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制的「人民的呼聲」與不能逃避的「自由」

自我審查似成了今年的流行詞,最新例子是以往經常出版諷刺政府及時弊書籍的書商,「國安法」下因為害怕被舉報,今年書展不再擺放政治敏感書籍。但與此同時,康城電影節日前「突擊」於影展閉幕前播映了一齣港產紀錄片《時代革命》,創作者是曾執導《十年 自焚者》和《幻愛》的周冠威。

周冠威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指,影片是「國安法」實施前拍攝,片名亦是「國法安」實施前改的,曾想過改名及刪走片中的反修例口號(與片名相關的反修例口號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最終決定不猜度「紅線」,不左閃右避。周又稱自己沒想過離開香港,留下是個人自由選擇,明白不少人替他擔心或觸犯「國安法」,有心理準備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事。因為他和太太有宗教信仰,可以支撐他們面對一切不明朗。

是的,拍攝影片記錄歷史,香港社會曾幾何時最正常不過的活動,「國安法」下則變成有被捕判刑風險的高危活動。因此留在香港的周冠威願意以真面目示人,接受訪問,需要一定的勇氣。

周冠威接受訪問時指影片版權已賣給外國片商,影片暫不會在香港放映,但會想辦法讓最多人能看到,希望香港人耐心等候。相信很多曾參與這場運動的人,無論出於何種心情,都會期待看到電影。2019年已在眾多香港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而與它相關的事,由它衍生的事幾乎正在天天發生。例如影片很可能會出現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官方由去年七月開始禁制的口號和旗幟,近幾星期又成了城中的討論熱點。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兩句2019年下半年幾乎天天有人呼喊,估計數以十萬計港人曾喊過,差不多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樣,成了「人民的呼聲」的抗爭口號,經過一年的禁制和滅聲,近幾星期再次引起注意。原因是法庭六月底開始審理首宗涉及「國安法」的案件:去年七月一日唐英傑駕電單車高舉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的黑旗,撞向警察,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罪」、「恐怖活動罪」,控辯雙方都有專家證人上庭作供,就此一「人民的呼聲」是否港獨口號,接受控辯雙方律師及法官提問。而正正因為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正在還押的被告還可以與家屬和自己聘任的律師會面,審訊時控辯雙方代表律師和專家證人在法庭上的互動,專家們的意見,記者都可以作出整理和發布,因此,無論民主派和親權力派的傳媒都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在此特別感謝一些記者詳細將庭上的討論過程詳細記錄),也不會被警察上門拘捕(大家還記得六月有市民在家中晾衣架懸掛「光時」標語,被警察上門以涉嫌發表煽動性文字將其拘捕嗎)。而看看擁有「社會主義優越制度」的中國大陸,觸犯此類刑法的被告連被家屬探訪,自主聘請律師的權利都被剝奪,被聘的律師官方勸退不了就迫害,吊銷律師牌照甚或拘捕判刑都有,拘留和審訊完全黑箱作業,一個人一旦牽涉這類敏感罪名,就像從社會消失,長時間「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但香港何時連「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新聞和言論自由都消失?天曉得!

代表控方,即是政府的專家證人,嶺南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主張這兩句口號等同鼓吹港獨和分裂,因為「自古以來」革命就是推翻政權,改朝換代的意思,光復就是恢復、取回的意思。正所謂語言隨時代和人的應用而改變意義或出現多重意義,劉教授刻板的闡釋自然引起外界的批評。 特別革命一詞,㡬乎任何層面,藝術、文化、科學、教育……都已用上革命一詞,革命不再是政權更替,而是推陳出新、創舉的意思,這是一般人的常識。正如兩位辯方專家證人,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和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所言,將「光時」解作推翻現行制度和港獨是眾多解釋之一,也不比其他解釋更具權威。

灰記作為十萬計曾參與「反送中」示威集會,並呼喊過「光時」口號的其中一名市民, 絕對有資格就「光時」是否等同港獨發言。有看過這博客的人都知道,灰記並不認同某些「激進」本土派的政見,對港獨亦沒有興趣,所以幾年前當梁天琦提出這口號時,灰記其實相當抗拒。即使到了2019年抗爭運動較早階段,示威者再呼喊「光時」的時候,灰記仍然保持沉默,只響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重組警隊,刻不容緩」。但不知怎地,當這場「和勇不分」的全民運動「曠日持久」,也許受到市民所表現的那種大團結精神所撼動,再加上梁天琦為自己的政治主張甘願坐牢,這種承擔也讓人欽佩,灰記不再執著「光時」原意是否鼓吹港獨,只覺得它是「人民的呼聲」,因而也跟著大隊呼喊。事實上很多泛民、「左膠」、支聯會成員,希望「回復」港人心中「一國兩制」的市民都呼喊這口號,顯示「光時」的意義已變得十分開放,所以李立峯教授的研究所得,這口號的意義隨時間變得多元,十分符合現實。

本來如果真的只是學術辯論,無論「光時」是否具有港獨意思,這類討論的結果不會引來什麼嚴重後果,這亦是以往大家習以為常的言論、學術自由,討論港獨為何不屬言論、學術自由,呼喊港獨口號為何不是言論自由!偏偏今日學者要在法庭向控辯雙方代表及法官講解,結果亦影響深遠,正正因為言論自由受到「國安法」衝擊,而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原本屬於言論自由的學術討論/研究,變成影響眾多人命運的司法辯論。代表政府的控方邀請劉教授作「自古以來」和單一的論證,就是希望法庭將「光時」等同宣揚港獨,重判唐英傑,為以言入罪立下嚴厲案例;辯方邀請兩位李姓教授作開放式的解讀,李詠怡教授更反駁劉教授說,香港從來不是一個主權國,光復何來有奪回主權之意,論證「光時」與港獨意義分離,希望減少被告獲罪機會。

雖然兩位李姓教授論點似比劉教授更具說明力,但法庭會如何判決首宗「國安法」案件,灰記未感樂觀。蓋自「國安法」實施後,終審法院以至很多法官都主動放棄普通法,或曰現代法治原則,涉及「國安法」案件未審先還押彷彿成了慣例,此案被告唐英傑已被拘押超過一年,其他涉及抗爭的案件也有不少被告不獲保釋,變成未審先坐牢,以往無罪推斷的原則在此類案件逐步消失 。獲委派審訊「國安法」案件的法官,所謂國安法官,會否心領神會「國安法」精神,審案時考慮「國情」多於人權(實際上「國安法」已凌駕基本法和人權法),向竭力維護黨國安全的大陸法庭「學習」,以求自保,甚至期望獲得「上位」機會?在香港「新秩序」下,社會各個部門的管理者/掌權者,「識時務者」佔多數,法官恐怕也不例外。

在香港還有「法治」的面紗下,法官對良心犯、政治犯判以重刑,都會以法律條文自我解釋一番,既然多了一個可置人於「死地」的「國安法」,再加上殖民公安惡法「復活」,他/她們很多也就樂於「照本宣科」,管它什麼現代法治精神和人權觀念。至於理論上鑽研學問,傳授知識的大學教授,何以有截然不同的選擇?劉智鵬副校長不會不知道這並非純粹學術討論,他的作證會嚴重影響被告的前途,甚至一生,對言論自由也是一大衝擊。他對光復和革命極為單一的解釋,於學術上其實也站不住腳,見諸李詠怡教授的反駁,亦不符合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現實,見諸李立峯教授的研究。劉教授是真的疾「獨」如仇,「愛國情懷」氾濫,以至掩蓋了一個學者所應持的理性、開放和客觀,還是在「新秩序」下,與其他「識時務者」一樣,為權力效命!

觀乎很多握有最高行政權力的大學(以至中、小學)管理層,在「新秩序」下好像忘了學術和言論自由是開放社會的基石,也好像忘記教育是啟發而非壓制,是愛護學生而非視學生(即使不聽話)為仇敵、陌路人。青年學生反叛、不聽話其實十分正常,亦是社會的活力所在,否則年紀輕輕便因循聽話,這個社會還有希望嗎?這不都是簡單的道理嗎?然而,幾所最高學府,包括中大和港大,為求自保也好,主動討好當權者也好,因為很多學生,包括學生會成員是反修例的積極參與者,於是與由學生選出的學生會割席,不代收會費,企圖令學生自治組織因為沒錢運作而停頓。 港大學生會評議最近曾發表向七一襲警者梁健輝致謝的悼文,後在政治壓力下收回聲明致歉,學生會並集體請辭,承擔責任。但校方竟然收回學生會大樓的使用權以作懲罰,還讓警察入校搜查,外人看在眼內,就是校方配合政權收拾不聽話的學生,完全不顧作為教育工作者應有的「風範」。劉智鵬教授與政權的法律代表合作,或者開拓了一條校外獻媚之道吧。

至於願意接受辯方邀請作專家證人的兩位李教授,其實相當難得。今時今日雖云還有「法治」面紗,但以言入罪的陰霾濃罩,特別在庭上多番引述其反修例運動研究的李立峯教授,會否有朝一日被官方視為言論與「國安法」有所抵觸?不是嗎,法律學者陳文敏於七一襲警案後指,警方未調查清楚前不能隨便將案件列為恐怖主義襲擊,警方將市民悼念行為扯上煽動/鼓吹仇恨和煽動恐怖襲擊是上綱上線,警方不能將法律無限延伸等,這些於有獨立思考的人是十分溫和理性的話,卻被新任保安局長鄧炳強不點名抨擊,指他「縱暴」,還用上「千古罪人」這種嚴重指控。尤記得「千古罪人」是當年港澳辦主任魯平辱罵搞政改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用詞,「肥彭」是英國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官員,中方罵還罵,還不能對他怎樣。但現在一個手無寸鐵的本地學者,今日只是沒有被點名,他朝若被主管保安事務的官員或其他掌權者點名批判,執法部門會否「識做」,起碼把他抓到警署問話一番?這些都是現在做著「正常」事情的人不能預計的。

言猶在耳,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也不甘後人,要表示「有為」,除了聲稱循「宣揚恐怖主義」方向調查港大學生會,還嚇唬市民,說不排除調查曾於七一悲劇現場悼念和向梁健輝致謝的市民,包括搜屋。這種官員不懂克制,不再尊重人民權利,要表現戰鬥格的白色恐怖,就是大家要面對的「新秩序」。而官方律人嚴,律己寛的作風,例如近日「犯聚三人組」的官商豪華飯局,外界認為可能涉及高官違規以至違法行為,當局理應作出獨立調查,以釋公眾疑慮,但上至林鄭,下至鄧炳強都一致護短,說官員已道歉,事件到此為止;但對公眾並不違法的行為,如悼念梁健輝卻要窮追猛打,更增加市民對此「新秩序」的厭惡感。

但無論「新秩序」如何讓人戒懼,如何令人反感,也是大家要面對的政治現實,如何盡可能不扭曲自己「正常地」生活,都是大家要學習的「新課題」。而正如紀錄片《時代革命》作者周冠威所言,  不要自我設限,因為不知「紅線」在哪。也許有一段長時間大規模遊行集會,「光時」這類「人民的呼聲」要絕跡,但任何本著良心公義,本著香港還是「開放、自由」社會的舉動都只能繼續。在「法治」的面紗和「久延殘喘」的學術和言論自由未消失前,到法庭為被官方檢控的抗爭者/良心犯辯護、作證,支援被捕者、探望在囚者,社區互助以至繼續做認為應該做的學術研究、書寫、藝術創作,乃至如何「自主」生活消費等仍有可為,仍需賴以的寄託,無論專家學者、作者/記者、電影工作者、藝術創作者、商人小販、以至普通工薪階層,一定有事可為,亦有很多人正在實踐。這也許是選擇留下的人不能逃避的「自由」,或曰「宿命」!

「警權真大,警權萬歲」

「刺殺案在香港不常發生,對社會而言是一件悲傷的事件,市民需要有適當的方法表達哀傷,而獻花亦是一種適當的方式讓市民宣洩情緒。」這是7月5日香港大學講座教授葉兆輝接受電台訪問時的說話。

葉教授說的是七月一日晚市民梁健輝以刀襲擊警察後自殺的案件,然而這位資深學者所指的適當宣洩方式,卻是警方和掌權者不斷譴責的「煽動行為」,因此,那些拿著鮮花到悲劇現場哀悼的市民,無論長者、年輕人,還是携同子女的父母,都被警察包圍截查,無一倖免。警察隨便截查市民其實是濫權,由港英年代開始的警權過大問題一直無法糾正,導至如今警察恣意濫權,截查市民是最基本動作。總之今時今日就是「警權真大,警權萬歲」。

灰記不知這是否本地獨一無二的現象,就是警察很喜歡查身份證,連威權的新加坡也少有這種擾民行為。說得「極端」一點,這種行為令人想起侵略/佔領者,日本佔領香港時皇軍隨時可以截查市民,以色列軍人在西岸佔領區隨時隨地截查巴勒斯坦平民,侵略/佔領者這樣做也還有他們的原因,因為面對一群敵視他們的當地人,不知當中誰會動殺機。但一個聲稱全球其中一個最安全,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為何對市民如此防範?

這種行為在反「送中」運動發生以前已常有,警方的理由是空泛的防止罪案。民主黨前議員涂謹申以往也不時在議會質問保安局官員,要求提供因為截查市民而緝獲疑犯的數字,要查多少次身份證才捕獲一名疑犯等,保安局例必說不出數字。涂亦循例批評警方沒有數據又怎知這是有效防止罪案的方法,要求檢討。當然官員對涂議員的話只當耳邊風,因為明知議會親權力者佔多數,他們只會膜拜而不會質疑權力。

或者有人會說,被截查沒有什麼大不了,自己又沒有犯法,怕什麼警察查身份證。正正就是因為自己沒有犯法,才討厭警察截查,不是怕,是討厭。討厭是有理由的,「警察憑什麼懷疑我,要查我身份證」,又或者「你如買六合彩一樣,隨便找個人來查」,這都是非常令人討厭,特別如灰記這類討厭權威/威權的「刁民」。灰記過去就有過在地鐵站等候朋友被警察截查的討厭經驗,那時灰記十分不客氣,大聲質疑警察的舉動,那個警察也十分不好意思地匆匆完事。那個警察的表現,灰記推測是他要完成當日的quota,正好灰記在身旁,沒想到灰記如此「勞氣」而有點「招架不及」。

那時是兩傘運動之前,警察還懂得克制。今時今日灰記若大聲質疑警察,相信起碼都會換來警察的嚴厲警告,「你再係咁告你阻差辦公」,脾氣稍差的警察可能已把你推至牆邊搜身。而這種討厭的截查行為,於後反「送中」/「國安法」時代更形泛濫。首先,年輕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只要你十多歲至二十多歲,便有機會被警察截查,特別在掌權者/警方認為敏感的日子和地方,特別穿著黑衣配帶黃口罩。灰記目睹年輕人遭截查的次數是過去的數十,以至百倍,而且例必搜身搜袋,比以前只查身份證更具侮辱性,更侵犯人權。

寫到這裡,灰記又彷彿聽到有人說,你敏感的日子不去敏感的地方,不穿黑衣不帶黃口罩就不會招惹警察。但這說法已與先前的「你又沒有犯法,怕什麼」有所不同。這說法是不應招惹警察,不管行為本身是否觸犯法例,這是自我收縮自由空間。明明沒有戒嚴,沒有宵禁,我去什麼公眾地方是我的自由,法例也沒有規定不准穿黑色衣服,不准帶黃色口罩,為何這樣會招惹警察?為何向逝者獻花也讓警察如此緊張不安?也不只剛發生的悲劇,市民自發掉念2019年6月於金鐘墮下身亡的梁凌杰先生,也會遭警察截查。香港市民幾時開始有義務顧慮警察的情緒?掌權者有顧慮過市民的情緒嗎?

這又令灰記想起日本侵略者和以色列佔領者,他們當然知道自己是用武力/暴力「管理」著當地人,強大的武力/暴力雖然可以震懾人,但一點道德基礎和認受性也沒有。支配這些侵略/佔領者的只有仇恨心,以及把被「管理」者看成低一等的優越心態。灰記這樣說並非要將港警與日本皇軍及以軍相比,畢竟把九七後的香港說成佔領區非常政治不正確,但諷刺的是,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的而且確有不少市民對著警察喊「皇軍」,顯示警民關係之惡劣。

當然今時今日,在掌權者眼中,一切行政和執法權力不容質疑,管它警民關係是否惡劣。《基本法》明明賦予立法會議員可質疑、反對,甚至彈劾行政當局以至特首的權力,在「國安法」時代就變成「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還未參選的民主和本土派人士,大部分以此「國安」罪名還押(47人案),小部分以極苛刻條件保釋,其他行政當局以言入罪,以「非法集結罪」剝奪人權的案件不勝枚舉。而作為執法工具的警察,無可避免引起有想法的市民的不滿。

本來,若警察能持守「專業」,按程序辦事,市民的不滿也不會發展至仇恨的地步,偏偏不少警察在執法過程塞進「私貨」,濫權濫暴,特別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市民在現場、在網上直播和新聞片段(並非當局說的假新聞),看到很多警察濫射催淚彈、近距離向市民、議員和記者噴射胡椒噴霧、暴打沒有反抗的示威者、橡膠子彈射向頭部眼部(受害者包括一名印尼籍記者)、近距離用實彈射向示威者。而721和831之所以如此深入民心,是前者明顯是警察放軟手腳,讓元朗鄉黑勢力恣意襲擊港鐵站內的市民,而後者則是警察在太子港鐵站內無差別暴打市民。即使 831有人被打死純屬謠言,警方縱容元朗鄉黑的腐敗行為,以及暴打市民的非法行為,稍有正義感的市民看在心內,都不會原諒警察。

灰記彷彿又聽到有人說,那些暴徒的兇殘行為你們有見到嗎?但檢控數字不是已告訴了這些人嗎?不管是否涉及暴力,反「送中」運動超過一萬人被捕,二千多人被檢控,很多被判重刑。然而無數違法濫暴的警察,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要問責,零星的內部紀律調查都是不了了之。運動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是最多人有共識的一條,連一些溫和建制人士也贊成,這些建制人士認為只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回應市民最大共識的訴求,這場反抗運動便會退潮,因為很多市民之所以繼續上街,是看不過眼警察的暴行和掌權者漠視民意。不過,不管那些建制人士的評估是否正確,掌權者對建議置若罔聞,現在看來,至少北京早已有「攬抄」香港的打算,在官方的語言就是「止暴制亂」,令「一國兩制」回到他們心目中的正軌,要藉大力鎮壓這場運動,清算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由散漫」風氣,逐步控制政治社會的各個層面,即落實「全面管治權」。

不管當初強行修訂「逃犯條例」而闖出大禍的林鄭是否一早有以上的認識(去年初漏出了她向商界「真情流露」的錄音,說自己犯下不能原諒的錯誤,可以選擇的話會辭職,令人有「身不由己」之感),明白了北京的意旨之後便堅決執行任務,以強硬姿態昭告世人,警察要維持這個「新秩序」,無論用什麼手法都無可非議,市民只能遵從這個「新秩序」,否則後果自負。而北京將警務系統的人安插政權核心,港人戲謔為「警察治港」,外國傳媒形容為police state,意味在可見將來藉警務系統執行強硬任務,進一步震懾港人,是路人皆見的治港策略。要如此倚重警力,北京又怎會讓香港行政當局為了緩和民間情緒而「犧牲」他們呢(將來有需要再清算他們是另一回事)!名義上特區第二把交椅的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只是就721事件婉轉地批評警察 (好像是官員唯一一次表示警察有錯),不但被本應是他下屬的警察團體不客氣地「回罵」而弄得灰頭灰腦,林鄭看到警察團體以下犯上,毫無規律可言,在公開場合也保持緘默。最近張建宗更被北京罷免(換上警察出身的李家超)。他向記者表示自己身體很好,很投入工作,免職是雙方同意的安排,而非如以往被迫去官的人般,一說身體不好,一說家庭原因,算是表達了不滿。

年屆七十的張建宗,在香港官場打滾數十年,歷經港英時代和特區日子,相信不會不諳為官之道。但這位被譏「太極高手」,擅於「左右逢源」的資深高官,在「新秩序」下已無利用價值。觀乎林鄭,以至警務系統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還有入境處長轉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曾國衛,在「新秩序」下無不「戰狼」上身,不但不承認港人民主權利被「完善」選舉制度所剝奪,也不承認港人自由受損,更將所有「錯」歸咎外國敵對勢力、分裂勢力、市民被假新聞蒙騙,行政當局及「新秩序」的執法者就沒有需要任何反省,一點錯都沒有,就好像她/他們的boss共產黨一樣「偉光正」。

這樣的邏緝思維下,掌權者只會走向極端。發生梁健輝事件後,上至林鄭,下至新任警務處長蕭澤頤都是不斷的譴責,一時孤狼式恐襲,一時背後有邪惡分裂勢力,總之就是上綱上線,好像香港已經被隱閉的「恐怖分子」包圍,隨時有下一波的「恐襲」,為進一步立法限制市民自由(如假新聞法、「起底」刑事化等),為警察包括「國安」警察加強打壓人權製造輿論。而特區掌權者開口閉口恐怖主義,不禁令人想起北京港澳辦於反「送中」運動期間曾指香港出現恐怖主義苗頭。緊跟北京口徑,設法證明北京有「先見之明」,果是當今香港為官之道。

在如此肅殺的環境下,能說出一點公道話相當難得,尤其在建制內的學者。葉兆輝教授「獻花亦是一種適當的方式讓市民宣洩情緒」,相信那群「戰狼」高官聽起來十分刺耳。而較早前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發言指,暴力行為本身應受譴責,亦不同意以暴力解決問題,但若指獻花悼念可能違法,說法牽強。陳教授補充,根據《香港國安法》提及的恐怖活動,需要涉及嚴重暴力行為、脅逼中央與特區政府、威嚇公眾實現政治主張,但現階段仍未清楚事件性質,不能將任何一宗襲警案等同恐怖活動。他續說悼念亦可以出於同情,甚至可能表達對政府不滿,與宣揚恐怖主義的差距很大,認為不應將這些事件「上綱上線」,若將任何有關行為均視為違法,只會激化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他的說話隨即惹來新任保安局局長,前警務處長鄧炳強兩番不點名批評,指他縱暴,有可能令全港充滿血腥,然後又說留意到有人嘗試去淡化極端行為可能帶來的破壞和傷害,尤其是有法律背景的人,並指這些人是「千古罪人」,語氣不可謂不重。未知陳教授現在會否為自己的命運擔憂?

陳教授的確是「新秩序」下少有較敢言的學者,他指警方屬執法機構,應謹守法律,不能將法例無限擴張,正點中現在警察的執法問題,不但如此,過去一段時間,警察執法雙重標準,對自己警察的違規違法視若無睹,對親權力者的違法行為也每多縱容。721是最經典例子,如果不是傳媒揭發,也不會抓那幾個「白衣」人交差,但抓那幾個人同時又心有不甘,要再抓當晚在場調庭的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一批市民「陪葬」,不但如此,還要「懲戒」揭發真相的記者,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蔡玉玲透過查閲汽車登記紀錄,找到一些與721事件有關的車主,這種記者常用的查冊方式,卻被警察問罪,控以「虛假陳述」罪(因為查冊理由的選項沒有「新聞用途」),最終罪成,蔡被罰款六千元。

對只是忠於職守,報道事實的記者尚且如此迫害,對那些表達不滿的市民,對那些抗爭者利用法例無限演譯,例如動輒「國安法」提控,以達拘押目的。而日常隨意截查市民,以「彰顯」警權無限大,則是「新秩序」下的「新常態」。

其實於港英殖民時期,不少有識之士都批評公安條例是惡法,警權過大。港英在後過渡期為了討好港人,已少有引用公安惡法,殖民警察(李家超、鄧炳強等也曾當過殖民警察)亦算克制,與市民維持較良好關係。末代港督彭定康於主權移交前兩年,鑽《基本法》空子搞政制改革,造就民主派在立法局佔多數,成功廢除了不少公安惡法。只是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你廢除時我恢復之,你通過工會集體談判權,我亦廢除之。總之官商主導的殖民地制度要盡量原封不動,殖民地政權依靠軍警以防叛亂的制度不能變,港英1967年對付「左派」暴動的公安惡法不能廢。「叛亂」永遠是殖民/專制/極權統治者的心魔,依賴蘇俄扶植,以顛覆民國政權起家的共產黨豈會例外。

再回到那些明知被截查,被恫嚇可能違法也要到現場向梁健輝獻花的市民,他/她們一張張眼神堅定的面孔,與大批如臨大敵的警察成強烈對比。為什麼一向「和理非」為主,有非暴力潔癖的香港人,那麼多人今日偏偏會對一名掌權者和執法者口中的「恐怖分子」表達哀傷與同情,以至敬意?

如果說「六七暴動」令港英當局反省自己的統治(「左派」用以justify當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之後有麥理浩懷柔港人的「新政」,以至往後更寬鬆的統治,這兩年的「黑暴」/「動亂」又給香港的掌權者什麼教訓?還是因為國家主權大哂,「國安」前提下,市民要硬食?

是的,「警權真大,警權萬歲」,陸續有來的各種剝奪權利法例,會為警方提供更多「無限擴張法例」的機會,再加上在學校,在公私營機構管理層配合下,不斷強化的社會控制(剛剛就有學生因為在歌唱比賽不理禁令,唱被校方認為有政治內容的歌曲而被處分),然後由幼稚園開始灌輸的「國家至上」教育,十年或更短時間,香港就可與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看齊,但那個香港又有什麼存在意義?

是的,「警權真大,警權萬歲」,但那些明知被警察濫權卻眼神堅定的哀悼者,那些明知要坐牢仍「以身試法」的抗爭者,那一個又一個不甘心此地「沉淪」的香港人,不正正在尋找/保存香港的意義嗎?

最後要說說曾國衞所言,有責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灰記特別提醒他和他的前殖民地同僚,不要只歌功頌德,認識一下一些人物如王實味、胡風、劉少奇、彭德懷、高崗、習仲勛、林彪、羅瑞卿、李銳、胡耀邦、趙紫陽、薄熙來、周永康、王立軍……,認識一下共產黨內的血腥殘酷鬥爭史,認識白區地下黨人如何被「就地消化,限制使用」,認識國民黨「殘餘」的悲慘命運,認識曾與共產黨共患難的民主黨派如何一個又一個被整肅被噤聲,認識因為官員無限誇大糧食產量,強徵糧食上繳而導致幾千萬人餓死的歷史,認識以「革命」之名導致數以百萬計人被批鬥,被毒打,有些被打死,有些「畏罪自殺」的歷史 。還有推介他們看一本名為《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一書,裏面有很多共產黨掌權前推崇民主自由、捍衞選舉權、言論自由等人權,與現今民主派的主張沒有兩樣的溫和理性聲音。還有,也要知道中共也曾根據共產國際主義原則支持台灣獨立、西藏、新疆、蒙古民族自決,並順帶想想無論共產黨官員和特區官員,為何那麼多他們的家屬擁有外國護照。然後再看看這個自己成長,共產黨曾「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香港,如今被弄成什麼光景。 

再見《蘋果》

《蘋果日報》董事會於今日(6月23日)宣布,明日(6月24日)出版最後一期100萬份。換言之,出版了26年的《蘋果日報》,明日之後成為歷史。為了抗議「高壓政權摧毀新聞自由」,香港記者協會聯同七間傳媒工會呼籲業界6月24日穿黑衣,亦歡迎市民響應。《蘋果》 董事會原定最遲周六(6月26日)最後出版,但相信因為當局在經濟封鎖之餘, 今日繼續拘捕蘋果高層人員(被捕者是筆名李平的社論主筆),並稱不排除陸續有人被捕,至令《蘋果》「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決定提早停刊。盛傳好一陣子的「謠言」:有人欲置《蘋果日報》於「死地」,並必須發生於7月1日中共100周年黨慶之前, 果然應驗了。

去年8月,警察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名,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其後黎以「國安法」 被還押,並因組織參與2019年8月18日和10月1日未經批准集結而合共判刑20個月,現在服刑中。《蘋果日報》在風雨飄搖下繼續經營,市民亦熱烈訂購網上版支持。想不到未足一年,今年6月17日,警察再次「來襲」 ,以同樣罪名拘捕5名高層人員,包括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隨後又是大批殺氣騰騰的警察,大肆搜查蘋果日報大樓,這次還撿走44張載有新聞材料的硬碟。國安處李姓高級警司向在場記者聲稱該報自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有「強烈證據」顯示有關文章是串謀計劃的重點,藉以提供口實予外國向中國及香港實施制裁。

第二日,張劍虹和羅偉光被正式落案,隨即還押候審,「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又再多兩名未審先坐牢的被告。而大搜捕的同時,李姓保安局局長涷結《蘋果》三間公司資產,再加上禁止本地7間銀行處理《蘋果》的戶口,《蘋果》驟然缺乏資金,無法出糧給員工,很快面臨倒閉。唯一奇蹟是李姓保安局局長應《蘋果》要求將資金解涷作出糧之用,《蘋果》才可續命。說是奇蹟,是當局之所以以「國安法」涷結資金,就是為了令《蘋果》辦不下去。這個硬起心腸的政權,怎會忽然「可憐」起《蘋果》近千員工的生計而讓它繼續存活。

暫時還算自由的社交媒體,多了很多關注《蘋果》面臨倒閉的帖文或留言,不少以哀悼方式,痛惜新聞自由的陷落。有人更以當年特區政權「放生」星島報業集團老闆胡仙一事,對比這次窮追猛打黎智英及《蘋果日報》,顯示法律之如何被政權把玩,法治之如何脆弱。 當年的胡仙免於被起訴串謀欺詐罪(《英文虎報》誇大銷量以欺騙廣告商),很大程度是因為胡是政權的「同路人」,與當時的當政者有一定交情,於是在法律面前多了一份來自政權的眷顧。

「有趣」的是,當年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免起訴的其中一個理由是為了「公眾利益」,因為倘胡仙被起訴可能導至她旗下的《星島日報》和《英文虎報》停刊。梁愛詩的聲明如是說:「一間頗具規模和重要的傳媒集團在當時倒閉﹐除了引致僱員失業外﹐很可能會給海外傳達一個極壞信息。正當本港失業人數不斷上升﹐若在這時候作出檢控﹐可能會引致更廣泛的裁員﹐這點令我感到不安。」

因此那個行政長官林鄭可以輕輕幾句,因為涷結資產所引伸的公司倒閉、勞資糾紛,勞工法例可以處理。但大家都知道香港勞工法例是發達地區之中最落後的,對僱員的保障只是聊勝於無。問題更是《蘋果日報》並非那些故意拖欠員工薪金,藉倒閉而逃避責任的無良企業,它是願意與員工一起共渡時艱的良心企業,是政權的政治舉動導至好好一間企業未能營運下去!

老實說,《蘋果》的立場與作風並非人人認同(灰記就不認同它親特朗普的右翼立場),它「引領」新聞走向娛樂化亦具爭議。但這些都無礙它的重要性,特別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它的存在更是無比重要,因為它是唯一一份不向政權低頭,不接受統戰和收編,堅持與本地爭取民主/抗爭同步的報紙。它的繼續存在,多少還顯示香港還有一些新聞自由,可以講一些「冒犯」政權的話,報道一些政權不樂見的新聞,揭露一下政權和社會的陰暗面,特別在「國安法」實施後它仍堅持敢言作風,在主流傳媒中「鶴立雞群」,是值得市民支持的一份報紙。但如今它存在的日子正在倒數 ,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進一步大萎縮,未來尚剩多少?會不會出現傳媒和網媒大整頓,做記者也要宣誓,以至監控互聯網等限制市民言論自由的舉動?不少傳媒工作者和市民都極之憂慮。

對應業界和市民的憂慮,政權和它的辯護士只懂得重複又重複你沒有犯法便不用擔心,正常的採訪不用擔心,記者沒有特權等的說辭。但明明「國安法」實施後,是否觸犯法例、違反專業操守的界線,所謂紅線已變糢糊,糢糊得像「紅海」,「無遠弗屈」。一篇涉及外國批評中國以至香港的報道,幾時會變成串謀抹黑國家和特區的假新聞?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或訪問外國人/機構,幾時會變成勾結外國勢力?而現在一個小學老師買十份《蘋果日報》贈予相熟同事,便遭人「告發」,校方條件反射地以其「動機不良」,勒令該老師停止授課。這名老師之後會否被教育局評定為「專業失德」而失去教席?在「紅線治港」的今日,一切荒謬的事都變得可能。有見及此,前線記者和評論人的組織聯合發聲明,聲援《蘋果日報》及其員工,大家都深明唇寒齒亡的道理。而由主流傳媒高層組成的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則發表不痛不癢的聲明,顯示高位者多明哲保身,不能寄望他們在關鍵時刻為香港的自由發聲。

等而下之,則是《明報》社評(與《明報》前線記者無關)對黎智英和《蘋果日報》被迫害的「幸災樂禍」,什麼「反修例風暴是一場政治大攤牌,沒有遊戲規則可言,『道理』只是包裝,勝利就是一切,不同政治力量押上重注甚至『曬冷』。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來到這一刻,輸家遭清算,說來很殘酷,卻是你死我活政治鬥爭的邏輯」,社評還將黎智英獲美國前副總統彭期接見舊事重提,以示他坐牢「咎由自取」。相信2019年走出來反修例的二百萬人,相信現在同樣身陷囹圄,充滿中華情結的何俊仁、李卓人等都不會同意社評這種陰謀詭計的說法。作為傳媒一份子,又不是黨辦的《大公》、《文匯》或一些擺明車馬親政權的報紙,眼見同行遭受政權無情打擊,新聞自由岌岌可危,不是去質疑當局以言入罪,在關鍵時刻為香港的自由盡點言責,而是處處以陰謀論看同行的一舉一動,然後假裝同情《蘋果》的員工,可恥之極,充分顯露知識分子的陰險和虛偽。而這類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因為有「中立」的外衣,主動配合政權起來更具殺傷力。

但灰記願意相信, 那些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無論如何包裝,誰出賣自己為政權服務,大部分市民還是分辨得到的。《蘋果》5高層被捕的第二日,市民搶購50萬份《蘋果》,去年8月黎智英被捕,第二日以至多日市民搶購《蘋果》,以各種方式在《蘋果》賣廣告,聲援這份報紙。因為大家都明白,撐《蘋果》就是撐自己,無論黎智英如何惹人爭議,無論《蘋果日報》如何有瑕疵,在如此肅殺的環境,一份敢於堅持異見的報紙,一個不惜坐牢也要辦報的報人,體現了香港「嶄新」的時代精神,活出這種時代精神的還有無數被監禁被檢控的人。而很多人仍然相信,即使《蘋果》不再存在,這種時代精神不會輕言消失。

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只是以個人名義宣布6月4日晚在維園出現,便於6月4日早上被捕,其後她在警署宣布以禁食方式紀念六四,下午警察將維園硬地足球場、籃球場,中央草地和緩跑徑圍封。此前政權以「消息人士」透過傳媒向市民作出恫嚇,6月4日晚穿黑衣手持蠟燭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監禁五年。這個恫嚇真讓人既憤怒又納悶,現在香港已淪落至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要被管的法西斯社會嗎?蠟燭又是什麼非法工具?那個前民主派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高聲附和黑衣蠟燭「違法」說,殊不知被人將其以往在維園穿黑衣手持蠟燭的照片放到網上,真的自取其辱。另一前民主派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以往亦是六四維園常客,被問到如何看今年政權禁止維園悼念活動,只能辯稱自己參與的是合法活動,盡現窩囊蒼白。

事實上,很多權力中人,包括前特首、前立法會主席、官員,他/她們於六四時都曾展現良知,譴責北京政權屠殺 ,他/她們發出這些聲明時,都以「愛國者」自居,但後來有的很快,有的較慢,都相繼打倒昨日的我。不過,有心人豈會放過,每逢六四就會將他/她們當年的良心話於網上再次提起,今年更多了一些積極迎合北京,重判抗爭者和民主派的法官們於六四時的「良心展現」。這些人是否還有良心爭扎,還是以「國家至上」來安慰自己?那些當年沒有展現良心的現當權者是否十分慶幸?原來當年的良知是瘡疤。這些權力中人當年是如何看待中國民運、八九六四?是因為他/她們當年是殖民地官員,即使心有所感依然不敢表達個人情感,還是悄悄站在遊行隊伍當中,或坐在馬場一角,聆聽「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譴責屠城的悲憤聲音?學生時代曾率團到訪北京的特首林鄭月娥,八九六四時還是殖民地政務官的她,未知有否被「中國心」所觸動,還是一心一意在官場往上爬,期望順利過渡,懶理國人的命運?

無論如何,對政權來說,不論中港,六四是瘡疤,是中共政權不斷統一口徑為六四定性,依然不讓民間提起的禁忌,生怕有朝一日人民利用這精神資源,再提出政治訴求,逼令中共政權面對自己的殘暴歷史。現在,這種禁忌終於延伸至香港。以「國家」的名義,以「國安法」的重槌,利用七千警力欲「粉碎」這個近年被某些本土派批評為「大中華膠」,對中國「痴心妄想」,與香港無關的行禮如儀場合。但如何批評也好,如何用公權力輾壓也好,悼念/記憶六四已經成了幾個世代香港人的「集體意識」(灰記從不介意是否有傳承,每一代人盡了自己的本份就是了)。套用時下當權者不斷重複的「愛國愛港」口號,八九六四令港人將「愛國愛港」的情懷發揮得最「極致」。

灰記是這種「愛國愛港」情懷的眾多見證者之一。由胡耀邦逝世當日,十數市民自發在中環天星碼頭,以標語形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種種看法,對大陸社會的關懷,到5月4日晚二千市民中環遮打花園集會,以紀念五四的形式聲援北京學生,當中很多是穿西裝的中環上班族,大家還高唱 《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與資本/殖民主義中心地帶,高聳的財團大廈顯得格格不入。當時的灰記還不明白,混雜、矛盾、衝突本來就是這塊歷史偶然下的殖民地的「根本性質」。

整個5月,香港人沉浸於北京學運/中國民運的任何訊息中,平時只談賺錢、賣買樓宇、吃喝玩樂的場合,多了很多對學運領袖的討論 ,王丹、吾爾開希、柴玲……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平時看不起「內地同胞」的香港人,對學生絕食寄以無限同情,對北京市民持續有序的聲援由衷的感動。香港人,無論在本地旁觀,或親身在中國感受過跌跌盪盪的80年代「改革開放」,此刻多少都幻想中共改革派和學生能良性互動,讓中國逐步朝向「現代文明」發展,讓人民真的可以「當家作主」。很多人都說過,此時香港人的「愛國心」前所未有的澎湃,5月下旬成立的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無論「左中右」都認同和全力聲援這個愛國民主運動。同時,一個講求民主、文明的中國才能保障香港真正自治,以及即使中國大陸如何動盪,也祈盼香港能「平安無事」,卻又是很多香港人真實的想法,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簽署,香港已進入後過渡期,很快主權歸中國,香港人不再有英國人「保護」。所謂「愛國愛港」,其實也是從香港本位出發,不用現在某些本土派及其理論導師去加持。

「很快就不再有英國人『保護』」這句話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但灰記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北京聽到一席話時的「震動」,灰記在北京戒嚴前後短暫逗留協助採訪,於天安門廣場附近就聽到一名不知身份的男士,以帶北京腔的普通話對著包括灰記的幾個正在錄影拍照的香港人說,「現在你們有英國人『保護』,九七後英國人走了,你們再沒有那麼XX」。XX那兩個字因年代久遠,實在記不起,但印象中,好像是類似「神氣」,或「特殊」的意思。這位男士是否看不慣那時香港人在中國所受的「特殊待遇」,不得而知,但他的說話卻點出香港人身份的「脆弱性」,的確,沒有英國人的「保護」,香港人什麼也不是(李卓人於「六四」後在北京被捕,然後迅速獲釋是一例),這是如灰記這類反殖分子也不得不承認。儘管英國偶而會「保護」香港人,但絕不會把香港人視作「自己人」,那名北京男士也視我們這群香港人為異類,沒有英國人「保護」便什麼也不是的異類。

或許是這樣的認知,香港人對八九民運投以極大的熱情,出錢出力搖旗吶喊,親身到北京打氣,固然為了表達「同胞」之情,以擺脫香港人什麼也不是的「詛咒」,更「深層」的想法是希望中國朝著文明、講人權、講道理的方向發展,才是香港較有效的「保護罩」,才是民主自治的根本保障。

正因如此,當強硬派李鵬於5月20日殺氣騰騰地宣布北京戒嚴,被視為改革派代表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作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向學生話別一刻,香港人深受打擊,此後多次百萬人遊行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大規模集會,都是極盡人事,希望中國的局勢不要朝最壞方向發展,甚至仍有人幻想有轉機。因此,當港人獲知6月3晚軍隊終於入城鎮壓,6月4日凌晨竟夜天安門廣場附近長安街槍聲不絕,死傷枕藉時,悲憤、絕望、恐懼……不一而足。 這些心情絕對可以理解,想不到「改革開放」了近十年,中共的殘暴性質不改,用軍隊屠殺人民。這其實不需要「同胞」之情,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表達義憤,這是為何日後每年支聯會於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在眾多的香港華人中夾雜不少外籍人士的原因,畢竟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至少曾經是)。而不少香港人堅持每年到維園,也是自覺最低限度的付出:定期向那些當年在前面擋子彈的「同胞」、勇者表達哀傷和敬意。

因組織及參與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曾在受訪時說過,很多與他同一代的人都認為,我們在這個狹小的空間,因為歷史的偶然,因緣際會下享有自由,可以獲取很多知識和資訊,能明辯是非,並且仍然有多少能量去做一些事,甚至有段時期保護了很多大陸來的知識份子,保護了(兩蔣時代)很多台灣來的異見人士。六四,全中國(暫時不計台灣)只有這地方可以講良心話,向權力說不,在這情況下,對這個苦難的民族,我們是否要盡一些責任呢?灰記不是「大中華膠」,沒有如仁哥的民族情懷,但倒十分認同仁哥的講法,香港人與大陸人共同面對一個專制政體,他們在一制的前沿,香港也正邁向一制,單是基於這個認識,堅持六四記憶、悼念死難者,以至關注/聲援大陸抗爭/異議者,便是應有之義,不需再附加什麼本土意義,更何況大陸有不少抗爭/異議者明知會受逼害,依然義無反顧的表態支持香港的自由,例如不少在網上發照片支持雨傘運動者被拘押以至被判刑,最重判四年! 

而香港曾經作為不單只中國,可能是亞洲最自由的地方,除了資本財團的自由掠奪,也有不同非政府組織設立總部和辦事處,關注國際上諸如人權、勞權、女權以至環保等議題。另一同樣因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他有份創立的職工盟,當中的屬會包括外籍家務助理組織,為在港工作的外傭發聲,這些組織亦與國際的外傭組織有聯繫,相互支持、交流。而年前在港的印尼傭工組織更與一些團體發起遊行,抗議以色列空襲加沙,殺害巴勒斯坦平民。事實上熱愛中國的李卓人,也是工運活躍份子,關注本地,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國際工運;何俊仁也曾聯同日本的律師和學者,為中國與韓國仍在世的慰安婦,狀告日本政府。這本來就是香港人應有的開放視野,由凝視中國內地到放眼國際,為公義發聲。 現在大家憂心衷衷快將失去的,難道不就是這個開放包容,由「大中華膠」、香港本土主義者,以至國際主義者都能「和而不同」的自由香港嗎?

但願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不管明天要面對怎樣的局勢,由六四燭光所折射出的那個自由香港,至少活在「一小撮人」的心中。

(update)6月4日晚,政權的恫嚇並未能完全奏效,大批穿黑衣市民到維園外、銅鑼灣一帶,以至其他地區舉蠟燭、舉亮著小電筒的手機,甚至舉起標語,警察雖然拘捕了個別人士,但整體而言,他們只能看著市民以自己方式紀念六四。此刻六四不只活在市民心中,更活在可見的公共空間。

由四月十五日談起

全國人大於二零一五年訂四月十五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今年林鄭政權挾「港版國安法」的「威力」,首次在香港大搞活動,高調宣傳「國家安全日」,「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彷彿像西遊記的緊箍咒般沒法逃避。然而何謂「國家安全」?又為何選擇四月十五日?經歷/見證過以軍隊屠殺平民收場的一九八九年中國民運,都知道四月十五日是催生八九民運的一個關鍵日子,那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大批市民和學生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醞釀出悲壯的八九民運。

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較具改革思想的領導者,也比較能容納異見。「改革開放」的一九八零年代,中國民間思想活躍,要求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聲音時有出現,亦有大學生罷課、遊行。但在以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為首的一群政治老人心中,這些「鬧事」的人都是受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思想」荼毒,所以久不久老人們的政治代理(例如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就要祭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政治上鄧小平與那些老人如陳雲、薄一波等看法接近,就是共產黨一定要牢牢掌握政權,即所謂「政治安全」,但另一方面鄧小平決心要「走資」,所以必須要借助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有改革思想的人來搞活經濟,所以當時有一個講法,就是逢單嚴厲、逢雙寬鬆,意即單數的年份如八一、八三……政治上會收緊、會打壓異議活動,雙數的年份如八二、八四……政治上會較放鬆,較容忍異議活動,反映鄧小平的「平衡術」。

一九八六年一些開明學者(包括合肥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熱議政治體制改革,同年十二月更發生了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為了抗議中共違法干涉市人大代表選舉(中共雖云開放市或以下級別的人民代表大會可由直接選舉產生,但往往因阻撓/禁止獨立候選人參選,只容讓中共屬意的黨員參選而被詬病。灰記想起現在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令北京和港府有權篩選候選人的「苦心」),千多名學生遊行抗議,學生的訴求是「民主自由」和「反貪」。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得到其他城市高等學校的響應,學潮遂蔓延全國。方勵之因為沒有制止學生「鬧事」,後來被鄧小平點名「驅逐」出黨,他更於「六四」後流亡美國。

如果說三十二年前的六月四日是「希望的幻滅」,那麼當年的四月十五日就是「希望的開始」,不管這個希望是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當然,這些「衝擊」當權/鎮壓者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歷史(為何兩個名義上是最高領導的中共總書記,會被幾個身份是普通黨員的政治老人逼退;為何一個普通黨員可以當軍委會主席,可以指定誰當總書記,還指定「隔代接班人」),不會見諸如今「國安」主導的學校教材,也不會見諸官方「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宣傳內容。然而,正是政權要選擇這個日子來「教育」民眾,以胡耀邦作為象徵,中國曾經有過追求較符合人民意願、較自由開放政治願景的努力,也必在這個日子再次被記起。

說起天真與「不切實際」,一些被稱為「左膠」或「大中華膠」的組織如社民連和支聯會卻是十年如一日地紀念八九民運,聲援中國內地的維權活動。今年四月十五日早上,社民連新生代黃浩銘、陳皓桓聯同支聯會新生代鄒幸彤等,遊行到宣傳「國家安全」的會場抗議(下午有學生組織賢學思政擺街站抗議「國安日」),高舉「沒有民主人權,沒有國家安全」、「廢除國安法」等標語,不管如何天真與「不切實際」,今時今日如此的抗議行動有一定風險,少一點勇氣也不易付諸實行。

這些「左膠」、「大中華膠」雖屬「和理非」一族,但過去兩年香港發生的巨變,令他們老一輩以至新生代都面臨官非(有些已身陷囹圄),有的更面對「國安」控罪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岑子杰,民主黨的胡志偉、尹兆堅等,他們都不獲保釋候查,要在監獄等待審判,有的則多項控罪在身,坐牢是遲早問題,如陳皓桓等。而較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已不活躍於政壇的老泛民如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吳靄儀等,亦因為去年八月十八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遊行被檢控,罪名成立,「國安日」第二日,四月十六日判刑。

早前灰記因拍攝紀錄片關係,見到面臨監禁的支聯會前主席何俊仁,有機會聆聽他的心聲。而較早時不少傳媒都訪問了何俊仁,灰記在這裡只講一、兩點。他特別提到,即使要坐牢,他的遭遇比起中國的維權律師,他在內地的同道仍然「幸運」得多,至少沒有遭受各種令人身心受創的刑求。他也提起九十年代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日本侵略受害人,包括慰安婦、強逼勞動者等狀告日本政府。當他提到除了他之外,日本律師也是義務為受害人尋求公義,灰記馬上想到現在林鄭政權大力推銷的「國家安全」。那些日本律師代表外國人狀告自己國家的政府,如果換上中國/香港律師,這樣做會否抵觸「國安法」?這些律師的行為是否「叛國」?

當然,政權的辯護者一定會跳出來說,這是企圖抹黑中國政府的假設性問題,因為中國沒有侵略過別國,所以不存在中國律師代表外國人向中國政府討回公道的問題。好,不談慰安婦,不談強制勞動,談談中國的「少數民族」,例如新疆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和西藏人。有報道指中國政府在西藏和新疆推行強逼漢化,強制勞動等「種族清洗」以至「種族滅絕」的政策,受害人也在安全的情況接受了採訪(一些香港市民、職工盟擺街站聲援新疆「少數民族」,呼籲杯葛涉嫌強制勞動的「新疆棉」,亦是難得的英勇行為,因為難保有天會被「國安」人員光顧)。而西藏和新疆都並非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

這裡先不談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在中國,質疑「少數民族」政策隨時有可能被視為「顛覆」和「分裂」分子,有不少人因此獲罪),轉而談談日本的沖繩縣,沖繩亦非自古以來日本領土,而是獨立的琉球王國,後來於幕府時代被薩摩藩侵佔,但仍維持其王國制度,琉球國王亦同時接受清國的冊封。到十九世紀末清國積弱,日本政府為擴張領土,實行琉球處分,廢藩置縣,琉球王國成為日本的沖繩縣。日本二戰敗於美國(沖繩戰役相當慘烈,死者二十萬),沖繩由美國佔領了廿七年後,於一九七二年移交日本。那個時候,大部分沖繩人都支持「返還」(回歸),但也有少數沖繩人認為應該獨立建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於「返還」前專誠到沖繩聆聽這些少數聲音,並將之寫成《沖繩札記》,此書也許有興趣的日本人不多,但卻沒有成為「鼓吹沖獨」的禁書。

近年因為美軍基地問題,沖繩人的獨立意識愈來愈高漲,無論縣市議會,以至日本眾議會選舉,都出現了以「反軍事基地」,以至「沖繩獨立」為政綱的候選人,他們沒有被取消參選資格,更沒有被控「叛國」或「分裂祖國」,日本國會也沒有因此要「完善」沖繩的選舉制度,很多「反基地」候選人都當選市長和議員,繼續反對日本政府的沖繩政策。

沖繩的故事在此博客出現過不少次,灰記之所以此刻重提沖繩故事,以至提起何俊仁與日本律師一起為戰爭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就是要突顯「港版國安法」的「法力無邊」,如何讓人極度不安。至於為何「港版國安法」如此「法力無邊」,則毋須灰記再多言。

在不安中前行,也儼然成了香港人的「宿命」。

那本封塵、剝落的小冊子

在執拾房間時,拾到一本封塵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部分內頁已脫落。在這個時刻拾到這本小冊子,難免讓人感慨一番。最令灰記感慨的,就是這本曾被視為香港自治依據的小冊子,就如其剝落的內頁一樣,被北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個又一個解釋、決定,剝掉那些自治的依據,剝掉香港人賴以自存的保證。

看看北京最近「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大手術,《基本法》原來是如此規定的:

二00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一之七);二00七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附件二之三)。

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程序一樣,港人稱之為「政改三部曲」,但有一點不同,修改行政長官產生方法在香港通過以後,還要北京批准,修改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通過以後,只須向北京報備。無論如何,附件一、二的寫法都明示由香港特區啟動政改,而非北京作主導,因為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再看第四章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又看看第六十八條: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這本小冊子至少保證立法會是邁向沒有限制的普選制度,香港人所理解的普選就是取得足夠市民提名的成年人便可參選,然後由選民透過不記名的方式(secret ballot),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議員。

然後北京眼見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超過五十萬港人上街反對23條國安法立法,要求雙普選的呼聲漸高,於是人大常委會於二零零四四月自行釋法(第二次釋法),先否決零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和零八年普選立法會,挫挫大部分港人和民主派的「銳氣」,然後在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設關卡,再增加兩個步驟,即(1)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及(2)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並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予以確定。即由「三部曲」變為「五部曲」,增加北京的駕馭權,但仍規定由香港啟動,而非北京決定。

灰記還記得人大釋法當日,大批市民走到中聯辦抗議,高呼人大「無法無天」,雖然抗議者心中有數,北京不會理睬他們的呼喊。往後事情的發展也是讓人沮喪,爭取普選的雨傘運動演變成民主派與本土派之爭,甚至出現在中國框架下爭取民主已無意義的聲音。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特區政權突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並取消了梁天琦、陳浩天等七人的參選資格,為自由選舉敲起喪鐘。然後北京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又再作出如下決定:

一、 特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特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二、本決定適用於在原定於2020年9月6日舉行的特區第7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因上述情形被特區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的第6屆立法會議員。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立法會議員的,如遇有上述情形,都適用本決定。

三、依據上述規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由特區政府宣布。

這個決定無疑為一六年選舉主任取消參選人資格的舉動「正名」,並進而為褫奪議員資格提供「法律武器」,於是特區政權很快就根據決定褫奪梁繼昌、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等四名民主派議員的資格,導致其餘民主派議員總辭抗議。

然而,這本封塵的小冊子卻從沒有提過人大自行釋法或人大決定,又或人大所作一切凌駕《基本法》。規定也好,承諾也好,港人習慣了白紙黑字,有寫便有,沒寫便沒有。然而,正如前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員梁慕嫻所言,中共著重的是政策,其餘都是附庸於政策,政策隨時勢而不斷改變,因此沒有不變的承諾,一切只是權宜之計。而唯一的「永恆」是「主權完整、國家安全」,說穿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安全,因為中國是黨國體制,或曰一黨專政。那本剝落的小冊子,註定「命運坎坷」。

又或者如一些對中共政權有良好願望的論者所言,起草小冊子時,那些中共當權者確實願意作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並認真看待之,只是現在獨攬大權、充滿猜忌的習政權推翻了當年讓香港自治的承諾。而習政權的辯護者,或曰「藍絲」的典型回應就是若沒有二零一九年的「動亂」,中央就不用祭出「撥亂反正」的大動作。

「藍絲」的典型回應,令灰記想起大陸709大抓捕其中一位家屬的親身經歷,她因為丈夫被長期拘押而不斷向官方查問、追究,要求探訪丈夫,換來被公安國保長期監控,兒子上幼兒園被處處阻撓,租房子也差點成問題的報復。然後國保對她說,這一切都是她自招的,只要她乖乖聽話,不去「鬧事」,兒子上學不成問題,一切生活上的不方便可迎刃而解。然而,這位太太是根據中國法律賦予她的權利去為丈夫維權,即使丈夫涉嫌觸犯刑法,也有作為被告的權利,例如家屬可為他聘請律師以及可探訪他等,但這些權利長期未得到落實,她要求落實這些白紙黑字訂明的權利卻被視為「不聽話」。

對二零一九年很多站出來遊行示威的香港人而言,政權藉著選舉制度的設計,令獲得最多選民支持的民主派和後來崛起的本土派議員,永遠成為議會少數,那些「聽話」的親政權議員,只會做政權的啦啦隊,一條明顯刺激香港人神經的「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大陸官方以往也「默認」中國法治不完善,不透明,而「體諒」兩地沒有相互引渡疑犯的司法互助,如今卻成了必須落實的硬任務。

對眾多香港人來說,修訂「逃犯條例」打開了「恐懼」的潘多拉盒子,因為一旦通過修例,不知何時何日,香港人會以不知什麼原因被大陸當局要求港府「依法引渡」,而對香港人來說,在大陸被拘押、逮捕、檢控是不可知的「黑洞」,前不久以「偷渡罪」被「送中」的十二港人所遭遇的司法「黑洞」,相信稍為關注的人都會清楚,他們的遭遇和709案受害人大同小異,在港的家屬為他們聘請的中國律師不獲當局承認(因當局聲稱被告已聘請官派律師),家屬探訪的權利亦被剝奪。唯一不同的是因為家屬在香港,當地的公安國保還不能對他們怎樣。被「送中」十二人的遭遇,更令港人立體地感受到「中國法治不完善,不透明」去到怎樣。因此,二零一九年反「送中」運動之所以如此激烈,實在是出於對「一國」「駕臨」香港趨勢的「本能反應」。

事實上,自從北京於二零零四年釋法叫停香港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香港的自治也「循序」倒退,都是循「愛國者治港」這個軌跡滑行,因而要千方百計推行只許歌功頌德的國民教育(二零一二年被推倒不要緊,會以其他形式繼續在學校滲透);因而要取消被視為「反中亂港」者的參選資格;因而要加強檢控政治抗爭者,製造白色恐怖……。而所謂「愛國者」,九七年前的說法是「擁護祖國行使主權,不管是相信資本主義還是奴棣主義,都是愛國者」以及「共產黨是可以批評,是罵不倒的」,到現在是要「尊重共產黨」,尊重在中國的語境就是聽話了。

於是香港人又被置於與709家屬類同的處境,都叫你們乖乖聽話,你們乖乖聽話香港的自治便一切如常,你們乖乖聽話中央便毋須大動作去「完善」香港的自治了!於是灰記又想起中國幾千年改動不了的「封建」傳統,中國人幾千年改動不了的家長式思維。然而,過去百多年中國眾多仁人志士流血犧牲,不正正為了去除「封建」流弊和「家長式」流毒,實現民主嗎?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政權時,不也大力反對「封建」獨裁,要求落實民主嗎?摘錄一下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共產黨旗下《新華日報》社論對選舉權的立場: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

……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和「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面,每一個人民也只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條件等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選制」。

……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和「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以及漢奸之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

……使人民能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社論收錄於《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

除了「漢奸」這頂帽子,《新華日報》所說的民主權利,與香港人認知的民主權利並無二致。再說,一九四四年距今已有七十七年,超過四分三世紀,中國人的民主權利究竟去了哪裡?香港人不完全的民主權利又為何被大力壓制?(想起最近中美會談,中方代表楊潔箎說「中國有中國式的民主」以及另一代表王毅說「中國做得好不好,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中國應該怎麼做,中國人民才是主人翁」的笑話)

也許見到「漢奸」兩個字,「藍絲」又會如獲至寶般咆哮,現在被取消和褫奪參選和議員資格的不正正是「漢奸」嗎?那些以「國安法」被控告的不也是「漢奸」嗎?(想起那些在法院前舉牌高喊「漢奸黎智英」、「漢奸戴耀廷、「漢奸黃之鋒」⋯⋯的「群眾」)又看看社論如何定義「漢奸」,「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的人。這個定義非常有趣,當時的共產黨就是公開、秘密做反對國民黨的事,換言之,反對國民黨並不等同反對民國。這很好,蔣介石的國民黨欲以黨治國,實行黨國獨裁,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反對之,是爭取民主的正義事業,不涉「叛國」。如今香港人反對共產黨黨國獨裁,反對特區政權的專制主義,爭取民主,為何變成「叛國」,變成「漢奸」?

當然,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內戰打敗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之後,其所實行的黨國獨裁比國民黨尤甚。共產黨最高領導遷入了北京中南海,這塊充斥著帝皇將相幽靈的故宮之地後,像是對百多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詛咒,居住於此的革命領袖變成以往的皇帝般,居高臨下,要接受萬民崇拜,什麼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都被拋到九霄雲外了。灰記想起了「文革」高峰時,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畫面,這可能是歷代皇帝都「享受」不到的「萬民景仰」場面。被最先進的革命語言簇擁的毛皇帝,不諱言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當時西方不少左翼青年都對毛澤東的「革命事業」有過憧憬/幻想),不管他統治中國的四分一世紀,把向經濟推向頻臨崩潰,政治邁向法西斯專政(這是共產黨自己的評價,只是把所有責任推給負責執行毛旨意的「四人幫」而已)。然後才有後來共產黨尋求出路的「改革開放」。然後今日處處模仿毛澤東的習近平,竟又想走回毛的老路!

歷史總是充滿巧合,當中國致力要重建經濟,香港的主權問題便被擺到桌上。香港人對中國前三十年的統治充滿戒懼,註定「一國兩制」這個充滿矛盾的妥協產物,註定那本小冊子也成為映照兩地矛盾的妥協產物。中國收回主權之所以不直接統治香港,不是不為也,是不能也。當年仍是貧窮落後的中國,要直接收回香港,只會收回一個資金和人才走得七七八八的「空港」,得物無所用。那個時候,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的鄧小平,極需要、極渴望外來資本和管理經驗,對香港有所求,所以才作出「一國兩制」的妥協。

事實上,即使有「一國兩制」的「保證」,依然有大批香港人移民求保險 ,留在香港的也有很多抱著疑慮,皆因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了「六四」屠殺,共產黨強人鄧小平為了拒絕政治改革,要鎮壓由北京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不惜聯同其他政治老人罷免不願鎮壓學生的總書記趙紫陽,出動軍隊清場並屠殺大批北京學生和市民。支持中國民運的廣大香港人(包括很多後來轉而為暴政辯護的人,如梁振英、譚耀宗、梁美芬……),悲傷、憤怒、恐懼,兼而有之。順便一提,八九年春夏之交,香港人很大程度表現出「愛國愛港」的熱情,精神上和物質上對北京學生作出很大力的支援。當然,對於成功肅清要求改革聲音的北京當權者而言,這種「愛國愛港」情懷有可能感染內地人,因而危險,因而耽耽於懷不能讓香港變成「顛覆基地」。

據說,未有發生「六四」屠殺之前,那本小冊子,或曰治港小憲法的草稿寫得更寬鬆,對香港人的保障更多。無他,未發生「六四」前,香港的民主派與北京關係仍算良好,司徒華和李柱銘仍擔任那本小冊子的起草委員,「六四」戳破了很多香港人對共產黨的「幻想」,也令北京增加戒心,但由中國官方主導的小憲法起草工作繼續,少了司徒華和李柱銘等少數民主派聲音,卻仍承載了不少香港人謹慎的「期望」。

之所以說那本小冊子是映照兩地矛盾的妥協產物,也只是要道出經過一個半世紀英國人統治的香港人,是與大陸人大不相同的群體,習慣了法治與較自由的生活方式,相信白紙黑字的規定和承諾,較抗拒「封建」、「家長式」思維。「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條文的矛盾在於,一方面要「照顧」香港人對民主的追求,一方面要牢牢控制行政長官的提名,以免香港人選出一個不合北京胃口的行政長官,因此除了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這個可讓北京任意解釋的前提外,還要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廣泛代表性亦是可以任意解釋。於是,那個引發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的政改,官方提出的方案是必須由提名委員會一半或以上委員提名,才能擔任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與現時的選舉委員會類同,即民主派佔少數,永遠都不能取得足夠提名參選特首。結果,這個政改方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大部分親政權議員突然離場下(「等埋發叔」事件),以二十八票反對,八票贊成被否決,而不是像預期般,在大部分親政權議員贊成,但未及三分二贊成票而被否決,多少令北京感到沒面子。不知近日「忠誠的廢物」一說,「等埋發叔」事件是否其中導火線?

在北京「完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後,以上那些映照兩地矛盾的條文也一併作廢,不但開倒車重新引入選舉委員會議席,進一步降低直選議席的比例,還設立審查參選人資格的委員會,無論行政長官,還是各級議會參選人都要經委員會審批,已沒有半點自由選舉的味道,兩地矛盾被「一國」強力壓到底。

那本封塵的小冊子,那本映照兩地矛盾的小冊子,在「國安法」壓境和北京有權用盡的情勢下,已變得落寞可憐。 不過,小冊子也曾有過十分認真看待它的人,並曾勇敢地履行小冊子賦予他們的權力和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一九九九年,主權移交一年半後的一月廿九日,香港終審法院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根據普通法原則,對居權案作出不合董建華政權期望,和不給中國當權者面子的判決,除判決居權人士勝訴外,亦在判詞指出,由於《基本法》具中國憲法地位,任何錯誤理解《基本法》的情況,包括人大錯誤理解條文,香港法庭有權作出糾正。

可惜又是因為兩地的矛盾,香港人不歡迎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心態,被特區政權利用作民粹操作,祭出十年內有一百六十七萬人來港的謊言,成功令大部分香港人支持(至少不反對)董建華「違憲」尋求人大就居權案判決釋法,之所以說他「違憲」,是因為小冊子只訂明涉及中央管理事務和中央與特區關係條款需進行解釋,終審法院可提請人大釋法,沒訂明政府可如此做。那個時候,沒有多少人能體會維護終審法院判決對香港自治何等重要。

其實,終審法院的勇敢判決只是提早把兩地的矛盾呈現,在法官心目中,這是履行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但在北京心目中這判決簡直就是「以下犯上」,人大(其實是共產黨)的權威何在,領導怎會有錯,錯一定是下級,這是中式官場思維。當時有輿論要求終審法院自我糾正「錯誤判決」,但終審法院不為所動。李柱銘等民主派議員提出修改《基本法》(小冊子亦規定了修改《基本法》的程序),以減少釋法對法治的衝擊。結果董建華不惜選擇行政干預司法,不惜「違憲」提請人大釋法。灰記有理由相信這是董在北京明示或暗示下的舉動,為的是要給機會北京好好「教訓」終審法院那幾位「自把自為」的法官。然後眾所周知,同年六月廿六日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糾正」了終審法院的判決。未能以普通法原則履行小冊子規定的司法責任,幾位沮喪的終審法院法官曾考慮集體辭職,最終接受人大(共產黨)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政治現實。而釋法的缺口一旦打開(其實也是遲早問題),以後不用任何人提請,北京對小冊子的任意解釋和修改,像一次又一次對港人的掌摑。如今的終審法院和很多法官,已懂得「揣摩上意」,能堅持普通法原則審案,不作政治/國情考慮的法官,彌足珍貴,也只會愈來愈孤立。

如今,小冊子白紙黑字的保證早已不再理所當然,最新例子是民主派初選案,按照小冊子,民主派初選是百分百合法的競選活動,反對政府法案和彈劾行政長官都是議員合法的權力,現在卻被視為「叛逆」行為,有四十七位參與者和協調者被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只有十一人以苛刻的條件獲保釋候審,其餘三十六人要被拘押,與大陸未審先坐牢看齊。如今「忠誠」、「愛國」無形之尺在量度每個人的言行,公職人員要向政權宣誓效忠,公私各個部門都有人被揭「不忠」,「文革」時的表忠、批鬥和告密文化漸深入香港社群,香港人這群體正發生「蛻變」。「蛻變」是不可避免的,先不說大批移民、避難者如何在海外堅持這群體的認同,留在此地者如何在愈來愈有限和孤寂的空間活出這個認同,是時代交給大家的艱巨任務。

而正如一些論者所言,牆內是監獄,牆外是大一點的監獄,無論牆內牆外,對自由的嚮往,對自主的渴求,足以聯結人心,相互抱暖。無人知道高牆何時倒下,個體生命亦有限,唯有盡力而為,先不為自己的生存空間設限,「莫忘初心」地努力活著就是了。

二二八絮語

3月1日有到過位於長沙灣的西九龍法院的人,某程度上都有一種重歷前年以至去年上半年的街頭境況。一大群市民與警方在空間上「博奕」,市民爭取的是表達自由,這種自由在去年開始迅速收窄。在「國安法」和限聚令的雙重制肘下,上街表達意見已經不大可能,莫說像三月一日高峰期有過千市民在法院外等候並不時高喊口號,平日幾個人的聚集,只要喊上一兩句號就有機會被警察干涉。最明顯就是擺街站,一些警方特別針對的年輕人組織,如賢學思政等,每每三數人出現擺街站,便有多數倍的警察如臨大敵般包圍,例行動作是警告可能違反限聚令(最可笑是警察的人數和密集程度往往遠超擺街站的人,而政府聲稱限聚令是為了防止人群聚集令病毒有機會散播,難道警察是特種動物,他們經常的密集不會傳播病毒?),嚴重一點就是「非法集結」以至有可能違反「國安法」。在眾多警察恫嚇下,年青人往往無奈地提早結束,避免惹上麻煩。若然在場有人表達不滿或喊兩句口號,輕則會有人即場以違反限聚令被罰款,重則會被帶往警署拘留甚至檢控。因此愈來愈少人願意冒險,於是只有少數「身經百戰」的運動分子會持續在街頭作政治表達,如社民連、人民力量的幾個資深成員或一些區議員,代價是一些人背負多條控罪,等待著他們的是或短或長的牢獄生涯。

上街自由被剝奪的同時,網上言論亦有無形禁區,「國安法」下,一些2019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經常聽到的口號,或那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不但在街頭消失,在網上也少見出現。網台主持傑斯早前忽然以「國安法」被檢控,「罪證」包括說過「林鄭死全家」,令人想起運動高峰期很多人呼喊過的「黑警死全家」,這些憤怒的表達事出有因,作為曾經的「自由社會」的香港以往一直都容許這些較偏激的言辭,以「國安法」檢控傑斯,無疑是向網上表達自由打下一記重槌,不能說沒有「寒蟬效應」,仍然希望在網上發表意見的人,大柢都不免有戰戰兢兢的心情,灰記就強烈感到未能如以往般暢所欲言。言論自由的真諦是即使最錯誤、最冒犯的言論都不會被禁止,現在要由官方定義何為冒犯言論,並予以禁止,就是文字獄的開始。

在壓抑中未知局勢會惡化至何種程度的香港人,幾乎每隔一段不長的時間就有壞消息。最新的消息是參與和協調去年民主派初選被拘捕保釋中的55人,上星期獲知會要提早於2月28日(剛過去的星期日)到警署報到,大家都意會大事不妙。55人於報到前亦已有被提控和收押的心理準備,因為終審法院抵受不了北京的壓力,對被控以「國安法」罪名的人能否獲得保釋作出極嚴苛的「解釋」,其「解釋」令被檢控者能獲保釋的機會幾乎等於零。一般相信一旦被控違反「國安法」便不會獲保釋,換言之,他們會即時失去人身自由,往後一旦罪名成立,會在監獄度過漫長的歲月(量刑由十年起)。結果當日有47人被落案檢控,罪名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他們是:

戴耀廷、區諾軒、鍾錦麟、趙家賢、吳政亨(以上是協調者)、袁嘉蔚、梁晃維、徐子見、鄭達鴻、楊雪盈、岑子杰、黃碧雲、何啟明、馮達浚、劉澤鋒、毛孟靜、劉偉聰、譚文豪、胡志偉、施德來、李嘉達、黃之鋒、譚得志、伍健偉、朱凱廸、張可森、黃子悅、譚凱邦、郭家麒、尹兆堅、吳敏兒、劉頴匡、何桂藍、范國威、柯耀林、梁國雄、林景楠、鄒家成、陳志全、楊岳橋、林卓廷、呂智恆、岑敖暉、王百羽、李予信、余慧明(以上為參與者)。

其餘8人暫時避過此厄運。這場漫長的保釋聆訊,執筆完結時聆訊仍未結束,被捕者兩三日內只睡了幾小時,未能換衣服和洗澡,有人體力不支送院,是變相對他們的虐待。而一般相信,匆匆以「國安法」檢控47人,就是為了禠奪他們的參選權,兼阻嚇「非愛國者」參選的意圖。中港官員最近不斷宣傳的「愛國者治港」,「愛國不能反對共產黨」,三月舉行的人大會議相信會對香港的選舉制度進行「大手術」,北京要進一步篩選參選者,以保證「信得過」的候選人佔大多數,從而牢牢控制行政和立法兩個部門,再整治司法部門,已是昭然若揭。北京已顧不得「落實全面管治權」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根本矛盾,有的只是「霸王硬上弓」的「殺氣」。

民主派初選案之所以如此觸目,是被檢控者幾乎囊括抗爭陣營的所有政治光譜,包括有港獨傾向者,以至被稱「大中華膠」的傳統泛民,如民主黨諸位,他們代表了多數選民(每次分區直選,投給抗爭陣營的選民佔多數,與親權力陣營選民有時六四比,有時五五四五比)。換言之,這次對他們的大抓捕和大檢控,也是對全港大部分選民的一次「輕侮」,特別那六十多萬於去年初選投過票的人。這是對香港人的選舉權和參選權的嚴重剝奪,政權「輸打贏要」的霸道雖有法律武器相輔,卻無半點道理可言。所謂「串謀顛覆國家政權」,莫須有至極。在北京的眼裡,行使個人意志,即使如何合法,一旦牽涉集體意識,例如期望取得立法會議席過半,以期有效制衡行政長官施政,就是「顛覆」。而在中國大陸,行使個人意志,不需要有組織,不需涉及集體意義,都已隨時被視為「顛覆」,因此人權分子行使言論權、人權律師行使辯論權,隨時惹來一個「煽動顛覆/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知行使個人意志等同「顛覆」這種荒謬邏輯幾時會傳到香港?

其實灰記,以至很多人都說過,現有功能組別議席佔一半的選舉制席,抗爭陣營欲取得議會過半的機會很低很低,否則就不需爭取全面直選。戴耀庭所謂35+的構想只是沒辦法中的抗爭手段,而且是由「和平佔中」公民抗命的違法達義,「回歸」合法抗爭,如今卻成了「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罪狀」,他亦因此而被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點名要「嚴懲」的三名港人其中一位,其餘兩位是黎智英和黃之鋒。由官員聲色俱厲地宣稱要嚴懲某人,在大陸可能司空見慣,但香港人則感到陌生且心寒。因為在大陸某人被當局刑事檢控是百分百被定罪,因為大陸由黨指揮一切,拘捕、起訴都是「走過場」,被捕/被檢控者被迫在電視上「認罪」的未審先判鬧劇亦為常有之事,香港雖然執法和檢控部門全然為政權服務,暫時仍有個別法官堅持普通法原則審案,而在眾多反修例運動的案件中,仍有不少因為法官認為未能達至毫無合理疑點,於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判被告無罪。當然律政司亦不斷提出上訴,一些刑期較輕的上訴庭判較重刑期。大家看到是香港法庭在大陸「法治」觀念不斷進迫下,愈來愈趨向維護「社會秩序」而漸少考慮基本權利,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就黎智英獲保釋的上訴案裁決甚具標誌性,法治保障人權這個「神話」逐漸幻滅,但在未完全幻滅前,不少市民仍寄望個別法官能堅持多從人權角度去考慮判案,能堅持多久便堅持多久。

2月28日剛好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4周年,有人將台灣二二八屠殺和香港二二八大檢控相提並論,並認為香港的「威權」統治不會如台灣那麼長久。台灣由1947年到1991年,過了44年才取消「動員戡亂」令(即戒嚴令),再到1996年,差不多用了半世紀的時間,才迎來全面民主選舉,結束國民黨獨裁統治。香港現在也處於「準戒嚴」狀態,若說「威權」統治時間比台灣減半,也要22年。意思是大家短期不能樂觀,長期不宜過份悲觀。其實無人能知曉未來,歷史只是參考,唯有依靠信念和同路人相互團結,艱難前行。

3月1日是抗爭陣管被「總體清算」的日子,是香港步入「威權」統治的又一「里呈碑」,但法院外仍有上千人以排隊方式聲援被檢控的47人,大多數人明知不能進入法院旁聽,仍然有不少在烈日下站立數小時,偶然有人帶頭叫喊反修例運動時熟悉的口號,甚至有人播出《願榮光歸香港》的音樂,都是在負責監視的警察眼皮下進行。一些熱心市民在現場派水,令人想起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的團結場面。這個近期少有較大規模的聲援行動也儼然是一種「集體宣言」,重申人心不死,大家沒有忘記。灰記也只能如此相信。

從關尚義被捕想到「侵粉」現象

1月6日政權對民主派初選參選者和協調人進行大抓捕,引起國際高度關注,被捕者當中有來自美國的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於保釋後接受多個傳媒/網媒訪問,講述他從美國來香港後以不同角色,與港人一起爭取社會改革的事蹟,以及對香港的感情等,相當感人。

有一定年紀,對香港社運圈有所認識的人,大概都會知道關尚義,1968年他被美國的天主教修會派來香港當神父,為基層街坊作事工,對當時貪污橫行、社會不公有深刻的體會,其後參加過不少社會運動,包括1977年金禧中學罷課事作、油麻地艇戶爭取上樓等,也關注亞洲其他地區的人權。1985年他因要結婚(其太太屠凌珠亦是當年社運圈活躍人士)而不再擔任神職,後來成為專負責人權案件的律師。他與1974年從義大利來港的甘浩望神父有共通的地方,例如都受到上世紀60年代歐美自由主義/左翼思想運動、民權運動的影響﹐希望到第三世界/發展中地區與當地人一起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實踐他們心目中人類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理想。

現在香港某些「本土派」或機會主義KOL,除了散播只有特朗普能「拯救」香港人,美國大選被中共操控及大規模舞弊下令特朗普落敗,讓「親中」的拜登上台等的神話和謊言外,亦一併清算60年代盛行於西方的自由/左翼思潮,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白人至上/極右意識型態「漂白」,把當年西方「進步」青年描寫成一個模樣,都是毛澤東「共產主義」的信徒/同情者而加以抨擊與揶揄,還誇張地指民主黨拜登上台會引領美國「激進左翼勢力」走上不歸路。相信至今對基層弱勢關懷「執迷不悔」的關尚義和甘浩望都會是他們抨擊和揶揄的對象。但灰記所見,關尚義和甘浩望有很多不同之處,顯示追求社會進步的政治光譜相當廣闊,若一律把他們視為毛澤東的盲目崇拜者,中國共產黨的盲目同情者,實在是誤導得離譜。

其實稍為涉獵一下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書籍,也知道即使同樣是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即所謂托派,就對蘇聯獨裁者史太林和中國獨裁者毛澤東多所批評。中國本身也有托派,歷史上最著名的中國托派便是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陳獨秀,他不單是與胡適齊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推手,更是中國共產黨始創者之一兼中共首任總書記,後來因與由蘇聯派來掌控中共的共產國際代表意見相左而失勢,與同樣在蘇聯失勢的紅軍始創人托洛茨基「惺惺相惜」,互通魚雁,並成了中國托派領袖。而中國托派以中共黨內反對派自居而同受國共兩黨逼害,陳獨秀曾被國民黨監禁,1942年亡故。至於與陳獨秀有類同命運的托洛茨基,因史太林逼害而流亡,最後1941年於墨西哥被史太林所派槍手所殺。

最近《蘋果日報》記者發出一則「八卦」消息,香港的社運老兵「長毛」梁國雄和陳寶瑩結為夫婦,其實他們就是香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長毛」對中共極權的嚴厲批判眾所周知,他和陳寶瑩與其他社民連成員到中聯辦抗議中共侵犯人權、虐待政治犯等亦是香港的政治日常。換言之,即使信奉「共產主義」的人,都不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甚至是他們的批判者。前不久日本共產黨不也發了聲明譴責中共在香港的鎮壓嗎?當然,亦有外國「毛左」共產黨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定性為「右翼反動」,為中共/港府鎮壓辯護,例如加拿大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證明國際上的不同共產黨有不同價值取向。當然,現存幾個掌權的共產黨,都是專制極權、賤視人權、禁制自由的統治集團,其餘在歐美資本主義社會「苟存」的絕大部分都不成氣候。

既然國際上非執政的共產黨都有不同的「覺悟」與「偏執」,更何況是「左翼」這個大umbrella下的不同政見者。雖然曾同屬「進步神父」,甘浩望與關尚義不同之處其實很多,熟悉「甘仔」的人都知道他是「無可救藥」的「毛派」,對中國「文化大革命」仍抱有浪漫想像,說「文革」原意是好的,只是實踐出錯,令到很多他的朋友都為之氣結。然而,「甘仔」的「毛左」,或曰對中國的「迷戀」,並不阻礙他對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追求,他不會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視而不見,更不會認為香港的反抗運動是「反動」,他每星期主持的黃雨傘街頭彌撒便是一例。

關尚義其實是一位自由派,他當年受爭取黑人平權的馬丁路德金啟發,反對越戰,但不代表他是毛澤東的「信徒」,他在訪問時強調自己受馬丁路德金非暴力抗爭理念的影響,是與激進左翼以至一些共產黨人「崇尚」暴力抗爭截然不同的取態。若灰記沒記錯,他是美國民主黨員,曾任美國民主黨香港支部主席。灰記估計,以他對基層弱勢的關懷,應會比較傾向Bernie Sanders的相對較靠近勞工和基層政策,有點類近北歐的「福利主義」。但在民主黨保守/建制勢力拉扯下,Bernie Sanders的主張很多都被妥協掉,拜登出選就是極大的妥協。說Bernie Sanders是左翼,在一向反共偏右的美國社會的語境還說得過去,說拜登會引領美國「激進左翼」走上不歸路則純然笑話一則(雖然灰記樂於看到美國的「激進左翼」進入主流政治)。

老實講,左翼對勞工、基層弱勢的關懷,左翼人文主義,追求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的理想又有什麼不對?有人說人人有差異、男女有差異、種族有差異……,所以不可能完全平等,否則就會造成「逆向歧視」。這種講法,無疑是對過去不同社會爭取人權、爭取社會平等、進步的努力的反撲。灰記雖云左翼,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人沒有差異,更不是追求人人倒模一個。過去很多施之於不同人的暴力,就是不容「差異」所造成,一些被認為智力/精神有問題的人,如何被關進瘋人院摧殘;原住民被後來者視為文化落後而被驅趕,甚至屠殺;黑人被認為是低等人而被殖民主如物件般販賣和勞役;女性被認為應受支配而成為男性的附屬物;不同性傾向者不是被認為有病就是邪惡而受制裁……。假若沒有女權運動,西方社會今天恐怕女性仍未能投票,絕大部分仍被「禁錮」於家庭之中,身體無法自主,亞洲婦女就更加不用說了;假若沒有黑人民權運動,恐怕美國很多地方仍然實施種族隔離,最好的職業只留給白人、最舒適的社區只有白人才能享用,3K黨可隨意殺害黑人而不受制裁(事實上,現在結構性的種族歧視仍未消除,黑人仍是制度的受害人,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仍十分普遍);假若沒有同志/LGBTQ運動,恐怕同性戀仍是罪行(事實上,香港雖然同性戀非刑事化,但比起其他已發展地區,對不同性傾向者的歧視依然嚴重)。

其實所謂平等,是平等權利,公平待遇,並非特權,之所以某段時期要實施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是要彌補過去對例如黑人、婦女等的歧視與剝奪,所以要透過「優待」的方法盡快縮窄差距。香港平權政策相當落後,但在少數族裔和同情者爭取下,政府終於同意不要求他們的中文能力與華裔學生一樣,可參加為少數族裔而設,程度淺易得多的中文試,及格的話再加上英文及其他主要科目達標便可以考取本地大學資格, 這亦算是一種變相的affirmative action,以稍稍彌補政府少數裔族中文教學的失敗對他們所造成的不公,令較多少數族裔能考上大學(不過,因為少數族裔中文教學失敗,令絕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未能掌握中文書寫和閱讀,亦令他們難以找到好一點的工作)。這當然與美國有一定大學學位,以至政府職位留配額給某些族群的做法不能相比,不過,後來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給特定族群配額違憲,大部分州的做法是機構在招募和升遷過程,較多考慮有潛質的少數族裔和婦女,有9個州則明文禁止平權政策。

因為多了一些糾正做法,西方社會近年的確多了有色人種和女性擔任政府和私企的要職,文化體育圈,以至銀幕和螢幕都多了不少非洲裔、阿拉伯裔、南亞裔、東亞裔的身影,這難道這不是好事嗎?不過,男性白人主導的社會型態仍然牢固。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財富再向富裕階層傾斜,各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增大,歐美以白人為主的社會上層,其實影響力有增無減。貧富差距增大令基層白人的生活壓力愈來愈大,甚至覺得沒有了尊嚴是事實,但不去正視「壓迫」的源頭,訴諸種族主義,「窮人鬥窮人」卻是走回頭路,被特朗普忽悠也就難以避免了。

說到「侵粉」現象,臉書上不少本地朋友辯稱並非要擁抱特朗普的極右主張,只是策略性支持他連任,因為他對中國夠強硬。這說法其實亦值得商榷,不少論者已指出,中國在新疆興建「再教育營」強行改造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政策,並非去年才發生,但特朗普之前一直都沒有批評過中國,還說過興建「再教育營」是好事的話(他到卸任前才稱這是種族滅絕政策);2019年「反送中」運動,港警殘酷鎮壓,特朗普的心思全放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並沒有聲援香港人,最多說句相信習主席會處理好之類的說話。那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並非由他提出,而是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努力的成果。他是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失控,影響他的民望才與習近平「反臉」。後來才有制裁與新疆種族滅絕政策有關的中共官員,及鎮壓香港抗爭的中港官員的一連串行動。

灰記不會否定特朗普政權後期對華強硬,但傾向理解這是民主共和兩黨對華政策的共識,兩黨現在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以至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其實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都是基於這些認識)。拜登如何「軟弱」都好,都不會走以往「妥靖」路線,實際上他所提名的國務卿布南肯都表示認同特朗普對華強硬的路線,其他國防部長、貿易部長等被提名者都作出對華強硬的發言。至於美國繼續對華強硬,是否會為香港帶來轉機,以至對新疆、西藏的人權改善有幫助,亦未許樂觀,中共嚴厲控制新疆、西藏和「改造」香港的決心不易動搖。至於往後西方社會是否基於不希望專制極權成為主導世界的「新價值」,而在人權、民主問題上與中國、俄羅斯等徹底「較真」?又會帶來甚麼樣的後果?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大?被中共納入全面管治框框內的香港,是否只會成為中西價值衝突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武漢肺炎全球肆虐之後,世界似乎變得不一樣,面對難測的變局,香港人如何自處,實在是十分沉重的課題。不過,有一點肯定,美國選舉結果塵埃落定,拜登已就任總統,若仍然如強迫症般,被一些pro-Trump KOL的陰謀論牽著鼻子走,對香港人的奮鬥並無任何裨益。

此刻,面對「全面管治」的衝擊,仍然堅持奮鬥的香港人依然不少,有些仍不忘聲援中國大陸反逼害者,如社民連和個別民主派諸君,其實why not。十二子「送中」案,中國大陸律師勇於為他們辯護遭除牌而終不悔,如盧思位、任全牛。而明知會被打壓,亦仍有大陸人權律師聲援盧、任兩人,香港亦有人作出聲援。可預期,香港愈接近一個中國城市,這種兩地相互聲援的舉動更顯珍貴。而在這種艱難時刻,關尚義他們所追求的平等、自由、相互關愛理想尤為重要,因為政權要的就是大家放棄這些追求,成了只求自保的自私自利順民。

完結前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多年前灰記曾在北京親耳聽到一位律師協會副會長(相信是中共黨員),毫不避忌地說自己認同白澳政策(澳洲上個世紀直至70年代所實行歧視亞洲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惡劣政策),指有色人種落後愚昧(似乎很合陶傑之流的口味),只有白人才能治理好澳洲。依他的邏輯,應該會認同南非臭名遠播的種族隔離主義,以至美國60年代以前南部州份的種族隔離政策。當時灰記想,他這些想法在中共黨內有多普遍。去年偶然從網上聽到一位「紅二代」的牛津博士高談闊論,指中美對抗,中國打不過美國,應與美國「合併」,中國軍隊替美國執行「世界警察」任務。灰記在意的並非他這種「天方夜譚」,而是他與那位北京律師如出一轍的白人優越論,指中國要歐美白人主導的國家結盟,其他亞、非、拉社會不行,不能指望(真的有點像日本當年「脫亞入歐」的「氣派」)。相隔十多年,兩個中國的精英有同一番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言論,而且竟與歐美的白人優越主義如此合拍,這亦可以解釋為何中國那麼多高官富人趕著將錢和家人送往美加、澳紐和英國等國。無獨有偶,香港一些pro-Trump KOL亦經常流露種族/族群偏見,對有色人種,以至中國內地人多有貶意。灰記希望這只是巧合,而非「右翼排外」的「終極」大合唱。

是的,灰記是一個「無可藥救」的「左膠」。

誰在顛覆

由港英時期1982年首屆區議會選舉,83年全面開放選民資格的市政局選舉,91年立法局引入小部分地區直選,然後九七過渡後,立法會和區議會也舉辦了六屆選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則在99年被董建華政府解散),香港人已習慣了在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部分的自由選舉原則。何謂自由選舉原則,即香港永久居民只要有足夠市民提名和數萬元報名費,便可報名參選,並一定會成為候選人,即使犯罪被判刑者,刑滿出獄後過幾年便可參選(但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便出現褫奪參選權的政治審查,香港的自由選舉第一次被顛覆);滿十八歲,通常居住在香港的永久居民便可登記為選民,有權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投票(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因對參選人和選民的資格有限制,不能視作自由選舉)。

而自從港英政府於88年引入功能組別議席(當時宣稱是過渡安排),到91年引入立法局直選,以代替官守和委任議席後,議員代表市民及界別議政和監督政府的職能等受到法律保障,九七過渡後亦如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會的職權如下:

(一)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二)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四)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五)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七)同意終審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八)接受香港市民申訴並作出處理;(九)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 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 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 查,立法會可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 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 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 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 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換言之,立法會議員行使上述職權時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不要以為「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就代表一定要通過財政預算案(人大以後會不會釋法,顛覆這條條文是後話),對立法會的法案和財政預算案,議員可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這其實是常識,很多議員(主要是民主派議員)對不少法案和財政預算案都投過反對票。即使是大陸的人大橡皮圖章,過去也曾有代表投反對票,去年5月人大常委會建議訂立「港版國安法」,不是有兩票反對和一票棄權嗎?但在2021年1月6日,政權竟然宣布,在「國安法」下,立法會參選人若為增加勝算而作出協調,以至勝出選舉成為立法會多數後,行使《基本法》規定和保障的職權會觸犯「國安」重罪,完全顛覆了香港人習以為常的自由選舉原則和市民心目中立法會議員的正常職能。

超過50名參與和協調去年7月民主派初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社工、醫護、律師、學者和市民,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有外國傳媒指這次拘捕差不多囊括民主/本土派的骨幹(已入獄的黃之鋒和被拘押的「快咇」譚得志亦再「被捕」),有人稱之為106大抓捕。除個別人士外,他們被扣查一至兩日後獲保釋,沒有被檢控。警方稱是次行動出動了一千名警員,果真「如臨大敵」,好像這50多人是持械恐怖分子,武力威脅政權!但如此大陣仗的拘捕行動,卻沒有證據對任何一個被捕者作出檢控,因此,外界一般認為這是恫嚇,政權要向處於捱打狀態下的抗爭者不斷狙擊,但胡亂的舉動顯出他們的荒謬,就連親政權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都表示不解,前者指警方講不出證據,上到法庭不入罪反而損害管治權威,後者則稱暫時看不到被捕者有非法行為。

負責為拘捕「解畫」的保安局局長鸚鵡學舌般模仿他的大陸同行,將被捕者形容為「歹毒的團夥」,指控他們「策劃和參與35+初選,繼而『濫炒』癱瘓香港的計劃」,指參加初選者簽署聲明,表明目的是在當選後透過兩次否決財政預算案,逼使特首下台,從而令政府停擺。還煞有介事的說「這是有組織、有計劃,令到香港陷入深淵,如果這個歹毒的計劃得逞的話,香港社會包括經濟、民生整體上受到極嚴重的衝擊和破壞,而香港又要再經歷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而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等而下之「初選等同正在駕車去打劫」講法,智力正常者實在不屑一顧。至於其他為拘捕行動辯護的親政權人士,只是暴露她/他們的「奴才」扭曲心態)。

其實如此聳人聽聞的指控,說穿了就是政權輸不起,害怕其中一個被捕者戴耀廷所提的35+策略成真,若民主/本土派等在立法會勝出35或以上(過半)席位,可有相當大的籌碼逼使政權向民意屈服,正面回應市民的政治訴求,包括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方法就是透過否決財政預案或其他重大法案向政府施壓。《基本法》第 52 條(二)訂明「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在此情況下特首必須辭職 」,換言之,這是《基本法》所賦予立法會的權責,而第一次否決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重選,就是行政長官可藉重選立法會,再就被否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大法案,重新再徴求民意授權,倘若重選的立法會依然作出否決,證明行長官的施政不得人心,下台也是天經地義,完全看不到有什麼顛覆政權的意味。現在政權藉「國安法」向民主派初選秋後算帳,反而令人覺得中共在利用自己制訂的「國安法」去顛覆自己制訂的《基本法》,顛覆香港人享有的權利,令《基本法》形同一堆廢紙。

參與選舉,希望贏取最多議席,甚至執政,相信在全世界有自由選舉地方是天經地義的事,香港人也如此認為。同時,香港人也對現實不樂觀,儘管中共也曾承諾香港人雙普選,但大部分人不相信能落實真普選,由港人民主自治,只是盡人事嘗試爭取,其中一個爭取方式,就是在選舉支持以爭取雙普選為政綱的民主派,以表達對雙普選的訴求。

但最愚鈍的人今日都知道,中共從來沒有打算讓香港實現全面普選,立法會有直選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中共眼中,與英國人簽署的「契約」,即聯合聲明只是權宜之計,過後就成為無用的「歷史文件」,並視根據聲明的精神而制定的《基本法》可隨意解釋,「為我所用」),直選和民主派議員在中共心中只作為一種「政治花瓶」來利用,好讓外界以為香港真的有「高度自治」。所謂「政治花瓶」,就是無論民主派多認真都好,不能讓他們有真正的權力能與政權抗衡,即成為議會大多數。2004年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議席按照《基本法》規定增至30席,與功能界別成五五之比,而按「承諾」,其實07年特首選舉和08年立法會選舉便要實行雙普選,即特首由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全部由直選產生,一直在直選佔優的民主派便很有機會成為議會多數(即使循序漸進多幾屆,直選議席一路增加,功能界別議席一路減少,終有一日民主派可成議會多數)。於是中共不惜違背承諾,人大常委會在2004年4月粗暴釋法,叫停了龜速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規定2004年和以後的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部分和功能界別部分各佔一半,就是希望利用親政權陣管在功能界別佔絕對優勢,而在比例代表制下,親政權陣營在分區直選部分最差也拿到三分一議席,從而保證親政權陣營的永續議會多數。

如果從中共的「陽謀」來看,他們是十分成功。從04年開始,連續四屆的選舉,民主派與親政權派議席的對比如下: 04年25對35; 08年23對36(醫學界1席由被視為中間派的梁家騮取得); 12年27對42(1席由梁家騮取得); 16年29對40(醫學界一席由被視為中間派的陳沛然獲得),民主派最低限度都比親政黨陣營少10席,最多更少15席。當中功能界別對親政權陣營至關重要,04和08年的選舉親政權陣營均在30席中取得23席(民主派7席),10年民主黨與中方「秘密談判」達共識,12年的選舉開始,增加5席「超級區議會」的功能界別和5席分區直選議席,立法會亦由60席增加至70席。12年選舉,「超區」民主派稍佔優,5席取得3席,再加上傳統界別的6席。換言之,有「超區」功能界別,民主派只比以往增加兩席,佔9席。而因為民主派於政改爭拗而「分裂」(即公社兩黨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爭雙普選」,與民主黨「談判」路線的分歧),明顯中共與個別民主派政黨「談判」和推出「超區」議席的極有限度讓步,是為了分化民主派,結果目的達到,12年雖然分區直選議席由30席加至35席,民主派只取得18席,與04年一樣,比08年多兩席,亦只比親政權陣營多1席。到了16年,有年輕人為主的本土派和自決派候選人出現,民主派和本土派亦有很大爭拗,結果本土派和自決派候選人共取得6席,與民主派加起來獲得19席,比上屆多1席,再加「超區」和傳統界別共得10席,而取得較上屆理想的29席,但仍與親政權陣營所得議席相差11席。

如果說,2010年的政改爭拗是激進民主派與溫和民主派之爭,16年本土派和自決派的崛起則是新生力量與舊民主派的「決裂」(都是政權樂見的現象)。這亦要追遡至由學者戴耀廷發起「終極」爭取普選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當香港人愈來愈發覺雙普選遙遙無期,民主派每4年提出一次的「爭取雙普選」競選政綱只是口號時,窮盡一切合法手段也徒勞時,13年初戴耀廷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參與者有法律風險較「激進」的「和平佔中」行動,希望逼使中共作出決定,是正面回應普選訴求還是進行鎮壓 ,並就此邀請各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進行商討。13年底,港府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提出17年特首選舉改革方案,建議透過選舉團提名特首候選人,然後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並就方案向公眾諮詢5個月。「和平佔中」組織亦就民間提出的三個方案,即提名委員會、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進行公投,接近80萬人投票,結果「真普選聯」的三軌方案(即三個方案均可)最多人支持,有33萬,學民思潮和學聯的學界方案(即公民提名加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則有30萬人支持,政府當然不承認公投結果。最終政府建議候選人須至少一半提名委員會委員才能「入閘」,港人嘩然,因為等於先由中共認可候選人,才由港人普選,即並非真正具自由選舉意義的普選,因而被認為是假普選。

同年8月31日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指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放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這完全顛覆了港人一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基本法》所賦予自治權的認識。後來發生的雨傘運動,以學聯、學民思潮為代表的青年學生,與戴耀廷所代表的老一輩民主派的矛盾,以至更「激進」的拆大台者(後來的本土派)與學聯、學民思潮和民主派的爭拗,相信很多當年的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政權「不流血,不讓步」的策略下,維持了79日的佔領行動沒有得到任何實質回應,以「失敗」告終,並造成抗爭陣營的「大決裂」。一些「激進」的本土派 ,認為爭取普選已是「假命題」,應該以「勇武」方式爭取獨立建國,他們或多或少受陳雲《城邦論》和黃毓民言論的影響(還有練乙錚、李怡作為「導師」),紛紛成立政治組織,如梁頌恒、游蕙禎等的青年新政,以及梁天琦、黃台仰等的本土民主前線,再加上黃毓民啟發的熱血公民,這些組織經常發動排拒大陸人/新移民的「光復」行動,例如針對水貨客的行動,一時聲勢甚盛。15年6月22日,政府的政改方案在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反對下,大批親政權議員忽然離場下(等候發叔事件),以8票贊成,28票反對不獲通過。已準備脫離民主派的湯家驊,不情願投出反對票後宣布脫離公民黨,並辭去立法會議席,政府宣布16年2月28日進行新界東補選。

16年農曆元旦所爆發的警民暴力衝突,本土派稱之為「魚蛋革命」(其實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已報名參加補選的梁天琦,當晚更在現場聲稱舉行競選活動,更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競選口號(這個口號亦成為日後「返送中」運動「和勇不分」的共同口號)。民主黨和公民黨譴責本土派行使暴力,令本土派與民主派的關係更惡化,本土派聲言與民主派不是同路人。 補選更有梁天琦挑戰民主派楊岳橋的「氣勢」,雖然楊岳橋以16萬票勝出,但梁天琦獲6萬6千票,得票第三(第二為得15萬票親政權的周浩鼎),本土派士氣大振,劍指16年立法會選舉,「革民主派的命」。另外,一些不滿民主派的溫和本土派,或曰自決派亦成立新政團或個人參選,由主要為學民思潮成員成立的香港眾志,以「自主、自決」等口號,派羅冠聰出選立法會,朱凱迪則提出「民主自決」參選,還有與民主派關係較好的素人劉小麗。

2016年立法會選舉充滿「去舊迎新」,「青春無敵」的氣氛,年輕就是「武器」。不過,提出「建國」、「獨立」口號的「激進」本土派率先被政權打壓,政權首次顛覆自由選舉原則,藉選舉主任的政治審查褫奪本民前梁天琦、民族黨陳浩天及其餘三人的參選資格(梁天琦日後亦以「暴動罪」被重判六年監禁,是首批獲重刑的政治犯)。另外黃毓民、陳雲等人聯合的「熱普城」以「公投制憲,永續基本法」為政綱(並否認支持港獨),與其他的「激進」本土派因為爭議席而鬧不和, 結果年輕人戰勝前輩,游蕙禎於九龍西當選,黃毓民落選,青年新政另一候選人梁頌恒於新界東當選,「熱普城」只有鄭松泰勝出。自決派方面,朱凱迪於新界西以8萬多票成分區直選票王,其餘羅冠聰和劉小麗亦順利當選。而民主黨亦有年輕人/新人當選,如鄺俊宇、許智峯、林卓廷、尹兆堅,令這老牌民主派政黨多了一點新氣象。「激進」民主派則僅靠梁國雄和陳志全苦苦支撐。本土派「理論導師」練乙錚興奮地稱從此本土、民主、建制「三分天下」。

之後就有人大釋法,政權藉口當選人未能完成宣誓(因當選人以抗議方式宣誓),先後取消其議員資格,顛覆了市民的投票權,被DQ者包括游蕙禎、梁頌恒(未當議員已被取消資格)、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羅冠聰(當了10個月議員被取消資格)等六人。18年3月和11月先後進行補選,結果民主派僅由區諾軒和范國威奪回兩席,其餘四席由親政權者奪得。立法會進一步由親政權者壟斷,政治氣氛低迷,抗爭陣營的政治動員能力日趨薄弱。19年初林鄭政府以陳同佳案為「契機」(台港兩地沒簽訂引渡協議),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將可移交範圍擴闊至兩岸三地,並在不少質疑和反對聲中仍堅持交立法會審議通過,如此局勢下,一般估計由親政權陣營壟斷的立法會,很快會通過法案,反對者難以如03年反廿三條一樣,能利用超過50萬人上街的龐大民意,逼令政府收回成命。但出乎所有人,包括參與者的意外,爆發了可歌可泣、創造歷史的「反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規模之大,動員人數之多,持續日子之長,創意之多,受國際關注之廣,可說是「史無前例」,暴政當前,真的「退無可退」的政治格局,民主派、本土派,新舊老少,暫時放下歧見,拉近距離,「和勇不分」和不割席亦至為難得,多少形成了一個香港興亡,大家有責的「命運共同體」,運動所提的五大訴求當中,亦包括曾被「遺忘」的爭取普選。它成功阻止了「逃犯條例」的修訂,但很多參與者(年輕人佔多數)亦付出被警察施暴、被拘捕、被判刑的沉重代價,五大訴求,除撤回修例外,其餘當局至今仍不聞不問。不單如此,政權藉「鎮暴」而加強社會控制,踏進20年更藉武漢肺炎疫情進一步限制市民示威權利,年中北京亦索性推出「港版國安法」,撕破「一國兩制」的面皮,為大清算,大抓捕舖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兩句「反送中」運動最多人叫喊的口號,被政權視為「違法」。形格勢禁下,港獨和自決組織亦紛紛自行解散,其他侵害人權、顛覆「法治」事件更層出不窮,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部門倖免,1月6日 顛覆港人自由選舉觀的大抓捕,只是向市民的選舉權抽刀罷了。

其實當去年7月11日舉行民主派初選後,政府很快便褫奪12名民主派參選人的參選資格,並於7月底宣布押後選舉一年,政權似乎真的被19年民主/本土派在區議會壓倒性勝選,和超過70%的極高投票率「嚇怕」,不敢再讓市民利用選票表達政治訴求,以至透過議會實際影響政府施政,往後會否再顛覆選舉制度,務求壓下真正民意,不敢想像。而35+的「始作俑者」戴耀廷,幾年前以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方式爭普選,付出坐牢的代價,今次利用想像力,祭出有點異想天開35+的合法抗爭,卻惹來權力膨脹的警察上門拘捕,是否意料之內?他在政府宣布立法會選舉延期後於《蘋果日報》撰文指,「35+實在是一個挑戰極大的計劃,目標能真的達成的機會微乎其微(灰記按:因為親政權陣營在功能界別仍有極大優勢,直選比例代表制,亦保證親政權參選人有一定數量的席位)。老實說, 提出35+是有點『拋浪頭』、『博大霧』的」,終極目標是逼使當權者必須作出決定,一是正面回應市民的政治訴求,一是加強打壓,「中共現在已做了最愚蠢的決定,也不用做甚麼游說工作,國際社會的制裁陸續有來,35+的歷史任務因而也完成了。」的確如戴耀廷所預料,打壓陸續有來,包括50位完成歷史任務的初選參與和協調者被上門拘捕(日後是否再被拘捕甚至被檢控亦難預料),但國際社會的制裁是否陸續有來及有效,則未敢樂觀,至少現在香港人是活在「寒冬凜風」之中,只能設法「圍爐取暖」,實行自救,在被顛覆的權利和生活的「狂潮」中,咬緊牙關。

元旦日遇上「中華民國台灣產」

何時何地,何種狀態,生活總需要一些調劑,元旦日朋友建議到旺角花墟買花,不懂欣賞花的灰記奉陪。走著走著,在人群中赫然發現一個又一個被丟棄,標誌著「中華民國台灣產」的紙皮箱,登時有種難以名狀的感觸。雖說「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每每出現代表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出生於親國民黨家庭的灰記,卻早已過了面對此旗會肅然起敬的階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每逢雙十節,青天白日旗便在港九、新界很多地區飄揚的情境,離灰記已很遠很遠。也許是前路無明,被「中華民國」這四字牽引也是情理之中,中港台曾經有過錯綜複雜的「糾結」 ,中國已「全面管治」香港,依然「自欺欺人」地以破了產的「一國兩制」向台灣招降,這一招就連墮落窩囊的國民黨也不可能接受。「反送中」運動曾出現過「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標語,但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民主化已經超過二十年,台灣前途不再是國共兩黨「私相授受」的玩意,台灣人有香港的「前車可鑑」,絕不會重復香港的舊路。

在內戰被毛澤東共產黨打敗的蔣介石國民黨,於中國大陸沒有容身之所,一九四九年退到台灣,而因為二二八屠殺,台灣本土人認定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二二八事件,聽命於中共的台共也曾參與反抗國民黨的鎮壓,不少台共黨人因其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變節,而被國民黨殺害)。不過,從中國大陸避走香港的國民黨人、反共人士,卻在這個共產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英國殖民地,繼續奉中華民國為「正朔」,與在香港的共產黨人、親共人士形成兩個陣營,延續「國共內戰」的敵對和競爭氣氛,由政治、文化、教育、體育到民生都有左右之分,你左派有共產黨控制的長城、新聯、鳯凰等電影公司,我右派有國民黨授意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統率香港其他非共影業公司;你右派有香港時報、工商日晚報、星島日晚報,我左派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你左派有香島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我右派有德明中學、大同中學;你左派有國貨公司,我右派有台灣民生物產公司。

至於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足球,「國共」更經常在球場上較量,左派球會愉園、東昇大戰右派球會東方、南華、光華經常成為焦點。莫說體育不涉政治,報道和評論都是「政治掛帥」,灰記還記得清楚,當年的《香港時報》體育版足球專欄,就把愉園稱作「愉快完」,把東昇稱作「日落」,對這兩隊球員的演出都是先入為主的苛刻批評,而非「以波論波」(灰記當年也不會冷靜看這些評論,亦是先入為主的討厭左派球隊和球員),至於左報怎樣招呼右派球會和球員,灰記沒有看左報就不得而知。台灣的國民黨在「足球戰線」佔優在於大陸的共產黨不能容忍與中華民國同場 ,相繼退出世界以至亞洲各大體育組織,於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代表中國出席奧運、亞運(楊傳廣和紀政的故事,相信很多灰記那個年代的人都聽說過),以及其他單項的國際賽事。由於台灣曾受日本統治,只流行棒球不流行足球,香港則因受英國統治,足球十分盛行,直至1966年,都是由香港踢得最出色的球員代表中華民國,例如有球王之稱的姚卓然、「牛尿」黃志強,香港第一位效力英格蘭頂級聯賽球會的「阿香」張子岱,與左派影星白茵結婚的「神童」黃文偉,還有後來評論足球相當有名,也客串電影的「阿叔」林尚義。中華民國並曾於1954和58年亞運會,連奪兩屆足球金牌,都是香港球員的功勞(近年一些當年曾効力中華民國的香港球員如黃文偉、何容興,以曾貢獻台灣為由,成功爭取台灣政府授予榮譽性質的中華民國護照)。

整個五、六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依然是這小島的「政治主流」,無論親國民黨還是親共產黨都以中國人自居,逃避共產黨統治的灰記父親,就曾對還是兒童的灰記說:「我是中國人,當然恨英國人。」然後提醒灰記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之所以希望灰記入讀當時一所還是親國民黨的中文教會中學,就是為了灰記能好好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不要「數典忘祖」)。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就是兩種中國人旗海的交量。記憶中,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遠比五星紅旗多,不要說國民黨人聚居的調景嶺,一些徙置區(公共屋邨的前身)亦掛滿青天白日旗,蔚為奇觀。灰記的家不但會在窗外懸掛青天白日旗,灰記亦會拿著紙國旗,走到街上炫耀一下「愛國心」,並以能參加國慶晚會聚餐為榮,還記得聽過「寶島歌王」青山唱「愛國歌曲」。直至七十年代中中學畢業,灰記都是以「反共愛國者」自居,幻想蔣總統「光復大陸,解救難胞」。

當然,當年這塊相對比台灣、大陸自由的土地,除了國共兩黨在各方面的交量,也有企圖獨立於兩黨的文化及教育建設,新亞書院是其中一個重要搖籃,這些來自大陸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流落香港,但相比在大陸全部要噤聲的「同儕」(很多連噤聲的自由也沒有,要毛主席和共產黨交心,最終難逃受殘酷逼害),他們幸運地多了說話的自由。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雖有胡適作「招徠」,但若敢諷刺時弊,鼓吹政治改革,批評國民黨獨裁,一樣當殃,最早期是雷震被判刑和殷海光被逼害鬱鬱而終,後來還有柏陽、李敖等受牢獄之災(他們都是隨國民黨到台灣的外省人)。香港曾長期容納不見容於大陸與台灣的獨立思潮和異見者,除了中國的自由主義,七十年代從西方引入不同左翼思潮(有別於中國官方思想)的本土青年,對推動香港的改革亦有一定貢獻,「混雜、自由」,這是香港最珍貴的遺產。

回到「中華民國在香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一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美國總統尼克遜七二年訪華改善中美關係,以共同對付蘇聯,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開始衰退。灰記還記得很清楚,當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時,一些之前親國民黨的同學「跟紅頂白」,隨即批評台灣這麼小怎能代表中國,國民黨統治腐敗,蔣介石獨裁等,好像完全忘記他們也曾批評過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的殘暴統治。及後在香港出生成長的第二代亦多關注本土事情,少理國共之爭。

而當香港不同取向的中國人還在爭論那個中國政權是正統時,老謀深算的英國人早就接受現實,在一九五四年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設代辦(顯示日後若要談判香港地位,對方一定是共產黨政府,而不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七年代替楊慕琦擔任港督的葛量洪,回應楊慕琦計劃(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令香港人可多些參與城市的治理),說香港問題最重要就是與中國(指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楊慕琦計劃最終不了了之。而根據2014年解密的英國官方檔案,中國總理周恩來曾於1958年強烈反對英方「將香港的殖民地體制變更為新加坡式的自治嶺」,反映中國亦極力反對推行任何可令香港走向自治的改革,符合中共專權的特性。

到了七二年,中英更互派大使,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當七九年美國「捨棄」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建交,繼承父業的蔣經國亦不再延續蔣介石的「反共復國」政策,香港對台灣的重要性隨即下降,中華民國在香港的「身影」愈見萎縮。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進入後過渡期。踏入九十年代,繼承逝世蔣經國的台灣本省人李登輝專注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有國民黨背景的公司/機構相繼關閉,如香港時報,台灣民生物產公司等。而電影、文化、體育以至商界,一些原本親台的機構/人士,後來都接受現實,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甚至接受共產黨的統戰,如星島報系、珠海書院等。

中華民國不但在香港的「身影」逐漸萎縮,其國際空間亦然,不但邦交國逐一被中華人民共國奪走,很多國際組織的會藉亦被中共取代,或不能再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例如體育就只能用上中華台北(大陸更以中國台北相稱,以顯示「台灣屬於中國」)。 當台灣與香港的關係逐漸疏遠,香港人無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時,共產黨卻計劃以香港作示範,謀求以「一國兩制」方式「統一」台灣。中國七十年代末告別毛澤東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成為中國最有實權的人後,頻頻向蔣經國示好,希望兩岸和平談判統一中國。蔣經國則繼續其「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 後來鄧小平透過李光耀邀請蔣經國會面,蔣沒有應承,因為經過在大陸與共產黨鬥爭的經驗,「共產黨不能信任」。據報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也說過與中共談判是自殺的話。蔣的說話,香港老一輩的人如今應該感觸良多。

不知道現在台灣人如何評價蔣經國,他掌權後沒有放棄蔣介石的鐵腕統治手段,動員戡亂令(類同緊急狀能/戒嚴令)仍然継續生效,白色恐怖依然瀰漫,與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在此多寫兩筆台灣的「戒嚴令」,動員戡亂全稱全國總動員戡平叛亂,是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所頒布的緊急命令,以「平息共產黨的叛亂」,但內戰的結果是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敗走台灣,並將此令一併帶來台灣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台灣人。現在的「港版國安法」有點像動員戡亂令,都是政權用以鎮壓異己和震懾港人的「法律武器」。

很多人將蔣經國、鄧小平兩人的晚年相比,兩個好聽一點叫政治強人,難聽一點叫獨裁者,晚年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蔣選擇開放,於死前一年(八七年)取消動員戡亂令,其接任人李登輝亦加快開放步伐。台灣人經過幾十年前赴後繼的抗爭,付出無數的生命與血淚,逐步實現開放和民主,由一九九六年起,台灣總統不再是永續連任和私相授受,而是由台灣人一人一票選出。當然,和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令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少數手中,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的問題,但台灣現在是華人社會最自由民主,人權最受尊重的地區,則沒有人能反駁。

至於那邊廂的鄧小平,推動「走資」的同時,將政權牢牢掌握於自己和共產黨手裹,至死不悟。八九年血腥鎮壓學生和民眾政治改革的訴求,就是明言拒絕開放政治。缺乏政治改革的資本主義道路,即所謂黨國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比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產生更大問題,除了更巨大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藉公權力尋租的貪腐一發不可收拾。國家(其實是共產黨)「有需要」隨時可以打壓任何民營企業,甚至以不同藉口/形式沒收資產。習近平上台後,其個人以及共產黨的權力更集中,他本人更全面仿效毛澤東,要走上「永續連任」、「唯我獨尊」的回頭路,民間以往因為經濟市場化曾有過的一點空間全面被堵塞,異議/抗爭者受到更大規模更殘酷的打壓。

而在一個趨向更獨裁專權的主權國下,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示範單位註定距離民主化後的台灣愈來愈遠。不過在此之前,共產黨利用經濟利益,引誘台灣的商家巨賈和國民黨政權「靠攏」中國大陸。零八年國民黨馬英九擊敗民進黨謝長廷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曾出現一段「蜜月期」,各方面的交流變得頻繁,客運和貨運可以直通兩岸,不需經過中轉站(通常是香港)。最高潮是一五年,馬英九沒有「遵從」蔣經國的「三不」「教誨」,亦忘記了歷史教訓,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歷史性會面,國共兩黨企圖開展第三次合作。不過,此前的一年,因為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標誌年輕人對共產黨的強烈不信任,反對兩岸經貿進一步整合。一六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六百八十萬票擊敗國民黨的朱立倫和親民黨的宋楚瑜(經常走訪中國大陸),朱宋兩人加起來的的票數還比蔡少百五萬,顯示台灣人並不信任與中共走得太近的政黨。

而蔡英文於接近任期完結時,因為台灣經濟持續低迷(與中共經濟杯葛有關),民望甚低,而由中共「加持」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一度選情看漲。不過,一九年因為特首林鄭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並受到血腥鎮壓,持續超過半年的反抗運動,「喚醒」了台灣人,在「經濟利益」和來之不易的自由自主之間,台灣人選擇了後者,蔡英文在二零年的總統選舉,以八百一十萬票,二百多萬票之差擊敗國民黨韓國瑜,成功連任。二零年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共不斷「文攻武嚇」,軍機犯境,連台灣官員到駐香港的機構履新也被港府(奉中共命)阻撓。而曾經積極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的美國,現在也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威脅,加強其「圍堵」中國的態勢。

二零年對香港人來說更是透不過氣的一年,中共彷彿把台灣選舉的「敗局」和與美國的「破臉」,歸咎香港人一九年的抗爭,抑或是出於極度不安的虛弱心理?無論如何,港人最遭殃。「港版國安法」的頒布,標誌中共失去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自信,禁絕一切形式民主自治的聲音,摧毀「一國兩制」。而心領神會的林鄭政權及社會建制,無不竭力配合中共「全面管治」的「君臨」,一起又一起的侵犯人權事件,一個又一個迎合政治需要的檢控、判案和社會「改造」,過往港人所享有的言論和表達自由迅速萎縮, 快到了差不多可與現在的中國大陸和動員戡亂時期台灣相比的地步。

曾幾何時,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以中華民國之名,對港人以「同胞」相稱,以優惠政策吸引港人往當地升學、定居,因為當時的港人大多是逃避中共政權的大陸「難胞」及其子女,不知當年受壓的本省人對此會有何感想?今日,台灣由本省人政黨民進黨執政,仍稱自己為中華民國總統,被中共咒罵為「台獨分子」的蔡英文,多次聲援香港人的抗爭,並高調探訪移居台灣,曾被中共無理拘押八個月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但沒有如當年國民黨般,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名義接濟被中共逼害的人,香港人不再是「同胞」,要移居台灣避難,和移居任何國家一樣,並沒有任何優惠。

此刻,那些被捨棄的「中華民國台灣產」紙皮箱,好像一個又一個的「墓誌銘」,教人聯想香港與台灣透過中華民國曾有過的「手足之情」。九七後,特別近這幾年,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在香港已成禁忌,以往曾經「理所當然」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中華民國國慶」大牌扁已沒法公開展示,慶祝雙十也要只能十分低調。 那些「幸免於難」的紙皮箱上的「中華民國」,還能保留多久?「國安法」實施後,不知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會否觸犯法例,也不知武漢肺炎疫情完全受控後,港人是否能繼續示威遊行。而那些仍然堅持遊行時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人、那些曾參與「反送中」抗爭者,以至香港那些成功爭取中華民國護照的前「國腳」,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又會如何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