已指出,中國在新疆興建「再教育營」強行改造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政策,並非去年才發生,但特朗普之前一直都沒有批評過中國,還說過興建「再教育營」是好事的話(他到卸任前才稱這是種族滅絕政策);2019年「反送中」運動,港警殘酷鎮壓,特朗普的心思全放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並沒有聲援香港人,最多說句相信習主席會處理好之類的說話。那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並非由他提出,而是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努力的成果。他是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失控,影響他的民望才與習近平「反臉」。後來才有制裁與新疆種族滅絕政策有關的中共官員,及鎮壓香港抗爭的中港官員的一連串行動。

灰記不會否定特朗普政權後期對華強硬,但傾向理解這是民主共和兩黨對華政策的共識,兩黨現在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以至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其實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都是基於這些認識)。拜登如何「軟弱」都好,都不會走以往「妥靖」路線,實際上他所提名的國務卿布南肯都表示認同特朗普對華強硬的路線,其他國防部長、貿易部長等被提名者都作出對華強硬的發言。至於美國繼續對華強硬,是否會為香港帶來轉機,以至對新疆、西藏的人權改善有幫助,亦未許樂觀,中共嚴厲控制新疆、西藏和「改造」香港的決心不易動搖。至於往後西方社會是否基於不希望專制極權成為主導世界的「新價值」,而在人權、民主問題上與中國、俄羅斯等徹底「較真」?又會帶來甚麼樣的後果?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大?被中共納入全面管治框框內的香港,是否只會成為中西價值衝突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武漢肺炎全球肆虐之後,世界似乎變得不一樣,面對難測的變局,香港人如何自處,實在是十分沉重的課題。不過,有一點肯定,美國選舉結果塵埃落定,拜登已就任總統,若仍然如強迫症般,被一些pro-Trump KOL的陰謀論牽著鼻子走,對香港人的奮鬥並無任何裨益。

此刻,面對「全面管治」的衝擊,仍然堅持奮鬥的香港人依然不少,有些仍不忘聲援中國大陸反逼害者,如社民連和個別民主派諸君,其實why not。十二子「送中」案,中國大陸律師勇於為他們辯護遭除牌而終不悔,如盧思位、任全牛。而明知會被打壓,亦仍有大陸人權律師聲援盧、任兩人,香港亦有人作出聲援。可預期,香港愈接近一個中國城市,這種兩地相互聲援的舉動更顯珍貴。而在這種艱難時刻,關尚義他們所追求的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理想尤為重要,因為政權要的就是大家放棄這些追求,成了只求自保的自私自利順民。

完結前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多年前灰記曾在北京親耳聽到一位律師協會副會長(相信是中共黨員),毫不避忌地說自己認同白澳政策(澳洲上個世紀直至70年代所實行歧視亞洲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惡劣政策),指有色人種落後愚昧(似乎很合陶傑之流的口味),只有白人才能治理好澳洲。依他的邏輯,應該會認同南非臭名遠播的種族隔離主義,以至美國60年代以前南部州份的種族隔離政策。當時灰記想,他這些想法在中共黨內有多普遍。去年偶然從網上聽到一位「紅二代」的牛津博士高談闊論,指中美對抗,中國打不過美國,應與美國「合併」,中國軍隊替美國執行「世界警察」任務。灰記在意的並非他這種「天方夜譚」,而是他與那位北京律師如出一轍的白人優越論,指中國要歐美白人主導的國家結盟,其他亞、非、拉社會不行,不能指望(真的有點像日本當年「脫亞入歐」的「氣派」)。相隔十多年,兩個中國的精英有同一番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言論,而且竟與歐美的白人優越主義如此合拍,這亦可以解釋為何中國那麼多高官富人趕著將錢和家人送往美加、澳紐和英國等國。無獨有偶,香港一些pro-Trump KOL亦經常流露種族/族群偏見,對有色人種,以至中國內地人多有貶意。灰記希望這只是巧合,而非「右翼排外」的「終極」大合唱。

是的,灰記是一個「無可藥救」的「左膠」。

誰在顛覆

由港英時期1982年首屆區議會選舉,83年全面開放選民資格的市政局選舉,91年立法局引入小部分地區直選,然後九七過渡後,立法會和區議會也舉辦了六屆選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則在99年被董建華政府解散),香港人已習慣了在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部分的自由選舉原則。何謂自由選舉原則,即香港永久居民只要有足夠市民提名和數萬元報名費,便可報名參選,並一定會成為候選人,即使犯罪被判刑者,刑滿出獄後過幾年便可參選(但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便出現褫奪參選權的政治審查,香港的自由選舉第一次被顛覆);滿十八歲,通常居住在香港的永久居民便可登記為選民,有權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投票(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因對參選人和選民的資格有限制,不能視作自由選舉)。

而自從港英政府於88年引入功能組別議席(當時宣稱是過渡安排),到91年引入立法局直選,以代替官守和委任議席後,議員代表市民及界別議政和監督政府的職能等受到法律保障,九七過渡後亦如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會的職權如下:

(一)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二)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四)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五)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七)同意終審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八)接受香港市民申訴並作出處理;(九)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 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 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 查,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 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 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 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 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換言之,立法會議員行使上述職權時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不要以為「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就代表一定要通過財政預算案(人大以後會不會釋法,顛覆這條條文是後話),對立法會的法案和財政預算案,議員可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這其實是常識,很多議員(主要是民主派議員)對不少法案和財政預算案都投過反對票。即使是大陸的人大橡皮圖章,過去也曾有代表投反對票,去年5月人大常委會建議訂立「港版國安法」,不是有兩票反對和一票棄權嗎?但在2021年1月6日,政權竟然宣布,在「國安法」下,立法會參選人若為增加勝算而作出協調,以至勝出選舉成為立法會多數後,行使《基本法》規定和保障的職權會觸犯「國安」重罪,完全顛覆了香港人習以為常的自由選舉原則和市民心目中立法會議員的正常職能。

超過50名參與和協調去年7月民主派初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社工、醫護、律師、學者和市民,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有外國傳媒指這次拘捕差不多囊括民主/本土派的骨幹(已入獄的黃之鋒和被拘押的「快咇」譚得志亦再「被捕」),有人稱之為106大抓捕。除個別人士外,他們被扣查一至兩日後獲保釋,沒有被檢控。警方稱是次行動出動了一千名警員,果真「如臨大敵」,好像這50多人是持械恐怖分子,武力威脅政權!但如此大陣仗的拘捕行動,卻沒有證據對任何一個被捕者作出檢控,因此,外界一般認為這是恫嚇,政權要向處於捱打狀態下的抗爭者不斷狙擊,但胡亂的舉動顯出他們的荒謬,就連親政權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都表示不解,前者指警方講不出證據,上到法庭不入罪反而損害管治權威,後者則稱暫時看不到被捕者有非法行為。

負責為拘捕「解畫」的保安局局長鸚鵡學舌般模仿他的大陸同行,將被捕者形容為「歹毒的團夥」,指控他們「策劃和參與35+初選,繼而『濫炒』癱瘓香港的計劃」,指參加初選者簽署聲明,表明目的是在當選後透過兩次否決財政預算案,逼使特首下台,從而令政府停擺。還煞有介事的說「這是有組織、有計劃,令到香港陷入深淵,如果這個歹毒的計劃得逞的話,香港社會包括經濟、民生整體上受到極嚴重的衝擊和破壞,而香港又要再經歷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而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等而下之「初選等同正在駕車去打劫」講法,智力正常者實在不屑一顧。至於其他為拘捕行動辯護的親政權人士,只是暴露她/他們的「奴才」扭曲心態)。

其實如此聳人聽聞的指控,說穿了就是政權輸不起,害怕其中一個被捕者戴耀廷所提的35+策略成真,若民主/本土派等在立法會勝出35或以上(過半)席位,可有相當大的籌碼逼使政權向民意屈服,正面回應市民的政治訴求,包括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方法就是透過否決財政預案或其他重大法案向政府施壓。《基本法》第 52 條(二)訂明「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在此情況下特首必須辭職 」,換言之,這是《基本法》所賦予立法會的權責,而第一次否決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重選,就是行政長官可藉重選立法會,再就被否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大法案,重新再徴求民意授權,倘若重選的立法會依然作出否決,證明行長官的施政不得人心,下台也是天經地義,完全看不到有什麼顛覆政權的意味。現在政權藉「國安法」向民主派初選秋後算帳,反而令人覺得中共在利用自己制訂的「國安法」去顛覆自己制訂的《基本法》,顛覆香港人享有的權利,令《基本法》形同一堆廢紙。

參與選舉,希望贏取最多議席,甚至執政,相信在全世界有自由選舉地方是天經地義的事,香港人也如此認為。同時,香港人也對現實不樂觀,儘管中共也曾承諾香港人雙普選,但大部分人不相信能落實真普選,由港人民主自治,只是盡人事嘗試爭取,其中一個爭取方式,就是在選舉支持以爭取雙普選為政綱的民主派,以表達對雙普選的訴求。

但最愚鈍的人今日都知道,中共從來沒有打算讓香港實現全面普選,立法會有直選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中共眼中,與英國人簽署的「契約」,即聯合聲明只是權宜之計,過後就成為無用的「歷史文件」,並視根據聲明的精神而制定的《基本法》可隨意解釋,「為我所用」),直選和民主派議員在中共心中只作為一種「政治花瓶」來利用,好讓外界以為香港真的有「高度自治」。所謂「政治花瓶」,就是無論民主派多認真都好,不能讓他們有真正的權力能與政權抗衡,即成為議會大多數。2004年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議席按照《基本法》規定增至30席,與功能界別成五五之比,而按「承諾」,其實07年特首選舉和08年立法會選舉便要實行雙普選,即特首由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全部由直選產生,一直在直選佔優的民主派便很有機會成為議會多數(即使循序漸進多幾屆,直選議席一路增加,功能界別議席一路減少,終有一日民主派可成議會多數)。於是中共不惜違背承諾,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粗暴釋法,叫停了龜速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規定2004年和以後的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部分和功能界別部分各佔一半,就是希望利用親政權陣管在功能界別佔絕對優勢,而在比例代表制下,親政權陣營在分區直選部分最差也拿到三分一議席,從而保證親政權陣營的永續議會多數。

如果從中共的「陽謀」來看,他們是十分成功。從04年開始,連續四屆的選舉,民主派與親政權派議席的對比如下: 04年25對35; 08年23對36(醫學界1席由被視為中間派的梁家騮取得); 12年27對42(1席由梁家騮取得); 16年29對40(醫學界一席由被視為中間派的陳沛然獲得),民主派最低限度都比親政黨陣營少10席,最多更少15席。當中功能界別對親政權陣營至關重要,04和08年的選舉親政權陣營均在30席中取得23席(民主派7席),10年民主黨與中方「秘密談判」達共識,12年的選舉開始,增加5席「超級區議會」的功能界別和5席分區直選議席,立法會亦由60席增加至70席。12年選舉,「超區」民主派稍佔優,5席取得3席,再加上傳統界別的6席。換言之,有「超區」功能界別,民主派只比以往增加兩席,佔9席。而因為民主派於政改爭拗而「分裂」(即公社兩黨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爭雙普選」,與民主黨「談判」路線的分歧),明顯中共與個別民主派政黨「談判」和推出「超區」議席的極有限度讓步,是為了分化民主派,結果目的達到,12年雖然分區直選議席由30席加至35席,民主派只取得18席,與04年一樣,比08年多兩席,亦只比親政權陣營多1席。到了16年,有年輕人為主的本土派和自決派候選人出現,民主派和本土派亦有很大爭拗,結果本土派和自決派候選人共取得6席,與民主派加起來獲得19席,比上屆多1席,再加「超區」和傳統界別共得10席,而取得較上屆理想的29席,但仍與親政權陣營所得議席相差11席。

如果說,2010年的政改爭拗是激進民主派與溫和民主派之爭,16年本土派和自決派的崛起則是新生力量與舊民主派的「決裂」(都是政權樂見的現象)。這亦要追遡至由學者戴耀廷發起「終極」爭取普選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當香港人愈來愈發覺雙普選遙遙無期,民主派每4年提出一次的「爭取雙普選」競選政綱只是口號時,窮盡一切合法手段也徒勞時,13年初戴耀廷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參與者有法律風險較「激進」的「和平佔中」行動,希望逼使中共作出決定,是正面回應普選訴求還是進行鎮壓 ,並就此邀請各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進行商討。13年底,港府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提出17年特首選舉改革方案,建議透過選舉團提名特首候選人,然後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並就方案向公眾諮詢5個月。「和平佔中」組織亦就民間提出的三個方案,即提名委員會、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進行公投,接近80萬人投票,結果「真普選聯」的三軌方案(即三個方案均可)最多人支持,有33萬,學民思潮和學聯的學界方案(即公民提名加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則有30萬人支持,政府當然不承認公投結果。最終政府建議候選人須至少一半提名委員會委員才能「入閘」,港人嘩然,因為等於先由中共認可候選人,才由港人普選,即並非真正具自由選舉意義的普選,因而被認為是假普選。

同年8月31日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指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放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這完全顛覆了港人一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基本法》所賦予自治權的認識。後來發生的雨傘運動,以學聯、學民思潮為代表的青年學生,與戴耀廷所代表的老一輩民主派的矛盾,以至更「激進」的拆大台者(後來的本土派)與學聯、學民思潮和民主派的爭拗,相信很多當年的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政權「不流血,不讓步」的策略下,維持了79日的佔領行動沒有得到任何實質回應,以「失敗」告終,並造成抗爭陣營的「大決裂」。一些「激進」的本土派 ,認為爭取普選已是「假命題」,應該以「勇武」方式爭取獨立建國,他們或多或少受陳雲《城邦論》和黃毓民言論的影響(還有練乙錚、李怡作為「導師」),紛紛成立政治組織,如梁頌恒、游蕙禎等的青年新政,以及梁天琦、黃台仰等的本土民主前線,再加上黃毓民啟發的熱血公民,這些組織經常發動排拒大陸人/新移民的「光復」行動,例如針對水貨客的行動,一時聲勢甚盛。15年6月22日,政府的政改方案在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反對下,大批親政權議員忽然離場下(等候發叔事件),以8票贊成,28票反對不獲通過。已準備脫離民主派的湯家驊,不情願投出反對票後宣布脫離公民黨,並辭去立法會議席,政府宣布16年2月28日進行新界東補選。

16年農曆元旦所爆發的警民暴力衝突,本土派稱之為「魚蛋革命」(其實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已報名參加補選的梁天琦,當晚更在現場聲稱舉行競選活動,更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競選口號(這個口號亦成為日後「返送中」運動「和勇不分」的共同口號)。民主黨和公民黨譴責本土派行使暴力,令本土派與民主派的關係更惡化,本土派聲言與民主派不是同路人。 補選更有梁天琦挑戰民主派楊岳橋的「氣勢」,雖然楊岳橋以16萬票勝出,但梁天琦獲6萬6千票,得票第三(第二為得15萬票親政權的周浩鼎),本土派士氣大振,劍指16年立法會選舉,「革民主派的命」。另外,一些不滿民主派的溫和本土派,或曰自決派亦成立新政團或個人參選,由主要為學民思潮成員成立的香港眾志,以「自主、自決」等口號,派羅冠聰出選立法會,朱凱迪則提出「民主自決」參選,還有與民主派關係較好的素人劉小麗。

2016年立法會選舉充滿「去舊迎新」,「青春無敵」的氣氛,年輕就是「武器」。不過,提出「建國」、「獨立」口號的「激進」本土派率先被政權打壓,政權首次顛覆自由選舉原則,藉選舉主任的政治審查褫奪本民前梁天琦、民族黨陳浩天及其餘三人的參選資格(梁天琦日後亦以「暴動罪」被重判六年監禁,是首批獲重刑的政治犯)。另外黃毓民、陳雲等人聯合的「熱普城」以「公投制憲,永續基本法」為政綱(並否認支持港獨),與其他的「激進」本土派因為爭議席而鬧不和, 結果年輕人戰勝前輩,游蕙禎於九龍西當選,黃毓民落選,青年新政另一候選人梁頌恒於新界東當選,「熱普城」只有鄭松泰勝出。自決派方面,朱凱迪於新界西以8萬多票成分區直選票王,其餘羅冠聰和劉小麗亦順利當選。而民主黨亦有年輕人/新人當選,如鄺俊宇、許智峯、林卓廷、尹兆堅,令這老牌民主派政黨多了一點新氣象。「激進」民主派則僅靠梁國雄和陳志全苦苦支撐。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興奮地稱從此本土、民主、建制「三分天下」。

之後就有人大釋法,政權藉口當選人未能完成宣誓(因當選人以抗議方式宣誓),先後取消其議員資格,顛覆了市民的投票權,被DQ者包括游蕙禎、梁頌恒(未當議員已被取消資格)、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羅冠聰(當了10個月議員被取消資格)等六人。18年3月和11月先後進行補選,結果民主派僅由區諾軒和范國威奪回兩席,其餘四席由親政權者奪得。立法會進一步由親政權者壟斷,政治氣氛低迷,抗爭陣營的政治動員能力日趨薄弱。19年初林鄭政府以陳同佳案為「契機」(台港兩地沒簽訂引渡協議),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將可移交範圍擴闊至兩岸三地,並在不少質疑和反對聲中仍堅持交立法會審議通過,如此局勢下,一般估計由親政權陣營壟斷的立法會,很快會通過法案,反對者難以如03年反廿三條一樣,能利用超過50萬人上街的龐大民意,逼令政府收回成命。但出乎所有人,包括參與者的意外,爆發了可歌可泣、創造歷史的「反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規模之大,動員人數之多,持續日子之長,創意之多,受國際關注之廣,可說是「史無前例」,暴政當前,真的「退無可退」的政治格局,民主派、本土派,新舊老少,暫時放下歧見,拉近距離,「和勇不分」和不割席亦至為難得,多少形成了一個香港興亡,大家有責的「命運共同體」,運動所提的五大訴求當中,亦包括曾被「遺忘」的爭取普選。它成功阻止了「逃犯條例」的修訂,但很多參與者(年輕人佔多數)亦付出被警察施暴、被拘捕、被判刑的沉重代價,五大訴求,除撤回修例外,其餘當局至今仍不聞不問。不單如此,政權藉「鎮暴」而加強社會控制,踏進20年更藉武漢肺炎疫情進一步限制市民示威權利,年中北京亦索性推出「港版國安法」,撕破「一國兩制」的面皮,為大清算,大抓捕舖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兩句「反送中」運動最多人叫喊的口號,被政權視為「違法」。形格勢禁下,港獨和自決組織亦紛紛自行解散,其他侵害人權、顛覆「法治」事件更層出不窮,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部門倖免,1月6日 顛覆港人自由選舉觀的大抓捕,只是向市民的選舉權抽刀罷了。

其實當去年7月11日舉行民主派初選後,政府很快便褫奪12名民主派參選人的參選資格,並於7月底宣布押後選舉一年,政權似乎真的被19年民主/本土派在區議會壓倒性勝選,和超過70%的極高投票率「嚇怕」,不敢再讓市民利用選票表達政治訴求,以至透過議會實際影響政府施政,往後會否再顛覆選舉制度,務求壓下真正民意,不敢想像。而35+的「始作俑者」戴耀廷,幾年前以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方式爭普選,付出坐牢的代價,今次利用想像力,祭出有點異想天開35+的合法抗爭,卻惹來權力膨脹的警察上門拘捕,是否意料之內?他在政府宣布立法會選舉延期後於《蘋果日報》撰文指,「35+實在是一個挑戰極大的計劃,目標能真的達成的機會微乎其微(灰記按:因為親政權陣營在功能界別仍有極大優勢,直選比例代表制,亦保證親政權參選人有一定數量的席位)。老實說, 提出35+是有點『拋浪頭』、『博大霧』的」,終極目標是逼使當權者必須作出決定,一是正面回應市民的政治訴求,一是加強打壓,「中共現在已做了最愚蠢的決定,也不用做甚麼游說工作,國際社會的制裁陸續有來,35+的歷史任務因而也完成了。」的確如戴耀廷所預料,打壓陸續有來,包括50位完成歷史任務的初選參與和協調者被上門拘捕(日後是否再被拘捕甚至被檢控亦難預料),但國際社會的制裁是否陸續有來及有效,則未敢樂觀,至少現在香港人是活在「寒冬凜風」之中,只能設法「圍爐取暖」,實行自救,在被顛覆的權利和生活的「狂潮」中,咬緊牙關。

元旦日遇上「中華民國台灣產」

何時何地,何種狀態,生活總需要一些調劑,元旦日朋友建議到旺角花墟買花,不懂欣賞花的灰記奉陪。走著走著,在人群中赫然發現一個又一個被丟棄,標誌著「中華民國台灣產」的紙皮箱,登時有種難以名狀的感觸。雖說「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每每出現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出生於親國民黨家庭的灰記,卻早已過了面對此旗會肅然起敬的階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每逢雙十節,青天白日旗便在港九、新界很多地區飄揚的情境,離灰記已很遠很遠。也許是前路無明,被「中華民國」這四字牽引也是情理之中,中港台曾經有過錯綜複雜的「糾結」 ,中國已「全面管治」香港,依然「自欺欺人」地以破了產的「一國兩制」向台灣招降,這一招就連墮落窩囊的國民黨也不可能接受。「反送中」運動曾出現過「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但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民主化已經超過二十年,台灣前途不再是國共兩黨「私相授受」的玩意,台灣人有香港的「前車可鑑」,絕不會重復香港的舊路。

在內戰被毛澤東共產黨打敗的蔣介石國民黨,於中國大陸沒有容身之所,一九四九年退到台灣,而因為二二八屠殺,台灣本土人認定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二二八事件,聽命於中共的台共也曾參與反抗國民黨的鎮壓,不少台共黨人因其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變節,而被國民黨殺害)。不過,從中國大陸避走香港的國民黨人、反共人士,卻在這個共產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英國殖民地,繼續奉中華民國為「正朔」,與在香港的共產黨人、親共人士形成兩個陣營,延續「國共內戰」的敵對和競爭氣氛,由政治、文化、教育、體育到民生都有左右之分,你左派有共產黨控制的長城、新聯、鳯凰等電影公司,我右派有國民黨授意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統率香港其他非共影業公司;你右派有香港時報、工商日晚報、星島日晚報,我左派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你左派有香島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我右派有德明中學、大同中學;你左派有國貨公司,我右派有台灣民生物產公司。

至於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足球,「國共」更經常在球場上較量,左派球會愉園、東昇大戰右派球會東方、南華、光華經常成為焦點。莫說體育不涉政治,報道和評論都是「政治掛帥」,灰記還記得清楚,當年的《香港時報》體育版足球專欄,就把愉園稱作「愉快完」,把東昇稱作「日落」,對這兩隊球員的演出都是先入為主的苛刻批評,而非「以波論波」(灰記當年也不會冷靜看這些評論,亦是先入為主的討厭左派球隊和球員),至於左報怎樣招呼右派球會和球員,灰記沒有看左報就不得而知。台灣的國民黨在「足球戰線」佔優在於大陸的共產黨不能容忍與中華民國同場 ,相繼退出世界以至亞洲各大體育組織,於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代表中國出席奧運、亞運(楊傳廣和紀政的故事,相信很多灰記那個年代的人都聽說過),以及其他單項的國際賽事。由於台灣曾受日本統治,只流行棒球不流行足球,香港則因受英國統治,足球十分盛行,直至1966年,都是由香港踢得最出色的球員代表中華民國,例如有球王之稱的姚卓然、「牛尿」黃志強,香港第一位效力英格蘭頂級聯賽球會的「阿香」張子岱,與左派影星白茵結婚的「神童」黃文偉,還有後來評論足球相當有名,也客串電影的「阿叔」林尚義。中華民國並曾於1954和58年亞運會,連奪兩屆足球金牌,都是香港球員的功勞(近年一些當年曾効力中華民國的香港球員如黃文偉、何容興,以曾貢獻台灣為由,成功爭取台灣政府授予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護照)。

整個五、六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依然是這小島的「政治主流」,無論親國民黨還是親共產黨都以中國人自居,逃避共產黨統治的灰記父親,就曾對還是兒童的灰記說:「我是中國人,當然恨英國人。」然後提醒灰記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之所以希望灰記入讀當時一所還是親國民黨的中文教會中學,就是為了灰記能好好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不要「數典忘祖」)。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就是兩種中國人旗海的交量。記憶中,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遠比五星紅旗多,不要說國民黨人聚居的調景嶺,一些徙置區(公共屋邨的前身)亦掛滿青天白日旗,蔚為奇觀。灰記的家不但會在窗外懸掛青天白日旗,灰記亦會拿著紙國旗,走到街上炫耀一下「愛國心」,並以能參加國慶晚會聚餐為榮,還記得聽過「寶島歌王」青山唱「愛國歌曲」。直至七十年代中中學畢業,灰記都是以「反共愛國者」自居,幻想蔣總統「光復大陸,解救難胞」。

當然,當年這塊相對比台灣、大陸自由的土地,除了國共兩黨在各方面的交量,也有企圖獨立於兩黨的文化及教育建設,新亞書院是其中一個重要搖籃,這些來自大陸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流落香港,但相比在大陸全部要噤聲的「同儕」(很多連噤聲的自由也沒有,要毛主席和共產黨交心,最終難逃受殘酷逼害),他們幸運地多了說話的自由。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雖有胡適作「招徠」,但若敢諷刺時弊,鼓吹政治改革,批評國民黨獨裁,一樣當殃,最早期是雷震被判刑和殷海光被逼害鬱鬱而終,後來還有柏陽、李敖等受牢獄之災(他們都是隨國民黨到台灣的外省人)。香港曾長期容納不見容於大陸與台灣的獨立思潮和異見者,除了中國的自由主義,七十年代從西方引入不同左翼思潮(有別於中國官方思想)的本土青年,對推動香港的改革亦有一定貢獻,「混雜、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遺產。

回到「中華民國在香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一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美國總統尼克遜七二年訪華改善中美關係,以共同對付蘇聯,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開始衰退。灰記還記得很清楚,當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時,一些之前親國民黨的同學「跟紅頂白」,隨即批評台灣這麼小怎能代表中國,國民黨統治腐敗,蔣介石獨裁等,好像完全忘記他們也曾批評過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殘暴統治。及後在香港出生成長的第二代亦多關注本土事情,少理國共之爭。

而當香港不同取向的中國人還在爭論那個中國政權是正統時,老謀深算的英國人早就接受現實,在一九五四年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設代辦(顯示日後若要談判香港地位,對方一定是共產黨政府,而不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七年代替楊慕琦擔任港督的葛量洪,回應楊慕琦計劃(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令香港人可多些參與城市的治理),說香港問題最重要就是與中國(指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楊慕琦計劃最終不了了之。而根據2014年解密的英國官方檔案,中國總理周恩來曾於1958年強烈反對英方「將香港的殖民地體制變更為新加坡式的自治嶺」,反映中國亦極力反對推行任何可令香港走向自治的改革,符合中共專權的特性。

到了七二年,中英更互派大使,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當七九年美國「捨棄」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建交,繼承父業的蔣經國亦不再延續蔣介石的「反共復國」政策,香港對台灣的重要性隨即下降,中華民國在香港的「身影」愈見萎縮。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進入後過渡期。踏入九十年代,繼承逝世蔣經國的台灣本省人李登輝專注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有國民黨背景的公司/機構相繼關閉,如香港時報,台灣民生物產公司等。而電影、文化、體育以至商界,一些原本親台的機構/人士,後來都接受現實,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甚至接受共產黨的統戰,如星島報系、珠海書院等。

中華民國不但在香港的「身影」逐漸萎縮,其國際空間亦然,不但邦交國逐一被中華人民共國奪走,很多國際組織的會藉亦被中共取代,或不能再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例如體育就只能用上中華台北(大陸更以中國台北相稱,以顯示「台灣屬於中國」)。 當台灣與香港的關係逐漸疏遠,香港人無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時,共產黨卻計劃以香港作示範,謀求以「一國兩制」方式「統一」台灣。中國七十年代末告別毛澤東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成為中國最有實權的人後,頻頻向蔣經國示好,希望兩岸和平談判統一中國。蔣經國則繼續其「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 後來鄧小平透過李光耀邀請蔣經國會面,蔣沒有應承,因為經過在大陸與共產黨鬥爭的經驗,「共產黨不能信任」。據報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也說過與中共談判是自殺的話。蔣的說話,香港老一輩的人如今應該感觸良多。

不知道現在台灣人如何評價蔣經國,他掌權後沒有放棄蔣介石的鐵腕統治手段,動員戡亂令(類同緊急狀能/戒嚴令)仍然継續生效,白色恐怖依然瀰漫,與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在此多寫兩筆台灣的「戒嚴令」,動員戡亂全稱全國總動員戡平叛亂,是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所頒布的緊急命令,以「平息共產黨的叛亂」,但內戰的結果是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敗走台灣,並將此令一併帶來台灣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台灣人。現在的「港版國安法」有點像動員戡亂令,都是政權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港人的「法律武器」。

很多人將蔣經國、鄧小平兩人的晚年相比,兩個好聽一點叫政治強人,難聽一點叫獨裁者,晚年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蔣選擇開放,於死前一年(八七年)取消動員戡亂令,其接任人李登輝亦加快開放步伐。台灣人經過幾十年前赴後繼的抗爭,付出無數的生命與血淚,逐步實現開放和民主,由一九九六年起,台灣總統不再是永續連任和私相授受,而是由台灣人一人一票選出。當然,和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令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少數手中,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的問題,但台灣現在是華人社會最自由民主,人權最受尊重的地區,則沒有人能反駁。

至於那邊廂的鄧小平,推動「走資」的同時,將政權牢牢掌握於自己和共產黨手裹,至死不悟。八九年血腥鎮壓學生和民眾政治改革的訴求,就是明言拒絕開放政治。缺乏政治改革的資本主義道路,即所謂黨國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比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產生更大問題,除了更巨大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藉公權力尋租的貪腐一發不可收拾。國家(其實是共產黨)「有需要」隨時可以打壓任何民營企業,甚至以不同藉口/形式沒收資產。習近平上台後,其個人以及共產黨的權力更集中,他本人更全面仿效毛澤東,要走上「永續連任」、「唯我獨尊」的回頭路,民間以往因為經濟市場化曾有過的一點空間全面被堵塞,異議/抗爭者受到更大規模更殘酷的打壓。

而在一個趨向更獨裁專權的主權國下,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示範單位註定距離民主化後的台灣愈來愈遠。不過在此之前,共產黨利用經濟利益,引誘台灣的商家巨賈和國民黨政權「靠攏」中國大陸。零八年國民黨馬英九擊敗民進黨謝長廷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曾出現一段「蜜月期」,各方面的交流變得頻繁,客運和貨運可以直通兩岸,不需經過中轉站(通常是香港)。最高潮是一五年,馬英九沒有「遵從」蔣經國的「三不」「教誨」,亦忘記了歷史教訓,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歷史性會面,國共兩黨企圖開展第三次合作。不過,此前的一年,因為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標誌年輕人對共產黨的強烈不信任,反對兩岸經貿進一步整合。一六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六百八十萬票擊敗國民黨的朱立倫和親民黨的宋楚瑜(經常走訪中國大陸),朱宋兩人加起來的的票數還比蔡少百五萬,顯示台灣人並不信任與中共走得太近的政黨。

而蔡英文於接近任期完結時,因為台灣經濟持續低迷(與中共經濟杯葛有關),民望甚低,而由中共「加持」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一度選情看漲。不過,一九年因為特首林鄭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並受到血腥鎮壓,持續超過半年的反抗運動,「喚醒」了台灣人,在「經濟利益」和來之不易的自由自主之間,台灣人選擇了後者,蔡英文在二零年的總統選舉,以八百一十萬票,二百多萬票之差擊敗國民黨韓國瑜,成功連任。二零年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共不斷「文攻武嚇」,軍機犯境,連台灣官員到駐香港的機構履新也被港府(奉中共命)阻撓。而曾經積極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的美國,現在也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加強其「圍堵」中國的態勢。

二零年對香港人來說更是透不過氣的一年,中共彷彿把台灣選舉的「敗局」和與美國的「破臉」,歸咎香港人一九年的抗爭,抑或是出於極度不安的虛弱心理?無論如何,港人最遭殃。「港版國安法」的頒布,標誌中共失去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自信,禁絕一切形式民主自治的聲音,摧毀「一國兩制」。而心領神會的林鄭政權及社會建制,無不竭力配合中共「全面管治」的「君臨」,一起又一起的侵犯人權事件,一個又一個迎合政治需要的檢控、判案和社會「改造」,過往港人所享有的言論和表達自由迅速萎縮, 快到了差不多可與現在的中國大陸和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相比的地步。

曾幾何時,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中華民國之名,對港人以「同胞」相稱,以優惠政策吸引港人往當地升學、定居,因為當時的港人大多是逃避中共政權的大陸「難胞」及其子女,不知當年受壓的本省人對此會有何感想?今日,台灣由本省人政黨民進黨執政,仍稱自己為中華民國總統,被中共咒罵為「台獨分子」的蔡英文,多次聲援香港人的抗爭,並高調探訪移居台灣,曾被中共無理拘押八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但沒有如當年國民黨般,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名義接濟被中共逼害的人,香港人不再是「同胞」,要移居台灣避難,和移居任何國家一樣,並沒有任何優惠。

此刻,那些被捨棄的「中華民國台灣產」紙皮箱,好像一個又一個的「墓誌銘」,教人聯想香港與台灣透過中華民國曾有過的「手足之情」。九七後,特別近這幾年,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在香港已成禁忌,以往曾經「理所當然」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中華民國國慶」大牌扁已沒法公開展示,慶祝雙十也要只能十分低調。 那些「幸免於難」的紙皮箱上的「中華民國」,還能保留多久?「國安法」實施後,不知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會否觸犯法例,也不知武漢肺炎疫情完全受控後,港人是否能繼續示威遊行。而那些仍然堅持遊行時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人、那些曾參與「反送中」抗爭者,以至香港那些成功爭取中華民國護照的前「國腳」,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又會如何體會?

囚的反思

近日香港電台播出鏗鏘集《囚》,是有關來港尋求庇護者遭遇的紀錄片。囚這個字也可以用以形容這一年香港的境況,不但示威者和社運人士,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傳媒老闆、社工⋯⋯,總之與政權有不同意見,看不過眼政權和警察的霸道而提出批評,都至少受過被警察拘捕的對待,被檢控亦很閒常,被判監或長期羈押也發生了。另外,政府以疫情為由,全面打壓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上街表達意見不是被發告票,說你違反限聚令,就是說你「非法集結」,隨時有機會被抓到警署。至於一般市民,就算普通的娛樂和康體活動都大受限制,總是叫你留在家中,即使不與這個囚字連上關係,也大有坐困愁城的感慨。

而此刻最能與鏗鏘集的《囚》有共鳴的,相信是去年和今年被逼相繼「流亡」,在海外尋求庇護或尋找新生活的香港人。他們自覺繼續留在香港生活會有風險,主要是不想被重判、被逼害,或覺得繼續生活在香港沒有前景,因為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已出現巨變。這其實與過去二十年大約三萬來港尋求庇護的外國人(主要來自南亞、非洲和阿拉伯地區)處境差不多,他們當中有人真正逃避政治逼害、酷刑、戰亂,也有人在本國生活不下向外尋找出路,通常這些國家政治和經濟混亂,政權獨裁高壓,貪污橫行等,情況比現在的香港還差得多。這些來港尋求庇護的人,過去受關注不多,偶有比較同情當事人的報道(灰記多年前也曾做過專題報道),主要批評審批極嚴苛,幾乎不可能成功,只有少於0.5%獲批難民資格,另外就是審批時間過長,有些滯留在香港十多年亦等不到結果,其間不能工作,當義工也不可能,只靠極微薄的資助生活,無了期地等候一個希望渺茫的結果,相信任何人都想像得到,對一個人的要求是何等的苛刻。

當然,站在政府立場,審批嚴苛就是不希望鼓勵更多人來㝷求庇護(其實香港沒有收容難民的義務,只負責審批,再由駐港的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負責往後安置事宜),但審批過程緩慢,就衍生所謂「假難民」作奸犯科,或做「黑工」的故事,東方報系就最樂於針對他們繪形繪聲地作出報道,令人誤以為「假難民」滿街都是,威脅市民安全。當然,正如協助他們的志願人士和律師所言,「假難民」一定有,有人犯法做「黑工」也是事實,但一開始政府就把他們看成「罪犯」,他們在這樣的標籖下,在入境處人員的有色眼光下在香港無了期的等候,這亦是赤裸裸的踐踏人權。《囚》則進一步揭露,原已在制度上受到不人道待遇的尋求庇護者,還受到非法羈留,以至酷刑對待,紀錄片因而引起入境處四個職工會群起抗議。這亦不足為奇,鎮壓反送中運動打開政權、警察啫血的潘多拉盒子,不是說政權及其國家機器不啫血,被關在潘多拉盒子裹,也只表示以往暗地裹操作而已,特別對「非我族類」的不人道對待,沒有多少人會關注。今番「黑警」之所以被萬民所指,就是以往也是主流的香港人竟被政權打成「非我族類」,被肆意施暴,濫捕濫控吧了。

再回到《囚》,或囚,香港不能只在經濟上號稱國際城市,在國際關懷上卻自我封閉。但這種有便宜就面向國際,沒便宜就「本土主義」,亦是主流心態。不說其他,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這裡說的少數族裔並非通常養尊處優的歐美人士,而主要是南亞裔人士,是香港為數最多的非華人族群)都備受歧視,落難來港尋求庇護的外國人,處境就更不堪。

去年的返送中運動,參與和支持運動的少數族裔終於可以被主流港人接受,更多華裔香港人願意接觸少數族裔,這種來自主流社會的平等、包容心態其實少數族裔已經靜候多時,有參與去年重慶大廈導賞團,就會見到印裔港人安德里,他也是支援尋求庇護者的社工。如果說香港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就是香港的國際化和多樣性,來自其他國家的香港人能夠在本地有平等就業機會,生活得有歸屬感是最根本,最能反映香港的國際化和多樣性。「重新認識」少數族裔香港人只是起步。

在去年從不同崗位投入反送中運動的人,作出了無數無私的舉動,以至犧牲,大家多多少少要擺脫香港人只作為自己顧自己的經濟動物定性,捍衛也好,追求也好,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普世價值,不就是平等待人,不管來自哪裹的人。我們現在很多人開始關注中國大陸的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以至漢人抗爭/異見者,希望目的不單單是為了向外界揭露中共統治的黑暗,而是真心的人道關懷,希望他們的處境有所改善,即使我們能做的不多。同樣,現在愈來愈多香港人被逼也好,選擇也好到外國尋求庇護或尋找新生活,是否能令大家多點理解外國尋求庇護者的辛酸,不管我們還是否寄望這個政府能做點實事去改善他們的處境。

曾經聽過有人說,「我地自己都顧唔掂,仲理其他人」,當時主要是針對所謂「大中華膠」或「大愛左膠」對中國異見者的聲援。經過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以至今年中國人權律師冒險為「被偷渡」十二子當辯護人之後,「我地自己都顧唔掂,仲理其他人」這兩句話是否還是「理所當然」?

沒有人可以否認香港大變,沒有人可以否認香港社會各個層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國安法」的震懾力亦非同小可,但此刻願意謹守崗位,繼續努力的仍大有人在,受打壓的香港電台記者,仍然願意不惜得罪保安局,得罪入境處,製作《囚》這樣難能可貴的紀錄片,為世界上其中最弱勢的人發聲,香港人應為此感到驕傲(當然很難令這個政府有所反思)。

《囚》或囚這個字很有意思,在被困的處境,更體現人的價值。這個人,不一定要是「自己人」。

「送中」十二子與「反送中」的切割與命運相連

倘若要說「反送中」運動有任何實際的成果,就是叫停了「送中條例」,令中國當局不能名正言順地引渡香港人到大陸受審。但香港人義無反顧的抗爭,卻引來政權加倍嚴厲的報復,除了警察自去年開始的暴力鎮壓和不斷的濫權施暴,今年七月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除了賦予香港政府更多,更嚴厲的「法律武器」以整治香港人外,國安委員會、國安公署的成立,中國官員參與其中;中國國安/公安人員正式派駐香港,再不用「偷偷摸摸」的行動;以及「特殊案件」會在內地審理等,令「送中條例」以一副更獰厲的面孔「回歸」!

「國安法」實施後一個多月的8月23日,12名計劃偷渡往台灣的香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他們是被指違反「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以及廖子文、鄭子豪、鄧棨然、嚴文謙、李子賢、黃臨福、張俊富、喬映瑜、黃偉然、郭子麟和張銘裕。他們曾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被捕保釋中。

據悉「送中」12子以中國刑法第322條,偷越國(邊)境罪,現正拘押於深圳鹽田看守所,他們的家人曾委託中國律師,期望獲得見面機會,了解12人的情況,但當局以種種藉口拒絕律師與他們見面。部分家屬忍無可忍,於9月12日在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和涂謹申陪同下見記者,講述他們三星期來用盡方法都不能得到被拘押的任何訊息,憂心忡忡,寢食難安的苦況。

12子家屬的苦況,令灰記即時想起2015年7月9日在大陸發生的709大抓捕,約300名人權律師和人權分子被當局陸續傳訊問話或直接拘押,一些被拘押律師家屬經歷的過程,和現在香港這群家屬經歷的過程可謂如出一轍。例如709大抓捕最後一個被判刑的王全璋律師,幾個月前獲釋,在此之前他的太太李文足就要度過4年多望穿秋水的日子,特別未判刑前一段長時間(王全璋因為替法輪功和其他宗教成員辯護,於2019年1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監4年半,之前已被拘押了超過3年半),她對丈夫的情況一無所知,委託的律師亦長期不能與王全璋見面,了解情況。

王全璋其中一位辯護律師余文生,因為批評習近平放寬國家領導人只能連任一次的限制,為自己永續執政舖路,因言獲罪,在2018年被拘押,今年以秘密審判方式,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4年。此前的兩年多,他的太太許艷亦是未能與他見面或通話,她所委託的律師亦不能見到他,官方強行委派的律師完全沒有為余文生做過任何事,甚至逃避許艷的查詢。直至余文生被判刑後,上個月許艷聘請的律師盧思位才能與他見面,余牙齒剝落,右手無力,健康情況令人憂慮。

這些被判刑前長期被關押,與外界隔絕的「被告」,大都有受酷刑,身心都受嚴重殘害,王全墇和余文生都不例外。現在這12位被拘押於中國大陸的香港人,會否如王全璋、余文生,以至無數被中國當局無理拘押判刑大陸人的遭遇一樣,確實令人十分擔憂。

香港家屬舉行記者會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社交網站表示,這12人並非民主活動人士,而是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指控嚴重。假若她指偷渡是分裂行為,那麼長期以來中國沿海不少人偷渡往外國(在歐洲並曾發生大批中國偷渡者在船艙、貨車廂被焗死的慘劇),以至大批移民外國的人民和高官的家屬們,是否也在搞分裂?如果她指是他們參與過的「反送中」運動將香港分裂出中國,相信除了部分堅決要與中國切割,高喊「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的參與者外,很多很多運動參與者都不會同意。最重要是華的輕率言論,再次顯示她和很多高官所強調的中國是法治國家,只是一個笑話,12名受拘押人士仍未被審判,一個官方發言人便隨便為他們安個嚴重罪名,離法治很遠,最多只能說是「中國式法治」。而正是害怕這種「中國式法治」,導致去年香港人群起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爆發「反送中」運動。

至於香港政府,除了例牌說與內地有溝通,了解12名香港人情況良好,又指中國內地是不同司法管轄區,香港政府能做的不多。但面對另一不同司法管轄區—台灣時,就有截然不同的說法,兩個月前同樣有5名據稱曾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成功闖入台灣海域,被台灣陸委會扣查,消息近日被台灣官方證實,香港政府即以強硬語氣,要求台方不要包庇罪犯,盡快引渡回港。其實以往中國當局亦有應港府要求將逃往大陸被通緝者送回香港,有份出席記者會的涂謹申亦認為最佳解決方法是將他們送回香港,由香港司法程序處理(他們大部分是「棄保潛逃」)。灰記亦認為這是對12名香港人較好的安排,因為即使現在香港政府愈來愈專制,法治亦逐漸不保,但至少香港人仍可自由聘請律師,法院內仍有一些較重視人權的法官,獨立審案,不會像現在,12人的命運像黑洞。當然,「反送中」抗爭爆發與「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難望鐵了心腸「緊跟中央」「全面管治」的林鄭政府,會為港人的基本權利出力。現在香港人只能持續關注,並期望國際社會不時給予壓力,希望至少令大陸當局不敢過分苛待他們。

談到中國的司法黑洞,長期關心中國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的中國維權律關注組,就此事件在網頁發表聲明,批駁中國當局的說法,指被拘押12名香港人,多名家屬委託的律師未能與當事人見面,理由大多是未辦理公證和當事人已委託官派律師,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2條已清楚指出辦理公證只涉及民事案件,而《刑事訴訟法》亦清楚列出家屬可為被捕人士安排辯護律師,當中並沒有提及要辦理公證。因此,當局並沒有清晰法律依據要求辦理公證,而是應該依據法法律規定,讓被捕人士與家屬委託的律師會面。當然,大家都清楚,亦從家屬口中證實,即使律師辦理了公證,一樣不獲會面。 

至於官派律師,關注組舉余文生律師為例,指余在自拍短片清楚表明永遠不會放棄選擇律師的自由,認為余文生是被脅逼解聘自己委託的律師。因此,有理由相信官派律師是當局安排給被捕的香港人,不管他是否同意,或不同意也以脅逼方式要他同意。

關注組亦提到,獲家屬委託的盧思位和任全牛兩律師,在中國網上受攻擊,指他們與中國人民為敵,指他們代理的是港獨案件,是不愛國的表現。任全牛更透露司法當局指案件牽涉重大,勸阻他代理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1條,被捕人「有權獲得辯護,而人民法院亦有義務確保被捕人獲得辯護」,而第12條亦清楚指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但12名香港當事人除了「未審先判」外,家屬委託的律師亦被警告不要代理敏感案件,截至9月15日,已有4名受委託律師放棄代理案件。他們和他們的代理律師,正經歷無數內地人和代理律師經歷過的「中國式法治」—有可能以案件需要調查長期被關押,官派律師只要求他們認罪,或索性不見他們;有可能因為公安要取得所需口供被施以酷刑;有可能被逼書面和在電視面前認罪;他們家屬委託的律師若「屢勸無效」,繼續為他們的事奔走,有可能被懲處,輕則註銷律師證,重則刑事拘留,像709的律師一樣。

中國那些敢於維護自己人權的人和堅決為他們權利辯護的律師,曾面對和仍面對一個極嚴酷的現實,比現在香港人面對的還要嚴酷。他們當中也不乏同情和支持香港抗爭的人(王全璋律師也有為香港12子的處境仗義執言,指沒有律師協助對他們十分不利),甚至就是因為支持香港抗爭而被中國的公檢法系統修理,此刻這些香港家屬委託的律師未有放棄代理責任,倘若繼續堅持有可能被中國的公檢法系統修理(到時候,那些決絕地要與中國一切切割的「本土派」,又會否仍對這些中國律師的遭遇不聞不問)。此後或陸續有「送中」案件出現,如何不願意也好,權力的無限延伸,令香港人的命運不知不覺地與大陸人再次扣連。

遠的不說,由1989年起,借助英國殖民地和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香港除了是一台賺錢至上的經濟機器,也曾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就是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抗爭事件傳遞訊息,作出聲援,亦聲援被打壓、被捕、被判刑人士(也曾營救過民運人士/抗爭者),令他們走的路不至那麼孤寂。「國安法」實施,除打擊「港獨分裂勢力」,還有針對與中國大陸「顛覆分子」(不管他是民運分子、人權分子、勞工權益倡議者、婦女/小眾權利倡議者、「少數民族」抗爭者,還是人權律師)有聯繫的團體和個人的嚴苛法例,企圖令中港民間進步力量切割,令香港這個特殊角色式微,現在因為有香港人「被送中」,大陸的人權律師反過來扮演支援角色(儘管徒勞無功和充滿風險),不無諷刺,亦令人不勝唏噓。

雖然此時此刻這樣說很不討好,但灰記始終認為,不論香港人的主觀意願如何,香港人的命運不能獨立於中國人的命運。也許,逐步被中國龐大身影濃罩的香港人,對大陸的抗爭多一點認識和關注,中港兩地民間更多的相互理解(政權不也拼命發布片面以至不實的資訊,抹黑香港的抗爭,令資訊局限的大陸人對香港人和香港抗爭充滿偏見,以達分化目的),日子會變得有點不同。

「國安法」下,殖民地之惡的「全面回歸」

過去一年,萬計以至十萬計的市民都呼喊過的口號,如「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如「721唔見人 831打死人 10月1 槍殺人」、「解散警隊」、「黑警死全家」等,如今成了「罪證」,人民力量成員「快必」譚得志因為近兩三個月擺街站派發抗疫物資時,呼喊這些被官方認為「煽動性」的口號,於9月6日早上被捕,拘留48小時後,以「發表煽動文字」「引發針對政府警隊仇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等罪名直接告上法庭,法官拒絕保釋要求,譚被拘押於荔枝角收押所,11月再審。

法官的決定少說也過於嚴厲,譚得志只是呼喊口號,並沒有危害任何人,表達自由也是中共自己制訂的《基本法》所保障,那些口號是否「煽動」,現在仍未有定案,為何要懲罰他,不讓他保釋,完全不合情理。再說,「煽動罪」是一條古老的苛法,隨著人權觀念的不斷發展,避免文字獄,很多普通法國家對法例的應用都有十分嚴格限制,例如發表的文字必須證明有挑起暴力、騷亂或破壞公共秩序的意圖,才算煽動,否則純粹發表讓人(包括政府)不快或對人(包括政府)有敵意的文字,都不構成罪行,都是法例保障的言論自由。譚得志的發言雖有冒犯性,正如全港數以十萬計市民都曾發表無數冒犯政府和警察一樣,都是在行使言論自由,官方現在忽然引用這條過時的苛法拘捕譚得志,是挑戰言論自由,挑戰人權法。而法官如此這般拒絕保釋,把譚得志看成重犯,就是為官方要泡製的文字獄背書。

9月6日原本是2020年立法會選舉投票日,雖然功能組別和比例代表制的制度設計令「民主/抗爭/本土派」取得過半數議席難度極高,但中共及林鄭政府眼見一年來民意沒有逆轉,即使沒可能再次出現去年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反送中」候選人大勝的場面,也不願冒險再有機會讓民氣展現(即使「民主/抗爭/本土派」在選舉取得接近半數的32、33個議席,都會讓中共和林鄭政府難堪),因此,除粗暴取消12名「民主/抗爭/本土派」參選人資格,更將選舉亳無道理地延期一年,理由是武肺第三波疫情爆發。但明眼人都知道中共及林鄭政府的圖謀,希望利用這一年的高壓統治和分化手段,令香港人退縮,令反對陣營分崩離析,再開放大灣區投票,操弄選舉,最終令立法會人大、政協化,或回歸殖民時代的諮詢角色,由「全面管治」代替「一國兩制」,這是北京的如意算盤。

但起碼此刻仍有很多香港人不甘心,9月6日就有數以千計市民走出來抗議選舉延期及「港版國安法」的實施。由於限聚令、「國安法」和公安惡法等的限制,沒有任何團體或市民能申請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當日遊走於油尖旺一帶的市民,不管是否示威者,都有被截查、被捕的風險。同時,由於林鄭政府未敢下令油尖旺戒嚴,市民,只要是一個人、一家人,或不多於兩人的朋友,在油尖旺一帶行走,理論上並沒有觸犯任何法例。於是就出現了一批又一批不知是逛街還是示威,或者兩者皆是的人群(當然,相比去年動輒十萬計的示威場面,現在的規模小了很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市民不只是默站或默行,而是會呼喊口號,除了「還我選舉」外,還是「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黑警死全家」等。警察對付這些遊擊式的示威活動,就是不斷驅趕、截查、拘捕,有的警察態度比較好,但更多的是粗聲粗氣,指罵市民,甚至動粗制服市民:最讓人髮指的就是數名男警將一名12歲女童壓倒在地上,以及數名便衣警員將人在馬路拖行十幾呎。另外,灰記也目睹警察沒有必要地向撤退的人群射胡椒氣槍,弄至很多途人不適。當日有接近三百名市民被拘捕,甚至巴士司機響咹也被捕,這就是警方所謂的「果斷執法」。

濫捕、濫告、濫用武器、不適當使用暴力,以至酷刑,警察無數的反人道違法行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被追究刑事責任,「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當中一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林鄭政府充耳不聞,這亦是那麼多市民憎恨警察,呼喊「黑警死全家」的根本原因。換言之,林鄭政府的倒行逆施,警察的違法暴行,足以令市民憎恨這個政府和這群警察,毋須任何人「煽動」。

「煽動罪」屬《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0條:任何人作出或企圖作出煽動意圖作為、發表煽動文字、刊發煽動刊物等,均可判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兩年。而條例的第9(1)條列出7項煽動意圖,包括「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其他煽動意圖則包括「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或香港政府,「激起女皇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等。

這條源於英國的過時法例,於1938年引入香港,曾經針對香港「左派」對政府的文宣攻擊而引用過,特別「六七暴動」時,不少「左派」群眾/學生因為派傳單而被控「煽動罪」,而今日針對示威者的很多公安惡法也是那個時候訂立。「六七暴動」背景複雜,有中共港澳工委的自私目的,也有中共「文革派」的推波助瀾,香港「左派」有過火的殺人行為和恐怖襲擊活動,同時亦因為香港市民懼怕/抗拒中共統治(當時「左派」陣營高喊「港英不低頭便要走頭」,憧憬中共「收回」香港),而視警方的血腥暴力鎮壓是「必要之惡」。事實上,當時港警對付「左派」群眾的手段並不比現在溫和,濫捕、濫告、酷刑都是司空見慣,「左派」群眾亦有人被警察打死,況且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警察的貪腐和警黑合作的猖獗比今天更甚。

灰記這樣說並非要為由中共地下黨發動的暴動洗白,而是要再次指出殖民地之惡,嚴苛的法例、膨脹的警權都是殖民地制度用以震懾被殖民者的統治工具。港英政府於「六七暴動」後有限度改革和採取懷柔政策,即所謂麥理浩新政,主要是在民生事情上,例如十年建屋計劃等,作出較符合香港人需求的改變。雖然有成立廉政公署打擊包括警隊的貪污,但並沒有改革法例,限制警權,市民的遊行集會自由仍受很大的限制。70年代很多非傳統「左派」的社會運動,由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到70年代尾的油麻地艇戶事件,都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壓。灰記多年前訪問過當年曾參與艇戶事件被檢控,現已退休的嶺大副教授陳順馨,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當年的警察好惡」。

當然,英國在和中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知道要撤出香港,要做得體體面面,留下一個好印象給香港人,自然要實施較寬鬆的統治,於是嚴苛的法例基本存而不用,警隊亦不會「過度」執法,但殖民地制度基本不變,在港人爭取下,要到1991年,才在立法局有限度引入少數幾個直選議席,改變立法局純粹諮詢的性質。當然英國人可以歸咎於中方的阻撓,拖慢政改,正如他們於戰後曾有意在香港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被周恩來警告不能改變香港現狀,又成了他們繼續殖民體制的「托詞」。

末代港督彭定康於香港主權移交前的幾年,憑藉與當時英國首相馬卓安的親密關係,不理英國外交部早已與中方達成的秘密協議,不惜觸怒中方,鑽《基本法》的空子而推行遲來而短命的較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令香港人在1995年至1997年「享受」了不足兩年的「民主之春」,就是民主派在立法局佔多數,通過了一些惠及勞工的法例,如集體談判權,廢除了公安惡法,「肥彭」也因為這樣,成為香港人最有好感的港督之一。但這些改革很快就被中方「另起爐灶」的臨時立法會推翻,中方在意的是要將殖民體制,包括公安惡法原封不動的過渡,以為己用。近年香港人抗爭不斷,政府引用公安惡法的次數愈來愈多。不但如此,當看到香港市民對政府的倒行逆施反抗如此激烈和持久,例如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中方嫌殖民體制也不管用,便不惜進一步破壞原已被中方「全面管治」意志衝擊得搖搖欲墜的「一國兩制」,繞過林鄭政府,制定「港版國安法」,成立國安公署,向香港派駐大陸國安人員,以圖進一步震懾香港人。早已出賣香港自治的林鄭和眾高官,為保權位,亦主動乖乖跟著「全面管治」的指揮棒走。

「國安法」實施兩個多月, 以「國安法」或其他殖民地惡法拘捕市民和公眾人物的事件此起彼落,香港人的自由遂一遂一被剝奪。如今,香港人要面對的是在「國安法」的催促下,為表忠的本地官員,千方百計讓殖民地之惡的「全面回歸」,一些存而不用,過時的殖民惡法重新被引用,譚得志涉嫌干犯「煽動罪」是其中一個里程。

在此時刻,灰記又想起當年曾訪問的「六七暴動」「左派」群眾,有的是派傳單被捕者,有的是採訪時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的左報記者,有的是穿著左校校服而被捕的「少年犯」。他們會因為當年的遭遇而憤憤不平,大呼警察侵犯人權,但絕少提到要廢除這些殖民惡法,最多聽到的說話是「我們當年愛國無罪」。然後去年出現激烈的「反送中」運動,警察的濫權違法,施行暴力/酷刑大家都能在網上看得一清二楚,但絕大部分曾經參與「六七暴動」或與之有關的「左派」人士,都選擇撐警,選擇對警暴視而不見,好像忘了自己當年所受的不公和委屈(印像中好像只有一個人接受電視訪問時為年青人的遭遇而流淚)。為什麼同一套殖民惡法,同一樣的警察惡行,曾經的當事人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你說現在示威者暴力,難道當年的示威者就沒有暴力?你說當年示威者的暴力是被警察的暴力鎮壓逼出來,難道現在的示威者的暴力不是警察的暴力鎮壓逼出來?

灰記並非要這些「左派」群眾認同「反送中」運動,而是他們必須承認,當年他們聲稱被殖民地警察粗暴剝奪人權的事件,如今繼續在香港發生,他們選擇看不見林鄭政府和警察的惡行,難道只因香港己「回歸祖國」,難道只因北京定性「反送中」運動為「勾結外國勢力」的「動亂」?這是雙重標準,是選擇性地認同人權價值。灰記就不會認為當年港英政府和警察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也不會對不少「左派」群眾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以至警暴視而不見,因為人權是十分重要的核心價值,比所謂「國家安全」更重要。而正是這種雙重標準,讓無數惡行有了通行證,今日很多「藍絲」暴徒的暴行都在「愛國」的名義下進行,並很多時得到政權的縱容。

但無論如何,灰記也願意相信,即使在「國安法」下,殖民地之惡「全面回歸」,即使時局如何艱難,深植人權價值的香港人,會以種種方式抵抗殖民地之惡,對抗雙重標準,不輕言放棄。

加罪之城

七月一日「港版國安法」生效,香港正式「退化」成思想審查、以言入罪的社會,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香港官員及北京涉港官員不少人大常委「上身」,隨時隨地為「國安法」「釋法」,或法官「上身」,說這違法,說那犯法,恫嚇港人成了他們的新業務。至於被恫嚇的香港人自有不同的應對方法,表面上,一切如常,在這「武肺」第三波爆發,疫情急轉嚴峻之前, 忙於工作、忙於逛街消費的港式生活好像不曾改變,但其實不盡然。

持續了近一年的「和你shop」行動,在「國安法」下仍然沒有完全止息。這種「和你shop」行動是將港人喜愛逛商場的習慣結合示威抗議活動, 逛商場和抗議活動「融為一體」的港式抗議方式。 在香港未曾實施戒嚴/宵禁下,無論警權如何大,警察也不能隨便禁止市民逛商場,進入商場的市民可以乘機參與網上群組號召的活動,通常都是舉舉標語和呼喊一下口號的「和理非」活動,旨在提醒市民不要忘記抗爭、不要忘記被捕被判刑的「手足」,這些活動不是毫無風險,很多時會引來大批「防暴」警察截查,特別年輕人更容易受針對,不少被截查者受到警察暴力對待,被濫捕,甚至被檢控(不過,有時「和你shop」活動也會「順利完成」,沒有人被捕,市民喊畢口號順便逛商場)。

除七月一日數以萬計市民上街抗議「國安法」的實施外,上星期,灰記就目睹觀塘一商場有大批市民舉白紙抗議「國安法」以言入罪,但就不能避免被截查被捕,但參與者仍無懼地呼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被港府「定性」為有港獨含意的「違法」口號,以抗議政權的「欲加之罪」。及至7月11和12日民主動力等機構所舉辦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恐嚇或違法,初選前一夜,警察到負責電子投票工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所謂個人資料外洩,擾攘了一整晚,導至首日投票要延遲三小時,但仍無阻61萬香港市民前往全港二百多個民間票站投票,投票過程大致順利,政權在那兩天基本冷處理,警察和政權支持者沒有借機鬧事,大概因為有人不想「弄巧反拙」,激發更多市民出來投票。

不過,投票完成後翌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行政長官和中聯辦先後發表類近聲明,指初選破壞選舉公平、洩露個人私隱、涉嫌違反限聚令,35+聲稱進入立法會後否決財政預算案,實行「攬炒」,「該等行為已涉嫌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即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擾、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中聯辦更警告不容「外部勢力」操控香港事務,支持查處有關「違法」行為。然後是港澳辦於十四日登場,指「初選非法操控選舉、挑戰基本法國安法、想推翻港府奪權。戴耀廷是外國勢力代理人」。最後選管會也要發聲明,但措辭相對溫和,只表示初選非立法會選舉的一部分,提醒留意「國安法」罪行條文。

正如舉辦初選的有關人士如戴耀廷、區諾軒、鍾劍華等在記者會所言,建制派自己都有就選舉協調,民建聯就搞過初選(其實每逢選舉,中聯辦在幕後「指揮」建制陣營進行選戰,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物),為何提供一個初選平台讓民主派選民選擇參選人,會造成選舉不公。事實上,前往投票的61萬市民,在立法會選舉都只會投給無論「泛民」、「抗爭派」、「本土派」的非建制候選人,不會影響建制派的選情,說破壞選舉公平,又是「欲加之罪」。

至於洩露資料,完全是無中生有,因為投票者不會輸入姓名,只輸入部分身份證號碼,也不會輸入住址和電話號碼,何來洩露個人私隱?若當局認為有票站違反限聚令,為何不即時執法?過去很多日子警察都十分積極執法,以制止市民聚集示威抗議,為何這次不「果斷」執法?其實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只要市民保持1.5米的距離,無論多少人聚集都不會違反限聚令(當然警方可用嚴苛的「公安條例」控告非法集會),過去只是警察濫權濫發告票而已。再說到否決財政預算案,一直以來,對政府、議員提出的法案,以至財政預算案,議員都可以隨個人或政黨的意願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這是立法會的職能,亦是議員根據《基本法》行使的職權,希望取得多數議席,利用否決權去逼令政府讓步,答允訴求,這是民主政治的實踐,因為你擁有多數的民意,為何有了「港版國安法」,議員行使職權,作出民主政治實踐,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對財政預算案投反對票為何是「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擾、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呢?難道要將立法會「人大化」,將香港議會變成橡皮圖章(其實一直以來由建制/保皇勢力佔多數的立法會,與橡皮圖章已分別不大,只是民主派還可以表達異議吧了)。而一個純粹本地某一政治陣營(說它反對陣營也好,被打壓陣營也好)的活動,硬扯上外部勢力,這一切不是「欲加之罪」,又是什麼?

香港「太上皇」中聯辦已開口「支持查處有關違法行為」,港府收到order後會否針對民主派初選作出一連串拘捕/檢控行動,拭目以待。一般認為,即使沒有拘捕行動,部分(還是全部?)初選候選人被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則幾可預期。而取消資格的理由也必定是莫須有,必定是「欲加之罪」!

這種思想審查,並不局限於針對政治活動,就是大家平時可以自由看的書、電影……聽的音樂,現在開始要由政權把關,決定你可以看什麼、聽什麼,公立圖書館已將數本官方認為有問題,違反「國安法」的書籍下架,成為禁書;教育局局長禁止在學校播放香港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路透社訪問了一位獨立出版商,將新書內的「革命」二字改為「示威」,指無奈作出自我審查,以免觸碰「紅線」,而原定七月中舉辦的香港書展(現已延期),主辦者也提醒參展商不要展示/出售有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至令有書商實行自我審查,放棄出售有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

電影方面,灰記最近亦近距離見證電檢處利用行政手段,令一齣電影不能於藝術中心上映。事緣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製作了一齣名為《709伙伴》的紀錄片(灰記是製作人之一),準備在過了去的7月9日,709大抓捕五周年的當晚於藝術中心古天樂影院舉辦籌款首映,因為涉及在影院售票,須事前將影片送電檢處檢查,香港電影檢查制度是將影片分級,由一級適合所有年齡人士觀看,到三級只限年滿18歲人士觀看,絕少禁止影片上映(印象中港英時代曾禁映過一齣講文革青年偷渡香港的《再見中國》,原因大概是不想令中國政府不快,不過,多年後也解禁了)。

電影約六月中送檢,電檢處六月底依然沒有告訴送檢結果(一齣不涉性和暴力,不涉黑社會或社會道德爭議,只是講述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及其周邊人物的紀錄片,實在不明為何要評級如此困難)。因為距7月9日放映已相當近,關注組的職員遂向電檢處查詢,電檢處說要職員補交資料,並諸多刁難,關注組最終於7月3日決定撤回電檢申請,取消放映。

其實前年709三周年,關注組也曾在藝術中心放映《709彼岸》,題材也是涉及流亡海外的維權律師家屬,並沒有如今年的遭遇,影片順利獲通過放映。今年電檢處雖無明文禁映,但行事違反常規, 不禁令人想起「國安效應」。

這件事由英文《日本經濟新聞》披露,受訪者包括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和劉慧卿,灰記也有接受探訪。在與日本記者交談間,他多次問到怎樣面對新環境,怕不怕。灰記也只能說,想得多的話,可能連跟他說話也有風險,因為不知會否有一日被打成「勾結外國勢力」。事實上,「國安法」下,身處香港的外國人也不能倖免,外國駐港新聞機構也憂慮隨時觸犯「國安法」,《紐約時報》已決定將在香港的部分運作遷往韓國首爾。

既然想得多會變成什麼也不敢做,倒不如多點「平常心」,因為欲加之罪,防不勝防。無人能預計這座「加罪之城」會否及何時演變成「無聲之城」,或是只許為權力唱讚歌的「一言堂」社會 ,因為無法估計多少人繼續拒絕沉默,多少人拒絕加入權力讚歌,以至告密者的行列。但無論如何,面對逐步失去自由的「新常態」,這種「平常心」能堅持多久,也是很實在的考驗。文研學者羅永生接受《明報》訪問時,指港人可借鑑東歐集團國時期捷克的經驗,做一個忠於自己的人:

「當時捷克『正常化』的趨勢,人愈來愈放棄問自己這些問題,造成一種風氣,連最後一點都守不住。」要堅持問什麼?「你是否活得忠誠於你自己,活得consistent。所謂身分、自我認同,就是關乎你是否始終如一,對不對得住過去的你。這對我有很大啟發,世界亦然,人們開始出賣自己時,世界就會淪陷。當有很大力量把我們推向另一邊,做不到大事,便守住位置。哈維爾也告訴我們要關心身邊的人,互相支持,當時很多地下文化都是各自圍爐,但圍得來有公共性,不是敏感事全然不談,只關心私人問題,不是幾個朋友聚埋日日打麻將不理世事。勇氣,就見於這些貼身的事情上。」

其實說到借鑑經驗,更貼近的倒可能是中國大陸的維權/抗爭社群,灰記對日本記者說,5年前709大抓捕,律師群體被大規模鎮壓(好像大陸的「國安法」在這年實施?),五年後,仍然有不少曾被打壓的人繼續發聲,當局並未能完全滅聲,看著709(或者其他抗爭者)的社群的不屈不撓,香港人為何要主動選擇噤聲。

所謂「顛覆」與「分裂」

「港版國安法」下的香港日常

中共以「港版國安法」的「天羅地網」圖震懾港人,不容「分裂」國土、「顛覆」國家政權,講吓都有罪。與此同時,俄羅斯駐華使館發文慶祝其遠東地區行政中心和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引起一些中國網民強烈不滿,指俄國侮辱、挑釁,在中國人的心上灑鹽,有人高喊「毋忘國恥」,有人要求微博刪文。而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這位對西方「敵視」中國口誅筆伐,對香港「反共反華勢力」經常「亮劍」的戰狼,面對俄羅斯「侵佔中國領土」,並向中國人民「炫耀」一事,一改戰狼本色,只苦勸網民接受海參崴是俄羅斯領土的事實,不要被「反俄勢力」煽動利用,影響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一向聲稱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決心維護領土完整的中共政權, 在俄羅斯「贈慶」下,亦只有尷尬地沉默。

符拉迪沃斯托是俄文譯名,中文名字為海參崴,原為清國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國於1860年與沙俄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將海參崴割讓給俄國。為什麼此事令中國政府尷尬呢?因為中共自從決定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不再提什麼「共產主義革命理想」,代之而起就是鼓吹民族/愛國主義(歸根究柢都是鼓吹愛黨),近年對付異見者,也是多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例如2015年709案眾多律師都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分裂國家」(例如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等罪名,代替以往的「反革命罪」。

中共以國家/政權至高無上、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代替毛時期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的意識型態,要求人民以愛黨愛國代替革命,對「顛覆」、「分裂」等行為零容忍(其實犯案者很多時只是批評中共不合理政策的學者和民間人士,或者是要求中共尊重自己制訂法律程序,認真履行辯護責任的人權律師),對人民近年要求「收回」俄羅斯佔領土地的呼聲,卻未能顯示其跟收回香港主權一樣的「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更有甚者,這些俄國佔領了百多年,包括海參崴在內的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是近年在中共與俄羅斯協議下,再次確認為俄羅斯領土。曾經被中國當局以「間諜罪」收監的本地時事評論員程翔,於十多年前「揭發」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與俄國簽訂「秘密協議」,放棄追索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程認為即使中國要索回「領土」幾近不可能,也須向國人清楚交待,據聞程翔被大陸當局收監亦與此有關。灰記也很納悶,江澤民大可如當年鄧小平對待釣魚台主權爭議 ,與俄羅斯政府暫時擱下爭論,為可要主動簽約放棄追索,是否抵不住俄羅斯政府主動要求?實在耐人尋味。現在急於「亮劍」,急於顯示「中國強大」的習近平,心中滋味又會如何 ?無論如何,以上事例清楚說明,有能力「分裂國土」,或曰「賣國」者,往往都是執政者/執政集團而不需被追究(至少是執政者/執政集團仍在台上時),但這些罪名卻往往成為令平民百姓噤聲的咒語。

至於這百多萬平方公里,原屬女真/滿州人的土地,如何轉到俄國手上,又成為「中國人的痛」,便要重溫一下遠東近代史。我們學習的中史,固然是中國漢人中心的「大一統」歷史,崇尚統一的王朝,而以朝代劃分的歷史,亦充滿問題。例如元朝,明明是蒙古人消滅中國漢人政權,殖民統治中國,中史書卻硬要把蒙古統治者說成中國皇帝,把元作為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時成吉思汗建立的橫跨歐亞帝國已呈分裂),說成中國一個王朝,以製造中國不曾被殖民統治的神話,清朝亦然(當然這不是說歷史上漢人王朝從沒有侵略其他民族,總之,漢人王朝與其他民族時和時戰,所謂的中國領土也非自古如是,經常有所變化,自不待言)。十七世紀女真/滿州人打敗明朝漢人政權 ,入主中國漢地後,實行殖民統治,不在漢地,與中國漢人不同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受到不同的對待,地位都比漢人高得多。篤信藏傳大乘佛教的清國皇帝和皇親國戚,都對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十分尊崇,把他尊為國師,清國皇帝所派的駐藏大臣實際是達賴喇嘛與清國皇帝的聯繫人,對西藏沒有實際管治權(到了晚清,皇帝不再尊崇佛教,更覬覦西藏珍貴資源而萌佔領之心,因而發生趙爾豐強行「改土歸流」,屠殺大量藏人的事件)。

清國直接統治的漢人(中國人的主體),清初時曾激烈反抗,被殺者無數,臣服者必須剃頭留長辮,棄漢服而改穿旗服,成為二等,以至三等臣民。即使到了晚清,統治者並沒有因為入主中國二、三百年而真的「漢化」,他們仍堅持自己滿人的身份認同,視滿州為故土。

再回說那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人之痛」,清國康熙皇帝於1689年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清國與俄國在遠東邊界。到了十九世紀,清國國力衰落,不但遭西方列強「欺凌」,俄國亦乘機威逼清國簽訂不平等的《暖暉條約》、《北京條約》,將其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據為己有。雖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曾經說過要放棄那些佔領得來的領土,那時清國已亡,民國則步入「軍閥割據」,孫中山念念不忘要「武力統一中國」的年代(並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因此不會自然不會向蘇俄提出收回領土要求,並容許國共雙重黨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發展大批黨員, 直至1927年蔣介石「清共」),中國人內鬥自顧不暇,也顧不得那些遙不可及的「領土」。而因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蘇俄遠東唯一大港,對俄國人而言具有極大的戰略價值,怎會輕言放棄。

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漢人推翻清國,建立中華民國,原本鬧革命時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中山等人,基於可「繼承」清朝比明朝大兩倍領土的「政治現實」,宣布實行「五族共和」,建構「中華民族大家庭」,但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蒙古人,以至滿洲人的意願並未得到諮詢,更遑論取得他們的同意。事實上,在「紛亂」和充滿「外憂內患」的民國,並沒有事實的「五族共和」,西藏基本是獨立國家,1930年代共產黨逃避國民黨追剿時,藏人曾提供援助,毛澤東後來稱之為外債,共產黨當時聲稱,基於共產主義原則,支持西藏人民族自決;蒙古人追求獨立建國,亦在蘇聯和中共(中共鬧革命時全靠蘇聯支援,要聽蘇聯話)支持下,1946年外蒙古(蒙古人稱北蒙古),以公投方式,在97%蒙古人贊成下獨立建國,先後得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清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亡國後在日本人扶植和監督下,於滿人的故土(現中國東三省)建立滿州國(中國人稱偽滿),直至日本戰敗投降,滿人故土再歸中國,溥儀在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下,被改造成中國人。

中共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 內蒙古(蒙古人稱南蒙古)、新疆、西藏等以「自治區」形式劃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不過,都是有名無實。內蒙古雖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蒙古人鳥蘭夫主政,但受諸多制肘,在大量漢人移民開墾土地下,他希望保留蒙古傳統畜牧業都受到很大阻力(大量開墾草原造成今日內/南蒙古沙漠化),他在共產黨體制下希望爭取蒙古人較大自治空間十分徒勞,他雖貴為副總理、內蒙自治政府主席,文革時仍逃不了被批鬥,「罪名」是「反社會主義」、「破壞國家統一、策劃民族分裂」等,其時更發生清理內蒙古人民黨事件(內人黨在民國時十分活躍,曾爭取南蒙古獨立並與北蒙古合併,在烏蘭夫誘導下解散,很多人隨烏蘭夫加入中共),三十多萬被指內人黨的幹部、群眾受逼害,萬多人被殺害。

至於西藏,這博客都多次提到,1951年,中國軍隊攻入藏東昌都,西藏噶廈政府在「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但因中共急於 「改造」西藏社會而引起藏人激烈反抗,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出走印度,西藏的「真正」自治告終。至於新疆,在中共軍頭王震實行的漢人軍屯政策下,自治談何容易。 

有名無實的「民族自治」,到近年更出現強迫漢化的眾多悲慘/荒謬事件,如由中國官方確認西藏「轉世靈童」、西藏活佛要由中共宗教局認證、藏人推動藏語教育被打成「分裂分子」、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被集體改造、女子被迫與漢人通婚,至於母語及傳統文化的消失則更不在話下。換言之,對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還有被「同化」,表面上看不出差異的滿洲人)而言,無論「五族共和」,還是「民族自治」都是中國政府說了算,而為何共產黨原來支持的民族自決會變成「民族自治」?其實都是沒經過「少數民族」的同意,只是統治者在政治、軍事、經濟的強勢下,「少數民族」被逼就範而已。而「民族自治」因為是統治者有效地執行的政策,其實比「五族共和」是更深廣的民族壓迫,以至被中共統治了數十年的自治區,接受官方洗腦「民族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反而主動追尋自己的民族身份,追求自由。2009年開始,陸續有藏人,當中有很多是年輕人,自焚抗議(估計至2019年,有155名藏人自焚),很多都是因為失去宗教自由、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回西藏而感絕望。而一些維吾爾年輕人則訴諸「恐怖主義」,以表達不滿。

當然,在中共「愛黨愛國主義」的灌輸下,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少數民族」/邊陲地區的「動盪」與「分離」,必定是外部勢力的指使、唆擺,正如近年以至去年港人廣泛參與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都被中港的當權派描述成外國敵對勢力背後策劃的「反華陰謀」,一切與執政者的錯誤政策無關。執政者與被「洗腦」者都不脫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從不會設身處地去理解「他者」的想法,展開對話,尋求共識,不但如此,即使有人願意放棄獨立,追求民族自治,例如多年來十四世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路,即西藏在中國主權下實行真正自治,都被中共看成陰謀詭計,無他,正如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所言,專制主義者不會容許真正自治,因為你真正自治了,他們又如何專制呢!在專制,以至極權主義者眼內,容不下別人分享半點權力,要牢牢死抓所有權力不放,這種統治邏輯,自然把一切看成你死我活,將一切推向極端,最終只能是暴力氾濫的玉石俱焚。

而只要放棄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放眼一些民主國家的實踐,就知道所謂「顛覆」與「分裂」一樣可以透過文明方法處理,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成熟民主國家的執政黨都沒有免於被「顛覆」的權利,每四年或五年,執政黨都要面對被選民轟落台的「合法顛覆」風險,但下野並非世界末日,只要繼續努力爭取選民認同,幾年後又有機會重新上台。胡錫進口中的中國伙伴俄羅斯,其總統普京雖然為自己度身訂造了一個永續參選/連任的機制,但不管俄羅斯是否實行公平選舉,至少表面上普京都要面對全國選民,由他們公投決定永續參選制度,每幾年也要選民投票讓他連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永續連任國家主席,取消十年兩任的限制,卻只由共產黨/習近平控制的一百六十多名(?)「全國人民代表」作決定,人家余文生律師批評一下「終身制」,就被秘密審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近日另一位批評習近平的北京學者許潤章又被公安帶走,這是自信的表現嗎?

至於說到「分裂國土」,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視和平鼓吹脫離中央/聯邦獨立為非法行為,美國不時有人鼓吹德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獨立,甚至焚燒美國旗,但這些都是憲法容許的言論自由;日本沖繩近年因反對美軍基地而興起獨立運動,以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國會/地方議會、市長候選人沒有被取消資格,一些人更當選議員,至於鼓吹/討論沖繩獨立,反對美軍基地更是當地報紙雜誌的日常,不會觸犯日本國安條例;即使西班牙憲法法庭裁定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推動獨立公投違法,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加泰地方政府首長,但這些官員,以至地方議會的獨派議員,參選時並沒有被取消資格,加泰人公開鼓吹獨立,只要是和平行動,一樣不會觸犯西班牙的國安法;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人黨,由1980年代開始,曾幾次於執政時就是否留在加拿大聯邦舉行公投,雖然聯邦政府不承認公投結果,也不會「喊打喊殺」、「拉人封艇」;至於最經典是近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英國政府與蘇格蘭地方政府達成協議,會承認公投結果,最終多數蘇格蘭人投票決定留在聯合王國。在民主制度下,鼓吹獨立並非什麼洪水猛獸,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區,其人民都會理性思考去留的利弊,不一定都「民族主義」上身,支持獨立/分離。

以上的種種事例證明,人權、民主、自由當今已成普世價值,在重視和實踐這些價值的地方,並非國家政權至上,政權要獲人民授權和監督,不同民族可以提出獨立要求,人民的這些民主權利也不會令國家大亂,這是那些抱狹隘的「以我為主」強權主義世界觀的人永遠不會明白,或永遠假裝不明白的,因此,只要有人批評政權兩句,他們便如臨大敵,更莫說提出獨立訴求了。而「港版國安法」的出現就是這種世界觀的極至表現,有人批評這是中共不顧一切的「攬炒」,即玉石俱焚,把香港與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看齊,把原本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變成有名無實的「自治區」,為近年經常擔憂「亡黨亡國」的中共埋下多一枚政治「炸彈」。

現在中共「紅二代」的「有識之士」不也提出警告,習近平主催的政治冒險主義,與美歐為敵,中美劍拔弩張,果真發展成戰爭,中國一旦戰敗,從清國「繼承」而來的「民族地區」必然四分五裂。也有「紅二代」規勸中共為自己為中國也好,不要再實行洗腦/愚民統治,由容許講真話開始,朝野合力逐步推行溫和改革,步向民主,避免又一輪「打江山、坐江山」,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這些對統治者溫和的忠告是否來得太遲、太無力?

在「國安法」下不安的思緒

一個衝著全港七百萬人人權自由而來的港版「國家安全法」,市民不但完全不獲諮詢,有份通過法例的香港人大代表,原來在「必須」投贊成票時並沒有機會詳細看過條文,至少港區人大常委唐英年如是說。這是「國家至上」的極至表現,不要問,只要贊成,只要相信國家相信黨!

2020年6月30日,香港不同傳媒報道,指消息稱全國人大早上閉幕前通過港版「國安法」,稍後中國官方喉舌才證實人大全票通過「國安法」,但沒有公布條文(中國當局直至深夜才公布條例細節),而到通過時也沒有資格看到條文的特首林鄭、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卻要開記者會大讚「國安法」如何如何穩定社會、港人自由無損云云,活像一齣黑色鬧劇。

這是一條凶猛的法例,因此香港的抗爭者以惡法形容之。公布條文後,本地法律學者張達明更形容法例比他最壞的想象還要壞。很多論者已先後論及法例對香港的人權自由有何嚴重影響,如以言入罪;如「國安法」凌駕《基本法》,令《基本法》形同廢紙;如大陸國安可在港執法,而不受香港法律規管;如長期拘押、秘密審判;如「特殊」案件,被告送回中國大陸審理等,都是港人十分陌生和懼怕的。

港版「國安法」就像向香港人投下「天羅地網」,無處可避。因此,灰記一些平常並不積極討論政治的朋友 ,在灰記詢問下,也發表意見,「啲官成日話你唔犯法驚乜嘢,大佬呀你而家收窄緊我自由,我平時做開、做得嘅嘢,而家做犯法噃。咁你聽日話唔准我地出街,我地以後都唔出街吖?」惡法和苛政一樣,不用什麼法律專家、政治學者,普通人都能明辨。

而所謂「天羅地網」,就是2014年中共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現在終於透過港版「國安法」落實,香港人在中國主權下的一些微妙的自主空間迅速消失,因此有人,包括外國政要,稱香港的「一國兩制」壽終正寢,亦有人形容現在香港是「二次回歸」,社會瀰漫著一遍恐懼和絕望的氣氛。灰記作為香港一份子,心情當然也不會好到那裡。

自然地,不少朋友打算移民,一些已實際行動,更有一些是「二次移民」 ,去了外國入籍後回流香港,現在又要再到外國生活。而英國政府宣布,「為了履行對香港的道義責任」,准許持英國(海外公民)護照持有人到英國停留及工作五年,再居住多一年可申請公民身份,一些國家如澳洲亦打算接收來自香港的難民,未知這會否掀起另一次移民潮。

香港從來都是難民/移民社會,「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這裡的人來來去去本來十分自然,只是這次可能的「移民潮」多少帶有一份沉重感,因為經過這幾年,特別是經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這塊土地的身份認同是如此的強烈,以至他們不惜以身犯險,被拘捕、被暴打、被性侵、被檢控收監,不一而足。在政權愈來愈高壓,表達自由愈來愈受限制下,他們喊出「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民族自強」等口號,這些也是這次「國安法」特別針對要取締的口號(7月2日香港政府發聲明,指「反送中」運動最多人喊叫的口號之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含有港獨、分離和顛覆的含意,違反「國安法」,香港人的言論自由進一步受踐踏)。

「港獨」旗幟近幾年經常在遊行集會看得到,去年「反送中」運動也屢屢看到這些旗幟與美國旗並列,然而,灰記記憶所及,這些口號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並沒有人叫喊,是近幾個月才出現。灰記猜想叫喊此口號的人是因為覺得中共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承諾,香港只能自尋出路,又或者認為香港年間急速的「敗壞」,正好引證「一國兩制」從不可信,只能「獨立」於「一國」。

灰記並沒有叫喊過這些口號,因為從來不相信民族主義,不相信中國民族主義,也不相信香港民族主義,覺得這種充滿排他性的意識型態很容易走向極端,歷史的教訓比比皆是。最近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就說過,國家、國族主義是過時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全球70億人的共同命運(大意),事實上,資本主義走到今天,貧富差距之巨大、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猖獗,套用共產黨的術語,「階級壓迫在國族主義的外衣下變本加厲」,加上資本主義無節制的發展,對地球產生無可挽回的破壞,有識之士呼籲思考另類出路(不一定是共產主義),正常不過。共產黨在鬧革命的時候不也曾「擁抱」國際主義,高喊「工人無祖國」、「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現在中共要走黨國/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將黨等同國,然後大肆灌輸民族主義,要求人民膜拜共產黨,實在是一種墮落。

說回香港,因為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擴張,垂老的清國不敵如日方中的大英帝國,這塊彈丸之地成了英國人對華貿易的基地,現在很多香港人懷念英國殖民統治,懷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英國準備光榮撤退前的「黃金歲月」。但英國人對香港百多年的統治並不總是「美好」,白人優越主義/種族隔離(華人曾被禁止住港島半山區)、殖民統治的專制本質等很多華人都領教過,華人要經過很多年的爭取才能改善待遇和地位。

但事物總是兩面,以至多面的,這塊彈丸之地,一方面華人長期被當成二等公民,另一方面卻又成為近現代動盪中國的避風港,甚至是革命啟蒙中心,孫中山在香港讀書受啟蒙,以至在香港設立革命組織的故事已經很多人講過; 然後民國時期,鬧革命的共產黨人也曾利用香港逃避國民黨的追捕,或在香港進行秘密聯繫等;及至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逃避共產黨統治的人、逃避饑荒的人,以至後來逃避抓捕的民運人士/抗爭者,都以香港為家或以香港為暫時避難所。

另一方面,共產黨亦清楚香港這塊特殊地方有其他中國城市不可替代的價值(至少曾經如此),因此毛澤東曾經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而相信鄧小平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時,其中一個盤算也是對這塊土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百廢待舉,不依賴香港不行。

而英國及後來代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也視香港為窺視、探聽、接觸共產中國的橋頭堡。香港人就是在這些大國的夾縫中,微妙地享有一些自主空間,遊走於大國間的搏奕,即使主權回歸中國,仍然享有大陸人不曾享有的人權和自由。老一輩的民主派,如何俊仁、李卓人等,會認為香港因為歷史的原因,享有較多自由和空間,道義上應該關注、聲援中國大陸的抗爭者,所謂大陸苦難的同胞。事實上,香港不但是中國大陸抗爭者的支援中心,有一段時期,香港的抗爭亦啟發了大陸的抗爭,因此被中共視為顛覆基地,現在的「國安法」也有針對香港人顛覆中共政權的條文,以至一些一向從事關注大陸工人權益、聲援大陸抗爭者活動的朋友,也有所擔憂,估算可如何繼續以往的活動,但與大陸抗爭者站在一起的初心不變。

灰記對「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民族自強」等口號之所以感到疏離,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香港獨立」的訴求,是源自希望與中國切割、對中國人身份的厭惡,以至對中國內地抗爭的不聞不問、事不關己的心態。這種心態與灰記所認同對大陸抗爭者的道義責任相違背。

在「國安法」君臨,香港人不再能在大國政治的夾縫中,微妙地享有一些自主空間,對大陸抗爭者的道義責任,會變成與大陸抗爭者一起面對同一,至少是類近的殘酷政治現實,灰記認為這樣更應關注,以至學習大陸抗爭者長期在「國安法」(以前是「反革命罪」)的羅網下如何存活,在所謂「二次回歸」的新常態下尋找自己的位置。

2020年7月1日,雖然整個城市瀰漫恐懼不安情緒,仍有成千上萬香港人,在佈滿警察、水砲車和裝甲車不斷巡邏的街道上,於充斥著水砲和胡椒噴劑的街道上遊走,靈活多變地反對「國安法」,反對加諸香港人種種的不合理限制。也許從今以後,香港人慣享的言論自由,包括上街的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香港人從過往微妙自主空間所發展出來的遊走精神,應不輕易就此消失。

我們與六四的距離

六月四日晚,在「國安法」的陰霾和公安惡法的威嚇下,成千上萬的市民走進維園足球場集會。不知中共和港警有什麼盤算(猜想人數眾多是原因之一),並沒有如日月常般出動防暴警暴力制止,市民自由出入維園。

說這是六四集會也不盡然,因為除了支聯會常委和他們附近的民眾(他們只站滿其中一個足球場的中央),仍然進行一些六四晚會的儀式,其餘坐了很多人的幾個球場,一直有人領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黑警死全家」……,後來更索性高喊「香港人建國」、「香港獨立、唯一出路」、「香港建國、民族自強」、 One Hong Kong One Nation,灰記和一些朋友就在這些聲浪其中,但不知怎的,灰記沒有心情追隨這些口號。

在一遍「革命」、「獨立」、「建國」聲中,有朋友忽然高喊「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位朋友一直都不是支聯會的追隨者, 那一刻振臂高呼這些支聯會綱領,想必是有感而發,灰記和現場不少市民亦跟隨叫喊。然後到了默哀一分鐘,灰記亦禁不住高呼「大家靜一靜,默哀一分鐘,唔該」,不過,遠處仍聽到「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的口號,沒有理會大多數人的默哀。一分鐘後,這些新口號叫得更響亮,有點震耳欲聾的感覺,灰記和朋友也不得不避走。

不少朋友說當晚難得沒大台,不同的口號各有各喊,顯示了香港的多元精神。的確,支聯會的傳統儀式有點讓人吃不消,但何謂六四集會,紀念六四?那些高喊「香港獨立、唯一出路」、「香港建國、民族自強」的人,其實是怎樣看待八九民運以至之後中國國內的其他抗爭,以及那些六四死難者和31年來被酷刑虐待、被重判的異議者?若果他們的想法仍如某些本土派意見領袖一樣,「中國與我何幹」、「中國民主對香港無益」、「香港自己都理唔掂、仲理埋鄰國嘅事」,那為何還要參加六四集會?

現場有一種說法是,六四事件只是提醒香港人所對付的政權如何邪惡,「香港人應該擺脫中國人思維,以香港民族的身分進行革命」, 灰記不知道關注中國國內的抗爭,聲援中國的抗爭者是否「中國人的思維」,也不知道那些被軍隊殺害的平民百姓、民運義士,他/她們無數寶貴的生命是否只是用來提醒香港人中共政權的邪惡?現在香港的抗爭經常強調國際線,卻從沒認真想過去connect中國國內的異見者、抗爭者,而實情是中國一些抗爭者,雖然為數很少,甘願冒被拘留/坐牢的風險支持香港返送中運動,以至反對港版國安法,與香港人同行,這些人也因公開紀念六四而被公安帶走,如陳雲飛。中國這些孤獨的抗爭者,這些和香港connect的抗爭者,要承受的風險和代價仍然比香港的要大許多,灰記看不出對他/她們不聞不問的道理,不管「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是否關香港事,不管「香港獨立」是否「唯一出路」。

不去想明年是否仍有維園六四集會,不去想明年的香港會變成怎樣的光景,中國國內那些死難者、抗爭者依然活在灰記和很多香港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