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陲的聲音—廣州話篇

廣州市官員否認「推普滅粵」,說散播這種說法的人是別有用心,「無厘頭」。還將一位湖北人「行政拘留」五天。不過,如果沒有七月廿五日近萬人散步抗議,以及眾多聲音反對廣州市政協提案,在亞運期間廣州電視台主要及綜合頻道改用普語,官方又怎會願意出來「澄清」。

跟一些廣州人通話,「推普滅粵」並非捕風捉影。有謂早二十年學校的語言政策較寬鬆,老師不一定要全講普通話,現在便嚴格執行了。現在老師規定要考普通話水平試,合資格才能教書。換言之,年青一代廣州人在學校已沒有機會接觸廣州話。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講法,包括不少香港編輯的看法,認為學校用普通話教學是國策,無可厚非。官方亦沒有禁止在校外講廣州話,又准許個別傳媒用粵語廣播,廣州人還想怎樣。

問題是現在粵語的確在青年一輩開始式微(不單粵語,其他地區語言如蘇州話,上海話也出現承存問題)。有廣州電視台的資深記者指,現在招聘能講地道廣州話的年輕人當主特或記者已很困難。一些年輕記者常被人取笑廣府話說得不好。 式微原因十分簡單,粵語以及其他地區語言都是有悠久歷史的語言,已經形成一種有別普通話的書寫方式,如果要較完整地傳承粵語以及其他「方言」,只是在家裡或街上講是遠遠不足夠的(況且越來越多外來人口定居廣州,街上也逐步以普通話為主了),因為廣州話並非只有俚俗的一面,也有較古雅的成份,必須有系統的傳授。

最近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也出來表態,說普通話和粵語並存。但當說到廣州話也應該獲得推廣,因為中國是多元文化社會時,黃省長說得非常非常猶疑,好像很怕說錯一言半字。套用佛洛依德的心理學名詞 ,這叫 slip of the tongue。他的猶疑正好反映中共官僚集團對多元文化的「微妙思考」,一方面要「認可」一下中國是多民族多語言的多元文化社會,另一方面中共的大一統集權意識型態其實十分忌諱,甚至不容許真正意義多民族多語言多元文化社會的存在。

灰記更要進一步指出,黃華華的「微妙」表情其實也流露了廣州話並未獲得推廣的事實。即是說,他指應該推廣廣東話(或其他「方語」)是假話,因為這並非中共政策,但他是廣東省高級官員中的本省(客家)人,對「方語」有感情,所以說起這個官話來,多少有點「掙扎」,沒有那麼暢順。

要保留/延續「方言」,必須有語言環境,也必須令本地人以至外來人不覺「方言」為次等語言,為低下語言。把「方言」驅逐出校園,驅逐出官方場合,其實已是一種貶抑。然後官方又在推普的時候,提出「說普通話,做文明人」之類的口號,是有意無意貶抑地區言語的舉措。

如果中共真的尊重地方語言,為何地方政府不能同時以普通話及當地語言為官方語言?為甚麼學校只能用普通話,不能有半點當地語言?中國人可能太習慣「大一統精神」,以為「中央」必須凌駕「地方」,從不思考「推普」也可以有不同形式,也不去思考,所謂官方語言和「方言」其實是一種政治操作,這種政治操作可能對源遠流長的文化承存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

這次捍衛廣州話運動,湧現大批粵語水平可能已「麻麻地」的年青人,他們珍惜本地語言文化,更可能與抗拒中共官商推土機推倒一切向錢看的發展主義有關。因此,灰記以為捍衛廣州話不是要搞排外的地方主義(其實地方主義一定程度也是對中央集權的制衡),而是針對中共專制集權的性質,擴大邊陲/地區語言文化,以至話語的空間。據聞因而觸動了中共的神經,一些沒有參與七月廿五日散步,只是關注舊城被拆遷的年青人,也被當局「請飲茶」關注。

不知在壓力下,八月一日廣州市人民公園的集會能否如期舉行。因此同時在香港舉行的撐粵語集會顯得更重要。灰記以為,香港人要更自覺發揚香港作為捍衛自己以至內地民間各種應有權益的「堡壘」,把邊陲聲音更發揚光大,才不枉享有較內地人更多的自由空間。

延伸閱讀︰我看你看我—寫在八一穗港同步撐粵語行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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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陲起義–廣州話保衛運動

七月廿五日,位處邊陲的廣州市有近萬市民聚在一起,當中以年青人佔多數。他們向著到場的公安用廣府話大叫「掉那媽,頂硬上」,然後一起舉起中指高喊「收皮」,又高聲質問公安們「你係咪廣州人」,還舉出寫著「只當百花齊放,豈可一桶漿糊」,諷剌一元化/大一統觀念。

這次群眾的結集,是由網民發起,原先希望有二萬人出席,並向公安備案。相信很多人像灰記一樣,看到這個事先張揚的集會,心中已有問號,集會能否如期舉行。結果是發起人被國安部帶去問話,不准集會。但內地人,特別是廣東人(不知是否有受香港示威文化的影響),已經不甘當聽話的順民。既然官方不准集會,便改為散步,散步總可以吧。事實散步變成了人群聚集。換言之,大陸政權儘管依然高壓,但敢於表達意見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被國安「打招呼」的發起者並未有完全退卻,以絲襪蒙面接受記者訪問,形象相當滑稽。他們批評大陸沒有表達空間,要表達意見像做賊一樣。他們的「無奈」以及這次集會如此這般的成功舉行,很能說明眼下大陸的政治社會狀況。

在過去幾十年中共中央集權強制一切的年代,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或已習慣了共產黨「話乜就乜」。而中共政權要一切統一,防備「分裂」的心態,把中國各地治理成幾乎千篇一律的樣版,如蘇聯式建築各地均是,「共產特色」的灰色建築全國皆有。到今時今日,官商土豪合力發展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推土機橫行各地,「多快好省」地興建千篇一律的玻璃幕牆大廈,僅餘的當地傳統建築如北京的胡同,廣州的騎樓建築買少見少。

硬件之外,統治者期望思想一律的心態依然,為防「分裂」,對文化差異較大的西藏、新疆、蒙古,固然大力推行中共特色的漢化政策,即無神論對各種宗教文化壓制和輕慢,對同是漢文化的地方文化也缺乏應有的尊重,由中共「改革」過的普通話和簡體字雄霸天下,地方語言文化並沒有系統地傳承,例如學校只准用普通話教學,地方語言被逐出學校及官方場合。

據說,廣州青年的不滿便是看到地方特色的軟硬環境被「推土機」和「推普機」聯合扼殺,假以時日,廣東話為主的嶺南文化會式微。硬件方面廣州九條城中村的拆遷(香港的市區重建也有近似的效果);小學生不准在學校講半句廣東話,導致不少學童不能用粵話同祖父母輩溝通。

廣州市民的反彈,如果深究下去,會令人想到中共的中央集權專制政體。為甚麼地方政府的自主程度低得可憐?為甚麼中共一定要指派外地人到各地方當領導?來港參加書展的內地法律學者賀衛方在一個有關「邊陲」的講座,被問及是否贊成以邦聯制解決中國的政治和民族問題時,提出專制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差異。他說專制政體中央政府掌控大部分權力,地方政府大都是執行中央政策。民主政體下的地方政府有很大權力管理地方事務。灰記要加上,因為民主社會的地方政府由人民直選出來,總統無權任命州長市長,地方政府自然要向當地人民而不是中央政府負責。

要解決廣東話被打壓問題,唯有廣東人能選出自己的政府。要解決西藏文化的失落,唯有西藏人選出自己的政府……。不過,對中共以及一些迷信中央集權的人,這簡直不可思議。現在大國崛起的表象下,中共似不可能反省越來越不受歡迎的集權意識,唯有地方人民的堅持和抗爭,才能希望遏止集權制度謀殺地方特色,謀殺多元文化。

其中一位發起保衛廣東話運動的廣州青年對網絡記者說,她相信內地政府打壓廣東話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是位處邊陲的廣州是國內公民社會的堡壘,而廣州亦到受更「邊陲」的香港文化,包括香港的反建制文化的影響,之所以如此,因為兩地在地緣、文化和語言上的一致,因此有必要令廣州人「普通話化」。從近代史看,位處南方邊陲的廣東,以至香港均是顛覆和起義的重鎮,推進中國的發展。這種地方活力的失落非中國人之福。

從這裡看到,香港在殘存的一國兩制掩護下,盡力發揮「邊陲」地帶的自治自主力量是「神聖使命」。若果為了短暫利益,而自動放棄兩制所給予的空間,一味向內地建制靠攏,跟內地官商主導的經濟文化融合,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有負歷史和地理所賦予的「邊陲」優勢。

甘仔「息怒」了–居權晚會小記

 

幾十位居權家長及支持者,包括甘仔,在遮打花園集會。十一年來,類似的集會舉行過無數次,由起初千計人群,傳媒大篇輯報道(很多時負面居多),到現在已沒有編輯提起任何興趣。但居權家長並沒有氣餒。

甘仔與余青停止絕食

今時今日,居權家長的集會已經成了一種精神支柱,支撐著居權家長走下去。其中一個關鍵的靈魂人物是甘神父。甘仔為支持他們爭回自己應得的基本權利,多次絕食。早前還說這次是無限期絕食,令不少人擔心神父的健康。幸而最終神父都停止了絕食,令不少人,包括灰記,放下心頭大石。

灰記問甘仔見了保安局官員後有甚麼結果,他說八月中再見面,語氣沒有半點失落,這就是神職人員心理質素,永遠都懷著信念。甘仔還將保安局給居留權家長會的信給灰記看,保安局的官僚竟批評甘仔和余小清絕食於事無補,對政府的失職一點歉疚也沒有。面對冷血的官樣文章,我們只能苦笑。

這個賴皮政府面對需要同大陸當局斡旋的事情,便強政不起來。明明說成年子女有配額來港定居大致適用於香港,卻遲遲未能同大陸當局談出一個配額。不管這群成年子女是港府要求人大釋法剝奪應有的權利,不管這些家長已經等了十一年,也不管香港人口不斷老化,更不管自己跟隨大陸當局高喊「和諧社會」!其實歸根究底,便是漠視基層人士,特別內地人的基本權利,這亦「得力」於主流社會的排外心態。

香港政府和大陸當局以及建制的無恥,見諸有講者目睹六月由親建制「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搞的「撐政改」大遊行,當中竟有政制跨前一步,解決港人內地子女居留權的口號。明明是中港兩地政府合力剝奪港人內地子女的權利,明明建制派是幫兇,現在卻假腥腥的說要解決居權問題,怎不教人齒冷。

「香港現在窮到淨係得啲錢。」來撐場的雄仔叔叔問在場的家長是否聽得明白。家長齊點頭。是的,香港的所謂中環核心價值,說穿了其實只有經濟發展,只有金錢財富,沒有半點人文關懷,更沒有公義和羞恥心。好像居權家長等的存在,便是對這種「窮到淨係得啲錢」的價值觀的有力挑戰。

「三分天註定,七分天靠打併……」大會最後由幾位家長代表用福建話唱出台語名曲︰愛拼才會贏。他們的歌聲,他們帶有福建口音的廣州話,正好反映原來香港這個兼容並蓄的難民/移民社會的多元活力。而在中港建制積極參與全球一體化,全面向錢看的劃一意識型態壓迫下,這首歌的意義更為深遠!

甘仔的「憤怒」

甘仔為居留權絕食並非新聞,今次已是第十五次。不過,據聞今次會無限期絕食,如果政府沒有一個確實答覆,會落實成年子女有配額申請來港家庭團聚(政府曾表示,澳門成年子女可申請來港家庭團聚的做法,大致適用於香港)。灰記看到無限期三字很擔心,特意走到立法會探望這位意大利籍的「中國之子」,勸他不要無限期絕食。「最多無限期靜坐好唔好?」「唔咁樣迫唔到政府做嘢。」

不知其他探訪者有否如灰記般勸阻甘仔,因為無限期太嚇人了。同甘仔一起絕食的余小青也十分擔心他的健康。畢竟神父年過六十,始終身體要緊。但神父不置可否,看來若政府不履行承諾,甘仔的「憤怒」不會平息。

甘仔的「憤怒」源自宗教信仰,但漠視居權人士命運的人,很多都有宗教信仰,當年政府的悍將,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是基督徒,現在的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也是基督徒。名義上香港的最高管治者曾蔭權,更是和神父同屬天主教徒。灰記打趣問,曾蔭權有冇見過你,有冇嚟辦告解?冇冇冇,見過佢一次,就係當年喺遮打花園靜坐嗰陣時,佢見到我手指指,甘仔用扺死的表情學著曾蔭權的一臉不屑。

當年曾蔭權還未上位,對付居權人士的是葉劉淑儀。還記得零二年初,居權人士返回內地的限期快到,警方突然清場,粗暴驅趕記者,粗暴抬走居權人士,憤怒的神父指著警方高層,大叫天主會懲罸你,又大叫葉劉淑儀,天主會懲罸你!

如今坐在面前的神父,其實沒有半點憤怒,還充滿寬容,說葉劉現在也支持居權人士。唔係香港政府唔想解決,係大陸唔俾,神父喃喃自語。灰記沒有神父的胸襟,覺得葉劉只是政客耍戲,港府更是逃避責任。而當年葉劉因為強硬對付居權人士 ,成為得分最高的問責官員,灰記對主流港人,對很多有宗教信仰的港人,歧視港人內地子女的自私心態一直難以釋懷,甚至要「上綱上線」,指摘這種自私心態,縱容港府要求北京釋法,剝奪港人內地子女應有的居港權,斷送/消減一國兩制給予港人自治的空間,給予港人抗衡中共專制的空間。

不過,灰記只得把口,遠遠比不上身體力行的甘神父。在標誌金融大都會的中環晚空,甘神父與「弱者」同在的胸懷,居權人士的堅持,是對這社會自私自利的「核心價值」的最有力抗議。

而令灰記更感欣慰的,便是菜園村村民代表亦有到立法會聲援。菜園村村民為了捍衛家園,已經抗爭超過一年。這群堅持在附近農地重建家園的村民,同居權人士一樣,受到當權者及主流傳媒的抹黑和分化,前者被詆貪得無厭,搬村有人獲批可以起屋,有人卻不能;後者被說成為了來港打工賺錢,又傳中聯辦和民建聯以單程證利誘一些居權人士另起爐灶,在選舉中為「左派」拉票。但他們捍衛家園/家庭團聚的基本人權觀相通,令他們意志堅定。在抗爭的過程,也令大家明白到,同是弱勢,更應團結一致,不要被當權者分化!

從廣州話到西藏話

「丟哪媽,頂硬上」。灰記最近在網上和報上常看到這兩句話。據說這是明末名將袁崇煥在扺抗清兵時的粗口名言。灰記雖然不講廣東粗口,也不得不承認廣東粗口和俗言傳神、生鬼。當然,有語言潔癖的劉慧卿和黃碧雲可能不同意。

不過,這兩句原本刻在袁崇煥雕像下面的名言,最近被廣東官府派人清擦掉。擦掉袁崇煥的粗口名言有何象徵意義?有不少廣州人認為這是一連串抬普通話,壓廣東話的舉動。最重要的跡象是日前廣州市政協正式提議,為了提供良好的語言環境,在亞運期間廣州電視台的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改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以方便國內外到訪者。

只是在亞運期間電視台改用普通話,廣州人是否過於敏感?據反對建議的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指,其實現在廣東省內的電視台,很多均已用普通話廣播,包括廣東衛視。即使要配合亞運期間的「友好姿態」,可以讓廣州電視台增加普通話頻道而非剝奪聽廣東話的機會。

更甚者,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由北京派來的廣東話事人,聲稱要教化廣東人,首先就是要「推廣普通話」。灰記真的不明白,普通話這個官話還不夠普及嗎?是否要由它取代當地語言才算普及。灰記的經驗是廣州以至華北以外的非普通話語系地區,電視台必有普通話頻道,官方場合一定講普通話,普通話的通行率非常高。難道這樣還不足夠,要非普通話語系消聲匿跡不可?

這次「廣州話普通話之爭」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矛盾,因為廣東話的重要性不在於其粗、俗語傳神,而是它是中國最古老的語言之一,甚至是保留得最完好的古漢語。換言之,地處邊緣的南粵地帶,反而有更深厚的語言文化傳統,並非汪洋所講,廣東人需要普通話的教化。

北京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對廣東話及普通話的分析可作參考。作為反大漢主義者,灰記對種族及語言融合並不反感。普通話成為中國的通用語言實有其合理性,漢語揉合阿爾泰語系,不同民族「合力」創造一種共同語言更能代表中國多民族的面貎。不過,除了同,也有異,中國偌大的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語言十分自然,也必須捍衛其異,才能稱得上多民族多元文化。

但近幾十年來的歷史說明,在專制能力上,極權程度上前無古人的中國共產黨,其大一統、一元化的統治哲學卻不容許有實際意義的異。因此,即使廣州人神經過敏,以捍衛最古老漢語作為反抗大一統、一元化的統治是有其現實意義。

從網上看到,有廣州人號召穿白衣靜坐,暫定的口號有「我愛廣州,我講廣州話」,還有「光復廣州」,後一句話令灰記想起早前香港五區公投陳偉業喊過的「解放香港」,當時灰記以為這是政客的煽動「擦槍走火」,想不到內地一樣有「光復廣州」這種刺激中共神經中樞的口號。不知到時靜坐的市民是否真的會喊這口號?

說回捍衛母語及當地文化。廣州人講廣東話,愛嶺南文化;西藏人講西藏話,愛西藏文化;蒙古人講蒙古話,愛蒙古文化,天經地義。問題是廣東話尚未至瀕危,西藏話和蒙古話已經逐步被普通話取代。如果說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西藏人和蒙古人正被逐步滅掉靈魂!

不單是自己的母語,西藏人所遭受的文化摧殘,可能並非這些廣東話捍衛者所能理解。近年,有個別在紅旗下長大的漢人,在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後,抛棄了「解放農奴」的宣傳,多寫西藏各階層人士的心聲。最著名的是與西藏人唯色結了婚的王力雄,還有曾在拉薩當過《西藏文學》編輯的朱瑞。

她今年面世的新書名為《傾聽西藏》,是以一顆漢人「贖罪」的心,聆聽境內外西藏人的心聲。另外,李江琳寫了《拉薩1959》,從官方非官方的資料,從境內外西藏人的回憶,盡可能「客觀」地勾劃當年的「西藏叛亂」。未知敢於反對普通話霸權的廣州人,會否多些聆聽難得聽見的西藏聲音,以開放的心靈思考另一個邊緣地帶的故事?

同是邊緣地帶,廣州人會否以古漢語的繼承者自居,心態反而更加中原,更看不起周遭的「外省人」,乃至「少數」民族,而忘記了祖先可能早己夾雜了西南諸國民族的血統?由於英殖民統治者有意無意的「放任」,沒有跟隨台灣人和大陸人要講國語/普通話的香港人,會否反思母語在真正意義的自治中的作用?能否抛開功利主義的想法(一味追求可讓自己子女有前途的語言,英語第一,遲點可能普通話也成為追逐之列),嘗試了解曾被應許自治的西藏人,被迫學習外來語言,母語被忽略的痛苦與無奈?

「理性務實」的歸宿

在民主黨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中有這樣的幾句話︰「務實溫和、思想開明、支持民主的市民, 佔社會的大多數」,這是民主黨為自己的「溝通」路線辯護的最堂皇理由。灰記很有興趣去追索這幾句話的含意。

「支持民主」是否大約等同「泛民」的支持者,以及至少會在選舉中投票給「泛民」的市民?如果是,這群市民不過一百萬,比建制支持者多,一般理解跟後者為六四或五五與四五之比。在08年立法會選舉,投給打出「爭取2012雙普選」旗號的泛民選民約九十萬。而這些「泛民」支持者當中,有過半數參與了今年被抨為「激進」,甚至跟中共「對著幹」的「五區公投」。

這五十多萬名市民,是在建制及主流媒體「合作」,民主黨協力杯葛下,挺身出來投票。他們絕非民主黨所講,為了重選五名議員以保「關鍵少數」而去投票,因為即使只有十多萬人投票,公社兩黨那五名議員一樣可以重返立法會。

因此,超過五十萬市民是希望強烈表達對盡快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以至對中共拖延普選及特區政府拖政向商界大傾斜的不滿意見。至於這種以合法及平和方式(到票站投一張選票)的強烈表達,是否「激進非理性、思想偏狹」,民主黨人應心中有數。

從數據上看,民主黨心目中的「支持民主的主流」已非這些「泛民」支持者的多數。那麼他們支持者,或曰他們聲稱代表的市民在那裡?看來只有寄望於沒有在五區補選投票的選民,加上非「泛民」傳統支持者,即所謂中間選民,才能稱得上大多數。換句話說,民主黨決定調整路線,這條他們聲稱「溫和務實」的路線,其實是向中間保守移動。灰記要特別指出,中共、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的保守思維下,對於不合他們胃口的言行,均標籤為「激進」、「偏激」、「非理性」。想不到民主黨竟步他們的後塵。

其實作為一個政黨,民主黨要轉變悉隨尊便。民主黨以至一些「泛民」議員,在立法會的建制內待得太久了,與「街頭」脫節,跟不上群眾的步伐,更跟越來越多關注社會政治的年青一代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經過清黨之後,民主黨在意識型態上是越來越偏向中間派的政黨,並非立足基層。因此在涉及勞工保障的議題如最低工資立法,民主黨曾經持反對意見;因此公屋商場私有化(領匯上市),民主黨跟其他建制政黨及議員態度無異。

至於最近的高鐵撥款,民主黨原先是不表態,其後見反高鐵運動如火如荼,才轉為投無關痛癢的反對票,因為在建制派及功能組別的多數票護航下,除政改外,政府的任何法案均可以獲得通過。「泛民」少數派在這個鳥籠政制下是起不了真正意義監督作用,頂多是發言揭露一下這個向權貴及發展主義傾斜的政府的「非理性」及倒行逆施。而灰記懷疑,果真民主黨在興建高鐵法案握有關鍵少數票,便未必投反對票。因為民主黨的意識型態跟「主流理性務實」的市民不會相差很遠,而香港的所謂主流「核心價值」,說穿了就是盲目崇尚「市場競爭」、「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

所以民主黨當年的社工界功能組別議員羅致光贊成一筆過撥款整治社工界,讓社工也嘗嘗「市場競爭」的滋味,結果不少社福機構為了高層人員的階級利益,肥上瘦下,也為了機構的「前途」更配合政府對普羅市民的緊縮政策。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主黨走上跟建制「有計傾」的道路其實有跡可尋。事實民主黨為了反駁中共和建制派指他們為反對派,曾舉出百分之九十幾政府法案均投贊成票,表明不是「叛逆」的心跡昭然若揭。因此,民主黨不參與被視為「叛逆」的五區公投運動並不稀奇。

可是,六人小組報告強調,跟中共談判與反對五區公投無關,又說是梁愛詩今年二月以中方授權的傳話人身份,主動提出中共要求跟民主黨談政改。但隨即被梁愛詩出聲明澄清,是何俊仁及張文光在去年十二月在《明報》老總安排的飯局中,向她表達了欲跟中央溝通的意願。然後張文光解說,十二月已跟不同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表達欲溝通意願,梁愛詩只是其中一個。這叫欲蓋彌彰。

民主黨人其實不必極力否認為了跟中共溝通而反對五區公投,這樣做是侮辱市民的智慧。而客觀事實告訴大家,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然後差不多同一時間向中共的「友好」叩門求溝通。民主黨的做法至少反映他們潛意識了解到,要叩中共的門,必定要反對被視為「叛逆」的五區公投運動。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後來所講,民主黨不參與五區公投,是「理性、務實、負責任」的政黨,因而獲得中共接納,已解釋了當中的因果關係。

換言之,如果民主黨參與五區公投,秘密談判的好戲不會上演。但是否因此而觸怒中共,全面封殺「泛民」?灰記存疑。因為中共未必願意跟強大的民意作對。而即使民主黨主動接觸了中共,如果能夠堅持三大原則,即使最終被迫否決政府的方案,市民也會明白,政制原地踏步非「泛民」故意阻撓政改進程。

正如熟悉中共思維的程翔先生所言,公、社兩黨發動五區公投運動,中共要搞統戰,是有求於民主黨,民主黨大可堅持原則,毋須步步退讓。可是民主黨卻急不及待叩門,令中共由被動變成主動。程先生的良好意願,是希望「泛民」有默契,避免中共統戰搞分裂。不過,「泛民」的確是不「爭氣」,各懷鬼胎。而民主黨走「溝通」之路又急於求成,甘願跌進中共的統戰佈局,真是可悲。

為了急於求成,報告的語調竟跟中共、特區政府、建制派不謀而合,說大部分「理性、務實」市民,厭倦不斷為政改爭拗,期望民主黨跟中共對話為政治僵局帶來突破。反映服膺了政治現實的民主黨的糊塗,即只能默認中共粗暴釋法及作出種種不利民主進程的決定,忘記了政改爭拗的始作俑者是誰,是誰不斷背信棄義,讓本地政局陷於僵局?

當然,本地主流核心價值是講「醒目」、要「識走位」,亦可解讀為「理性務實」。既然現實是中共不會承諾真正意義的民主,增加一些市民可以過過投票癮的議席沒有損失。這是不少灰記的行家的看法。但問題是民主黨依然不願放下「道德包袱」,沒有老實承認他們只會爭取次貨,甚至假貨,依然要別人相信他們的量變可質變,或「溝淡功能組別」論,依然要振振有詞的說爭取落實雙普選。這便是民主黨以至普選聯諸君讓人吃不消的地方。(當然,「醒目」的港人又可能會提醒灰記,爭普選的口號是談判用來叫價用的,不必太過認真!)

民主黨的「精神分裂」,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報告指出,他們斷然拒絕中共提出退出支聯會的要求。張文光先前已再三透露這個談判「細節」,目的當然是告訴市民沒有放棄「平反六四」,沒有放棄「推動」中國民主。他們這樣堅持「原則」其實也絕非「冇著數」,很多論者已提及過,「六四」的鮮血造就了本地民主派/民主黨,成了「泛民」的選票保證,民主黨又怎會輕易放棄支聯會這塊「道德高地」。

不過,隨著越來越多市民洞悉制度性不公,隨著貧富懸殊越來越惡化,市民的不滿,特別是基層、年青人以至懂得反省新自由主義之弊端的中產人士「怒吼」會更響亮。因此,兩間大學調查得出越來越多市民認同以「衝擊」的手法表達訴求。而這些市民相信不少會是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的人(他們當中也有不少人對晚會的形式化,對支聯會沒有利用資源深化中港之間的民主/維權互動,相當有意見)。

而灰記以為,上述這些人將是推動香港前進的力量,而非民主黨所寄託的「理性、務實」的沉默大多數。

粗口與民主

最近劉慧卿及黃碧雲兩位女士的「反粗口」論,讓灰記目瞪口呆。先此聲明,灰記不講粗口,也不特別喜聽粗口,但絕不會如劉黃兩女士一般,把講粗口無限上綱,說成反民主、不包容,一副「道德班長」的 模樣。

講起一些泛民人士的道德主義,令灰記想起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一場「道德聖戰」。話說當年新浪潮導演的佼佼者譚家明,拍了一齣叫烈火青春的電影,由當年很多年青人的偶像張國榮,夏文汐擔綱演出。影片有日本赤軍的恐怖主義作背景,當然最重要有無拘無束的男女歡愛。套用一句陳腔濫調,就是「意識大膽」。而在泛道德主義者眼中,「意識大膽」等於「意識不良」。

當年還屬盛年的司徒華先生,以教協領導身份發起運動,狙擊《烈火青春》,抨擊影片「意識不良」,破壤中國人的倫理道德,教壞細路云云(年代久遠,記不起具體字眼),還好像要求片商收回影片,還是要求電檢處禁影?

灰記當時留學回港不久,依然受「共產主義」思維影響,覺得《烈火青春》是小資產階級電影,遠離工人群眾,不吃人間煙火。不過,即使如此,灰記卻認為不應禁制影片,所謂「毒草」應該暴露於群眾面前,群眾的眼睛是雪亮云云。

後來灰記逐步認識,如果「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真的是要追求人類解放,無可能要實行專權,要當文化警察。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嚮往和堅持與日俱增,了解言論思想自由的真諦是暢所欲言,「垃圾言論」也應有發表的權利,更何況今日看來,《烈火青春》自有其劃時代的意義。

回想當年司徒華先生的「道德聖戰」,灰記驚覺專制的殖民地(那時開始逐步開放),因為宗主國的民主自由傳統深厚,沒有讓本地中國人的「泛道德主義」得逞。如果在大陸,中國人的專制思想加上制度的專橫,《烈火青春》和其他不為社會道德主流所接受的言論和事物,命運堪虞。

扯遠了,還是說回粗口吧。灰記日光日白不講粗口,但好友說灰記發開口夢時常講粗口,shit、shit聲,有時還fuck、fuck聲。灰記也不明白為何發開口夢講的是英語粗口而非母語廣東話粗口。也許因為灰記曾在外國生活,用英語粗口罵過某教育廳長,也許因為灰記覺得廣東粗口不好聽,英語粗口較易接受。灰記不知不覺也流露了崇洋的一面。話說回來,英語社會對粗口的接受程度較高,學術書籍也可以寫fuck,大概自由民主傳統越深,對言語的包容也越大吧?

灰記分析自己,受的是香港步入「中產社會」的教育,鄙視粗口是市井說話,有失「斯文」,需要予以壓抑。不過,灰記年青的時候也有過反叛,某段時期愛說粗口,但不久戒了。由於年代久遠,已忘記了為何要戒粗口,也許灰記自認尊重女性,覺得粗口帶有男性暴力而戒講。

諷刺的是,近年常聽到女士,尤其年青女士講粗口。灰記的一些女同行,也是粗口朗朗上口。事物的發展往往充滿矛盾,帶有男性暴力的粗口,為何成了部分女性的「日常用語」?灰記年青涉獵過的女性主義書籍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但從反抗父權的角度看,女性講粗口至少有抗拒被塑造成「溫純」女性典型的味道,有其進步意義。

而從階級分析的角度,粗口/市井氣往往跟低下階層掛勾,如果說語言是生活的一部分,粗口也是很多基層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所謂生活的一部分,即喜、怒、哀樂也不離粗口,亦即所謂「我講粗口,但我唔係鬧人」,「我講粗口,但並冇惡意」。

當然,香港這個文化上有「潔廦」,即所謂中國人的「泛道德主義」,又相當偽善的社會,粗口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粗口可以在街上講,但不能在學校講,可以私下講,不能在有電視直播的公開場合講。但灰記懷疑,粗口的生命力頑強,應該自人類發展語言開始至現在也沒有消退的現像。既然不能消退,積極的做法,可能是「改良」粗口,少講令人反感的如問候別人的娘親,問候別人等的話。不過,要搞潛移默化的移風易俗,還得大家努力努力。

而這些努力,可能劉慧卿和黃碧雲兩女士仍嫌不足,因為她們可能認為要利用教育驅走市井氣。可惜不單很多基層愛說粗口,大學畢業的也少不了「門」前「門」後,傳媒高層也不例外。

劉黃兩女士,要當「潔淨」語言的先鋒,大力鞭韃講粗口的人,說不容許公共空間有半點「髒話」,真有點不吃人間煙火的味道。灰記當然明白,近期政改的紛爭,民主黨/普選聯的退完又退舉動,不少泛民支持者不理解,對這兩個組織的頭面人物有不少批評,甚至謾罵,令他們十分不好受。

但劉慧卿參選做議員多年,應該知道當公眾人物難免被人指指點點,說難聽的話。批評/抨擊/謾罵之聲互相夾雜很難免,有「建設性」的,沒「建設性」的,純粹發洩的,有粗口的惡意相向,沒有半句粗口的惡意相向,不一而足。莫非「卿姐」在議會的冷氣間待太久,聽不到民間的聲音。至於那位突然要出來當公眾人物,要代表市民「爭取」民主的學者黃碧雲,恐怕也是在學院待得太久,聽不到平民百姓的日常語言。

其實當政治/公眾人物只能多點包容,尤其是那些有權力影響市民權利的人物,如特首。因此,灰記絕不會覺得叫「曾蔭權仆街」有何不妥,有何不包容,有何不民主。因為,在這個不民主,向富人傾斜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當特首可以作很多違反市民意願的決定,影響很多人的生活,這一點大概不用灰記多說,很多基層市民感受深刻。

至於議員,也並非無權無勢的人,他們對政府法案的投票意向也可以影響市民的生活及權利。民主黨在政改問題上的反反覆覆,前言不對後語,劉慧卿也承認自己的黨有所改變,沒有堅持雙普選的底線。他們投票贊成政改方案,破壞泛民先前的共識及選舉承諾,市民以至投過票給他們的人,為何不能指罵他們,批評他們。用不用粗口真的是很個人「修養」的問題,絕不能武斷說,講粗口的人一定沒建設性,沒見地,沒理性。講粗口的人一定充滿暴力,一定心腸惡毒。

因此,劉慧卿在城市論壇不淮講粗口的說話,反顯出她的霸道。而實際上主持人謝志峰也為在場不滿劉慧卿的市民「平反」,說聽不到有人說粗口。在同一個場合,另一位普選聯的學者黃碧雲,忽然說網上有人問候她母親,說要強姦劉慧卿,然後號召女性主義者向語言暴力說不云云。說完劉慧卿大叫黃碧雲好嘢。

明明是談政改後的局面,劉在前,黃在後,齊齊「聲討」語言暴力。奇怪的是現場並非有人對她們作出語言暴力,她們因而回擊。看來她們是有備而來挑釁,因為一來,主持謝志峰強調聽不到現場有人用粗口辱罵她們,二來網上攻擊她們的人是否就在現場?這種挑釁不用灰記分析,不少人指是轉移視線,以「被害者」的姿態在面對全港市民的場合搏取同情,同時可以逃避回應對她們的批評。

「問候黃碧雲母親」、「強姦劉慧卿」,當然是不值得鼓勵的語言暴力,但刻意把一些網絡上的不負責任行為無限擴大,以至電視機面前的市民以為批評她們的便只有這些充滿暴力的語言。劉黃兩女士再三攻訐說粗口的人不民主不包容,企圖引領市民陷進難有共識的泛道德漩渦,而刻意把粗口、「激進」、「暴力」、「非理性」糾纏一起的「抹黑」言論,除了骨子裡有種鄙視基層/市井的精英心態,也是不願意面對對她們一針見血的批評,並非有民主胸襟的人所為。

當日論壇完畢後,劉黃兩女士坐著港台的車子離開,治途有一群年青人不斷高喊「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劉慧卿在車內可能聽不到這些聲音。灰記卻在想,這些聲音未必中聽,卻是民主社會必須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