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灰記幾乎每年都有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對支聯會的綱領或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除了覺得「平反」有點「封建」意味,以及「民運人士」可能要修改為「維權人士」外,其他都很積極,只是疑問何時才可以實現,我們這一代人是否能活到這一天。灰記必須再次強調,即使我對綱領/口號有這樣那樣的意見,都不會要求支聯會改綱領/口號才願參加六四悼念。灰記想像不了做人為何要那麼自大,更何況那些綱領/口號相當積極。

灰記覺得這些綱領積極,不因灰記是什麼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相反,灰記是執迷不悔的國際主義者。無論六四發生在北京還是在布拉格還是在拉各斯還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屠城的政權不應被追究責任嗎?專政的體制不應結束嗎?民主不應被建設嗎?只因為六四發生在中國,「建設民主中國」便變得刺耳?難道民主中國比專制中國對世界更危險?

除了這些獨派/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念念不忘要清算的綱領/口號,灰記反而更珍惜六四晚會讓人有靜思的機會,聽聽依然活在獨裁高壓下的內地抗爭者難得的聲音,如天安門母親,如堅持紀念六四的民運/維權人士等的聲音。看維園的上空,回望眼前這塊依然還有自由的土地,灰記真的不會只想著這塊香港人視為家的地方,而是牽掛著北方那些未死的人心,即使未必有勇氣與她/他們同行,也決不對她/他們的處境不聞不問。

當大會司儀提到2012年6月6日「被自殺」的李旺陽如何在監獄被折磨致殘廢時,灰記看到鄰近不少人用紙巾抹眼淚抹鼻涕,灰記也禁不住眼眶發紅。而當林耀強講述當年如何目睹工人被軍隊開槍射殺,北京學生和市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他,千叮萬噣他將中國發生的血腥屠殺公諸於世,他亦了解到這是他一生的責任時,很多人都感到十分觸動。這些情感的表現很能說明一切,不管是基於「同胞之愛」、「愛國之心」、「人道精神」、「國際主義」(現場也有不少外國人),到維園集會的人,很多很多都自覺不能與北面所發生的一切切割,特別六四在大陸從未停止過,切割等同背棄自己的責任。

因此,練乙錚所謂「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氣短集: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絕對代替不了這種「深刻」的情感。「我不是要前瞻香港的未來,至少在這晚,即使我要前瞻香港,也要把中港人民的命運結連,至少在這晚;我的心不但要與六四死難者,也要與現在中國的抗爭者在一起,至少在這晚。」

其實練先生要以「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代替支聯會的口號,相當不倫不類。首先,六四集會就是為了悼念六四死難者,無必要再特別喊此口號,悼念是莊嚴肅穆的,是沉靜的,很難想像幾萬人高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的畫面,好畸型囉!至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比「追究屠城責任」消極,為何要退卻?而且灰記懷疑這口號放在928雨傘紀念日會好些,因為當晚盛傳警察會開槍,解放軍會入城,很有「昨日北京,今日香港」的感覺。

練乙錚的文章要把港人的六四情感簡化為「恐共/仇共」,大玩「民主」與「集中」的文字遊戲,故意忽略反貪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任何一個訴求的實現都是衝擊中共一元化政體的缺口,然後執著於它是否一場民主運動,以顯示中國人「民智未開」,對香港並沒有啟蒙作用,港人的政治和感情寄託並沒有紮實的基礎,這種分析完全是迎合港人「醒目仔女」充滿自私自利計算的性格,目的也是迎合一些港獨/本土派(也是某種港式「醒目仔女」的典型)的「仇中」情緒,把港人僅有關注內地抗爭的紐帶切斷,把港人僅有超越只計算自己得失的珍貴情操消滅。但正如他的六四口號也不得不用「警惕中共血腥屠城」,流露港人與大陸人最終面對中共政權這一殘酷現實,只是大陸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嘗盡中共的苦頭,舉牌聲援香港雨傘運動也要坐牢幾年。如此顯而易見的「唇寒齒亡」情勢,練乙錚和他的信眾卻偏要選擇視而不見,「我地顧掂香港就得,大陸唔關我地事」。

諷剌的是,「河水不犯并水」是中共長期麻醉香港人的口號,並多次警告香港不能被用作「顛基」基地,皆因中共眼見當年港人出錢出力支援北京民運,而香港因為資訊和行動自由,很容易將「反動」訊息傳給內地,鼓動內地人的抗爭,威脅中共的統治,長期以來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光榮傳統,練乙錚和一眾港獨/本土派卻看成包袱,竟和中共心意相通,必除之而後快。只是,時移勢易,今日中共快要「兵臨城下」,把「一國兩制」極盡扭曲之際,港獨/本土派去高喊「切割、切割」、「中國唔關我事,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不是很思覺失調嗎?

其實要切割也罷,停止悼念六四也罷,香港現在還算是自由多元,練乙錚不是說過香港「天下三分,各有各做」嗎?港獨/本土派要與內地人切割,要與六四say good bye,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灰記也奉勸那些老餅不要介懷。但問題是他們的導師練乙錚硬要「革」支聯會的「命」,以迎合一些港獨/本土分子仇視中國人的狹隘本土情緒,甚至在一有關六四的論壇,要把這個民間團體與台灣的蔣經國政權相比,要支聯會學習蔣經國閞放黨禁的精神,容讓異見聲音,大家說奇怪不奇怪?蔣經國是台灣的獨裁者,當年對台灣人民掌生殺大權,支聯會根本不能與他相提並論。支聯會當然有很多不足之處,說他們不夠開放也可以,但二十多年來,很多人即使知道他們的不足(包括灰記),都支持他們每年搞六四集會,平日關注/支援中國內地的民運/維權人士,近年則加上六四紀念館。市民捐款給支聯會也是知道要搞作這些東西,只有一些無知的港獨/本土派學生才會高叫支聯會收了錢不知在做什麼。當然,支聯會可以做得更好,永遠都可以。但有哪一個團體不是?

那麼,練乙錚先生,你要支聯會開放給不同政治光譜包括港獨/本土團體,你要搞作什麼?要支聯會得閒搞個六四港獨論壇?其實近年冒起的一些自決派如香港眾志、朱凱迪、劉小麗等,連同社民連、人民力量等都是在與支聯會互相尊重的原則下,在維園集會「各取所需」,他們於晚會後遊行到中聯辦抗議就顯示與支聯會取態不同,但不是與大陸切割,而是聲討屠夫政權(當然都是香港暫時可以自由搞作的表態動作)。換言之,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當然不包括建制保皇黨)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也一樣可以合作,也不見得他們很熱衷要加入支聯會,改變支聯會。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還是那一句,香港暫時還是多元自由的社會,沒有人可以壟斷任何政治公共財,狂妄如梁振英也不可以,支聯會更加不可以。嘴巴是你的,手腳是你的,沒有人可以強逼你做或不做任何事。練先生如果還沒有忘記初衷,你為港獨/本土派的「勇武」抗爭推波助瀾,現在很多人面臨暴動罪的檢控,有些甚至已身陷囹圄,不少人感到迷失,充滿負面、恐懼情緒。灰記還要提醒一下閣下,去為這些「魚蛋革命」被檢控者奔走的還不是那些泛民律師,包括在六四集會發言的林耀強。那些港獨/本土派的頭面人物,包括閣下,有否關顧一下那些觸犯暴動罪的nobody呢?你有否想過繼續若無其事的當港獨/本土派的中間人,將皮球抛給支聯會,是很不負責任的懦夫行為嗎?

最後,灰記沒有興趣回應「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練乙錚自稱嶄新,可以拉近泛民與本土距離的六四論述。歸根究柢,無論練的論述如何獨到也好,關鍵是不能助長港獨/本土派只說不做,批評別人做不好的懶散作風。正如練乙錚所言,六四是政治公共財,他或他的信徒高舉他們的旗幟,號召他們的群眾就是了,支聯會如何封閉,如何迀腐,干卿底事!

然後,灰記也想講講對以下句子的一些看法。「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灰記實在沒有興趣爭論香港人是否愛國,但香港「顛覆」基地的歷史卻有趣得多。 滿清與民國時代,灰記就不相信香港人不關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長期以來,不少「仁人志士」,不容於中國政權的異議者避難於香港,孫中山有之,共產黨人有之,民運/維權人士有之。灰記反而為「顛覆」基地,這種香港特質的褪色感到惋惜,而紀念六四至少可以提醒港人珍惜一下這種特質。

其實練先生是否搞亂了?「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反共與擁共不正正反映那些香港人的中國心嗎?家父是反共右派,不知幾愛國,在世時不時批評灰記忘祖忘宗,只不過他愛國民黨的中國。練先生是「老左」,也知擁共者全是愛國,只不過他們愛的是共產黨的中國。反而反殖者未必愛國。1960年代馬文輝很早提出反殖獨立,香港民主化等,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一群青年也高舉反殖旗幟,他們受1960年代末西方學生及嬉皮運運的影響,不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講世界革命,講在地關懷而不談國族主義。

幾十年以後,灰記偶然也會在六四晚在這充滿殖民地情懷的維多利亞公園,看到個別70年代雙周刊成員默默的身影,也看到高舉青天白日旗的親國民黨人士,不知有否良心未泯的「老左」在人群中?⋯⋯

「顛顛」基地,你還能挺嗎?那些燭光,為誰燃點?

六四如何本土,也清算不了那樸素的「同胞之愛」

灰記不小心把一個不知名的訊息刪掉,內容是一條問題:今年會否寫六四?苦思了好幾天,這個博客寫六四還寫不夠嗎?別人也寫了很多,支聯會未能與時並進,泛民回應不了本土派的詰問⋯⋯,才疏學淺的灰記還有什麼可以寫?

看了一個名為何正男的港獨/本土派的文章《六四何去何從》,反而覺得有點興味重申自己的一點想法,在思考的過程中釐清了一些思緒。最主要是「去除」了事必本土與否的「緊箍咒」。

為了回應本土派搶奪/否定六四話語權,一些朋友吃力地寫文章,企圖透過闡釋六四如何如何本土以爭取那些本土派青年的「諒解」, 尋找出八九民運與本土派的最大公約數。灰記看著朋友看似徒勞的努力,心中忽然有一㮔強烈的感覺,六四雖然很本土,但它的意義不在本土。

那些說六四很本土的朋友說得沒錯,28年前的5月,數以百萬計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的學運/民運,香港人每日不再只想著賺錢、炒股、買樓,而是牽掛著北京所發生的一切,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三日一小活動、五日一大活動,如此左中右全民忘情投入的運動,怎能不說是本土!及至六四屠城,百萬計港人不只一次公開悼念北京的死難者,全城悲憤(當然更有恐懼),怎能不說是本土!只是當時的香港人不願意/不懂得明言,因為八九六四令很多香港人重拾中國人的身份,我們對北京民運的寄託與失落,都交織著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的相互重叠。

無論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1989年6月4日凌晨以至往後的日子,很多很多香港人是懷著「同胞之愛」而傷心落淚。而這種「同胞之愛」是出於非常非常樸素的情感。灰記敢斷言,若非基於「同胞之愛」這樸素的情感,那萬計hardcore市民,不會年復年的到維園舉起燭光,黯然垂淚。至於那些本土派學生領袖所批評的中國情懷,那些本土派作者如練乙錚、何正男,所要求淡化的中國色彩以迎合本土派,市民「不自覺」地表現出對「同胞之愛」是否也是要被清算的「中國情懷」/ 「中國色彩」?如是,恐怕本土派「革」了支聯會和泛民的「命」,也滅不掉這種「中國情懷」/「中國色彩」。

因此,態度開放如何正男,說本土派要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說「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說「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都沒有認識到這種模素感情的堅韌,更何況,對於眾多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若非nonsense就是假問題。於他們而言,「1989年的5月和6月,我們不正正經歷了本土、香港人、中國人的大融合嗎?」「因為八九六四,香港人對中國的民主化當然有責任,有責任不是說要去領導中國民主運動,而是在可行的範圍下盡力支援。」

當然,香港暫時還是自由多元的社會,本土派要去重構進步的六四論述,或高呼六四關我乜事,悉隨尊便。站在反對一切民族主義/種族優越主義立場,灰記也應該有所警惕,這種樸素的「同胞之愛」也有可能被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利用。但不知怎的,灰記從見證過八九六四的香港人樸素的「同胞之愛」,反而看到一種跨越族群隔閡的可能性。何解?其實1980年代香港人憑經濟的優勢,對「落後」的大陸人諸多不順眼,那時不叫本土主義而叫大香港主義。是八九民運拉近了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距離,消減了香港人的優越感。

當然,時移勢易,大陸人與香港人的矛盾與隔閡與日俱增,但香港人仍然從天安門母親,以至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等的不懈抗爭,看到中國的希望。而支聯會的紀念館和維園燭光晚會,至少讓那些未忘「同胞之愛」的香港人,和那些尋求真相,尋求悼念空間的大陸人再次走在一起,重拾/認識當年的初心。說到底,八九六四無論如何本土,也不獨是香港人的事,甚至不獨是中國人的事,是十多億人的民主進程被槍砲坦克腰斬的世界大事。

於灰記而言,所謂「同胞之愛」,就是對人的樸素感情。當年香港人放下優越感,擁抱大陸同胞,香港人,無論記者還是聲援者,在北京受到空前的歡迎,屠城當日,北京市民冒生命危險也要保護好香港記者和聲援者,希望香港人(當然也有外國記者)將屠城消息傳播出去,那是何等樸素真摯的感情!因此,紀念六四沒有了中國人的身影,不去掉念逝去的抗爭者,不去聲援當前的抗爭者,就成不了紀念六四。其實,任何去中國的六四討論都是悖論,因為六四發生的現場就在中國。

其實本土派如果真的是開明又在意六四的話,效法眾多外籍人士(他們有部分可能是香港人),到維園向中國的抗爭者致敬就是了。你們不願意這樣做,恐怕不是因為「在香港人身份下難以用中國人身份紀念六四」(外籍人士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紀念),也不是因為「中國民主化並非香港人之責任」(外籍人士也沒有想到中國民主化是他們的責任),而是在意「六四晚會已淪為政黨(而不是本土派)的鑽取能量的舞台」。因此才會攻擊支聯會和泛民(特別民主黨)領導與中共政權「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有人企圖把維園晚會描寫成中國透過泛民「河蟹」香港人的工具,歸根究柢,是那種樸素「同胞之愛」的感情不輕易向「本土價值」就範吧了!

灰記不想過度美化這種「同胞之愛」,因此加入如下註腳:紀念六四,不因你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反對中國民族主義,不因你是香港民族主義者。人權高於主權,也先於身份認同,「同胞之愛」也好,香港人身份也好,最好除去排他性,讓人的價值得以彰顯。

我們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南洋的政治與浪漫,《我們在此相遇》等放映記   

5月14日(周日)早上在茶餐廳用早餐時,避也避不了的香港「中央台」TVB24小時新聞畫面,播放的是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貿易高峰論壇。

那個基本木無表情,笑也笑得特別勉強的習近平,吃力地要模仿比他從容百倍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次並非如當年出席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三世界團結運動大會」(如不結盟運動)或「社會主義大家庭場合」(嚴格來說當年出席這些場合多是毛的大管家周恩來或毛的副手劉少奇),而是參與世界資本主義掠奪,在和平共處、友好對話、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價值」的套話下,要爭逐經濟以至政治支配地位,若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來形容,就是競逐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當年美蘇中的恩怨糾纒,換成了今日美中俄的相互盤算,不變的是資本主義依然是世界規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了惡夢。

《我們在此相遇》在吉隆坡雪華堂作全球首映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令灰記感慨良多,中國無論以社會主義二哥,還是以資本主義新貴出現,其地區「大阿哥」意識沒有改變。四月灰記與江瓊珠到訪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兩個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去了吉隆坡、怡保、檳城、新山及新加坡做巡迴放映,此舉當然不是受到梁振英開口閉口「一帶一路」的鼓舞,而是「一帶一路」民間/個人往還源來已久,不用習近平和梁振英大吹大擂。這種坦誠,建基於真摯友誼的民間/個人交往,與官方那種互相猜度,各有計算,犧牲民眾利益的合作不同,別有一番風景,好像江瓊珠專誠為南洋朋友首映新作《我們在此相遇》,一齣她形容為很浪漫的紀錄片,也包括順帶放映《709人們》,都是不帶任何計算的文化交流。在紀錄片的內外,中國因素無遠弗屆,而我們亦註定要顛覆官方的「一帶一路」論述。

 《我們在此相遇》的一位最耀眼的受訪者就是華裔馬來西亞「老左」,人稱老闆的張永新,所謂「老左」就是當年一群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如何希望改變正脫離英國獨立的馬來亞(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直至1965年馬新才分道揚鑣)。這些「老左」大多數是華人,有不少參加了由中共援助以至指揮的馬共,因此馬共與同樣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泰共、菲共以至曾一度統治柬埔寨三分二地區的赤柬有所不同,被認為帶有強烈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所謂「共產主義」/「中國威脅」,長期被馬來民族主義者利用來壓制華人公民權利的手段,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也長時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

左起:陳允中、張永新、江瓊珠、劉嘉美、李凱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永新的「老左」經歷別樹一格。老闆讀中學時已經參加左翼團體主辦的地下讀書會。中學未畢業已投入政治活動--反越戰反對國內的政治黑暗,最終於1968年當局以內部安全法將其拘禁(未經審訊可拘留兩年,還可以不斷延期),其時他未足20歲。老闆在影片說得很輕鬆, 和平示威一關就是8年多,集中營過得很愉快,因為和很多比他年長的政治犯關在一起,學了很多,長了見識。

老闆獲得自由時已是70年代中,他沒有選擇參加馬共打游擊,而是參加人民黨的反對政治。也許在他的心中,跨族群的政治抗爭才適合他的性情。參與了政治反對派20多年後,他感悟到人的改變殊不容易,政治抗爭之外,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深遠,此後便以出版和賣書為志業。

老闆與當地華社的文化人不同,不以中華為核心,出版的書籍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不少書籍講的都是當地、區域以至世界議題,還有走出國門,推動區域文化交流之舉,第一站是印尼文化重鎮日惹,並決定在那裡開書店,除了賣書也希望串連當地文化與政治有心人。由印尼開始,老闆對江瓊珠說,希望可遍及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其他城市。

若沒記錯,江瓊珠在印尼的一個集體觀光活動中問老闆為何要去觀光,老闆回以 “Solidarity奇怪的問題, 故作不解。導演傳神地捕捉了這位「老左」的性情,有著左翼的團結/集體意識,卻不乏個人幽默感。在放映後,老闆不斷「質問」導演為何不逐一依次講述被訪者,講完一個再講第二個,清楚明白,為何要講一下這個又講那個。不知這是老闆獨有的幽默,還是他真的「不懂」電影!  

但可以肯定,老闆既不是本土派(至少不是狹隘的本土派),更不是大中華主義者,而是仍相信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和香港的長毛梁國雄一樣,最欣賞的是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革命者哲古華拉,他和朋友於吉隆坡開設的左翼書店閣樓有哲古華拉的肖像。他的故事,必會衝擊香港那些淪落到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黨國「老左」,也必會衝擊那些凡事香港優先的狹隘本土派,如果他們有興趣看《我們在此相遇》的話。

影片開首時,老闆與一位州議員在兩年前淨選運動的示威場合相遇,談到馬來西亞政治的小進步。小進步是現在示威不怕被驅趕被抓捕,十年前公開場合穿著反對黨的T恤也會被抓,這是州議員說的;當然要夠人多,人多他們便不敢動你,這是老闆說的。

檳城大山腳,導演、嘉美與凱倫

州議員叫李凱倫,選區在檳城大山腳,是受訪者最建制的一位。江瓊珠比較片中其他幾位受訪者,問他是否選擇了一條最舒服平坦的道路。他隨即回應目前自己有三條控罪在身,視乎檢控官是否決定提控。這些控罪只有威權社會才有,例如聲援一個被捕學生,就以和平集會法被捕,例如他們抗議警方拆除聲援現在仍在獄中的前副首相安華的戶外宣傳版,說警方不專業,便以煽動罪被捕(與香港的反對派動輒被檢控很相似)。

大約二十年前,李凱倫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大馬執政黨分裂,首相馬哈蒂與其接班人副首相安華不和,安華被捕坐牢。李凱倫看到連副首相也不明不白被逼害,覺得很震撼,於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安華所建立的反對黨公正黨,上次選舉當選了州議員。在影片中,議員的活動相當儀式化與沉悶,當主禮嘉賓,頒獎嘉賓。李凱倫只能利用發言時間講講當今大馬的政治不公。而看清楚一點,他參與的活動大多跨種族,聽清楚一點,他也多以馬來語發言。有別於舊政治人被種族籓籬所束縛,新一代自稱進步的政治人都希望打破種族隔膜,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族群,例如近年的淨選運動都有馬來人、華人及印度裔共同參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開始。

作為自稱進步或左翼的政治人,凱倫與嘉美一起布置的住所,客廳也掛了哲古華拉的肖像,不但如此,客廳儼如會議室,有白板有大量座椅,方便與同道開會交流。來自香港基層的太太劉嘉美強調住不慣這類千多二千呎的豪宅。嘉美也是受訪者之一,若嫌老闆一生為同一個理想而不斷奮鬥不夠浪漫,一個香港人與一個馬來西亞人的相遇和結合,應該可以稍稍滿足喜歡浪漫故事的人。

不過,嘉美卻是非一般的太太。「我從沒想過要結婚」,作為女性主義者和崇尚左翼政治的人,嘉美從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檳城與凱倫一起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不能他到香港。」 一段長距離,未定棲息地的浪漫,最終因為李凱倫當選了州議員而鐵定移師馬來西亞。嘉美說要移居大馬,有一個身份比較方便,就是由婚姻關係所定義的太太身份。但嘉美始終是女性主義者,再三強調是自己選擇到大馬與凱倫一起生活,不是跟隨丈夫到大馬生活。影片的某一刻,江瓊珠問嘉美有否懷念香港,嘉美想了一下,眼泛淚光,再說不下去,這個鏡頭為嘉美的女性主義多添了一分「美麗與哀愁」。

嘉美拒絕定型的女性角色,活躍於馬來西亞民間活動,聲援及書寫不同的抗爭運動,例如沙勞越原住民的反水霸行動。有次在沙勞越與原住民婦女一起在廚房煮飯,江瓊珠問她是否喜歡煮飯,她特別強調自己平時不煮飯,只有這些集體有如公社般的場合,大家一起勞動她才有興緻。她邊參與活動邊採訪活躍分子,然後寫成書出版,名為《有些人行動,十一個馬來西亞抗爭故事》,雖然角色由從前在香港的勞工和婦女組織者變成現在旁觀的作者,但關注的議題並沒有兩樣。

在沙勞越原住民村落出現的還有陳允中,他是沙勞越人,政治啟蒙在台灣,早年特別關注原住民所受的苛待,甚至為此而哭泣,為此與家人一度冷戰,後來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抗爭。馬來西亞出生成長,台灣、美國留學,香港生活,他示範了跨國界的經驗。左翼的國際闗懷是一個原因,結識了香港的伴侶也應該是推動他把關注焦點移至香港另一的主因。導演江瓊珠常感嘆,原來希望影片多點浪漫氣息,但政運社運的伴侶開口閉口就是政治社會的大事,很少觸及「兒女私情」,令自己的構思落空。

但導演不必感到失落,若劉嘉美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掙扎,陳允中對人類平等的執著與激情不夠浪漫,還有一位比較obscure的受訪者區美寶。 

不少看過《我們在此相遇》的當地朋友都認為區美寶與其他受訪者格格不入,覺得她坐在香港國際特赦辦公室,憶述當年營救被囚禁反對派領袖蔡添強的遭遇及感想,是影片最沒有互動最冷場的部分(可能因為沒有區美寶與蔡添強相遇,沒有兩人的現在式)。但不知怎的,灰記第一次看影片時,卻被Mabel那種看似淡然的表述所觸動,逝去的政治與愛情追憶起來更添哀思,抑制著的記憶更顯淒美。果然,導演江瓊珠透露,聆聽Mabel的馬來西亞故事是她拍攝這影片的最大動力,沒有Mabel就沒有《我們在此相遇》。而電影最開首的設計,在片名《我們在此相遇》出現前,現已貴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的蔡添強在一個淨選運動場合以馬來語發言,和Mabel的追憶交織,差不多有著為影片定調的作用,足見導演對Mabel獨白之情有獨鍾。

美麗的怡保

《我們在此相遇》除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與風情,也有近年香港人熟悉的場面,嘉美參加過的基層婦女與勞工行動,凱倫在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時參加過的反世貿,陳允中參與過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雨傘運動,為朱凱迪與羅冠聰助選等。不但馬來西亞的朋友,香港的朋友也會感到似曾相識。

如果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官方主導的上層政經遊戲,《我們在此相遇》所描述的就是民間/個人自發的「一帶一路」,相互為了民主、人權、公義,為了對抗政權的壓逼而作的連結與交流(當然這種連結與交流絕不會被習近平及梁振英所認可與贊助)。因此,在中國猛烈推銷「一帶一路」之際,選擇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首映,別具意義。事實上,當地的社運/政治活躍分子都異口同聲指中國利用投資欲政治上影響馬來西亞昭然若揭,絕不是習近平所說的互不干涉內政。例如前年禁止梁國雄和黃之鋒等入境參加六四紀念,雖說是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但壓力卻是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今日中國的干預可能只是驅逐外國人出境,明日可能就是逼害馬來西亞當地人。當年中國以「共產主義」之名輸出革命,今日中國以資本主義之實輸出威權專制「價值」,當然這些「價值」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與上層與中國官方的共同「價值」。

《我們在此相遇》片末有Mabel參與中國709大抓捕一周年到中聯辦抗議的活動,也有維園六四集會,香港與馬來西亞的民間情誼,也避不了中國因素。因此,在當地放映看似與馬來西亞人無關的《709人們》也有一定意義。有興趣看講述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開始瘋狂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影片的,都對中國的強大深感憂慮,除了人道主義的同理心外,專制獨裁的中國坐大,並積極發揮影響力,只會令威權的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政府更肆無忌憚,或更有藉口濫權。有組織放映活動的馬來西亞人告訴灰記,他們這次沒有在華社宣傳放映《709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怕中國大使館知道了會作出干預。這是否他們過慮,灰記不得而知,觀乎梁國雄與黃之鋒的遭遇,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放映抗爭電影別具意義。

最後灰記想說說,當梁振英推「一帶一路」獎學金時,大部分的反應都是嘲笑此舉荒謬,為何不鼓勵學生去歐美交流而去貧窮落後的國家,這是十分典型的中產思維。但灰記總覺得,世界不只有歐美,學生多看看不同的世界不會有害,老師和家長要做的是鼓勵他/她看事物要有批判思維,不是照單全收。對關心反對政治的人,即使最高壓的國家,也總有異議者,總有人文關懷的學生。中國不是有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者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實幹著嗎?有心的老師,何不鼓勵學生利用獎學金,在「一帶一路」尋找與官方論述有所不同的故事(或讓多些歐美國家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交流也不壞)。

好像在我們的「一帶一路」最後旅程,在威權的新加坡,於曾被政府打壓,充滿歷史滄桑的南洋理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的一個演講室內,來自香港的有心教授,連續兩日為當地和來自馬來西亞,以至中國的學生與市民,放映包括江瓊珠的《我們在此相遇》、《幾乎是,革命》、《愈抗爭愈美麗》,以及《709人們》等的抗爭紀錄片,也算是民間對官方「一帶一路」的一點顛覆吧!

王振民,除了服侍專制政權,你還懂什麼嗎?

每次聽共幹的粗暴發言,都令人無名火起三千丈,說的就是那個中聯辦所謂法律專家王振民。少一點歷史、政治知識,可能很容易被這個中共「護法」嚇倒。據不同傳媒報道,他在一個「一國兩制」研討會表示「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形容是將中央逼到牆角。這就是典型的思想入罪,是習慣了言論自由的香港人難以想像的,其實王振民這樣說,香港人感到心寒才是,「乜料呀?講吓都唔得呀!諗吓都有罪呀!」

這些充滿中式大家長思維的黨國極權主義者雖然口口聲聲人民,但從來都把手無寸鐵的人民不當人,頂多是「子民」。所以無論大陸人還是香港人,能「好好活著」就是他們共產黨大家長的恩賜,所以香港這一制之所以能運作,是共產黨的寬大和好意,你們香港人要知恩圖報,要識做,不要諸多要求什麼民主普選,所以不斷粗暴釋法,所以抛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國家主權及全面管治權」。

現在香港人愈來愈清楚,鄧小平當年願意與英國人簽訂聯合聲明,實行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當時中國在共產黨各方面的折騰下(先不去說大饑荒和「文革」等所造成的大規模死亡和人道災難),整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百廢待舉,極需要香港和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毛式空想「共產主義」實驗失敗,鄧小平在保住毛澤東這塊共產黨神主牌之餘,決定經濟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結果在沒有任何權力制衡下,最終發展成今日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貴/國家資本主義。不過,當年共產黨內外,多少有一些反省毛澤東/共產黨極權統治禍害的人,有些敢於揭露共產極權真面目,要求民主的,如魏京生,被判十多年牢獄重刑(已比毛澤東時代要殺頭有所進步),有些戰戰兢兢的要求體制內改革,共產黨有限度放權。1989年北京學運是改革力量與保守力量矛盾的總爆發,結果政治上極保守的鄧小平利用軍隊浴血北京,以屠殺方式把這場民主運動鎮壓下去,並在黨內進行大清洗,把任何政治上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員幹部清洗掉,但仍逼迫接替趙紫陽做當家的江澤民走資(1992年南巡講話)。

對那些享受著權力和經濟利益(先不說貪腐)的共幹,現在是最好還是最壞的時候?香港主權回歸這二十年,中國一方面經濟取得空前成就,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國際舉足輕重的大國,但另一方面,貧富/官民差距日大,社會矛盾更深,被剝奪土地、生計的人民抗爭不絕,表面繁榮富強下共產黨最高層經常提醒黨員再沒有危機感,會「亡黨亡國」,對異議者和維權者動輒控以「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也許共產黨的危機感是真實的,不願與人民分享權力,接受人民監督,黨內已沒有任何改革力量,只能利用恐怖手段加利誘令人民就範,延續其統治,一旦再沒法利誘(經濟出現問題),恐怖手段失效,如洪水般的民憤只會衝崩中共政權。

所以,當王振民說全世界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香港,他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香港此刻仍然有言論自由,批評中國的不合理現像,特別是共產黨的專橫是應有之義。在任何民主社會,人民都享有辱罵政權/制度的權利,如果大陸人同樣享有言論自由,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一定回歸大陸,因為他們才是直接體驗共產黨統治的人。而且王振民沒搞清楚,「辱罵中國制度」表示香港人還關心中國的發展,還希望中國的制度有所改進,所以不存在「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人民沒有義務尊重和敬畏政權/制度。

王振民著香港人不要批評中國制度。首先,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制度並不是「人民確立」,王振民所講百多年來中國「發生兩次重大的政權輪替」,第一次相信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清室遜位,中國建立亞洲所謂第一個共和國,此後的民國政權並不穩固,形成南北對峙局面,1927年國民黨的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北伐途中清黨,屠殺大批共產黨人,此後國共成了死敵。在蔣介石國民黨追剿中共至西北延安之際,共產黨藉日本侵華及西安事變站穩陣腳,並藉「聯合抗日」休養生息並擴軍,在內戰中戰勝厭戰的國民黨軍隊,一舉推翻國民黨政權,即王所說的第二次政權輪替。

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期間,中共不斷宣傳中國要民主,要美國式民主,不斷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貪腐,人民受苦沒自由。如果說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是當年共產黨的政綱,它顯然沒有兌現承諾,在民主社會,沒有兌現承諾的政權會被人民用選票趕下台。王振民要人民(無論香港人還是大陸人)尊重敬畏政權/制度,是因為他是獨裁專制政權的馬前卒吧了。真正比較讓華人感到驕傲的政權輪替發生在台灣,因為它是用和平方式,由人民一人一票決定的政權輪替,是台灣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爭取回來的民主權利,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與人民扯不上關係的帝王式,或曰流蔻式政權輪替。

再回到「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再加上「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這兩句話,再聯繫王振民的老頂,不論胡錦濤還是習近平,你一句我一句「亡黨亡國」來看,共產黨杯弓蛇影的缺乏自信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這也是所有獨裁專制者的通病 ,而一心想學做毛澤東的習近平,只會將這種妄想症推至極致。

不要說鼓吹港獨只是口水,即使付諸實行,只要不涉武力,也不會出現威脅國家存在的情況。(難道中共自知如十九世紀末的清室般,所謂百萬大軍和航空母艦下海都如當年的北洋艦隊般不堪一擊,所以怕得要死?)而在任何民主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所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無日無之,地方首長也不一定要賣中央首長的帳,屢見不鮮,王振民只是嚇唬嚇唬那些沒有歷史、政治知識的人而已。在這個博客講過多次的沖繩反美軍基地/琉球獨立抗爭,當沖繩與本土日本出現矛盾時,沖繩人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小小的縣民而對日本中央心存敬畏,沖繩首長也不會因為自己官小而要對首相唯唯是諾。由沖繩人民直選出來的縣知事翁長雄志,不需要對首相安倍晉三必恭必敬,還逼得安倍要跟他見面,談邊野古美軍基地問題,雖然各自表述,安倍堅持邊野古基地要繼續興建,翁長堅持要停工,要美國撤軍。而最終日本中央以大壓小,工程繼續,翁長沒有退縮,甚至參加了沖繩人民的示威集會。而伴隨反美軍基地而生的琉球獨立運動也是方興未艾,沖繩人可以獨立作為政綱參選,不怕被DQ,沖繩人要求獨立,沒有日本官員說「令國家感到心寒」,關鍵還不是日本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嗎?

至於有中國黨國主義者公開說(相信王振民還不敢公開說),因為沖繩原本是琉球王國,被日本藉廢藩置縣而吞併,沖繩人有權要求獨立。灰記勸這些人還是少開口為妙,否則就會進一步暴露天朝黨國主義的醜陋,因為同一邏輯完全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彊,特別是前者,本來就是一個神權國家,直至1951年,他們的統治者在中共軍隊「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實行所謂「一國兩制」,但西藏人民在中共強迫「改革」中抗爭不絕,1959年一次起義,導致其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選擇流亡。現在西藏人不要說要求獨立,就連宗教自由也被剝奪,母語和文化正被消失。那些天朝黨國主義者同情過西藏人嗎?為什麼不同情?難道中國搶奪回來的就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國土,他國搶奪回來的就是殖民帝國侵略得來的土地?

再舉英國數年前容許蘇格蘭獨立公投,以至加拿大魁北克省曾先後兩次舉行獨立公投的例子,「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或「若這個安排令國家感到麻煩,成為一國的障礙,甚至威脅國家的存在,任何國家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都不是必然的。香港面對的困境是主權要回到一個獨裁專制國家,所以當年英國「拋棄」香港人時,「道義」上也要與中國談出一個讓他們認為香港人可以放心的方案,好讓他們體面下台。而中國當年也多少有自知之明,如果宣布九七直接統治香港,港人必爭相移民逃難(特別發生六四屠殺之後),對剛想重投世界資本主義,準備「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中國是一大打擊,因此有了「一國兩制」這堵防備專制中國的「防火牆」 ,但這堵「防火牆」在專制中國主權下防火性能註定十分有限(因為專制是有慣性的,很難自制,再加上香港實在有太多向專制者獻媚的人),現在是香港人「火燒牆腳」多於「將中央逼到牆角」王振民根本是本末倒置。

而回到「港獨」,現在無論王振民及其他共幹,或獻媚幫閒如何疾言厲聲,也「挽回」不了香港年青人對專制獨裁中國不信任以至厭惡所產生的「離心」 。中共及其香港代理或許只能透過洗腦教育期望灌輸現在還是小孩的香港人一顆「天朝黨國心」,但相信也會遇到家長們的抵制。而事實上,他們現在表面上是針對「港獨」,實際針對的是所有認真要求自治,爭取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政治權利的人--共幹和幫閒不只一次指港人爭取普選是要顛覆國家,是外國勢力的圖謀等。香港人,尤其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代,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本已充滿疑惑,眼見現在中共變本加厲的踐踏香港一制,如同他們奪取大陸政權後已輕易違背承諾一樣,怎會有心情「面向祖國」。

況且,港人無論如何忍讓,識做,也滿足不了專制獨裁者的胃口,他們今天針對的是「港獨」,明天「民主自決」,後天「民主自治」⋯⋯最後是權利被侵害的反抗者(現在中共在港代理不是一方面說要「大和解」 麻痺傳統泛民,一方面藉DQ和檢控打壓自決、自治和進步民主派嗎?)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教訓仍然歷歷在目。相信不少香港人對處境感絕望而求退,所以有所謂第二、三次移民潮(其實大陸人不也一樣,有點錢和能力的都想著移民或安排家人移民)。至於留低者是否「坐以待斃」?灰記只能重申,大陸如此高壓下,依然有維權人士、維權律師、709 家屬,在殘酷政權面前堅強地,有尊嚴地活著,香港人需要那麼絕望嗎?

「特首戰」後絮語

3月26日,泛左翼和自決派往特首「選舉」現場抗議小圈子選舉和中共操控。

2017年3月最後一日, 兩位大陸維權人士蘇昌蘭和陳啟棠,因為2014年曾聲援香港雨傘運動,被拘押兩年多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前者判監3年,後者4年半(之前已有張聖雨、謝文飛、王默被判刑4年及4年半)。3月27日佔中三子及雨傘運動的一些「嗌咪」者及組織者共9人往警署接受拘控,他們被控「煽動妨擾」等罪。前一日則是被視為不受歡迎及作風強硬的林鄭月娥,在中共威迫利誘建制選委歸隊下,比上屆梁振英多88票當選行政長官。把這些差不多時間發生的事情放在一起看,讓人感到異常壓抑。

聲援港人佔中爭取普選、民主,在中共心中等同顛覆,威脅共產黨政權,已是昭然若揭。香港爭取/支持民主的人,不應再存任何幻想,無論如何溫柔非暴力抗爭,只要觸犯刑法,代價只會愈來愈大。已有人估計,這次香港的判刑也不會輕,不像以前判社會服務令或入獄一、兩個月般。中共及其在香港的代理,加強對反對力量的鎮壓,侵蝕公民社會,「扭轉」港人比較西化、自由主義的思想與作風,與一國趨同的主調已定,只是看形勢而調整策略吧了。

其實林鄭月娥這個前港英殖民官僚被挑選當中共在港的大管家,即所謂「公務員治港」再現,替代疑似地下黨員梁振英的「幹部治港」,卻惹起港人極大反感,相當「發人深省」。林鄭與曾俊華背景相當類似,大家都是讀番書大,林鄭由小學到中學都在嘉諾撒聖方濟書院肆業,然後考入殖民地第一大學(港大),1980年畢業後便加入港英政府;曾俊華小學是喇沙仔,中一移民美國,大學畢業後曾在當地工作,1980年在當時被港英保送美國深造的曾蔭權鼓勵下,才回流香港加入政府。換言之,兩人都是港英培植的精英官僚。

如果說曾俊華少年時代在美國成長,有外國生活經驗及聯繫。林鄭也曾在英國工作,丈夫亦長期在英國工作及生活,取得當地居留權。這可能都是很多殖民官僚的共同/類近經驗吧。然後他俩和全體公務員順利過渡97後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政府;05年,他們的前輩曾蔭權替代董建華當特首,兩人繼續擔任高官,林鄭更是曾蔭權由倫敦調回香港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曾蔭權上台,標誌「公務員治港」替代「商人治港」。曾蔭權獲中共允許07年連任,兩人仕途更上一層樓,曾俊華任財政司司長,林鄭則任發展局局長。

當疑似地下黨員梁振英「突襲」成功,中共改變決定,放棄與本地一線富豪原先「協定」的唐英年,讓梁振英「當選」而進入「幹部治港」,或曰「689亂港」的五年,林鄭和曾俊華依然同樣獲得重用, 同為司長。如果說他倆都要為梁振英的惡劣管治負責,相信沒有人可反對。兩人性格可能十分不同,但能長期擔任高官,意識型態怎會不類近。他們的經濟、民生觀其實很相似,都是主要為財團富豪服務,看不到基層的困苦。政治上也不會忤逆中共這個新主子。但事情的發展卻是,林鄭被視為親中的鷹派,是「惡魔」,曾被視為親民的溫和派,最後甚至成了「民主的希望」。

灰記並非要替林鄭說好話:林鄭這類「能吏」,再加上剛愎自用,很容易成為獨裁者。幾年前她還是曾陰權的發展局局長時,灰記已在此博客以悍官來形容她,想不到她當了梁振英的政務司司長後,變本加厲,長官意志的氣焰更甚。灰記感嘆的是她無論在曾蔭權時代,還是梁振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都是民望高的官員,風頭蓋過曾俊華。換言之,她的強悍作風和「能言善道」其實曾討過港人歡心,這也許是中共挑選她的一個原因。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忠誠度」問題,但曾俊華不也是北京信賴的財金官員嗎?至於那個被中聯辦「阻止」入閘的葉劉淑儀,23條立法時為共產黨賣命,還不夠「忠誠」嗎?

灰記此刻也無意再猜想為何習近平最終讓林鄭而不是曾當選(表面上若曾俊華當選,泛民的所謂反對陣營可分崩離析,符合中共的盤算。不過,也許中共已看穿主流泛民/港人不願付代價抗爭的心態,不用過於「懷柔」也未定)。反而更好奇中共第二次選擇「公務員治港」的今天(這次小圈子選舉不但由兩個前殖民官僚爭逐,「陪跑」的也是殖民時代已擔任法官的胡國興),公務員,特別是有力更上一層樓的高級公務員的心態起了多大的變化?中共對香港公務員的滲透和「改造」是否已有重大的進展,令中共可以安心把管治權再度交託給一個前殖民地官僚(其實今次無論誰被挑選,都是前殖民地統治精英再被委重任)?是否中共的全方位滲透和操控已布置完成?

灰記至今也搞不懂為何傳統泛民對曾俊華有這麼大的投射。無論是被北京來的中間人誤導,還是太過迷信《成報》和《大紀元》; 無論投曾「對抗西環」,還是寄望建制派對中共「叛變」;以至希望習近平最後揀選曾俊華,都是「美麗的誤會」,到頭來一場春夢。至於有人說曾俊華示範了一場漂亮的選戰,為如果有普選作出了示範,灰記只覺得是「跌落地la番ja沙」而已。曾俊華是溫和泛民/港人一廂情願的南柯一夢,曾俊華既不是什麼典範,也沒有提升任何民主意識,period!

灰記不期望傳統泛民會為自己的錯誤判斷負責。事實上,開口負責的是反對泛民「盲撐」曾俊華的長毛梁國雄,他之所以道歉是因為估錯了,他也認為曾俊華是習近平之選。但無論是誰當選也好,他都認為民主派不能為建制派和小圈子選舉背書,否則會斷送香港的民主運動。換言之,他估算曾俊華會被挑選,並沒有影響他的政治判斷,同意不同意他的政治判斷是另一回事,但必須尊重他的始終如一。

反而一些泛民政客和意見領袖不但對自己的錯誤判斷不發一言,而且林鄭獲選後,泛民更好像要「一笑泯恩仇」,完全忘記之前自己如何嚴厲指摘過她。看看特首選舉日六天前,泛民一則題為「民主派與林鄭沒有互信基礎」的聯署聲明:

「⋯⋯我們在此清楚表明,民主派議員不提名林鄭月娥,非止配票策略,而是經過詳細考慮,反覆考慮討論林鄭月娥的政綱,以及她多年來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行事作風,她漠視程序公義的往績,也比梁振英有過之而無不及,民主派對她無法認同。⋯⋯她民望淨值更是三名候選人中最低,一旦當選將對香港造成巨大傷害,亦可能是首位帶著負民望上任的特首。如此開局,施政將舉步為艱,無助香港團結。

若林鄭月娥成為新任行政長官,勢將延續梁振英路線,令社會更形撕裂。她的政綱列明「在『八三一』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實難令廣泛民主派接受;而香港人已白費了五年來驗證梁振英路線是不會也不能團結社會,更不能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若她當選,只會是另一個五年浩刧的開始。⋯⋯」

灰記記得5年前梁振英在民望比現在林鄭高很多的情況下當選特首,一星期後民間團體和民主派便舉行抗議梁當選,要求其下台的遊行,其中一個口號是「反英抗暴」。據聞民間團體,自決派和民主派正商討舉行抗議遊行,但據《明報》李先知在《聞風筆動》專欄所透露的消息,曾經把林鄭形容得比梁振英更恐怖的泛民,這次卻反對「要求林鄭下台」的口號,說「離地」,但卻早已忘記5年前提「梁振英下台」有否「離地」。然後有人又說現階段要「聽其言,觀其行」,只要林鄭不主動搞批鬥,便會繼續觀望。

李先知的消息更指有民主派議員認為「林鄭衰唔過CY」,又替她說話,說她當發展局局長時與各派別都可溝通,過去5年當上政務司司長才令人失去信心,又說她當選特首後主動提擱置TSA,及修補社會撕裂,「因此我們(民主派)好難在她未正式上任,就打(擊)她」「林鄭這刻有做錯事嗎?無,只是泛民對她有個人信心危機」。隨後4月4日《明報》報道,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CY2.0),該黨對林太「疑中留情」,「即管看看她用什麼方式去修補社會撕裂」。

然而,只是兩個多星期以前,泛民是如此形容她的:「她漠視程序公義的往績,也比梁振英過之無不及」,她「勢將延續梁振英路線,令社會更形撕裂」,「若她當選,只會是另一個五年浩刧的開始」。原來到頭來在泛民心中,當一切塵埃落定,她與梁振英相比,是lesser evil!先前的激烈抗爭語言,原來只是選舉工程,莫太認真?灰記早已不知傳統泛民的底線在哪裡了。

相信要求泛民及擁曾群眾為自己的政治抉擇負責,對抗林鄭月娥,會被他們認為「迂腐」,畢竟他們的最大政治訴求是「休養生息」。而泛民之所以忽然打倒兩星期多之前的我,是否因為北京中間人又「發功」?而這些新訊息是否與被視為習系傳媒的《多維新聞》於3月26日晚的社論有關?社論提出林鄭的八大挑戰,當中又有不少令泛民有遐想之處:

「⋯⋯依照現有選舉機制,認受性低並不妨礙林鄭當選,但她若不能戰勝這個挑戰,勢必如她之前的三位特首一樣,在未來施政中必將舉步維艱。所以,对於林鄭,她當選後的當務之急急,就是必須改善强硬形象,爭取市民信任。」

「⋯⋯現在既然特首選舉已結束,林鄭就必須以香港的特首而非建制派的特首來要求自己,用最大誠意去彌合撕裂,團結港人向前走。」

「⋯⋯民主無疑已經是港人的圖騰。遺憾的是,2015年政改失敗,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之路就陷入窒息。針對港人情緒,林鄭曾在競選政綱表示她“明白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對普選的訴求”,任内將盡最大努力在人大“8·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氣氛。既然如此,林鄭就必須直面挑戰,重啟政改,為港人爭取並守護住民主這個核心價值。」

「⋯⋯今次特首選舉,中央及治港機構以罕見高調姿態強勢介入,公開主張支持林鄭,更是激起了港人逆反心理和政治猜疑。這種情况必須得到改變,林鄭既然深獲中央信任,就應不負所託,扮演好港人和中央的介質角色,以切實行動來彌合陸港矛盾,重建央港互信。」

「⋯⋯一方面許多内地人認為今天中國已經“現代了”、“強大了”,常用“一國”的大棒來檢視“兩制”下香港的不同聲音,上綱上線,甚至有些治港機構和官員將官僚主義習氣帶入香港,讓“兩制”陷入窘境。另一方面,不少港人又以“兩制”來排斥陸港正常交往,試圖將香港自外於中国,挑戰“一國”紅線。⋯⋯作為新特首的林鄭,必須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要完成這個挑戰並不容易。」

對泛民和擁曾群眾來說,這些話釋放了一個傾向「溫和路線」治港的訊息,未知那些中間人3月26日後有否傳話?是否有類同的說法?

灰記在文首已說過,中共以我為主,以一國壓兩制的「治港方針」已定,只不過會按形勢而調整策略,不排除林鄭上台會向溫和泛民招手,擺和解姿態。但觀乎內地極糟糕的人權狀況,習上台後對民間有組織活動的殘酷打壓,再看香港雨傘運動發起者/組織者被秋後算帳,基層民主派、自決派以至本土派被DQ,被檢控被判刑,中共不會讓抗爭/反對力量「休養生息」,即使這些力量如可微小,也會「消滅於萌牙狀態」。對傳統泛民的「和解」姿態,是統戰以孤立「激進」反對力量的技倆。所謂唇寒齒亡,泛民必須謹記這句成語,除非他們願意成為王光亞口中的建制力量!但不要忘記中共「反右」以至「文革」的歷史教訓,中共說變臉就變臉,看看小圈子選舉那些建制派選委的惶恐還不清楚嗎?當然,時局艱困,反對派「識時務者」要轉身乃人之常情。但他們最多只能如張炳良般,做一個吃力不討好的高官,等而下之是兩面不是人的湯家驊⋯⋯。如果他們不再堅守反對派的最後底線,可能最有尊嚴的做法是悄然引退,避免累人累己。

中共統治中國幾十年的血淚與恐怖,東歐共產黨時代、南韓以至台灣獨裁時代血的教訓,在在說明對抗極權/威權/獨裁的代價。「戀殖」只會令人更空虛,往後的路難走,尤其選擇抗爭的人。但港人還有其他選擇嗎?

 

暴動罪「重判」的啟示

去年年初二旺角騷亂,梁振英政府定性為暴亂,三十多被捕者均被控以暴動罪,當中包括「本土」派頭面人物梁天琦及黃台仰,及已解散的學民思潮成員林淳軒等 。去年下旬開始,兩名示威者襲警罪成分別被判監三個月和九個月,然後一名示威者用磚頭擲向警員令其膝蓋受傷,被判十八個月感化令。到了今年三月十六日,暴動罪被正式派上用場,三名示威者率先獲罪判監三年,以後的審判陸續有來。

兩名學生和一名廚師被判監禁三年 ,相信是九七後示威者被判最重的刑罰,因而惹起網上不少批評的留言。最「熱門」的是比較此案和七警案,質疑打人比投擲雜物判得還要輕,政治檢控,司法不公云云。

有法律界朋友跟灰記解釋為何擲物比傷人判得重,主要還是看「罪行」的性質,暴動罪涉及「公眾利益」,是用來阻嚇破壞社會秩序,挑戰統治權威的刑罰,所以量刑比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行還要重(前者最高刑罪判監十年,後者三年)。如上文所示,當晚一示威者以磚頭擲傷警員,亦只以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判18個月感化令。

示威者被判重刑,相信不少人會對一向被港人推崇的法治, 法庭成了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最後防線的說法等, 要再三思量。作為左翼,灰記從來都認為法律是統治者的工具,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法律最終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法庭、檢控部門、執法部門都是透過「維護法紀」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䇄立不倒。當然,九七後多了一個中國「極權」之手的因素。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社會因為人民不懈的抗爭,發展了法律保障人權的部分,加上人民爭取得來的普選權,可以選擇不同的執政黨。不過,絕大部分的執政黨都依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不在話下(當然西方的資產階級可以振振有辭,這是人民的選擇),只是在憲法和人權法下,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但仍然有破壞社會秩序、叛國等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罪行。例如2011年英國騷亂,就有人被控網上煽動破壞公安(inciting disorder),判監四年,比香港這三人參與暴動判得還重。而抗爭一涉及暴力而非和平表達,無論如何民主的資產階級社會,法庭都必定嚴陣以待。

民主社會都尚且如此,從來不是民主社會的香港怎會更容忍暴力抗爭。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說得好聽點是威權統治,難聽點就是總督一人獨裁,儘管可能出現過不少「仁慈」的總督/獨裁者。而公安條例一直是壓制人權的惡法。最近不少人談論的一齣名為《消失的檔案》的紀錄片,講的是六七暴動。而六七暴動,就是港英利用公安法鎮壓香港左派「暴力抗爭」的最活生生例子,當中教訓何其多。

當年有些被稱為少年犯的被判刑者屬未成年的中學生,很多都沒有參與暴動,因為讀左校而無辜被針對,監禁刑期長至一、兩年。幾十年過去,他們依然憤憤不平,覺得港英司法不公,政治打壓云云。如果大家能客觀一點,就可以發覺當年不少左派群眾就像現在那三位被判重刑的示威者一樣,因為嚴苛的法例而獲罪,他們甚至完全不涉暴力,可能只是高喊兩聲「毛主席萬歲」,身上有傳單,或在校內派傳單等,在今天看來完全是正常的意見表達,卻因此而要在監獄待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

當然,當年傳統左派所講的「以暴易暴」,很多非共/反共香港人不會認同,灰記亦非要為傳統左派翻案。左派當年的殺人暴行,對香港社會的破壞當然必須受到譴責,而左派的共產黨領導煽動,甚至強迫很多「無知」群眾以身犯險,然後用完即棄更是邪惡。然而,大家同時也不要忘記殖民高壓統治的性質(有一些左派群眾是被警察活活打死的),只是相比大陸「文革」的恐怖統治,香港人情願接受一個lesser evil統治而已。 而即使後來麥理浩推行改革,公安條例依然嚴苛,警察依然好惡,申請示威未必批准,未經批准的和平示威分分鐘遭殃,例如1978年(?),爭取上岸的艇戶和聲援者坐旅遊巴到中央警署請願,車到銅鑼灣海隧出口已被警察截停,整車人被捕,直接送去中央警署。1970年代初的保釣和平示威,學生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更被寫入香港抗爭史冊。

其實整個港英殖民統治,1980年代以後才算「真正」寛鬆,而人權意識和政治意識較彰顯應是89北京學運之後的事,然後就到了末代港督肥彭十分短命的「民主之春」,香港人在主權回歸中國的陰霾下,不用爭取,而是因為「六四」之後英國對華策略的轉變以及大英帝國「光榮撤退」的需要下,肥彭讓香港人短暫享受類西方民主社會的制度,包括大幅度修改公安法。然後在主權交接的前後,由北京把持的臨時立法會,恢復港英威權時代的公安惡法,以備不時之需。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北京和他們在香港的代理的確做到深謀遠慮,預期香港人「人心不歸」,預期香港人抗爭不斷。而作為威權/極權統治者,中共絕不願意看到不「聽話」的人民可以如斯不受控制。香港雖不直接受中共統治,但透過可操控的小圈子㨂選他們屬意的行政長官,透過一半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因而保證保皇議員佔過半把持立法會,透過公安惡法打壓異見 ,已屬老生常談。

只要留心一下近十年的轉變,一群80後不甘社運/政運無突破,以立足本土作號召,從保育社區/保衛天星皇后開始展開「新型抗爭」,以堵路、佔領等代替以往泛民遊行完散會的傳統示威方式,示威者與警察的衝突日增,不過示威大致仍維持非暴力方式。而警方針對示威者的拘捕與檢控亦增多,特別外號「秃鷹」的曾偉雄擔任警務處長之後。

然後反高鐵運動失敗後,一種更「激進」的本土思潮湧現,在黃毓民、陳雲、練乙錚、李怡等理論導師先後鼓吹下,「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和理非非冇X用」等的示威觀進佔更年輕者心中,因為受理論導師「鼓舞」而「勇往直前」,更不屑和平示威的「軟弱無力」。雨傘運動爆發後,「勇武」派與傳統的抗爭手段更格格不入,而警方對付示威者所施行的暴力亦早已升級,胡淑噴霧被濫用,警棍的使用更頻繁,拘捕和檢控亦到了泛濫的地步,令示威者與警察的矛盾更形尖銳 ,最終爆出去年初的旺角騷亂。旺角騷亂一度令「勇武本土」派氣勢大增,梁天琦藉「暴力抗爭有用」論亦人氣急升,新界東補選挑戰泛民代表楊岳橋,高票落敗。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三人入局。至於兩人被DQ,「本土」派被重挫則是後話。

「本土」派一些頭面人物因旺角騷亂而獲得政治本錢,代價是三十多人被控暴動罪。而提出「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的理論導師,在吹捧「勇武」年輕人「勇往直前」的同時,有否提出過忠告,因為「勇武」的代價並非人人付得起,有否聲援過旺角騷動被捕者?

此刻,灰記又記起《消失的檔案》的其中一位受訪者劉文成。他是當年左派暴動參與者(其實只是參與罷工)最有反省能力的一員,撰寫自傳之餘亦願意向傳媒講述他的六七經歷和反思。他本來是中共地下黨員,因為參與罷工而失去水務局的「高薪厚職」。不但如此,他與數名左派人士後來因離職仍擔任工會理事而被勞工處檢控,本來認罪便可罰款了事,但左派上層要他們堅持「三視」(仇視、篾視、鄙視)港英法例的原則,「坐監便坐監」。劉說:「這是鬥委會和工聯會給我們的任務,理解就執行,不理解都要執行。」劉文成與工友聽從、執行,繼續當理事,結果被法庭判監兩個月,送到芝麻灣懲教所,留有刑事案底。為了成就左派高層的所謂「正義鬥爭」,一生前途盡毀。而當時的鬥委曾承諾,會照顧罷工者的生活,但後來是要求他們自己找尋生計,他深深感覺共產黨過橋抽板的作風,從此不再相信共產黨。

他在自傳寫道:「當年領導鬥委會的左派,包括工聯會的人員,1997 回歸後搖身一變成為立法會議員或商官,是一批工人貴族。他們的言論顛倒黑白,例如:林彬之死不是左派責任、炸彈是港英押贓、今天港人的福利是反英抗暴的成績,好像搞多幾次港人的福利比現在更好。絕口不提復轉改後被遺棄工人悲慘生活和家庭困境,完全表現了他們是一批沒良心的人。」

當年鼓動別人不計代價抗爭的左派領導,九七後轉身成為權貴,統治階級的一員,繼續為當年打壓「自己人」的公安惡法護航,為日趨政治化的警察鼓掌。劉文成的反省,令灰記想起這兩三年鼓吹/慫恿暴力抗爭的人。至於他們會否有朝一日,如陳雲發夢成為香港國元首般,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灰記沒興趣推敲。但作為鼓吹/慫恿者, 有否親身到前線領導抗爭,有否清楚明白告訴抗爭的風險及後果?因為統治階級鎮壓異己的法律「唔係人咁品」,令人知所進退,卻是政治倫理問題。而當晚旺角騷亂,要求別人留下來「讓磚頭飛」的黃洋達,有否作出過風險警告,還是「係勇武就唔好問咁多」?那些理論導師有否想過「今次咁大鑊」,還是認為 「革命」要付出代價,但犧牲者不會是我?那兩位左派過來人李怡和練乙錚,有否想起六七暴動,想起很多左派群眾都是被誤導被煽動而出事,有否想起當年的「反英抗暴」、「革命形勢大好」、「港英不低頭便走頭」的口號,與今日的「以武制暴」、「暴力抗爭樂觀其成」、「港獨建國」有很多可比較之處?

當然理論導師可以反駁,他們不比當年的左派領導,左派領導與群眾有從屬關係,他們只是評論人,與「本土」青年沒從屬關係。但難道寫文章鼓動別人就沒有半點責任?

此刻灰記再想起雨傘運動期間很流行的沒有大台,沒有人可代表我的說法,但原來暴動罪是「集體負責」,若法庭定性為暴動,即使參與者只是跟大隊,沒有作過任何破壞和襲擊舉動,也一樣要承擔暴動的罪責。換言之,參與抗爭就沒有個人主義,而是一個集體,是要講倫理的。 而以往泛民也好,80後「新型抗爭者」也好,都明白這個道理,即使不涉及暴力,一旦示威集會有機會變成非法(非法集結最高刑罰也要收監五年),他們的大台會作出忠告,不能承受被捕風險的可以離開。這都是起碼的政治倫理。

而即使自己衡量過風險,願意為暴力抗爭付出代價,也不能勉強別人同行,這也是起碼的政治倫理吧。想想直接面對共產黨統治的大陸維權律師/人士,他們很多依法抗爭都是自己付出代價(被關押被酷刑),不涉別人,這是成熟負責任的表現。

未知那三位被判「重刑」的示威者,那其餘三十多位被控暴動罪的示威者,那些覺得判刑重的人,其實有否想過「暴力抗爭」的風險問題?而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的「威權」管治更變本加厲是有目共睹,亦符合共產黨的盤算。預期無論林鄭月娥還是曾俊華上台,這種「威權」管治只是程度上的分別,共產黨要收緊對香港控制的大趨勢不會有改動 。選擇抗爭的人,無論和平或暴力,一旦選擇挑戰法律,代價只會愈來愈大。

而當抗爭代價愈來愈大時,無論政治陳義如何高,為別人負責的政治倫理更形重要。

長毛 as an inconvenient reminder

長毛選特首,惹來了很多批評,甚至尖銳的攻擊。有長毛的社民連前「同志」在Facebook貼上社民連五年前罵何俊仁參選特首的聲明,質疑長毛為何打倒昨日之我。那篇聲明的確對何俊仁極盡攻擊之能事,一些左翼文必polemical,攻擊人不留餘地的作風(魯迅是其中佼佼者),灰記愈來愈覺得應引以為鑑。特別今天講求動物倫理,人類自己的爭執,為何要波及無辜的動物,何況是任由人類宰割的豬和人類忠誠的朋友-狗。

扯遠了。長毛答辯為何打倒昨日之我時,大致上說上屆的何俊仁,以至前屆的梁家傑,都不是去揭露小圈子選舉的荒謬,反而是認真的去玩這個遊戲,例如梁家傑對曾蔭權那屆,梁與曾比口才,比政綱,比衣著,比㨂我好過揀曾蔭權,實際上北京和香港權貴早已揀了曾。而唐梁之爭那屆何俊仁則像是個主持或評論員,評述那一個表現較好,實際上是為這場香港權貴撕裂,北京「背信棄義」,棄唐選梁的醜劇助興。然後就有了以李嘉誠為首,堅持選唐,「違抗」北京旨意的那二百多票,以為這屆也是類似格局的迷思。

長毛說上兩屆泛民參選都沒有做到揭露/挑戰小圈子選舉的效果,今屆以反831決定、重啟政改反梁連任為政綱參加選委選舉的泛民代表,在挾三百多選委票的氣勢下,卻不派人參選特首以延續反對831決定、爭取公民提名等雨傘運動的共同訴求,反而要為其中一個建制派候選人背書,即所謂選一個lesser evil,感覺不合理,因而要參選以代表仍未忘記雨傘「初衷」的市民發聲。

批評長毛的人大可不接受其辯解,覺得小圈子也罷,公民提名和831決定也罷,沒必要經常掛在口裡,掛在口裡也不會改變什麼。但目前的確有戴耀庭發起的公民提名機制,灰記反而奇怪,為何泛民沒有派人參選,而長毛參選就群起攻之 遍地陰謀論。要知道,這個是公民提名機制,是延續幾年前泛民溫和翼和激進翼妥協出來的三軌制方案,即提委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的一個搞作,而不是民意調查機器。如果只是民意調查機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各大傳媒做的民意調查還不嫌多嗎?

如果不是延續公民提名運動的搞作,難道這個公民提名機制建立的一個不能明說的任務是要為lesser evil行動助陣,以公民提名的方式為泛民屬意的那位建制派參選人(大家當然知道灰記說的是那一位)背書,因而連一百名公民推薦的規定也特別為他exempt(因為明白他不能公然參加公民提名)呢?然而,即使這是失去了「初衷」的公民提名遊戲,為何只有建制或一些名不經傳的人可參加,非建制派人參加就要口誅筆伐?而長毛正正是在幾名新銳的立法會議員,包括朱凱迪、羅冠聰、劉小麗(還有第一次連任的陳志全)支持下出選。他們是雨傘運動「造就」出來的新政治力量,有一套不同於老泛民的政治訴求,顯而易見。而他們之所以「推舉」長毛,當然有共同看法作基礎,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新銳議員未夠四十歲,屬未夠秤,不符參選資格。長毛也曾遊說過一些泛民領袖如余若薇出選,結果不得要領才自己披甲上陣。

長毛遊說一些泛民領袖可能多此一舉,因為民主黨和公民黨可能就是「造王」/選lesser evil的旗手,一些接近勞工階層的泛民頭面人物亦礙於lesser evil的強勢而最多只能背後支持或不作主動攻擊。然而,灰記始終疑惑,泛民那300多票是否真的已有共識,必投那位建制派候選人曾俊華,而即使300多票(減去長毛等至少五票)綑綁全投曾俊華,如此便能「造王」,而不是那800多的建制票?

究竟泛民300多票有幾關鍵?主流泛民始終沒法解釋清楚,反而不斷出口術說長毛出選會鎅走曾俊華的票,林鄭若獲選長毛要負全責。真的一大頂帽子。幸而溫和泛民學者馬嶽是一個公道人,說長毛即使入閘,對曾俊華的得票影響有限。

主流泛民沒法或不願解釋清楚300多票的「奧妙」,灰記就為他們揣測罷。先講提名,有一種說法,泛民300多票只能提名兩個參選人(150選委提名才能入閘),因此就有提名了胡國興若再提名長毛就恐怕曾俊華入不了閘。首先,長毛明言,拿不到3萬8千公民提名,不會要求選委提名。他是唯一遵守公民提名遊戲規則的人。一般相信,因為他太遲決定出選,在2月22日公民提名期結束前能拿取3萬8千票的機會其實相當渺茫。而灰記猜測,主流泛民之所以對他諸多攻擊,其中一個原因是害怕他即使拿不到3萬8千提名,若取得過萬提名,甚至多過曾俊華(他現在的公民提名已遠超胡國興),泛民選委就要解釋為何要提名同樣沒有勝選的胡國興而不提名梁國雄,就因為梁國雄堅持不閉嘴,堅持不斷「提醒」大家不要忘記831決定,不要忘記雨傘初衷,不要只顧中產利益,不理會基層死活⋯⋯

而實際上,即使提名了胡國興,再提名長毛,曾俊華也不一定入不了閘,大家相信他連一百個建制提名也取不到嗎?如果他連一百個建制提名都拿不到,即使泛民300多票全投他,大家相信他真能當選嗎?當然,有一個說法是因為提名要具名,一些建制派不想暴露自己支持曾俊華,得罪中聯辦,所以不敢提名曾俊華,投票則是另一回事。甚至有一個上屆翻版的senario,說以李嘉誠為首的一批建制選委屬意曾俊華,只需泛民300多票就可以成事。這個senario甚至扯上了李嘉誠+泛民+外國勢力可以抗衡中共。即使如此,灰記也不覺得李嘉誠+外國勢力會為香港帶來什麼好處,壟斷資本就是壟斷資本,工人所受的壓迫不會因而減少,美國在Trump統治下,只會更照顧資本利益,更會忽視大港的民主人權(Trump在本國就是打壓人權的獨裁者),最近他打電話向習近平認低威,認同一個中國,明顯是現實利益作祟罷。

李嘉誠除了上屆不高興共產黨中途「背信棄義」,明明他們這群大孖沙,即所謂一線資本家與北京談好安插好使好用的唐英年,最後卻挾民意換上了梁振英,因而不賣共產黨的帳,繼續投唐英年,即所謂建制分裂,唐營二百多票。但商人和依附他們的專業精英最講現實利益,在中聯辦「威迫利誘」的統戰下,不是很多前唐營人士跑去為林鄭站台嗎?連唐英年也對林鄭示好,李嘉誠父子都去俾面西環跑去中聯辦見林鄭啦!

灰記這樣說不是要指林鄭必然是北京之選,而是建制選委中,除了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所估計的約500張中共組織票,即北京決定了誰是特首,他們便會乖乖投給誰,其餘三百多名建制選委,很多都是看風駛𢃇,西瓜靠大邊,因此北京要誰當選一點難度都沒有,問題是高票還是低票,共產黨講面子,得票太低的特首令他們面子過不去而已。因此,無論林鄭,無論曾俊華,無論誰也好,建制那800多票在中共「督促」下才是關鍵,泛民300多票不能影響大局。

泛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強調這三百多票多麼重要,只有一個解釋:觀乎過去幾個月北京的「異動」,如王光亞說民主派也是建制一部分,如宣布禁止入境的泛民人士可申請通行證到中國內地,如張德江南下安排泛民議員在他面前數落梁振英,被認為習系的《成報》對泛民禮遇有加,對張德江、中聯辦以至林鄭鞭撻不遺餘力,都是一連串的統戰活動。而習近平兩度和曾俊華握手就是一個表示,你們泛民不要梁振英,不要梁振英2.0,我最多可以給一個曾俊華,條件是你們一定要投曾俊華,為他背書,令他高票當選,並可能「贈送」三數行政會議成員及局級職位予泛名,達至建制和泛民共治的表象。否則王光亞所說的民主派也是建制一部分,主流泛民如此著緊這300多票不能「浪費」,否則不能阻止林鄭當選便說不通。

因為習握手,公民黨便輕易忘記了反「假普選」時兩個爛橙唔係選擇的硬道理;因為習握手,民主黨的換人換制度只是順口溜,毋忘雨傘更是不堪回首。此刻灰記想起多年前某學者的說話,大意是民主黨其實和民建聯沒有多大分別,如果落實雙普選,民主黨和民建聯甚至可考慮合併。現在離雙普選愈來愈遠,當年某學者所講的主流泛民「建制化」卻彷彿出現了,怎不令人唏噓。當然,很多灰記尊敬的朋友依然認為曾俊華是目前困局中「最好的選擇」。

不過,長毛出選的原因,就是要remind大家,這究竟是誰的「最好的選擇」。長毛近日最愛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劉少奇為了討好毛澤東,而替毛澤東造神 ,當毛澤東走上神壇,便逐個擊破,劉少奇「文革」時更死得極沒尊嚴。長毛說曾俊華當然與毛澤東無得比,只是作一比喻(將習近平與毛澤東相比更加貼切)。的確,曾俊華也只是一個聽北京㩒制,代表權貴利益的建制中人而已。然而, divide and rule,由殖民統治者到中共極權者都管用。必須為曾俊華背書就是中共的分化手段,是一把利劍。相信這與去年立法會選舉港人空前踴躍投票,非建制得票率高,特別一些新銳的自決派很受選民歡迎有關。

把傳統泛民拉入建制同盟,再繼續打壓進步/自決民主派的聲音便可以更得心應手,現在香港已經「大和解」,你們長毛、朱凱迪、羅冠聰⋯⋯不要再搞事了,不要再拉布了,不要再公民抗命了,不要阻金融地產繼續暴利,不要抗議中港權貴利益進一步融合,不要反對官商鄉黑,不要阻止大白象工程,不要阻止貧富懸殊加劇,不要反對23條⋯⋯give Hong Kong a break!

這個所謂大和解很可能是犧牲本屆立法會選舉所反映,依然堅持左翼路線和新興政治力量的聲音而達至的。因此,長毛等為了自己的「生存」也好,為了「忠言逆耳」,提出 an inconvenient truth也好,參加公民提名選特首其實十分正路。查實梁振英現在已透過司法覆核要DQ長毛等四位議員,若法庭在新特首上任前判政府勝訴,四人失去議員資格,不用等到下一屆「和譜」政府(如果曾俊華當選的話)便能把較強烈的異議聲音趕出議會。而當較強烈的異議聲音被成功壓制,就有可能輪到較溫和的異議聲音。

而其實所謂「休養生息」,沒有時間表,只有北京㩒制,防不勝防。主流泛民為曾俊華背書,即使是沒有選擇中的無奈選擇,也是解除武裝,或曰自廢武功,但北京並沒有解除武裝。當然,不少人經常反駁,選了曾俊華,他做得不好為何不能反對他。第一在北京和權貴操控下的揀選特首,泛民參與背書的象徵意義非同少可,客觀的效果是認同這個小圈子揀選遊戲,對民主運動肯定是打擊-搞咁多嘢做乜,兩害取其輕咪得囉。第二,倘若泛民接受行政會議成員/局級問責官員職位,成為政府一部分,則更難反對曾俊華倒行逆施。

然後又有人說,外國也有大黨不夠議席要靠拉攏小黨組成執政聯盟,小黨不一定認同大黨所有的政綱,甚至政治立場相悖的政黨也會有需要時組成執政聯盟,一但大黨實行有悖小黨政治理念的政策,一樣可以反臉脫離執政聯盟。第一,這種執政聯盟是在有普選的民主制度下產生,第二,通常大黨為了拉攏小黨也會接納小黨某些政綱,第三,通常這種權宜的聯盟都十分短命,因為小黨最終都頂不順大黨又無力改變現狀而只有退出聯盟,而大黨則再找其他願意上釣的小黨或乾脆再舉行大選,而最最重要,民主國家的執政聯盟是在人民一人一票授權基礎上進行。泛民在未有民主普選前,以特權份子「替市民」參與這種所謂聯盟的遊戲,其局限何止十倍於外國,起碼中共和權貴沒有接納泛民的政綱,23條立法會繼續,落實全民退保及普選更遙遙無期。往後,分分鐘會聽到有泛民中人如民建聯中人般「抱怨」,「有辱無榮」,那時真箇「賠了夫人又折兵」,但要承受後果的還是無權無票的普通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