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安保與中共閱兵

中國專政共產黨於九月三日大事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閱兵前，數以十萬計日本人於八月三十日舉行示威，反對安倍晉三所提的新安保法案(此法案於早前獲眾議院通過，現由參議院審議)。新安保法案最具爭議的地方是賦予日本有限度參與國外戰爭／軍事衝突的權利。而日本和平憲法規定，日本只在國土受侵略時才作出自衛，不會參與國際戰爭／軍事衝突，因而日本把戰後的武裝部隊稱為自衛隊。

日本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發動侵華戰爭，企圖征服亞洲，為中國、東南亞人民帶來極大的苦難，而日本人民亦為軍國主義瘋狂冒險，遭受災難，包括廣島、長崎原爆受難者，總共有三百多萬日本人死亡。經此教訓，日本人民普遍愛好和平，不欲被捲進戰爭漩渦。這次安保法案，日本民調多次顯示反對者比贊成者多一倍，而原本聲望頗高的安倍內閣，亦因提出新安保法案支持率跌至百分之四十。

一直以來，日本民間對戰爭的反省都比政府做得徹底和深刻。戰後美國因為其霸權之需要，當然也可以解釋為與蘇聯「冷戰」的需要，要壓抑日本本土的勞工及左翼力量，因而再次「栽培」被他們打倒的日本軍國主義戰爭販子，包括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成為執政者，並提出美日安保條約，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軍事上和政治上支配日本。因此，長期盤據日本政府的自民黨右翼思維陰魂不散，不願徹底反省戰爭罪行，與美國的「帝國需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這次安倍所提的新安保法案，亦是美國主催。無他，美國「反恐」及很多軍事冒險，都需要更多「盟友」分擔成本，包括軍事人員的成本。

五、六十年代美蘇爭霸，形成了兩大陣營，即所謂「自由世界」對抗「共產鐵幕」或「社會主義陣營」對抗「帝國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之爭(視乎講者的立場)。東亞方面，中國、北韓是蘇聯的「靚」，日本、南韓，以及敗走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就是美國的「靚」。當然，中國自赫魯曉夫揭露史太林罪行，於五十年代末開始與蘇聯交惡，六十年代初決裂，毛澤東也要爭做「社會主義陣營」的「革命導師」，甚至中國人民「窮到燶」也要打腫臉皮「支援」阿、非、拉國家「搞革命」。於是乎美蘇爭霸多了一個反美又反蘇的中國。但大體而言，五十年代初的韓戰、六十年代的越戰等造成無數死傷者的殘酷戰爭，都大致反映戰後美蘇爭霸的局面。

而五、六十年代日本民眾不斷反對美日安保條約，比今次的規模更大，最多一次全國集會人數為六百萬人，亦反映不少日本民眾不願政府緊跟美國走。當然，當年反對安保條約的不少是左翼人士以至共產主義信徒，後來更有人組成赤軍等極端組織(不少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為了反美帝霸權進行暗殺及綁架活動，成了恐怖份子。但大體而言，反安保的日本民眾都是愛好和平的反戰人士。

九十年代初蘇聯及東歐「共產」陣營解體，即所謂「蘇東波」事件。蘇聯和東歐人民選擇了揚棄史太林式共產主義，美國在意識型態之爭似乎大獲全勝。中國的共產黨則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利用來自軍隊的血腥暴力，選擇黨的絕對權力大於一切，拒絕人民任何政治改革的訴求，走另一個極端。但在經濟上，這個共產黨要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共舞，搞「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去。

很多論者都講過，所謂「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共則自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黨權貴操控一切，一部分人富起來，貪腐、環境污染、資源無謂消耗、富貧差距、社會無道、人權受難等如癌細胞般擴散，在「大國崛起」的風光背後「百病叢生」，於是大力推銷「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民族／愛國主義。

灰記在此博客已多次提出，共產黨人推銷愛國主義是一種墮落。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為了「解放全人類」，要不惜背叛祖國，這是當年很多信奉共產主義的人的座右銘。「保衛蘇聯」，當年多少歐美共產主義者的口號。當年中共不也是在國民黨的中國下，在江西建立了模仿蘇聯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嗎？當然，何以「偉大」的工人／無產階級祖國蘇聯，最終淪為史太林獨裁，以至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何以聲稱解放全中國的中共會淪為比國民黨更獨裁貪腐的政權，何以任何一個有「社會主義」之名的政權，都離不開獨裁殘暴統治，現在仍信奉馬列主義的人（主要是托派)，的確要深刻反省馬列主義的「全權主義」根源，不能只歸咎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落後地區不在資本主義發達地區，不能只歸咎史太林、毛澤東、金日成，以至卡斯特羅的個人品質。

話說回來，所謂「解放全人類」的理想是否過時？因為資源虛耗、環境被嚴重破壞以至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全球憂患意識，愈來愈多人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地球村的一分子，這種「拯救地球免於災劫」的新理想主義，與「解放全人類」其實相輔相成。 無他，如全球人民不再(督促其政府)通力合作，認真保護環境及停止過度開發資源，地球難免遲早陷入災劫，人類消失。而此種新的理想主義，亦最終會觸及資本主義的無限利潤追逐，不停生產消費的根本問題。事實上，佔全球人口三分一的歐美人士，享用全球三分二的資源，然後批評被剝奪的「落後」國家環保意識落後其實十分偽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要深刻反省其現在極度浪費的生活和經濟模式，擔當更多「改變」責任，乃責無旁貸。

的確，在資源有限的大前提下，亦有可能令極端民族主義滋長。為了爭逐有限資源，以本國國族優先作號召，亦是一種危險趨勢。而一旦這種民族主義盛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亦不可避免。因此，抱什麼態度紀念二次大戰至為重要，是反省戰爭對人類的禍害(戰勝國也需要反省戰爭的禍害)，還是借機宣揚民族主義？而大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中共，為的不是反省戰爭的禍害，而是為了緊握政權的需要，要大閱兵耀武揚威，宣揚危險的民族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共為了鼓吹民族主義而不惜歪曲歷史，中共為了鼓吹民族主義而不斷向日本翻舊帳。實情是沒有日本侵華，中共或曰中國的「革命事業」可能早被國民黨粉碎。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答應與中共共同抗日，令逃避國軍追剿的中共有休養生息及藉抗日擴軍的機會(中共主要是口頭抗日)，而毛澤東在延安不斷告誡同志：不要愛蔣介石的中國，不要為蔣介石的中國賣命。多年之後他還曾親口向到訪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致謝，說了日本侵華有助中國革命的話。因此，這次中共搞抗日閱兵特別難看的原因就在此。

如果中共信守承諾，革命推翻了獨裁反人民的蔣介石政權之後，建立的是真正人民當家作主，執政者向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的民主政權。毛澤東的不要愛蔣介石的中國，不要為蔣介石的中國賣命的說話才算有價值。現在去了一個獨裁反人民的蔣介石，換來一個更獨裁，更懂得駕馭／勞役人民的毛澤東(現在習近平好像很想模仿毛澤東吧？)，去了一個國民黨黨國， 換來一個共產黨黨國，然後再搞民族主義，任何有「進步思想」的人也會鄙視之。

最後要說的是，如果中共在大閱兵要耀武揚威，要顯示每年投入幾千億的軍事實力，要藉此顯示「強國夢」，不正正就是給予日本右翼最佳藉口，安倍要通過新安保法案，其中一個藉口就是中國的軍事威嚇。當中共口口聲要日本政府反省，甚至不禮貎地要求日本天皇謝罪時，有否想想耀武揚威的反作用？因此，說這種順便(或者其實主要是)威嚇本國人民(為了閱兵而無所不用其極地騷擾禁制北京市民！)的民族主義把戲，是對反安保的日本民眾的「背炍」也不為過。

偏偏愛自由

百無聊賴之際，在Facebook上看到別人轉載資深評論人李怡在《蘋果日報》寫的短文，名為「喪鐘為誰而響」。文章以改編自海明威名著《喪鐘為誰而鳴》的美國反法西斯電影《戰地鐘聲》，打開話題，重提1930年代西班牙內戰，世界幾萬名正義人士，響應西班牙反法西斯陣線一個口號「No pasar’an」(別讓法西斯通過)，紛紛走到西班牙參與人民陣線反佛朗哥戰爭。

文章特別提到喪鐘為誰而鳴的典故，並感嘆為正義獻身的時代是否已經消逝：「當世間有不公義的事發生，許多人都會認為這樣的事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喪鐘只是為別人響起，跟我無關。但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會有這麼多人為了反法西斯，從世界各個角落，投入那場注定失敗的戰爭呢？有人說，那是世界還年輕的時候。難道現在世界都老了嗎？都世故都計算都頹敗了嗎？」

文章結尾回到香港，感嘆味更濃重：「說一聲『No pasarán！』吧，香港沒有老去。遠如天津大爆炸，近如黑警、鉛水，你不要說跟你無關，因為你不是孤島。喪鐘為他人響起，就是為你響起。當西班牙響起喪鐘，大國都採取綏靖政策，於是全球法西斯坐大，二戰爆發了。」

把當年西班牙反法西斯𡚒鬥與今日香港的政治社會困局扯上關係，就讓讀者去作自己的解讀和聯想吧。不過，灰記倒覺得有點意外的是，這位與「激進本土右翼」觀點類近的評論人，多次和應「與大陸切割，大陸的民主就由大陸人去爭取，香港人別管」之類的說法，這次卻提出「激進本土右翼」覺得相當「離地」的國際主義精神。事實上，文章雖然沒有明言，當年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正義人士，很多都是左翼人士、無政府主義者以至共產黨人。文中提到的白求恩醫生，就是加拿大共產黨人，這位加拿大醫生不只去過西班牙，還到過中國(當然是到中共解放區為人民服務)，並死在中國。

灰記這樣說並非要揶揄李怡，反而感謝老人家在這時候重提西班牙內戰、國際左翼以及他們所嚮往的理想主義，以平衡充斥網絡的狹獈本土主義言論。儘管老人家由共產黨人轉變成反共人士後，對這些被政權扭曲、揚棄的理想主義多所鞭撻。灰記更想在此「東施效顰」，以一齣這幾天少公映的電影作開頭，胡亂寫一點感想。

大家大概都猜想到灰記要講的是《翩翩愛自由》(Jimmy’s Hall)，已經是長者的英國左翼導演堅盧治(Ken Loach)的最新(亦可能是最後一齣)劇情電影。無獨有偶，這位老左導演於20年前也曾拍過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的電影Land and Freedom，講英國一個李怡所說的正義之士赴西班牙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故事。這次要講的則是愛爾蘭共產主義者James  Gralton的事蹟，他1932年自美國回國，聯同志同道合者在家鄉自己擁有的土地上重建社區會堂，教授歌唱舞蹈、詩歌、拳擊，以至辯論工人權益。但在保守的天主教會及親英親權貴的愛爾蘭政權逼迫下，最後以莫須有的不受歡迎外國人「罪名」(因為他同時擁有美國國籍)，而被押解出境。

《翩翩愛自由》裡熱愛跳舞、唱歌的群眾，很多都是天主教徒，而Gralton他們亦明瞭愛爾蘭天主教傳統深厚，為了表示自己良好的意願，曾經邀請當地教區加入董事會，但教區得寸進尺，要求會堂歸當地教區名下，而Gralton的母親亦心清眼亮，指教區最終一定要主宰一切，於是他們放棄與教區妥協。而Gralton最終亦難逃被逐。不過，影片亦沒有特別醜化天主教神父，那位經常嚴詞誘導Gralton「洗心革面」的神父，在他被遞解時向那些嘲笑他的警察和愛爾蘭共和軍說，「他比你們任何一個頂天立地。」是電影一處「妙筆」。

因為共產黨政權的專制、殘暴，加上不是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角逐，即所謂走資，如中共，就是倒退為封建皇朝，如世襲制的北韓，所謂「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成了笑柄。事實上，而當史大林和毛澤東的神話破滅後，西方很多左翼／共產黨人作出反省，批判蘇共和中共的種種錯誤以至罪行，有些會追遡至馬列主義的不民主、反自由部分。

因此，一些所謂如Jimmy’s Hall的左翼文化教育和社區聯繫工作，在今天中共強權君臨的香港，很可能會被聯想成共產黨滲透的糖衣毒藥，與自由民主扯不上關係。就如前香港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女士所揭露，當年中共在各條戰線都有滲透，或曰統戰活動，其中透過文娛康體，例如學友社，轉化和吸收年青人為黨所用。

但客觀地看歷史，無論東、西方的左翼人士／共產黨人都曾為自由民主，社會「進步」作出過努力。即使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和滲透工作，但當年香港的左翼文化確有其吸引之處，就以電影為例，五、六十年代，左派電影公司，無論拍粵語片的中聯還是拍國語片的長、新、鳳，不少都具社會意識，所帶出的訊息相對進步，例如反對家長專制，較尊重女性等，而當年確有相當多獨當一面的女演員，與後來（以至今日)港產片男權當道，大小男人主義主導，女演員大多當花瓶或被踐踏／醜化角色的香港影壇不可同日而語。

而不管今日的「戀殖」青年如何想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仍是殖民高壓統治年代，社會不公、貪污橫行、基層生活困苦，因此左翼的社會關懷對普羅市民，以至青年學生有一定的吸引力。當然，時移勢易，英國殖民者在知道要把香港交回中國，達成中英聯合聲明後，為了「光榮撤退」，在後過渡期的統治漸見寛鬆，香港亦逐漸以模擬的方式，學習西方「先進」自由社會的一套。但因為中、英政府都沒有誠意真正讓港人落實民主自治，舊有的殖民地官商勾結，或曰官商共謀，以保障上層既得利益為主的那套政治制度九七後被沿用下來。(而西方的「先進」與自由，左翼民眾的抗爭和爭取亦應記一功；此外，也不應忽略所謂世界「分工」，或不平等發展，佔世界三分一人口的西方社會長期佔用全球三分二的戈人山資源，憑其政治經濟支配地位，把很多西方人享受物資以至非物資「幸福」的成本，例如醜陋的剝削、環境的破壞諸如此類轉嫁發展中地區，即所謂「帝國主義剝削」的事實)。

因此香港的所謂的「先進」也是十分有限。以勞工法為例，香港比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有不如，福利制度以發達社會的標準來說也是十分落後。其餘諸如環保法例、反壟斷法例等，頂多都只是聊備一格。例如近期被熱烈議的政府亂砍樹，就是典型聊備一格的樹木辦公室保護不了(也無心保護)珍貴老樹的例子；又例如最近有重大保育價值的老舖同德大押要清拆，也是典型聊備一格的古蹟辦保護不了(也無心保護)珍貴歷史建築的例子。

決定參與全球資本主義掠奪的中共，自然樂於官商／勾結共謀，一切為我所用的那套，而且比西方國家更赤祼，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即共產黨)，而非資本家作主導。對香港的影響則是後過渡期那套摸擬「先進」自由社會的作法，即次貨，或曰聊備一格的「民主自由」，有限度的社會改革，也覺得礙眼。大家不會忘記中共另起爐灶的臨時立法會，把九七前通過的一些有利勞工的法例，如集體談判權廢除；恢復九七前被廢除的公安法(1967年針對左派暴動而設的嚴苛法例)，以備日後鎮壓反政府示威活動。近幾年，特別雨傘運動後警方濫權嚴重，政治檢控頻繁，嚴苛的公安法賦予官方一定合法性。

而自從零三七一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國安法立法後，共產黨在明在暗更多的操控，要壓服「不聽話」的香港人已經愈來愈昭然若揭。標誌港人自主「覺醒」，爭取政治改革的雨傘運動，在極右梁振英及一些中共當權派喧染下，就是有外國勢力介入，「反中亂港」的「陰謀」。以國家之名，掩蓋一切政權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壓服任何人民自治自主的訴求，這是中共所有當權派以及甘心為中共所用的香港官僚的「共識」，所謂在「愛國」旗幟下的「和諧社會」（以「愛國」及「國家利益」掩蓋一切，亦是中共徹底墮落的標誌)。香港的權貴階層和專業精英，要不就識做向中共低頭，與之共謀，要不就逐漸被邊緣化。

因此，很多評論都指出，「新愛國」(中共走資後才投入其懷抱的)都是投機份子，「舊愛國」則比較有原則和底線。但其實在「愛國」這塊遮羞布下，「新舊愛國」同樣甘心當中共黨國機器的鏍絲，權貴的走狗（對不起，又侮辱無辜的狗類)，同樣醜惡，如果說「新愛國」是投機，那麼很多「舊愛國」就是自甘墮落。看看那個「舊愛國」鄭耀棠，處處為權貴說話，出賣工人利益，那有半點當年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利益奮鬥的「正義感」。

回到《翩翩愛自由》，片中的James  Gralton在一次聲援被地主趕離住所的貧農的行動中作出演說，直指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欺騙性，指愛國口號遮掩不了地主盤剝下層農民的事實。Gralton的演說，再次提醒大家，西方的左翼／共產主義者都對「資產階級」的祖國沒有所謂理所當然的忠誠，這部電影再次提醒大家國家／政權乃壓迫的工具，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而左翼／共產主義者敢於揭露國家政權所鼓吹的民族／愛國主義的虛偽，因而往往受國家政權的迫害。愛爾蘭警方以國家之名，把James  Gralton逐離自己的祖國。而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美國，多少左翼分子被指控進行「非美」活動，甚至以「叛國」罪被檢控。

影片這一幕揭露民族主義掩蓋下的階級矛盾，亦令灰記想起本地新界東北規劃中，非原居民村民與政府、原居民地主、大地產商等的矛盾。雖然地方和時代不同，但最手無寸鐵，處於最弱勢的平民輕易被犧牲的事實層出不窮。《翩翩愛自由》中，以土地為生的貧農，在地主一句「私有業權」便要被趕離生活多年，一家大小賴以為生的土地；新界東北的非原居民村民，在梁政權與地產商密謀下，一句「規劃建屋」，便要面臨失去生活了幾十年的土地和家園的厄運。

不論在甚麼地方，每次弱勢平民流離失所，都有官商、地主合謀的影子。而所謂「私有業權」，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與對大地產商大地主而言，重量很不相同。一個平民的「私有業權」往往會因「重建、規劃」之名被犧牲掉，賠償也經常充滿爭議，而那些「重建、規劃」之名，正好是大地產商大地主，以及與他們共謀的政權所策劃的。

而這些被犧牲掉的基層根本利益，往往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由警力作為執行工具。在《翩翩愛自由》裡，曾聯同同志一起聲援被驅趕的貧農家庭，並發表反愛爾蘭政府演說的James  Gralton，最終以「不受歡迎外國人」之名，被逐出自己的祖國，而貧農家庭最終也再次被驅趕。而香港歷次的徵地事件，留守村民和聲援者最終都在警方的武力驅趕下，離開心愛的家園，菜園村如是，今次新界東北的村民亦將面臨被驅趕的命運。

回到李怡的感嘆。無論當年反法西斯的國際左翼社群、反保守天主教會壟斷教育和文化以及地主霸權的愛爾蘭左翼／共產黨人、今日面對中共以國家之名壓倒一切民間自主聲音，包括香港很多追求真正民主自治的人，相信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或別人是孤島，會覺得發生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大陸的不公不義、反民主自由的事事不關己。而真正熱愛自由的人，會知道自己的「敵人」，是壓迫人民的國家政權，而不是被國家政權壓迫的其他人民，包括中國大陸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