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俄羅斯左翼反對普京的戰爭,當香港仍有反戰的聲音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一個半月,除仍控制東部頓巴斯等親俄「獨立」地區和個別城市外,未能染指更多烏克蘭領土,戰況仍然膠著。俄軍長時間未能攻陷首都基輔,近日亦放棄包圍而全面撤退 。看來普京要佔領基輔,建立傀儡政權的目標愈來愈渺茫。不過,烏克蘭的抗戰亦付出沉重的人命代價,俄軍的恐怖襲擊,包括戰爭較早期的轟炸醫院及托兒所導致平民的重大傷亡。曾被俄軍佔領的城鎮,大批平民不是被埋於瓦礫中就是遭殺戳,烏方亦指責俄軍撤走時埋下大量地雷。包括《基輔獨立報》等烏克蘭以至外國傳媒近日報道了俄軍的凶殘行為,例如布查Bucha和伊爾平Irpin,到處可見被俄軍殺害的平民屍體。有集體處決的,有被肢解的。截至4月3日,布查至少發現了410具屍體。除了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俄軍亦強姦婦女和搶掠。一些倖存者接受採訪時表示猶有餘悸。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除到訪布查等城鎮,亦就俄軍所犯下戰爭的罪行,透過視像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指安理會應驅逐俄羅斯,安理會不作為應解散。而俄方則否認暴行,還聲稱烏方偽造屠殺圖像。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則稱「任何指控都應基於事實,結論得出之前,各方應保持克制,避免無端指責。」中國一直偏幫俄羅斯,張軍為俄羅斯開脫的說話是意料中事。澤連斯基於安理會發言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暫停俄羅斯席位,投反對票的包括中俄兩國。俄國亦沒有因此而停戰。這裡我們看到,除了砲火無情,殺人犯、強姦犯還能以國家之名行事而不被追究,看到戰爭是如何非人化。

戰事持續的同時,烏克蘭與俄羅斯就停火進行了幾次談判未果。未來烏克蘭的命運如何?例如是否能維持中國經常強調的「主權及領土完整」,即俄羅斯無條件撤軍;還是要作出妥協,例如放棄加入北約,放棄由俄羅斯控制的盧甘斯克和頓巴斯等地區,在有限度放棄主權(是否加人北約原應是烏克蘭自家的事)和領土(盧甘斯克和頓巴斯原為烏克蘭的自治州)以換取暫時的和平;還是俄羅斯藉較強軍事實力,在重整之後再取得優勢而侵佔更多領土,大大削減烏克蘭的「主權及領土完整」,增加俄羅斯在該地緣的支配力?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多一日戰事,就會多一些烏克蘭平民死傷,多一些民居和民生設施受破壞,多一些難民流離失所。無論藉口是「將烏克蘭從納粹手中解放」也好,是「應對北約東擴」也好,是「恢復俄羅斯的偉大」也罷,普京發動了一場不義的戰爭。最簡單直接的道理就是,烏克蘭並沒有威脅俄羅斯的安全,更沒有主動攻擊俄國,俄國沒有任何合法權力去「解放」一個主權國家。相反,俄羅斯於2014年侵佔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以及策動盧甘斯克和頓巴斯親俄勢力的叛變。換言之,是俄羅斯一直欺凌和威脅烏克蘭。然後烏克蘭的民主制度即使如何不完善也好,現今的政府絕非由納粹掌權,澤連斯基也許當選後表現欠佳,但作為猶太裔,先輩曾以蘇聯紅軍身份對抗納粹德國,絕對不會是一名納粹愛好者。而烏克蘭極右/納粹的問題,相比東歐以至俄羅斯都不算嚴重。2019年烏克蘭的極右聯盟只取得二點多的選票,反映烏國極右/納粹影響力有限。反而因為俄國入侵,激發起烏克蘭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可激勵當地人抗敵,亦有機會助長極右和納粹勢力(因為極右/納粹依靠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和仇恨心),戰事拖得愈長,烏克蘭的極右和納粹愈有機可乘。

至於說「北約東擴」,一些清醒的烏克蘭左翼也能夠指出,將來是否有可能改革/取消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至是否有可能建立較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可有效遏止大國的帝國主義行為,是將來的事。作為現今的主權國家,烏克蘭以至任何前蘇聯操控的東歐集團國(前華沙公約成員國)如捷克、波蘭等,或實際被納入前蘇聯的前加盟共和國如波羅的海三國等,都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加入北約,反對仍然將歐洲看成美蘇(俄)「瓜分」勢力範圍之地。而普京耿耿於懷「外部勢力」令蘇聯解體和東歐集團成員一面倒向西方,就是這種將歐洲看成美蘇(俄)「瓜分」勢力範圍之地的思想作祟,完全忽視了這些前蘇聯曾宰制的國家的人民,對民族自由自主的追求。這種對民族自由自主的追求正好駁斥俄烏「一家親」,「恢復帝俄光輝」的說法,烏克蘭人民成功實現民族自決,成立了主權國家,完全沒有意願要和俄羅斯合併,企圖以武力兼併純然是普京的偏執與瘋狂。

因此,西方除了一些「左膠」(或曰偽左派)美俄各打五十大板,並反對制裁俄羅斯和軍事支援烏克蘭外,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稍有公義心和人道意識者,都反對俄羅斯的侵略,反對普京的偏執與瘋狂。這種「普世」的反戰聲音甚至協助改變了烏克蘭可能被侵佔的命運。西方國家原本不看好烏克蘭可以有效抵禦俄羅斯的攻擊,美國甚至於開戰前後多次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根據情報他很可能被俄軍派員刺殺而建議他接受協助逃離烏國,是否意味美國也預定俄羅斯能「速戰速決」,很快便能攻陷基輔和「解決」澤連斯基,佔領烏克蘭?然而,歐美以至其他民主國家民眾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示威,強烈譴責普京的侵略,輔之以一連串與烏克蘭同行的行動,包括民間捐獻和迎接烏克蘭難民。與此同時,澤連斯基肩負起一國元首應盡的責任,一再謝絕美國的「好意」,堅持留守基輔(後來有報道指俄軍曾多次試圖刺殺澤連斯基但走漏情報而失敗),領導烏克蘭軍隊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戰,有效抵禦俄軍的進襲,並利用社交媒體將烏克蘭抵抗俄國的正當性、對世界和平的重要,說得有理有節 。而他穿著軍用T恤與下屬官員和軍事人員,緊密坐在一起的照片,與普京與下屬開會時,一個人與其他官員隔著十多二十呎大長桌的「生人勿近」照片相比,更讓澤連斯基贏盡人心。在國內強烈要求支援烏克蘭反抗俄羅斯的聲音下,歐美國家一致發起對俄國接近全方位的嚴厲制裁,並加強軍事援助烏克蘭,雖未完全符合澤連斯基的要求,但相信這些軍援對烏軍有效抗擊俄軍起到重要作用。

而除了國家層面對烏克蘭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應澤連斯基號召往烏國協助作戰的不同國籍的志願軍亦數以千計,他們有的是退役軍人,政治取向亦有所不同,從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到極右分子都有。他們有的是真心為了協助烏克蘭人抵抗俄軍,有些帶有浪漫主義的想像,有些則乘機發洩個人情緒,例如有些納粹份子當志願軍竟是為了狙擊當地猶太人,不知澤連斯基知道會有何感想!但無論如何,大批自發的志願軍出現,反映烏克蘭得道多助。而原本親俄的頓巴斯等地區,亦出現反對俄軍入侵的示威,群眾高舉烏克蘭國旗(這些示威活動當然受到俄軍干涉),該區一些原本親俄的平民都拿起槍枝對抗俄軍,更反映了烏克蘭的得道多助及普京的失道寡助。

至於聯合國大會以大比數141票贊成,通過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要求俄國全面撤軍(但議案沒有約束力),只有俄羅斯、白俄羅斯、敘利亞、北韓和厄立特里亞投反對票,投棄權票的35個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更說明俄羅斯和普京如何成了「孤家寡人」,如何不得人心。不得人心除了龐大的國際譴責聲音及制裁外,俄羅斯國內由戰爭開始便不斷有人發出反戰聲音,至今反戰者仍未被俄國當局完全消音,他們的代價是有萬計人於示威中被捕。當然,相比之下,真的盲目愛國也好,被迫表態也好,支持普京「將烏克蘭從納粹手中解放」的群眾(不少由俄羅斯的公私營機構組織參與),一定比公然表態反對的多很多。但正如俄羅斯的社會學者Grigory Yudin所言,俄羅斯的反戰聲音一點也不算小。Grigory Yudin和很多反戰人士一樣,於2月24日普京發動戰爭時已上街抗議,因此換來被警察毒打至腦震盪。他接受在境外營運的俄羅斯獨立傳媒Meduza訪問時稱,俄羅斯人不同歐美人民,歐美人民和平示威受憲法保障,俄羅斯人示威要冒著腦震盪、被警察拘留、被脫衣搜查以至被檢控的風險。在現時特殊環境,更有可能被判刑二十年以至死刑。因此,對Yudin而言,俄國的反戰聲音巨大而團結。

無論如何,即使處於少數,即使受嚴厲打壓,俄羅斯反戰聲音的堅持,會讓人反思「國族主義」、「國家至上」等的不合理之處。至少,他們有力地駁斥「身為某國人便要無條件支持國家所作的一切行為,包括可以濫殺無辜,不管受害者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因為普京發動了一場不義戰爭,不但對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也帶來災難性後果。無論戰爭結果如何,烏克蘭很多地方都被戰火夷為平地,死傷和流離失所的平民不計其數,要重建一個受嚴重破壞的國家困難重重,最受害就是普通百姓。至於俄羅斯,不少死傷的士兵都是被徵召的新丁(估計目前於烏克蘭戰死的俄軍至少7000),為了普京的偏執與瘋狂,多少俄國人家破人亡。而俄羅斯發動戰爭要耗費大量金錢和資源,在國際嚴厲制裁下,俄國已崩壞的經濟會更惡化,人民的生活只會百上加斤,開戰後大批俄羅斯人逃離本國,除了逃避兵役,恐怕與此有關。這一切,要怪就怪普京的偏執與瘋狂。就如俄國一些反戰的社會主義者所作的聲明:

這是不義的戰爭。俄羅斯面臨的任何威脅都不足以讓我們派士兵去殺人和送死。他們並不是在「解放」任何人。他們沒有幫助任何民眾運動。他們只不過是一支正規軍,在那些少數夢想永遠控制俄羅斯的億萬富翁的要求下,摧毀了和平的烏克蘭城鎮。

這場戰爭給我們的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災難。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都用自己的鮮血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塵埃落定很久之後,貧困、通貨膨脹和失業將會影響到每個人。要為此買單的不是寡頭和官僚們,而是貧窮的教師、工人、養老金領取者和失業者。我們中的許多人將沒有辦法養活我們的孩子。

這場戰爭將把烏克蘭變成廢墟,把俄羅斯變成監獄。反對派的媒體已經被關閉了。人們因為分發傳單、無害的遊行、甚至因為在社交網路上發帖而被關進監獄。很快,俄羅斯人將只有一個選擇:入獄或入伍。戰爭產生的獨裁統治是在世的幾代人從未見過的。

這場戰爭增加了對我們國家面臨的所有風險和威脅。就連一周前同情俄羅斯的烏克蘭人,現在也加入民兵與我們的軍隊作戰。普京的侵略破壞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罪行的批評,以及美國和北約鷹派的所有陰謀。普京給他們提供了在我們的邊境部署新的導彈和軍事基地的理由。……

這些俄國社會主義者的聲音,也駁斥了聲稱「社會主義」中國的機會主義。中國一方面強調主權及領土完整至高無上(更不要說烏克蘭也是和中國友好的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友好協議並加入了中方「另起爐灶」的一帶一路),一方面連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也不願意,只是不停呼籲俄烏雙方克制,並將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完全歸咎於美國和北約。聯合國國際法庭要求俄國撤軍的裁決,投下反對票的也是俄國和中國的兩個法官。雖然中方透過在烏克蘭的大使向烏國示好並提供人道援助,但在俄羅斯狂轟濫炸下,又反對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抵禦敵人,說這樣做會導致更多平民傷亡,並指烏克蘭需要的是食物和毛氈等日用品。中國這種機會主義作風令烏克蘭忍無可忍,其副總理韋列舒克(Iryna Vereshchuk)向中國外交部發砲,她說:「作為烏克蘭政府的一員,我想對中國朋友說:這完全是不嚴肅的,不符合一個偉大的受人尊敬的國家的地位!」「俄國人正在轟炸我們城市的住宅區。我們需要防空設施來關閉平民的天空。什麼防水毛氈?我建議,中國外交部應該問問我們上周在俄羅斯炮擊中轉移出來的160名中國學生的意見。……我們需要武器來保衛我們的土地。而且我們呼籲中國停止支持對烏克蘭城市居民區的轟炸!」

如果說中國於俄烏戰爭對外取態「中立」(但西方國家心知肚明中國偏幫俄羅斯),對內則更是一面倒為俄羅斯侵略唱讚歌,甚至在開戰初期一大段時間只准報道有利俄羅斯的戰報,到後來烏克蘭成功抵禦俄羅斯的攻勢,國際輿論幾乎一面倒支持烏克蘭,才偶而報道俄軍受挫折的新聞。最近《紐約時報》報道中國官方製作了一齣供內部放映的紀錄片,講述蘇聯為何解體,罪魁禍首就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滲透和破壞。現在俄羅斯和中國正面對西方的「顏色革命」的威脅,儼然成了命運共同體。好像忘記了1960年代中蘇交惡,蘇聯於1969年曾準備用核武攻擊中國,在美國警告不會坐視中國受核彈攻擊,會攻擊蘇聯各大小城市作回應,蘇聯才打消念頭。而此後中國為了抗衡蘇聯,美國亦視蘇聯為最大威脅,中美於70年代關係解涷;也完全不理普京倚重的國策顧問杜金所提倡的新歐亞主義對中國的威脅,即俄羅斯帝國要將領土/勢力伸延至歐洲以至東亞,包括中國的西北部地區。吸收官方主導及如此一面倒取態的資訊的中國民眾,自然不能掌握較全面客觀的戰爭面貎。於是,中國網絡上出現與世界迴異的一面倒挺俄挺普京聲音,把普京捧成對抗美帝的大英雄。當然也還有少數「清醒」的聲音,包括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聯署以至較客觀持平的分析和評論,例如提醒大家歷史上中國在領土問題上多次吃俄國的虧,普京一點也不值得信賴,中國一面倒與俄羅斯綑綁並不符合中國利益……,甚至分享俄軍暴行的資訊。一般而言,這些不隨主旋律起舞的聲音和資訊會很快消失於中國大陸的網絡世界。

香港則暫時尚存「一國兩制」的軀殼,除了《文匯》《大公》兩報和一些藍絲KOL會千方百計為俄羅斯侵略辯護,「理據」不是「俄烏一家親」,就是「一切都是美帝和北約的錯」,不是把烏克蘭描寫為俄羅斯「前妻」,就是說如果普京不是被美國和北約「踩到門前、踩上心口」,「沒有人願意看到生靈塗炭」……(正如上文所示,這些「挺俄」聲音完全經不起考驗)。其他傳統傳媒未至一面倒「挺俄」,反而會有較客觀全面的報道,互聯網上亦有較多元化的訊息。而透過互聯網聲援以及實際捐款支持烏克蘭則仍是港人可以做和樂意做的事情。在限聚令和國安法下 ,仍有個別左翼人士如社民連個別成員,曾到俄國駐港總領事館所在地抗議。

不過,上個月澤連斯基發起全球聲援烏克蘭活動,5名居港烏克蘭人帶著國旗響應,則被港警以違反限聚令票控及沒有身份證明文件帶往警署(後來獲釋)。而本地一間烏克蘭餐廳就因為在餐廳張貼聲援烏克蘭標語,如「願榮耀歸於烏克蘭」,則被《文匯報》點名批評指套用「反送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企圖將俄烏衝突與香港勾連,以藉此煽動部分港人的反政府情緒。」連呼籲港人向烏克蘭官方開設的銀行戶口捐款也被成「煽動」。餐廳老闆指員工都是烏克蘭人,對聲援自己國家被說成「煽動」感到無奈。另外,香港民研就俄烏戰爭進行問卷調查,亦被《文匯報》指當中部分問題「具有嚴重引導性」,向市民灌輸「反俄」概念,從而煽動反華及支持「港獨」的情緒。香港民研亦因此被迫取消宣布調查結果的記者會。香港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查詢時說,這份所謂的「俄烏戰爭」問卷草稿「根本沒有存在過」,並批評這「捏造文件的行為非常卑劣」。鍾說:當然(這份問卷草稿)有部分問題的問法和我們那些相似,但這些人真的很卑劣,刪減了一些字眼,說我們鼓勵香港人做志願軍。我們的題目是清楚寫明,「你是否贊成其他國家的政府及人民」,它這些字眼是沒有了。他們現在卑劣到連捏造文件也做,這些報紙甚麼也敢做。鍾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是否這樣的國際議題也不讓討論。

是的,一向抱緊「普世」價值的香港人,自會對俄烏戰爭以至其他事務表達不同的看法,不管這些表達空間如何的收窄。 

反猶太主義操作

《明報》觀點版於2月11日刊出了一篇題為《反擊對納粹大屠殺的否定和歪曲》的文章,由德國駐港總領事施懿德和以色列駐港總領事藍天銘聯署撰寫。撰文的目的除了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77周年,也為了回應「近期全球各地的反猶太主義論述及對猶太人的襲擊不斷升溫」。

無獨有偶,2月1日國際特赦發表了研究報告,詳細揭露幾十年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實施的種族隔離政策,將巴勒斯坦人視為「劣等民族」。國際特赦的調查報告並非什麼新鮮事物,聯合國以及不同的人權組織(包括以色列境內的人權組織)都曾經揭露過以色列政府的種族暴行。去年,以色列的主要人權機構B’Tselem發表題為《一個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猶太人至上政權:這是種族隔離》A regime of Jewish supremacy from the Jordan Riv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is is apartheid,跟著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亦發表報告,譴責以色列長期以來的種族隔離政策和(對巴勒斯坦人)逼害,犯下反人類罪行。國際特赦作為全球較有影響力的人權組織,加入譴責行列,意義重大。

而作為曾經參與種族隔離操作的以色列前司法部長Michael Benyair,近日亦對國際特赦的報告作出和應:「我現在極傷痛地總結,我的國家政治上和道德上墮落至成為種族隔離的國度。這亦是時候讓國際社會認清這現實」。

灰記轉述這些消息,並非要為反猶太主義或對猶太人的襲擊製造藉口,更不是要否認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灰記和很多熱愛和平的人都對二戰時歐洲猶太人所受苦難銘記於心,不希望重演悲劇。而查看網上資料,歐盟以至不少西方傳媒都曾發表資訊,指近年歐美,特別是歐洲,反猶太主義的言論激增,包括否認和歪曲納粹大屠殺,對猶太人襲擊的個案亦時有所聞(公平點說,歐美極右和白人至上主義抬頭,對任何有色人種/移民都進行攻擊,不獨猶太人受害)。不過,何謂反猶太主義論述,批評、譴責以色列政府算不算反猶太?卻原來極具爭議。

以色列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一直以來都致力將批評以色列和反猶太的界線糢糊,為的是令人覺得任何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策都是反猶太,藉此希望「消滅」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正好2016年,國際紀念納粹大屠殺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採納了一系列暫擬的反猶太主義定義 working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 IHRA沒有詳細定義以巴關係中那些批評屬反猶太,那些並非反猶太,只籠統地指將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共同體作為目標便屬反猶太,包括否定猶太人的立國權利,例如宣稱現存的以色列是種族主義國家;另外,對以色列持雙重標準,要求以色列持守其他民主國家沒被要求持守的行為,或將以色列現行政策比喻為粹納也屬反猶太,或將以色列的國家行動歸咎於猶太人。但如果批評以色列的程度如同批評其他國家一樣,則不屬反猶太。

上述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逼害的機構和個人,都不是什麼反猶太主義者。以色列的人權組織和前司法部長,怎會是反猶太主義者!而作為國際人權機構,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並非特別針對以色列,別國侵犯人權以至犯下反人類罪行,包括一些伊斯蘭神權國家如伊朗、實施軍事獨裁政權如緬甸軍政府以至中國的人權問題,包括對新疆、西藏以至香港所施行的政策,他們都會發聲。但若根據IHRA的定義,這些人權組織和個人便可能因為批評以色列便就被指反猶太。事實上,以色列人權機構B’Tselem就是因為發表那份《一個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猶太人至上政權:這是種族隔離》A regime of Jewish supremacy from the Jordan Riv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is is apartheid,被總部設在耶路撤冷的「非政府組織監察」NGO Monitor抨為反猶太。

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去年3月就刊登了一篇評論,作者是專門研究納粹大屠殺的以色列/美國學者Omer Bartov,他指以色列政府和支持者利用IHRA定義去扼殺任何對以色列尖銳的批評,可能違反IHRA部分簽署者的原意。利用IHRA定義,以色列政府將任何反對猶太復興主義的評論都誇大成反猶太。而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也受影響,2019年倫敦一個為加沙籌款的競跑活動被逼取消,因為當地政府生怕基於IHRA定義,舉辦活動會被指摘反猶太主義。歐盟高等法院裁定所有出自猶太殖民區的以色列產品,都必須註明出自殖民區,被以色列政府抨為反猶太,也是利用IHRA定義。一個芬蘭外交官因為批評以色列封鎖加沙,被世界猶太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譴責 ,指他對以色列持雙重標準,就是利用「 對以色列持雙重標準,要求以色列持守其他民主國家沒被要求持守的行為」的條文。

Bartov指上述影響言論自由的個案祗是冰山一角。不但如此,以色列更利用IHRA定義合理化其支持一些高壓政權的政策,不管這些政權如何壓逼少數族裔和反對派,以至煽動當地人反猶太,只要這些政權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保持緘默。Bartov舉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Duterte和匈牙利領導人Orban奧爾班為其中兩個例子。以色列前總理內塔尼亞胡在任時與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就《波蘭紀念法》達成協議,該法被波蘭官方利用來攻擊一些正視歷史的學者,這些學者譴責波蘭人於二戰時協助納粹德國進行大屠殺,這又是另一例子。

作為猶太人,Bartov不會不知道反猶太主義在全球肆虐,必須予以痛擊。但他認為因此而將任何批評以色列的言論皆視為反猶太,反而令世人忽視最危險、最常發生的反猶太主義活動。當中最暴力,最具殺傷力的反猶太活動往往由極右組織策動,獲操控民粹的右翼政權支持,這些政權同時支持/默許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政策(因為他們同樣仇視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在右翼政權的民粹操作下,否認和歪曲大屠殺歷史亦正在全面升溫,例如波蘭與匈牙利,卻因為與以色列政府關係友好而被忽略,尤其匈牙利更被視為以色列在歐盟最親密伙伴。去年歐盟欲發布外長聯合聲明,呼籲以色列和加沙的哈瑪斯組織停火,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如此溫和的聲明卻遭匈牙利外長拒絕聯署。

濫用IHRA定義亦分裂了猶太人,亦難以爭取其他受種族歧視的少數民族加入對反猶太的鬥爭,更不要說爭取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一起對抗反猶太主義。因此去年3月,200名歐美和以色列的專家學者(包括Bartov),他/她們專長大屠殺歷史、猶太研究和中東研究,發表針對反猶太主義的《耶路撤冷聲明》The Jerusalem Declaration On Antisemitism(JDA)。《耶路撤冷聲明》開宗明義說是回應IHRA定義,認為該定義在主要部分有欠清晰,容易造成不同的解讀,因而引起混亂和爭議,不利對抗反猶太的鬥爭。《聲明》特別在B和C部分,分別列出就以巴關係何謂反猶太,何謂正當評論作出陳述,JDA強調祇是指出什麼不是反猶太,但並不一定認同該等言論和行為。

就以巴關係所定義的反猶太言論/行為:

/將古典猶太宗教的象徵、形象和負面定形等同以色列;

/將以色列的國家行動歸咎於猶太人,或視所有猶太人皆為以色列的代理人;

/因為他/她是猶太人便要求他/她公開譴責以色列或猶太復興主義;

/因為他/她是猶太人,即使他/她不是以色列公民,便假設他/她一定忠於以色列多於自己的國家;

/否定猶太人在以色列根據平等原則,以猶太人方式,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方式,生存和發展的權利。

就以巴關係所定義的非反猶太言論/行為:

/支持巴勒斯坦人要求公義和落實政治、民族、文化及個人權利,這些權利受國際法認可;

/批評或反對猶太復興主義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或爭論由約旦河至地中海地區對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各種不同憲法安排,例如支持該地區的不同住民享有完全平等權利,不管是(以巴)兩個國家形式、兩民族國家形式、單一民主國家形式,還是聯邦制等,都不屬反猶太。

/基於事實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包括其建制和立國原則。也包括其國內和對外的政策措施,例如以色列在西岸與加沙的國家行為,其在該地區的角色以至對全球事務的影響。指出以色列政府種族歧視不屬反猶太(與IHRA的定義「宣稱現存的以色列是種族主義國家就是反猶太」大相逕庭)。總括而言,就民族自決的辯論和爭議,任何適合應用於其他國家的原則都同樣適用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因此,即使將以色列與其他歷史情境作比較有爭議性,例如批評以色列殖民主義/種族隔離,也不算反猶太。

/呼籲對某一個國家杯葛、撤資和制裁作為一種和平抗議方式,十分常見,因此,呼籲杯葛、制裁以色列並非反猶太主義。

/任何國際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包括政治言論都很難保證人人同意,每個人都覺得合理。因此一些人認為過火、有爭議以至雙重標準的言論都不能定義為反猶太。簡言之,是否反猶太的界線與是否合理的界線並不等同。

《耶路撒冷聲明》JDA公布後,一些巴勒斯坦團體,如巴勒斯坦杯葛、撤資、制裁全國委員會The Palestinian BDS National Committee發表對JDA的批判,一方面認可JDA作為主流對抗真正反猶太主義的選擇,確比「騙人的」IHRA定義較有用。指它令進步的猶太團體更有力去捍衞猶太人免受歧視、敵意以至暴力對待,也相當大程度尊重巴勒斯坦人爭取國際認可的權利時的表達自由,包括透過杯葛、撤資、制裁BDS movement(得到很多猶太人支持),以及對猶太復興主義和以色列佔領、殖民和種族隔離的抗爭。但亦同時指出JDA存在很多缺陷,過份強調以巴關係,很容易讓人將反猶太種族主義與巴勒斯坦人爭取解放聯繫一起,打擊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把巴勒斯坦人的觀點排除,無助消減以色列(對比巴勒斯坦)在主流社會佔支配的權力關係和影響力,很多親以色列自由主義者所作的決定仍深深影響他們……。有興趣詳細了解該巴勒斯坦團體對JDA的批判,可前往此一連結https://bdsmovement.net/A-Palestinian-Civil-Society-Critique-JDA

巴勒斯坦人對JDA更嚴厲的批判都可以理解,自從以巴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達成「和解」,簽署了奧斯陸協議之後,對巴勒斯坦人而言,所謂和平進程,就是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土地的佔有以至在佔領區對巴人的殖民統治,對加沙和西岸巴人自治區的進一步圍堵和封鎖。國際法所賦予巴人自決權從來沒有得到落實,且好像愈來愈遙遠。 而有巴勒斯坦人團體願意承認並支持對抗反猶太主義,對開明猶太組織和個人的努力有所肯定,始終是值得肯定的進步(事實上,以巴要達到真正和平,都脫不開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的和解)。可以想像的就是,對JDA更苛刻的批評除了來自激進/強硬的巴人組織,也來自親以色列政權的猶太機構和個人。

以色列學術監察Israel-Academia-Monitor(Monitor)和它的創辦人,來自美國的Dana Barnett就是其中一例子。這個以色列版的「戰狼」成立於2004年,專門「狙擊」那些被它認為反以色列和反猶太的以色列學者,透過不斷抨擊那些學者,並遊說大學捐助人向那些學者任教的大學施壓,打壓敢於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聲音。不少以色列學者被此機構標籤「叛國」/「賣國」,有人稱此種「獵巫」行動為以色列的麥卡錫主義(香港人近年對此應感受深刻,對港府或北京的批評,動輒被指「漢奸」、「反華反共」、「煽動顛覆」、「外國代理人」,更令香港人「窒息」的是,除了被標籤,更隨時會惹上官非而不獲保釋,被判重刑等,至少以色列學者不會因言論被收監)。

不但以色列國內學者,甚至國外學者都受其行動影響。兩年前Monitor更撰文攻擊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該篇文章題為《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在以色爭議上失去可信性》AAUP Losing Credibility over the Palestinian-Israeli Dispute。該文提出兩項「證據」,其一是AAUP頒發傑出學院活動家獎給一名阿拉伯裔學者Rabab Ibrahim Abdulhadi ,同時獲獎的還有其他兩位女學者。於三藩市州立大學執教的Abdulhadi因為推動巴勒斯坦人權利訴求,而被Monitor標籤反猶太(而其餘兩位獲獎學者與巴勒斯坦維權活動完全無關,但Monitor完全沒有提到她們)。其二是AAUP網站的一位編輯Hank Reichman寫了一篇題為《國際學者反對德國的政治測試》International Scholars Oppose Political Litmus Tests in Germany,該文主要介紹兩個來自全球三十多個國家,包括以色列、德國和美國學者、藝術家聯署的聲明(Reichman並非聲明的聯署者),反對德國聯邦政府限制一些學者和藝術家的學術和言論自由,只因他/她們被懷疑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杯葛、撤資和裁制運動BDS movement for Palestinian rights。

事源德國猶太事務專員Felix Klein聯同名為「對抗反猶太主義」Fight against Antisemitism的組織,向Ruhrtriennale藝術節施壓,要求藝術節取消邀請喀麥隆哲學家Achille Mbembe的開幕致詞,理由是他一些著作批評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因而被不實地指控反猶太。另外2019年9月,多蒙特市廢止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Kamila Shamsie獲宣告頒發的 Nelly Sachs文學獎,理由是她支持BDS。大約兩星期後,亞琛市取消頒發亞琛藝術獎Aachen Art Prize予黎巴嫩裔美國藝術家Walid Raad。

其中一封聲明由三十多人聯署,主要針對Klein對Mbembe的逼害,他們要求德國政府撤銷Felix Klein職位,指他嚴重選擇性地閱讀Mbembe的文章,以及依賴很多歪曲Mbembe文章的言論,傷害了這位公認的非洲其中一位最重要知識份子,是極不負責任和有違道德。聲明指將反猶太主義的標籤作為一種道德武器,狙擊任何對以色列侵害巴勒斯坦人權的批評,是對表達自由有系統的破壞,Klein對Mbembe的攻擊正扮演領導角色。而另一封由384人聯署的聲明,則對上述數宗事件作出綜合回應,特別提到雖然聯署人對BDS的立場不同,但都同意全球40個猶太組織的意見以及3個德國法庭的裁決:支持BDS是普世公認合法的表達自由。因此,為了否定BDS而否決頒獎給某人或否決聘用某人,不但侵犯學術和言論自由,更是對頒獎典禮的蔑視,因為頒獎制度的目標是表揚一些於某方面有成就或具領導角色的人,隨意因為基於意識型態而作出干預是完全不可接受。

被Barnett抨擊的AAUP,由Reichman撰文反駁,指Barnett已不止一次攻擊AAUP和他本人,Reichman重申,AAUP致力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但並不會對國際事務,包括以巴衝突以協會名義表達立場。AAUP不同會員可能有南轅北轍的看法,例如有支持猶太復興主義,也有反對猶太復興主義。關於BDS,對於(對以色列)撤資和經濟杯葛和制裁,AAUP抱中立態度,但反對學術杯葛,包括對以色列的學術杯葛,並呼籲其他學者和學術機構加入反對學術杯葛,「因為以杯葛某些學術機構來捍衛學術自由是錯誤的」。AAUP會將一些機構破壞學術自由的事實曝光,目的不是要杯葛這些機構,而是鼓勵對破壞學術自由的鬥爭,期望機構可以作出改變。AAPU既然反對任何學術杯葛,自然同樣會尊重推動BDS的聲音 ,反對任何對支持BDS聲音的施壓或制裁,因為支持BDS的表達自由受美國憲法保障,198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NAACP v. Claiborne Hardware Co.一案中,已裁定任何對BDS表達自由的限制都是違憲。Reichman指,支持BDS並非任何人的義務,但不同意或反對BDS,不代表可以禁止支持者發聲。

回應Abdulhadi獲獎一事。Reichman指AAPU是一個有4萬會員的團體,難以想像協會所作的一切事情或決定,都會得到所有會員認同。相反,有部分會員以至公眾不認同意協會的一些做法很正常,但若因此而判定AAPU失去可信性,和走上錯誤道路顯然過於武斷。即使以色列學術監察認為Abdulhadi是「具爭議性的人」,也不能如此上綱上線。

所謂Abdulhadi具爭議性活動的一個例子,就是她公開評論加州州立大學信託局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三藩市州立大學受信託局監管)的某個決定。事源有猶太學生在校園受親巴勒斯坦組織滋擾(Reichman同時指巴勒斯坦和穆斯林學生,以至Abdulhadi本人同樣受親以色列組織滋擾) ,三藩市州立大學被指控對猶太學生保護不力,此事鬧上法庭。2019年3月,信託局同意庭外和解。Reichman認為和解條文公平合理,Abdulhadi不同意,並在社交媒體表達其反對意見,Monitor引述並予以譴責。Reichman表示Abdulhadi被引述的意見,沒有半點反猶太成份,除非你抱持與Monitor一樣的立場,即任何對以色列政府批評的意見,或者認識到並非每個猶太人都全面擁抱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就是反猶太。Reichman認為Abdulhadi只是行使言論自由,可以不同意她,但不能抹黑她反猶太。

Reichman更指出,Abdulhadi亦曾因自己的種族、宗教和政治立場而被剝奪學術資源,而提出過訴訟。2016年和17年,猶太復興主義極端組織the David Horowitz Center曾3次在校園非法張貼抹黑海報,無根據地稱她為「恐怖份子」,三藩市的教師工會California Faculty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hapter對她作出聲援,指堅持學術自由和自己政治信念不應受到打擊報復。Monitor卻從沒有提過Abdulhadi所受的不公和滋擾。Reichman反問,為何認為將獎項頒給一個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就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而該人因表達那些意見受到不斷滋擾就不是。是誰失去可相信性,是誰走上「錯誤道路」?

至於Monitor攻擊Reichman那篇文章反猶太,他駁斥為荒謬,指任何公正合理的人,如果有閱讀該篇文章,或那兩份聲明,都會和他有同感。 灰記毫無疑問,Monitor並非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而是言論審查,任何不符合Monitor或類似團體親以色列和支持猶太復興主義立場的言論,一概視為反猶太。因此,Barnett撰文攻擊《耶路撒冷聲明》JDA反猶太屬意料中事(她的文章題為《耶路撤冷聲明本身就是反猶太》The Jerusalem Declaration on Antisemitism Is Itself Antisemitic)。

Barnett指摘很多不滿IHRA定義的人,包括很多聯署《耶路撤冷聲明》JDA的人都是反猶太和反以色列,固執於否定猶太人的立國權利,和視以色列為非法政權。但觀乎整份JDA,都沒有有關以色列是非法的條文,也沒有否定猶太人的立國權利,相反,JDA把「否定猶太人在以色列根據平等原則,以猶太人方式,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方式,生存和發展的權利」,視為反猶太。更甚者,Barnett將JDA認為支持巴勒斯坦人國際法下所認可的權利不屬反猶太(要注意,《耶路撤冷聲明》只是指出那些言論/行為不屬反猶太,並不表示一定認同那些言論/行為),等同陰謀摧毀以色列。於她而言,巴勒斯坦人是將立國建基於摧毀以色列的廢墟上。又說以色列根據和約已歸還佔領的土地……等。

首先以色列歸還佔領土地是一個天大的笑話。生活在所謂自治區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證是由以色列當局簽發,外國人(主要是不在巴勒斯坦出生,但與巴勒斯坦人有親屬關係的人,如丈夫或妻子,或父母子女的關係)出入自治區要申請以色列當局發出的簽證,家庭團聚的申請亦是以色列當局審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只是以色列的跑腿。還有,以色列當局在約坦河西岸自治區和加沙有無數非法的猶太殖民區(對Barnett們而言,這些屬猶太社區neighbourhoods),而擴張殖民區和驅趕巴勒斯坦人的行動從沒停止過。透過建設通往不同殖民區和以色列的高速公路(只准猶太人享用)和圍牆,實際上是把巴勒斯坦自治區切割成不同被猶太殖民區包圍的enclaves。猶太人透過高速公路可在殖民區和以色列之間通行無阻,巴勒斯坦人在自治區內的行動受以色列的限制,由一個enclave前往另一個enclave要通過不同的以色列檢查站,以色列可以隨時關閉檢查站,不讓巴勒斯坦人通過,士兵可以隨時截停巴人搜查盤問,以至暴力對待,他們的日常生活、工作、經濟活動經常被打亂。加上水電都由以色列控制,隨時可以停水停電,封鎖和禁運。這就是為何巴勒斯坦人大部分處於赤貧的原因。近年對加沙的封鎖更造成一次又一次的人道災難。

更甚者,上文提到的文章《國際學者反對德國的政治測試》International Scholars Oppose Political Litmus Tests in Germany,其中一份聲明提到,以色列利用疫情進一步兼併西岸佔領區的主要部分,公然違反國際法,進一步將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不同等待遇常規化(而香港有關以色列的新聞就是他們的疫苗政策如何搶先世界)。56名以色列前國會議員,當中有部分人於歷屆政府擔任過部長,提出警告,以巴地區正出現一個種族隔離制度。

當然,Barnett們會為以色列政策辯護,指以色列基於安全理由,必須對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實施種種防範,對他們進行審查,興建高大的圍牆是保護猶太社區免受襲擊云云(實際上無數次以巴衝突,不是沒有以色列平民受害,而是受害者佔最多的是巴勒斯坦平民)。但一個公正合理的人都會認為以色列不斷擴建猶太殖民區是不公義,對自治區巴勒斯坦人的種種支配等同壓逼。一個壓逼者當然可以堅持壓逼政策,直至被壓逼者完全臣服,或離開(以色列的政策就是希望生活在自治區巴勒斯坦人感到絕望而離開),因為他們擁有軍事、政治和經濟等種種優勢,但不能這樣做的同時還要人鼓掌認同,認為基於國家安全,壓逼是合情合理,反抗者都是「非法的恐怖份子」。

壓逼,不管種族、階級、性別還是其他方面的壓逼,都是不公義,都會引起反抗。一些國家以內政或國家安全為由所實行的壓逼政策,都不可能要求受壓逼者默默忍受,也不可能要求國際正義人士視若無睹,甚至國際制裁,更何況以色列並非擁有巴勒斯坦主權,相反,國際法認可巴勒斯坦人有自決權。 即使現在仍是「有強權無真理」的世界(以色列在美國緃容下一直不遵守聯合國通過的議案),國際社會仍不乏追求真理公義的人,這就是為何愈來愈多民間組織和個人,包括愈來愈多以色列國內外的猶太人,指摘以色列實行種族主義,聲援巴勒斯坦人的正義抗爭。就連以色列最大的靠山美國,也愈來愈多人不滿偏幫以色列,有一半民主黨支持者表示美國應在以巴問題上多考慮巴勒斯坦人的需要。

再回到《明報》觀點版的文章,該文章向讀者推薦IHRA定義而不提《耶路撒冷聲明》JDA,只提猶太人歷史上和現在所受壓逼,不提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逼害,以及反猶太標籤如何被濫用,都是意料中事。畢竟以色列使領館人員要為政權服務,推行以色列的「大外宣」,只是德國駐港總領事是否有必要為以色列的「大外宣」背書, 而漠視反猶太標籤被濫用如何影響德國的言論自由,例如BDS被德國政府認為反猶太,而令以色列更能肆無忌憚的逼害巴勒斯坦人。至於《明報》編輯和記者,於《反擊對納粹大屠殺的否定和歪曲》一文刊登前,曾專訪以色列駐港總領事藍天銘談如何承傳大屠殺歷史(專訪於1月27日刊出),整份專訪沒有提到一句以巴關係,是記者覺得與專訪內容完全沒有關係,還是怕提問以色列如何對待巴勒斯坦人會被認為反猶太?

灰記看專訪和文章,不禁疑問《明報》竟成了以色列「大外宣」的平台,這對正在受難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那些與以色列官方不同看法的猶太人不公道,故撰此文作回應。

「失語」中呼喊

「47人案」一周年,「失語」成大勢之際,「無可救藥」的「左膠大愛」神父甘浩望(甘仔)於2022年1月6日中午到赤柱監獄外,聲援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被囚於監獄內的何俊仁、黎智英、尹兆堅、楊森、林卓廷、梁錦威、曾健成、朱凱迪、岑敖輝、傑斯、譚凱邦等,以及無數無名坐牢的青年。赤柱是第一站,第二朝他又到了荔枝角收押所聲援被收押在那裡候審的胡志偉、「快必」譚得志等。然後、下午又到政府總部外靜坐,爭取釋放被捕人士。預料往後他會再到其他監獄聲援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政治犯。

神職人員「大愛」應屬理所當然,「神愛世人」,作為基督/天主教上帝的忠實僕人,踐行公義和大愛才是正道。只是有太多並不「純粹」的神職人員,愛權力多於愛其上帝,服務權力多於服務世人,甘仔這類「不識時務」的神職人員反而變得愈來愈「珍貴」。說甘仔「不識時務」,除了「大愛」之外,仍相信上世紀六十年代曾流行一時的毛澤東主義,確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然而,正如西藏宗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曾嚮往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念,說某些方面與佛教不謀而合,說明宗教與這個在二十世紀影響巨大的無神論政治意識型態也有交集,不然,為何有那麼多基督徒也信奉(或曾信奉)它(大陸民國時代,基督教青年會就曾是共產黨人的「庇護所」),不然,為何那麼多人嘲笑共產主義者如宗教般迷信馬克思主義。對甘仔來說,耶穌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和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都是他踐行的理想,並無矛盾之處。

理想終歸理想,這次他要求林鄭政府考慮全面特赦/釋放政治犯,相信很多人會認為是「一廂情願」的天真。甘仔當然知道自己提出「不可能的要求」,當在場記者問這樣做是否有用時,他回應不是有否作用的問題,而是需要做的便去做。甘仔強調,香港現在很需要發聲,特別為眾多在囚者所遭遇的不公發聲。說到有沒有用,其實聯合國、一些外國政府和人權機構早前都曾作出過類似呼籲,中國和香港政府把國際社會對香港人權的關注一概斥為「干涉內政」,甘仔作為來自意大利的天主教神父,有朝一日會不會被視為「外國代理人」?相信當他被標籖「外國代理人」時,他會反駁說「我是上帝的僕人」、「我很想成為中國人」。在一齣講述他的紀錄片中,他曾透露身後想葬於中國。

甘仔在請願行動中提到兩個神職人員的名字,一個是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周守仁,另一個是剛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香港聖公會牧師管仲鳴。他期望兩人作為「橋樑」與官方溝通,爭取釋放政治犯。甘仔這個期望,對十分保守的香港基督/天主教圈子相信註定要落空。不過,至少對管仲鳴,一位對殺人嫌犯陳同佳表現出「大愛」的牧師來說,甘仔的期望需要回應。蓋那些被以言入罪或和平示威被囚的政治犯,當中不少是教內「兄弟姊妹」,有些更是最近才皈依基督/天主教,例如何俊仁、胡志偉、尹兆堅,不是也值得關懷嗎?他/她們為信念而非為貪念殺人被囚 ,不是更值得關懷嗎?他或者其他神職人員,有否為過那些政治犯禱告?有否探望過他/她們?還是服膺權力,視這些在囚者如社會毒瘤,必須切割?此刻,灰記又彷彿聽到「世人都犯了罪」這句出自基督教聖經的話。

聲稱仍然希望協助陳同佳往台灣受審的管仲鳴牧師, 現在多了一個政治身份,就是選舉委員會委員和立法會議員。還有差點忘記,他亦是北京市政協委員,而正正因為他有這個身份,才能自動當選選委會第五組別的「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成為選委,因而有資格循選委會界別出選立法會並勝出。據稱他是歷來第一個神職人員擔任立法會議員,其進身本地政界於宗教圈子亦不無爭議。事奉神還是效命政權,這是很多人對管牧師的質疑,特別「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代替「港人治港」之後,每個有資格參選的人都是經過「認證」,是政權認可的「愛國者」,如今的「愛國」比鄧小平時代有所不同,鄧時代不要求愛黨,更可以批評黨,所謂共產黨是罵不倒的,現在則要擁護共產黨,至少也要尊重黨。當然,管仲鳴可以說事奉上帝與尊重黨並沒有矛盾,正如中國大陸由共產黨領導/管理基督/天主教會一樣,都是沒有矛盾。那麼,甘神父要求政府特赦政治犯呢?要知道,甘神父比管牧師更相信共產主義,更實踐「為人民服務」!噢!又差點忘記,甘仔說過自己信奉的是共產主義理想而非共產政權。

還是不要難為管牧師了,回到他所「代理」的陳同佳吧。2018年陳同佳在台灣殺害了女友潘曉穎潛回香港,被港府以「洗黑錢」判刑,2019年10月刑期屆滿。急於為女兒討回公道的潘母於2019年初求助民建聯李慧琼、周浩鼎,希望能將陳同佳移送台灣受審。林鄭政府亦以陳同佳案為契機,聲稱要修訂「逃犯條例」,將中國內地、台灣納入司法互助區,才能解決問題,不過,台灣當局一直的立場是要透過兩地協商解決問題,不會承認「逃犯條例」。而因為林鄭強行修訂而爆發的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令香港發生潘母後來所形容的劇變。兩年多過去,當潘母知悉去年12月台灣和福建當局透過《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將潛逃福建的台灣殺人案疑犯遣回台灣受審時,曾在立法會選舉前呼籲陳同佳自願返回原籍的深圳,再由當局透過《兩岸互助協議》將其移送台灣受審。潘母並就自己誤信民建聯李慧琼、周浩鼎,「被人有計劃地利用」導致香港急劇變化,請求港人原諒她「誤信豺狼」。她又呼籲李周二人、以及協助陳同佳的管浩鳴,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履行承諾,為潘曉穎討回公道。

潘母要求李慧琼和周浩鼎兩個政客履行承諾相信亦會落空(李、周去年都好像曾說自己在此事已沒有角色),至於有神職人員身份的管仲鳴 ,除了將陳同佳不能到台灣受審的責任推給台灣當局,以及仍堅持修訂「逃犯條例」是最理想做法外,會否願意盡力督促政府積極解決問題,真是天曉得。然而,無論陳同佳歸案的問題是否能解決及如何解決,港府強行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至香港的劇變已無法挽回,很多香港人仍然每日深深感受著這劇變,以至逐漸「失語」。

這讓人「失語」的劇變於去年底今年初更來了一個「小高潮」,繼《蘋果日報》被逼停刊及創辦人黎智英與多名高層職員被收押,獨立網媒《立場新聞》的前總編輯鍾沛權和署任總編輯林紹桐,以及四名前董事,包括吳靄儀、何韻詩、方敏生等,以「發布煽動性刊物」被捕。前董事們拘押一天後獲准保釋,兩位總編輯則要還押,加入甘神父聲援的在囚者行列。《立場新聞》亦隨即宣布停運及遣散員工。剛踏入2022年 ,另一獨立網媒《眾新聞》於1月2日亦宣布兩日後停運及遣散員工,負責人楊健興和李月華於1月3日會見記者時稱,《立場新聞》負責人被檢控和停運觸發他們決定短時間內決定停止營運,認為不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繼續記者工作,無可奈何選擇停運。他們更指自己作為專業記者的理念沒有改變,改變的是環境,新聞自由空間收窄至一個令她/他們無法安心工作的地步。

對很多人來說,近年興起的獨立網媒,指那些沒有內地官方和財團背景的網上新聞/資訊傳媒,對新聞/資訊多元化貢獻良多,一些傳統傳媒不會報道,或以一面倒親官方立場作報道的新聞,這些網媒都有非官方立場的報道,平衡了愈來愈「一面倒」的傳媒生態。被逼停運的《立場》和《眾》是其中最有公信力和最多人看的中文網媒,英文則是Hong Kong Free Press,現仍運作。少了兩個有較多編採人員(特別是《立場》)的網媒,其他更小型的網媒,即使繼續營運,發掘新聞和追蹤報道的能力大打折扣,大多數情況就是跟進新聞,當然仍可報道傳統傳媒不會報道的新聞,但報道的規模和覆蓋率已大大削弱 ,現在說網媒開始進入「失語」狀態亦不為過。

至於傳統紙媒,在《蘋果》停刊後,《明報》被視為唯一仍可以盛載溫和異見,對民主派和抗爭者態度較友善的報紙。不過,1月10日隸屬中聯辦的《大公報》忽然向《明報》發砲,抨擊它刊登了前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的一篇文章,是否想「接過《蘋果》的煽動角色」,警告若《明報》真不是想接過《蘋果》的煽動角色,就應該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該篇名為《權力魅惑狂獻祭 知識分子作羔羊》的文章,是在港大拆走紀念「六四」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中大移走「民主女神」及嶺大清除「六四」浮雕後刊登。《大公報》指羅永生的文章對於《國安法》的落實作出種種毫無證據的抹黑,對於反中媒體的停運不但如喪考妣,更上綱上線,亂潑污水。批評羅在談到港大拆除「國殤之柱」事件中,引用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故意令人看到雲裡霧裡,但內容核心就是為反中媒體、為「反中偽術品」鳴冤。更進一步指責羅肆意抹黑攻擊《國安法》,誣指《國安法》「旨在展示權力的強度和深廣度是如何無堅不摧的祭獻儀式,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正是在刀鋒口上的羔羊」,指其言論的目的就是煽動社會的憎恨和對抗。官謀殺氣騰騰的論調,讓人不寒而慄。而《明報》則於同一日刊登了《文匯報》前主筆兼評論部主任,現任香港文化協進智庫副總裁韓成科反駁羅永生的文章。未知《大公報》針對《明報》及羅永生措辭嚴厲的文章,會否令《明報》再加強自我審查,而更陷入「失語」狀態。

與此同時,該官媒亦砲轟台灣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的一篇分析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文章支持「港獨」、鼓吹「香港自主選擇結盟對象來圍堵中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並引述法律學者意見,指吳有可能觸犯國安法。而這篇文章於去年獲香港記者協會「人權新聞獎」。吳叡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稱,《大公報》的文章背後真正目的是借著他的文章打擊記協。這個運作了半個世紀,由前線記者組成的工會,儘管人微言輕,一向敢於為新聞自由發聲,亦有為「督促」傳媒操守盡言責,但過去一年不時被官方點名批評,其命運如何,很多記者和關注傳媒生態的人均感憂慮。

除此之外,知名與不知名人士繼續被判重刑。1月4日,被政府清盤的支聯會,其前副主席鄒幸彤繼因前年六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囚12個月後,再以「煽動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實際上2021年6月4日晚維園並沒有舉行「未經批准集結」,因為場地早已被警察圍封),判刑15個月,其中10個月分期執行,即共22個月。此外,她與其他支聯會成員如何俊仁、李卓人、梁錦威等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等候審訊。這段時間,亦有數十名不知名人士被控暴動、非法集結等罪被判刑,不少刑期達三、四年。到目前為已有近千人被判刑,仍在押或保釋等候審訊亦百計。

鄒幸彤於判刑前的陳情文寫道:「不過短短半年,但六四已經極速從公認的良知底綫到公認的危險紅綫。支聯會、六四紀念館、國殤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圖書館六四書籍都不能幸免。同一段時間,蘋果、立場停運,到今日,眾新聞都沒有了。可以預見,公共平臺談論六四空間完全消失……」「文字獄的風氣,不是從這一單案開始,也不會在這一單案終結,捍衛言論自由的唯一方法是繼續説話。文字是有其内在生命力,永遠無法被法律、被權威所定義。……即使法庭繼續審判我的文字,也不會是我停止寫作的理由……」除了她一往無前的敢言外,一些在囚者亦不時透過信件訴說近況,表達心迹。而甘浩望神父亦指,若能接受現在的不穩定,雖然不知道即將發生何事,也不會害怕。最重要是聆聽內心,若內心要發聲,應該跟從它。

這些「失語」狀態下「孤寂」的呼喊愈來愈珍貴,然而也令人百般滋味。發聲的代價如何衡量?還是服膺「沉默的自由」、「自由的沉默」以自保?然而,心靈的沉默又會是一種怎樣的「自由」?真是「費煞思量」的內心掙扎!

「躺平」於被「完善」的制度

相信即使是親權力的「藍絲」,都不會認為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氣氛熱烈、選民熱情踴躍。至於如政府所說,這個被「完善」的選舉有廣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或如北京官方新華社所言,體現香港民主的五光十色,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沒有同感。

12月19日當天,市民踴躍的是乘坐免費公共交通工具郊遊、購物吃喝和參與其他文娛康體活動。據云免費一日遊是政府用以「 催谷」投票的手段之一,但大家都摸不著頭腦,因為票站離家很近,步行可達,根本不用乘車,官員施政「離地」又一例子。結果是一些巴士站出現長長的人龍,地鐵擠滿人群,有些地鐵站還要實施人流管制,而各個投票站大部分時間都是冷冷清清,社交媒體出現大量票站冷清對比其他地方人頭湧湧的「趣緻」照片。而最熱鬧的票站可能是早上的中半山羅便臣道高主教書院票站,但並非選民排隊輪候。八時許至九時許,大批警察在馬路兩邊佈防,大批記者在票站對面守候,記者旁邊就是前來抗議的社民連陳寶瑩和另外兩名年青成員,票站則間中有選民進入投票。

總共約七、八十名警察和記者,再加三名社民連成員,等候的不是普通選民,而是那個名義上此地最有權勢的選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來投票和發表講話。社民連大部分的執委如「長毛」梁國雄、黃浩銘、岑子杰、吳文遠、陳皓桓、「阿牛」曾健成等都在獄中,在「形格勢禁」下,仍然要來表達異見,批評此次選舉是民主倒退,呼籲市民行使自由意志、憑良心前往投票,還高呼「林鄭可恥」。不放棄任何發聲機會是社民連的motto,即使如何不合時宜。在大部分還未解散的民主派組織「躺平」,「躺平」成了民主派支持者最大的政治表態下,社民連依然希望有更多人更「積極」的表態,註定「吃力不討好」。

民主派從政者(包括大批2019年勝出的區議員)不是被收監,被取消資格、被逼辭職、淡出政壇或被逼流亡海外下,再加上民主派「第一大黨」民主黨,在近年積極替北京喊話的建制「紅人」盧文端等人催促和威逼參選下,最終沒有人出選,大部分選民(以往分區直選民主派的選票都比建制派的多)基本沒有任何選擇,自稱所謂非建制的十數候選人,包括一些前「老泛民」如馮檢基、黃成智、譚香文、狄志遠,在絕大部分民主派支持者眼中不是民主叛徒/棄將,就是機會主義者。因此,呼籲良心投票的意思明眼人心知肚明。在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同時,由建制派議員幾乎全面壟斷的立法會,迅速通過了修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加入就「故意或妨礙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或「在選舉中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訂定罪行的第27A條,最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三年。

雖然明知在《國安法》、殖民時代《公安條例》和限聚令(最多四人同行,「有需要」時,一兩個人都可以被控違反限聚令)「三管齊下」,較大規模的異議遊行集會已不可能,但許是為了「杜絕」有人擺街站動源杯葛此次選舉,官方於是多制訂一條「法律武器」。為何官方如此著緊鼓吹不投票/投白票的活動,相信他們亦心知肚明,這次被其「完善」的選舉,標榜議席由七十增至九十席,因而增加了民主成份,但最普及而平等的分區直選議席由三十五席大減至二十席,與港人心目中增加直選議席,最終達至全面直選的民主進程實背道而馳。

而新增的四十席選舉委員會議席,則由千五名選舉委員互選產生,這個由千二人增加至千五人的選委會,新增地區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基層團體(XX社團聯會之類的組織)、同鄉會之類等代表性低,主要由親港府/親北京人士組成的組織,或者這就是北京港澳辦夏寶龍所言的「五光十色」吧。而代表性較大和民主成份較高的區議員互選席位(共117席)則全部取消。並另外增加全國性組織(無一例外由共產黨背後指揮)在香港的成員,共110席。可以看到新增的選委都是港府和北京可以支配的組織,再加上大部分組別改為團體票,選民由以往的二十五萬減至七千九,原本已被批評代表性不足,現在更缺乏代表性之餘,官方可支配性亦大大增加。這個可以提名和推選行政長官和今屆開始可以推選立法會議員的選委會,就是北京和港府眼中「完善」選舉制度的中堅部分。

至於功能界別,原來的超級區議會五席和區議員互選的一席通通取消,後者一席由港區人大和政協互選產生,大抵2019年區選的超高71%投票率和民主/本土派的大勝觸發北京除去區議會界別而後快。沒有區議會議席的功能界別由三十五席減為三十席,當中很多原有個人票的界別都取消個人票,改為全部團體票,包括飲食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批發及零售界、紡織及製衣界等,這都增加官方眼中的「安全系數」,或曰可控制性。

「完善」後的立法會,官方可支配和影響的選委會和功能界別共佔去七十席,供全港選民投票的分區直選席位只剩二十席,再加上如五指山金剛箍般的「愛國者治港」框架下,被官方認為「不愛國」的參選人隨時可被取消資格,新的選舉制度與民主派支持者佔多的選民格格不入不在話下,再加上能入閘參選者都給人官方認證的感覺,這個官方認證反而是那十數個聲稱非建制候選人的「死亡之吻」。結果十多名聲稱非建制,接受官方「死亡之吻」的候選人,只有社工界功能界別的狄志遠當選(功能界別投票率最低的亦是社工界,只得18%,狄志遠的認受性其實十分低),其餘在民主派支持者不理睬,建制派支持者不同情下,通通落敗。他們參選的「意義」可能就是稍為提高了分區直選的投票率(大部分聲稱非建制的都是分區直選候選人),令投票率稍微超過30%而好看一點。建制「紅人」盧文端於選舉前警告若建制全勝或接近全勝是「陷阱」,中央並不樂見。但不管北京是否樂見,大部分市民都會認為九十個當選者都是建制派,狄志遠聲稱自己是1:89換來大批市民在社交媒體的揶揄。

12月22日,某黨報頭版以98%投票率作標題,實情這是那個7900人的選委會界別的投票率。一如所料,這個官方最能支配,集中最多「超級愛國者」的界別,在官方號召下熱情踴躍投票乃意料中事。可能更令人好奇的是,這個「超級愛國者」俱樂部,為何還有2%的人「躺平」不投票?同樣一如所料,分區直選投票率30.2%是有直選議席以來最低,比港英年代91和95年兩屆還要低好幾個百分點,比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58.28%低28.08%,更比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71%低41%。一般相信是因為民主派支持者拒絕投票而造成低投票率。

當然,官方和親權力者對直選低投票率自有不同「解畫」,是否足以取信則非她/他們考慮之列。由當年效命港英到現在成了北京「忠實」傳聲筒,擔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譚惠珠,不惜侮辱港人的智慧,把投票率低說成與疫情有關。看當日公共交通工具人頭湧湧,人們爭相外出就知道此說完全不能成立。而林鄭繼選舉前指低投票率可能因為市民滿意政府施政,到選舉後不惜打倒昨日之我,對2019年區議會選舉超高投票率,由兩年前「由衷感謝市民踴躍投票」,到如今抨為「不是民主選舉」,「劣質選舉」,還說記者追問她幾年前講過的話意義不大。為的就是緊跟選舉後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的定調。白皮書指「反中亂港勢力衝擊選舉秩序,破壞選舉公平。在2019年11月舉行的第六届區議會選舉中,他們使用暴力手段脅迫、恐嚇、攻擊愛國愛港参選人和選民,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其他参選人。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選舉管理委員會披露,這次區議會接獲的投訴激增,其中涉及刑事毁壞、暴力行為、恐嚇的投訴高達1000多宗」。

對於當日大部分為了投下一票而耐心排隊的選民來說,那次選舉卻是極為難得投票表態的機會(很多人還憂慮過政府會否取消區選,剝奪市民投票表態的政治權利)。他們要表達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不同意官方處理當年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的手法。實際上他們很多都曾參與反修例遊行,否則就不會有幾次過百萬人的遊行。選舉當日各票站人頭湧湧,但秩序大致良好,沒有白皮書所描述的暴力和威嚇氣氛,而選舉結果是任何批評當局處理手法及對運動表達同情/認同的候選人都幾乎全部當選,佔了86%的議席,是歷來最龐大和最legitimate的政治表態(因而令官方決定延遲20年立法會選舉一年多,大幅度改變選舉制度以有利親權力的「愛國者」壟斷議席才再舉行選舉)。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部分香港市民所感受與白皮書所描述的差距甚遠,就正如白皮書所描述的「一國兩制」民主發展,與大部分香港市民所感受的大相逕庭一樣。

白皮書要算港英舊帳,說港英治下沒有民主可言。但上文所提到港英時代的91年及95年立法局選舉,都有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席, 是中方眼中的民主選舉。事實上 ,香港人在1980年代已爭取立法局直選,民間不同團體所作的民意調查,贊成88年引入直選的市民均過半。但港英政府所作的報告則強稱引入88 直選未有共識,因而否決88直選。但背景是中方反對88年立法局引入直選,那時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仍未發生,正在與中方談判後過渡期各種安排的英國人不願得罪中方而否決了香港的民意。此外,戰後復任港督的楊慕琦曾提出政改,有限度引入議會民選議席,但無論英國或香港的統治階層都不感興趣。其繼任葛量洪更擱置政改方案,認為最重要是不要觸怒北京。而根據解密的英方檔案,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50年代曾警告英國不能將香港變成自治嶺或半自治嶺(通常自治嶺都會引入民主選舉,以準備脫離殖民宗主國獨立),否則會提前收回香港。因此,如果說英國人沒有給香港民主,至少中國政府也要負上否決香港在殖民時代實行自治的責任。當然,北京可以擺出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優先這些「大道理」,那就麻煩不要再算英國不給香港民主的舊帳。

然後白皮書把大部分市民九七後的民主投入,近年的選舉和政改爭拗,說成外國反華勢力背後策動下的「顏色革命」、奪權行動,也是妄顧很多香港市民的感受。當然,大家不會天真至不知道中美在香港問題上角力,不知道香港成了一顆棋子,實際上港人早已習慣在夾縫中生存。但港人同時單純的希望參與管好自己生活的地方,期望在偌大的中國之內有一個小小的自主空間,卻完全被「國家安全」一筆抹殺,則怎也讓人難以心悅誠服。預期不管將來是否有北京口中的雙普選,那種普選與港人理解的必定相去甚遠,行政長官不用說,當選者必定是北京能放心的,聽話的,對民主派支持者(暫時仍是佔多數的市民)視而不見的「超級愛國者」。立法會候選人則不管聲稱建制非建制,都是經過「嚴格認證」的「愛國者」,只會配合施政,不會如白皮書所言,像民主派般阻撓施政。查實過往傳統民主派也怕得失溫和選民 ,而甚少參與「拉布」抗爭,因而被較激進選民批評為實際配合政府施政。「長毛」等的出現,多了抗爭的場面,近年則是本土和自決派的加入,這都是市民意識有所改變,或曰激進化所至。至於市民意識為何愈來愈激進化,以至年前產生「分離主義」,官方從來只懂歸咎外國勢力和外國代理人,卻從不願反省自己的管治和制度的問題。當然,我們都知道,要擁有不受限制權力和「合法」武力的統治者反省從來都十分困難。但歷史也屢次證明,單憑不受限制權力和武力的統治很難「長治久安」,最終還是要回到政權認受性的問題。

現在香港政府的認受性如何?我們只知道大部分過往曾經踴躍投票的市民「躺平」,不參與這次立法會選舉,不管選舉制席如何被「完善」 ,不管官方說得如何天花亂墜。

獨裁者之死和自由的輪轉

韓國前獨裁者全斗煥11月23日去世,其「親密戰友」兼繼任人盧泰愚則早他一個月死亡。兩人的死令人再度回味韓國民主化的艱辛血淚。1979年,掌權十多年的獨裁者朴正熙被刺殺,全斗煥和盧泰愚等軍人乘機發動政變,全斗煥並於翌年當上總統,實行鐵腕統治,血腥鎮壓光州起義,拒絕正面回應人民的民主訴求。但韓國人經過不懈的努力和血的代價,終於逼令全斗煥的繼任人盧泰愚答允修改憲法和直選總統。1988年國會大選,在野黨贏得的席位比執黨還多,民主化的趨勢不可逆轉。

到了1990 年代,反對派的金泳三、金大中相繼當選總統。1996年全斗煥因當年發動政變、下令屠殺光州人民以及貪污等罪名被判死刑,後改終身監禁。金大中於1998年當選總統後特赦全斗煥,讓他恢復自由。而全斗煥至死都沒有懺悔自己的罪行,還一直堅稱自己沒做錯。他在2017年出版的自傳中,還誣指一位已故的神父無中生有,還辱罵對方是「褻凟神職的無恥騙子」,而該神父只是將自己目擊軍人利用軍機射殺平民的事實公諸於世。 全斗煥亦因而被控誹謗死者,案件今年8月仍在二審,全以身體不適為由,死前再沒有應訊。在全斗煥的喪禮上,其遺孀被記者追問下,才勉強替亡夫向韓國人民道歉。但這道歉來得太遲也太缺乏誠意,這名「光州屠夫」註定「遺臭萬年」。

一位在仁川大學任教授的韓國友人對灰記說,韓國人普遍對全斗煥反感,她更認為他是韓國歷史上最兇惡的人。友人特別傳了一些照片和影片給灰記,影片包含全斗煥和光州屠殺的一些片段,可惜灰記不懂韓文,看不懂內容。但軍隊進入光州鎮壓的片段則令灰記想起1989年的六四屠殺。其中一張照片則是光州一些民間團體在2019年鑄造的全斗煥硊下像,友人說照片令人想起約10年前在美國展出,由中國前衞藝術家高兟和高強兄弟鑄造的毛澤東下跪像,作品名為《下跪懺悔的毛》。毛的跪像在展覽廳與高氏家族在「文革」時期的一些照片並列。高氏兄弟的父親在1968年被打成「反革命」,25日後他們獲告知父親自殺身亡。

友人傳來的全斗煥下跪像和《下跪懺悔的毛》的資料,即時引起灰記的慨嘆。全斗煥雖然在韓國政府的「包庇」下,最終沒有獲得應有的懲罰。但畢竟他也要為自己當年所犯的罪行接受國會的質詢和法庭的審判,韓國人民亦有自由繼續聲討他的罪行。光州民間團體鑄造一個全斗煥恥辱的下跪像,就是一例。但中國至今還沒有將毛統治的災難徹底清算,鄧小平將其功過「七三」開,功是主要的,現在想將自己定為與毛地位一樣,「永續連任」的習近平,更連毛「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也輕描淡寫。中國距離人民可自由聲討執政者罪行的日子還很遠,因而註定高氏兄弟的作品只能在外國展出,而北京毛主席紀念堂內擺放毛的遺體則繼續讓人「瞻仰」。

此刻灰記又想起象徵台灣獨裁/威權時期的中正紀念堂」。民主化後的台灣,經過幾番政黨輪替,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成立的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九月宣布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這個充滿國民黨意識型態的紀念堂將改作反省威權歷史公園,堂館内的前總統蔣介石銅像將被移除,並將公共空間還給民眾。 這事引起國民黨嚴重不滿,指摘民進黨「民選獨裁」,對國民黨「清算鬥爭」,並進行「台獨洗腦」云云。然而,在野國民黨對執政民進黨的種種指摘、漫罵,不正正反應台灣民主化的可愛嗎?國民黨人為何不想想兩蔣時代批評國民黨會落得怎樣的下場,台北的景美監獄以及台東的綠島監獄,國民黨又曾經監禁過多少政治犯,有多少政治犯被判死刑!? 國民黨不好好反省過去黨國制度對台灣人的傷害,卻竭力維護象徵獨裁統治的中正紀念堂的「尊嚴」,果真黨國意識型態深入骨髓?

當然韓國以至台灣的民主化亦擺脫不了金權政治和政黨權鬥,韓國很多總統御任後都因貪污凟職而成階下囚,台灣則有陳水扁因凟職而坐牢。一些馬列左翼亦批評韓國,以至稍後的台灣民主化只是美帝勢力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解決不了廣大人民被剝削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民主制度多少保障了人權,包括言論和示威自由,執政黨的權力亦受到一定制約。觀乎民主化後韓國、台灣文藝方面的自由和開放,不但可以諷刺政權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獨裁時代的腥風血雨,亦可透過文學作品、電影、電視重現。而日本亦因戰後的民主制度,思想言論自由亦受保障。

香港人近年愛談論的韓國逆權電影就是自由化的一例。無獨有偶,最近在香港看到的韓劇Chimera《奇美拉》,也有涉及全斗煥專權時代,dirty cops黑警如何濫權和施行酷刑,以至到現在還是官商警勾結的情節,似乎在為這個獨裁者的死亡,以及韓國「不完美」的民主社會作註腳。而灰記敢斷言,曾經投入2019年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目睹眾多警察濫權濫暴的香港人,看到劇中黑警的濫權和殘暴的情節,必定有深刻的感受。事實上,自從香港爆發反修例/反「送中」運動後,不少人都將一些香港腥風血雨的場面,與光州起義和北京六四屠殺相提並論,亦有人將隨後香港的大逮捕與1979年底台灣美麗島事件作比較。諷刺的是,1980年代韓國以至台灣的政治黑暗時期,卻是香港經過了70年代「麥理浩新政」的改革年代,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角力下,香港在民主方面雖然龜速前行,民生和人權則有較大進步。

最明顯的例子是當英國人決定打擊貪污,整頓管治隊伍特別是警隊時,基本做到了雷厲風行。由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到了1980年代,以往被市民譏為「有牌爛仔」的警察,開始獲得市民的尊重。相比50至70年代初的貪污濫權,隨意毆打被拘者和「砌生豬肉」(誣告無辜者) ,80年代以後的警察較按規章程序辦案。而從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開始,英國人知道管治時日無多後,為了留下較好形象,為了大英帝國的「光榮撤退」,對港人採取懷柔政策,管治相對克制,甚少利用殖民惡法如公安條例檢控異見者,香港人享有亞洲四小龍以至大多亞洲地區所無,令人「艷羡」的人權自由。當年一些新加坡、台灣人(包括異議者)選擇香港作長居或暫居地,就是受香港相對自由的吸引。一位80年代初來香港讀研究院的台灣人憶述,當知道在香港看電影時不用唱國歌,嚇了她一跳,因為當時在台灣,電影院放片前必須站起來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她驚嘆原來華人社會都可以不用唱國歌。當年香港人享有其他華人社會沒法比擬的自由,不在話下。

公平點說,這些自由於主權移交中國後維持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但其實這是理所當然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白紙黑字地寫明香港人繼續享有人權自由,以及最終全部由直選產生的立法會,和經提委會提名,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等的民主進程。換言之,香港人理應享有比九七前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問題是這些承諾只是中英角力下的權宜結果,「光榮撤退」的英國即使有心捍衞香港的自由和民主進程,也沒有話語權,主導香港政治的中方並沒有落實的意願和壓力。而所謂「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作為平民百姓,當缺乏制約的公權力要橫蠻無理的時候,有更大的理據也好,都變得啞口無言。正如香港這兩年的「極速」轉變,特別人權自由的萎縮,讓人感到「措手不及」,以至整個民間社會不知所措一樣。

當韓國人、台灣人,日本人……可以暢所欲言,不怕被控分裂、顛覆等國安罪名,當以言入罪在台灣、韓國這些曾經歷獨裁統治的社會成了歷史,香港人則說句「香港加油」也成禁忌,不知說了什麼會觸動「紅線」而觸犯國安法。當日本、韓國電視劇警察,高官以至元首貪污腐敗的情節變得尋常(台劇則較少見),亦常見反映社會黑暗,以至出現挑戰傳統父權、推動多元價值的電視劇/電影,香港的電檢制度卻引入懾人的國安元素。國安法第二十九條(五)訂明,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何為非法方式?警察濫權,高官貪腐的內容會否引起市民對政府的憎恨?政府逆民意施政,引起民眾不滿,電影忠實反映這事實又算不算引起市民對政府的憎恨?……疑問一大堆。

當然有人會說你不要觸碰敏感題材便可以。是的,日、韓、台都不盡是政治社會批判的作品,相反,具批判性的作品並非主流,主流仍是愛情、搞笑、倫理⋯⋯以至歌舞昇的作品。沒有人說一定要拍攝單一類型的電視/電影,但倘若日韓台有人想製作反映現實、批判現實,包括描寫政權陰暗面的電視劇/電影,他們可能只是煩惱資金、是否賣座等問題,而非會否觸犯刑法。

而最重要的是,人家即使拍攝反映社會陰暗面或諷刺政權的作品,不等於他們不愛他們的土地和人民。事實上,民主成熟的社會,很少人執著於是否愛國 ,官方亦不能以此來規範人民。不但如此,公然鼓吹不愛國的分離主義者,只要不涉暴力,其言論不但獲法律保障,其政治參與亦不受限制。加拿大的𣁽北克、日本的沖繩、英國的蘇格蘭、威爾斯以至曾爆發內戰的北愛爾蘭、美國的加州和德州、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沒有人會因為發表「分離主義」言論而被捕判刑,參選權也獲保障。加泰隆尼亞是因為獨派贏得地方選舉然後推動獨立公投,被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違憲,西班牙政府隨後採取鎮壓和拘捕行動。而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列主義,不也認許民族自決的嗎?

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叫兩句被官方視為「分裂祖國」的口號也會被判刑,凡事都以愛國愛港,愛國先行作規範,但愛國愛港由官方壟斷定義。例如支聯會的徐漢光,在很多香港人眼中絕對是熱愛中國的「大中華膠」,現在卻被港府以國安法拘押。而近兩年很多被禁在港上映或因預見沒法通過而沒有送檢的影片,創作者都是抱著愛護這塊土地和人民的心情拍攝,只因為影片涉及反修例內容,香港警察以至內地公安的不當、濫權行為,而未能與香港觀眾見面或不能繼續上映。這些影片有的獲外地影展表揚,例如《理大圍城》獲日本山形電影節頒發最高榮譽獎、《時代革命》獲選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證明有相當可觀之處,只是不見容官方嚴厲的審查和苛刻的法例罷了。凡此種種,習慣了先進社會,或曰民主成熟社會那套自由觀的香港人,怎不會覺得唏噓和荒謬。

再回到韓劇《奇美拉》,現在播至第10集,還有6集才大結局,那個在全斗煥時期濫權殺人,現在貴為警察高層的dirty cop,與當年和他一起犯罪及隱瞞真相,現在成為政客和財團社長的兩個人,會得到怎樣的報應,有興趣的人會追看下去。而現實是,韓國儘管仍有很多官商勾結的政治黑暗,就像日本和台灣一樣,但至少傳媒可以追查揭發,影視和文藝可以批判和諷刺,人民可以公開批評、責罵執政者。而相信這些得來不易的對人權自由有所保障的民主制度,人民會珍視和捍衞,而只要執政者來自人民的選擇,並受到適當的制衡,他們做壞事、行暴政的機會也可以減少。而曾經享受較充分人權自由的香港人,經過這兩年多曲折的經歷和體驗,儘管盡是失落,但反而對自由價值有更深入理解而不輕言放棄堅持。最新例子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在官方恫嚇下作堅持堅持學術自主,繼續其做了多年的選舉投票意願的民意調查。事緣中聯辦旗下的《大公報》批評民研煽惑他人不投票和投白票,只因調查問題除是否會投票外,亦有問及是否會不投票戈或投白票。廉政專員白韞六隨即作出和應,指仍未知未發表的資料,內裡會否有關於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廢票,如果民調出來後有這些成分,有可能違反了選舉法例。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11月30日(今日)舉行記者招待會作出反駁,對白韞六指不排除民研犯法又含糊其辭表示遺憾,指他不應在法律問題上刻意製造不清晰的說法,使人猜想及造成自我審查。他強調民研基於學術專業,「堂堂正正、清清楚楚」,會完成接下來 5 次選舉調查,無意修改問題。民研會否在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前受到官方進一步打壓,相信很多人正在密切注視。灰記亦相信很多留在此地的香港人會在曲折中繼續堅持。

當聯合國關注鄒幸彤她們的人權

 

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多,因為行使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而被官方以國安法的「煽動/顛覆罪」檢控,以至收監的人愈來愈多,很多以往活躍的異見政治和公眾人物都成了階下囚,有朋友甚至說,已想不到有多少公眾認知的民主派人士沒有被囚禁。而像鄒幸彤還押中仍堅持發聲,認為表達自由比身體自由更重要的人則較罕見,亦屬難得。不少市民視她為反抗象徵而對她肅然起敬,就連一些認為權力萬歲的人,責罵她「迕逆」的同時,也佩服其膽色和堅持。

上星期開始一連多日,她和另一被告何桂藍在法庭就去年維園舉行六四「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自行抗辯,成了網民追看的熱門新聞。鄒是已解散的支聯會副主席,而支聯會被不少本土派批評為「行禮如儀」的「大中華膠」組織,何就是其中一位批評者。鄒認為自己參與六四集會是延續31年來支聯會的堅持和港人的心意,何罪之有,何則對支聯會和六四毫無興趣,到維園與支聯會完全無關,只是捍衞集會權利。但有趣的是,鄒未還押前是何的律師,雖然政治上大家屬不同光譜,卻能放下歧見而相互在司法抗爭上合作,也是這時勢最需要和最難能可貴的情操。

眼前穿起黃色囚衣的鄒幸彤依然散發她「獨有」的陽光與謙和,並沒有半點「政治領袖」難以親近的氣場,亦不覺自己所作的有多偉大,只是很想知道牆外發生的事。灰記告訴她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所委託的專家發表聲明,對她和其他異見者被國安法檢控及不予保釋深表關注。她說在牆內有聽到這則新聞,但不知詳情。這則關於香港的人權新聞於10月12日在聯合國的中文網頁發布,題為:《聯合國人權專家對香港根據安全法實施逮捕表達關切》文首寫道:「人權律師鄒幸彤於2021年9月8日被捕(灰記按:並非鄒和何上星期親自答辯的案件)。她是香港支聯會的成員,該組織組織了一年一度的燭光守夜活動,紀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根據《國家安全法》,其他幾名活動人士也遭到類似的逮捕和指控。」

報道稱,四位人權專家撰寫了詳細的分析給中國政府表達了對香港實施國安法的關注,強調該法根本不符合國際法及中國的人權義務,當中包括恐怖主義和煽動叛亂的指控正被不正當地用来扼殺基本權利的行使,這些權利受到國際法的保護,他們提醒中國政府,國際法對這些罪行有嚴格的定義。「這些標籤不應該用於不符合現有國際標準規定的門檻的犯罪。這樣做破壞了這些法律標準的完整性,削弱了對人權和國際和平與安全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範」 ;對《國家安全法》規定的「外國代理人」的資格界定表示關切。他們認為「通過對資金施加不當限制和懲罸外國資金的接受者的這種監管措施,侵犯了結社自由的權利以及其他人權」 ;對有否公平審判的擔憂。於此專家又引鄒幸彤的例子,指法官两次拒絕她的保釋,理由是如果她被保釋,將繼續威脅國家安全。法官還拒絕取消報道限制,稱如果媒體報道審訊內容,不符合司法利益。專家更敦促政府立即廢止並獨立審查《國家安全法》,以確保符合人權和國際法。

對聯合國人權專家的聲明,香港律政司的例牌回應如下:制定《港區國安法》是合法行使國家主權及符合國際上維護國家安全的做法,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維持堅穩,社會恢復法治和秩序,並讓香港居民可以在一個安全、平和的環境享受權利和自由。 律政司強調,所有檢控決定是基於可接納證據和適用法律,法官都是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務,被告享有公平審訊的權利。律政司又表示,基於迴避待決案件的法律原則,任何人都不應評論司法程序尚在進行的案件。

翻查聯合國新聞網有關香港的報道,其實一直都非常少,且都與人權問題無關,例如2010年8月12日,報道了一名14歲香港畫家奪得聯合國繪畫獎;2012年7月3日報道全球整體創新指數,香港位列前十名。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聯合國沒有任何相關的報道,之後也沒有。不過,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由6月至11月就有六則相關報道。去年國安法實施前後有3則相關新聞,今年則有參與民主派初選的53人被捕和鄒幸彤等人案件的報道,兩年多共有11則相關報道。2019年的前10年,與香港有關的新聞只共8則,且與人權無關。無他,香港近兩年多急速變化,很多港人先前享有的自由不斷萎縮,聯合國不得不關注。

聯合國並不等同美國和西方國家,而是全球大部分國家參與的組織。早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中國「恢復席位」50年對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貢獻,證明中國作為聯合國一分子,有其權利和義務。所謂權利,最明顯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幾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擁有安理會要表決各項重大事項的否決權。義務方面,中國於上世紀末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除此之外,亦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在内的17項國際人權公約,理論上須盡力履行各公約對各種人權的保障,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機構亦有權監察中國以及其他的公約簽署國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和意見,要求改善。

至於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至三十八條詳列香港居民的各種權利,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選舉和被選權;言論、新聞、集會、示威、出版、結社、組織工會、罷工等自由;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限制人身自由、酷刑。不能被隨意剝奪生命等;通訊自由及通訊秘密受法律保障;信仰和宗教自由;學術研究、文化藝術創作自由;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有權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而第三十九條則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事實上,中國駐聯合國官員會定期聯同香港官員與聯合國的人權專家舉行會議,匯報香港的人權狀況,包括聯合國所提建議的執行情況及回答專家的提問。以往香港關注人權的民間團體都會於會議期間派員到聯合國提出民間的關注(2019年7月8日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爆發一個月後,香港歌手何韻詩曾作為民間代表到瑞士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 因為官方隱惡揚善在所難免,亦不會認真執行任何限制其權力的建議,於人權問題上,官方與民間看法始終存在巨大差異,這兩三年尤甚。不過,隨著本地一個又一個民間組織被迫解散,一些關注人權和勞工權益外國機構關閉香港辦事處,民間就人權到聯合國遊說的工作,相信只能依靠被官方標籤「潛逃者」、「外國代理人」的海外港人了。

但即使官方只有統治意志而缺乏人權意識,視聯合國專家的批評和意見如無物,也不能說她/他們是外國「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而這些專家們的工作是人權理事會特别程序的一部分,她/他們屬義務性質,獨立於任何政府或組織,就世界各地的具體國家局勢或專題問題作實況調查和監測,而並非只針對中國和香港。而她/他們的觀察和分析,是基於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各個人權公約的精神和簽署國所作出的承諾,獨立作出結論,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等亦有責任「監察」各國,包括中國和香港的人權狀況。現在就重溫一下反修例/「反送中」運動開始以後,聯合國對香港的種種關注:

2019年6月24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於人權理事會第41屆會議開幕致辭時提到香港的情況。她贊揚香港當局作出明智決定,延遲通過有關引渡的條例草案,以回應大部分市民大規模的公民活動。她鼓勵香港當局在通過或修訂這項或任何其他立法前,廣泛徵求意見。

2019年8月13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發表聲明,「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或破壞財產的行為,並敦促所有参加示威的人以和平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呼籲香港當局和民眾進行公開和包容的對話,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問題。……

《世界人權宣言》以及納入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確承認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的權利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審查了執法人員以國際規範和標準禁止的方式使用低致命武器的可信證據。例如,可以看到執法人員多次向擁擠、封閉的地區和針對個人發射催淚彈,構成相當大的死亡或重傷風險。人權高專辦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區當局立即調查這些事件,確保安全人員遵守『接戰規則』(rules of engagement),並在必要時修訂執法人員在應對抗議時使用的抗議時使用的不符合國際標準的規則。

人權高專辦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區當局保持克制,確保和平表達意見者的權利得到尊重和保護,同時確保執法人員對可能發生的任何暴力行為的反應是相稱的,並符合關於使用武力的國際標準,包括必要性和對稱性原則。」

2019年9月9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表示,她的辦公室就香港問題繼續與中國政府進行雙邊對話。她表示,雖然許多示威活動以和平方式和依法進行,但她對最近一些抗議活動中暴力增加的場面感到不安。她呼籲那些參與示威的人以和平方式並依法進行示威。她還敦促當局繼續以克制的方式,在不過度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對任何暴力行為做出反應。她鼓勵行政長官繼續主動與香港市民建立對話,解决他們的不滿,並鼓勵香港市民借此機會與政府進行和平和建設性的接觸。

2019年9月12日

隨著香港抗議活動進入第三個月,聯合國幾位人權專家發表聲明對示威者受到攻擊、逮捕活動人士和人權維護者以及通訊受到威脅的報道表示關注。……

專家們強調,根據國際基本原則,當局有義務尊重、保護和促進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自由的權利。聲明譴責任何人實施任何形式的暴力,特别是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

專家們表示,他們理解當局有責任確保公共秩序,但强調國際標準要求這一目標不能取代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和抗議權。

聲明對在一小部分示威者中發生零星暴力的報道感到關切,並歡迎示威領導人呼籲抗議者保持抗議的和平性質,避免暴力和敵意。聲明敦促所有人響應和平抗議的呼籲,並敦促當局在處理暴力時嚴格遵守必要性和相稱性原則。專家們重申,他們譴責任何一方的暴力,並敦促警察部隊將暴力分子與和平抗議者區分開來。

……他們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目前的緊張局勢。專家們承諾繼續與國家當局和所有利益攸關方進行建設性和坦誠的對話,並隨時準備支持任何促進政府當局與和平抗議者之間開展具有参與性、包容性和真正對話的努力。

2019年10月4日

針對香港已經持續四個多月的抗議示威活動,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言人胡爾塔多(Marta Hurtado)今天在日内瓦向媒體表示,自由和平集會是一項基本權利,應盡可能在不受限制地情况下得到享有。任何針對該項權利的限制都應合法、適當、盡可能不引人注目且擁有正式的法律依據。對於武力的使用應符合國際原則和標準,其中包括必要和相稱原則。假如執法人員未能遵守上述原則和標準,則應被追究相應責任。火器(槍械)只能作為最後手段,為了自衛或保衛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傷威脅時才能使用。

2019年11月19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言人表示,對香港特區形勢的關注日漸加深。

關於香港理工大學目前的局勢,人權高專辦敦促當局盡一切努力緩和局勢,解决留在校内的人所面臨的明顯惡化的人道主義形勢,並促使事態得到和平解决。

人權高專辦對参加抗議的年輕人群體日益增加的暴力行為感到嚴重關切。它表示,這些年輕人顯然非常憤怒,心懷深深的不滿。

發言人科爾維爾(Rupert Colville)表示,絕大多數香港人一直在依法和平行使集會自由的權力——當局大體上尊重了這一權利的行使。因此,一些参與抗議的人訴謀極端暴力——包括針對警察的暴力——令人深感遺憾,不能得到贊成。人權高專辦呼籲所有参與抗議的人放棄並譴責使用暴力。

……在此關頭,它對香港暴力進一步升級的風險深感關切。因此,促请政府加强努力,該社會各界,包括学生團體、商界、政治領袖、社區領袖及其他人士,共同進行真正包容的對話,以尋求和平解决大量香港市民所提出的不滿。

人權高專辦表示,對暴力行為的問責也至關重要——無論是對違法實施暴力行為的個人,還是對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指控。

2020年5月13日

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命的三位人權專家敦促香港特區政府撤銷對去年參加和平抗議活動的15名民主運動人士的刑事起訴。

專家們說:「即使管理抗議活動的當局要求獲得授權才能舉行抗議,任何人都不得因参加和平抗議而受到行政或刑事制裁。」……

人權專家表示,15名民主運動人士於4月份被捕,並被指控協助組織「未經授權」的集會或参與其中。 有些人還被指控宣布「未經授權」的遊行。……這些指控是根據《公共秩序條例》提出的,該條例建立了集會的授權程序,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

專家們說:「這些指控是在因2019冠狀病毒病的預防而抗議活動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提出的。被指控的人都是民主運動中的主要人物。 我們擔心這些逮捕的目的是對香港的和平抗議產生寒蟬效應。」

專家說,當局有義務不對和平抗議者定罪,或者因個别抗議参與者實施的暴力行為而起訴組織者。僅有個别的暴力行為可以受到起訴。

此外,專家們指出,當局應根據國際人權標準審查《公共秩序條例》。 專家們還指出,在過去幾個月中,出現了和平示威者被定為犯罪的模式,包括在遵守現行公共衞生法規的情况下進行的和平示威過程中。

聯合國人權專家表示正在密切關注這些案件,並與相關當局進行對話。……

2020年6月19日

聯合國人權高專巴切來特表示,人權高專辦正密切關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區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審議。

巴切莱特强調,雖然還無法看到該法的具體内容,但任何對香港特别行政區的立法及其實施,都必須全面遵守中國的人權義務,並尊重《公民及政府權利國際公約》並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款。香港基本法第39條也规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續繼有效,通過香港特别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规定相抵觸。」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以及包括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内的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此前已對中國2015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未能遵守國際人權標準表達過關切。

巴切莱特表示,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都應具備清晰的范圍和定義,且僅允許嚴格必要和程度適當的人權限制。對於此類法律的貫徹和執行應採取有意義的立法和司法監督。「此類法律絕對不能用來對受到國際人權法保護的行為和言論進行定罪。」

巴切莱特說,考慮到國家安全措施可能會限制公民的人權,因此在與此類措施相關的决策制定過程中,公眾討論和参與同樣至關重要。 

聯合国人權高專辦表示,已就這一問題與中國政府展開接觸,並將繼續對情况實施密切關注。人權事務委員會也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就香港特别行政區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履約情況開始最新一輪的周期性審議。

2020年7月3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實施後,香港示威者遭到逮捕表示震驚。……

發言人科爾維爾在日内瓦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人權事务高級專員辦事處正在非常仔细地分析周三通過的新《國家安全法》的内容,看它是否符合適用於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國際人權義務。……

他說:「我們感到震驚的是,在没有充分的信息和對犯罪行為範圍了解的情况下,已經根據這項立即生效的法律進行了逮捕行動。」……

他表示:「根據初步分析,我們感到關切的是,法律中對某些罪行的定義模糊不清,過於寬泛。這可能導致對法律的歧視性或任意解釋和執行,從而使人權保護受到損害。根據國家安全立法確立的犯罪行為必須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第一款所載的合法性原則。」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 「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内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

科爾維爾表示,人權高專辦還對第29條中關於「與外國或外部勢力勾结危害國家安全」的條款感到關切,這可能導致對公民空間和民間社會行為者行使參與公共事務權利的可能施加限制。這些規定還可能導致將行使言論、結社和和平集會自由權的人權維護者和活動人士予以定罪。

他說:“正如高级專員在6月19日發表的聲明指出的那樣,此類法律絕不應被用来將受國際人權法保護的行為和言論定為犯罪。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將繼續密切監察當前的事態發展。」

2021年1月7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對1月6日有53名政治活動人士、學者、前立法會議員、現任區議員以及律師在香港遭到拘捕深表關切,呼籲立即釋放上述人員。

人權高專辦發言人斯羅塞爾表示,「最新的逮捕顯示出,正如此前所擔心的一樣,《國家安全法》中所列出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正被用來拘押那些行使合法權利、参與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個人。」

斯羅塞爾表示,「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以及獨立的聯合國人權專家已經反複警告,類似去年六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罪名,定義模糊且過於寬泛,將濫用或任意執行提供方便。」……

斯羅塞爾强調,「以直接方式或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行使參與開展公共事務的權利,是一項基本人權,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保護,該《公約》也被納入香港基本法。我們呼籲當局履行《公約》所規定的義務,避免使用《國家安全法》壓制言論、和平集會與結社自由權。」

到2021年10月12日就是文首提到鄒幸彤等被國安法檢控的新聞。縱觀這11則報道,除了對示威者針對警察的暴力和暴力升級予以譴責,一些運動的參與者和同情者未必同意外,聯合國的專家們與很多港人的看法大致接近,例如對警方過度使用武力和用武不符國際標準的規定,以至槍擊示威者等的關切;需追究執法者的違法行為;關注和要求釋放被捕和平示威者,強調和平集會須獲批准違反國際法;政府當局要與各方坦誠對話,和平解決各項問題和市民的訴求和不滿。然後到對國安法某些罪行例如顛覆、恐怖活動的定義模糊不清,過於寬泛深感憂慮,以至實施後各種逮捕和法律程序的嚴厲批評,甚而要求暫緩國安法進行檢討,都反映了不少港人的關注和心聲,並非如那位算自以為是的特首所說的「自由無損」,完全不是這回事。

而當中亦提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和專家們會與香港以至中國當局商討,以期改善局面。但顯然聯合國的努力完全白費,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違法的警察受到檢控,特區當局也完全沒有意願與社會各界,特別是運動的參與和支持者對話,尋求和平解決各項問題,甚至透過由親政權人士掌控的立法會更快地通過各種限制市民權利的法例,包括大幅修改選舉制度,排拒任何異見者參選,漠視聯合國呼籲制訂相關法例前廣泛諮詢市民的建議。並持續以「止暴制亂」之名對公民社會進行大整肅,我們看到的只是聯合國所擔心的人權大幅受限和行使權利者被逮捕和判刑的消息一個接一個, 例如呼喊和展示政治口號的唐英傑和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以國安法被重判九年和五年零九個月;以言入罪的狂潮到了連「香港加油」也成了政治禁忌的荒謬地步,穿著「香港加油」T恤的跑手被警察截查,被禁止參加渣打馬拉松。換言之,如果聯合國有責任保障各國各地的人權,那麼,它顯然盡不了責任。

其實也不難理解,聯合國就像世界的縮影,既然現在是中、俄與美歐等列強在角力,聯合國自然也反映這格局。簡單的例子,當聯合國要譴責/制裁中國侵犯人權,例如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俄國等中國的友邦必然提出反對;緬甸軍人政府推翻民主選舉結果,實行軍事獨裁,血腥鎮壓反抗的人民,當聯合國要譴責/制裁緬甸軍政府,緬甸的友邦中國必然提出反對;聯合國要譴責/制裁俄國所支持的叙利亞獨裁政權,中俄亦例必反對。而當聯合國要譴責/制裁美國包庇的以色例對巴勒斯坦進行種族滅絕,美國和其親密盟友例必反對。

但聯合國畢竟作為世界性政治、經濟和文化組織,各國民間所推動的進步觀念也或多或少在這個國際組織得到反映。聯合國的多份人權公約,包括對少數族裔、兒童、婦女、不同性傾向者的保障,包括政治、社會、文化參與,包括思想、信仰、言論、結社自由等,都是各國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至少是很多不同地區人民嚮往並願意付出血淚爭取的「普世價值」。而既然說得上「普世價值」,就不只於西方的價值,中國和其他國家願意簽署多份人權公約,就證明理論上中國也認同這些「普世價值」,否則為何中國和特區官方代表願意到聯合國接受質詢?

因此,聯合國人權機構對香港人權狀況發出警號,要求官方改善,縱然無約束力亦屬應有之義,亦是歷史的明證。儘管官方和整個司法系統(包括法官對法例的「嶄新」演譯)「有權」對人民作出這樣那樣的處置,作出這樣那樣的恫嚇,但並非都能理直氣壯,更遑論經得起歷史考驗。而鄒幸彤、何桂藍,以至眾多因追求/實踐「普世價值」被囚者的不屈不撓,更證明公權利器如何強橫,並不能戰勝信仰的堅持。

雙十、辛亥、台獨、孫中山

「任何人有意圖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是嚴重罪行,你首先要問清楚自己,你有否這意圖,如果你無這個意圖,為何要慶祝這個日子呢?」,「如果你心裏真的想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我們一定找到證據,證明你心裏所想及你所做的事?」若不是那個聲稱有辦法知道別人心裏的想法,說慶祝雙十是分裂行為的鄧姓前警員局長的「驚世」發言,灰記也想不起要「重訪」這個日子。

先說說與香港甚有淵源的雙十核心人物孫中山,這位中國革命活動家曾在香港習醫,其革命思想受這塊前英國殖民地影響,其革命功績受到現今香港特區政府推崇,否則本地官方就不會於中上環改建和興建孫中山紀念館(前身為甘棠第)和中山紀念公園,以及設立那條供市民和遊客憑弔的古蹟帶—他在香港與革命同志一起進行革命活動的遺址,如興中會的會址,雖然這古蹟帶都只剩照片和說明文字。

但同是孫中山曾經活動過的地方,位於屯門中山公園的紅樓,曾經是香港的國民黨支持者每年雙十向他致敬的熱點(因為公園內有孫中山的雕像),不但官方沒有興緻將它劃為歷史古蹟保護,任由其荒廢,這幾年的雙十更將它劃為禁地。除了保安,更有大批警員駐守,阻止市民到場致意,理由是私人地方,禁止進入。

香港官方一方面推崇孫中山,另一方面阻止市民向他致意,甚至由鄧姓局長說出慶祝雙十危害國安的沒頭沒腦話,是否精神分裂?習近平不是在北京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並高度評價孫中山,還說共產黨是他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嗎?當然,我們都知道共產黨之所以如此推崇孫中山,甚有統戰意味,是為了「統一台灣」的「美言」。但倘若孫中山不是在1923年實行「聯俄容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相信共產黨不會如此高度評價他。「聯俄容共」不但國民黨要聽蘇聯派來的顧問意見,還要接受共產黨員加入,毛澤東曾經以此契機加入國民黨,周恩來和林彪等人亦與國民黨創立的黃埔軍校有淵源。說白一點,當年孫中山是將國民黨的大門向共產黨打開,讓共產黨滲透。他之所以如此做,並非因為他揚棄自己創立的三民主義而轉而信奉共產主義,而是他始終念念不忘要北伐(即武力統一中國),但當時西方列強承認的是北洋政府(另一個說法是北洋政府才是中國合法的政權)而非只剩廣東這個地盤的孫中山,不會支持他的軍事冒險,而只有蘇聯願意對孫中山和國民黨施以援手,願意提供武器和軍費,並透過派到中國的顧問,「幫助」國民黨發展成列寧式政黨。而此前蘇聯扶植的共產黨已於1921年成立。

這個共產黨稱為大革命的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得以大大發展,引起國民黨部分人士的不滿。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後,蔣介石終於在1927年於北伐至上海時,實行武力清黨,大量屠殺工會份子和共產黨人,亦導至國民黨分裂(寧漢分裂),最後擁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取得國民黨實權,北伐成功後中華民國由國民黨以黨國方式統治。而共產黨亦繼續其革命(於國民黨眼中自然是叛亂),例如發起南昌暴動,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因而被國民黨政府圍剿 ,最後元氣大傷的共產黨被逼退至延安(二萬五千里長征)。其後因日本侵華以及發生西方事變,蔣介石不情願地再度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第二次國共合作)。 抗戰勝利後,國共爆發內戰,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取得大陸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黨國方式統治到現在(這就是為何這黨國的終身統治者毛澤東多次向來訪的日本人道謝的原因,因為若沒有日本侵華,共產黨就不能休養生息,於內戰一舉擊敗國民黨 ),國民黨退至台灣,以黨國方式統治到蔣經國(蔣介石之子)逝世,於1996年實行民主選舉,在對岸武力威嚇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順利當選,從此由國民黨和民進黨輪流執政。

再回到孫中山,孫中山如果不是於1925年病逝,會否有後來的蔣介石血腥清黨?孫中山對共產黨的大力發展內心又有何看法,會否也感到不安?面對國共的矛盾,他如何取捨?他晚年又有多大程度受其親共產黨的夫人宋慶齡影響?無論如何,對孫中山個人來說,可能是「死得其時」,不但成為國民黨專稱的「國父」,亦有共產黨聲稱為其「最忠實的繼承者」。

但孫中山畢竟是民國和國民黨的始創人之一,在台灣,在香港,人們紀念他或慶祝雙十的情懷自然有別於共產黨之慶祝辛亥革命(1950至70年代,每逢雙十香港各區都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與十一數量遠為少的五星紅旗陣「雙互輝映」,踏入1980年代的後過渡期,國民黨在香港民間的影響力息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不再)。但無論如何,在香港會慶祝雙十的人,都不會想到台獨,因為他們始終認同中華民國和三民主義,自命中國人(灰記已故的父親是國民黨忠實支持者,生前每年都參加雙十晚宴,至死都以中國人自居,反共也反台獨),這一點稍有歴史知識和思考能力的人都會這樣認為。無他,現在的台獨人士不單只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也不認同中華民國,否則就不會希望建立「台灣共和國」。在台獨人士心中,雙十不是他們的國慶,而是壓迫的象徵,在他們心中,台灣民主化之前,是外來蔣介石政權對台灣人的獨裁高壓統治,在此順帶一提,日治時期,台灣也有人追求獨立,並且得到國共兩黨的聲援,支持他們爭取台灣獨立。台灣人經過幾十年的抗爭,繼承父業的獨裁者蔣經國臨終前願意向台灣人作出妥協,解除戒嚴和報禁黨禁,台灣人不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而是比較和平順利地進行政治改革/民主化,並保留中華民國的「道統」,國民黨亦得以繼續與反對派組成的民進黨競爭政權,雙十仍然是兩黨遵奉的國慶日,台北的總統府內仍掛有連共產黨也要尊崇的孫中山遺像,當然,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是基於政治現實,而願意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

如果說三民主義最終是實現民主自由和均富,現在的台灣至少實現了民主自由,但聲稱孫中山「忠實繼承者」的共產黨,仍然實行黨國統治,有些地方可能比兩蔣時代更不如,例如兩蔣時黨外人士仍可參與縣、市、鄉等首長和議會選舉,當然國民黨全面操控選舉,也常有大規模買票、造票的事情,但仍不能完全杜絕黨外人士當選,特別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的1980年代,因為民心所向,黨外人士當選的也不少。相反,中國大陸雖云開放縣、市、村一級的人大代表,村長等選舉,但任何選舉,若非共產黨屬意的人,不可能參選和當選。即使成功報名,官方都會用盡種種方法,包括剝奪人身自由,逼令非官方屬意的人退選,偶有例外如烏坎村,民選的村長不是被收編就是被整肅,無一倖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原本享有部分自由選舉,現在變成了特區政權以剝奪資格的方式,令只有政權認可人士才可參選,官方稱此為完善選舉制度,實際是與黨國制趨同的民主倒退。因此,現在習近平以「一國兩制」統一台灣的喊話,原本對台灣已沒有吸引力,這兩年「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變化,相信更令台灣人疏離,國民黨儘管窩囊,在台灣人民督促下,有機會上台也不至會接受這種統一叫陣。

現在很多評論都預期習近平會在其任內不惜向台灣動武,以達「統一 」大業。倘兩岸發生戰爭,都非台灣人和大陸人,以至香港人之福。因為戰爭一定會生靈塗炭,很多無辜平民死傷和流離失所,特別現代武器精準而殺傷力強。而灰記也想象戰火下,台北總統府那幅共產黨也尊崇的孫中山遺像被焚毀的景象,並會疑問,為何逐步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所推崇的民主自由的台灣,會被其「最忠實的繼承者」武力攻擊,捍衛和享受著民主自由的台灣人,為何要承受來自對岸「同胞」的無情戰火?

自由的幻影 人間的清白

沒有人知道被告欄裏的她在想什麼,也不知道差不多幾乎坐滿了細小法庭的旁聽者於她有何意義。大抵旁聽者相信,對這兩年無數被政權審判的人來說,多幾個同情者出現,總好過在冷清清的法庭獨自面對審判。至少沒有那麼淒涼吧!

這兩年香港的急速變化也不用灰記多說,除了無止境的「秋後算帳」,一個又一個知名和不知名的示威/抗爭者被送上法庭。仍然行動自由的,亦有人憂慮幾時「帳」會算到自己頭上,雖然清楚明白自己所作的,都是《基本法》和《人權法》所保障的行為,如發表言論、集會結社等,在政權「文攻武嚇」下,一個又一個市民熟悉和新興的民間組織相繼被逼自行解散,有的資產被凍結(《蘋果日報》、支聯會),會址被查封(支聯會六四紀念館),以至公司被申請清盤(壹傳媒),宛如抄家,亦有網站(「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被封鎖,要如大陸般翻牆才能看到。公民社會說好聽是「化整為零」,說不好聽是「體無完膚」,以往視如空氣的自由空間變得愈來愈稀薄。當然,倘若你是政權的啦啦隊,便繼續享有「恩賜」的言論結社自由。

選擇離開的人最典型的一句話就是「可以呼吸自由空氣」,要對應這句話的話,就是留下來的人在「見證自由空氣的消失」,畢竟這「消失中的自由空氣」是無數離去和留下來的人共同呼吸過。畢竟在外國如何自由也好,與呼吸那曾經的,「消失中的自由空氣」並不是同一回事。到法院旁聽是其中的見證,見證一個又一個抗爭者/異見者被送進監獄,而且刑期愈來愈長。偶有抗爭者/異見者獲判無罪釋放,旁聽者心情之興奮不下於獲判無罪者,大抵她/他們在見證自由空氣的消失的同時,也盼望自由空氣多停留一會,或多呼吸一下所剩不多的自由空氣,即使這是個幻影。

公開審訊是幻影吧,但此刻感覺真實。你提早一個多小時,法院早有安排,幾位中年婦女更早到場,然後陸陸續續有人到場排隊,年輕人比例開始增加。由於案件的被告並非出名的異議/抗爭者,沒有大批警員圍封法院外通道,沒有大批記者守候和長長的輪候旁聽人龍。大概過了半小時,法院保安開始派發「公眾席入庭票」,然後大家自由活動,到時到候拿著票入庭聽審。時候差不多,你去到指定的法庭,保安/職員如常的執行職務,態度友善,填妥了「防疫」所需資料,便可進入法庭。你只要遵守法庭秩序,仍享有公眾人士的一切自由,一些市民和記者曾在法庭外被警察截查,這是今時今日最低限度能承擔的風險,一般而言,截查完畢便放行。這些自由你以往並不特別希罕,因為你並非法庭記者或對法律有什麼特別興趣,兩年前你甚至未曾踏足過法庭,但此刻你了解聽審的自由必須好好掌握,你知道已有一些人過去兩年每日不辭勞苦去行使這自由,視這自由為責任。

去見證自由的消失,看著犯人欄的她或他被判有罪,被判收監,向她或他大呼「撐住呀」、「支持你呀」,想起了近日很多人談論的卡繆名著《薛西弗斯神話》,重點不在於不斷推石頭上山比大清早到法庭旁聽辛苦得多,重點是這個是否純粹的個人「修練」。旁聽者希望與被審判者有所聯繫,希望陪伴被審判者 ,即使只是短暫的一兩小時。這種聯繫,這種陪伴,也包括其他更「深」的聯繫與陪伴,如寫信給在囚者、探訪被覊押者,是不少留下來的人可以找到的意義。不能讓他/她們孤獨地接受審判,正如不能讓自由空氣無聲無色、不明不白地消失,所謂見證歷史不就是那麼一回事,所謂歷史不就是大家的共同經歷!

說到見證自由空氣的消失,意義不只於聯繫、陪伴即將失去和已失去自由的人,還在於見證自由空氣消失的過程與場域。法庭內隨意檢控的案件激增,國安法下,終審法院帶頭放棄堅持無罪推斷和維護人身自由的「普通法原則」,法官大多側重權力和秩序的維持,不管是否合理和合乎比例。長篇大論,熱心地為權力辯獲的法官亦大不乏人,同時亦好政治和道德審判被告,動不動就把衝擊秩序者說成十惡不赦的「恐怖分子」或「心腸歹毒」。聽到如此偏頗的判詞,不少見證者只能搖頭,最多乾咳幾聲抗議,因為法官在前面、法庭人員和便衣警察在虎視耽耽,再作出更激烈的反應隨時被控蔑視法庭。若你身處視像庭,你自由度可能會大一些,有人會發出不滿的聲音,「有冇搞錯」、「都唔知佢講乜」⋯⋯雖然這些不滿聲音法官和受審者都聽不到。那些充滿義憤的法庭常客,還有獨立和網媒記者,不辭勞苦、日復日的見證差不多一定被定罪的審判,不正集體踐行「薛西弗斯精神」嗎?

到法庭旁聽,包括記者報道的自由暫時無缺,也還沒有急於交心的香港掌權者說三道四,說旁聽者被人主使、煽動,或一大群人旁聽是有預謀有組織的「危害國家」活動。寫信給在囚/被羈押者,探訪他/她們,捐贈物資給他/她們,這些完全合法的活動,卻被那急於表現的某鄧姓局長說成製造壟斷和特權,藉分享朱古力等物質企圖影響其他在囚者,從而有組織地擴大影響力,從而借機在監獄鬧事,從而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其實所謂壟斷和特權,都是懲教署容許帶給在囚者的物資,這些指定牌子和型號的物資,由牙膏牙刷、洗頭水、沐浴露,以至小食如朱古力豆和魷魚絲等,數量也嚴加限制。正正因為是限定某個牌子,某個型號,所以要搜羅這些物資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再加上兩年來被囚抗爭/示威者眾多,因此有心的團體、區議員願意幫忙張羅和接收熱心市民捐贈的物資,再分發給有需要的探監者,完全是出於好心的公益活動,如今卻被說成壟斷物資。而灰記若無記錯,曾看到有在囚者反映在監獄裡分享物資不被容許,由於不能與囚友分享,因此也回絕任何額外的物資。另有人在Facebook分享鄒幸彤消息,指她因為分了數個郵票給幾個並非抗爭者的囚友,監獄人員得知後將她囚於「水飯房」(即單獨囚禁)以示懲罸。看來監獄並不容許分享物資,某局長似乎連事實也弄不清楚,或故意歪曲事實。至於說寫信影響在囚者的思想,也是天方夜譚,因為一般而言,每封信都會經懲教署職員檢查,有心團體都會提醒寫信人不要寫敏感或政治內容,如果說寫幾句勵志說話也被視為影響在囚者思想的陰謀,那麼不如索性禁止人類溝通,但相信最極權的制度也難完全禁絕人類的溝通。而所謂鬧事,很多時「見仁見智」,監獄很多規矩不一定合理,例如炎熱的夏天仍規定女性在囚者穿厚長褲,男性則可穿短褲,完全不合理的安排,也涉嫌性別歧視。在囚者集體對不合理的規矩表達一下不滿就是鬧事?在囚者果真一點人權也沒有?

不過,無論某局長的有關說話如何誇張荒謬,如今自由空氣正在消失的香港,一些爭取囚權(也有幫忙搜羅和分發物資)的團體如石牆花,也視之為警號,未幾主動解散,希望避免官非。另一有幫忙搜羅和分發物資的賢學思政,其主要成員更被國安警察以「煽動罪」檢控,組織也被逼解散。然而,作為在囚者的朋友,通信和探監的自由仍在,某局長的威嚇相信不會令通信、探監和贈送物資活動就此消失。

是的,就是大家曾共同呼吸過自由的空氣,因此不能讓它就此無聲無色、不明不白地消失。想起最近再度被羈押的鄒幸彤於獄中以詩明志: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鄒幸彤一往無前的犧牲精神固然並非一般人能做到,但在剩下每分每寸的空間作見證,讓歷史留個清白,卻是留下來的人起碼能做到的事。

 

國安香港,自由與恐怖

 

「國安化」的香港急速變形走樣,以往港人熟悉的很多制度、事物皆出現劇變,令人沮喪、憤怒,以至無語的消息不曾中斷,由選舉制度和機制的嚴重倒退(官方心目中的完善選舉制度),本已不算民主的政制,代表性和認受性大幅萎縮,官方強逼區議員宣誓,並威脅被取消資格者要「償還」議員津貼,以至大批區議員主動離職、流亡,到敢言的報章受打壓至不能運作,宣告停刊,傳媒的創辦人/老闆長期被關押,連帶多名高層員工也被拘押,再到其中兩句最多示威者曾叫喊的口號,被法庭判定違反《國安法》,展示者被判重刑。還有主辦閱讀兒童繪本親子活動的語言治療師總工會,其5名理事會成員被國安處警察拘捕,主席黎雯齡及副主席楊逸意被落案控以「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及/或複製煽動刊物」,不准保釋。

最近,不堪來自北京和港府的威嚇,香港具代表性的民間組織一個又一個的自行解散,短短兩星期,最大的教師組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專門舉辦合法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相繼宣告解散,然後支援被捕抗爭者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亦宣告有秩序地於十月停止運作。此外,職工盟、支聯會、記者協會和社工總工會亦備受壓力,據聞支聯會日內會商討是否繼續運作,不排除往後有更多組織走進歷史。即使忍痛停止運作,官方仍不停恐嚇,說停止運作也不能逃避刑責。究竟一直與政府和各中小學常有合作的教協,年年與警方就遊行作商討的民陣,以至其他合法註冊的勞工和政治團體,一向都是做著官方眼皮下合法的事情(一些成員以個人名義實行公民抗命而受刑罰當別論),為何忽然變成要取締的非法組織。還有離譜的是,一向親權力佔多數的律師會理事會,因為多了所謂開明派參加8月24日的選舉,特首林鄭竟公然威脅稱不能政治凌駕專業,否則停止政府與律師會的合作,如此赤祼祼的干涉一個專業組織的內部選舉,究竟是誰政治凌駕專業?果然開明派其中一名參選人羅彰南稱考慮個人及家人安全而退選,據稱他曾受恐嚇。

以上種種,不禁令人想起中共掌控大陸時所推出的「鎮反」和「三反五反」運動,羅織罪名,將人分類,黑五類成「階級敵人」,成了「賤民」,要鬥垮鬥臭,輕則勞動改造,重則肉體消滅,目的就是「改造社會」(中共外圍組織民建聯去年不是也提出「變革香港」嗎?),如今香港你是民主派/本土派,你是黃絲就是如黑五類的「敵人」、「賤民」(當然今日全黨「走資」的中國不會再提階級二字,對付異己也較文明,未至大規模肉體消滅),參加東奧的香港首席羽毛球手伍家朗只是穿了沒有區徽的黑色球衣(背後其實有Hong Kong China字樣),便被香港「左派」批鬥。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說中了「左派」中人的心聲,黑色在香港的環境下有所指涉,曾在反修例運動盛行的黑色衣著,現在運動員穿的話,在「左派」(不知官方是否也抱同一心態)眼中就是「別有用心」。只是不同中共當年可以禁止人民穿代表「剝削階級」的西服或唐裝、旗袍,或人民為免受批判而不再穿這類衣服,一律穿藍、灰的「解放裝」,現在好歹香港還有「一國兩制」,不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這個門面,他們沒法明言黑色代表「黑暴」,然後像大陸的小粉紅般進行大批鬥,所以執著是否有區徽來大造文章。往後「左派」以至官方這種「敵我」觀會否愈演愈烈,不敢想像。

當很多人還未及消化這些消息,國安處警察又拘捕了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郭永皓、評議會主席張敬生、前文學院學生會代表容頌禧及前李國賢堂學生會代表杜林丞亨等4名學生。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於記者會稱,被捕學生涉嫌觸犯《國安法》第27條「宣揚恐怖主義」。看到這個消息,灰記第一個感覺就是官方真的與青年學生有仇,非要把他們「置諸死地」不可。學生的「罪」就是於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向七一刺警案兇手梁健輝哀悼和致謝(梁刺警後自殺身亡),儘管學生會後來收回致謝悼文,向公眾道歉並集體請辭。究竟七一刺警案是否一宗「恐怖主義襲擊」,由於行兇者梁健輝已死,官方無從透過法庭將梁定性為「恐怖分子」,只是出口術把梁的行動形容為「孤狼式恐襲」。

不過,恐襲也好,恐怖主義也罷,聯合國都希望各國有清晰和完整的定義,以免過於糢糊或過度延展而容易被用以打壓 政治反對派,以至工會、捍衞人權的民間組織。雖然暫時做不到全球統一定義,但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出版的報告《人權、恐怖主義和反恐》Human Rights,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比較有共識的恐怖主義定義為:「蓄意殺害或嚴重傷害他人、脅持人質,包括平民;目的是在公眾、一群人或特定的一些人,製造恐慌;脅逼人民、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不採取某行動。」

而《國安法》第二十四條定義的恐怖主義則是「為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組織、策劃、實施、 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以下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正如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案發後接受電台訪問時稱, 《國安法》所提的恐怖活動,「需要涉及嚴重暴力行為、脅逼中央與特區政府、威嚇公眾實現政治主張,但現階段仍未清楚事件性質,不能將任何一宗襲警案等同恐怖活動」。

傳媒報道,梁健輝留有遺書,提及對社會的不滿,包括認為警方「包庇罪犯」、沒受到制衡,批評警方的「暴行」,又認為《國安法》實施後「無晒自由」。這些不滿和批評,不能算是政治主張,也看不出是一種脅逼他人的訊息。事實上,梁的心聲與不少港人一樣(這恐怕也是不少市民到案發現場悼念他的原因),也並非如警方發言人所指,受「虛假資訊」誤導,因為警方「包庇罪犯」確是事實,721元朗白衣人在警方刻意缺席下作無差別襲擊就是一例(如此嚴重事件警方也沒有列作恐怖襲擊),警方執法時對示威者濫暴亦是有目共睹,濫發催彈彈、催煙,濫射各類子彈,虐打示威者和市民等,在反修例運動期間都是常有的事,這亦是很多市民仇視警察的根本原因。而不同於特首林鄭的「認知」,很多市民都感受到《國安法》實施後以往所享有的各種自由已非理所當然。正如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副總監陳祖為指出,反修例運動至今的民怨如一場洪水,政府卻從未疏導,「只用一道牆、一個蓋壓下」,市民沒有辦法釋放憤怒。陳又表示,高壓政策並非長治久安的有效方法,香港一直是自由城市,政府突然以高壓手段管治,只會短暫成功,「自由城市的人嘗試過自由滋味,是不會忘記的」。

當然,「國安化」後的香港官員只會更聽命於北京,民怨民憤都是「別有用心」的人煽動,所有異議聲音都是充滿陰謀,學者的發言,都作如是觀。陳文敏教授也譴責暴力,只是質疑警方倉卒定性刺警案為「恐怖襲擊」的做法,以及不同意警方將市民自發悼念梁健輝的舉動,「上綱上線」地說成「宣揚恐怖主義」,他認為悼念可以出於同情,可以出於不滿政府,若將任何相關行為均視為違法,只會加深市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陳文敏如此溫和合理的說法,隨即被時任警務處長,現貴為保安局長的鄧炳強兩度不點名批評,先是指他「縱暴」,後更冠以「千古罪人」之名,指控不可謂不嚴重。按現在官方和警方的「國安邏輯」,陳祖為教授也可能被視為「為恐怖主義辯護」,而那些到現場悼念而被警察抄下身份證的市民,警方不是曾經指控他們的行為有可能涉及「宣揚恐怖主義」,這些市民會否被「秋後算帳」?!總之,現在整個社會就是瀰漫自由迅速蒸發的恐怖氣氛。

被拘捕的四名學生落案後,其中三人不准保釋,容頌禧獲保釋後控方要求覆核,等候覆核期間他亦須還押,又是「未審先坐監」。《國安法》雖然訂明《基本法》、人權法等繼續適用,但在《國安法》面前,香港的小憲法和人權法都像矮了一截,不但言論自由萎縮,一旦成為《國安法》被告,無罪推斷等的人權保障對被告人基本已不適用。

而反恐或執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也不能違反各種人權公約,這是聯合國那份《人權、恐怖主義和反恐》報告所反覆強調,而且也提及要分開處理煽動進行恐怖活動和宣揚恐怖主義。文件指公開挑動別人進行恐怖活動涉及三個元素:第一,公開轉播訊息;第二,轉播訊息者必須有意圖煽動恐怖主義;第三點,亦即是最重要一點,就是有客觀的危險,該人的行為會煽動恐怖主義,例如有危險引起干犯該類罪行。最後的元素將煽動恐怖主義和美化/宣揚恐怖主義分開,煽動恐怖主義必須是有意圖。

對於有愈來愈多國家禁制宣揚恐怖主義/為恐怖主義辯護,報告表達了關注:「所發表的言論未至於煽動恐怖活動,但讚揚已發生的恐怖活動,雖然此類言論傷害一些人以至社會的感情,特別是受害人的親人,但重要的是,不能隨便以糢糊及範圍不確定的罪名,例如美化或宣揚恐怖主義以限制表達自由」。換言之,即使梁健輝七一當晚實行的是恐怖活動(相信很多香港人,包括法律界人士都不會同意,更不會同意香港受到什麼恐怖主義或什麼分裂勢力的威脅),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所通過的悼念議案,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眼中,也許會傷害一些人的感情(港大學生亦為議案內容嚴重不當致歉),但並非需要用公權力禁制的言論。一群人權專家的聯合聲明指:「煽動必須被理解為真接呼籲參與恐怖活動,意圖宣揚恐怖主義,而這個呼籲很可能直接引起更多恐怖活動」。

當然,對香港官方而言,雖然中國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但聯合國人權專家說什麼不重要,正如港府定期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的報告都是隱惡揚善,掩飾香港愈來愈惡劣的人權狀況,不會認真回答聯合國專家的提問,更莫說履行聯合國專家提出的建議 ,香港很多曾到聯合國遊說的人權/民間組織代表都曾領教過香港官員如何「忽悠」聯合國專家。既然,西方很多國家都對美化或為恐怖主義辯解刑事化,既然《國安法》第二十七條有「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的條文作為法律武器,為何不「善用」此武器來「表忠」! 

此一對官方求之不得的法律武器,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前亦以法國為例,指其反恐法也有Apologie du terrorisme 為恐怖主義辯護罪,可判處五年監禁。如果犯罪行為是透過互聯網作出,則可判處七年監禁。有漫畫家於紐約911恐襲後在周刊發布了一幅戲仿漫畫,被法國當局控以為恐怖主義辯護罪,被法院裁定罪名成立。

不過,評論人馮睎乾已指出,鄭若驊沒有提到的是,該漫畫家和周刊負責人的刑罰是各罰款1500歐元,並須自費在雜誌和另外兩份報紙上,完整公佈判決結果,以及支付訟費。另外馮亦提到另一較新近期的案例,2019年紐西蘭基督城發生對清真寺的恐襲,導致 51 死,49 傷。事後法國布列塔尼區議員布萊恩 (Catherine Blein) 在推特說:「在新西蘭殺人:以眼還眼……」,被控以為恐怖主義辯護罪,罪成判罰1500歐元,三年不得參選。

為何罸款了事,而不是剝奪人身自由,大概當地法庭也有考慮聯合國人權專家及其他人權組織的嚴重關注:將宣揚恐怖主義,為恐怖主義辯護,非直接煽動等刑事化對言論自由的衝擊。怎樣說也好,雖然一些西方國家受恐怖主義威脅遠比香港嚴重,畢竟是成熟的民主社會,人權意識較高,還是有機制令行政當局不能以反恐之名,恣意打壓人權。法庭雖不能干涉立法,審案時也不能不顧法律條文,但在量刑時可多考慮對人權的保障。

《國安法》第二十七條的刑罸為「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 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香港的法庭審案時,會否充分考慮《基本法》、國際人權公約等港人權利的保障,會否充分考慮聯合國人權專家對反恐法例的意見,會否如歐洲的法庭「從輕發落」,不容樂觀。「國安化」的香港,不但官方積極利用新舊法律武器對付抗爭、異議人士,很多法官都好像忘記了香港市民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等受到憲法保障,例如若未經批准集會、集結罪成,以往都只會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現在是判刑幾個月以至超過一年,以往罕有以言入罪,現在高舉兩句可作不同解釋的「光時」口號,駕電單車駛向警察封鎖線,便被國安法官裁定煽動分裂和恐怖活動成立,被告唐英傑兩罪合共重判九年監禁。

對法庭只看到國安而看不見自由,早前被拘押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還押期間寫了對唐英傑案裁決的意見。鄒本身是大律師,她因涉嫌在網上及報章撰文呼籲巿民參與今年六四集會,分別於六四及七一前夕被捕,被控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早前被拒絕保釋,後上訴至高院獲准保釋。

「當全世界都在關注此案對言論自由的影響,言論自由這幾個字,竟然未有在判辭中出現,更遑論任何關於定罪準則會否不合比例地限制了言論自由的討論。會否忽略憲法保障,從而可能違憲?」鄒對此案裁決有重大的質疑。有興趣者可打開此連結閱讀:

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10813/s00012/1628793144651/鄒幸彤-失蹤了的言論自由──論《國安法》第一案判辭。

灰記想在此多引述鄒文其中兩段:「『光時』口號,即使按照法庭的解讀,頂多就是可以被理解為支持香港獨立的一種立場表述。單是同情香港獨立,和具體採取分裂國家的行為,中間的差別可不止毫釐。國安法第20條所定義的分裂國家罪,所定性為犯罪的是具體的『行為』,不是分裂國家的思想。刑法只審判行為,不審判思想,而煽動要構成犯罪,必須指向具體的犯罪行為(Actus reus)。即使唐英傑的行為真的令到更多人同情港獨立場,他亦並未煽動他們進行任何違法行為。法庭如此裁定,有將分裂國家罪空泛化為思想犯罪的危險。

「綜觀整份判辭,其實另一個消失了的討論是『國家安全』。唐英傑的行為如何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程度?國家安全到底是什麼?什麼情况下才能使用這個概念?如何才會『危害』得到?國家安全跟公共安全(public order)的界線如何劃分?動輒以國家安全之名懲罰個人表達,會否將國家安全擴大得過分寬泛,以致全無意義?法庭對國家安全的理解,又是否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等國際標準?如有偏離,理據(justification)為何?」

鄒幸彤期望未來唐英傑上訴時,上級法庭可以澄清她在文中的多個疑問。但相信她自己也不期望,在「國安化」的香港,上級法庭可以給予令人滿意的答案。可預期的是,在國安等於共產黨政權安全下,特區官方會繼續將國安、反恐以至公安法例等無限演譯,以達至「肢解」公民社會,箝制每個市民的目的,法庭亦多會「國安行先」,為行政當局的政治打壓背書,即謂「三權合作」。當然,即使如此,離與中國大陸黨領導一切,法庭判案完全聽命黨仍有一段距離,否則就不會有些抗爭案件被告獲判無罪,因為「一國兩制」,不實行「社會主義」這個門面仍有需要。但香港進入威權/專制,所謂白色恐怖的狀態則沒有懸念,這種狀態很多地方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有些地方經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終於建立起較民主自由的制度,如韓國、台灣,更多地方人民仍然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但官方要完全壓止反對聲音亦不容易。面對「國安化」的巨變,面對可能長時間的威權/專制統治,香港人如何自處?反抗、逃跑、認命……,沒有一部指南可清楚告訴香港人如何做。還是借用反修例運動盛行的口號「兄弟(姊妹)爬山,各自努力」,相信仍然不忘初心、不忘自由滋味的人,面對公權力肆虐的恐怖,一定會找到力量和自處之道。

被禁制的「人民的呼聲」與不能逃避的「自由」

自我審查似成了今年的流行詞,最新例子是以往經常出版諷刺政府及時弊書籍的書商,「國安法」下因為害怕被舉報,今年書展不再擺放政治敏感書籍。但與此同時,康城電影節日前「突擊」於影展閉幕前播映了一齣港產紀錄片《時代革命》,創作者是曾執導《十年 自焚者》和《幻愛》的周冠威。

周冠威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指,影片是「國安法」實施前拍攝,片名亦是「國法安」實施前改的,曾想過改名及刪走片中的反修例口號(與片名相關的反修例口號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最終決定不猜度「紅線」,不左閃右避。周又稱自己沒想過離開香港,留下是個人自由選擇,明白不少人替他擔心或觸犯「國安法」,有心理準備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事。因為他和太太有宗教信仰,可以支撐他們面對一切不明朗。

是的,拍攝影片記錄歷史,香港社會曾幾何時最正常不過的活動,「國安法」下則變成有被捕判刑風險的高危活動。因此留在香港的周冠威願意以真面目示人,接受訪問,需要一定的勇氣。

周冠威接受訪問時指影片版權已賣給外國片商,影片暫不會在香港放映,但會想辦法讓最多人能看到,希望香港人耐心等候。相信很多曾參與這場運動的人,無論出於何種心情,都會期待看到電影。2019年已在眾多香港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而與它相關的事,由它衍生的事幾乎正在天天發生。例如影片很可能會出現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官方由去年七月開始禁制的口號和旗幟,近幾星期又成了城中的討論熱點。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兩句2019年下半年幾乎天天有人呼喊,估計數以十萬計港人曾喊過,差不多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樣,成了「人民的呼聲」的抗爭口號,經過一年的禁制和滅聲,近幾星期再次引起注意。原因是法庭六月底開始審理首宗涉及「國安法」的案件:去年七月一日唐英傑駕電單車高舉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的黑旗,撞向警察,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罪」、「恐怖活動罪」,控辯雙方都有專家證人上庭作供,就此一「人民的呼聲」是否港獨口號,接受控辯雙方律師及法官提問。而正正因為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正在還押的被告還可以與家屬和自己聘任的律師會面,審訊時控辯雙方代表律師和專家證人在法庭上的互動,專家們的意見,記者都可以作出整理和發布,因此,無論民主派和親權力派的傳媒都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在此特別感謝一些記者詳細將庭上的討論過程詳細記錄),也不會被警察上門拘捕(大家還記得六月有市民在家中晾衣架懸掛「光時」標語,被警察上門以涉嫌發表煽動性文字將其拘捕嗎)。而看看擁有「社會主義優越制度」的中國大陸,觸犯此類刑法的被告連被家屬探訪,自主聘請律師的權利都被剝奪,被聘的律師官方勸退不了就迫害,吊銷律師牌照甚或拘捕判刑都有,拘留和審訊完全黑箱作業,一個人一旦牽涉這類敏感罪名,就像從社會消失,長時間「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但香港何時連「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新聞和言論自由都消失?天曉得!

代表控方,即是政府的專家證人,嶺南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主張這兩句口號等同鼓吹港獨和分裂,因為「自古以來」革命就是推翻政權,改朝換代的意思,光復就是恢復、取回的意思。正所謂語言隨時代和人的應用而改變意義或出現多重意義,劉教授刻板的闡釋自然引起外界的批評。 特別革命一詞,㡬乎任何層面,藝術、文化、科學、教育……都已用上革命一詞,革命不再是政權更替,而是推陳出新、創舉的意思,這是一般人的常識。正如兩位辯方專家證人,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和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所言,將「光時」解作推翻現行制度和港獨是眾多解釋之一,也不比其他解釋更具權威。

灰記作為十萬計曾參與「反送中」示威集會,並呼喊過「光時」口號的其中一名市民, 絕對有資格就「光時」是否等同港獨發言。有看過這博客的人都知道,灰記並不認同某些「激進」本土派的政見,對港獨亦沒有興趣,所以幾年前當梁天琦提出這口號時,灰記其實相當抗拒。即使到了2019年抗爭運動較早階段,示威者再呼喊「光時」的時候,灰記仍然保持沉默,只響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重組警隊,刻不容緩」。但不知怎地,當這場「和勇不分」的全民運動「曠日持久」,也許受到市民所表現的那種大團結精神所撼動,再加上梁天琦為自己的政治主張甘願坐牢,這種承擔也讓人欽佩,灰記不再執著「光時」原意是否鼓吹港獨,只覺得它是「人民的呼聲」,因而也跟著大隊呼喊。事實上很多泛民、「左膠」、支聯會成員,希望「回復」港人心中「一國兩制」的市民都呼喊這口號,顯示「光時」的意義已變得十分開放,所以李立峯教授的研究所得,這口號的意義隨時間變得多元,十分符合現實。

本來如果真的只是學術辯論,無論「光時」是否具有港獨意思,這類討論的結果不會引來什麼嚴重後果,這亦是以往大家習以為常的言論、學術自由,討論港獨為何不屬言論、學術自由,呼喊港獨口號為何不是言論自由!偏偏今日學者要在法庭向控辯雙方代表及法官講解,結果亦影響深遠,正正因為言論自由受到「國安法」衝擊,而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原本屬於言論自由的學術討論/研究,變成影響眾多人命運的司法辯論。代表政府的控方邀請劉教授作「自古以來」和單一的論證,就是希望法庭將「光時」等同宣揚港獨,重判唐英傑,為以言入罪立下嚴厲案例;辯方邀請兩位李姓教授作開放式的解讀,李詠怡教授更反駁劉教授說,香港從來不是一個主權國,光復何來有奪回主權之意,論證「光時」與港獨意義分離,希望減少被告獲罪機會。

雖然兩位李姓教授論點似比劉教授更具說明力,但法庭會如何判決首宗「國安法」案件,灰記未感樂觀。蓋自「國安法」實施後,終審法院以至很多法官都主動放棄普通法,或曰現代法治原則,涉及「國安法」案件未審先還押彷彿成了慣例,此案被告唐英傑已被拘押超過一年,其他涉及抗爭的案件也有不少被告不獲保釋,變成未審先坐牢,以往無罪推斷的原則在此類案件逐步消失 。獲委派審訊「國安法」案件的法官,所謂國安法官,會否心領神會「國安法」精神,審案時考慮「國情」多於人權(實際上「國安法」已凌駕基本法和人權法),向竭力維護黨國安全的大陸法庭「學習」,以求自保,甚至期望獲得「上位」機會?在香港「新秩序」下,社會各個部門的管理者/掌權者,「識時務者」佔多數,法官恐怕也不例外。

在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下,法官對良心犯、政治犯判以重刑,都會以法律條文自我解釋一番,既然多了一個可置人於「死地」的「國安法」,再加上殖民公安惡法「復活」,他/她們很多也就樂於「照本宣科」,管它什麼現代法治精神和人權觀念。至於理論上鑽研學問,傳授知識的大學教授,何以有截然不同的選擇?劉智鵬副校長不會不知道這並非純粹學術討論,他的作證會嚴重影響被告的前途,甚至一生,對言論自由也是一大衝擊。他對光復和革命極為單一的解釋,於學術上其實也站不住腳,見諸李詠怡教授的反駁,亦不符合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現實,見諸李立峯教授的研究。劉教授是真的疾「獨」如仇,「愛國情懷」氾濫,以至掩蓋了一個學者所應持的理性、開放和客觀,還是在「新秩序」下,與其他「識時務者」一樣,為權力效命!

觀乎很多握有最高行政權力的大學(以至中、小學)管理層,在「新秩序」下好像忘了學術和言論自由是開放社會的基石,也好像忘記教育是啟發而非壓制,是愛護學生而非視學生(即使不聽話)為仇敵、陌路人。青年學生反叛、不聽話其實十分正常,亦是社會的活力所在,否則年紀輕輕便因循聽話,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這不都是簡單的道理嗎?然而,幾所最高學府,包括中大和港大,為求自保也好,主動討好當權者也好,因為很多學生,包括學生會成員是反修例的積極參與者,於是與由學生選出的學生會割席,不代收會費,企圖令學生自治組織因為沒錢運作而停頓。 港大學生會評議最近曾發表向七一襲警者梁健輝致謝的悼文,後在政治壓力下收回聲明致歉,學生會並集體請辭,承擔責任。但校方竟然收回學生會大樓的使用權以作懲罰,還讓警察入校搜查,外人看在眼內,就是校方配合政權收拾不聽話的學生,完全不顧作為教育工作者應有的「風範」。劉智鵬教授與政權的法律代表合作,或者開拓了一條校外獻媚之道吧。

至於願意接受辯方邀請作專家證人的兩位李教授,其實相當難得。今時今日雖云還有「法治」面紗,但以言入罪的陰霾濃罩,特別在庭上多番引述其反修例運動研究的李立峯教授,會否有朝一日被官方視為言論與「國安法」有所抵觸?不是嗎,法律學者陳文敏於七一襲警案後指,警方未調查清楚前不能隨便將案件列為恐怖主義襲擊,警方將市民悼念行為扯上煽動/鼓吹仇恨和煽動恐怖襲擊是上綱上線,警方不能將法律無限延伸等,這些於有獨立思考的人是十分溫和理性的話,卻被新任保安局長鄧炳強不點名抨擊,指他「縱暴」,還用上「千古罪人」這種嚴重指控。尤記得「千古罪人」是當年港澳辦主任魯平辱罵搞政改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用詞,「肥彭」是英國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官員,中方罵還罵,還不能對他怎樣。但現在一個手無寸鐵的本地學者,今日只是沒有被點名,他朝若被主管保安事務的官員或其他掌權者點名批判,執法部門會否「識做」,起碼把他抓到警署問話一番?這些都是現在做著「正常」事情的人不能預計的。

言猶在耳,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也不甘後人,要表示「有為」,除了聲稱循「宣揚恐怖主義」方向調查港大學生會,還嚇唬市民,說不排除調查曾於七一悲劇現場悼念和向梁健輝致謝的市民,包括搜屋。這種官員不懂克制,不再尊重人民權利,要表現戰鬥格的白色恐怖,就是大家要面對的「新秩序」。而官方律人嚴,律己寛的作風,例如近日「犯聚三人組」的官商豪華飯局,外界認為可能涉及高官違規以至違法行為,當局理應作出獨立調查,以釋公眾疑慮,但上至林鄭,下至鄧炳強都一致護短,說官員已道歉,事件到此為止;但對公眾並不違法的行為,如悼念梁健輝卻要窮追猛打,更增加市民對此「新秩序」的厭惡感。

但無論「新秩序」如何讓人戒懼,如何令人反感,也是大家要面對的政治現實,如何盡可能不扭曲自己「正常地」生活,都是大家要學習的「新課題」。而正如紀錄片《時代革命》作者周冠威所言,  不要自我設限,因為不知「紅線」在哪。也許有一段長時間大規模遊行集會,「光時」這類「人民的呼聲」要絕跡,但任何本著良心公義,本著香港還是「開放、自由」社會的舉動都只能繼續。在「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學術和言論自由未消失前,到法庭為被官方檢控的抗爭者/良心犯辯護、作證,支援被捕者、探望在囚者,社區互助以至繼續做認為應該做的學術研究、書寫、藝術創作,乃至如何「自主」生活消費等仍有可為,仍需賴以的寄託,無論專家學者、作者/記者、電影工作者、藝術創作者、商人小販、以至普通工薪階層,一定有事可為,亦有很多人正在實踐。這也許是選擇留下的人不能逃避的「自由」,或曰「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