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要說「反送中」運動有任何實際的成果，就是叫停了「送中條例」，令中國當局不能名正言順地引渡香港人到大陸受審。但香港人義無反顧的抗爭，卻引來政權加倍嚴厲的報復，除了警察自去年開始的暴力鎮壓和不斷的濫權施暴，今年七月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除了賦予香港政府更多，更嚴厲的「法律武器」以整治香港人外，國安委員會、國安公署的成立，中國官員參與其中；中國國安/公安人員正式派駐香港，再不用「偷偷摸摸」的行動；以及「特殊案件」會在內地審理等，令「送中條例」以一副更獰厲的面孔「回歸」！
「國安法」實施後一個多月的8月23日，12名計劃偷渡往台灣的香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他們是被指違反「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以及廖子文、鄭子豪、鄧棨然、嚴文謙、李子賢、黃臨福、張俊富、喬映瑜、黃偉然、郭子麟和張銘裕。他們曾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被捕保釋中。
據悉「送中」12子以中國刑法第322條，偷越國(邊)境罪，現正拘押於深圳鹽田看守所，他們的家人曾委託中國律師，期望獲得見面機會，了解12人的情況，但當局以種種藉口拒絕律師與他們見面。部分家屬忍無可忍，於9月12日在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和涂謹申陪同下見記者，講述他們三星期來用盡方法都不能得到被拘押的任何訊息，憂心忡忡，寢食難安的苦況。
12子家屬的苦況，令灰記即時想起2015年7月9日在大陸發生的709大抓捕，約300名人權律師和人權分子被當局陸續傳訊問話或直接拘押，一些被拘押律師家屬經歷的過程，和現在香港這群家屬經歷的過程可謂如出一轍。例如709大抓捕最後一個被判刑的王全璋律師，幾個月前獲釋，在此之前他的太太李文足就要度過4年多望穿秋水的日子，特別未判刑前一段長時間(王全璋因為替法輪功和其他宗教成員辯護，於2019年1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監4年半，之前已被拘押了超過3年半)，她對丈夫的情況一無所知，委託的律師亦長期不能與王全璋見面，了解情況。
王全璋其中一位辯護律師余文生，因為批評習近平放寬國家領導人只能連任一次的限制，為自己永續執政舖路，因言獲罪，在2018年被拘押，今年以秘密審判方式，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4年。此前的兩年多，他的太太許艷亦是未能與他見面或通話，她所委託的律師亦不能見到他，官方強行委派的律師完全沒有為余文生做過任何事，甚至逃避許艷的查詢。直至余文生被判刑後，上個月許艷聘請的律師盧思位才能與他見面，余牙齒剝落，右手無力，健康情況令人憂慮。
這些被判刑前長期被關押，與外界隔絕的「被告」，大都有受酷刑，身心都受嚴重殘害，王全墇和余文生都不例外。現在這12位被拘押於中國大陸的香港人，會否如王全璋、余文生，以至無數被中國當局無理拘押判刑大陸人的遭遇一樣，確實令人十分擔憂。
香港家屬舉行記者會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社交網站表示，這12人並非民主活動人士，而是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指控嚴重。假若她指偷渡是分裂行為，那麼長期以來中國沿海不少人偷渡往外國(在歐洲並曾發生大批中國偷渡者在船艙、貨車廂被焗死的慘劇)，以至大批移民外國的人民和高官的家屬們，是否也在搞分裂？如果她指是他們參與過的「反送中」運動將香港分裂出中國，相信除了部分堅決要與中國切割，高喊「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的參與者外，很多很多運動參與者都不會同意。最重要是華的輕率言論，再次顯示她和很多高官所強調的中國是法治國家，只是一個笑話，12名受拘押人士仍未被審判，一個官方發言人便隨便為他們安個嚴重罪名，離法治很遠，最多只能說是「中國式法治」。而正是害怕這種「中國式法治」，導致去年香港人群起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爆發「反送中」運動。
至於香港政府，除了例牌說與內地有溝通，了解12名香港人情況良好，又指中國內地是不同司法管轄區，香港政府能做的不多。但面對另一不同司法管轄區—台灣時，就有截然不同的說法，兩個月前同樣有5名據稱曾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成功闖入台灣海域，被台灣陸委會扣查，消息近日被台灣官方證實，香港政府即以強硬語氣，要求台方不要包庇罪犯，盡快引渡回港。其實以往中國當局亦有應港府要求將逃往大陸被通緝者送回香港，有份出席記者會的涂謹申亦認為最佳解決方法是將他們送回香港，由香港司法程序處理(他們大部分是「棄保潛逃」)。灰記亦認為這是對12名香港人較好的安排，因為即使現在香港政府愈來愈專制，法治亦逐漸不保，但至少香港人仍可自由聘請律師，法院內仍有一些較重視人權的法官，獨立審案，不會像現在，12人的命運像黑洞。當然，「反送中」抗爭爆發與「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難望鐵了心腸「緊跟中央」「全面管治」的林鄭政府，會為港人的基本權利出力。現在香港人只能持續關注，並期望國際社會不時給予壓力，希望至少令大陸當局不敢過分苛待他們。
談到中國的司法黑洞，長期關心中國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的中國維權律關注組，就此事件在網頁發表聲明，批駁中國當局的說法，指被拘押12名香港人，多名家屬委託的律師未能與當事人見面，理由大多是未辦理公證和當事人已委託官派律師，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2條已清楚指出辦理公證只涉及民事案件，而《刑事訴訟法》亦清楚列出家屬可為被捕人士安排辯護律師，當中並沒有提及要辦理公證。因此，當局並沒有清晰法律依據要求辦理公證，而是應該依據法法律規定，讓被捕人士與家屬委託的律師會面。當然，大家都清楚，亦從家屬口中證實，即使律師辦理了公證，一樣不獲會面。
至於官派律師，關注組舉余文生律師為例，指余在自拍短片清楚表明永遠不會放棄選擇律師的自由，認為余文生是被脅逼解聘自己委託的律師。因此，有理由相信官派律師是當局安排給被捕的香港人，不管他是否同意，或不同意也以脅逼方式要他同意。
關注組亦提到，獲家屬委託的盧思位和任全牛兩律師，在中國網上受攻擊，指他們與中國人民為敵，指他們代理的是港獨案件，是不愛國的表現。任全牛更透露司法當局指案件牽涉重大，勸阻他代理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1條，被捕人「有權獲得辯護，而人民法院亦有義務確保被捕人獲得辯護」，而第12條亦清楚指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但12名香港當事人除了「未審先判」外，家屬委託的律師亦被警告不要代理敏感案件，截至9月15日，已有4名受委託律師放棄代理案件。他們和他們的代理律師，正經歷無數內地人和代理律師經歷過的「中國式法治」—有可能以案件需要調查長期被關押，官派律師只要求他們認罪，或索性不見他們；有可能因為公安要取得所需口供被施以酷刑；有可能被逼書面和在電視面前認罪；他們家屬委託的律師若「屢勸無效」，繼續為他們的事奔走，有可能被懲處，輕則註銷律師證，重則刑事拘留，像709的律師一樣。
中國那些敢於維護自己人權的人和堅決為他們權利辯護的律師，曾面對和仍面對一個極嚴酷的現實，比現在香港人面對的還要嚴酷。他們當中也不乏同情和支持香港抗爭的人(王全璋律師也有為香港12子的處境仗義執言，指沒有律師協助對他們十分不利)，甚至就是因為支持香港抗爭而被中國的公檢法系統修理，此刻這些香港家屬委託的律師未有放棄代理責任，倘若繼續堅持有可能被中國的公檢法系統修理(到時候，那些決絕地要與中國一切切割的「本土派」，又會否仍對這些中國律師的遭遇不聞不問)。此後或陸續有「送中」案件出現，如何不願意也好，權力的無限延伸，令香港人的命運不知不覺地與大陸人再次扣連。
遠的不說，由1989年起，借助英國殖民地和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香港除了是一台賺錢至上的經濟機器，也曾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就是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抗爭事件傳遞訊息，作出聲援，亦聲援被打壓、被捕、被判刑人士(也曾營救過民運人士/抗爭者)，令他們走的路不至那麼孤寂。「國安法」實施，除打擊「港獨分裂勢力」，還有針對與中國大陸「顛覆分子」(不管他是民運分子、人權分子、勞工權益倡議者、婦女/小眾權利倡議者、「少數民族」抗爭者，還是人權律師)有聯繫的團體和個人的嚴苛法例，企圖令中港民間進步力量切割，令香港這個特殊角色式微，現在因為有香港人「被送中」，大陸的人權律師反過來扮演支援角色(儘管徒勞無功和充滿風險)，不無諷刺，亦令人不勝唏噓。
雖然此時此刻這樣說很不討好，但灰記始終認為，不論香港人的主觀意願如何，香港人的命運不能獨立於中國人的命運。也許，逐步被中國龐大身影濃罩的香港人，對大陸的抗爭多一點認識和關注，中港兩地民間更多的相互理解(政權不也拼命發布片面以至不實的資訊，抹黑香港的抗爭，令資訊局限的大陸人對香港人和香港抗爭充滿偏見，以達分化目的)，日子會變得有點不同。
灰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