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港獨成為日常,a reminder

8月5日港獨派舉行了集會,高呼「香港獨立」。不管喜歡不喜歡,不管港獨之興起是否中共/梁政權的計謀(作為專制強權的永恒藉口?),也不管它在中共黨國獨裁體制下是否切實可行,港獨成了一個有號召力的標誌,成了日常,特別對於年青人而言,似是不爭的事實。

中共/梁政權對港獨看來真的「情有獨鍾」,針對港獨造文章樂此不疲。這邊廂黨報記者對港獨派紅人梁天琦撩事生非,那邊廂繼打壓港獨派參選自由後,先是梁某和教育局那個吳某再次公然踐踏《基本法》和人權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不准中小學討論港獨,吳某更警告教師可能因此失去教席,然後由中聯辦那個所謂法律專家王某說三道四,謂談港獨已經違法云云。絕對是赤裸的政治逼害。

正如有大律師指出,當年港人視為洪水猛獸的23條,董政權在推動立法時都尚且指討論以至鼓吹「分裂國土」,只要不涉暴力,屬受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範疇。想不到十多年後,23條還未立法,中共/梁政權便要扭曲《基本法》和人權法,企圖以強權邏輯代替法治原則,繼續把香港推向「奴役的深淵」。

而由於暫時香港還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中共/梁政權的強權邏輯,只會惹起反彈,不但年輕人會對港獨更好奇,也變相為9月立會選舉的港獨候選人拉票,他們有人當選入局應沒有懸念。而至少在可見將來,港獨是愈打壓愈升溫。至於這是否也是中共/梁政權的計謀,不同人會有不同的解讀吧。

有讀過這博客的人都會知道,灰記一向支持言論無禁區,反對主權壓人權,也認同民族自決權。而中共仍在搞革命時,也是支持民族自決的,不但支持疆獨、藏獨,也支持台獨。只是取得大陸政權後,便把這些不合用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抛掉。但即使如此,不知怎的,理應擁抱「香港民族自決」的灰記,總覺得自己與港獨/「本土」派炒得火熱的香港民族身份認同格格不入。主要因為對民族主義的不信任吧,特別港獨/「本土」派一些人不斷推銷的中港仇恨論,中國殖民論等。

灰記當然不是要反推銷「中港一家親」、「胸懷祖國」、「血濃於水」那一套。但民族主義,特別是被右翼民粹操控的民族主義的危險與禍害,歷史已經清楚告訴過我們。中國那套「自古以來」的天朝民族主義固然荒誕可惡,難道充滿白人種族優越感的歐洲殖民主義不可惡嗎?難道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以至美國深色人種,特別黑人至今仍未完全擺脫的結構性種族主義不是源自白人至上的歐洲殖民主義嗎?上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後進強權日本和德國,不也是希望以種族/民族主義作號召,爭逐霸權而不惜發動戰爭,殘害歐洲人、猶太人、中國人和東南亞人嗎?

今天全球化更盛,帝國強權邏輯未見退潮,中國要「偉大復興」,美國要延續其霸權,俄羅斯也不放棄其sphere of influence。 民族主義隨時可再被野心家利用,美國Donald Trump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是最新例子。但另一方面,能源危機、生態環境受嚴重破壞(尤其是脆弱的「落後地區」),特別由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極端氣候,北極融解,令愈來愈多人意識地球一體。面對氣候變化,沒有任何地區可獨善其身,必須超越國族,各國人民齊心協力,迫令其政府採取更積極措施(佔用大部分資源的發達國家責任更大),以「拯救」愈來愈uninhabitable的地球。

當然生態氣候危機何時會發展成不可逆轉的趨勢,令地球趨向毀滅,沒有人說得凖,也因而是「虛無漂渺」的事,不及現實政治的埋身。這當然可以理解。年近花甲的灰記在此宣揚「世界大同」而不談香港自救,恐怕也會被一些港獨派嘲笑和反擊,自已受惠於大英帝國殖民香港以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本地的經濟起飛,過了舒適的大半生,現在的年青人不但工作前景黯淡,未來大半生要生活在一個愈來愈專制和黑暗的社會,怎可相比。甚至有人會指摘灰記前後這代人,迷信「民主回歸」,「斷送」香港前途,要由這代年青人埋單。現在年青就人要作出反抗,要「反叛」上一代,要尋找出路,要告別中國,「吹咩」!

灰記不知凡事訴諸世代之爭是否好事,出生於哪個時代亦非灰記能自由選擇,只能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局限,極少人能超越時代。即使有人可以超越時代,也往往不被大眾理解,構不成有意義的政治行動。以港獨為例,港獨並非今天才有的新生事物,1960年代港英仍是「高壓」統治的年代,馬文輝和葉錫恩他們都提出過港獨和民主自治,主要受二戰後聯合國人權公約所標舉的人權、民主、自決等「普世價值」,以及戰後前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的影響。他們的組織亦叫作聯合國香港協會。而一些受馬克思/左翼思潮影響的英裔青年亦組黨鼓吹獨立,諷刺的是這些左翼青年多少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所以設計的香港國旗,當中一部分也有中共黨旗的影子。

而當時的香港仍是難民社會,逃避中共統治的難民社會,絕大部分人的著眼點是如何生存,所以甘於專制的殖民統治,甘於貪污橫行的黑暗社會(因為相比中國大陸政治壓倒一切,香港還能讓人靠勞力換取兩餐溫飽)。無論馬文輝他們,還是英裔左翼青年他們都是「曲高和寡」,港獨完全不成氣候。

不過,中共和英國亦同樣深謀遠慮,當英國人很早就部署剝奪港人的居英權,逃避因政治轉變而要安置「殖民地子民」的責任時,中共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於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後,亦馬上要求把香港和澳門剔出殖民地名單,並如願以償。

而諷刺的是,1960年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受大陸「文革」影響,要英國殖民者「低頭」,否則「走頭」的左派暴動。結果在中共要「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決定不「收回」香港下,英國人以強硬手段鎮壓暴動,恢復社會秩序。經此一役,英國人亦汲取教訓,改以懷柔手段統治香港,造就1970年代開始,香港往後二、三十年的「黃金歲月」。

至於1980年代學聯以至匯點等團體鼓吹的「民主回歸」,港獨/「本土」派的國師與教主當時也是擁護的(現在陳雲他們又不提香港建國,而是永續《基本法》了)。「本土」派的教主黃毓民以前根本就是一個右派的「大中華膠」,以國民黨正統自居。據說他當年之所以退出國民黨,就是不滿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獨台」。他在立法會其中最著名的發言是「我根本唔贊成一國兩制,點解要一國兩制啫,一國一制嘛。」⋯⋯

當然,「覺今是而昨非」,人的觀念和政見因時間和認知不同而轉變也是常有之事,只要出自真心,忠於自己,沒有存心欺瞞,無可苛責。如今「民主回歸」失敗,「一國兩制」岌岌可危,有人要另覓出路,自然不過。一些人要認為港獨是香港唯一出路,也是他們的自由。他們要訴諸情感和道德語言,如「以死相搏」,如「革命」,如「犧牲」等,只要出自真心,了解這些話的份量並有身體力行的覺悟,亦值得欣賞。

只是如果只一味看到過去的失敗,別人的失敗,一味只沉醉於自己的豪情壯語,看不到別人的抗爭,看不到即使抗爭失敗,別人也曾作出過犧牲,甚至願意繼續作出犧牲,就未免過於自我中心,過於幼稚了。當然,在香港抗爭暫時的代價仍不很大。不計1967年左派暴動一些沒有任何暴力行為,純粹因表達政見或因為僅僅被看出是左派學生/群眾而輕易被判監一、兩年者,「長毛」梁國雄由1970年代開始到今天,上法庭如吃生菜,加加埋埋收監也有好幾次,加起來的刑期也是三數個月。古思堯燒五星旗被判入獄九個月算很嚴重了。

但不要忘記還有劉山青這個香港人,他是在1980年代,因為與大陸民運人士接觸而坐了共產黨十年黑牢。他口才不佳,沒有憾動人心的豪情壯語,他因為當年屬托派的邊緣人士,香港主流民主派完全當他無到,不曾聲援過他,但他貨真價實地向香港人示範了何謂犧牲。不知現今的港獨/「本土」青年如何看待他?會否把他看成一個「典範」,還是因為他聲援中國民主,作這種被港獨派視為虛無漂渺的事而坐牢覺得他「㭍」?有否想過如果墮入與他相類似的遭遇時,是堅持原則不協妥,把牢坐到底,還是繼承香港主流「醒目仔女」善於「變通」的性格?

灰記對那些認真思考港獨出路的人還有一個reminder, 多看歷史,特別是西藏的近現代史。這博客曾多次講過西藏的抗爭,如《831以後,再看「昨日西藏」》,如《在一片「勇武」聲中,想起一齣西藏電影和一本西藏「奇書」》,如《在香港看西藏電影 (2)—一個境內藏人的宣言》,如《在香港看西藏電影(1)-對話》,可作參考。

不少人都講過,「一國兩制」最早實施於西藏而非香港,但不夠幾年便完全變質,導致西藏的政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3月出走,流亡印度,當時他只得23歲。57年過去,中共有效統治了幾代西藏人,但達賴喇嘛在境內藏人心目中依然「至高無上」,在強力的漢化及政治干預宗教政策下,西藏人的宗教和民族認同依然強靭。不過,西藏依然由中國牢牢控制也是不爭事實。

而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由起初以武力抗爭,甚至不惜乞求美國中情局幫助訓練戰士,以求爭取西藏脫離中國(但除了死傷無數,一事無成)。到後來達賴喇嘛宣布放棄武力,改為尋求在中國主權下真正自治的「和理非」中間道路。達賴喇嘛更強調希望透過民間藏漢的溝通,減少民族之間的誤解與仇恨。當中的原因很值得認真的港獨派探究。

在這裡,灰記不避粗淺,提出一些對西藏和香港歷史的簡單看法。西藏是名副其實的民族nation。西藏人是有別於中國人,有著自己獨特語言、文化的民族。由較遠古的松贊干布吐蕃王朝與唐朝結盟,到十四世紀,由第一世達賴喇嘛開始,以轉世靈童繼位的政教體制,西藏自古以來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蒙古帝國以及滿清統治中國時,其統治者都尊崇藏傳佛教,尊達賴喇喇嘛為上師。蒙古人的等級制度中,西藏人排第二,中國漢人包尾,即西藏人地位遠高於漢人,絕無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含意。清朝則對西藏定期派出駐藏大臣,駐藏大臣的作用很視乎其能力及野心,但一般駐藏大臣象徵意義較多,達賴喇嘛則以西藏的統治者自居,會定期發告詔書。

而香港在較遠古時代已被納入中國領土,隸屬新安、寶安縣。十九世紀中葉,清國於兩次鴉片戰爭敗給大英帝國,先後永久割讓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予英國。其後於1898年再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給英國。香港人絕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原居民操客家話/圍頭話,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因為地緣關係,很多來香港工作及經商的人都來自廣東,廣東話遂成為香港華人通用語言。此外,香港有少量英國人官員及商人,以及來自英國其他殖民地的人,如印度人,擔當軍警及中下層公務員及經商。換言之,英治時代有效忠帝國的非華裔,華裔則遊走於中國及香港之間,不脫與中國的關係。

西藏則不同,中國直接統治西藏後,有大量漢人移居藏區,但基本上藏漢一直存著芥蒂,除了早年因為「革命熱情」,一些漢人幹部學習藏語以宣揚「革命」,以彰顯「民族團結」外,漢人移民基本上不學藏語,反而藏人因為要生存而被逼學習強勢的漢語,因此,感受民族壓迫的藏人把漢人/中國人看成殖民者亦理所當然。而香港由過去中國/香港人遊走於中港之間,到後來1950年代港英封鎖邊境,到80年代初抵疊政策取消前到港的中國移民在大陸的配偶及子女,以至後來中港婚姻,港人大陸的配偶及在大陸所生的子女,憑單程證來港團聚,都是不同年代大陸新移民如何融入香港的問題,而非如西藏般明顯的漢人殖民問題。

相比藏漢基本互不信任,香港家庭很多都含有大陸新舊移民成員。梁天琦的例子其實相當普遍。當中同一家庭成員的中國/香港人身份認同亦各有取捨,若過份強調香港民族,過份強香港vs中國的身份對立,只會令眾多香港家庭撕裂。再者,超過四成的香港人(不一定是大陸新移民),親建制親中國,以中國香港人自居,「泛民」支持者也是反中共專制政權但不一定要去中國。這是港獨派必須認清的事實。

香港與中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例子是伍廷芳(伍才)。這位1842年(割讓香港的《南京條約》亦簽訂於此年)出生於南洋的華人,在廣州長大,十四歲到香港求學。他後來成了第一位取得大律師資格的華人,甚得當時的港督軒尼詩器重,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後來軒尼詩更欲委他為律政司,但因香港的英國人大力反對而不了了之(灰記深信那些反對伍廷芳的英國人是基於白人優越主義)。伍更因英國人的排斥,意興䦨珊而北上發展,先後在晚清及民國政府任官職,主要任外交官。用現在流行的語言,多重效忠的伍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港奸」?

伍的經歷不但值得港獨派細味,也對建制派,特別那些由效忠港英轉而效忠北京的「高等華人」有警示作用。在民初軍閥混戰時代,伍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會為了做官而唯唯是諾。例如黎元洪曾要求伍簽署解散國會令(伍當時是代總理),被他拒絕。他並因此而辭去官職。今日中共黨人治港,對港政策愈趨強硬橫蠻,建制派、港區政協人代,以至政府高官有幾多敢於向中共/梁政權的倒行逆施說不,甚至不惜辭官以示抗議?

至於梁天琦在港獨晚會曾提過的孫中山,其與香港的淵緣亦甚具象徵意義。孫中山與晚清不少革命派都曾在香港宣揚反清革命理念和從事反清活動。換言之,香港因其特殊地位,由清朝開始已經成為「顛覆基地」。即使今日香港的特殊地位已逐漸不保,但仍或明或暗進行著在中國大陸不見容的活動。明的如「六四」燭光晚會,暗的如支援大陸維權人士和律師等的活動。甚至個別大學教授對大陸學生講解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也可視為「顛覆」活動。不但如此,香港也是很多國際志願組織的亞洲總部,不少這些國際組織對亞洲其他地區的人權、勞工權益、環保等作出支援與贊助。

香港這些「顛覆」及國際志願活動反映香港不管面對中國還是面對國際,在本地與國際的民間人士努力下,建立了開放、自由與公義的氛圍,不受狹隘的國族所困,也不受專制強權的左右。這亦是灰記最喜愛和珍惜的香港。若說要奮鬥,灰記有生之年情願貢獻棉力於維持一個「顛覆」及國際「關懷」基地,而不是虛無漂渺,否定一切的港獨運動。

中國近了⋯⋯

8月2日下午風暴過後,梁天琦等被取消參選資格成了本地最火熱的新聞。網上罵聲四起,對中共和梁振英政府罵得聲嘶力竭。傍晚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立法會候選人簡介會,「泛民」,以及其他非建制人士抗議篩選,有人到台前指罵選管會主席馮驊,有人被便衣警員弄傷,有人被逐離場。「主角」梁天琦則在台下用粗口問候馮驊。簡介會一片混亂下腰斬。

「香港一個朋友說:『連把話說到這地步的梁天琦都被禁選,他媽的中共真的瘋了!』

其實,它沒瘋,它很理性,正持續分化、激化香港的宏偉計畫。」

不過,遠在台灣的當地學者吳介民,則於同日在Facebook「冷眼旁觀」。

吳先生的冷靜提醒了灰記,不要老天真,中共和港府的胡作非為,愈來愈難靠法庭制衡。灰記又猛然醒悟,原來中共早有盤算,2014年8月31日悍然推出「一國兩制白皮書」,除了否決真正意義的雙普選,還預告北京對香港可以隨時有權用盡,連香港終審法院也莫奈何的「人大釋法」隨時可派上用場,成了閹割香港自由與法治的「港人頭上一把刀」。

兩名溫和的法律學者陳文敏和張學明都不約而同的提出警告,否決參選權事件,中方隨時有介入釋法的可能,甚至不等法庭判決,也可粗暴釋法,手起刀落。到時候,香港法院只有跪低一途,因為終審法院已確認人大有釋法的權力。

不過,後來張學明再發言指收到選管會的回覆,指否決梁天琦的理由只涉及選舉條例,應沒有空間讓人大介入釋法,所以收回先前悲觀的看法,他是否也是老天真?

由2014年「我係要篩選特首候選人,吹咩」到這次「我係連立法會參選人都要有篩選,你奈我乜何」,都涉及「國家安全」。不管是真心恐懼政權不保還是公權力擴張的藉口,當權者,特別是專制強權,經常宣諸於口的都是「為了國家安全,所以要⋯⋯」。

中共經常有兩種宣傳,第一種是針對自己直接統治的中國大陸:在外國勢力的支配/影響下,有人藉種種事件企圖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日前被判刑的709事件兩位維權人士翟岩民和胡石根,前者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獲罪,後者以「顛覆國家政權」獲罪。但查實胡石根是某家庭教會的長老,翟岩民是成員。他們只是堅持實踐中國憲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即使胡過去曾參與民運和秘密組黨,也是在行使表達和結社自由,並已受過中共長期監禁之災)被中共以「國家安全」之名逼害。從04年起便被嚴密監視、拘禁、酷刑的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則經常被施暴者指罵「漢奸」、「賣國賊」、「美國的走狗」。

而第二種是針對他們非直接統治的香港:在外國勢力的支配/影響下,有人藉爭取民主和自治,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的實體(針對的是「泛民」反對派,被罵「漢奸」、「賣國賊」最多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有人提倡港人自決,以至港獨的分離主義活動(針對的是近兩年興起的港獨/建國/「本土」思潮)。

其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政權的來來去去,國土的大大小小,隨歷史隨時代而變化,以往訴諸武力,往往弄至生靈塗炭,死傷枕藉。西方人經過沉重的教訓,終於悟出「人權至上」的道理。現在民主成熟的國家,很多已經有公平公開的方式處理「顛覆國家政權活動」和「分離活動」,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以及公投,兩個制度都是由人民一人一票決定。

任何統治集團都有被選票合法地,和平地顛覆,失去執政權的可能,所以沒有所謂顛覆政權這回事,或曰顛覆政權乃家常,不必大驚小怪。灰記絕少聽過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政權會咒罵異議者為「顛覆者」、「賣國賊」,更少聽說政權敢於把異議者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告上法庭(當然,911恐襲之後,英美政府等的確有藉「反恐」侵犯人權的惡行,但他們絕不能如中國政府般胡來,當地的制度和公民社會不會讓他們為所欲為)。

至於「分離活動」則比較複雜,例如英國卡梅倫政府與支持蘇獨的蘇格蘭首席大臣(蘇格蘭地方政府首腦)史特金(Sturgeon)達成協議,於前年容讓蘇格蘭就是否脫離英國獨立進行公投(只有蘇格蘭的居民有投票權,因為這是蘇格蘭人的事。英國人不會像中國人(其實主要是中共)一樣橫蠻,說你蘇格蘭要獨立,有否問過全英國的人)。最終多數蘇格蘭人選擇留在英國,蘇格蘭並沒有獨立。

而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地區,去年底幾個鼓吹獨立的中間偏右和偏左政黨組成聯盟,在當地議會選舉僅勝執政的人民黨,並通過推動加泰隆尼亞獨立議案。不過受到西班牙首相,人民黨的拉霍爾(Mariano Rajoy)強烈反對(拉霍爾曾於2014年拒絕讓加泰隆尼亞就是否獨立進行公投)。而西班牙的憲法法庭亦裁定新的執政聯盟通過的推動獨立議案違憲。不過,加泰隆尼亞執政聯盟並沒有卻步,今年初提出了為期十八個月的獨立進程,包括建立軍隊、法庭和中央銀行等國家機構。預計西班牙政府與加泰隆尼亞政府會就「加獨」繼續角力。而多項當地民調的結果顯示,多數加泰隆尼亞人並不真的希望脫離西班牙獨立,而是希望享有更多的自治權。

英國和西班牙的例子均顯示,中央政府不論是否容讓地方獨立,都沒有權力阻止有獨立傾向政黨/人士參與選舉。蘇獨公投和加獨進程都是地方政府由鼓吹獨立的政黨執政後的事。而即使由「分離主義分子」執政,蘇格蘭人和加泰隆尼亞人仍會就是否獨立作冷靜思考,前者否決了獨立,後者在民調表達了希望加強自治多於獨立。這就是民主可貴之處,這也是專制獨裁者痛恨、害怕民主的原因。

這裡灰記要將一下梁政府的軍,他們在否決提倡港獨人士參選時指因為港獨違憲,但獨立訴求是政治主張,政治主張是思想和表達自由,和參選權一樣,是受《基本法》和《人權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不能隨意剝奪。西班牙憲法法庭不會裁定鼓吹加獨的人違憲,只會就有公權力的地方政府推動獨立是否違憲作出裁決。換言之,只有公權力的運作會被質疑是否違憲,無公權力的市民只要不犯法,他們的自由不能被剝奪,沒有思想是否違憲這回事。特區政府要作思想審查,是與獨裁專制的中共進一步同化的一例證吧了。

而政權以至社會的上層人士,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愈來愈接受中共的邏輯,則是一個可悲可憤的現象。2014年,中共要違背承諾,要篩選候選人,「逼迫」港府把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提高至須最少半數提委提名,然後才能讓全港市民「普選」,惹起港人反彈。灰記就曾聽過一名已算是開明的傳媒高層說,港人都要理解「阿爺」的憂慮,俾余若薇做咗特首,到時佢聽美國話多啲,定「阿爺」多啲呢?即使開明,也難脫精英心態,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也充滿陰謀論,並因為希望繼續坐在愈來愈要歸邊,愈來愈向北望的傳媒高位,也內化了中共的邏輯,替北京著想。

連民營的傳媒高層都尚且如此,特區政府的官員,特別有政治野心的就更不用說了。政治篩選立會參選人惹起國際關注,《金融時報》報道指,有不願具名的外國外交人員稱,曾多次對北京和港府官員說,強硬管治只會令市民和年青人更疏遠政府。他們的回應是指摘外國以民主和人權干預香港事務,製造混亂。該外交人員更感嘆,以往他把港府官員的這些說話理解為例行的官腔。現在看來,他們是真的這樣想。

IMAG0286既然口口聲聲為了國家安全,口口聲聲針對港獨,為什麼不全面封殺提倡港獨的參選人,而讓不少支持港獨的人依然可以入閘參選。這份參選政綱是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發言人陳澤滔的助選人員派給灰記的,裡面清楚明白表明獨立自決,而陳澤滔是表明支持港獨並拒絕簽署確認選仍能入閘的參選人。

這裡是否體現了吳介民先生所言,中共的理性,即有意識地差別對待不同的港獨提倡者,造成分化、激化的效果(而不少論者亦認為梁振英特別著力把港獨議題發酵,圖製造混亂以增連任機會,不知吳先生是否也計算在內),還是特區官員為了迎合北京「打擊港獨」的意旨,急就章推出確認書的「甩碌」表現?

日前「獨家採訪」「被取保候審」的維權律師王宇(去年709大抓捕的主角)而為「國家」「立功」的《東方日報》,以「禁港獨派選立會政府把關廢準則亂」為題,報道了8月2日禁梁天琦等人參選的新聞。當中提到「各區選舉主任同時批准了十多名支持港獨或提倡自決公投的人士參選,包括被港獨人士尊稱為『國師』的本土派學者陳雲(原名:陳云根)、表明在梁天琦被拒後接替他參選新東的青年新政梁頌恆,以及排在陳國強名單第二位、外號『金金大師』的本土派人士梁金成等,他們有些簽署了『反港獨』確認書,有些則沒有簽署。

梁金成表示,自己『由頭到尾都係港獨』,並曾被內地官媒點名批評為『港獨的推動者』,現在他獲准參選而陳國強被拒,反映當局持雙重標準。」似乎在抱怨特區政府辦事不力,章法大亂。

不過,灰記對封啲唔封啲是陰謀還是「行政失誤」興趣不大,反正中國近了是大趨勢,關鍵還是港人如何自處。政治與我何干的人,選舉與我何干的人是否繼續與我何干?抗爭者、反對派又何?

看來此事雖影響深遠,但大規模反彈的可能性極微。政治浪漫主義者黎則奮很早已提出反對派集體杯葛選舉,造成政治危機,以迫令政府收回成命。不過,主流泛民早已說過,杯葛選舉等同讓建制/保皇派全面掌控議會,更為所欲為,萬萬不能。上星期香港民族黨陳浩天率先被取消資格後,當晚一些港獨組織和「泛民」政黨分別到金鐘政總/特首辦抗議,都只是例行的表態,沒有任何杯葛選舉打算。陳浩天、梁天琦等會再於8月5日於添馬公園舉行和平集會(已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陳說到時有重大宣布,相信如何重大,都不涉杯葛選舉。

「議席寸土必爭」這點「泛民」和港獨/「本土」派,以至其他非建制派出奇地一致。被封殺的梁天琦雖說出了「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變成義務」的「豪情壯語」,但被記者問到革命內容是什麼時,只回一句遲啲話你知。除揚言提出選舉呈請和司法覆核外,他沒有任何動員,更不會提杯葛不義選舉。而與他合作的青年新政,在8月2日已急不及待把三名候選人,包括代替梁出選的梁頌恒的候選號碼刊於網頁,其他非建制以至「泛民」的候選人亦陸續刊出自己的候選號碼,繼續打選戰。

只有「長毛」梁國雄委婉地呼喊:「⋯⋯政府用所謂港獨的理由禁制部分人參選,將來就可以用任何理由禁制所有人,這是香港人必須認清的事實,我希望香港人要明白一點,去選擇誰人做議員的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我亦希望所有認為確認書是錯的市民,認為政治篩選是錯的市民能夠走出來,一齊支持參與我們抗爭,我們一定要走出來告訴梁振英,這個是任何市民、任何選民都不能接受的政治篩選。

希望所有候選人包括泛民主派的候選人能夠知悉,今日已經不是一個競選,雖然現在正值選舉期間,但我亦希望民主派人士能多出一分力,團結一致,否則即使能夠獲得議席,意義也不重要了。」

「長毛」結尾這幾句「我亦希望民主派人士能多出一分力,團結一致,即使能夠獲得議席,意義也不重要了」相信是「肺腑之言」。面對中港政府愈來愈赤裸的專橫,面對人權的不保,反對派還不知團結,從詳計議,還只顧各自各選舉,只有「死路一條」(這是灰記強加的解釋)。

長毛的「肺腑之言」相信注定「蒼白」。香港人如果懂得團結又何至於此。然而,中國近了,港人除了團結,還有剩什麼憑藉?

Tout va bien,政論書、確認書和高智晟的書

不知怎的,最近常想起法文Tout va bien(一切安好)這句話。不,應該說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這齣1972年公映的電影。年輕時灰記曾是狂熱的高達迷,特別他的「毛派革命」電影如La Chinoise《中國女》、Le Vent d’est《東風》以至Letter To Jane,都曾令灰記「神往」,蓋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外地的灰記也是一個迷迷糊糊的「毛派」。要革「資產階級」電影的名,要取消電影的娛樂觀賞功能,要不怕說教,要轟炸觀眾,要直面矛盾⋯⋯。

Tout va bien出爐時,距離法國1968年的5月風暴已好幾年,法國學生和青年掀起的左翼革命風暴早趨於平靜,他們要革命的對象,雄霸法國政壇逾十年的法蘭西民族主義強人戴高樂將軍亦已仙遊,其時的總統龐比度,是戴高樂的追隨者,奉行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一切安好充滿反諷意味。而事實上,這齣由短暫左傾的荷李活影星珍芳達(Jane Fonda)主演的政治電影,亦充滿對當時法國社會和左翼政治的反諷與反思。

Tout va bien當然不能直接用來比喻「傘後」的香港,但反諷與反思卻是灰記嚮往之道,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香港,一切安好!此刻灰記很想嘴嚼這句話。

人權高於主權,即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那管是什麼「國家民族大義」,剝奪個人的任何基本權利。基本權利者,包括思想和表達自由,包括選舉和參選權利,包括結社自由,包括工作、居住、遷徙等的自由。這應該是這個時代的最最核心價值。這也是為何聯合國的人權公約有凌駕性的重要,儘管對全球大多數人來說,距離公約的理想實在太遙遠。

而對很多中國人以至香港人而言,這個理想不但遙遠,而且沒有完全認同的必要。他們多因對對權力的恐懼/膜拜而生出這種不自主的心態。因此,即使對中共沒有好感的人,基於對國家民族的膜拜,當主權壓人權時,總會自圖其說,不是中國的統一得來不易,就是共產黨這樣強大,為何偏要與它對著幹,攞苦嚟辛。

年初,李波等人被中共綁架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引起港人關注,立法會保皇派議員吳亮星於議會發言時,以極度輕蔑口吻指傳聞李波坐洗頭艇到大陸召妓,暗示李波是自願到大陸。灰記當時在茶餐廳看到大台以頭條顯著方式播放吳亮星不負責任的言論,老闆和伙記議論紛紛。其中一位伙計的言論灰記印象深刻。起初他好像同情李波,說擺明係老屈,又說邊個男人唔召妓。然後話風一轉,說習近平而家咁強勢,你搞佢梗係有事啦。

不管你作了些什麼,不管你作的是普通不過,中國憲法也容許的事(如出版書刊),一旦令當權者不高興,就是你自找麻煩。所謂「民不與官爭」,這仍是很多「普通百姓」的認知。不,灰記說錯了,也是很多「精英」的認知,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建制/保皇議員盲目為政權護航,不管政權所作的是否合理,是否侵犯人權,或對國家之惡視而不見,即從來對中共的胡作非為不敢啍半句聲。一個無奈的Tout va bien現實吧!

果然,這邊廂銅鑼灣書店事件在林榮基回港爆大鑊,暫告一段落後,那邊廂兩名香港永久居民王健民和咼中校,同樣因郵寄少量自己在香港出版的政論雜誌到大陸,被中共以非法經營罪判刑兩至五年。除了王和咼是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外,兩件事的性質一模一樣,但反響有極大差異。

銅鑼灣書店事件大批市民不止一次上街抗議,立法會議員跟進,輿論反應也大。這次除了香港記協和獨立評論人協會表達關注,「死做爛做」的社民連走去中聯辦抗議,個別傳媒(如《蘋果》)頭版報道外,社會普遍「冷處理」,「泛民」政黨再沒有如對銅鑼灣書店事件般肉緊,「本土」派更不用說了。大概因為王和咼都與大陸建制有關聯,被看成大陸內部事件多於港人權益受損,香港制度受損吧!不過,曾經身受其害的林榮基發言警告,港人要提出強烈抗議,否則《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遲早淪為廢紙。

王、咼被中共判刑的第二日,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到深圳商討兩地如何「完善」「通報機制」。香港官僚似乎接受了大陸當局對香港公民做什麼都可以(包括「綁架」香港公民到內地,如李波;包括把香港公民在香港做的正常商業文化活動,如出版一些中共某些高層不悅的書刊,當成犯罪),只要「及時」通知一聲便可以。因此,這個通報機制對港人有何意義,可想而知。

灰記真的很懷疑,港府過去是否得知王、咼被中共拘捕,有否最起碼爭取探望兩名被捕者,了解他們的需要?據傳媒報道,因為王健民也是美國公民,美國外交部多次要求探望王但被中共拒絕。中共這種全球華人首先是中國人的觀念的確恐怖--你是我的「子民」,便要任由我們擺布,這種主權高於一切的邏輯,受害的往往是手無寸鐵的個人,不在話下。

IMAG0279面前是灰記正閱讀的一本因「國家至上」而產生的「恐怖」書籍《2017年,起來中國  酷刑下的維權律師  高智晟  自述》,是早前由高智晟流亡美國的女兒耿格專誠來港宣傳的一本「力作」(耿格可以到香港宣傳這書,也是香港制度未完全崩潰,「一切安好」的另一面吧)。

說是「恐怖」和「力作」,一點也沒有誇張。此書相當一部分是高自述從2004年起,十年間被中共「情治」人員多次綁架、拘禁和虐待的經過。這些反覆作業,短則月計,多則年計,當中包括故意對高的身體殘害,如恣意毆打、用電擊等,故意對高的生活和生理需要扭曲,如長期每天兩餐只烚青菜;大便不給廁紙,要自己想辦法;長期在他面前吸煙;不給替換衣服,夏天穿冬衣,冬天穿夏衣⋯⋯。要回憶並寫下這些恐怖經歷是需要很大的力氣吧!

灰記一邊看,一邊慨嘆一個政權竟能如斯墮落,卑鄙、無恥⋯⋯如斯難以形容。事實上,高在書中也表示,他的恐怖經歷和感受非筆墨所能形容,因此很多也沒法寫出來!

高智晟為了履行律師的責任,為弱勢群體(包括法輪功學員)辯護,是最早成為中共「眼中釘」的維權律師。中共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下令對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作出處置,目的是要他沉默,接受國家的安排做個聽話的人。當中有主管級人馬多次對他保證,只要他與政府合作,要錢有錢,要做什麼工作也可以,女兒要讀什麼學校也可以(女兒因高的問題不能上學,最終在法輪功學員的幫助下,母女逃亡美國生活),但高不為所動,因此經歷循環不斷的綁架、拘禁、酷刑,然後「釋放」監視居住的荒謬存在(不知他的新書會否再次觸怒中共,對他作殘酷的報復?)。

高智晟的經歷,就是一個堅信人權高於主權的個體,為捍衛自己的信念所作的巨大犧牲。由先行者高智晟,至去年709被大規模抓捕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害怕人權意識繼續蔓延,令中共變得瘋狂,生怕政權不保。於是以主權壓人權,以莫須有的「顛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懲治人權捍衛者。但願儘管中共政權腐朽墮落,709仍受拘禁的律師與公民不再受高曾受之苦!這不是因為中共仁慈,而是中共愈來愈多的「情治」人員也感受時代巨輪的壓力,人權意識的壓力!正如受盡折磨的高智晟,也能從細微中分辨對他抱持同情心的施虐者。

如果說高智晟的書揭露無制約的國家權力之無邊惡毒,港府在中共「叮囑」下推出的立法會參選人確認書,則凸顯國家權力的傲慢與無道,在法治社會(香港的法治還Tout va bien吧)的制衡下變得滑稽可笑。

出於對現狀的不滿,出於對中共政權的厭惡,希望與中國區隔、切割,因而衍生港獨訴求。早前立法會新界東補選,高舉港獨旗幟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梁天琦獲6萬多選票(佔整體投票率15%),一般估計九月立法會選舉其當選呼聲相當高(因為獲2、3萬票也有勝升算)。據聞為了不讓港獨鼓吹者選入立法會,中共向港府施壓,於是有了確認書這新生事物,被很多法律界人士稱為缺乏法理基礎的僭建。

過往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都會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聲明,示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屬例行手續。這次則多了一份確認書,內容並包括認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官方的講法是這樣的:

「為了確保提名程序能夠依法完成,選管會擬備了一份確認書供選舉主任使用,一方面可以協助選舉主任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以履行其職責,順利執行提名程序,確保所有參選人充分明白法例的要求和相關責任,並且是真誠地作出有關聲明;另一方面,參選人亦可藉簽署確認書表明自己在簽署提名表格內的聲明時,已清楚明白《基本法》包括上述條文。⋯⋯

如參選人沒有遞交確認書,選舉主任有權根據上述規例,向參選人索取進一步資料。就法定提名程序是否妥為完成的問題,選舉主任在有需要時可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採取適當行動以確定有關參選人的提名符合法例要求。如前所述,提名是否有效,完全由選舉主任按照法例的要求作出決定。」

簡單而言,就是最好簽署確認書,否則可能不能參選。結果是服從國家意志的建制參選人當然一律簽署確認書,「泛民」政黨,包括「激進民主派」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參選人,以至其他非建制的參選人如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等,都拒絕簽署確認書。一些「泛民」政黨亦循例到選管會抗議無理篩選參選人。而被認為是針對/封殺對象的「港獨」團體,熱普城的鄭錦滿率先簽署確認書,其後陳雲等也跟隨。青年新政和民族黨等的參選人都拒絕簽署。

而焦點人物梁天琦則首先提出司法覆核(提出司法覆核的還有社民連的吳文遠和陳德章),在法庭拒絕緊急聆訊後,於選舉主任催迫下表示決定簽署確認書,並聲稱不會推動港獨。不過,他亦留有一手,在給選舉主任的聲明中,指選舉主任除因要核實其參選資格及提名是否有效,可向其提出問題外,無權向他提出其他問題。即暗示選舉主任無權詢問其會否推動港獨等問題;又指選舉主任無權質疑他在提名表格上簽署的聲明(即示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例行動作)是否真心誠意。即暗示選舉主任無權要求他簽署額外的確認書及質詢他的政治立場(應該是他司法覆核的部分理據)。看來是在大律師的估算下,為一旦被剝奪參選資格提出選舉呈請而作好準備。

「政權不讓我進入立法會,我用爬的方式也要進入去。」亦即是為了讓政權不得逞,所以要忍辱負重。不但如此,還在提名期最後一天,由本民前和青年新政合組名單參選新東選區,由青年新政的梁頌恒領頭,意味梁果真被剝奪參選資格,有plan B補上,很有一種你禁得了梁天琦一,你禁不了梁天琦二的氣慨。

梁天琦最終能否順利參選,很快便有答案。現在問題是中共和它香港的代理可能是在自取其辱,煞有介事的搬出確認書,卻受到相當一部分參選人抵制。不但如此,拒絕簽署確認書的「泛民」參選人固然獲准參選,一些主張港獨及拒絕簽署確認書的參選人,如青年新政的游蕙禎、黄俊傑和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的陳澤滔亦順利入閘,如果當局最終不准簽了確認書的梁天琦和鄭錦滿等參選,必定會引起嘩然,因為任何人都看得出政府毫無章法可言。梁天琦等若提出訴訟,政府很可能敗訴。不但如此,正因為政府擺明迫害一些港獨人士,反而令更多人關注港獨,變相為港獨宣傳,絕對是搬石頭壓起自己的腳。

從這角度看,儘管香港現在的主權國是一個專制強權,香港好歹還是一個講法治、尊重人權的地方,「國家至上」的胡作非為仍受到一定的抵制,港人依然有值得堅持和捍衛的東西,Tout va bien!

當然,梁天琦「複雜」的妥協和熱普城「輕鬆」的妥協,被批評者看成為求參選而不擇手段,輕易打倒昨日之我,「有口鬧『泛民』冇口鬧自己」,缺乏政治倫理等等亦在所難免(不過,較意外的是「本土」派陣營的「國師」,簽了確認書的陳雲也加入「聲討」行列)。灰記亦對先前不斷批評議會失效,和理非之路已盡,要走上街頭「勇武/暴力」抗爭的港獨/本土派,忽然覺得議會這個平台重要得不得了(用梁天琦語,「我嘅目的就係進入議會」),亦大惑不解。究竟你們進入議會可以如何翻天覆地?頂多換了幾個新面孔,或者多了黃毓民夾陳雲搞棟篤笑滿足一下他們的粉絲吧!議會仍是建制/保皇派把持。(當然,說穿了,立法會議員可觀的資源有很大吸引力,搞政治在在需要資源,需要錢,不在話下。)

不過,從捍衛人權的角度看,若有人被刻意針對,一味要求被針對的人堅持不妥協,被無理剝奪權利也在所不惜,也不一定是合情合理的態度。說得難聽一點,倘若梁天琦和鄭錦滿最終被剝奪參選權,批評者可以安心繼續「落井下石」嗎?有原則的批評者可以如何捍衛他們被無理剝奪的參選權?這反而是灰記比較著意思考的問題。他們是否值得當選,便只能由選民決定。而相信港獨/「本土」支持者,很多都只會介懷政權的刻意針對,而不會怪罪參選人的妥協行為。

最後灰記又要「三幅被」一番,回到高智晟的書。高智晟他們不比香港人,當主權要壓人權時,當政權要胡作非為沒有法治社會的保護,要近距離面對殘暴的專政機器,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堅守尊嚴,沒有「輕鬆」妥協或「複雜」妥協的奢侈,也因此很多人都堅持不下。而灰記總覺得,他們的多一分堅持,多一個人的堅持,都對中國社會以至香港社會有莫大的裨益。一些「本土」派不是說過要打倒共產黨嗎?為何又要說中國民主關我地乜嘢事?為何要漠視面對中共政權的第一線抗爭者?

確認書與高智晟的書之間,其實有很多看不見的聯繫!

林榮基事件與兩儍上京記

7月5日,香港兩個所謂問責高官,律政司司長袁國勇、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到北京與公安部「談」兩地通報機制,證實是「配合」北京對銅鑼灣事件主角之一林榮基再作人格侮辱,任由共產黨的無法無天胡為。如果真的有意為香港人的法律權利做點事,就應該拒絕中方這種未審先判,或曰「文革」式示眾的「認罪」錄影帶玩意,明言我們來不是配合內地的把戲,而是商討通報機制及港人基本權利如何獲得保障(罪犯也有人權,更可況未被定罪者)。

可是,這兩名港官注定必須自我矮化,因為香港的政治任命官員並非來自民選的特首,而是由自我矮化的香港小圈子選委會在北京淫威,即所謂「欽點」下,「選」出行政長官委任。而這個北京屬意的行政長官,還要由北京實質任命,實際上就是要聽命於北京,至少任何事情都先考慮北京的利益,而非香港整體利益。香港最高負責人面對北京都尚且要如此「必㳟必敬」,他的手下可想而知。特別是梁振英這類共產黨自己友被中共加持,對北京更是加倍唯唯是諾,忠誠重於一切。

人民授權與黨授權(其實是黨的獨裁者授權,共產黨的八千多萬黨其實也被剝奪了民主權利,只是極少黨員敢於提出民主訴求)是質的差別。就以專制的中國為例,共產黨假惺惺說要推行基層民主,烏坎村村民假戲真做,選出了敢於保衛村民公共財產--土地的林祖戀當村領導,在村民授權下,村政權敢與更上一級的政府周旋,阻止它與港商勾結出賣村民的公共財產自肥。烏坎村合法的民主抗爭一時成為全中國,以至全球的佳話。那時廣東省高層也投鼠忌器,暫且忍讓。但對中共而言,烏坎村是大忌,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說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背叛了人民的中共,深知民主如洪流,必須消滅於萌牙狀態,烏坎村的基層民主政權不能被複制。在威迫利誘下,林祖戀等始終不肯「跟黨走」。於是就有早前林祖戀「貪污受賄」被㧓,村民起來抗議的事。

再舉一個民主國家的例子,原為琉球王國的沖繩,十九世紀末被日本強行「廢藩置縣」,納入帝國版圖,但日本實行的是殖民統治,沖繩人一直被視為二等公民。二戰末期,美軍強攻沖繩,強弩之末的日本皇軍為了所謂天皇的顏面,不及早投降,以減少人民的無辜傷亡,繼續負隅頑抗。被殖民的沖繩人和台灣人處在帝國的最前方,最早無辜犧牲。沖繩戰役有二十萬喪命,當中不少是被迫(或被洗腦自願)為天皇的顏面而自殺「殉國」。

戰後美國強佔沖繩,把這片美麗的土地變成東西冷戰時美國圍堵中國的軍事平台。1972年,美國單方面把沖繩「歸還」日本,條件是美國繼續駐軍,於是小小的沖繩島,承受了日本七成的美軍基地。沖繩人一直反對美軍留守,並因此而逐漸喚起當地人沉睡已久的琉球人意識。近年因為日本政府與美軍強行填海興建邊野古軍用機場,引起民意更大的反彈。

雖說資產階級民主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特別對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束手無策,對經濟不民主及貧富懸殊無心無力解決,但人民授權正當性不應被輕易抹殺。軍國主義的日本,戰後在美國脅迫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連帶返還後的沖繩人也有了民主權利。事實上,當年沖繩人的返還聲音相當巨大,主因是期望與本土日本人享有同等地位,以及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可以保護沖繩人免於戰亂。不過,在美軍基地,甚至盛傳的核武基地陰霾不散下,加上右翼的安倍政府要修改和平憲法,令沖繩人倍感不安,前年選舉,反對邊野古工事的候選人大獲全勝,包括縣知事翁長雄志。

人民授權,或曰民主可貴之處就在於此,翁長雄志雖是小小一個沖繩縣知事,沖繩縣也不是什麼特別行政區,但他是沖繩人選出來的,不是安倍晉三透過選舉委員會「欽點」的,更不是自民黨人,沒有對安倍必恭必敬的義務,相反,為了沖繩人的權益,他更有向安倍說不的義務。

當然,一個小縣的自治權利,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有頗大的局限。去年初,翁長雄志利用行政命令,叫停邊野古工事,但不久被日本政府相關部門推翻其決定,工事繼續,沖繩人抗議之聲也繼續。為了沖繩人的尊嚴,雖明知實效不大,翁長約見安倍,當面重申反對邊野古工事的立場。

現在琉球獨立/自決之聲方興未艾,甚至有學者提出經濟聯繫台灣,以減少對日本的依賴。不過,正如專門研究不同地方民族主義的台灣學者吳叡人所言,礙於現實的大國政治,獨立未必是追求民族身份認同者最可行的選項,特別是弱小的民族,沖繩人自決之路仍然非常遙遠。這是他去年四月下旬在香港大學某講堂對著「本派」為主的聽眾說的。

這裡灰記忽發「奇想」,不知沖繩人有否聽說過「一國兩制」的香港?同樣,沖繩有否啟發港人之處?

在專制的中國下,在中國的現實考慮下,香港以「準國家」的地位存在,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權、金融和經濟體系、自己的貨幣、自己的海關和邊界。所差的是中國軍隊進駐,香港的管治者不是人民授權,立法會也只是半民主。如果香港全面民主化(這是中方曾作出的承諾),和沖繩人一樣,享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權,香港的民選官員(或由民選特首委任的官員)應該不會如梁振英和他的手下般窩囊,面對中央官員自我矮化,言必國家前國家後,在中港矛盾前,敢為港人利益發聲吧?同理,沖繩人是否可以借鑒「一國兩制」的構思,與日本政府討價還價,不要事事以「國家利益」作藉口,不要把七成的美軍基地都建在沖繩這個特別地區?

回到赴京的黎棟國與袁國勇。雖說是高度自治的官員,沒有人民授權,面對京官自貶身價已是他們不歸的命運。甚至據稱這兩名到北京做場戲的港官,為了不想自己的窘態過份暴露,於是要求縮短採訪時間,取消記者提問環節,結果被公安部「過一棟」,透露原來阻礙新聞自由的是這對難兄難弟。

中國公安部以為有林榮基的「認罪」錄影帶就可以「發爛碴」,說什麼他是取保候審,要回大陸配合調查,否則「變更刑事強制措施」。那邊廂梁振英翌日向傳媒大談會談「成果」,例如把通報時限縮減至少於十四日,範圍涵蓋至大陸各政府部門。換言之係得個知字。特區政府可以為被拘港人提供什麼支援,例如家人在駐大陸官員陪同下見受拘者,例如協助受拘者聘請律師等?第二階段的商討是否涉及這些被拘港人的基本權利?一概沒有表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些基本權利本來內地人都應該「依法」享有,例如「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例如「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現實是黨媒也承認中國「強力部門」可在境外「執法」,即胡作非為,間接承認銅鑼灣事件另兩名主要人物,桂民海、李波是在境外不自願被送中國,前者在泰國,後者在香港。不但如此,不論桂民海、李波、林榮基,在被拘留期間都不獲見家人及聘請律師。桂民海現在仍被拘留,情況不明。

兩儍上京的同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在香港舉行記招,介紹被拘人士及其家屬的最新情況

兩儍上京的同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在香港舉行記招,介紹被拘人士及其家屬的最新情況

共產黨對待外國人(桂民海是瑞典籍),和香港人(李波、林榮基)都倘且如此,對中國公民就更不用客氣了。例如去年709大抓捕仍被拘留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至今家人仍不准與他們見面,他們聘請的律師也不獲准與當事人見面和閱讀拘控文件。一些更是下落不明。又例如最近被強行帶走的烏坎村民選村委書記林祖戀,就在當局脅迫下說出違心話,但他的妻子不屈服,指不承認當局指派的律師,只有她聘請的律師才有權替林辯護。

雖然大陸無法無天下,無論中國公民還是外國人都沒有人身自由保障,也不期望這個梁振英敢向北京喊一下話,捍衛一下港人的合法權利。只是這個梁振英不但不敢為銅鑼灣書店等人所受的非法待遇說半句,還要說不同地方有不同法律,去到當地就要守當地的法律,十足共產黨的家奴。

在這裡,灰記又要再引述一下那部常被共產黨踐踏、蹂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中第二章第三十五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這其實就是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是簽署國)所訂明的基本人權。首先,既然有出版自由,就沒有所謂禁書啦!其次,既然言論自由憲法都保障,更private的思想自由就更不容國家機器干涉,中國公民從那裡購買,看什麼書,吸取什麼精神養份,關你公安部屁事!

好了,即使現實上中國憲法軟弱無力,保障不了人民的權利,只有你共產黨說了算,你手頭是否有一張禁止入境的書籍名單,你有否公告天下這些書不能入境。沒有吧!那境外的書商怎可能知那一本是禁書,那一本不是禁書(根據林最新透露,郵寄的不一定是大陸官方敏感的書籍,也包括唐詩宋詞)?什麼「非法經營罪」?全世界正常的國家都不會規管人民閱讀什麼書,好書也好,壞書也好,誰可一槌定音?郵購是很通行的貿易方式,林榮基在香港接受大陸訂單寄書,是百分百合法行為,你梁振英不去據理力爭,還說什麼「去到當地就要遵守當地法律」,林榮基是因為在香港做的正常事被中共非法拘留8個月呀,stupid!

林榮基的遭遇是一個嚴峻警號,香港人怎知那天在這裡做完全合法的事,到大陸會突然被「失蹤」,被迫鏡頭前「認罪」。雖然黎棟國打圓場說「變更強制刑事措施」不適用於香港,但林榮基即使身在香港,也經常被跟縱,最驚險一次是6月底四名大漢跟縱他至住所大廈閘門前。不過,香港警方愛理不理,還說看不出林榮基受到威脅。不過,7月6日警方突轉口風,終於答允派員保護林。

也難怪,自從本地抗爭運動轉趨激烈,特別雨傘活動爆發後,警察這個國家機器被中共和梁振英「政治化」,不惜任由警方在處理雨傘運動時濫權,自己作為政府之首卻從沒有意願去解決普選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當然一般相信梁振英積極站在中共權鬥的一方,認為香港「愈亂愈好」。在這情況下,原本較有規矩的港警,知道自己濫權可以get away,正所謂權力使人腐化,加上特區政府和警隊高層不斷洗腦,說抗議示威者都是滋事者,批評梁振英和「中央」的人都不懷好意,於是對非建制的示威者濫權更不手軟。

也許在警察心目中,林榮基不如李波般合作,同共產黨對著幹,一定是麻煩友。香港警察不但內化了中國公安的思維,也沾染了他們的腐敗濫權之風,僅法庭上一些make sense的法官可以教訓一下他們。前所未有多的「襲警」罪被駁回,法官多次質疑警務人員的誠信,其實就說他們給假口供,證明警察濫權之嚴重。也難怪警隊是民望最低的紀律部隊。而律政署任由警方胡亂編造罪名,把示威請願人士告上法庭,也是墮落的表現。

事情的發展是否告一段落?中國公安是否滿足口舌之欲後「見好就收」?但林榮基不同李波,依然沒有屈服,他不甘再次受辱,在接受港台訪問時要求內地播出拘押他時的所有片段,包括有人教他認罪、有自稱「中央專案組」的人員問話,以及有人拍枱指罵他,令他心理承受極大壓力等情況。

他還質疑即使有通報機制,兩地關係亦不可能對等。從他的經歷已證明內地政府無法無天,在設立機制後,亦不會按香港的法律執行。他還聲言如果香港警察最終保護不了他,便只能移民台灣。

林榮基是過慮還是香港人已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大家自有判斷。如果說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兩大支柱,法治還在支撐著,自由已予人朝不保夕之感。這其實是「一國兩制」的重大危機,香港管治的重大危機。只是這個聽命於北京的政府會裝作若無其事,有政治野心要做特首的人仍然為被北京相中而各懷鬼胎。灰記只會說,你們連一個在香港做完全合法事情的居民也保護不了,當特首有什麼馨香。當然,啫權的人仍是有的,即使只是孤假虎威,而不是人民授予的權力。

林榮基事件令港獨派喜出望外,網上不時出現類似「一國兩制」已死,一於港獨可也的言論。其實提倡港獨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林榮基也說過港獨也可行,所謂人權高於主權嘛。不過,林先生其實特別強調民主才最重要,所謂一切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無論什麼取向,關鍵還是爭民主。

也因此,仍然努力爭取社會改革和民主的泛民不同團體及政黨,以及傘後組織,依然是人民寄託的主要力量,無論港獨派如何攻訐(灰記也不想再提七一當日一些「本土」派無賴和窩囊的表現)。最重要是即使香港現時的自由汲汲可危,香港傳統的開放視野和人道關懷(如果有的話)不能放棄,這包括作為關注亞洲和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總部。這種開放視野和人道關懷,這些對外(包括對中國)的關注,往往與泛民團體有關,例如職工盟等組織除了關注本地勞工權益,也關注亞洲和中國的勞工權益(有時會針對港商剝削大陸勞工而發聲),又例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名思義是關注和支援中國的維權活動。林榮基之所以找何俊仁幫忙,也是有感於作為關注組主席的何俊仁熟悉中國維權活動(而林與中國維權人士和律師的遭遇有不少相通之處)。

當然,於一些港獨派而言,最方便的說法是而家香港自己都自身難保,仲去關心人地。甚至中國咁對我地,做乜仲要去關心中國人。但這是相當偏狹和自我封閉的思維。香港因為歷史機遇,難得成為一個國際城市,便要有一個國際城市應有的視野和氣度。當我們批評中國民族主義如何狹隘和封閉時,為何我們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要變得如斯狹隘和封閉!

七一種種,「本土」與中國

七一遊行後,朋友傳來《明報》的剪報,標題是「內地訪民闖關遊行  為維權律師申寃」,標題下是兩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內地女士,拉起寫上「停止迫害維權律師」横額的照片。

據報道,這兩位女士原本相約數名朋友來港參與七一遊行,希望讓多些港人關注去年七月中共大規模拘禁、秘密禁錮、約談、恫嚇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受影響者三百多人(至今仍有數十人被拘禁或取保候審),即709事件。結果只有她倆成功闖關,其餘的在買火車票時已被國保打招呼。

這兩位女士因為強拆,最終走上上訪維權的不歸路,也因此受過拘禁及獲罪入獄,但仍感激為她們無償辯護的維權律師。709事件也好,屢遭打壓的維權活動也好,都反映中國大陸那些敢於直面中共暴政,依法抗爭的人,卻因為中共無法無天而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包括遭囚禁、遭監視、遭限制活動,不少曾受酷刑對待)。因此朋友轉發剪報時,也寫上了「七一遊行。萬二分頑強的中國同胞」。

朋友感觸的句子,相信不少「本土」派感到很礙眼,特別同胞那兩個字。不過,這兩位女士的出現,正好呼應今年七一遊行的一個動作,即由三名曾經在中國被囚的港人「政治犯」帶領遊行--他們分別是林榮基(去年底開始被中國當局拘留在內地,港人曾大規模聲援,外國高度關注,六月被放回香港)、程翔(十年前被中國當局以「間諜罪」判刑五年,在港人大規模聲援,當時特首曾蔭權也有份「關注」下,提早三年獲「保外就醫」)、劉山青(1981年到廣州探望民運人士,被判十年徒刑,當時香港主流社會及民主派對他的遭遇漠不關心,港英政府懶理,只有極少數宗教人士、托派人士和他的朋友聲援。結果於1991年刑滿才回港)。三人的遭遇顯示中港的民間抗爭雖有不同,但最終都是面對一個蠻不講理的政權。港人目前還有這個搖搖欲墜的「一國兩制」稍作區隔,因此成功闖關的兩名內地女士可以自由表達意見,但她們回去後的命運卻讓人憂慮。

而原本答應帶領七一遊行的林榮基,臨時以人身安全理由退出,亦顯示這個「一國兩制」的汲汲可危。去年發生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林榮基是在中國大陸被失踪的其中一位港人。他與李波等人不同,回港後沒有跟從中國當局的指示否認自己被強制留在大陸,反而願意將自己在大陸失去自由的經歷公告。除了他本人良知的呼喚外,相信也和他在大陸沒有親人可作中共「人質」有關。不過,想不到先前還參加過遊行往中聯辦的活動及高調接受傳媒採訪透露真相的他,現竟受到龐大壓力,感受到人身自由受威脅,最終放棄參與一個現時「一國兩制」下仍然合法的活動,放棄表達的自由,放棄行禮如儀,實在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沒有人可以批評林榮基「臨陣退縮」,因為沒有多少香港人嘗過在大陸失去自由的滋味。不過,此事亦凸顯中國大陸抗爭者的勇銳,或如朋友所言之「萬二分頑強」。那兩位女士明知回大陸有可能出事,也要以真面目示人,那些不後悔被失蹤數月的撐香港佔中者(在互聯網拉起支持橫額),那些為自己合法權益,為中國的進步而不惜對共產黨依法抗爭,付出坐牢代價的維權人士及替他們辯護的律師,在在說明他們雖然是很少數,卻令中共寢食難安,要作出種種流氓手段對付。香港人無論「本土」與非「本土」,怎能與他們切割。今年的七一遊行,也許多了一層意義。

IMAG0260七一下午,灰記遊走於遊行隊伍和攤位之間拍攝錄像,感覺的確行禮如儀,但行禮如儀又如何!幾乎所有非建制的民間團體及政黨都出現,由反機場三跑到保護牛牛,由外勞爭權益到發展本土農業,由支持少數族裔到新移民愛民主,由打倒689到政治「素人」鳴志參選立法會⋯⋯幾乎所有的社會議題都可以看到、聽到,一個多元、相互尊重的民間社會濃縮展現,對比晨早特區和中共駐港權貴的官方禮儀,對比鄭耀棠之流的「土共」和周融之流的獻媚者所主理充滿單一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慶回歸活動,下午的多元社會縮影瀰足珍貴。

這個多元社會的保衛,以至有所發展,端賴信奉多元主義,信奉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的港人不懈努力,不在話下。說起多元主義,也想起一些「本土」派「天下三分」的豪言壯語。七一遊行被一些「本土」派譏為泛民、「左膠」行禮如儀的打咭式活動。但這些「本土」派譏諷之餘,卻要在遊行路上擺設街站宣傳及籌款,還說什麼維園是香港人的維園,意思是主辦團體民陣和參與團體沒權壟斷維園及遊行路線。

不過,作為主辦單位,民陣的確申請了維園集會及銅鑼灣至灣仔軒尼詩道等的遊行路線,不認同他們的遊行活動,大可在其他地方籌款和宣傳。「本土」派不是說了「天下三分」嗎?為何偏要寄生於一個被你看不起的組織的活動之中?而且不但要寄生,還要欺凌(熱血公民包圍惟工新聞攤位事件)。似乎多元和相互尊重並非一些「本土」派的價值,「以我為主,欺凌弱小」才是他們的「真章」。

當然,相信並非每個「本土」派都是雙重標準,嚴人寛己。七一傍晚,灰記就相約一位少數裔族的「溫和本土」派J,採訪他參與「包圍中聯辦」的活動。在餐廳等候J時,聽到鄰枱一名男子用手機向友人吐苦的說話,內容是如何被警方無理截查,如果不是自己「醒目」向madam抗議,才免於搜身,還對對方說,不要再輕易相信香港警察。想不到這晚在西環不是見證J參與中聯辦的集會,而是與他一起多次見證一個又個年青人被警方截查,不但背囊被徹底搜查,銀包亦被看完又看。一些人被搜完還不能放行,一直呆等,呆等至灰記也忍不住出口問警員禁錮他們的理由。然後旁觀者起哄。不知是否礙於群眾壓力,警方不久放人。

現場某警官說,是因為收到情報有人携帶攻擊性武器,所以要截查可疑示威者。灰記很懷疑這種部署。首先,如果真的有人計劃攻擊警方重重保護的中聯辦,他會背著攻擊性武器隨處走嗎?其次,警方的截查只針對穿黑衣的青年人(「本土」派團體號召穿黑衣,「本土」派多年青人)。警方的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侮辱、阻嚇這些年青人。從反國教開始,警方已針對學民思潮的中學生,在他們擺街站時查身份證,騷擾式監視。雨傘運動爆發後青年學生也首當其衝成為被警方濫權的對象,「本土」思潮興起,這現像亦變本加厲。如果說煞有介事、上綱上線的抨擊港獨言論的梁振英是「港獨之父」,那麼警方針對性濫權也在推波助瀾。

IMAG0268不過,短暫而言,七一晚警方的阻嚇似乎成功,被搜身的一眾年青人最後沒有到中聯會現身。事實上,灰記和J等了接近兩個小時,發覺準備參與集會的人也不多,只有幾位中年人在中聯辦外的「公眾聚集區」集合,其後有人高舉龍獅旗客。最終組織者以參與者安全為由取消集會,令J頗為失望。不過,到中聯辦示威並沒有什麼安全問題,除了一些持龍旗的中年人,還有示威常客雷玉蓮凌晨「到訪」中聯辦,與警方對峙了一會,還焚燒了中共黨旗,並沒有被拘捕。

J其實十分關注本土政治,只是因為他是南亞裔人,生來就沒有中國人的認同危機,在香港土生土長,對其母國亦相當陌生,因此順理成章是香港「本土」派。也可能因為他是少數族裔,沒有先入為主的黨派立場。因此,當他聽到社民連、人民力量、香港眾志及小麗民主教室幾百人操上禮賓府遭胡椒噴霧招呼,亦與灰記趕忙到中環關注,目睹「本土」派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在舊立法會「踩場」被人群及傳媒包圍追趕。

由於語言的隔閡(他只懂聽一點廣東話),J弄不懂為何有追逐,更不會了解「本土」派與社民連的「瓜葛」。不過,作為「本土」派,他開宗明義反對極端行動,反對暴力,覺得只會幫倒忙。他更特別提到,雖然他不相信「一國兩制」,但對泛民沒有反感,覺得泛民也在為香港做事,沒有非此即彼的心態。談起中國大陸的抗爭者,他更沒有猶疑的說無論你是什麼人,也要支持他們,何況這些抗爭活動發生在如此近的地方。一個剛高中畢業的年青人,有一套獨立,非人云亦云的政見,難能可貴。他是「本土」派的多數,還是如他少數族裔身份一樣,屬少數呢?

再回到中聯辦的「流產」集會。本民前以反恐級數來形容警方的部署似乎言過其實,不過,歷來面對所謂激進團體針對中聯辦的活動,警方都如臨大敵,生怕他們的「老闆」的「老闆」不高興,不成比例的警力部署,及擾民措施(如專「烚」年青人的截查)都可以說是「白色恐佈」,應受到批評。至於何以因此取消集會?既然不少「本土」派支持者已表達了不滿,灰記也不會揶揄組織者怯懦。

但不斷以「勇武抗爭」/「暴力抗爭」包裝,批評別人怯懦沒用的一些「本土」派組織者,經此一役,真要好好反省。香港的警察雖然愈來愈橫蠻,但相比中國的公安、國保等,仍然文明得多,香港的法律依然保障表達自由。面對目前的香港警察及法律都如此一籌莫展,輕易放棄,搞個示威集會,宣揚一下香港獨立也畏首畏尾,當大陸的影響愈來愈大,警權愈來愈肆虐,愈來愈與中國公安、國保看齊,當香港的法治也面目全非的時候,你們可如何實現香港建國呢?

還是看看被你們瞧不起的中國人吧,那兩位闖關參加七一遊行,為中國維權律師發聲的女士,那些在極艱苦、高壓環境下依然不放棄抗爭和希望的中國人。灰記在此會對「本土」派說,你不必效法他們,但請不要再輕言勇武。

初心的種種,再談「八九六四」與「本土」

「筆者敢說這些『涼薄冷漠』的年輕人對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種種兇殘虛偽與無恥的深惡痛絕,絕對不亞於上一代的社運人而甚或因為更切身而猶有過之。」「六四」悼念爭議,「本土/建國」的理論導師練乙錚替一些要與中國徹底切割的年輕人說話,認為他們對中共專制之惡比上一代社運人更有切身之痛(見《信報》5月30日刊出的《昨日之怒:「香港人的89.64」初心是什麼?》)。

灰記當然不會懷疑主張切割者對中共的憎厭。灰記甚至認為,中共一黨專政的黨國獨裁體制,強迫人民「愛黨愛國」,並愈來愈赤裸地要把這種意識硬套入香港社會,這個名義上的自治區,並大力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促使愈來愈多痛恨中共黨國專制的年青人產生自決、獨立的意識。

灰記在意的並非自決、獨立的意識,而是那種因為痛恨黨國而對所有中國人都心生厭惡,甚至仇恨的心理。是這種心理令一些主張切割的人完全漠視中國民間過去一直以來的對黨國專制的種種抗爭以及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他們同時亦漠視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這些中國人更一百倍切身感受和厭惡中共政權種種兇殘虛偽與無恥。

的確,支聯會的愛國不等於愛黨,把聲援中國民主與愛國掛勾讓不少依然會到維園集會的人(包括灰記)感到吃不消。連長期參與中國民間非政府組織活動的中大學者,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也在Facebook感嘆,說當現場唱起《血染的風采》時也感到渾身不自在,覺得這個共和國與他有何相干,說更傾向以世界公民身份悼念「八九六四」。相信6月4日晚維園萬計市民當中,相當部分並不認同支聯會的愛國情懷。但由不認同愛國去到憎恨中國人,要與中國完全切割,中間存在很大的空間。專誠往維園參與集會的,相信都不是憎恨中國人,主張與中國完全切割的人。

正如當晚一位有份上台發言的大專政改關注組代表表示,與支聯會有意見不同的地方,但不妨礙大家一起悼念「六四」死難者。她沒有說意見不同之處在哪裡,但相信當晚相當部分參與者和她的心態一樣,對支聯會的「中華情結」也好,集會的安排好,口號好⋯⋯有這樣那樣的意見,但有感於支聯會二十多年來的堅持,特別義工們年年無私的付出,讓大家可以順利參與悼念活動,也就不再斤斤計較口號啱唔啱聽,這個環節有冇意思。畢竟年年「六四」前中共要把所有中國人滅聲,年年「六四」當晚萬計港人為死難者發聲,聲援當前中國被打壓的維權活動(今年就呼籲關注709維權律師被捕事件),這個意義大於個人心理的完全滿足。

說口號/綱領的爭議,由來已久。很久以前已有人提出「平反六四」太封建,是中共思路的什麼平反寃假錯案,最終仍是希望「好皇帝」的出現。當然亦有人認為不一定要由中共來平反,民主化後的中國政府自會「平反六四」。今年,「本土/建國」理論導師練乙錚除了敦促大家好好了解「本土派」青年「冷漠涼薄」的原因,還要建議支聯會修改「平反六四」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甚至建議支聯會去掉愛國兩個字,以迎合「本土派」的去中國心理。(見《信報》6月6日刊出的《天下三分,六四悼念不再疲憊》)

其實真的不明白練先生為何要那麼苦心硬要支聯會迎合「本土派」。既然說「天下三分」,「本土派」要討論「六四」也好 ,要告別「六四」也好,與支聯會有何相干?同理,支聯會愛不愛國,如何悼念「六四」又與「本土派」何干?再說,難道支聯會接受了練先生的建議,改名改口號,一些根本對中國不聞不問的「本土派」就會「回心轉意」,認同支聯會的工作,認同悼念嗎?

既然是「天下三分」,香港到目前為止還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那就各有各做吧。一些「本土派」要罵不願與中國人完全切割的香港人「大中華膠」,要罵以世界公民身份關注中國人權和民主的人「左膠」,這是他們的自由。但這些「大中華膠」和「左膠」不會因為被漫罵而放棄他們的關懷,也懶得回應他們「本土優先」的口號,因為他們參與本地的抗爭很多時都比一些「本土派」積極得多,看看反東北規劃、反領展霸權、反高鐵撥款、爭取全民退保、爭取勞工權益、反張德江訪港、抗議法國名牌化粧品向中共叩頭,取消香港敢言藝人何韻詩演唱活動⋯⋯,都是一些「左膠」/「泛民」在參與。

當然,所謂「天下三分」,各有各做,「左膠」的抗爭「本土派」不一定要參與,但抨擊「左膠」不關注本土議題,不參與本土抗爭就是天大的謊話。

說真的,「左膠」當中,不少對自決、港獨的訴求並不抗拒(灰記就是其中一個)。問題是現在的港獨訴求,往往與仇視/看偏中國人掛勾,或曰被一種港式種族主義所騎劫。「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人有冇民主關我乜事,甚至中國有民主香港未必有著數等的論調都是源自這種狹隘的心理。「左膠」好,「泛民」好,從來都沒有認為關注中國就要放棄關注本地,相反,他們主力仍是參與本地抗爭。這與練乙錚「毛左」時代一味誘導青少年認識和擁護「偉大社會主義祖國」不可同日而語。

不知道練乙錚今日要求「成年人」事事要包容、理解「本土派」青年,是否一種對他當年曾參與誘導青少年「愛國愛黨」的補償?但硬要把港人的「八九六四」情結,或曰「八九六四」的初心,說成與「本土派」的分離/切割意識不謀而合,著實讓灰記這類「老餅」感到受冒犯。一位朋友在看完練的文章後說,練乙錚要討好某啲後生,做乜要拉埋我地落水,我又冇叫嗰啲後生一定要悼念「六四」,「八九六四」絕對係對香港人嘅一種啟蒙,由殖民地奴化教育中覺醒,感情上亦前所未有咁接近大陸人,第一次覺得做中國人唔感到羞恥。

這種樸素的心境很多人都經歷過,「六四」屠殺後很多人(包括灰記)終日淚流滿面,為死難的「同胞」感到哀慟,並非如練文所言的初心:「⋯⋯這個初心陳義比較低,主要不是從大公的義理出發替國家民族說民主事,而是以小私的恐懼為動力替港人保港自保。這個89.64以來便存在的初心,與今天主張分離的年輕人的本土意識/本土優先不謀而合。」

練說,「八九六四」死傷者/受害人與50年代的鎮反、反右、三年饑荒、60年代的文革相比,小菜一碟,為何之前的悲劇港人沒有強烈反應,只關心「八九六四」,關鍵是前者發生時港人生活在英國人的「蔭庇」下得以偏安。「五、六、七十年代裏,大陸多次政治運動死人無數罄竹難書,論殘酷要比天安門大屠殺殘酷很多倍, 但香港人『處之泰然』,社會上波瀾不興,試問是何原因?很簡單,港人在當時穩如泰山的英殖統治之下偏安『河』南,面對大陸不斷發生的慘事,本地人隔岸觀火,南來人不堪回首更要搵食餬口,有閒情善心寄望大陸『民主化』的人,除了一些稀有的非左派知識分子之外,少之又少。」

的確那時香港人多抱難民心態,大部分人政治意識不高,只有親國民黨和親共產黨兩派之爭。不要說關注大陸的「民主化」,本地社會的不公亦多逆來順受。但這是否就表示香港人不關心「大陸同胞」的死活呢?又未必。那時港人郵寄食品、日用品接濟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大陸親友,沒有排抗,相反積極對逃避迫害和饑荒走難到港的內地人施以援手。灰記童年時,就曾目睹一批又一批由內地走難到香港的同鄉,在父母管理的出租公寓暫住,直到能找到工作自力更生為止。這種關懷並非「從公的義理出發替國家民族說民主事」,而是樸素的人民/鄉親感情。

這種叫人民感情也好,「同胞」關懷也好,宗族親友感情也好,一直牽連香港人和內地人,畢竟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中國大陸移民/難民及其後代,即使在東西冷戰,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對抗,美國封鎖中國/中國竹幕時代也阻隔不了這種感情。而「八九六四」之所以劃時代,是因為這場被血腥鎮壓的政治運動不同於之前的慘案,是一場席捲全國,人民自下而上自發的民主運動(比它早十年,主要發生在知識分子圈的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對它有啟蒙作用,部分參與者亦是當年民主牆運動的「老鬼」)。而之前的慘案,無論鎮反、反右以至文革,都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自上而下發起,以整治反對者、整治人民以至整治黨內政敵的政治運動,與「八九六四」的性質很不同,雖然最終都是人民遭殃。

而香港一些先行者(並非司徒華為首的支聯會),早在七九年已與中國大陸的民主派串連,其中一位串連者劉山青更因此而被中共抓捕重判十年監禁,91年刑滿返港。整個1980年代雖然是中英談判和決定香港前途的人心惶惶時代,但同時也是港人經濟及文化優越感爆棚的時代,香港人亦開始關注本土以至中國民主發展的時期。在殖民統治倒數的階段,香港人剛萌牙的政治意識並沒有因為經濟及文化優越主義而生出政治大香港主義,對中國共產黨內以至中國民間的自由化投以關注,寄予希望(當然恐懼中共的會選擇移民,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以往那種樸素的感情被注入了新的政治願景,中港人民互動爭民主。

因此,1989年4月,被元老們罷免的自由派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由悼念活動而引發的學生/民主運動,一些香港人(並非司徒華為首的支聯會,更非傳統親中愛國機構)很早便作出聲援,其中一個最早成立的聲援組織是四五行動。5月4日由學聯在遮打花園舉行的集會,很多中環上班族參加,大家暫時忘卻為錢勞碌的生活,在殖民地及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唱起《國際歌》及《義勇軍進行曲》,中國從來未如此親近過。而這種親近並非「毛左」時代的「革命愛黨愛國」,也非後來沒有了革命的「愛黨愛國」,而是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爭取民主自由的那種親近,香港人終於擺脫殖民統治去政治去中國的那種親近。這就是當時香港人因為「八九」民運的啟蒙而衍生出來的一種新的本土政治意識。

整個五月,大街小巷,市民日日熱議中國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各行各業、街坊組織、以至業委會都紛紛自發搞聲援活動,整個城市前所未有的政治化,也前所未有的「和諧團結」。及至「六四」槍聲一響,打破了一切美好的想像。很多香港人紛紛回到現實,如練乙錚所言,移民人數又再次颷升。但還有很多香港人並沒有因為要自保而停止關注中國。每年「六四」集會是重要象徵。

當然,1989年時那種政治啟蒙,或曰新的本土政治意識,在今天的一些「本土派」眼中可能好out好「老餅」,好中華情花毒,灰記不會反駁。但那時的初心,容或夾雜憤怒與恐懼的情緒,但絕不是為了自保,更不是為了切割,與今日的一些「本土派」沒有半點不謀而合之處。

最後想說的是,練先生一時要支聯會迎合一些「本土派」青年,一時又硬要把「六四」悼念與雨傘運動對立起來(好像參加了「六四」悼念就像中了降頭,不會再參加其他抗爭活動),製造世代之爭,並警告「老餅」們不要倚老賣老,「動輒對年輕人的主張與行動表示不滿和義憤」,好有「愛護」年輕人的理論導師風範。Well! 灰記容或不夠前瞻,追不上時代潮流,也沒有大志和能力擔當理論導師,但絕沒有半點年齡歧視,所以不會特別刻意討好年青人,也不會認為一些「本土派」青年可以代表整個青年新世代。

只要你有點民主人權觀念,你便不會與「八九六四」切割

5月30日《蘋果》報道,四川工人符海陸在微信銷售「銘記八酒六四」(酒狀物,貼紙除印上銘記八酒六四字樣,亦有「六四」時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留。同時被捕的是詩人馬青,她曾在微信推薦此酒狀物。另外,曾參與八九民運的陳雲飛,去年清明組織二十多人,到「六四」死難者吳國鋒墳前掃墓被捕,罪名也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吳年邁的父母也曾一度被拘留。經過一年的拘禁,陳即將受審,但罪名則改為尋釁滋事。而「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則於6月1日開始被軟禁。

這是每年「六四」前在大陸經常發生的事情,中共為了禁制紀念「八九六四」,都會嚴厲迫害發聲者,連掃墓也不准。而在平時,中國官方亦防民如防洪水,名義上法律容許的各種維權活動,屢遭打壓,近年尤甚,不但維權人士一個個遭殃,最懂法律的維權律師亦一個個被拘留、起訴和判刑。

相信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對中國的獨裁專制,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感到荒謬和難以接受。而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對那些面對中共殘暴政權,依然不惜犧性人身自由,不惜受酷刑虐待,膽敢用不同方法記憶「八九六四」,以不同形式維權/抗爭以延續八九民運精神的中國人,致以崇高敬意,投以關注的眼神,更積極的會作出聲援。

香港這個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暫時仍不必直接面對中共殘暴政權,依然有一定自由和人權保障。因此久不久就會有支聯會和一些「泛民」團體到中聯辦抗議其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聲援失去自由及被酷刑虐待的中國維權人士/抗爭者。這些活動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認為理所當然,甚至是應盡的道義責任。畢竟無論有人主觀願望想中港如何如何切割也好,稍為頭腦清醒的都會認識到香港人和內地人有某種唇齒相依,大家不同程度都面對著中共這個政權。

這些聲援中國維權人士/抗爭者的活動,和每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一脈相承。香港人要記住中國大陸曾經出現過的民主運動、改革訴求,更不能忘記這場無數內地人積極參與並作出犧牲,無數香港人投入心力聲援的民主運動,被冷酷的槍彈和無情的坦克,被中共的頑固勢力鎮壓下去。儘管八九民運被中共血腥鎮壓,被中共禁止記憶,但當年民運精神以各種方式,例如不同的維權/抗爭活動在中國大陸被繼承下來,著力推動中國的進步(而八九民運亦並非石頭爆出來,1976年反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四五運動,以至70年代末的北京之春,這些前人的改革呼聲,都對後來者有啟蒙作用)。

很多論者都說過,香港人的最重大政治啟蒙,就是1989年全民投入聲援那場遠在北京的民主運動,甚至有人稱之為本土第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往後不少香港人一改只關心賺錢的經濟動物觀,多關注香港以至中國內地的政治和社會事件,較積極爭取香港的民主改革,都源自「八九六四」。

因此,無論從作為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的角度出發,還是以「八九六四」作為香港本土最重大的政治啟蒙來看,紀念「八九」、悼念「六四」以至關注中國大陸的維權、抗爭活動都是合情合理,而且必須。至於悼念「六四」是否一定要到維園,近年來都有不少爭議。灰記的看法是,儘管支聯會的悼念形式有不少難頂之處,但始終維園是最大的平台,最能顯示人心之不死,最能給予中國內地那些不死之人心的精神支持,給予中共當權者精神壓力。因此,灰記和很多人一樣,仍會選擇誠心默默坐在維園一角,管它是否「集體精神病」。

當然,若有人恥與支聯會為伍,要另起爐灶,搞自己的紀念活動,悉隨尊便,只要不是如「城邦國師」陳雲般,一邊說要悼念又一邊罵別人好悼念,好似精神分裂便何。正如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言人說過,悼念「六四」不須「大一統」。

灰記除了感慨那些用一種鄙夷、不屑的心態搞所謂「六四」悼念的人外,也納悶那些拼命宣揚悼念「六四」可以劃上句號、「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民主關我乜事,甚至中國人不配有民主的人,究竟喺度諗乜。

灰記很難想像,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會說出阿拉伯之春關我乜事、馬來西亞潔淨選舉運動關我乜事、台灣228事件關我乜事、南韓光州屠殺關我乜事、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關我乜事、西藏自由運動關我乜事⋯⋯的話。道理很簡單,作為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雖然主力關心直接影響自身的本土事物,但不會對鄰近地區以至世界各地所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漠不關心,只是關心程度不一吧了。他們大概都會對為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而作出犧牲的人,不管是那一個國家的人,懷有敬意,對鎮壓異議聲音的政權作出批判,對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感到厭惡,會為世界任何地方民主有所推進而感到高興。也絕沒有某某地區的人不配民主的優越心態。

換言之,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是說不出「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民主關我乜事,以至中國人不配有民主的話。偏偏香港一些傾向獨立/建國的學生和青年,卻一再發表此類言論,他們的腦袋究竟發生了甚麼問題?

這些學生和青年的「無意識」言論,就連平時言論右傾的港獨支持者黃世澤也看不過眼,撰文聲討之:

「⋯⋯1989年北京大屠殺之所以人神共憤,除了這是軍隊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民眾外,這更是用上坦克車等戰場上殺人武器來大規模屠殺異見國民,這是與納粹德國將異見人士一併送到屠殺來自歐洲各國猶太人的集中營,並一併以毒氣或其他方式虐殺是同級反人類罪行。作為一個尊重人道的人,都有責任悼念在反人類罪行中不幸遇害的受害者,不論是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猶太人,亞洲戰場南京大屠殺中的中國人,1947年反對國民黨殘暴統治在二二八事件遇害的台灣人,上世紀文化大革命中的遇害過千萬中國人,以至受中共影響極深、殺人不眨眼的赤柬所實施的大屠殺,人類都有責任去銘記死難者,不要讓事件重演。作為港獨派,今年更加有理由去聲討1989年北京大屠殺、去悼念死難者。孫曉嵐沒有聽到馬恩國大律師引述中國官員講的,對付港獨是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雖然譚惠珠急急澄清,但因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訪京團的夜蒲艷照曝光,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這句話變成了黃色笑話。但在北京仍然拒絕就北京大屠殺道歉,並將涉事軍官當成戰犯審訊時,筆者有理由相信,北京為了反對港獨,真的可能不惜動用解放軍屠殺香港人。

⋯⋯不要怪這麼多人對所謂本土派或口嚷要獨立的人諸多懷疑,太多年輕人只是跟隨個別有政治私心的所謂權威論調起舞,完全沒有認真思考過爭取香港獨立的真正內涵。有不少泛民的主張,與獨立主張本身並無衝突,甚至是一脈相承的。現時這麼多年輕人受這些半桶水、包裝一流,但內容爛透所謂本土主張所迷惑,孫曉嵐的言論,實在令筆者此等真心支持港獨的人感到非常擔心。年輕人可以抗拒支聯會的中華民族主義立場,但反人類罪行是沒有停止悼念的餘地的。」(《悼念北京大屠殺豈有句號》5月30日)

當然,一些對「本土派」青年學生「溺愛」的理論導師也少不免趕忙為「與六四割切論」辯解,例如李怡就說與「六四」及支聯會的切割,其實是針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對梁振英所說的『香港是國家一部份,與全國人民血脈相連,香港市民應關心內地發生的重大事情』的根本切割。⋯⋯現在香港人到外國,多不會說自己是Chinese,而是有另一個新詞:Hongkonger。這幾乎是香港人的整體情況,許多人這樣做卻不明說,而新一代則要清楚表明這種『天然獨』的切割態度。」(《世道人生:新一代的六四取態》6月1日)

灰記明白地下黨人梁振英討好中共的黨國/大中華民族主義好難頂,中共的天朝大一統霸氣好難頂,一些中國內地人的不文明舉指、陰暗不正之風好難頂。香港人要建立自己的本土身份認同,甚至產生獨立意識亦十分自然。只是導師和「本土派」青年學生也不肯去明白,那些「六四」難屬,那些堅持記憶「八九六四」的大陸人,那些內地維權人士/抗爭者/異見者,不少其實也厭倦黨國/ 大中華民族主義,厭倦天朝大一統霸氣,對一些中國內地人的不文明舉指、陰暗不正之風亦感厭惡。正正因為他們多少嚮往民主、自由,在專制下更感人權之可貴,才醒覺要揚棄容易被專制者利用的狹隘民族主義,不但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少內地人因為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而身陷囹圄),對近年興起的香港本土意識有更開放和包容的態度。

因此,即使是「天然獨」,只要對中國大陸的民運和維權/抗爭運動多一點了解,只要有點民主人權的觀念,也未致會與中國大陸的一切切割,完全不關注大陸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關注中國大陸不等如梁振英式的歌功頌德)。灰記之所以對一些極端本土派反感,主要原因就是他們不斷推銷狹隘的香港民族主義,極端仇視和看扁中國內地人。正是這種心態蠶食了基本的民主人權觀念,在陳雲的暴力語言下變成一種赤裸的種族主義,在李怡的軟性包裝下則是一種隱性的種族主義。歸根究柢就是本質化某個種族/族群,例如某國人墮落、某國人不文明、某國人不配有民主⋯⋯

也因此,「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些中共當權派害怕聽到的口號,仍然是值得奮鬥、聲援和關注的目標,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只要你有點民主人權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