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辛亥、台獨、孫中山

「任何人有意圖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是嚴重罪行,你首先要問清楚自己,你有否這意圖,如果你無這個意圖,為何要慶祝這個日子呢?」,「如果你心裏真的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我們一定找到證據,證明你心裏所想及你所做的事?」若不是那個聲稱有辦法知道別人心裏的想法,說慶祝雙十是分裂行為的鄧姓前警員局長的「驚世」發言,灰記也想不起要「重訪」這個日子。

先說說與香港甚有淵源的雙十核心人物孫中山,這位中國革命活動家曾在香港習醫,其革命思想受這塊前英國殖民地影響,其革命功績受到現今香港特區政府推崇,否則本地官方就不會於中上環改建和興建孫中山紀念館(前身為甘棠第)和中山紀念公園,以及設立那條供市民和遊客憑弔的古蹟帶—他在香港與革命同志一起進行革命活動的遺址,如興中會的會址,雖然這古蹟帶都只剩照片和說明文字。

但同是孫中山曾經活動過的地方,位於屯門中山公園的紅樓,曾經是香港的國民黨支持者每年雙十向他致敬的熱點(因為公園內有孫中山的雕像),不但官方沒有興緻將它劃為歷史古蹟保護,任由其荒廢,這幾年的雙十更將它劃為禁地。除了保安,更有大批警員駐守,阻止市民到場致意,理由是私人地方,禁止進入。

香港官方一方面推崇孫中山,另一方面阻止市民向他致意,甚至由鄧姓局長說出慶祝雙十危害國安的沒頭沒腦話,是否精神分裂?習近平不是在北京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並高度評價孫中山,還說共產黨是他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嗎?當然,我們都知道共產黨之所以如此推崇孫中山,甚有統戰意味,是為了「統一台灣」的「美言」。但倘若孫中山不是在1923年實行「聯俄容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相信共產黨不會如此高度評價他。「聯俄容共」不但國民黨要聽蘇聯派來的顧問意見,還要接受共產黨員加入,毛澤東曾經以此契機加入國民黨,周恩來和林彪等人亦與國民黨創立的黃埔軍校有淵源。說白一點,當年孫中山是將國民黨的大門向共產黨打開,讓共產黨滲透。他之所以如此做,並非因為他揚棄自己創立的三民主義而轉而信奉共產主義,而是他始終念念不忘要北伐(即武力統一中國),但當時西方列強承認的是北洋政府(另一個說法是北洋政府才是中國合法的政權)而非只剩廣東這個地盤的孫中山,不會支持他的軍事冒險,而只有蘇聯願意對孫中山和國民黨施以援手,願意提供武器和軍費,並透過派到中國的顧問,「幫助」國民黨發展成列寧式政黨。而此前蘇聯扶植的共產黨已於1921年成立。

這個共產黨稱為大革命的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得以大大發展,引起國民黨部分人士的不滿。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蔣介石終於在1927年於北伐至上海時,實行武力清黨,大量屠殺工會份子和共產黨人,亦導至國民黨分裂(寧漢分裂),最後擁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取得國民黨實權,北伐成功後中華民國由國民黨以黨國方式統治。而共產黨亦繼續其革命(於國民黨眼中自然是叛亂),例如發起南昌暴動,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因而被國民黨政府圍剿 ,最後元氣大傷的共產黨被逼退至延安(二萬五千里長征)。其後因日本侵華以及發生西方事變,蔣介石不情願地再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第二次國共合作)。 抗戰勝利後,國共爆發內戰,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取得大陸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黨國方式統治到現在(這就是為何這黨國的終身統治者毛澤東多次向來訪的日本人道謝的原因,因為若沒有日本侵華,共產黨就不能休養生息,於內戰一舉擊敗國民黨 ),國民黨退至台灣,以黨國方式統治到蔣經國(蔣介石之子)逝世,於1996年實行民主選舉,在對岸武力威嚇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順利當選,從此由國民黨和民進黨輪流執政。

再回到孫中山,孫中山如果不是於1925年病逝,會否有後來的蔣介石血腥清黨?孫中山對共產黨的大力發展內心又有何看法,會否也感到不安?面對國共的矛盾,他如何取捨?他晚年又有多大程度受其親共產黨的夫人宋慶齡影響?無論如何,對孫中山個人來說,可能是「死得其時」,不但成為國民黨專稱的「國父」,亦有共產黨聲稱為其「最忠實的繼承者」。

但孫中山畢竟是民國和國民黨的始創人之一,在台灣,在香港,人們紀念他或慶祝雙十的情懷自然有別於共產黨之慶祝辛亥革命(1950至70年代,每逢雙十香港各區都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與十一數量遠為少的五星紅旗陣「雙互輝映」,踏入1980年代的後過渡期,國民黨在香港民間的影響力息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不再)。但無論如何,在香港會慶祝雙十的人,都不會想到台獨,因為他們始終認同中華民國和三民主義,自命中國人(灰記已故的父親是國民黨忠實支持者,生前每年都參加雙十晚宴,至死都以中國人自居,反共也反台獨),這一點稍有歴史知識和思考能力的人都會這樣認為。無他,現在的台獨人士不單只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也不認同中華民國,否則就不會希望建立「台灣共和國」。在台獨人士心中,雙十不是他們的國慶,而是壓迫的象徵,在他們心中,台灣民主化之前,是外來蔣介石政權對台灣人的獨裁高壓統治,在此順帶一提,日治時期,台灣也有人追求獨立,並且得到國共兩黨的聲援,支持他們爭取台灣獨立。台灣人經過幾十年的抗爭,繼承父業的獨裁者蔣經國臨終前願意向台灣人作出妥協,解除戒嚴和報禁黨禁,台灣人不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而是比較和平順利地進行政治改革/民主化,並保留中華民國的「道統」,國民黨亦得以繼續與反對派組成的民進黨競爭政權,雙十仍然是兩黨遵奉的國慶日,台北的總統府內仍掛有連共產黨也要尊崇的孫中山遺像,當然,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是基於政治現實,而願意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

如果說三民主義最終是實現民主自由和均富,現在的台灣至少實現了民主自由,但聲稱孫中山「忠實繼承者」的共產黨,仍然實行黨國統治,有些地方可能比兩蔣時代更不如,例如兩蔣時黨外人士仍可參與縣、市、鄉等首長和議會選舉,當然國民黨全面操控選舉,也常有大規模買票、造票的事情,但仍不能完全杜絕黨外人士當選,特別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的1980年代,因為民心所向,黨外人士當選的也不少。相反,中國大陸雖云開放縣、市、村一級的人大代表,村長等選舉,但任何選舉,若非共產黨屬意的人,不可能參選和當選。即使成功報名,官方都會用盡種種方法,包括剝奪人身自由,逼令非官方屬意的人退選,偶有例外如烏坎村,民選的村長不是被收編就是被整肅,無一倖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原本享有部分自由選舉,現在變成了特區政權以剝奪資格的方式,令只有政權認可人士才可參選,官方稱此為完善選舉制度,實際是與黨國制趨同的民主倒退。因此,現在習近平以「一國兩制」統一台灣的喊話,原本對台灣已沒有吸引力,這兩年「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變化,相信更令台灣人疏離,國民黨儘管窩囊,在台灣人民督促下,有機會上台也不至會接受這種統一叫陣。

現在很多評論都預期習近平會在其任內不惜向台灣動武,以達「統一 」大業。倘兩岸發生戰爭,都非台灣人和大陸人,以至香港人之福。因為戰爭一定會生靈塗炭,很多無辜平民死傷和流離失所,特別現代武器精準而殺傷力強。而灰記也想象戰火下,台北總統府那幅共產黨也尊崇的孫中山遺像被焚毀的景象,並會疑問,為何逐步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所推崇的民主自由的台灣,會被其「最忠實的繼承者」武力攻擊,捍衛和享受著民主自由的台灣人,為何要承受來自對岸「同胞」的無情戰火?

自由的幻影 人間的清白

沒有人知道被告欄裏的她在想什麼,也不知道差不多幾乎坐滿了細小法庭的旁聽者於她有何意義。不過,大抵旁聽者相信,對這兩年無數被政權審判的人來說,多幾個同情者出現,總好過在冷清清的法庭獨自面對審判,至少沒有那麼淒涼吧!

這兩年香港的急速變化也不用灰記多說,除了無止境的「秋後算帳」,一個又一個知名和不知名的示威/抗爭者被送上法庭,仍然行動自由的,亦有人憂慮幾時「帳」會算到自己頭上,雖然清楚明白自己所作的,都是《基本法》和《人權法》所保障的行為,如發表言論、集會結社等,在政權「文攻武嚇」下,一個又一個市民熟悉和新興的民間組織相繼被逼自行解散,有的資產被凍結(《蘋果日報》、支聯會),會址被查封(支聯會六四紀念館),以至公司被申請清盤(壹傳媒),宛如抄家,亦有網站(「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被封鎖,要如大陸般翻牆才能看到。公民社會說好聽是「化整為零」,說不好聽是「體無完膚」,以往視如空氣的自由空間變得愈來愈稀薄,當然,倘若你是政權的啦啦隊,便繼續享有「恩𧶽」的言論結社自由。

選擇離開的人最典型的一句話就是「可以呼吸自由空氣」,要對應這句話的話,就是留下來的人在「見證自由空氣的消失」,畢竟這「消失中的自由空氣」是無數離去和留下來的人共同呼吸過。到法院旁聽是其中的見證,見證一個又一個抗爭者/異見者被送進監獄,而且刑期愈來愈長。偶有抗爭者/異見者獲判無罪釋放,旁聽者心情之興奮不下於獲判無罪者,大抵她/他們在見證自由空氣的消失的同時,也盼望自由空氣多停留一會,或多呼吸一下所剩不多的自由空氣,即使這是個幻影。

公開審訊是幻影吧,但此刻感覺真實。你提早一個多小時,法院早有安排,幾位中年婦女更早到場,然後陸陸續續有人到場排隊,年輕人比例開始增加。由於案件的被告並非出名的異議/抗爭者,沒有大批警員圍封法院外通道,沒有大批記者守候和長長的輪候旁聽人龍。大概過了半小時,法院保安開始派發「公眾席入庭票」,然後大家自由活動,到時到候拿著票入庭聽審。時候差不多,你去到指定的法庭,保安/職員如常的執行職務,態度友善,填妥了「防疫」所需資料,便可進入法庭。你只要遵守法庭秩序,仍享有公眾人士的一切自由,一些市民和記者曾在法庭外被警察截查,這是今時今日最低限度能承擔的風險,一般而言,截查完畢便放行。這些自由你以往並不特別希罕,因為你並非法庭記者或對法律有什麼特別興趣,兩年前你甚至未曾踏足過法庭,但此刻你了解聽審的自由必須好好掌握,你知道已有一些人過去兩年每日不辭勞苦去行使這自由,視這自由為責任。

去見證自由的消失,看著犯人欄的她或他被判有罪,被判收監,向她或他大呼「撐住呀」、「支持你呀」,想起了近日很多人談論的卡繆名著《薛西弗斯神話》,重點不在於不斷推石頭上山比大清早到法庭旁聽辛苦得多,重點是這個是否純粹的個人「修練」,旁聽者希望與被審判者有所聯繫,希望陪伴被審判者 ,即使只是短暫的一兩小時。這種聯繫,這種陪伴,也包括其他更「深」的聯繫與陪伴,如寫信給在囚者、探訪被覊押者,是不少留下來的人可以找到的意義。不能讓他/她們孤獨地受審判,正如不能讓自由空氣無聲無色、不明不白地消失,所謂見證歷史不就是那麼一回事,所謂歷史不就是大家的共同經歷!

說到見證自由空氣的消失,意義不只於聯繫、陪伴即將失去和已失去自由的人,還在於見證自由空氣消失的過程與場域。法庭內隨意檢控的案件激增,國安法下,終審法院帶頭放棄堅持無罪推斷和維護人身自由的「普通法原則」,法官大多側重權力和秩序的維持,不管是否合理和合乎比例,長篇大論,熱心地為權力辯獲的法官亦大不乏人,同時亦好政治和道德審判被告,動不動就把衝擊秩序者說成十惡不赦的「恐怖分子」,或「心腸歹毒」。聽到如此偏頗的判詞,不少見證者只能搖頭,最多乾咳幾聲抗議,因為法官在前面、法庭人員和便衣警察在虎視耽耽,再作出更激烈的反應隨時被控蔑視法庭。若你身處視像庭,你自由度可能會大一些,有人會發出不滿的聲音,「有冇搞錯」、「都唔知佢講乜」⋯⋯雖然這些不滿聲音法官和受審者都聽不到。那些充滿義憤的法庭常客,還有獨立和網媒記者,不辭勞苦、日復日的見證差不多一定被定罪的審判,不正集體踐行「薛西弗斯精神」嗎?

到法庭旁聽,包括記者報道的自由暫時無缺,也還沒有急於交心的香港掌權者說三道四,說旁聽者被人主使、煽動,或一大群人旁聽是有預謀有組織的「危害國家」活動。寫信給在囚/被羈押者,探訪他/她們,捐贈物資給他/她們,這些完全合法的活動,卻被那急於表現的某鄧姓局長說成製造壟斷和特權,藉分享朱古力等物質企圖影響其他在囚者,從而有組織地擴大影響力,從而借機在監獄鬧事,從而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其實所謂壟斷和特權,都是懲教署容許帶給在囚者的物資,這些指定牌子和型號的物資,由牙膏牙刷、洗頭水、沐浴露,以至小食如朱古力豆和魷魚絲等,數量也嚴加限制。正正因為是限定某個牌子,某個型號,所以要搜羅這些物資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再加上兩年來被囚抗爭/示威者眾多,因此有心的團體、區議員願意幫忙張羅和接收熱心市民捐贈的物資,再分發給有需要的探監者,完全是出於好心的公益活動,如今卻被說成壟斷物資。而灰記若無記錯,曾看到有在囚者反映在監獄裡分享物資不被容許,由於不能與囚友分享,因此也回絕任何額外的物資。另有人在Facebook分享鄒幸彤消息,指她因為分了數個郵票給幾個並非抗服者的囚友,監獄人員得知後將她囚於「水飯房」(即單獨囚禁)以示懲罸,看來監獄並不容許分享物資,某局長似乎連事實也弄不清楚,或故意歪曲事實。至於說寫信影響在囚者的思想,也是天方夜譚,因為一般而言,每封信都會經懲教署職員檢查,有心團體都會提醒寫信人不要寫敏感或政治內容,如果說寫幾句勵志說話也被視為影響在囚者思想的陰謀,那麼不如索性禁止人類溝通,但相信最極權的制度也難完全禁絕人類的溝通。而所謂鬧事,很多時「見仁見智」,監獄很多規矩不一定合理,例如炎熱的夏天仍規定女性在囚者穿厚長褲,男性則可穿短褲,完全不合理的安排,也涉嫌性別歧視。在囚者集體對不合理的規矩表達一下不滿就是鬧事?在囚者果真一點人權也沒有?

不過,無論某局長的有關說話如何誇張荒謬,如今自由空氣正在消失的香港,一些爭取囚權(也有幫忙搜羅和分發物資)的團體如石牆花,也視之為警號,未幾主動解散,希望避免官非。另一有幫忙搜羅和分發物資的賢學思政,其主要成員更被國安警察以「煽動罪」檢控,組織也被逼解散。然而,作為在囚者的朋友,通信和探監的自由仍在,某局長的威嚇相信不會令通信、探監和贈送物資活動就此消失。

是的,就是大家曾共同呼吸過自由的空氣,因此不能讓它就此無聲無色、不明不白地消失。想起最近再度被羈押的鄒幸彤於獄中以詩明志: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鄒幸彤一往無前的犧牲精神固然並非一般人能做到,但在剩下每分每寸的空間作見證,讓歷史留個清白,卻是留下來的人起碼能做到的事。

 

國安香港,自由與恐怖

 

「國安化」的香港急速變形走樣,以往港人熟悉的很多制度、事物皆出現劇變,令人沮喪、憤怒,以至無語的消息不曾中斷,由選舉制度和機制的嚴重倒退(官方心目中的完善選舉制度),本已不算民主的政制,代表性和認受性大幅萎縮,官方強逼區議員宣誓,並威脅被取消資格者要「償還」議員津貼,以至大批區議員主動離職、流亡,到敢言的報章受打壓至不能運作,宣告停刊,傳媒的創辦人/老闆長期被關押,連帶多名高層員工也被拘押,再到其中兩句最多示威者曾叫喊的口號,被法庭判定違反《國安法》,展示者被判重刑。還有主辦閱讀兒童繪本親子活動的語言治療師總工會,其5名理事會成員被國安處警察拘捕,主席黎雯齡及副主席楊逸意被落案控以「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及/或複製煽動刊物」,不准保釋。

最近,不堪來自北京和港府的威嚇,香港具代表性的民間組織一個又一個的自行解散,短短兩星期,最大的教師組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專門舉辦合法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相繼宣告解散,然後支援被捕抗爭者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亦宣告有秩序地於十月停止運作。此外,職工盟、支聯會、記者協會和社工總工會亦備受壓力,據聞支聯會日內會商討是否繼續運作,不排除往後有更多組織走進歷史。即使忍痛停止運作,官方仍不停恐嚇,說停止運作也不能逃避刑責。究竟一直與政府和各中小學常有合作的教協,年年與警方就遊行作商討的民陣,以至其他合法註冊的勞工和政治團體,一向都是做著官方眼皮下合法的事情(一些成員以個人名義實行公民抗命而受刑罰當別論),為何忽然變成要取締的非法組織。還有離譜的是,一向親權力佔多數的律師會理事會,因為多了所謂開明派參加8月24日的選舉,特首林鄭竟公然威脅稱不能政治凌駕專業,否則停止政府與律師會的合作,如此赤祼祼的干涉一個專業組織的內部選舉,究竟是誰政治凌駕專業?果然開明派其中一名參選人羅彰南稱考慮個人及家人安全而退選,據稱他曾受恐嚇。

以上種種,不禁令人想起中共掌控大陸時所推出的「鎮反」和「三反五反」運動,羅織罪名,將人分類,黑五類成「階級敵人」,成了「賤民」,要鬥垮鬥臭,輕則勞動改造,重則肉體消滅,目的就是「改造社會」(中共外圍組織民建聯去年不是也提出「變革香港」嗎?),如今香港你是民主派/本土派,你是黃絲就是如黑五類的「敵人」、「賤民」(當然今日全黨「走資」的中國不會再提階級二字,對付異己也較文明,未至大規模肉體消滅),參加東奧的香港首席羽毛球手伍家朗只是穿了沒有區徽的黑色球衣(背後其實有Hong Kong China字樣),便被香港「左派」批鬥。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說中了「左派」中人的心聲,黑色在香港的環境下有所指涉,曾在反修例運動盛行的黑色衣著,現在運動員穿的話,在「左派」(不知官方是否也抱同一心態)眼中就是「別有用心」。只是不同中共當年可以禁止人民穿代表「剝削階級」的西服或唐裝、旗袍,或人民為免受批判而不再穿這類衣服,一律穿藍、灰的「解放裝」,現在好歹香港還有「一國兩制」,不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這個門面,他們沒法明言黑色代表「黑暴」,然後像大陸的小粉紅般進行大批鬥,所以執著是否有區徽來大造文章。往後「左派」以至官方這種「敵我」觀會否愈演愈烈,不敢想像。

當很多人還未及消化這些消息,國安處警察又拘捕了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郭永皓、評議會主席張敬生、前文學院學生會代表容頌禧及前李國賢堂學生會代表杜林丞亨等4名學生。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於記者會稱,被捕學生涉嫌觸犯《國安法》第27條「宣揚恐怖主義」。看到這個消息,灰記第一個感覺就是官方真的與青年學生有仇,非要把他們「置諸死地」不可。學生的「罪」就是於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向七一刺警案兇手梁健輝哀悼和致謝(梁刺警後自殺身亡),儘管學生會後來收回致謝悼文,向公眾道歉並集體請辭。究竟七一刺警案是否一宗「恐怖主義襲擊」,由於行兇者梁健輝已死,官方無從透過法庭將梁定性為「恐怖分子」,只是出口術把梁的行動形容為「孤狼式恐襲」。

不過,恐襲也好,恐怖主義也罷,聯合國都希望各國有清晰和完整的定義,以免過於糢糊或過度延展而容易被用以打壓 政治反對派,以至工會、捍衞人權的民間組織。雖然暫時做不到全球統一定義,但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出版的報告《人權、恐怖主義和反恐》Human Rights,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比較有共識的恐怖主義定義為:「蓄意殺害或嚴重傷害他人、脅持人質,包括平民;目的是在公眾、一群人或特定的一些人,製造恐慌;脅逼人民、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不採取某行動。」

而《國安法》第二十四條定義的恐怖主義則是「為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組織、策劃、實施、 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以下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正如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案發後接受電台訪問時稱, 《國安法》所提的恐怖活動,「需要涉及嚴重暴力行為、脅逼中央與特區政府、威嚇公眾實現政治主張,但現階段仍未清楚事件性質,不能將任何一宗襲警案等同恐怖活動」。

傳媒報道,梁健輝留有遺書,提及對社會的不滿,包括認為警方「包庇罪犯」、沒受到制衡,批評警方的「暴行」,又認為《國安法》實施後「無晒自由」。這些不滿和批評,不能算是政治主張,也看不出是一種脅逼他人的訊息。事實上,梁的心聲與不少港人一樣(這恐怕也是不少市民到案發現場悼念他的原因),也並非如警方發言人所指,受「虛假資訊」誤導,因為警方「包庇罪犯」確是事實,721元朗白衣人在警方刻意缺席下作無差別襲擊就是一例(如此嚴重事件警方也沒有列作恐怖襲擊),警方執法時對示威者濫暴亦是有目共睹,濫發催彈彈、催煙,濫射各類子彈,虐打示威者和市民等,在反修例運動期間都是常有的事,這亦是很多市民仇視警察的根本原因。而不同於特首林鄭的「認知」,很多市民都感受到《國安法》實施後以往所享有的各種自由已非理所當然。正如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副總監陳祖為指出,反修例運動至今的民怨如一場洪水,政府卻從未疏導,「只用一道牆、一個蓋壓下」,市民沒有辦法釋放憤怒。陳又表示,高壓政策並非長治久安的有效方法,香港一直是自由城市,政府突然以高壓手段管治,只會短暫成功,「自由城市的人嘗試過自由滋味,是不會忘記的」。

當然,「國安化」後的香港官員只會更聽命於北京,民怨民憤都是「別有用心」的人煽動,所有異議聲音都是充滿陰謀,學者的發言,都作如是觀。陳文敏教授也譴責暴力,只是質疑警方倉卒定性刺警案為「恐怖襲擊」的做法,以及不同意警方將市民自發悼念梁健輝的舉動,「上綱上線」地說成「宣揚恐怖主義」,他認為悼念可以出於同情,可以出於不滿政府,若將任何相關行為均視為違法,只會加深市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陳文敏如此溫和合理的說法,隨即被時任警務處長,現貴為保安局長的鄧炳強兩度不點名批評,先是指他「縱暴」,後更冠以「千古罪人」之名,指控不可謂不嚴重。按現在官方和警方的「國安邏輯」,陳祖為教授也可能被視為「為恐怖主義辯護」,而那些到現場悼念而被警察抄下身份證的市民,警方不是曾經指控他們的行為有可能涉及「宣揚恐怖主義」,這些市民會否被「秋後算帳」?!總之,現在整個社會就是瀰漫自由迅速蒸發的恐怖氣氛。

被拘捕的四名學生落案後,其中三人不准保釋,容頌禧獲保釋後控方要求覆核,等候覆核期間他亦須還押,又是「未審先坐監」。《國安法》雖然訂明《基本法》、人權法等繼續適用,但在《國安法》面前,香港的小憲法和人權法都像矮了一截,不但言論自由萎縮,一旦成為《國安法》被告,無罪推斷等的人權保障對被告人基本已不適用。

而反恐或執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也不能違反各種人權公約,這是聯合國那份《人權、恐怖主義和反恐》報告所反覆強調,而且也提及要分開處理煽動進行恐怖活動和宣揚恐怖主義。文件指公開挑動別人進行恐怖活動涉及三個元素:第一,公開轉播訊息;第二,轉播訊息者必須有意圖煽動恐怖主義;第三點,亦即是最重要一點,就是有客觀的危險,該人的行為會煽動恐怖主義,例如有危險引起干犯該類罪行。最後的元素將煽動恐怖主義和美化/宣揚恐怖主義分開,煽動恐怖主義必須是有意圖。

對於有愈來愈多國家禁制宣揚恐怖主義/為恐怖主義辯護,報告表達了關注:「所發表的言論未至於煽動恐怖活動,但讚揚已發生的恐怖活動,雖然此類言論傷害一些人以至社會的感情,特別是受害人的親人,但重要的是,不能隨便以糢糊及範圍不確定的罪名,例如美化或宣揚恐怖主義以限制表達自由」。換言之,即使梁健輝七一當晚實行的是恐怖活動(相信很多香港人,包括法律界人士都不會同意,更不會同意香港受到什麼恐怖主義或什麼分裂勢力的威脅),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所通過的悼念議案,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眼中,也許會傷害一些人的感情(港大學生亦為議案內容嚴重不當致歉),但並非需要用公權力禁制的言論。一群人權專家的聯合聲明指:「煽動必須被理解為真接呼籲參與恐怖活動,意圖宣揚恐怖主義,而這個呼籲很可能直接引起更多恐怖活動」。

當然,對香港官方而言,雖然中國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但聯合國人權專家說什麼不重要,正如港府定期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的報告都是隱惡揚善,掩飾香港愈來愈惡劣的人權狀況,不會認真回答聯合國專家的提問,更莫說履行聯合國專家提出的建議 ,香港很多曾到聯合國遊說的人權/民間組織代表都曾領教過香港官員如何「忽悠」聯合國專家。既然,西方很多國家都對美化或為恐怖主義辯解刑事化,既然《國安法》第二十七條有「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的條文作為法律武器,為何不「善用」此武器來「表忠」! 

此一對官方求之不得的法律武器,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前亦以法國為例,指其反恐法也有Apologie du terrorisme 為恐怖主義辯護罪,可判處五年監禁。如果犯罪行為是透過互聯網作出,則可判處七年監禁。有漫畫家於紐約911恐襲後在周刊發布了一幅戲仿漫畫,被法國當局控以為恐怖主義辯護罪,被法院裁定罪名成立。

不過,評論人馮睎乾已指出,鄭若驊沒有提到的是,該漫畫家和周刊負責人的刑罰是各罰款1500歐元,並須自費在雜誌和另外兩份報紙上,完整公佈判決結果,以及支付訟費。另外馮亦提到另一較新近期的案例,2019年紐西蘭基督城發生對清真寺的恐襲,導致 51 死,49 傷。事後法國布列塔尼區議員布萊恩 (Catherine Blein) 在推特說:「在新西蘭殺人:以眼還眼……」,被控以為恐怖主義辯護罪,罪成判罰1500歐元,三年不得參選。

為何罸款了事,而不是剝奪人身自由,大概當地法庭也有考慮聯合國人權專家及其他人權組織的嚴重關注:將宣揚恐怖主義,為恐怖主義辯護,非直接煽動等刑事化對言論自由的衝擊。怎樣說也好,雖然一些西方國家受恐怖主義威脅遠比香港嚴重,畢竟是成熟的民主社會,人權意識較高,還是有機制令行政當局不能以反恐之名,恣意打壓人權。法庭雖不能干涉立法,審案時也不能不顧法律條文,但在量刑時可多考慮對人權的保障。

《國安法》第二十七條的刑罸為「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 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香港的法庭審案時,會否充分考慮《基本法》、國際人權公約等港人權利的保障,會否充分考慮聯合國人權專家對反恐法例的意見,會否如歐洲的法庭「從輕發落」,不容樂觀。「國安化」的香港,不但官方積極利用新舊法律武器對付抗爭、異議人士,很多法官都好像忘記了香港市民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等受到憲法保障,例如若未經批准集會、集結罪成,以往都只會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現在是判刑幾個月以至超過一年,以往罕有以言入罪,現在高舉兩句可作不同解釋的「光時」口號,駕電單車駛向警察封鎖線,便被國安法官裁定煽動分裂和恐怖活動成立,被告唐英傑兩罪合共重判九年監禁。

對法庭只看到國安而看不見自由,早前被拘押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還押期間寫了對唐英傑案裁決的意見。鄒本身是大律師,她因涉嫌在網上及報章撰文呼籲巿民參與今年六四集會,分別於六四及七一前夕被捕,被控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早前被拒絕保釋,後上訴至高院獲准保釋。

「當全世界都在關注此案對言論自由的影響,言論自由這幾個字,竟然未有在判辭中出現,更遑論任何關於定罪準則會否不合比例地限制了言論自由的討論。會否忽略憲法保障,從而可能違憲?」鄒對此案裁決有重大的質疑。有興趣者可打開此連結閱讀:

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10813/s00012/1628793144651/鄒幸彤-失蹤了的言論自由──論《國安法》第一案判辭。

灰記想在此多引述鄒文其中兩段:「『光時』口號,即使按照法庭的解讀,頂多就是可以被理解為支持香港獨立的一種立場表述。單是同情香港獨立,和具體採取分裂國家的行為,中間的差別可不止毫釐。國安法第20條所定義的分裂國家罪,所定性為犯罪的是具體的『行為』,不是分裂國家的思想。刑法只審判行為,不審判思想,而煽動要構成犯罪,必須指向具體的犯罪行為(Actus reus)。即使唐英傑的行為真的令到更多人同情港獨立場,他亦並未煽動他們進行任何違法行為。法庭如此裁定,有將分裂國家罪空泛化為思想犯罪的危險。

「綜觀整份判辭,其實另一個消失了的討論是『國家安全』。唐英傑的行為如何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程度?國家安全到底是什麼?什麼情况下才能使用這個概念?如何才會『危害』得到?國家安全跟公共安全(public order)的界線如何劃分?動輒以國家安全之名懲罰個人表達,會否將國家安全擴大得過分寬泛,以致全無意義?法庭對國家安全的理解,又是否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等國際標準?如有偏離,理據(justification)為何?」

鄒幸彤期望未來唐英傑上訴時,上級法庭可以澄清她在文中的多個疑問。但相信她自己也不期望,在「國安化」的香港,上級法庭可以給予令人滿意的答案。可預期的是,在國安等於共產黨政權安全下,特區官方會繼續將國安、反恐以至公安法例等無限演譯,以達至「肢解」公民社會,箝制每個市民的目的,法庭亦多會「國安行先」,為行政當局的政治打壓背書,即謂「三權合作」。當然,即使如此,離與中國大陸黨領導一切,法庭判案完全聽命黨仍有一段距離,否則就不會有些抗爭案件被告獲判無罪,因為「一國兩制」,不實行「社會主義」這個門面仍有需要。但香港進入威權/專制,所謂白色恐怖的狀態則沒有懸念,這種狀態很多地方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有些地方經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終於建立起較民主自由的制度,如韓國、台灣,更多地方人民仍然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但官方要完全壓止反對聲音亦不容易。面對「國安化」的巨變,面對可能長時間的威權/專制統治,香港人如何自處?反抗、逃跑、認命……,沒有一部指南可清楚告訴香港人如何做。還是借用反修例運動盛行的口號「兄弟(姊妹)爬山,各自努力」,相信仍然不忘初心、不忘自由滋味的人,面對公權力肆虐的恐怖,一定會找到力量和自處之道。

被禁制的「人民的呼聲」與不能逃避的「自由」

自我審查似成了今年的流行詞,最新例子是以往經常出版諷刺政府及時弊書籍的書商,「國安法」下因為害怕被舉報,今年書展不再擺放政治敏感書籍。但與此同時,康城電影節日前「突擊」於影展閉幕前播映了一齣港產紀錄片《時代革命》,創作者是曾執導《十年 自焚者》和《幻愛》的周冠威。

周冠威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指,影片是「國安法」實施前拍攝,片名亦是「國法安」實施前改的,曾想過改名及刪走片中的反修例口號(與片名相關的反修例口號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最終決定不猜度「紅線」,不左閃右避。周又稱自己沒想過離開香港,留下是個人自由選擇,明白不少人替他擔心或觸犯「國安法」,有心理準備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事。因為他和太太有宗教信仰,可以支撐他們面對一切不明朗。

是的,拍攝影片記錄歷史,香港社會曾幾何時最正常不過的活動,「國安法」下則變成有被捕判刑風險的高危活動。因此留在香港的周冠威願意以真面目示人,接受訪問,需要一定的勇氣。

周冠威接受訪問時指影片版權已賣給外國片商,影片暫不會在香港放映,但會想辦法讓最多人能看到,希望香港人耐心等候。相信很多曾參與這場運動的人,無論出於何種心情,都會期待看到電影。2019年已在眾多香港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而與它相關的事,由它衍生的事幾乎正在天天發生。例如影片很可能會出現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官方由去年七月開始禁制的口號和旗幟,近幾星期又成了城中的討論熱點。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兩句2019年下半年幾乎天天有人呼喊,估計數以十萬計港人曾喊過,差不多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樣,成了「人民的呼聲」的抗爭口號,經過一年的禁制和滅聲,近幾星期再次引起注意。原因是法庭六月底開始審理首宗涉及「國安法」的案件:去年七月一日唐英傑駕電單車高舉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的黑旗,撞向警察,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罪」、「恐怖活動罪」,控辯雙方都有專家證人上庭作供,就此一「人民的呼聲」是否港獨口號,接受控辯雙方律師及法官提問。而正正因為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正在還押的被告還可以與家屬和自己聘任的律師會面,審訊時控辯雙方代表律師和專家證人在法庭上的互動,專家們的意見,記者都可以作出整理和發布,因此,無論民主派和親權力派的傳媒都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在此特別感謝一些記者詳細將庭上的討論過程詳細記錄),也不會被警察上門拘捕(大家還記得六月有市民在家中晾衣架懸掛「光時」標語,被警察上門以涉嫌發表煽動性文字將其拘捕嗎)。而看看擁有「社會主義優越制度」的中國大陸,觸犯此類刑法的被告連被家屬探訪,自主聘請律師的權利都被剝奪,被聘的律師官方勸退不了就迫害,吊銷律師牌照甚或拘捕判刑都有,拘留和審訊完全黑箱作業,一個人一旦牽涉這類敏感罪名,就像從社會消失,長時間「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但香港何時連「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新聞和言論自由都消失?天曉得!

代表控方,即是政府的專家證人,嶺南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主張這兩句口號等同鼓吹港獨和分裂,因為「自古以來」革命就是推翻政權,改朝換代的意思,光復就是恢復、取回的意思。正所謂語言隨時代和人的應用而改變意義或出現多重意義,劉教授刻板的闡釋自然引起外界的批評。 特別革命一詞,㡬乎任何層面,藝術、文化、科學、教育……都已用上革命一詞,革命不再是政權更替,而是推陳出新、創舉的意思,這是一般人的常識。正如兩位辯方專家證人,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和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所言,將「光時」解作推翻現行制度和港獨是眾多解釋之一,也不比其他解釋更具權威。

灰記作為十萬計曾參與「反送中」示威集會,並呼喊過「光時」口號的其中一名市民, 絕對有資格就「光時」是否等同港獨發言。有看過這博客的人都知道,灰記並不認同某些「激進」本土派的政見,對港獨亦沒有興趣,所以幾年前當梁天琦提出這口號時,灰記其實相當抗拒。即使到了2019年抗爭運動較早階段,示威者再呼喊「光時」的時候,灰記仍然保持沉默,只響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重組警隊,刻不容緩」。但不知怎地,當這場「和勇不分」的全民運動「曠日持久」,也許受到市民所表現的那種大團結精神所撼動,再加上梁天琦為自己的政治主張甘願坐牢,這種承擔也讓人欽佩,灰記不再執著「光時」原意是否鼓吹港獨,只覺得它是「人民的呼聲」,因而也跟著大隊呼喊。事實上很多泛民、「左膠」、支聯會成員,希望「回復」港人心中「一國兩制」的市民都呼喊這口號,顯示「光時」的意義已變得十分開放,所以李立峯教授的研究所得,這口號的意義隨時間變得多元,十分符合現實。

本來如果真的只是學術辯論,無論「光時」是否具有港獨意思,這類討論的結果不會引來什麼嚴重後果,這亦是以往大家習以為常的言論、學術自由,討論港獨為何不屬言論、學術自由,呼喊港獨口號為何不是言論自由!偏偏今日學者要在法庭向控辯雙方代表及法官講解,結果亦影響深遠,正正因為言論自由受到「國安法」衝擊,而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原本屬於言論自由的學術討論/研究,變成影響眾多人命運的司法辯論。代表政府的控方邀請劉教授作「自古以來」和單一的論證,就是希望法庭將「光時」等同宣揚港獨,重判唐英傑,為以言入罪立下嚴厲案例;辯方邀請兩位李姓教授作開放式的解讀,李詠怡教授更反駁劉教授說,香港從來不是一個主權國,光復何來有奪回主權之意,論證「光時」與港獨意義分離,希望減少被告獲罪機會。

雖然兩位李姓教授論點似比劉教授更具說明力,但法庭會如何判決首宗「國安法」案件,灰記未感樂觀。蓋自「國安法」實施後,終審法院以至很多法官都主動放棄普通法,或曰現代法治原則,涉及「國安法」案件未審先還押彷彿成了慣例,此案被告唐英傑已被拘押超過一年,其他涉及抗爭的案件也有不少被告不獲保釋,變成未審先坐牢,以往無罪推斷的原則在此類案件逐步消失 。獲委派審訊「國安法」案件的法官,所謂國安法官,會否心領神會「國安法」精神,審案時考慮「國情」多於人權(實際上「國安法」已凌駕基本法和人權法),向竭力維護黨國安全的大陸法庭「學習」,以求自保,甚至期望獲得「上位」機會?在香港「新秩序」下,社會各個部門的管理者/掌權者,「識時務者」佔多數,法官恐怕也不例外。

在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下,法官對良心犯、政治犯判以重刑,都會以法律條文自我解釋一番,既然多了一個可置人於「死地」的「國安法」,再加上殖民公安惡法「復活」,他/她們很多也就樂於「照本宣科」,管它什麼現代法治精神和人權觀念。至於理論上鑽研學問,傳授知識的大學教授,何以有截然不同的選擇?劉智鵬副校長不會不知道這並非純粹學術討論,他的作證會嚴重影響被告的前途,甚至一生,對言論自由也是一大衝擊。他對光復和革命極為單一的解釋,於學術上其實也站不住腳,見諸李詠怡教授的反駁,亦不符合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現實,見諸李立峯教授的研究。劉教授是真的疾「獨」如仇,「愛國情懷」氾濫,以至掩蓋了一個學者所應持的理性、開放和客觀,還是在「新秩序」下,與其他「識時務者」一樣,為權力效命!

觀乎很多握有最高行政權力的大學(以至中、小學)管理層,在「新秩序」下好像忘了學術和言論自由是開放社會的基石,也好像忘記教育是啟發而非壓制,是愛護學生而非視學生(即使不聽話)為仇敵、陌路人。青年學生反叛、不聽話其實十分正常,亦是社會的活力所在,否則年紀輕輕便因循聽話,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這不都是簡單的道理嗎?然而,幾所最高學府,包括中大和港大,為求自保也好,主動討好當權者也好,因為很多學生,包括學生會成員是反修例的積極參與者,於是與由學生選出的學生會割席,不代收會費,企圖令學生自治組織因為沒錢運作而停頓。 港大學生會評議最近曾發表向七一襲警者梁健輝致謝的悼文,後在政治壓力下收回聲明致歉,學生會並集體請辭,承擔責任。但校方竟然收回學生會大樓的使用權以作懲罰,還讓警察入校搜查,外人看在眼內,就是校方配合政權收拾不聽話的學生,完全不顧作為教育工作者應有的「風範」。劉智鵬教授與政權的法律代表合作,或者開拓了一條校外獻媚之道吧。

至於願意接受辯方邀請作專家證人的兩位李教授,其實相當難得。今時今日雖云還有「法治」面紗,但以言入罪的陰霾濃罩,特別在庭上多番引述其反修例運動研究的李立峯教授,會否有朝一日被官方視為言論與「國安法」有所抵觸?不是嗎,法律學者陳文敏於七一襲警案後指,警方未調查清楚前不能隨便將案件列為恐怖主義襲擊,警方將市民悼念行為扯上煽動/鼓吹仇恨和煽動恐怖襲擊是上綱上線,警方不能將法律無限延伸等,這些於有獨立思考的人是十分溫和理性的話,卻被新任保安局長鄧炳強不點名抨擊,指他「縱暴」,還用上「千古罪人」這種嚴重指控。尤記得「千古罪人」是當年港澳辦主任魯平辱罵搞政改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用詞,「肥彭」是英國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官員,中方罵還罵,還不能對他怎樣。但現在一個手無寸鐵的本地學者,今日只是沒有被點名,他朝若被主管保安事務的官員或其他掌權者點名批判,執法部門會否「識做」,起碼把他抓到警署問話一番?這些都是現在做著「正常」事情的人不能預計的。

言猶在耳,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也不甘後人,要表示「有為」,除了聲稱循「宣揚恐怖主義」方向調查港大學生會,還嚇唬市民,說不排除調查曾於七一悲劇現場悼念和向梁健輝致謝的市民,包括搜屋。這種官員不懂克制,不再尊重人民權利,要表現戰鬥格的白色恐怖,就是大家要面對的「新秩序」。而官方律人嚴,律己寛的作風,例如近日「犯聚三人組」的官商豪華飯局,外界認為可能涉及高官違規以至違法行為,當局理應作出獨立調查,以釋公眾疑慮,但上至林鄭,下至鄧炳強都一致護短,說官員已道歉,事件到此為止;但對公眾並不違法的行為,如悼念梁健輝卻要窮追猛打,更增加市民對此「新秩序」的厭惡感。

但無論「新秩序」如何讓人戒懼,如何令人反感,也是大家要面對的政治現實,如何盡可能不扭曲自己「正常地」生活,都是大家要學習的「新課題」。而正如紀錄片《時代革命》作者周冠威所言,  不要自我設限,因為不知「紅線」在哪。也許有一段長時間大規模遊行集會,「光時」這類「人民的呼聲」要絕跡,但任何本著良心公義,本著香港還是「開放、自由」社會的舉動都只能繼續。在「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學術和言論自由未消失前,到法庭為被官方檢控的抗爭者/良心犯辯護、作證,支援被捕者、探望在囚者,社區互助以至繼續做認為應該做的學術研究、書寫、藝術創作,乃至如何「自主」生活消費等仍有可為,仍需賴以的寄託,無論專家學者、作者/記者、電影工作者、藝術創作者、商人小販、以至普通工薪階層,一定有事可為,亦有很多人正在實踐。這也許是選擇留下的人不能逃避的「自由」,或曰「宿命」!

「警權真大,警權萬歲」

「刺殺案在香港不常發生,對社會而言是一件悲傷的事件,市民需要有適當的方法表達哀傷,而獻花亦是一種適當的方式讓市民宣洩情緒。」這是7月5日香港大學講座教授葉兆輝接受電台訪問時的說話。

葉教授說的是七月一日晚市民梁健輝以刀襲擊警察後自殺的案件,然而這位資深學者所指的適當宣洩方式,卻是警方和掌權者不斷譴責的「煽動行為」,因此,那些拿著鮮花到悲劇現場哀悼的市民,無論長者、年輕人,還是携同子女的父母,都被警察包圍截查,無一倖免。警察隨便截查市民其實是濫權,由港英年代開始的警權過大問題一直無法糾正,導至如今警察恣意濫權,截查市民是最基本動作。總之今時今日就是「警權真大,警權萬歲」。

灰記不知這是否本地獨一無二的現象,就是警察很喜歡查身份證,連威權的新加坡也少有這種擾民行為。說得「極端」一點,這種行為令人想起侵略/佔領者,日本佔領香港時皇軍隨時可以截查市民,以色列軍人在西岸佔領區隨時隨地截查巴勒斯坦平民,侵略/佔領者這樣做也還有他們的原因,因為面對一群敵視他們的當地人,不知當中誰會動殺機。但一個聲稱全球其中一個最安全,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為何對市民如此防範?

這種行為在反「送中」運動發生以前已常有,警方的理由是空泛的防止罪案。民主黨前議員涂謹申以往也不時在議會質問保安局官員,要求提供因為截查市民而緝獲疑犯的數字,要查多少次身份證才捕獲一名疑犯等,保安局例必說不出數字。涂亦循例批評警方沒有數據又怎知這是有效防止罪案的方法,要求檢討。當然官員對涂議員的話只當耳邊風,因為明知議會親權力者佔多數,他們只會膜拜而不會質疑權力。

或者有人會說,被截查沒有什麼大不了,自己又沒有犯法,怕什麼警察查身份證。正正就是因為自己沒有犯法,才討厭警察截查,不是怕,是討厭。討厭是有理由的,「警察憑什麼懷疑我,要查我身份證」,又或者「你如買六合彩一樣,隨便找個人來查」,這都是非常令人討厭,特別如灰記這類討厭權威/威權的「刁民」。灰記過去就有過在地鐵站等候朋友被警察截查的討厭經驗,那時灰記十分不客氣,大聲質疑警察的舉動,那個警察也十分不好意思地匆匆完事。那個警察的表現,灰記推測是他要完成當日的quota,正好灰記在身旁,沒想到灰記如此「勞氣」而有點「招架不及」。

那時是兩傘運動之前,警察還懂得克制。今時今日灰記若大聲質疑警察,相信起碼都會換來警察的嚴厲警告,「你再係咁告你阻差辦公」,脾氣稍差的警察可能已把你推至牆邊搜身。而這種討厭的截查行為,於後反「送中」/「國安法」時代更形泛濫。首先,年輕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只要你十多歲至二十多歲,便有機會被警察截查,特別在掌權者/警方認為敏感的日子和地方,特別穿著黑衣配帶黃口罩。灰記目睹年輕人遭截查的次數是過去的數十,以至百倍,而且例必搜身搜袋,比以前只查身份證更具侮辱性,更侵犯人權。

寫到這裡,灰記又彷彿聽到有人說,你敏感的日子不去敏感的地方,不穿黑衣不帶黃口罩就不會招惹警察。但這說法已與先前的「你又沒有犯法,怕什麼」有所不同。這說法是不應招惹警察,不管行為本身是否觸犯法例,這是自我收縮自由空間。明明沒有戒嚴,沒有宵禁,我去什麼公眾地方是我的自由,法例也沒有規定不准穿黑色衣服,不准帶黃色口罩,為何這樣會招惹警察?為何向逝者獻花也讓警察如此緊張不安?也不只剛發生的悲劇,市民自發掉念2019年6月於金鐘墮下身亡的梁凌杰先生,也會遭警察截查。香港市民幾時開始有義務顧慮警察的情緒?掌權者有顧慮過市民的情緒嗎?

這又令灰記想起日本侵略者和以色列佔領者,他們當然知道自己是用武力/暴力「管理」著當地人,強大的武力/暴力雖然可以震懾人,但一點道德基礎和認受性也沒有。支配這些侵略/佔領者的只有仇恨心,以及把被「管理」者看成低一等的優越心態。灰記這樣說並非要將港警與日本皇軍及以軍相比,畢竟把九七後的香港說成佔領區非常政治不正確,但諷刺的是,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的而且確有不少市民對著警察喊「皇軍」,顯示警民關係之惡劣。

當然今時今日,在掌權者眼中,一切行政和執法權力不容質疑,管它警民關係是否惡劣。《基本法》明明賦予立法會議員可質疑、反對,甚至彈劾行政當局以至特首的權力,在「國安法」時代就變成「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還未參選的民主和本土派人士,大部分以此「國安」罪名還押(47人案),小部分以極苛刻條件保釋,其他行政當局以言入罪,以「非法集結罪」剝奪人權的案件不勝枚舉。而作為執法工具的警察,無可避免引起有想法的市民的不滿。

本來,若警察能持守「專業」,按程序辦事,市民的不滿也不會發展至仇恨的地步,偏偏不少警察在執法過程塞進「私貨」,濫權濫暴,特別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市民在現場、在網上直播和新聞片段(並非當局說的假新聞),看到很多警察濫射催淚彈、近距離向市民、議員和記者噴射胡椒噴霧、暴打沒有反抗的示威者、橡膠子彈射向頭部眼部(受害者包括一名印尼籍記者)、近距離用實彈射向示威者。而721和831之所以如此深入民心,是前者明顯是警察放軟手腳,讓元朗鄉黑勢力恣意襲擊港鐵站內的市民,而後者則是警察在太子港鐵站內無差別暴打市民。即使 831有人被打死純屬謠言,警方縱容元朗鄉黑的腐敗行為,以及暴打市民的非法行為,稍有正義感的市民看在心內,都不會原諒警察。

灰記彷彿又聽到有人說,那些暴徒的兇殘行為你們有見到嗎?但檢控數字不是已告訴了這些人嗎?不管是否涉及暴力,反「送中」運動超過一萬人被捕,二千多人被檢控,很多被判重刑。然而無數違法濫暴的警察,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要問責,零星的內部紀律調查都是不了了之。運動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是最多人有共識的一條,連一些溫和建制人士也贊成,這些建制人士認為只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回應市民最大共識的訴求,這場反抗運動便會退潮,因為很多市民之所以繼續上街,是看不過眼警察的暴行和掌權者漠視民意。不過,不管那些建制人士的評估是否正確,掌權者對建議置若罔聞,現在看來,至少北京早已有「攬抄」香港的打算,在官方的語言就是「止暴制亂」,令「一國兩制」回到他們心目中的正軌,要藉大力鎮壓這場運動,清算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由散漫」風氣,逐步控制政治社會的各個層面,即落實「全面管治權」。

不管當初強行修訂「逃犯條例」而闖出大禍的林鄭是否一早有以上的認識(去年初漏出了她向商界「真情流露」的錄音,說自己犯下不能原諒的錯誤,可以選擇的話會辭職,令人有「身不由己」之感),明白了北京的意旨之後便堅決執行任務,以強硬姿態昭告世人,警察要維持這個「新秩序」,無論用什麼手法都無可非議,市民只能遵從這個「新秩序」,否則後果自負。而北京將警務系統的人安插政權核心,港人戲謔為「警察治港」,外國傳媒形容為police state,意味在可見將來藉警務系統執行強硬任務,進一步震懾港人,是路人皆見的治港策略。要如此倚重警力,北京又怎會讓香港行政當局為了緩和民間情緒而「犧牲」他們呢(將來有需要再清算他們是另一回事)!名義上特區第二把交椅的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只是就721事件婉轉地批評警察 (好像是官員唯一一次表示警察有錯),不但被本應是他下屬的警察團體不客氣地「回罵」而弄得灰頭灰腦,林鄭看到警察團體以下犯上,毫無規律可言,在公開場合也保持緘默。最近張建宗更被北京罷免(換上警察出身的李家超)。他向記者表示自己身體很好,很投入工作,免職是雙方同意的安排,而非如以往被迫去官的人般,一說身體不好,一說家庭原因,算是表達了不滿。

年屆七十的張建宗,在香港官場打滾數十年,歷經港英時代和特區日子,相信不會不諳為官之道。但這位被譏「太極高手」,擅於「左右逢源」的資深高官,在「新秩序」下已無利用價值。觀乎林鄭,以至警務系統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還有入境處長轉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曾國衛,在「新秩序」下無不「戰狼」上身,不但不承認港人民主權利被「完善」選舉制度所剝奪,也不承認港人自由受損,更將所有「錯」歸咎外國敵對勢力、分裂勢力、市民被假新聞蒙騙,行政當局及「新秩序」的執法者就沒有需要任何反省,一點錯都沒有,就好像她/他們的boss共產黨一樣「偉光正」。

這樣的邏緝思維下,掌權者只會走向極端。發生梁健輝事件後,上至林鄭,下至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都是不斷的譴責,一時孤狼式恐襲,一時背後有邪惡分裂勢力,總之就是上綱上線,好像香港已經被隱閉的「恐怖分子」包圍,隨時有下一波的「恐襲」,為進一步立法限制市民自由(如假新聞法、「起底」刑事化等),為警察包括「國安」警察加強打壓人權製造輿論。而特區掌權者開口閉口恐怖主義,不禁令人想起北京港澳辦於反「送中」運動期間曾指香港出現恐怖主義苗頭。緊跟北京口徑,設法證明北京有「先見之明」,果是當今香港為官之道。

在如此肅殺的環境下,能說出一點公道話相當難得,尤其在建制內的學者。葉兆輝教授「獻花亦是一種適當的方式讓市民宣洩情緒」,相信那群「戰狼」高官聽起來十分刺耳。而較早前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發言指,暴力行為本身應受譴責,亦不同意以暴力解決問題,但若指獻花悼念可能違法,說法牽強。陳教授補充,根據《香港國安法》提及的恐怖活動,需要涉及嚴重暴力行為、脅逼中央與特區政府、威嚇公眾實現政治主張,但現階段仍未清楚事件性質,不能將任何一宗襲警案等同恐怖活動。他續說悼念亦可以出於同情,甚至可能表達對政府不滿,與宣揚恐怖主義的差距很大,認為不應將這些事件「上綱上線」,若將任何有關行為均視為違法,只會激化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他的說話隨即惹來新任保安局局長,前警務處長鄧炳強兩番不點名批評,指他縱暴,有可能令全港充滿血腥,然後又說留意到有人嘗試去淡化極端行為可能帶來的破壞和傷害,尤其是有法律背景的人,並指這些人是「千古罪人」,語氣不可謂不重。未知陳教授現在會否為自己的命運擔憂?

陳教授的確是「新秩序」下少有較敢言的學者,他指警方屬執法機構,應謹守法律,不能將法例無限擴張,正點中現在警察的執法問題,不但如此,過去一段時間,警察執法雙重標準,對自己警察的違規違法視若無睹,對親權力者的違法行為也每多縱容。721是最經典例子,如果不是傳媒揭發,也不會抓那幾個「白衣」人交差,但抓那幾個人同時又心有不甘,要再抓當晚在場調庭的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一批市民「陪葬」,不但如此,還要「懲戒」揭發真相的記者,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蔡玉玲透過查閲汽車登記紀錄,找到一些與721事件有關的車主,這種記者常用的查冊方式,卻被警察問罪,控以「虛假陳述」罪(因為查冊理由的選項沒有「新聞用途」),最終罪成,蔡被罰款六千元。

對只是忠於職守,報道事實的記者尚且如此迫害,對那些表達不滿的市民,對那些抗爭者利用法例無限演譯,例如動輒「國安法」提控,以達拘押目的。而日常隨意截查市民,以「彰顯」警權無限大,則是「新秩序」下的「新常態」。

其實於港英殖民時期,不少有識之士都批評公安條例是惡法,警權過大。港英在後過渡期為了討好港人,已少有引用公安惡法,殖民警察(李家超、鄧炳強等也曾當過殖民警察)亦算克制,與市民維持較良好關係。末代港督彭定康於主權移交前兩年,鑽《基本法》空子搞政制改革,造就民主派在立法局佔多數,成功廢除了不少公安惡法。只是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你廢除時我恢復之,你通過工會集體談判權,我亦廢除之。總之官商主導的殖民地制度要盡量原封不動,殖民地政權依靠軍警以防叛亂的制度不能變,港英1967年對付「左派」暴動的公安惡法不能廢。「叛亂」永遠是殖民/專制/極權統治者的心魔,依賴蘇俄扶植,以顛覆民國政權起家的共產黨豈會例外。

再回到那些明知被截查,被恫嚇可能違法也要到現場向梁健輝獻花的市民,他/她們一張張眼神堅定的面孔,與大批如臨大敵的警察成強烈對比。為什麼一向「和理非」為主,有非暴力潔癖的香港人,那麼多人今日偏偏會對一名掌權者和執法者口中的「恐怖分子」表達哀傷與同情,以至敬意?

如果說「六七暴動」令港英當局反省自己的統治(「左派」用以justify當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之後有麥理浩懷柔港人的「新政」,以至往後更寬鬆的統治,這兩年的「黑暴」/「動亂」又給香港的掌權者什麼教訓?還是因為國家主權大哂,「國安」前提下,市民要硬食?

是的,「警權真大,警權萬歲」,陸續有來的各種剝奪權利法例,會為警方提供更多「無限擴張法例」的機會,再加上在學校,在公私營機構管理層配合下,不斷強化的社會控制(剛剛就有學生因為在歌唱比賽不理禁令,唱被校方認為有政治內容的歌曲而被處分),然後由幼稚園開始灌輸的「國家至上」教育,十年或更短時間,香港就可與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看齊,但那個香港又有什麼存在意義?

是的,「警權真大,警權萬歲」,但那些明知被警察濫權卻眼神堅定的哀悼者,那些明知要坐牢仍「以身試法」的抗爭者,那一個又一個不甘心此地「沉淪」的香港人,不正正在尋找/保存香港的意義嗎?

最後要說說曾國衞所言,有責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灰記特別提醒他和他的前殖民地同僚,不要只歌功頌德,認識一下一些人物如王實味、胡風、劉少奇、彭德懷、高崗、習仲勛、林彪、羅瑞卿、李銳、胡耀邦、趙紫陽、薄熙來、周永康、王立軍……,認識一下共產黨內的血腥殘酷鬥爭史,認識白區地下黨人如何被「就地消化,限制使用」,認識國民黨「殘餘」的悲慘命運,認識曾與共產黨共患難的民主黨派如何一個又一個被整肅被噤聲,認識因為官員無限誇大糧食產量,強徵糧食上繳而導致幾千萬人餓死的歷史,認識以「革命」之名導致數以百萬計人被批鬥,被毒打,有些被打死,有些「畏罪自殺」的歷史 。還有推介他們看一本名為《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一書,裏面有很多共產黨掌權前推崇民主自由、捍衞選舉權、言論自由等人權,與現今民主派的主張沒有兩樣的溫和理性聲音。還有,也要知道中共也曾根據共產國際主義原則支持台灣獨立、西藏、新疆、蒙古民族自決,並順帶想想無論共產黨官員和特區官員,為何那麼多他們的家屬擁有外國護照。然後再看看這個自己成長,共產黨曾「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香港,如今被弄成什麼光景。 

再見《蘋果》

《蘋果日報》董事會於今日(6月23日)宣布,明日(6月24日)出版最後一期100萬份。換言之,出版了26年的《蘋果日報》,明日之後成為歷史。為了抗議「高壓政權摧毀新聞自由」,香港記者協會聯同七間傳媒工會呼籲業界6月24日穿黑衣,亦歡迎市民響應。《蘋果》 董事會原定最遲周六(6月26日)最後出版,但相信因為當局在經濟封鎖之餘, 今日繼續拘捕蘋果高層人員(被捕者是筆名李平的社論主筆),並稱不排除陸續有人被捕,至令《蘋果》「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決定提早停刊。盛傳好一陣子的「謠言」:有人欲置《蘋果日報》於「死地」,並必須發生於7月1日中共100周年黨慶之前, 果然應驗了。

去年8月,警察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名,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其後黎以「國安法」 被還押,並因組織參與2019年8月18日和10月1日未經批准集結而合共判刑20個月,現在服刑中。《蘋果日報》在風雨飄搖下繼續經營,市民亦熱烈訂購網上版支持。想不到未足一年,今年6月17日,警察再次「來襲」 ,以同樣罪名拘捕5名高層人員,包括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隨後又是大批殺氣騰騰的警察,大肆搜查蘋果日報大樓,這次還撿走44張載有新聞材料的硬碟。國安處李姓高級警司向在場記者聲稱該報自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有「強烈證據」顯示有關文章是串謀計劃的重點,藉以提供口實予外國向中國及香港實施制裁。

第二日,張劍虹和羅偉光被正式落案,隨即還押候審,「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又再多兩名未審先坐牢的被告。而大搜捕的同時,李姓保安局局長涷結《蘋果》三間公司資產,再加上禁止本地7間銀行處理《蘋果》的戶口,《蘋果》驟然缺乏資金,無法出糧給員工,很快面臨倒閉。唯一奇蹟是李姓保安局局長應《蘋果》要求將資金解涷作出糧之用,《蘋果》才可續命。說是奇蹟,是當局之所以以「國安法」涷結資金,就是為了令《蘋果》辦不下去。這個硬起心腸的政權,怎會忽然「可憐」起《蘋果》近千員工的生計而讓它繼續存活。

暫時還算自由的社交媒體,多了很多關注《蘋果》面臨倒閉的帖文或留言,不少以哀悼方式,痛惜新聞自由的陷落。有人更以當年特區政權「放生」星島報業集團老闆胡仙一事,對比這次窮追猛打黎智英及《蘋果日報》,顯示法律之如何被政權把玩,法治之如何脆弱。 當年的胡仙免於被起訴串謀欺詐罪(《英文虎報》誇大銷量以欺騙廣告商),很大程度是因為胡是政權的「同路人」,與當時的當政者有一定交情,於是在法律面前多了一份來自政權的眷顧。

「有趣」的是,當年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免起訴的其中一個理由是為了「公眾利益」,因為倘胡仙被起訴可能導至她旗下的《星島日報》和《英文虎報》停刊。梁愛詩的聲明如是說:「一間頗具規模和重要的傳媒集團在當時倒閉﹐除了引致僱員失業外﹐很可能會給海外傳達一個極壞信息。正當本港失業人數不斷上升﹐若在這時候作出檢控﹐可能會引致更廣泛的裁員﹐這點令我感到不安。」

因此那個行政長官林鄭可以輕輕幾句,因為涷結資產所引伸的公司倒閉、勞資糾紛,勞工法例可以處理。但大家都知道香港勞工法例是發達地區之中最落後的,對僱員的保障只是聊勝於無。問題更是《蘋果日報》並非那些故意拖欠員工薪金,藉倒閉而逃避責任的無良企業,它是願意與員工一起共渡時艱的良心企業,是政權的政治舉動導至好好一間企業未能營運下去!

老實說,《蘋果》的立場與作風並非人人認同(灰記就不認同它親特朗普的右翼立場),它「引領」新聞走向娛樂化亦具爭議。但這些都無礙它的重要性,特別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它的存在更是無比重要,因為它是唯一一份不向政權低頭,不接受統戰和收編,堅持與本地爭取民主/抗爭同步的報紙。它的繼續存在,多少還顯示香港還有一些新聞自由,可以講一些「冒犯」政權的話,報道一些政權不樂見的新聞,揭露一下政權和社會的陰暗面,特別在「國安法」實施後它仍堅持敢言作風,在主流傳媒中「鶴立雞群」,是值得市民支持的一份報紙。但如今它存在的日子正在倒數 ,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進一步大萎縮,未來尚剩多少?會不會出現傳媒和網媒大整頓,做記者也要宣誓,以至監控互聯網等限制市民言論自由的舉動?不少傳媒工作者和市民都極之憂慮。

對應業界和市民的憂慮,政權和它的辯護士只懂得重複又重複你沒有犯法便不用擔心,正常的採訪不用擔心,記者沒有特權等的說辭。但明明「國安法」實施後,是否觸犯法例、違反專業操守的界線,所謂紅線已變糢糊,糢糊得像「紅海」,「無遠弗屈」。一篇涉及外國批評中國以至香港的報道,幾時會變成串謀抹黑國家和特區的假新聞?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或訪問外國人/機構,幾時會變成勾結外國勢力?而現在一個小學老師買十份《蘋果日報》贈予相熟同事,便遭人「告發」,校方條件反射地以其「動機不良」,勒令該老師停止授課。這名老師之後會否被教育局評定為「專業失德」而失去教席?在「紅線治港」的今日,一切荒謬的事都變得可能。有見及此,前線記者和評論人的組織聯合發聲明,聲援《蘋果日報》及其員工,大家都深明唇寒齒亡的道理。而由主流傳媒高層組成的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則發表不痛不癢的聲明,顯示高位者多明哲保身,不能寄望他們在關鍵時刻為香港的自由發聲。

等而下之,則是《明報》社評(與《明報》前線記者無關)對黎智英和《蘋果日報》被迫害的「幸災樂禍」,什麼「反修例風暴是一場政治大攤牌,沒有遊戲規則可言,『道理』只是包裝,勝利就是一切,不同政治力量押上重注甚至『曬冷』。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來到這一刻,輸家遭清算,說來很殘酷,卻是你死我活政治鬥爭的邏輯」,社評還將黎智英獲美國前副總統彭期接見舊事重提,以示他坐牢「咎由自取」。相信2019年走出來反修例的二百萬人,相信現在同樣身陷囹圄,充滿中華情結的何俊仁、李卓人等都不會同意社評這種陰謀詭計的說法。作為傳媒一份子,又不是黨辦的《大公》、《文匯》或一些擺明車馬親政權的報紙,眼見同行遭受政權無情打擊,新聞自由岌岌可危,不是去質疑當局以言入罪,在關鍵時刻為香港的自由盡點言責,而是處處以陰謀論看同行的一舉一動,然後假裝同情《蘋果》的員工,可恥之極,充分顯露知識分子的陰險和虛偽。而這類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因為有「中立」的外衣,主動配合政權起來更具殺傷力。

但灰記願意相信, 那些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無論如何包裝,誰出賣自己為政權服務,大部分市民還是分辨得到的。《蘋果》5高層被捕的第二日,市民搶購50萬份《蘋果》,去年8月黎智英被捕,第二日以至多日市民搶購《蘋果》,以各種方式在《蘋果》賣廣告,聲援這份報紙。因為大家都明白,撐《蘋果》就是撐自己,無論黎智英如何惹人爭議,無論《蘋果日報》如何有瑕疵,在如此肅殺的環境,一份敢於堅持異見的報紙,一個不惜坐牢也要辦報的報人,體現了香港「嶄新」的時代精神,活出這種時代精神的還有無數被監禁被檢控的人。而很多人仍然相信,即使《蘋果》不再存在,這種時代精神不會輕言消失。

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只是以個人名義宣布6月4日晚在維園出現,便於6月4日早上被捕,其後她在警署宣布以禁食方式紀念六四,下午警察將維園硬地足球場、籃球場,中央草地和緩跑徑圍封。此前政權以「消息人士」透過傳媒向市民作出恫嚇,6月4日晚穿黑衣手持蠟燭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監禁五年。這個恫嚇真讓人既憤怒又納悶,現在香港已淪落至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要被管的法西斯社會嗎?蠟燭又是什麼非法工具?那個前民主派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高聲附和黑衣蠟燭「違法」說,殊不知被人將其以往在維園穿黑衣手持蠟燭的照片放到網上,真的自取其辱。另一前民主派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以往亦是六四維園常客,被問到如何看今年政權禁止維園悼念活動,只能辯稱自己參與的是合法活動,盡現窩囊蒼白。

事實上,很多權力中人,包括前特首、前立法會主席、官員,他/她們於六四時都曾展現良知,譴責北京政權屠殺 ,他/她們發出這些聲明時,都以「愛國者」自居,但後來有的很快,有的較慢,都相繼打倒昨日的我。不過,有心人豈會放過,每逢六四就會將他/她們當年的良心話於網上再次提起,今年更多了一些積極迎合北京,重判抗爭者和民主派的法官們於六四時的「良心展現」。這些人是否還有良心爭扎,還是以「國家至上」來安慰自己?那些當年沒有展現良心的現當權者是否十分慶幸?原來當年的良知是瘡疤。這些權力中人當年是如何看待中國民運、八九六四?是因為他/她們當年是殖民地官員,即使心有所感依然不敢表達個人情感,還是悄悄站在遊行隊伍當中,或坐在馬場一角,聆聽「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譴責屠城的悲憤聲音?學生時代曾率團到訪北京的特首林鄭月娥,八九六四時還是殖民地政務官的她,未知有否被「中國心」所觸動,還是一心一意在官場往上爬,期望順利過渡,懶理國人的命運?

無論如何,對政權來說,不論中港,六四是瘡疤,是中共政權不斷統一口徑為六四定性,依然不讓民間提起的禁忌,生怕有朝一日人民利用這精神資源,再提出政治訴求,逼令中共政權面對自己的殘暴歷史。現在,這種禁忌終於延伸至香港。以「國家」的名義,以「國安法」的重槌,利用七千警力欲「粉碎」這個近年被某些本土派批評為「大中華膠」,對中國「痴心妄想」,與香港無關的行禮如儀場合。但如何批評也好,如何用公權力輾壓也好,悼念/記憶六四已經成了幾個世代香港人的「集體意識」(灰記從不介意是否有傳承,每一代人盡了自己的本份就是了)。套用時下當權者不斷重複的「愛國愛港」口號,八九六四令港人將「愛國愛港」的情懷發揮得最「極致」。

灰記是這種「愛國愛港」情懷的眾多見證者之一。由胡耀邦逝世當日,十數市民自發在中環天星碼頭,以標語形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種種看法,對大陸社會的關懷,到5月4日晚二千市民中環遮打花園集會,以紀念五四的形式聲援北京學生,當中很多是穿西裝的中環上班族,大家還高唱 《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與資本/殖民主義中心地帶,高聳的財團大廈顯得格格不入。當時的灰記還不明白,混雜、矛盾、衝突本來就是這塊歷史偶然下的殖民地的「根本性質」。

整個5月,香港人沉浸於北京學運/中國民運的任何訊息中,平時只談賺錢、賣買樓宇、吃喝玩樂的場合,多了很多對學運領袖的討論 ,王丹、吾爾開希、柴玲……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平時看不起「內地同胞」的香港人,對學生絕食寄以無限同情,對北京市民持續有序的聲援由衷的感動。香港人,無論在本地旁觀,或親身在中國感受過跌跌盪盪的80年代「改革開放」,此刻多少都幻想中共改革派和學生能良性互動,讓中國逐步朝向「現代文明」發展,讓人民真的可以「當家作主」。很多人都說過,此時香港人的「愛國心」前所未有的澎湃,5月下旬成立的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無論「左中右」都認同和全力聲援這個愛國民主運動。同時,一個講求民主、文明的中國才能保障香港真正自治,以及即使中國大陸如何動盪,也祈盼香港能「平安無事」,卻又是很多香港人真實的想法,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簽署,香港已進入後過渡期,很快主權歸中國,香港人不再有英國人「保護」。所謂「愛國愛港」,其實也是從香港本位出發,不用現在某些本土派及其理論導師去加持。

「很快就不再有英國人『保護』」這句話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但灰記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北京聽到一席話時的「震動」,灰記在北京戒嚴前後短暫逗留協助採訪,於天安門廣場附近就聽到一名不知身份的男士,以帶北京腔的普通話對著包括灰記的幾個正在錄影拍照的香港人說,「現在你們有英國人『保護』,九七後英國人走了,你們再沒有那麼XX」。XX那兩個字因年代久遠,實在記不起,但印象中,好像是類似「神氣」,或「特殊」的意思。這位男士是否看不慣那時香港人在中國所受的「特殊待遇」,不得而知,但他的說話卻點出香港人身份的「脆弱性」,的確,沒有英國人的「保護」,香港人什麼也不是(李卓人於「六四」後在北京被捕,然後迅速獲釋是一例),這是如灰記這類反殖分子也不得不承認。儘管英國偶而會「保護」香港人,但絕不會把香港人視作「自己人」,那名北京男士也視我們這群香港人為異類,沒有英國人「保護」便什麼也不是的異類。

或許是這樣的認知,香港人對八九民運投以極大的熱情,出錢出力搖旗吶喊,親身到北京打氣,固然為了表達「同胞」之情,以擺脫香港人什麼也不是的「詛咒」,更「深層」的想法是希望中國朝著文明、講人權、講道理的方向發展,才是香港較有效的「保護罩」,才是民主自治的根本保障。

正因如此,當強硬派李鵬於5月20日殺氣騰騰地宣布北京戒嚴,被視為改革派代表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作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向學生話別一刻,香港人深受打擊,此後多次百萬人遊行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大規模集會,都是極盡人事,希望中國的局勢不要朝最壞方向發展,甚至仍有人幻想有轉機。因此,當港人獲知6月3晚軍隊終於入城鎮壓,6月4日凌晨竟夜天安門廣場附近長安街槍聲不絕,死傷枕藉時,悲憤、絕望、恐懼……不一而足。 這些心情絕對可以理解,想不到「改革開放」了近十年,中共的殘暴性質不改,用軍隊屠殺人民。這其實不需要「同胞」之情,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表達義憤,這是為何日後每年支聯會於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在眾多的香港華人中夾雜不少外籍人士的原因,畢竟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至少曾經是)。而不少香港人堅持每年到維園,也是自覺最低限度的付出:定期向那些當年在前面擋子彈的「同胞」、勇者表達哀傷和敬意。

因組織及參與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曾在受訪時說過,很多與他同一代的人都認為,我們在這個狹小的空間,因為歷史的偶然,因緣際會下享有自由,可以獲取很多知識和資訊,能明辯是非,並且仍然有多少能量去做一些事,甚至有段時期保護了很多大陸來的知識份子,保護了(兩蔣時代)很多台灣來的異見人士。六四,全中國(暫時不計台灣)只有這地方可以講良心話,向權力說不,在這情況下,對這個苦難的民族,我們是否要盡一些責任呢?灰記不是「大中華膠」,沒有如仁哥的民族情懷,但倒十分認同仁哥的講法,香港人與大陸人共同面對一個專制政體,他們在一制的前沿,香港也正邁向一制,單是基於這個認識,堅持六四記憶、悼念死難者,以至關注/聲援大陸抗爭/異議者,便是應有之義,不需再附加什麼本土意義,更何況大陸有不少抗爭/異議者明知會受逼害,依然義無反顧的表態支持香港的自由,例如不少在網上發照片支持雨傘運動者被拘押以至被判刑,最重判四年! 

而香港曾經作為不單只中國,可能是亞洲最自由的地方,除了資本財團的自由掠奪,也有不同非政府組織設立總部和辦事處,關注國際上諸如人權、勞權、女權以至環保等議題。另一同樣因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他有份創立的職工盟,當中的屬會包括外籍家務助理組織,為在港工作的外傭發聲,這些組織亦與國際的外傭組織有聯繫,相互支持、交流。而年前在港的印尼傭工組織更與一些團體發起遊行,抗議以色列空襲加沙,殺害巴勒斯坦平民。事實上熱愛中國的李卓人,也是工運活躍份子,關注本地,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國際工運;何俊仁也曾聯同日本的律師和學者,為中國與韓國仍在世的慰安婦,狀告日本政府。這本來就是香港人應有的開放視野,由凝視中國內地到放眼國際,為公義發聲。 現在大家憂心衷衷快將失去的,難道不就是這個開放包容,由「大中華膠」、香港本土主義者,以至國際主義者都能「和而不同」的自由香港嗎?

但願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不管明天要面對怎樣的局勢,由六四燭光所折射出的那個自由香港,至少活在「一小撮人」的心中。

(update)6月4日晚,政權的恫嚇並未能完全奏效,大批穿黑衣市民到維園外、銅鑼灣一帶,以至其他地區舉蠟燭、舉亮著小電筒的手機,甚至舉起標語,警察雖然拘捕了個別人士,但整體而言,他們只能看著市民以自己方式紀念六四。此刻六四不只活在市民心中,更活在可見的公共空間。

由四月十五日談起

全國人大於二零一五年訂四月十五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今年林鄭政權挾「港版國安法」的「威力」,首次在香港大搞活動,高調宣傳「國家安全日」,「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彷彿像西遊記的緊箍咒般沒法逃避。然而何謂「國家安全」?又為何選擇四月十五日?經歷/見證過以軍隊屠殺平民收場的一九八九年中國民運,都知道四月十五日是催生八九民運的一個關鍵日子,那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大批市民和學生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醞釀出悲壯的八九民運。

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較具改革思想的領導者,也比較能容納異見。「改革開放」的一九八零年代,中國民間思想活躍,要求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聲音時有出現,亦有大學生罷課、遊行。但在以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為首的一群政治老人心中,這些「鬧事」的人都是受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荼毒,所以久不久老人們的政治代理(例如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就要祭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政治上鄧小平與那些老人如陳雲、薄一波等看法接近,就是共產黨一定要牢牢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治安全」,但另一方面鄧小平決心要「走資」,所以必須要借助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有改革思想的人來搞活經濟,所以當時有一個講法,就是逢單嚴厲、逢雙寬鬆,意即單數的年份如八一、八三……政治上會收緊、會打壓異議活動,雙數的年份如八二、八四……政治上會較放鬆,較容忍異議活動,反映鄧小平的「平衡術」。

一九八六年一些開明學者(包括合肥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熱議政治體制改革,同年十二月更發生了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為了抗議中共違法干涉市人大代表選舉(中共雖云開放市或以下級別的人民代表大會可由直接選舉產生,但往往因阻撓/禁止獨立候選人參選,只容讓中共屬意的黨員參選而被詬病。灰記想起現在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令北京和港府有權篩選候選人的「苦心」),千多名學生遊行抗議,學生的訴求是「民主自由」和「反貪」。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得到其他城市高等學校的響應,學潮遂蔓延全國。方勵之因為沒有制止學生「鬧事」,後來被鄧小平點名「驅逐」出黨,他更於「六四」後流亡美國。

如果說三十二年前的六月四日是「希望的幻滅」,那麼當年的四月十五日就是「希望的開始」,不管這個希望是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當然,這些「衝擊」當權/鎮壓者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歷史(為何兩個名義上是最高領導的中共總書記,會被幾個身份是普通黨員的政治老人逼退;為何一個普通黨員可以當軍委會主席,可以指定誰當總書記,還指定「隔代接班人」),不會見諸如今「國安」主導的學校教材,也不會見諸官方「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宣傳內容。然而,正是政權要選擇這個日子來「教育」民眾,以胡耀邦作為象徵,中國曾經有過追求較符合人民意願、較自由開放政治願景的努力,也必在這個日子再次被記起。

說起天真與「不切實際」,一些被稱為「左膠」或「大中華膠」的組織如社民連和支聯會卻是十年如一日地紀念八九民運,聲援中國內地的維權活動。今年四月十五日早上,社民連新生代黃浩銘、陳皓桓聯同支聯會新生代鄒幸彤等,遊行到宣傳「國家安全」的會場抗議(下午有學生組織賢學思政擺街站抗議「國安日」),高舉「沒有民主人權,沒有國家安全」、「廢除國安法」等標語,不管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今時今日如此的抗議行動有一定風險,少一點勇氣也不易付諸實行。

這些「左膠」、「大中華膠」雖屬「和理非」一族,但過去兩年香港發生的巨變,令他們老一輩以至新生代都面臨官非(有些已身陷囹圄),有的更面對「國安」控罪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岑子杰,民主黨的胡志偉、尹兆堅等,他們都不獲保釋候查,要在監獄等待審判,有的則多項控罪在身,坐牢是遲早問題,如陳皓桓等。而較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已不活躍於政壇的老泛民如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吳靄儀等,亦因為去年八月十八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遊行被檢控,罪名成立,「國安日」第二日,四月十六日判刑。

早前灰記因拍攝紀錄片關係,見到面臨監禁的支聯會前主席何俊仁,有機會聆聽他的心聲。而較早時不少傳媒都訪問了何俊仁,灰記在這裡只講一、兩點。他特別提到,即使要坐牢,他的遭遇比起中國的維權律師,他在內地的同道仍然「幸運」得多,至少沒有遭受各種令人身心受創的刑求。他也提起九十年代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日本侵略受害人,包括慰安婦、強逼勞動者等狀告日本政府。當他提到除了他之外,日本律師也是義務為受害人尋求公義,灰記馬上想到現在林鄭政權大力推銷的「國家安全」。那些日本律師代表外國人狀告自己國家的政府,如果換上中國/香港律師,這樣做會否抵觸「國安法」?這些律師的行為是否「叛國」?

當然,政權的辯護者一定會跳出來說,這是企圖抹黑中國政府的假設性問題,因為中國沒有侵略過別國,所以不存在中國律師代表外國人向中國政府討回公道的問題。好,不談慰安婦,不談強制勞動,談談中國的「少數民族」,例如新疆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和西藏人。有報道指中國政府在西藏和新疆推行強逼漢化,強制勞動等「種族清洗」以至「種族滅絕」的政策,受害人也在安全的情況接受了採訪(一些香港市民、職工盟擺街站聲援新疆「少數民族」,呼籲杯葛涉嫌強制勞動的「新疆棉」,亦是難得的英勇行為,因為難保有天會被「國安」人員光顧)。而西藏和新疆都並非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

這裡先不談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在中國,質疑「少數民族」政策隨時有可能被視為「顛覆」和「分裂」分子,有不少人因此獲罪),轉而談談日本的沖繩縣,沖繩亦非自古以來日本領土,而是獨立的琉球王國,後來於幕府時代被薩摩藩侵佔,但仍維持其王國制度,琉球國王亦同時接受清國的冊封。到十九世紀末清國積弱,日本政府為擴張領土,實行琉球處分,廢藩置縣,琉球王國成為日本的沖繩縣。日本二戰敗於美國(沖繩戰役相當慘烈,死者二十萬),沖繩由美國佔領了廿七年後,於一九七二年移交日本。那個時候,大部分沖繩人都支持「返還」(回歸),但也有少數沖繩人認為應該獨立建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於「返還」前專誠到沖繩聆聽這些少數聲音,並將之寫成《沖繩札記》,此書也許有興趣的日本人不多,但卻沒有成為「鼓吹沖獨」的禁書。

近年因為美軍基地問題,沖繩人的獨立意識愈來愈高漲,無論縣市議會,以至日本眾議會選舉,都出現了以「反軍事基地」,以至「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候選人,他們沒有被取消參選資格,更沒有被控「叛國」或「分裂祖國」,日本國會也沒有因此要「完善」沖繩的選舉制度,很多「反基地」候選人都當選市長和議員,繼續反對日本政府的沖繩政策。

沖繩的故事在此博客出現過不少次,灰記之所以此刻重提沖繩故事,以至提起何俊仁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戰爭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就是要突顯「港版國安法」的「法力無邊」,如何讓人極度不安。至於為何「港版國安法」如此「法力無邊」,則毋須灰記再多言。

在不安中前行,也儼然成了香港人的「宿命」。

那本封塵、剝落的小冊子

在執拾房間時,拾到一本封塵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部分內頁已脫落。在這個時刻拾到這本小冊子,難免讓人感慨一番。最令灰記感慨的,就是這本曾被視為香港自治依據的小冊子,就如其剝落的內頁一樣,被北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個又一個解釋、決定,剝掉那些自治的依據,剝掉香港人賴以自存的保證。

看看北京最近「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大手術,《基本法》原來是如此規定的:

二00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一之七);二00七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附件二之三)。

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程序一樣,港人稱之為「政改三部曲」,但有一點不同,修改行政長官產生方法在香港通過以後,還要北京批准,修改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通過以後,只須向北京報備。無論如何,附件一、二的寫法都明示由香港特區啟動政改,而非北京作主導,因為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再看第四章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又看看第六十八條: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這本小冊子至少保證立法會是邁向沒有限制的普選制度,香港人所理解的普選就是取得足夠市民提名的成年人便可參選,然後由選民透過不記名的方式(secret ballot),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議員。

然後北京眼見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超過五十萬港人上街反對23條國安法立法,要求雙普選的呼聲漸高,於是人大常委會於二零零四四月自行釋法(第二次釋法),先否決零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和零八年普選立法會,挫挫大部分港人和民主派的「銳氣」,然後在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設關卡,再增加兩個步驟,即(1)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及(2)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並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予以確定。即由「三部曲」變為「五部曲」,增加北京的駕馭權,但仍規定由香港啟動,而非北京決定。

灰記還記得人大釋法當日,大批市民走到中聯辦抗議,高呼人大「無法無天」,雖然抗議者心中有數,北京不會理睬他們的呼喊。往後事情的發展也是讓人沮喪,爭取普選的雨傘運動演變成民主派與本土派之爭,甚至出現在中國框架下爭取民主已無意義的聲音。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特區政權突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並取消了梁天琦、陳浩天等七人的參選資格,為自由選舉敲起喪鐘。然後北京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又再作出如下決定:

一、 特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特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二、本決定適用於在原定於2020年9月6日舉行的特區第7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因上述情形被特區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的第6屆立法會議員。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立法會議員的,如遇有上述情形,都適用本決定。

三、依據上述規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由特區政府宣布。

這個決定無疑為一六年選舉主任取消參選人資格的舉動「正名」,並進而為褫奪議員資格提供「法律武器」,於是特區政權很快就根據決定褫奪梁繼昌、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等四名民主派議員的資格,導致其餘民主派議員總辭抗議。

然而,這本封塵的小冊子卻從沒有提過人大自行釋法或人大決定,又或人大所作一切凌駕《基本法》。規定也好,承諾也好,港人習慣了白紙黑字,有寫便有,沒寫便沒有。然而,正如前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員梁慕嫻所言,中共著重的是政策,其餘都是附庸於政策,政策隨時勢而不斷改變,因此沒有不變的承諾,一切只是權宜之計。而唯一的「永恆」是「主權完整、國家安全」,說穿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安全,因為中國是黨國體制,或曰一黨專政。那本剝落的小冊子,註定「命運坎坷」。

又或者如一些對中共政權有良好願望的論者所言,起草小冊子時,那些中共當權者確實願意作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並認真看待之,只是現在獨攬大權、充滿猜忌的習政權推翻了當年讓香港自治的承諾。而習政權的辯護者,或曰「藍絲」的典型回應就是若沒有二零一九年的「動亂」,中央就不用祭出「撥亂反正」的大動作。

「藍絲」的典型回應,令灰記想起大陸709大抓捕其中一位家屬的親身經歷,她因為丈夫被長期拘押而不斷向官方查問、追究,要求探訪丈夫,換來被公安國保長期監控,兒子上幼兒園被處處阻撓,租房子也差點成問題的報復。然後國保對她說,這一切都是她自招的,只要她乖乖聽話,不去「鬧事」,兒子上學不成問題,一切生活上的不方便可迎刃而解。然而,這位太太是根據中國法律賦予她的權利去為丈夫維權,即使丈夫涉嫌觸犯刑法,也有作為被告的權利,例如家屬可為他聘請律師以及可探訪他等,但這些權利長期未得到落實,她要求落實這些白紙黑字訂明的權利卻被視為「不聽話」。

對二零一九年很多站出來遊行示威的香港人而言,政權藉著選舉制度的設計,令獲得最多選民支持的民主派和後來崛起的本土派議員,永遠成為議會少數,那些「聽話」的親政權議員,只會做政權的啦啦隊,一條明顯刺激香港人神經的「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大陸官方以往也「默認」中國法治不完善,不透明,而「體諒」兩地沒有相互引渡疑犯的司法互助,如今卻成了必須落實的硬任務。

對眾多香港人來說,修訂「逃犯條例」打開了「恐懼」的潘多拉盒子,因為一旦通過修例,不知何時何日,香港人會以不知什麼原因被大陸當局要求港府「依法引渡」,而對香港人來說,在大陸被拘押、逮捕、檢控是不可知的「黑洞」,前不久以「偷渡罪」被「送中」的十二港人所遭遇的司法「黑洞」,相信稍為關注的人都會清楚,他們的遭遇和709案受害人大同小異,在港的家屬為他們聘請的中國律師不獲當局承認(因當局聲稱被告已聘請官派律師),家屬探訪的權利亦被剝奪。唯一不同的是因為家屬在香港,當地的公安國保還不能對他們怎樣。被「送中」十二人的遭遇,更令港人立體地感受到「中國法治不完善,不透明」去到怎樣。因此,二零一九年反「送中」運動之所以如此激烈,實在是出於對「一國」「駕臨」香港趨勢的「本能反應」。

事實上,自從北京於二零零四年釋法叫停香港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香港的自治也「循序」倒退,都是循「愛國者治港」這個軌跡滑行,因而要千方百計推行只許歌功頌德的國民教育(二零一二年被推倒不要緊,會以其他形式繼續在學校滲透);因而要取消被視為「反中亂港」者的參選資格;因而要加強檢控政治抗爭者,製造白色恐怖……。而所謂「愛國者」,九七年前的說法是「擁護祖國行使主權,不管是相信資本主義還是奴棣主義,都是愛國者」以及「共產黨是可以批評,是罵不倒的」,到現在是要「尊重共產黨」,尊重在中國的語境就是聽話了。

於是香港人又被置於與709家屬類同的處境,都叫你們乖乖聽話,你們乖乖聽話香港的自治便一切如常,你們乖乖聽話中央便毋須大動作去「完善」香港的自治了!於是灰記又想起中國幾千年改動不了的「封建」傳統,中國人幾千年改動不了的家長式思維。然而,過去百多年中國眾多仁人志士流血犧牲,不正正為了去除「封建」流弊和「家長式」流毒,實現民主嗎?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政權時,不也大力反對「封建」獨裁,要求落實民主嗎?摘錄一下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共產黨旗下《新華日報》社論對選舉權的立場: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

……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和「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也只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條件等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選制」。

……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和「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之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

……使人民能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社論收錄於《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

除了「漢奸」這頂帽子,《新華日報》所說的民主權利,與香港人認知的民主權利並無二致。再說,一九四四年距今已有七十七年,超過四分三世紀,中國人的民主權利究竟去了哪裡?香港人不完全的民主權利又為何被大力壓制?(想起最近中美會談,中方代表楊潔箎說「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以及另一代表王毅說「中國做得好不好,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中國應該怎麼做,中國人民才是主人翁」的笑話)

也許見到「漢奸」兩個字,「藍絲」又會如獲至寶般咆哮,現在被取消和褫奪參選和議員資格的不正正是「漢奸」嗎?那些以「國安法」被控告的不也是「漢奸」嗎?(想起那些在法院前舉牌高喊「漢奸黎智英」、「漢奸戴耀廷、「漢奸黃之鋒」⋯⋯的「群眾」)又看看社論如何定義「漢奸」,「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的人。這個定義非常有趣,當時的共產黨就是公開、秘密做反對國民黨的事,換言之,反對國民黨並不等同反對民國。這很好,蔣介石的國民黨欲以黨治國,實行黨國獨裁,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反對之,是爭取民主的正義事業,不涉「叛國」。如今香港人反對共產黨黨國獨裁,反對特區政權的專制主義,爭取民主,為何變成「叛國」,變成「漢奸」?

當然,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內戰打敗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之後,其所實行的黨國獨裁比國民黨尤甚。共產黨最高領導遷入了北京中南海,這塊充斥著帝皇將相幽靈的故宮之地後,像是對百多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詛咒,居住於此的革命領袖變成以往的皇帝般,居高臨下,要接受萬民崇拜,什麼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都被拋到九霄雲外了。灰記想起了「文革」高峰時,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畫面,這可能是歷代皇帝都「享受」不到的「萬民景仰」場面。被最先進的革命語言簇擁的毛皇帝,不諱言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當時西方不少左翼青年都對毛澤東的「革命事業」有過憧憬/幻想),不管他統治中國的四分一世紀,把向經濟推向頻臨崩潰,政治邁向法西斯專政(這是共產黨自己的評價,只是把所有責任推給負責執行毛旨意的「四人幫」而已)。然後才有後來共產黨尋求出路的「改革開放」。然後今日處處模仿毛澤東的習近平,竟又想走回毛的老路!

歷史總是充滿巧合,當中國致力要重建經濟,香港的主權問題便被擺到桌上。香港人對中國前三十年的統治充滿戒懼,註定「一國兩制」這個充滿矛盾的妥協產物,註定那本小冊子也成為映照兩地矛盾的妥協產物。中國收回主權之所以不直接統治香港,不是不為也,是不能也。當年仍是貧窮落後的中國,要直接收回香港,只會收回一個資金和人才走得七七八八的「空港」,得物無所用。那個時候,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的鄧小平,極需要、極渴望外來資本和管理經驗,對香港有所求,所以才作出「一國兩制」的妥協。

事實上,即使有「一國兩制」的「保證」,依然有大批香港人移民求保險 ,留在香港的也有很多抱著疑慮,皆因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了「六四」屠殺,共產黨強人鄧小平為了拒絕政治改革,要鎮壓由北京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不惜聯同其他政治老人罷免不願鎮壓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出動軍隊清場並屠殺大批北京學生和市民。支持中國民運的廣大香港人(包括很多後來轉而為暴政辯護的人,如梁振英、譚耀宗、梁美芬……),悲傷、憤怒、恐懼,兼而有之。順便一提,八九年春夏之交,香港人很大程度表現出「愛國愛港」的熱情,精神上和物質上對北京學生作出很大力的支援。當然,對於成功肅清要求改革聲音的北京當權者而言,這種「愛國愛港」情懷有可能感染內地人,因而危險,因而耽耽於懷不能讓香港變成「顛覆基地」。

據說,未有發生「六四」屠殺之前,那本小冊子,或曰治港小憲法的草稿寫得更寬鬆,對香港人的保障更多。無他,未發生「六四」前,香港的民主派與北京關係仍算良好,司徒華和李柱銘仍擔任那本小冊子的起草委員,「六四」戳破了很多香港人對共產黨的「幻想」,也令北京增加戒心,但由中國官方主導的小憲法起草工作繼續,少了司徒華和李柱銘等少數民主派聲音,卻仍承載了不少香港人謹慎的「期望」。

之所以說那本小冊子是映照兩地矛盾的妥協產物,也只是要道出經過一個半世紀英國人統治的香港人,是與大陸人大不相同的群體,習慣了法治與較自由的生活方式,相信白紙黑字的規定和承諾,較抗拒「封建」、「家長式」思維。「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條文的矛盾在於,一方面要「照顧」香港人對民主的追求,一方面要牢牢控制行政長官的提名,以免香港人選出一個不合北京胃口的行政長官,因此除了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這個可讓北京任意解釋的前提外,還要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廣泛代表性亦是可以任意解釋。於是,那個引發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的政改,官方提出的方案是必須由提名委員會一半或以上委員提名,才能擔任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與現時的選舉委員會類同,即民主派佔少數,永遠都不能取得足夠提名參選特首。結果,這個政改方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大部分親政權議員突然離場下(「等埋發叔」事件),以二十八票反對,八票贊成被否決,而不是像預期般,在大部分親政權議員贊成,但未及三分二贊成票而被否決,多少令北京感到沒面子。不知近日「忠誠的廢物」一說,「等埋發叔」事件是否其中導火線?

在北京「完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後,以上那些映照兩地矛盾的條文也一併作廢,不但開倒車重新引入選舉委員會議席,進一步降低直選議席的比例,還設立審查參選人資格的委員會,無論行政長官,還是各級議會參選人都要經委員會審批,已沒有半點自由選舉的味道,兩地矛盾被「一國」強力壓到底。

那本封塵的小冊子,那本映照兩地矛盾的小冊子,在「國安法」壓境和北京有權用盡的情勢下,已變得落寞可憐。 不過,小冊子也曾有過十分認真看待它的人,並曾勇敢地履行小冊子賦予他們的權力和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一九九九年,主權移交一年半後的一月廿九日,香港終審法院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根據普通法原則,對居權案作出不合董建華政權期望,和不給中國當權者面子的判決,除判決居權人士勝訴外,亦在判詞指出,由於《基本法》具中國憲法地位,任何錯誤理解《基本法》的情況,包括人大錯誤理解條文,香港法庭有權作出糾正。

可惜又是因為兩地的矛盾,香港人不歡迎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心態,被特區政權利用作民粹操作,祭出十年內有一百六十七萬人來港的謊言,成功令大部分香港人支持(至少不反對)董建華「違憲」尋求人大就居權案判決釋法,之所以說他「違憲」,是因為小冊子只訂明涉及中央管理事務和中央與特區關係條款需進行解釋,終審法院可提請人大釋法,沒訂明政府可如此做。那個時候,沒有多少人能體會維護終審法院判決對香港自治何等重要。

其實,終審法院的勇敢判決只是提早把兩地的矛盾呈現,在法官心目中,這是履行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但在北京心目中這判決簡直就是「以下犯上」,人大(其實是共產黨)的權威何在,領導怎會有錯,錯一定是下級,這是中式官場思維。當時有輿論要求終審法院自我糾正「錯誤判決」,但終審法院不為所動。李柱銘等民主派議員提出修改《基本法》(小冊子亦規定了修改《基本法》的程序),以減少釋法對法治的衝擊。結果董建華不惜選擇行政干預司法,不惜「違憲」提請人大釋法。灰記有理由相信這是董在北京明示或暗示下的舉動,為的是要給機會北京好好「教訓」終審法院那幾位「自把自為」的法官。然後眾所周知,同年六月廿六日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糾正」了終審法院的判決。未能以普通法原則履行小冊子規定的司法責任,幾位沮喪的終審法院法官曾考慮集體辭職,最終接受人大(共產黨)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政治現實。而釋法的缺口一旦打開(其實也是遲早問題),以後不用任何人提請,北京對小冊子的任意解釋和修改,像一次又一次對港人的掌摑。如今的終審法院和很多法官,已懂得「揣摩上意」,能堅持普通法原則審案,不作政治/國情考慮的法官,彌足珍貴,也只會愈來愈孤立。

如今,小冊子白紙黑字的保證早已不再理所當然,最新例子是民主派初選案,按照小冊子,民主派初選是百分百合法的競選活動,反對政府法案和彈劾行政長官都是議員合法的權力,現在卻被視為「叛逆」行為,有四十七位參與者和協調者被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只有十一人以苛刻的條件獲保釋候審,其餘三十六人要被拘押,與大陸未審先坐牢看齊。如今「忠誠」、「愛國」無形之尺在量度每個人的言行,公職人員要向政權宣誓效忠,公私各個部門都有人被揭「不忠」,「文革」時的表忠、批鬥和告密文化漸深入香港社群,香港人這群體正發生「蛻變」。「蛻變」是不可避免的,先不說大批移民、避難者如何在海外堅持這群體的認同,留在此地者如何在愈來愈有限和孤寂的空間活出這個認同,是時代交給大家的艱巨任務。

而正如一些論者所言,牆內是監獄,牆外是大一點的監獄,無論牆內牆外,對自由的嚮往,對自主的渴求,足以聯結人心,相互抱暖。無人知道高牆何時倒下,個體生命亦有限,唯有盡力而為,先不為自己的生存空間設限,「莫忘初心」地努力活著就是了。

二二八絮語

3月1日有到過位於長沙灣的西九龍法院的人,某程度上都有一種重歷前年以至去年上半年街頭境況的感覺。一大群市民與警方在空間上「搏奕」,市民爭取的是表達自由,這種自由在去年開始迅速收窄。在「國安法」和限聚令的雙重制肘下,上街表達意見已經不大可能,莫說像三月一日高峰期有過千市民在法院外等候並不時高喊口號,平日幾個人的聚集,只要喊上一兩句口號就有機會被警察干涉。最明顯就是擺街站,一些警方特別針對的年輕人組織,如賢學思政等,每每三數人出現擺街站,便有多數倍的警察如臨大敵般包圍,例行動作是警告可能違反限聚令(最可笑是警察的人數和密集程度往往遠超擺街站的人,而政府聲稱限聚令是為了防止人群聚集令病毒有機會散播,難道警察是特種動物,他們經常的密集不會傳播病毒?),嚴重一點就是「非法集結」以至有可能違反「國安法」。在眾多警察恫嚇下,年青人往往無奈地提早結束,避免惹上麻煩。若然在場有人表達不滿或喊兩句口號,輕則會有人即場以違反限聚令被罰款,重則會被帶往警署拘留甚至檢控。因此愈來愈少人願意冒險,於是只有少數「身經百戰」的運動分子會持續在街頭作政治表達,如社民連、人民力量的幾個資深成員或一些區議員,代價是一些人背負多條控罪,等待著他們的是或短或長的牢獄生涯。

上街自由被剝奪的同時,網上言論亦有無形禁區,「國安法」下,一些2019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經常聽到的口號,或那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不但在街頭消失,在網上也少見出現。網台主持傑斯早前忽然以「國安法」被檢控,「罪證」包括說過「林鄭死全家」,令人想起運動高峰期很多人呼喊過的「黑警死全家」,這些憤怒的表達事出有因,作為曾經的「自由社會」的香港以往一直都容許這些較偏激的言辭,以「國安法」檢控傑斯,無疑是向網上表達自由打下一記重槌,不能說沒有「寒蟬效應」,仍然希望在網上發表意見的人,大柢都不免有戰戰兢兢的心情,灰記就強烈感到未能如以往般暢所欲言。言論自由的真諦是即使最錯誤、最冒犯的言論都不會被禁止,現在要由官方定義何為冒犯言論,並予以禁止,就是文字獄的開始。

在壓抑中未知局勢會惡化至何種程度的香港人,幾乎每隔一段不長的時間就會聽到壞消息。最新的消息是參與和協調去年民主派初選被拘捕保釋中的55人,上星期獲知會要提早於2月28日(剛過去的星期日)到警署報到,大家都意會大事不妙。55人於報到前亦已有被提控和收押的心理準備,因為終審法院抵受不了北京的壓力,對被控以「國安」罪名的人能否獲得保釋作出極嚴苛的「解釋」,其「解釋」令被檢控者能獲保釋的機會極低,保釋條件亦十分苛刻。一般相信一旦被控違反「國安法」便不會獲保釋,換言之,他們會即時失去人身自由,往後一旦罪名成立,會在監獄度過漫長的歲月。結果當日有47人被落案檢控,罪名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他們是:

戴耀廷、區諾軒、鍾錦麟、趙家賢、吳政亨(以上是協調者)、袁嘉蔚、梁晃維、徐子見、鄭達鴻、楊雪盈、岑子杰、黃碧雲、何啟明、馮達浚、劉澤鋒、毛孟靜、劉偉聰、譚文豪、胡志偉、施德來、李嘉達、黃之鋒、譚得志、伍健偉、朱凱廸、張可森、黃子悅、譚凱邦、郭家麒、尹兆堅、吳敏兒、劉頴匡、何桂藍、范國威、柯耀林、梁國雄、林景楠、鄒家成、陳志全、楊岳橋、林卓廷、呂智恆、岑敖暉、王百羽、李予信、余慧明(以上為參與者)。

其餘8人暫時避過此厄運。這場漫長的保釋聆訊,執筆完結時仍未結束,被捕者兩三日內只睡了幾小時,未能換衣服和洗澡,有人體力不支送院,是變相對他們的虐待。而一般相信,匆匆以「國安法」檢控47人,就是為了禠奪他們的參選權,兼阻嚇「非愛國者」參選的意圖。中港官員最近不斷宣傳的「愛國者治港」,「愛國不能反對共產黨」,三月舉行的人大會議相信會對香港的選舉制度進行「大手術」,北京要進一步篩選參選者,以保證「信得過」的候選人佔絕大多數,從而牢牢控制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再整治司法部門,已是昭然若揭。北京已顧不得「落實全面管治權」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根本矛盾,有的只是「霸王硬上弓」的「殺氣」。

民主派初選案之所以如此觸目,是被檢控者幾乎囊括抗爭陣營的所有政治光譜,包括有港獨傾向者,以至被稱「大中華膠」的傳統泛民,如民主黨諸位,他們代表了多數選民(每次分區直選,投給抗爭陣營的選民佔多數,與親權力陣營選民有時六四比,有時五五四五比)。換言之,這次對他們的大抓捕和大檢控,也是對全港大部分選民的一次「輕侮」,特別那六十多萬於去年初選投過票的人。這是對香港人的選舉權和參選權的嚴重剝奪,政權「輸打贏要」的霸道雖有法律武器相輔,卻無半點公理可言。所謂「串謀顛覆國家政權」,莫須有至極。在北京的眼裡,行使個人意志,即使如何合法,一旦牽涉集體意志,例如期望取得立法會議席過半,以期有效制衡行政長官施政,就是「顛覆」。而在中國大陸,行使個人意志,不需要有組織,不需涉及集體意志,都已隨時被視為「顛覆」,因此人權分子行使言論權、人權律師行使辯論權,隨時惹來一個「煽動顛覆/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知行使個人意志等同「顛覆」這種荒謬邏輯幾時會傳到香港?

其實灰記,以至很多人都說過,現有功能組別議席佔一半的選舉制席,抗爭陣營欲取得議會過半的機會很低很低,否則就不需爭取全面直選。戴耀庭所謂35+的構想只是沒辦法中的抗爭手段,而且是由「和平佔中」公民抗命的違法達義,「回歸」合法抗爭,如今卻成了「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罪狀」,他亦因此而被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點名要「嚴懲」的三名港人其中一位,其餘兩位是黎智英和黃之鋒。由官員聲色俱厲地宣稱要嚴懲某人,在大陸可能司空見慣,但香港人則感到陌生且心寒。因為在大陸某人被當局刑事檢控是百分百被定罪,因為大陸由黨指揮一切,拘捕、起訴都是「走過場」,被捕/被檢控者被迫在電視上「認罪」的未審先判鬧劇亦常有之事,香港雖然執法和檢控部門全然為政權服務,暫時仍有個別法官堅持普通法原則審案,而在眾多反修例運動的案件中,仍有不少因為法官認為未能達至毫無合理疑點,於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判被告無罪。當然律政司亦不斷提出上訴,一些刑期較輕的上訴庭判較重刑期。大家看到是香港法庭在大陸「法治」觀念不斷進迫下,愈來愈趨向維護「社會秩序」而漸少考慮基本權利,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就黎智英獲保釋的上訴案裁決甚具標誌性,法治保障人權這個「神話」逐漸幻滅,但在未完全幻滅前,不少市民仍寄望個別法官能堅持多從人權角度去考慮判案,能堅持多久便堅持多久。

2月28日剛好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4周年,有人將台灣二二八屠殺和香港二二八大檢控相提並論,並認為香港的「威權」統治不會如台灣那麼長久。台灣由1947年到1991年,過了44年才取消「動員戡亂」令(即戒嚴令),再到1996年,差不多用了半世紀的時間,才迎來全面民主選舉,結束國民黨獨裁統治。香港現在也處於「準戒嚴」狀態,若說「威權」統治時間比台灣減半,也要22年。意思是大家短期不能樂觀,長期不宜過份悲觀。其實無人能知曉未來,歷史只是參考,唯有依靠信念和同路人相互團結,艱難前行。

3月1日是抗爭陣管被「總體清算」的日子,是香港步入「威權」統治的又一「里呈碑」,但法院外仍有上千人以排隊方式聲援被檢控的47人,大多數人明知不能進入法院旁聽,仍然有不少在烈日下站立數小時,偶然有人帶頭叫喊反修例運動時熟悉的口號,甚至有人播出《願榮光歸香港》的音樂,都是在負責監視的警察眼皮下進行。一些熱心市民在現場派水,令人想起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的團結場面。這個近期少有較大規模的聲援行動也儼然是一種「集體宣言」,重申人心不死,大家沒有忘記。灰記也只能如此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