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中野區議會通過保留舊監獄的大門建造物，讓學生和民眾有機會學習日本歷史的陰暗面。」
日本人與香港人不同，不會隨便聘請外籍家務助理幫忙家務和照顧子女，東京大學學者阿古智子身兼母職(她工作忙的時候，丈夫也會照顧獨生兒子)，兒子就讀的小學因學生人數太多，會於舊監獄遺址重建較大的新校舍，爭取保留唯一仍存在的監獄大門成了阿古和一些建築師近一、兩年來的社會活動。
這座監獄建於1915年，曾經監禁過不少政治犯，包括著作《蟹工船》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於阿古而言，一個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它的幽暗過去不能在小學生的喧鬧和寂靜中，就此消聲匿跡。特別這監獄曾經禁閉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好戰與瘋狂的人道理性聲音，以及左翼人士和共產主義者的反對聲音，當中充滿值得當代日本人認知和反思的歷史。
也正正因為如此，當地的右翼政客竭力反對保留監獄大門，表面理由是大門太古舊，敵不過地震，會對學生構成危險。當阿古她們努力爭取支持時，執政自民黨某國會議員的秘書經常在學校家長會散播謠言，說學校家長一致同意拆除大門（其實家長從來沒討論過）。當阿古向校長建議舉行會議討論大門事件，怕事的校長不同意，卻因怕得罪國會議員，不阻止該名秘書不斷發表拆大門的言論。後來阿古獲得包括大學教授等六十名區內人士簽名支持，成功遊說新任區長同意，並獲該區議會通過保留大門，這位議員秘書又在家長會大發雷霆，還誣蔑阿古她們，說保留大門只是少數懷有政治目的的人的搞作。據在場的阿古戰友的轉述，該名秘書，自持來自執政黨，態度傲慢無理，水平低劣。阿古向灰記轉述此事時仍顯得激動。
灰記有點羡慕阿古她們，校長怕事也好，執政黨黨員水平低劣也好，日本始終有個民主制度，議會也有一定的權力，中野區議會通過的議案，執政自民黨如何不高興，也要實行。「日本社會其實很保守，一般人的心態是維穩，不喜歡爭論」，阿古是少數對日本充滿批判的左翼，關懷少數被打壓的聲音，關注中國人權。
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劣跡斑斑，中國內地侵犯人權極為普遍 ，而香港傳統左派從無獨立思想和人道關懷，只懂緊跟共產黨的步伐，用愛國作藉口，合理化一切「國家行為」，近年最惡名昭昭的是前特首梁振英的血腥發言，「國家殺人是不會被法律追究」(大意)，充份顯示這些中式「左派」視黨國如上帝，視人命如草芥。有這樣的反面教材，加上香港從來都是崇尚資本主義的反共社會，無怪乎香港人對左翼充滿誤解和偏見。
同被稱為左派，阿古和工聯會、民建聯那群黨國啦啦隊情懷未免相距太遠。面對國家的錯誤政策、政權對人民的打壓，阿古和她的左派朋友不會噤聲，甚至因而被右翼抨擊不愛國。相反這群黨國啦啦隊如譚耀宗、鄭耀棠、黃國健…何曾為受打壓的中國人出過半句聲。最近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佳士勞工爭取權益被打壓，一些聲援工友的「毛左」學生被政府拘留、監控，國際上一群左派學者包括喬姆斯基和齊澤克等，聯署杯葛在中國舉行的馬克思大會。之前，社民聯、職工盟等亦曾到中聯辦抗議，聲援工友和學生，聲稱代表勞工權益的工聯會未敢哼半句聲。然後，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拘捕持有加拿大護照的中國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工聯會的陸頌雄等急不及待走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積極為一個中國大公司的「太子女」，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的資產階級富二代發聲，卻完全把在中國內地受欺壓的勞工抛諸腦後。在這些共產黨嘍囉心中，國家主義或曰黨國主義代替了階級矛盾，黨國權貴就是他們效忠的對象。當日共產主義者高喊的「工人無祖國」和「國際主義」，對著這群共產黨啦啦隊，簡直如對牛彈琴(對不起，灰記又得罪了牛牛，牠們可能甚懂音樂)！
是的，縱使今天「工人無祖國」已成絕唱，但人權無疆界的國際主義仍然是不少自命左翼人士的座右銘。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正好體現日本左翼超越國族主義的人文關懷。對她來說，日本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前者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真摯感情，以及對中國能朝自由民主方向發展的希冀；後者是利用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作宣傳，宣揚和鼓吹敵視中國的日本國家主義。
這些來自日本右翼的惡意中國人權關注，令灰記想起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宣傳和教育，「中國人貧窮愚昧落後，需要先進日本統治和教化」。想不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表面富裕強大，中國人總體愚昧落後的印象依然揮之不去。但善意關注中國人權的阿古，不管中國人總體給人什麼印象，從在日本駐華使館擔任農村扶貧項目，到成為東京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把中國農民/上訪人士/異議者/維權律師當成朋友，真心地關懷他們的命運，盡力施以援手。她在東京的小屋，就經常接待/收容來日的中國友人和他們的家屬。這是實實在在的國際主義精神，在現今排外右翼思潮當道的世界，彌足珍貴。
談到排外右翼思潮，灰記禁不住要講一段小插曲，阿古曾經收容和協助過的一位維權律師的兒子，可能因為父親受中國政府打壓，坐共產黨的牢，留學日本幾年，竟然產生了類近日本右翼的思想，支持日本右翼的國家主義，事事日本人優先，他的這些思想讓阿古十分困惑。灰記除了覺得他未免想得太天真外(日本一旦極右當道，首當其衝可能就是他這些留日中國人)，也聯想到某些港獨本土派的心理。這一切中國共產黨要負最大的責任，黨國/狹隘民族主義造就敵對的右翼民族主義，令仇恨升級。
而在右翼聲討中共的大合唱，以及中國人總體形象相當負面的現實中，阿古卻能從那些在專制獨裁下不屈不撓的中國友人身上學習。「若果我沒有接觸中國異議者/維權律師/家屬，以及從他們的經歷感染到他們的力量，我未必會參與爭取保留中野舊監獄(原為豐多摩監獄，後改稱中野刑務所)大門的運動。」觀察阿古，每次提到受中國政府打壓的朋友，都會感觸/感動至雙眼變紅，甚至眼泛淚光，如此感情真摰的人，灰記實不多見。
而作為參與過709大抓捕拍攝的灰記，完全明白阿古的感觸與感動，那些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家屬在極度高壓逆境下的承擔與所受的折磨，實非生活在較自由的日本，和仍然有自由空間的香港的人所能想像。灰記在她/他們身上學習到一樣十分重要的東西–縱使時局如何低迷、灰暗，總能有所堅持。
阿古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也感動了她的父親。她說每次回大阪探父親，都會談到她的中國友人，去年《709人們》在大阪放映，她父親還到社區中心觀看。這次灰記到大阪拍攝阿古的「中國心」，也順帶拍攝了她父女的對話。原來這位長者記憶力很好，雖然記不起維權律師的名字，卻知道片中有些律師已獲釋，如李和平，還特別問到一位被長期關押的律師近況，那位律師就是王全璋。問阿古父親是否支持她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她說支持但同時擔心她到中國是否安全，特別看了《709人們》之後。
這位長者對中國最大的心願，就是盡快改善人權，為了中國人民，也為了他的女兒！
灰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