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的氣息

DSC_03679月22日,一群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華資大老闆,跟隨那位執政時一塌糊塗,被迫提早下台的前特首董建華,到北京見「領導」。而大學生組織一早已宣布9月22日開始罷課,抗議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所謂「普選框架」。

不知道北京最高領導層選這日接見香港的「大孖沙」,是否衝著學生罷課而來。但觀乎過去數星期,中國官媒和香港「左報」對學生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特別針對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朝的醜化新聞,說北京不重視學生抗爭的影響又不是。否則,那些「土共」組織如「反佔中聯盟」,如一些家長會,要使出「舉報」參與罷課學生的威嚇手段,向學生施壓。

無論如何,由學聯及各大專院校有關學生團體聯合組織的罷課行動,9月22日順利展開。在猛烈的陽光下,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坐滿一萬三千學生,現場採訪的本港和外國傳媒,網絡媒體不下數十個。大會的兩條直幡寫著「反殖抗篩選  自主港人路  」,撮要地講出這次據稱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學運的精神。

在講台上的學聯代表,更重提四十年前學生常呼喊的「反資反殖」口號。為什麼1997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後,到今天又「重拾」當年受左翼思潮影響的學生的說法?看看學聯的罷課宣言︰

「所謂殖民,是一套制度,更具體的講,就是一種利益與政權勾結乃至分配不公,卻又把市民大眾排除於政治之外的體制。殖民主義是一種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化成心態,潛伏於我們社會結構之中,這種殖民觀並非獨立或主權移交就能消解。從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香港依然未完成解殖。……

港英時代,為了防止港人不滿而同時維持殖民政府的管理,港英政府採納了『行政吸納政治』,把社會精英籠絡到到行政體制之內,為平穩的殖民政治服務。他們把香港人理解成沒有主體意識的難民,唯一考慮的就是物質條件。……

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來說深入民心。在八十年代其時,港人主體性未立,在殖民政府竭力維持高度『非政治化』的狀況下,整個社會並不存在很強的社會動員力量。不論對香港前途問題持甚麼主張的派別,都未曾在社會上有過有組織的反對抗議運動。在香港被排拒參與中英談判之後,香港的未來就被兩個大國草定下來。港人對回歸的恐懼一度存在,但在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下,回歸被視為一個現實開始慢慢被接受。八九年的六四屠城並未使港人排拒中國,反激發了香港人的民族認同,使大家更認為中國與香港之間命運是連成一體。那個時候,中國人的『身份政治』第一次進入到主流社會的思考當中。……

在『平穩過渡』的原則底下,中共自然樂見殖民時期『非政治化 』的制度設置,保障其政權的高度管治。過往行政吸納政治以『功能組別』的方式成為香港政制的設計,其衍生而成的『行政主導』、『小政府大市場』更被今天的港府奉為圭臬,成為反對民間要求更公義政治安排及分配制度的擋箭牌。『五十年不變』的講法最能捕捉這個精神。……強調港人的經濟身份,卻忽視了社會與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在回歸後,一度出現反對『非政治化』這脆弱共識的契機。零三年在社會不景氣及中共強推有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下,五十萬人在七月一日這『回歸』的『喜慶』日子上街遊行示威。這日子的大型抗爭意味的是對回歸過渡時的政治設置的挑戰。這種自發與及包容不同訴求的抗爭運動自然是一個令人可喜的新現象,……過度沉醉於這種七一的『年度想像』將掩蓋了公民社會力量不足的真象,讓社會沉迷於公民社會對政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假象之下。過去十年來七一遊行愈來愈不受政府重視,正是這個原因。我們以為自身掌握了政治主體性,但我們其實沒有推倒過去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至今,向既得利益者傾斜的政經結構。我們並未完成解殖之路。

中共對香港民主化的態度清楚展現了那種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思維:香港是經濟城市,港人是經濟動物。作為一個經濟城市,其最大的功能就是為其主權國服務,有關對香港的政治設置也是有利主權國的管治術而已。這個理解最大的問題在於,經濟城市是無根無歸屬感的。一切有關城市的發展方向皆要以利益為最大考量。於是乎,功能組別固然並不民主,但建制派為之辯護的理由會是『保障資本主義的良好運作,『工商利益是香港基石』,以致他們在反對有關政治抗爭的時候往往會使用『破壞香港經濟』為名把之壓下去。尤其是在今天中國『天朝主義』的理解底下,香港的政治制度更加只是權宜之計,我們的政治制度要變得民主遂受到極大的阻力。……」

宣言概括地分析了為何政權移交,用中國式語言「回歸祖國」,卻亦未去殖的深層次原因。因而要繼續「反資反殖」。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慷慨激昂道︰
「……命運危機逼在眉睫,每一個香港人會否都撫心自問︰除了我們自己,誰可否決我們這代人的命運與未來?為什麼北京的一百七十個欽點的人大代表可以代為決定香港人的命運?得票只得689的僭建特首梁振英嗎?為什麼不是我們七百萬香港公決我們的前程?公義民主的政制若被否決,將如同宣告香港人未來三十年必須繼續活在中國政府與大財團的殖民與玩弄下。……」

為什麼中國政府與大財團結合就是把市民玩弄的「殖民統治」?同學們認為英國殖民統治者所建設的政制,港督行政主導,即殖民威權統治,立法局大部分議席非民選而是既得利益的代表,即所謂功能組別議席,全部被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政府所繼承,並想方設法令這制度「千秋萬世」。所以並沒有脫離殖民統治的邏輯,所以要重提「反資反殖」。

同學們比泛民政黨走得更前,就是揭示這個特區政權的特質,是北京專權者擁有最終操控權,是香港財團再加上紅色資本既(暗地裡)又競爭又合作的產物,說它是殖民地遺留產物也可,說它是中式封建產物亦未尚不可,或者索性稱之為「封建殖民」。

看著那群到北京「面聖」的香港「大孖沙」的「卑屈」身段,香港最大財閥面對習近平那種「必恭必敬」,也可解讀為封建餘毒。果然中共也不再客氣,習近平要說出以前中國領導人不便說出口的心裡話︰「希望香港在我們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在我們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帶領下,廣大香港同胞繼續推動香港取得各方面的發展。」那種「君臨」的「天子」心態表露無遺。

而有趣的是,《新華社》其後的新聞稿,卻將習近平的原話改為「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以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下」,原先的「領導」不見了。(《蘋果日報》9月23日報道。)是習近平說漏了嘴,怕影響不好而改稿?還覺得很多香港人依然天真?無論如何,習近平是一個強硬獨斷的人,要牢牢操控香港,要香港大財團識做全部歸順,全力配合此後的共產黨地下黨治港,才能延續利益,似不待言。

背後全力支持梁振英當特首的董建華當訪京團長,曾高調「唔妥」梁振英的李嘉誠現在乖乖坐在董的身旁,聆聽習近平的訓話,象徵意義不用多言。曾被譽為「老好人」的董建華,不甘被胡溫轟下台,藉推舉梁振英而希望能在香港事務指指點點,仍然搞中國人「躹躬盡瘁」的那一套。他的私心,中港政治的黑箱作業,只會令香港更走向沉淪。

而這群沒有腰骨的香港資產階級,失去了現在只是權宜被利用的港英高官(秘密入黨者除外)的「服務」,頭上多了港共指指點點,以及紅色資本的競爭,心裡心裡如何盤算?但無論如何,正如同學們所言,無論舊殖民資本還是新殖民資本,都是對香港平民百姓的盤剝。新殖民資本帶來中國更赤裸的掠奪風氣,香港人的日子將更難過。

因此,一萬三千名學生的不妥協,不認命,正好回應北京人民大會堂那個企圖「塵埃落定」的接見場面,那套天朝政治文化「君臨式」宣示。學聯宣言結尾部分如此說︰

「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最大的不同,在於在殖民前這裡不存在一個充分的文化及政治社群。我們要建立主體性,就需要發掘香港自身的本土經驗,從過去的殖民歷史中提取資源。因此,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以致種種的多元與邊緣,混雜與主流都是香港之為香港的特色。這種雜種性(hybrid)正是香港的主體根源。排拒任何一方都是對自身構成的一種扭曲以至傷害。

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明白不合作運動與過去那種不造成實際挑戰的抗議運動的差別。我們不是在政權的框架下反抗,我們是在挑戰整個框架。罷課的作用其實也在於此。罷課從來都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而是一種抗爭的手段,以學生傳統的感染力去號召更多的市民起來抗爭,把政治運動的戰場移到整個社區之中,不再局限於議會。在連結起整個社群的時候,我們發掘那些構成香港而又被忽視的種種文化資源,繼而凝聚起足夠力量去挑戰整個的政權,去述說一個有歷史意識的香港敍事,到這個時候我們就離解殖走近一步。」

學生所言「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以致種種的多元與邊緣,混雜與主流都是香港之為香港的特色」,這種嶄新的「本土意識」,令灰記想起蘇格蘭獨立運動中的非建基於種族「純粹」的「公民民族主義」,兩者推許的多元和包容性,都是有別於近年在歐洲、中國、日本以至香港出現的,建基於仇外,建基於自己的「種族」最優越的「右翼民族/民粹主義」,並針對資本主義的「階級壓迫」來審視現存的政經秩序。

蘇格蘭人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下,獲得了決定自己命運的一次公投機會,不論結果如何,都傲視中國東方專制主義的野蠻。特別是罷課第二天,傳來新疆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為了替自己的民族說幾句公道話,為了提示中國政府不要踐踏憲法,踐踏民族自治,結果換來被判無期徒刑的重罰,令人憤怒。

9月22日,學生表明除了立足香港,也要關注中國國內的公民維權運動,灰記希望學生更擴闊視野,放眼新疆、西藏、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全都與自主自治vs大一統集權有關。香港學生/香港人要自主命運,要真正的民主,就等於新疆、西藏、內蒙古要真正自治一樣,都被中國政府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分裂主義」活動。

9月22日,百萬大道仍充滿香港熟悉的自由氣息,但這種自由氣息,在一些7月2日被捕同學,以及早兩天被檢控(因六月反東北規劃被捕)的講者發言時所提,政治檢控作為威嚇手段的提醒下,蒙上陰影。

而這些自由,其實只在1980年代開始,英國人知道要「光榮撤退」之後,需要加速本地化所衍生的A貨解殖的產物。這塊經濟至上的「東方之珠」,1980年開始也要社會、政治、文化上「貌似」其他西方先進城市,所謂人有我有,但都是A貨,勞工法例是A貨,社會福利是A貨,民主更是A貨,唯一較實在的是在英國人的政治意志下,香港的廉政、法治和自由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成了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得來「容易」,基礎不穩,面對東方專制主義的衝擊,岌岌可危。

9月22日,有同學提到台灣、南韓的威權高壓年代,呼籲同學/香港人要有心理準備面對自由並非必然的日子,要有心理準備被捕又被捕的日子離自己不遠。他沒有提到「六四」,提到要付出流血代價,是自己沒有這種意識,還是不想嚇怕其他同學,不得而知。

但無論如何,9月22日,校園氣息開始變化,香港氣息開始變化,但香港人要改變的決心有多大,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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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分裂/自治/民主,蘇格蘭的啟示

蘇格蘭獨立公投最近成了不少人的關注點,西藏女作家唯色在互聯網上流露對蘇格蘭人可以自決命運的艷羨,她在印度的同胞,公投前幾天千方百計向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達希望西藏自由的意願,被印度警察驅趕。而公投前一天,更有一西藏青年自焚,是09年來第一百三十二名自焚者。

差不多同時間,在中國新彊鳥魯木齊的法庭,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本土赫提,正面對「分裂國家罪」的審訊。而過去他的言論只是為了增加漢人對新疆維吾爾人的了解,為了提醒中國當權者不要繼續那種把愈來愈多維吾爾人推向極端,推向對立面的強硬而「愚蠢」的「少數」民族政策。有興趣可看看他在維吾爾在線寫過的《中國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嗎?》。

曾在六月進行民間公投的香港,近八十萬人透過電子及實體投票,表達對真正意義的普選特首訴求,北京於八月底以嚴格篩選特首候選人的普選框架作回應。憤怒的香港人回以罷課及「佔領」中環。香港人堅持非北京「欽點」特首候選人的普選訴求,堅持中共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北京視為擺脫中央控制的「港獨」活動。而不少香港人亦以艷羨的目光看蘇格蘭公投。

獨立/分裂/自治/民主,此刻糾纏不清,而蘇格蘭公投所給予的啟示則是,今時今日,成熟的民主制度,已經可以以在地人民自由表達意願的公投方式,而不是以戰爭的暴力方式作為手段,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整合與分離,以至重大的政治爭議,因而值得世人,特別是覺得自己「與別不同」的中國人,以至與中國人這身份糾纏不清的香港人深思。

其實近幾十年來,以和平方式決定一個民族命運,一個國家內不同民族的離合,蘇格蘭並非先例。法裔為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1960年代末成立了魁北克人黨,自此長期爭取獨立。

灰記七十年代末留學加國時,適逢魁北克人爭取獨立之聲極盛,1980年魁北克人更首次就魁北克人黨提出的議題作公投,議題是魁北克人是否願意與聯邦政府及其他省份就 ‘sovereignty-association’ ,即政治上脫離加拿大獨立,經濟上繼續與加拿大保持聯繫的訴求,展開談判。

除了鼓吹魁北克民族主義的魁北克人黨,一些法裔魁北克人亦受1960年代盛極一時的歐美理想主義左翼思潮,以及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成立共產主義組織如加拿大工人共產黨,如In Struggle。他們標明自己是馬列主義者,有別於親蘇的加拿大共產黨,他們把加拿大看成緊跟美國的二流帝國主義國家,以及根據馬列主義原則,反對民族壓迫,支持民族自決。

不過,這些共產黨組織與鼓吹獨立的魁北克人黨不同,並不主張獨立,而是希望透過民族自決的討論/爭議,令法裔魁北克人「認清」民族壓迫的來源︰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全球分工,即帝國主義中心對「邊陲」地區的利用和剝削,加拿大於美帝國主義者而言,是「邊陲」地區,魁北克於加拿大而言是「邊陲」地區。除此之外,也有階級壓迫,即美國工人階級受到美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加拿大工人受到美帝國主義及加拿大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而作為「邊陲」地區的魁北克,當地工人就受到美帝、加拿大以及魁北克的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

作為共產黨人,這些法裔魁北克人鼓吹加拿大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推翻加拿大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加拿大。他們「告誡」那些感覺被英裔加拿人歧視、欺負的魁北克「同胞」,不要受狹隘的民族主義「迷惑」,被魁北克資產階級利用來建立一個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魁北克國。因此,他們不稱自己為魁北克共產黨,而是聯合加拿大其他地區志同道合的人,組成全國性的共產黨。他們的機關報 Forge、In Struggle,都是法英雙語發行,並非只用法語。

當然,這些「激進」左翼人士,在魁北克也好,在加拿大也好,都屬極少數。灰記當時較多接觸的工人共產黨,全加拿大加起來也只有約一千五百個黨員,比起加拿大三大黨進步保守黨、自由黨、新民主黨,以至鼓吹獨立的魁北克人黨相去甚遠。他們派人參加1980年的全國以至地方議會選舉,得票率極低,反映在歐洲大陸有深厚傳統的社會主義思潮,在北美很難生根。

灰記還記得一件小插曲。工人共產黨參選其中一個選區包括唐人街,住的大部分是華裔居民,他們逐家逐戶宣傳政綱,宣傳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理念,其時灰記亦義務替他們當翻譯,向不懂英語的華人解說。其中一戶新移民原來來自中國廣東,由一位年青人應門。當我向他們說同行的加拿人是共產黨人,他錯愕的表示不知道原來加拿大也有共產黨,而且還能公開活動和參選。我說他們不但是共產黨,還很崇拜毛澤東,欣賞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苦笑說對政治沒興趣,移民加拿大也是為了逃避政治,那時距離剛結束的「文革」「恐怖政治」只有幾年。

1980年魁北克人黨的獨立訴求亦被六成魁北克選民投票反對。大部分魁北克人還是以「務實」態度面對民族自決,支持維持現狀。無論共產黨人所鼓吹的工人階級政權,以至法裔民族主義者鼓吹的魁北克資產階級政權都以失敗告終。

不過,畢竟民族主義比跨民族的無產階級感情更容易被一般人受落,魁北克人黨成功於1995年再提出公投議案,這次的議題是你是否希望魁北克獨立於加拿大,公投結果雖然仍是否決,但相比十五年前,獨派支持度大增至49%,反對議案的選民佔51%。

魁北克獨立運動有起有跌,至今仍是不少法裔魁北克人的理想。而那些細小的共產主義左翼組織,則繼續吃力地鼓吹突破民族主義的工人團結,以對抗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剝削。

回到這次蘇格蘭獨立公投,有評論認為,蘇格蘭獨立運動雖然爭取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但與近年在歐洲興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有所不同,並不講求民族優越和純粹,少有排他性。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並非一個純蘇格蘭裔的政黨,移民/出生當地的有色人種也可加入,甚至有穆斯林黨員當選議員。

台灣一個公共博客平台「菜市場政治學」,就刊登了一篇題為《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特色:公民民族主義》的博文,作者是在英國讀博士的沈智新。沈在文章翻譯並引用倫敦政經學院(LSE)發展學副教授Elliott Green所寫的一篇文章〈蘇格蘭民族主義因為其公民而非種族內涵而與其他分離運動不同2〉,介紹蘇格蘭獨立運動所鼓吹「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有別於「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他們宣稱蘇格蘭民族並非由血緣所定義,而是在於成員自願依附於蘇格蘭,並參與蘇格蘭的公民生活。SNP的這種主張贏得蘇格蘭少數族裔人士的熱情支持,亞洲裔蘇格蘭人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比例甚至高過蘇格蘭的其他人口。這次公投中,「非裔支持蘇格蘭獨立」(Africans for an Independent Scotland)、「英裔蘇格蘭人支持獨立」(English Scots for Yes)、「亞裔蘇格蘭人支持獨立」(Scots Asians for Yes)等團體存在的事實,就是主張獨立的Yes陣營,能夠獲得種族上不是蘇格蘭人的蘇格蘭居民支持的明確證據。

……這場獨立公投中,非白人蘇格蘭居民有權投票,但居住在蘇格蘭以外的英國其他地區的蘇格蘭人,並不被允許投票。也就是說,那些不住蘇格蘭的蘇格蘭裔人們(包括現任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和前首相Tony Blair)是沒有投票權的,反而非蘇格蘭裔的蘇格蘭居民(包括來自大英國協和歐盟的非英國籍人士)是可以票的。這種排除非居民的選舉資格認定,在在強調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公民內涵:居住在蘇格蘭的決心比血緣和出生地更重要。」

除了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義」,亦有不少評論認為蘇格蘭獨立運動是對英國新自由/新保守主義當道的政治現實的反彈,針對的更多是金融資本坐大所造成的巨大貧富差(有錢的可以輕易錢搵,無錢的繼續當工人奴隸),傳統產業被「虛擬」的創意產業所取代,只有少數創意新貴藉互聯網產業發大財,傳統國營產業如醫療的逐步私有化對平民生活的打擊等。

少數人得益的新自由/新保守主義的經濟模式對青年人的打擊,香港人也不陌生。而這種向傳統產業工人宣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由戴卓爾夫人於1980年代強推,卻由聲稱為工人打拼的工黨繼續「發光發熱」。以「有型有款」新工黨領袖形象出現的貝理雅,以右傾政治取向取悅選民,成功執政,以創意經濟取代傳統產業,繼續推行私有化以及偏坦金融財團的經濟政策,亦成功繼續出賣工人階級以至年青人。

而傳統較左傾,工黨支持者根據地蘇格蘭,愈來愈多人對工黨的墮落,以至英國政局的苦無出路而思變,支持蘇格蘭獨立的人以為如果獨立,蘇格蘭人可以有較大空間掌握自己的命運,不用受英國政府的政策影響。例如一位在蘇格蘭長大,來自香港的選民羅倩棱對《蘋果日報》記者說,「貧富懸殊嚴重,繼續留在英國,醫療制度極可能私有化,大學教育可能要付費,『我很樂意繳多一倍稅款,令有需要的人得溫飽』。」

這位支持蘇格蘭獨立的選民認為這次公投十分重要,如果贊成獨立勝出是一次難得的突破,會永遠改變蘇格蘭。不過,在英國政府答允下訪更多權力,以至獨立後經濟可能變壞的恐懼下,55%蘇格蘭選民投否定票,選擇留在英國。不過,兩年前民調支持蘇格蘭獨立者只有兩成多,兩年後投贊成獨立票的選民有45%,證明近兩年來愈來愈多蘇格蘭人對英國政局的不滿。

無論蘇格蘭還是魁北克,民族政治脫離不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中心對不同等級的「邊陲」地區的利用和剝削,以及要面對「階級壓迫」—資產階級壟斷經濟所造成的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但無論英國以至加拿大的資產階級政權,都有足夠的自信讓受壓迫的民族政治自決,顯示民主國家的優越性,也是人類的進步吧。

說起人類的進步,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潮亦曾擔任推動歷史進步的角色,不少人仍認為這角色還未過時,例如他對資本主義的「透徹」的剖析,不少人覺得還很有現實意義。不過,理論還理論,馬克思主義,以至被譽為進一步推展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聲稱馬克思信徒的共產黨人,當取得政權後,都背棄所有這些原則。大大減弱馬列主義的「光環」及「現實意義」。

以民族自決為例,列寧曾經寫過很多支持民族自決的文章,甚至蘇共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時,也基於民族自決原則,白紙黑字寫明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進出蘇維埃聯邦的權利。而後來者中國共產黨,在未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前,多次表明支持西藏、新疆、蒙古、台灣獨立。

當然,蘇聯在史太林完全掌握權力之後,這名曾被列寧痛罵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的格魯吉亞人,完全背棄共產黨人對「少數」民族地區,包括他老家格魯吉亞,有民族自決權,有權自由出入蘇維埃聯邦的承諾,搞他的民族壓迫,貫徹他鐵腕獨裁、無情鎮壓異己的統治手段。

至於中國共產黨,除了外蒙古於中共建政前在蘇聯「慫恿」下,於1945年透過公投成功獨立外,其餘內蒙古、新疆、西藏都成了有名無實的自治區,而且中國漢人的殖民問題非常嚴重,對當地民族文化、自然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掠奪,都到了令當地人產生仇恨的地步。

外蒙古起初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但蘇聯解體後亦逐步走向民主,周旋於俄羅斯與中國兩個大國之間,有一定限度的自主空間。但內蒙古、新疆、西藏等的民族命運,令人擔憂。

book說到這裡,灰記要講講中國人「與別不同」的國家觀,引伸可能就是「與別不同」的民主權、自治觀了。
最近灰記看了兩本書,一本是曾在香港、台灣、美國、日本教學的中國學者葛兆光所寫的《何為中國》,另一本是今年過世的中共退休藏人幹部平措汪杰所寫的《平等團結路漫漫  對我國民族關係的反思》。

前者分析中國大一統天朝觀念的形成,以至於今揮之不去「以我為主」的天朝意識的「來龍去脈」,後者在一國及體制內,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大膽批評中國的民族政策如何背離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憲法。

兩者都實事求是的指出,以漢人為主體的中國人,曾經兩次嘗到亡國的滋味,一次是被蒙古人統治,另一次是被滿人統治。不過,前者從中國漢人的角度,得出晚清積弱有被列強瓜分的危機意識,令民國以後的當權者都承受不起「割疆裂土」導致「喪權辱國」的責任︰

「…儘管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曾有放棄滿蒙的想法,但正如我前面所說,誰也承擔不起『割疆裂土』導致『喪權辱國』的責任,所以中華民國的政治領袖們,無論孫中山還是袁世凱,只能維持多民族、大疆域的國家;儘管學者們也曾認同來自歐洲的『民族國家』的理論,但傳統『大一統』的帝國理念仍然影響深刻,學術界仍然沿著慣性使用着傳統的『中國』或『中華』概念。可以說,恰恰是日本的帝國主義政治意圖,刺激了中國學者重新檢討有關民族、國家的議論,並且重新建立起保全中國的立場。

從民國肇建到五四運動,『中華民族』這個觀念在內憂外患中被廣泛認同,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新的危機刺激下,就出現了強調『中華民族是整個的』,試圖不僅從法理上,而且從學術與思想上『納四裔入中華』的趨向。」(《何為中國》 85頁)

愈近日本侵華,學術界這種「中華民族自古是一體」的心態愈重,甚至一些研究不同「少數」民族文化與習俗的社會學家如費孝通等,也被批評可以刺激民族分化。到了一九四二年,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蔣介石發表《中國的命運》,更索性把「中華民族」說成「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何為中國》 109頁),完全否認有不同民族的存在。

那個時候,膽敢支持民族自決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訪問時,就講過在逃避國民黨追剿的「長征」途中,曾接受過西藏人的糧食援助,是中國唯一一筆外債。

而針對蔣介石的對「中華民族」的解說,毛澤東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作嚴厲批評︰「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思想和錯誤政策。」(《平等團結路漫漫》 181頁)

當然,歷史證明,中共奪取政權前講一套,奪取政權後做一套。平措汪杰作為中共黨人,不得不在書中推崇「新中國憲法莊嚴明確地規定了廢除傳統的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壓迫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現了今天的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為實現共存共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大家庭而奮鬥的事實……但這個『中國』與歷史上歷代的『中國』根本不一樣,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平等團結路漫漫》 182頁)

但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何曾有過中共信誓旦旦要落實反獨裁以及民主自由的人民共和國的內容,更遑論民族平等、團結、互助了。

看看幾個民族自治區的情況。新疆部分地區在1930和40年代曾獨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時,支持新疆獨立,但1949年取得政權後,名義上新疆自治,但實際上共產黨在新疆實行軍屯,建立一個又一個中國人/漢人的軍事社區,名義上是支援新疆開墾,實際上是殖民。現在新疆漢人已佔起過四成,首府鳥魯木齊更以漢人為主。

西藏在共產黨執政前實際上獨立,1950年中共出兵藏東,佔領昌都,以武力逼迫西藏噶夏政府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承諾西藏一段時間內保持「一國兩制」,達賴喇嘛地位不變等。但1956、57年由共產黨/中國漢人主導急風暴雨的「民主改革」殺入藏人社區(實則是土改,將西藏人,包括普通牧民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四川、青海自治州內的西藏人起來反抗,被血腥鎮壓,大批人逃往仍未實行「民改」的西藏。1959年3月,西藏人於拉薩起義,藏人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一國兩制」告終。

內蒙古在中國抗戰後期,曾追隨外蒙古,成立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中國共產黨派其蒙古人幹部鳥蘭夫率團往內蒙推動自治運動,遊說其同胞放棄獨立。中共建政,鳥蘭夫成為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及政府主席,算是有點「民族自決」的味道,當然,因為鳥蘭夫是共產黨信得過的「自己人」。鳥蘭夫後來升官至北京中央,內蒙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中共統治特色是共產黨黨委書記是最高權力者)基本上清一色中國人/漢人擔任。

而本文較早前已指出,西藏、新疆、內蒙都同樣遭受中國漢人的殖民之害,包括掌權者為漢人,大量無節制的漢人移民,漢化嚴重,民族文化及語言的逐步失落,經濟主要由漢人操控,自然資源無節制的被開採,主要是漢人得益等(《平等團結路漫漫》一書有大篇幅的著墨)。平措汪杰以「新殖民地」來形容這狀況︰

「記得八十年代中央召開西藏工作會議時……平時言談謹慎的阿沛(灰記按︰當時西藏自治區政府最高領導之一,曾是西藏舊政府的官員,1951年與中共「談判」十七條的首席代表)說︰『有人說有些漢族同志不是把西藏當作自治區,而是當著自己的殖民地……『殖民地』這個詞聽起來很刺耳,也有一些人不願意聽,但關鍵在於其含義和事實。民族地區逐漸成為『新殖民地』的說法,不只是阿沛所反映的,在不少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中,也早有各種各樣類似的議論和評論,更不要說外國媒體。」(《平等團結路漫漫》 203頁)

作為西藏共產黨始創人(後來自願被併入中國共產黨),平措汪杰雖然身陷共產黨一元化(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大一統)體制內,但基於西藏民族意識,以及身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執著」,在書中苦口婆心地不斷強調馬克思、列寧對民族自決的支持,希望中共中央正視「民族問題」的嚴重,糾正政策的偏差,還以「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與蘇聯解體對中國的教訓」 作臨終前「最後的忠告」︰

「強大的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十分珍貴,尤其是對歷來與俄國相連、相好,並曾幾乎『一邊倒』地以蘇聯為師的多民族的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國,雖然當今幾乎隻字不提,但根深蒂固的大漢主義嚴重性、危險性和危害性豈不是更大、更嚴重?

……當年蘇聯當局在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因推行大量移民等各方面加速俄羅斯化的政策而造成各種民族矛盾和糾紛,從而最終導致聯邦共和國解體的慘痛教訓。……

多年前,在美國和西方世界的一些書刊上,對中國未來可能的版圖劃分有這樣的猜測︰一是藏獨,二是疆獨,三是西北的回回國,四是大蒙古國,五是東北的滿州,六是中原本部佔全國三分之一的漢族地區。……歷史的演變,往往使事情因陰差陽錯發生在意料之外,有可能性的反而往往不成,不可能的卻總以某種形態出現。」(《平等團結路漫漫』 195頁)

葛兆光的書對現代中國,以及「納入四裔」的得失沒有著墨,在其結語的一章,把漢人觀點的中國人「與別不同」的國家觀,在「中國崛起」的新局面下,作出如此的審視︰

「平心而論,某些『天下主義』和『天朝心態』,如果在一個開放時代,當然有可能轉化為接受普世價值和普遍真理的世界主義,並且在『多元一體』的狀態下擁抱『共識』,在保衛自身文化傳統的同時,接受其他民族或國家提供的好的制度、文化和思想。但是,如果它在貧弱時代的危機心態中,或者崛起狀態下的自滿心態下,也有可能繼續沿襲『鄙薄四夷』和『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引申出通過現代化來富國強兵,從而爭霸天下的雄心,也因此會成為在文化上阻隔內外和你我的障礙。

……就是在接受全球文明的前提下,能否協調『全球化』和『中國性』、『普世價值』和『中國色彩』?……如果不能,那麼很麻煩的就是,當傳統的『天下』觀念被激活,『朝貢』想像被當真,『天朝』記憶被發掘,也許,中國文化和國家感情反而會變成對抗全球文明、對抗區域合作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情緒,那就真的引出『文明的衝突』了。」(《何為中國》  177、178頁)

無論「納入四裔」的傳統中國國族想像,以至「漢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為實現共存共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大家庭而奮鬥」的共產中國國族想像,來來去去都是中國人/漢人的視點,缺席的是「少數」民族作為主體的自主。簡單一點,你中國/漢人要「納入四裔」,有否問過滿、蒙、藏、新疆維吾爾人是否願意被納?你中共希望「實現共存共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大家庭」,有沒有問過其他民族是否願意加入這個大家庭?

而無論英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對蘇格蘭的民族自決的文明態度,以至經典馬列主義對民族自決的堅決支持,在在都說明現在中國政權名不副實的「封建性」。如果說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漢人中心主義大一統思維,是對「中國危急存亡」的一種「緊急」回應,今日聲稱要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產黨政權,死抱天朝想像的同時,連古代盛世時那種非掠奪性的「有容乃大」文化自信也缺席,實施的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義,要與舊帝國主義者一較長短?

因此,如果因為「國家安全」考量,未經平等協商,以及人家自主決定,或曰民族自決,強行把「四裔」納入中國版圖,由此而來衍生的「國家安全」問題,絕不能怪罪堅持民族自決的力量,更無道理稱人家為「分裂勢力」。

回到香港,這個曾經處於中英夾縫的前殖民地,因為其曾經有過現在已逐漸褪色的國際性,換來中英聯合聲明所衍生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承諾。中國漢人為主體的香港人,郤多少有著與深圳河以北的中國漢人不同的文化素質和價值觀,思維較接近西方現代文明。

不過這種港式現代文明價值亦充滿缺憾,中國傳統文化的家長式思維,殖民地威權統治塑造的順民心態,一直如幽靈般纒結香港人,近年不少年青人提出要解殖,針對可能是大部分香港人習慣殖民統治,沒有反殖傳統,對1997年後,愈來愈明顯中共式「新殖民主義」「逆來順受」。

即使被稱為反對派,有廣泛代表性的泛民,都服膺「希望有計傾」的諮詢式民主爭取,害怕與當權者「決裂」。而1997年後泛民面對的,並非希望匆匆「去殖」,留下寛鬆開明統治形象的英國人,而是習慣粗暴變臉的極權中共操控的特區「買辦」政權,17年以後的今日,中共已按耐不住,「買辦」政權於兩年前變為「自己人」政權,而中共更赤膊上陣,以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人大常委的「普選框架」,以「國家安全」之名,粗暴粉碎「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所隱含的民主自治,扼殺香港人三十年來所渴求的民主自治。

香港人在失望之餘,在艷羨的蘇格蘭人民族自決之餘,在強烈表達向中共表達不滿之餘,必須認清天朝封建專制大一統與掠奪性「新殖民主義」結合的「恐怖」思維的「毀滅」性。

也許蘇格蘭「公民民族主義」所顯示的包容性,以及對向平民大眾更肆意掠奪的新自由/保守主義的反抗,對香港人的「抗爭」有所啟示,就是警惕極右仇恨思維生根,警愓傳統中國家長式思維,以至殖民式醒目仔女「買辦」心態滲透抗爭運動,以及反省掠奪式, 並非以人為本的發展主義經濟模式的禍害。

與此同時,放眼受「新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地區,放眼受「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國漢人地區,為未來「不可能的卻總以某種形態出現」的政治局面作好準備。

在抗命時代,學生走過的足跡

香港年青一代突破框架,做著歷代中外年青人應該做的事,面對極大的不公義(這次是中共悍然違背自己的承諾,抛出一個連「開明」建制也覺得「失望」的普選方案,完全不尊重很多香港人對真正開放而平等,即公民提名權不能被剝奪的普選訴求),以發聲和行動表示反對,爭取他們心目中的公義,或曰改革。

所謂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這些都是近百年中外社會屢見不爽的抗議/抗爭手段。香港這次關鍵的政改爭議,學生走得最前,學聯和學民思潮除了七一遊行後,分別號召遮打道、特首辦外通宵靜坐抗議外,亦率先號召大、中學生罷課。

不過,中學生走在政治、社會運動最前,的確比較罕見。而學民思潮因反國教而全港知名,如今爭公民提名亦不甘後人。老實說,香港中學生搞學運並非第一次,1977年現在德蘭中學的前身寶血會金禧中學亦發生過學潮。不過,金禧事件主要牽涉校政及校長歛財問題,以及殖民政府教育署處事的專橫及學校的高壓管治,並非為了什麼大的社會和政治議題。

差不多四十年後的今天,學民思潮為代表的中學生,為了更大的政治理想推動學潮。而且不用成年人在旁指指點點,學生強調自己的獨立思考,以及有別於泛民的獨立行動,不能不說是時代的進步。

由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事件,之後的高鐵/菜園村事件,到今天的罷課行動,年輕一代要走得更前,反映舊一代要兼顧現實的社運/民主進程「此路行不通」,年輕人要出來發出更富想像力,更純粹的聲音。

今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公布一個高度篩選候選人的特首普選方案框架之後,不少中間溫和的學者都感到悲憤、遺憾。那種標誌兼顧現實的對話途徑走無可走下,學者們喊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當中不少學者更積極支援學生罷課。

要青年學生走到最前,在在顯示舊有處理/解決矛盾的機制出現嚴重問題,甚至失效。今日香港政治、社會矛盾重重,以往偏重地產財團利益的發展主義已走到盡頭,但政商聯結,即北京所講的依靠資本家、公務員治港的格局不改,不會衍生新思維。而梁振英上台所代表的「強勢」「幹部治港」,不僅沒有帶來新思維,更把中共所習慣的專制思維,以及包括大陸「紅色」資本滲透的更劣質政商聯結,或曰官商勾結,加劇政治和社會矛盾,青年學生為了社會及個人沒出路,而只有站到最前。

學聯而青年學生因為「不懂世故」,敢言而理想主義,大概都是老生常談。正如9月14日傍晚,一位學聯代表就指,這次爭取民主,並不單單是為了選舉,而是為了一個真正能打破資本家壟斷的民主制度,為了打破資本所製造的不公義,而這些理想不是他們這一代年青人才有(大意)。

是的,學生是一個transient的身份,青春亦不會永恒,曾經活躍的學運分子,進入現實社會後會改變,不再懷抱昔日的理想。但這些理想卻不會就此消失,總有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重拾/充實這些理想的內容。而年青人總會相信,這些理想終會實現,正如每一個人都青春過一樣。

因此,當親建制/親權力團體/人士發砲攻擊學生罷課,說他們受人擺佈,說他們荒廢學業,說他們行為似紅衛兵,以至反佔中大聯盟推出舉報熱線後,學生和支持者在互聯網惡搞舉報熱線,「舉報」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搞過學運。學生的惡搞,如同學運一樣,正中中共及一切專權者的死穴。

無他,上個世紀中國的政治進程,無不有青年學生作「先鋒」的蹤影,最著名的1919年五四運動,學生反對一戰後歐洲列強在巴黎所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將戰敗國德國在青島的利益轉讓予日本而非歸還中國,以及反對北京政府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發起遊行示威。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學生所追尋的理想。

「五四」後,中共在蘇聯協助下成立,以「共產主義」為理想/號召,不少青年學生趨之若騖。在與國民黨鬥爭時期,很多學運都是中共青年組織背後策劃,不單未成立中共前毛澤東、周恩來參與過學運,後來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江澤民也聲稱參加過反國民黨統治的學運。

民國時的青年學生,很多受「共產主義」影響,投身政治,他們當時要反對的是「國民黨獨裁統治」,要爭取的是「抗日救國」、「民主自由」。結果是趕走了國民黨獨裁統治,迎來更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共產黨專政,正如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光明日報》前總編輯儲安平所言,在國民黨統治下,言論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言論自由是「有」與「無」的問題。

於是在國民黨時代,學生仍有上街自由,可以自發舉行遊行集會,當然會被鎮壓。但在共產黨時代,學生沒有黨的示意和組織,不可能上街。「文革」所謂「紅衛兵運動」,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號召/組織下批鬥「黨內官僚」的運動,紅衛兵都以毛主席的「革命小將」自居,最終釀成極殘暴血腥事件,校長、老師被鬥死等慘劇。要追究責任,紅衛兵當然負有罪責,但最大的罪責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毛澤東是為了黨內的政治鬥爭需要,「打倒睡在身旁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利用青年學生「打衝鋒」,「衝散」由劉少奇、鄧小平掌控的官僚系統。當目的已達,劉少奇被鬥倒慘死,鄧小平失勢後,毛澤東便馬上派解放軍收拾殘局。被利用完的紅衛兵,要面對上山下鄉,沒有機會讀書學習的命運。

只有在1980年代,開明的胡耀邦當總書記時,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在較寛鬆環境下,可以再次探求真理,追尋理想。但「文革」被鬥倒的中共強人鄧小平才是真正幕後「揸弗人」,他復出握有最高權力後,並沒有徹底反思獨裁專制之害,對「民主自由」,「五四」精神,他年輕時代的有過的理想,統統忘掉,只寄望經濟改革可以便於統治。

不但如此,提出深化民主改革,反獨裁的人更是他的眼中釘。是鄧小平下令掃蕩北京西單民主牆,抓捕拘禁民運人士。著名的有魏京生、撰寫「李一哲」大字報的廣州民運人士。必須一提的是香港人劉山青,1980年代初因為到廣州與民運人士聯絡,結果坐了中共十年的黑獄。

整個1980年代,鄧小平久不久便聯同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大搞反精神污染運動,打壓自由派。但由於做「當家」的黨總書記胡耀邦本身是自由派,精神污染運動的打擊面被限制。86年還出現了爭取自由的學潮,結果87年胡耀邦因為「處理學潮不力」,被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群沒有黨內職務的元老,開個生活會便解除了總書記職務。中共由毛澤東開始,做事無法無天的傳統「深厚」,違背承諾,更是家常便飯。

而中共統治下最大規模自發的學生運動,終於在1989年4月爆發。這場學生運動/民主運動 影響深遠,除了社會各階層響應,亦牽涉中共黨內的改革力量,對香港的政治啟蒙更不在話下。歷時兩個月的學生運動,以「佔領」天安門廣場作為手段,透過靜坐、絕食,要求政府改革,學生重提五四的「科學與民主」精神,反對官倒腐敗,爭取民主自由等,都是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未完的理想。

不管是因為學生不懂「妥協的藝術」,令中共改革力量失去主動,拒絕鎮壓任務的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黯然下台,還是這個幾千年古老帝國專制主義的陰魂不散,以鄧小平為首的強硬派立定以屠殺手段鎮壓學潮,清理自由派的狠心,北京學運/民運以血腥悲劇告終。

年青時曾自發參加過學運的趙紫陽,下台前曾於5月17日往天安門慰問學生,對學生說,我們來得挺晚了,對不起同學們,…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你們絕食了多天,身體已經挺不住,不能再這樣下去,…最重要是結束絕食,…對話渠道是暢通,但還是需要一個過程來解決,…同學們,你們還年青,來日方長,你們一定可以看到實現四化那一天,我們老了,無所謂。…中國政府絕不會把對話渠道關掉,…我也年青過,我也卧過車軌,…早點結束絕食。(大意)

不管當時趙紫陽是否己失勢,他這番話始終顯示中共執政後,高高在上官老爺們少見的親民和愛護學生態度,也許在良心驅使下,他在身旁的同學中看到自己年青時的身影。但這樣較為理解和同情學生的領導終究不是中共的主流,或者中共1980年代最「人性化」年代,因為中共元老當權派懼怕放權、接受監督而會「亡黨亡國」,以軍事鎮壓方式,國民黨也不敢用的方式,把中共僅有「人性化」的一面完全扼殺 。

於是,從未上台前「利用」學運,到上台後鎮壓學運,鄙視/敵視學生的理想主義,成了中共專制主義者的「詛咒」,於是,中共對學生「搞事」,特別敏感,於是學聯與學民思潮,都被大陸官控媒體,以至香港「左派」,極其誇張地鞭撻,以至抹黑。

說到這裡,一些「極端本土派」可能會質問灰記,香港學運與中國何相干?

其實近幾十年的香港學運,的確不能脫離中國人民族身份的追求。不去談傳統左派發動的1967年「反英抗暴」鬥爭,或曰「六七暴動」,學生(主要是傳統「愛國」學校學生)被鼓動參與示威遊行以及罷課。

1970年香港青年學生響應美國華裔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抗議美國將琉球群島「歸還」日本時,順帶把釣魚台/尖閣諸島管理權也一併交日本,也是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乘機反對英國殖民統治,挑戰殖民地的公安惡法。

到了後來的所謂「社會派」與「國粹派」之爭,那些學運分子對中國有不同看法,前者對中共政權有所批判,後者盲目擁共,甘願當毛主席的好學生。不過,兩者都沒有質疑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關鍵只是「社會派」較注重在地社會改革,「國粹派」較注重宣傳「社會主義祖國」一片向好,即使往基層地區「訪貧問苦」,目的都是宣傳「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其實也不奇怪。除了一小撮高等華人外,英國殖民統治者實在沒有興趣培養香港人對英國的歸屬感,而兩個中國,台灣的中華民國,1970年代在美國調整對華政策,默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特別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逐步把眼光放在本島,對爭取香港人的「向心力」已沒多大興趣。而中共一向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共地下組織對學界的滲透不在話下。

而學生活躍分子,通常都以進步自居,反殖自然想到民族身份認同,當時毛派思想不但「革命」,也鼓吹民族認同,學生較容易受到「社會主義祖國」的吸引,因而出現中共刻意培養的「國粹派」乃自然不過。而當時的學生組織,包括專上學生聯會的幹事,都是「國粹派」主導。

但香港畢竟是中西匯集的地方,外國思潮,包括外國的左翼思潮,主張自主自由,反史太林主義、反專制的那種左翼思潮,也會影響一些香港學生,加上香港接近大陸,對大陸的陰暗面不會一無所知。所以會有如「社會派」的學運分子出現。但他們屬少數派。

至於在1960年代活躍過,由先施公司後人馬文輝發起,立足本土,鼓吹自治甚至港獨的一鼓非共思潮,卻好像對1970年代以降的學生活躍分子,沒有半點影響。也許香港人真的太「務實」而缺乏大膽的想像。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曾經是「革命」代表的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等忽然成了萬惡的「四人幫」,對「國粹派」是「致命打擊」,他們理想幻滅,在學界的影響力漸減。

不過,當時學聯與大陸的官方關係依然良好,灰記1970年代末,就曾經於暑假隨學聯主辦的交流團訪問廣州及附近地方,與廣州的大學生交流,參觀樣板人民公社(那時還未正式結束人民公社),樣板工廠等。那個時候,華國鋒還未被鄧小平鬥倒,但人民公社的神話不再,當地的幹部主要強調中國仍是貧窮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優越性未能完全發揮,但堅持自力更新,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套話。

當時個別廣州學生得知灰記在北美留學,甚有興致與灰記交流英語,他們努力認真學習的態度,亦令人印象深刻。畢竟「文革」令學校的「正常」學習中斷,事事講求「紅」,不求「專」,「革命」學生可以考試交白卷上大學,大學的教育可想而知。「文革」結束,較務實的作風抬頭,學生們回歸對傳統知識追求亦屬正常。

而當時這些交流團亦有自由時間,灰記飯後就與一些香港學生走到珠江河畔「探索民情」,偷聽一些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對話(其實他們說話頗旁若無人),當中沒有半點「為祖國,為革命」的內容,較多是未來實際生活的願景以及對物質的嚮往,例如希望儲錢買電視機,買雪櫃等。

這些零碎的片段顯示中國一個空喊「革命口號」「務虛」時代的終結,一個「務實」時代的來臨。當時仍受外國毛派思想影響的灰記,反而有點看不起這種「務實」。

然後,灰記畢業回港,香港便進入前途問題爭議的1980年代初。 印象中,中英就香港前途的爭拗,對一般市民影響不大,生活如常。當時英方提出的三條條約有效論,以至主權換治權等,大部分香港人都表示漠然。

最近,互聯網上有「極端本土派」指,當年革新會曾作過民意調查,大部分受訪者都支持香港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人管治。他們因此而指摘「民主回歸派」是逆民意而行,「出賣」香港人。灰記以為,革新會的調查,正正反映一般香港人「務實」、被動的作風。

那個時候,香港經濟向上,一般人生活都可以逐步得到改善,當然希望維持現狀。但這種心態是非常被動,即是如果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固然好,不能繼續管治也沒辦法。於是,有本事移民的選擇移民「買保險」。換言之,那時一般香港人仍然只覺得香港是一塊賺錢的地方,並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更遑論感到被「出賣」。

其實最鼓吹維持現狀的一群,是那些行政立法兩局內的高等華人。但他們也是「務實」主義者,當英國人告知他們,香港主權要交回中國,雖然很多人感到失望、傷感,但最終都無奈接受命運。一些當年的港英精英如譚惠珠、范徐麗泰等更積極「洗底」/失憶,日後積極為新的主子服務,勸港人馴服。

當時灰記好像曾在報紙讀過有人不知是介紹還是討論「港獨之父」馬文輝的文章,但似乎也只是有關香港前途爭論的「應景之作」,在社會上似乎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

而除了當時的港英建制,積極回應香港前途問題的,就是那群多少有點中國民族意識的學生活躍分子,以及參與論政團體/壓力團體前學運分子。他們在不抗拒/擁護主權回歸中國下,提出關注香港以至中國民主。

當時學生代表曾寫信給中國總理趙紫陽,表達在香港落實民主的訴求,問香港的民主,究竟會是怎樣的民主,趙紫陽回信說,香港的民主,就是你們心中所想的民主(大意)。

然後就到1989年北京學運/民運的「轉折」。很多人都論述過,「八九民運」是香港人一次重大的政治啟蒙,以往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忽然投入不成比例的政治熱情,用香港「獨有」形形色色的創意,市民自發行動支援遠在北京的學生。這種政治熱情很「本土」,因為夾雜很多香港人「天真」的想像,但也脫離不了中國人的民族身份認同。

而當時的香港學生亦積極投入聲援北京學運,直至「六四」槍聲「驚醒」「天真」的香港人,認識中共殘暴的「本質」。當時香港人的選項也是移民,移民潮再現。當然亦有受政治啟蒙的香港人「誓與香港共存亡」。

當時的行政和立法兩局,罕有地合力通過十分進取,但對港英政府沒有約束力的普選方案,要求立法局直選議席過半。而學界早於1988年基本法初稿推出後,中大學生會聯同各書院學生會及學生報發起「一人一信」,建議基本法應修訂為「立法機關 75 ﹪議員直選,其餘由功能組別產生,而第一屆行政長官則由全港性公開提名並選舉產生」(中大學生報 2012年7月號)。因此公民提名並非學民思潮忽發其想,而是學界曾有過的共識。

在香港各界罕有對大力加快民主步伐的共識下,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對雙普選的作出相當嚴格的規限,完全不理會香港人的共同願望。那些「面對現實」的建制中人默默接受,學生則罷課抗議,不過沒有引起社會的迴響。

二十多年過去,香港民主進程愈走愈慢,議會政治被人詬病,泛民政黨,以至關心香港政治的學者及社會人士,與中共不對等的「對話」道路,最終於證實徒勞無功,所謂對話之路已盡,其實潛台詞應是「退無可退」,是相比建制派退完又退,照單全收,以至甘做說客、打手,不一而足的「唾面自乾」所僅存對自己人格尊嚴的一點珍重。

但學生已等不及那些「過來人」如何去重拾尊嚴,如何調整他們的策略,以歷來青年學生一貫的理想主義為號召,肩負起香港民主前途的重任。他們與「成人世界」最不同之處,就是堅持「自我」,「唔係諗中央接受啲乜,而係要講出我地要啲乜」。

而歷史總是諷刺的,1960年代提出本土民主自治,以至港獨訴求的馬文輝,似乎一早便洞悉真正民主、真正自治、港獨是三位一體。今日不論學聯、學民思潮的公民提名,以至泛民與佔中三子的國際標準、無篩選訴求,即所謂真普選,真正意義的港人治港,都被京官抨為是搞港獨。既然這樣又被批港獨,那樣又被批港獨,似乎學生們的直接了當,簡單易明的公民提名,勝過「成人世界」「虛無漂渺」的國際標準和沒篩選。

當然,這群「勇猛」學生也非石頭爆出來,無論幾年前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青年,以至今日學民思潮、學聯的學生活躍分子,都有一個共同起點,就是從參加「六四晚會」,認識「八九民運」開始。

今日,無論大家如何看待「八九民運」,如何看待燭光晚會,香港最大的政治啟蒙還是緣於似遠且近的北京政局,緣於種種如何應對那個家長式專制,隨時可以翻臉不認人的北京政權的想像,不管是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

而這個政權,與香港官商上層的勾聯愈來愈緊密,對香港的駕馭愈來愈路人皆見,所謂「黨人治港」,已經成為政治現實。無論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都要面對這個政治現實,不能如某文化導師及其追隨者那樣「自欺欺人」,當中共「冇到」,只追打那些「文化落後」的稻草人。

遮打9月14日傍晚於遮打道台上發言的學聯代表這樣回應這個政治現實︰「中共我地有排同你玩,你睇住嚟」,這群不畏虎的初生之犢,發出很多被現實洗禮後的政客、學者…所不敢說的話。但現實是,中共已經「無處不在」,如何面對這政治現實而不被其「折服」,包括因恐懼而馴服,包括被對方的卑劣鬥爭文化所「俘擄」,而成為一樣卑劣的人,包括迷失了當初理想所為何事…是要大家積極反思的問題。

在抗命時代,「開明」建制,「開明」所為何事?

不少評論指這次人大常委會定下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極保守框架,最傷心的是「開明」建制或所謂中間派。灰記會問,那麼那些爭取民主幾十年的香港人呢?他們是否要投江自盡?

但灰記想深一層,這些開明「建制」或中間派,的確有傷心的道理,因為他們也是或也想做king maker,甚至希望參選特首,而理論上框架越寬鬆,他們發揮的機會越大。

這些「開明」建制早前聯同一些「溫和」政客及學者,包括「泛民」政客和學者,發出39人聯署的聲明,據稱發起人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聯署者包括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工聯會陳婉嫻、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港大校長徐立之、提出「13學者方案」的王於漸、劉佩瓊,以及戴希立、馮可強,還有泛民「18學者方案」的羅致光及張達明、民主黨的吳永輝等(聯署的人有很多都是選委)。他們呼籲爭論雙方一邊讓一步,達成可以妥協的政改方案,避免政改原地踏步對香港管治所造成的嚴重衝擊云云。

曾鈺成被視為傳統「愛國」陣營最「開明」的人物之一,2012年行政官選舉,原來大熱門(認定被中共「欽點」)的唐英年表現差劣,更因爆出僭建醜聞,令他的公眾形象急速轉壞。社會議論紛紛,唐英年是否退選亦成了一時焦點。當時曾考慮過「參選」但最終不去馬的曾鈺成,主動透露梁振英曾致電他,表示不會爆他的黑材料。梁振英則例牌否認。

曾鈺成的舉動被解讀為對梁振英有所不滿,故向公眾顯露他的囂張跋扈,也曲線「反映」當時兩個候選陣營互爆醜聞,梁振英聲稱毫不知情並非實話。不少論者曾指出,中共內部,包括在香港的地下黨,不同派系權鬥激烈。鍊乙錚指曾鈺成所代表的是「土共」非主流的力量,而梁振英則是某些紅色資本和本地二線資本家的利益代理人。亦有人指曾鈺成屬「老愛國」,年青時是為「共產主義」理想而被中共統戰,梁振英則屬「愛國新貴」,並非甚麼理想主義者,追隨中共純為個人利益。

而兩年多前的特首「選舉」,梁振英出選引起很大的爭議,不少建制中人或明或暗都不想梁振英當選,anyone but CY是當時政圈十分流行的一句話。周梁淑怡曾在電台透露,當時也曾經希望參選的葉劉淑儀,遊說自由黨提名她的時候,曾經講過「CY會害人,我唔會害人」,除了反映葉劉為求「上位」,無所不用其極的機會主義性格(後來照樣面不改容加入梁振英政權的行政會議),也顯示梁振英在很多建制中人心目中的「恐怖」形象。

但不喜歡還不喜歡,當北京決定要梁振英當選,派國務委員劉延東南下「指令」建制派選委放棄唐英年時,大部分建制選委都乖乖歸隊,最多敢怒而不敢言,選擇轉軚為梁振英站台者亦不乏人,如富二代鄭家純。高調表示不滿的只有企業已經國際化的李嘉誠一個。(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則早於2011年下旬在《開放》雜誌撰文,指中共其實早就屬意自己人梁振英做特首,並非臨時變卦。有興趣可參本博客舊文《梁慕嫻的遠見及肺腑之言》)

梁振英的當選,沒有令這些建制選委「覺醒」,中共善變,「背信棄義」乃家常便飯。或者一些短期的「甜頭」,所謂既得利益,又或者在他們身上有更根深柢固的一些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例如「務實」,例如「不要與阿爺對著幹」,令他們不敢向中共篩選、操控的選舉說不,即使作為選委完全有合法行使自由意志的權力(先不理這小圈子特權並不符合民主原則) 。

灰記要批評的正是這些非共,即非傳統「愛國」陣營的建制選委,以及那些自命「開明」的建制選委。他們應該反省,為什麼起初的deal一定是唐英年?為什麼任由中共擺佈?這個已經是對中共而言安全系數很高的選舉委員會,但這些大部分中共信得過的選委,依然不能行使自由意志,要聽中共「吹雞」,為什麼?

歸根究底,這個特首選委會(如政改通過,就會變成提委會),在中共心中就如人大、政協,一些表面有監督權或表達意見的機構,但實際是走過場的「權力機構」。而那些對中共高層有影響力的大資本家選委,明知這個小圈子選舉是走過場,一早就懂得中共「政治協商」的真諦,在非正式場合就自己心儀的人選表態、遊說,並透過自己的代理做同樣的事情。

唐英年起初成為「眾人之選」,邏輯很簡單,他是很多本地大資本家的「子侄」,同聲同氣,他的父親唐翔千與「退而不休」,想當「太上皇」的江澤民關係非比尋常,他在建制中是一個harmless的人,容易受操控的人。是本地大資本家和中共都可接受的人。

但適逢中共領導層換屆,薄熙來聯同周永康「造反」,內鬥前所未有的激烈,一些本地二線資本家、聯同中聯辦,以及一些不甘寂寞的土共強硬派等乘機推舉梁參選,而唐英年「競選」表現不濟等因素,最終令中共順理成章決定提早實行「黨人治港」,以期「穩定」香港局面。

即使有傳聞說中共高層選擇梁振英有被騙的感覺,但中共治港政策步入「黨人治港」則應無懸念。而無論唐英年的如何不濟,以至梁振英的如何不擇手段搏「上位」,都只反映這個中共要百分百操控特首選舉的荒唐,連選委們自由選擇唐或梁也不讓 。而大部分的選委則甘心為這種荒唐背書。

來到2014年政改爭論年,中共不但要1200個選委過渡成提委之後,繼續這種中共指定的「黨人」才能當候選人的荒唐,而且為了保證百分百的操控,更把提名門檻由之前的15%,提高至過半提委提名,然後要全港選民為這種荒唐背書,美其名為沒有國際標準的「普選」。

而原來2014年的這種荒唐,也可能是中共操控下的人大常委會濫權的結果。9月8日《蘋果日報》刊登題為《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撰稿人施路指,根據04年4月人大常委十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人大常委在第二步行使權力時,有二個明顯限制:一是只能審查特首的「修改」請求,二是只能對該請求就「是否修改」作出「確定」。而特首梁振英於7月15日提交給人大常委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特首報告),除了請求人大常委就「是否修改」作出批示外,並無其他請求。對特首普選制訂「框架」並不在特首的報告之內。」

換言之,人大常委會這次只能就特首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作出修改作出批示,而非作出如何修改的批示。先不談人大常委會的涉嫌濫權。他們作出那個延續荒唐的「普選」框架,只懂遷就中共百分百操控欲望的選委們,包括這些自稱開明的建制派是否也需負上責任?

然而,大部分建制頭面人物繼續為這「決定」護航。而那些「開明」建制除了例牌表示失望,很多都不約而同呼籲「泛民」考慮「袋住先」︰

「『框架無論是怎樣都要接受』,強調之後大家亦不能停滯不前︰『情緒發泄後,香港政制如何向前走?大家都要傾,要有機制去做。』」(戴希立  《巴士的報》)

「呼籲泛民不要『講死』否決方案,呼籲他們在情緒表達後,也要平心靜氣思考未來發展。他形容,自己的態度較積極,希望在狹小框架中,也可能可找出可妥協的空間,如研究如何擴闊提名委會選民基礎等。」(馮可強  《巴士的報》)

「『拉倒政改不會令中央對港政策更靈活、寬鬆;若通過,爭議可放下,製造新契機,令泛民與中央溝通。』」(曾鈺成  《明報》)
而幾個月前表態支持梁錦松參選下任特首的馬時享,雖表示對人大「決定」失望,但又認為是踏前了一步。

觀乎建制,即使自稱「開明」,對中共無論怎樣難以接受的offer,無論如何「傷心失望」,都只會千方百計遷就,從來不會說不,心態與那些明明有權自主推舉特首候選人,以及投票選舉特首的選委如出一徹,即無論中共要令甚麼人當選,他們也只會千方百計遷就,從來不會以選票說不。

說穿了,有「務實」,「不要與阿爺對著幹」的心魔,也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無奈,當然最重要是有利益瓜葛。最近有線《新聞刺針》就揭露,漁農界曾先後接受大陸官方二十億元「補助」,而在漁農業被香港政府刻意式微的今天,竟在選委會有六十席。他們的存在就是效忠中共,然後得到金錢的好處。而相信漁農界並非孤例。

而「開明」建制代表曾鈺成,明明早於年前在不同場合已說過「泛民」不能入閘參選不可思議的話,但北京落閘排除「泛民」參選人後,又說希望「泛民」可以盡量如他們般遷就中共。曾鈺成與他的同路人還可以「遐想」在這緊密框架下可以「脫穎而出」參選,「泛民」怎可能支持一個排除自己陣營的人參選的方案呢?正常的人都不會這樣想吧。

這些「開明」建制是真的覺得受「傷害」也好,為願意跟他們合作的「溫和」泛民找下台階也好,真心誠意為香港做點實事也好,都要顯示一點guts,首要任務是切實回應人大常委會的荒唐,如果人大常委會濫權的指控成立,應該敢於走出來要求人大常委會數收回它的框架決定,讓香港內部再從詳計議。如果要說服泛民「袋住先」,首先要中共承諾消除這個框架的荒唐成分,泛民老人李柱銘說過,如果完全開放提委會的組成,由市民普選產生,可以接受。「開明」建制願意為此而努力嗎?

其實,即使「開明」建制願意這樣做(灰記很懷疑,因為他們遷就中共的心態與其他建制分別不大),他們也只是少數。建制大部分人,不管為了什麼原因,早已成了遺失自由意志、仰望威權的人。

而當不少尚未遺失自由意志的人走出來向中共的荒唐說不, 並奮起抗命,例如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罷課,例如7月2日公民抗命被捕者擺街站宣揚理念,例如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撰文講述「新抗命時代」,香港人應如何抗拒奴化和自由被蠶食…時,9月8日免費報紙《AM730》刊登了那位最有文采的「開明」建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文章《不顧後果》,內容是「重新評價」希臘神話英雄普羅米修斯,以及他弟弟艾皮米修斯。

文章其中一段寫道︰「歸根究柢,是誰做事不顧後果而給人類惹禍呢?其實是普羅米修斯。人類要承受宙斯施加的苦難,完全是因為普羅米修斯觸犯了天規。他應當知道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知道他自己根本沒有力量和宙斯對抗;他既有大智慧、有先見之明,怎麼看不到他的叛逆行為必然給人類帶來嚴重後果呢?」

不少論者看後都認為曾鈺成意有所指,例如借普羅米修斯批評那些不計後果的抗命者,為香港人帶來災難。如有興趣可看看以下網絡文章︰《852郵報︰曾鈺成怪罪「盜火英雄」?》; 《魚之樂: 普羅米修斯的抗命 — 評曾鈺成議員的〈不顧後果〉》。

灰記倒覺得曾鈺成此時此刻提到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實屬可圈可點。如果以黑暗代表現況,盜火譬如期望打破困局的抗命。那些不斷遷就的人只是甘願活在黑暗中的「寧靜」,任由巨大權力擺佈。再說,如果大家都如建制派一樣,害怕激怒中共而不斷遷就它,會迫出中共「承諾」雙普選的時間嗎?如果不繼續抗命,中共會忽然「良心發現」嗎?

的確,抗命會換來當權者施加的苦難,結果難料,但如果如普羅米修斯弟弟艾皮米修斯一樣,怕得罪宙斯,完全聽命宙斯,給什麼就接受什麼,然後只懂後悔莫及,只會步那些建制選委(不管開明與否)的後塵,遺失自由意志,不懂適當時候say no。

831以後,再看「昨日西藏」

中共於2014年8月31日,透過由它操控的人大常委會,宣布一個由中共操控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正式撕破面皮,顯露人盡皆知的專制面目。很多人,包括灰記,都曾預言中共不會讓香港落實開放而平等的選舉,會有高的提名門檻以便操控,但想不到是過半數提委提名,封殺任何不被中共認可的候選人的完全操控。反映中共的自信心已墮盡谷底,只靠高壓和槍桿子維持政權。

或者有人說,只是香港一個小小特區的政治改革,為何談到政權生死的高度?這不是灰記胡亂說的,是中共自己承認的。把香港特首選舉與「國家安全」掛勾,難道不是中共「虛怯」的表現嗎?

813當晚,數千名市民到被政府總部和中共駐港部隊總部夾在中間的添馬公園舉行集會,強烈抗議北京再三違背承諾,扼殺香港的民主進程。台上先後有佔中三子不日啟動「佔中」的講話,廿五名泛民議員聯合聲言會否決政改方案及支持「佔中」,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罷課及不合作運動,以至一批學者代表五十多名已聯署聲明的學者上台,表示對中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憤怒。聲明的標題是「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簽署者當中有立場極溫和的人,提出的方案亦相當保守,反映北京的決定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不過,facebook上亦有有心人提出,了解中共的歷史及其本質,「袋住先」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有機會再談。)

台上講者個個情緒激昂,大部分講者抗爭之聲不絕,台下不同年齡、不分性別的參與者,亦全情和應,很有為香港民主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

灰記幾個月前因工作需要,和一位前國粹派半退隱的退休學者談香港政改,他並非死硬傳統「愛國」人士,「六四」後亦出席過遊行和燭光晚會,按照現在的說法,應屬於溫和派學者。他當時的說法是香港政改在中央心目中小事一宗,大陸很多事情已夠他們煩惱。他的良好願望是,即使余若薇當選行政長官,中央也不用擔心,她做不了什麼「反抗中央」的事。如果政改解決不了,香港會有「動亂」,會流血,但不用怕,台灣也是如此走過來。

不過,現在看來,在中共心中,香港政改並非小事一宗,會牽涉到中共政權的安危,即所謂香港民主對大陸民間的示範作用,即所謂顛覆基地,外國勢力只是託辭吧了。而中共弄至如斯地步,要到處維穩,亦是自作孽。(參看政論家練乙錚寫的《國家紛亂,港人埋單》)

至於他「樂觀其成」的後政改政局,香港人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迎接與台灣兩蔣白色恐怖時代的血腥暴力與肅殺?蓋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打生打死,但都是根據列寧主義組織原則而建成的專制主義政黨。而共產黨的專制和嗜血,亦比國民黨「青出於藍勝於藍」。香港人僅能憑藉的是已經被「白蟻」嚴重蛀蝕的「一國兩制」,曾經追隨中共的程翔已預言中共會不惜連「一國兩制」這幅假面皮也撕破,出動解放軍也在所不惜。但香港人有別的選擇嗎?

說到這裡,灰記要大肆批判香港的華資大戶/資產階級和依附他們的高級專業精英,他們在關鍵時刻,從來沒有扮過任何進步角色,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從來不是香港資產階級/大資本家所嚮往。他們響往的是繼續受中共政權的「蔭庇」,繼續壟斷香港的政治和經濟。

中共的「護法」之一,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就肆無忌憚為中國共產黨替香港富豪拒絕政治改革「撐腰」而解說。傳媒報道,他日前在香港外國記者協會一個論壇提到,中國要保護香港那些支持北京的工商界巨頭的利益,普選意味著社會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商界的蛋糕將被別人分享,必須考慮到他們的利益。王振民表示,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制著香港的命運。

王振民的說話是對香港資產階級「愛護有加」,還是「麻醉」他們的「甜言蜜語」?蓋中國經過三十年的蛻變,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中國經濟的是紅色資本。今時今日,中共不再忌諱直接干預香港,其所代表的紅色資本還能把持得住嗎?觀乎大量國企來港上市,一個新的紅色資產階級已在香港形成,他們可能與傳統資產階級合作,但大前提是要主導香港的經濟。從這角度理解王振民的說話可能更貼近現實。

香港的傳統資產階級和南韓、台灣的資產階級一樣,只顧依附威權政權,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社會改革。

由於台灣和南韓在民間不斷抗爭,不斷爭取下,先後實施民主,工會力量、勞工保障、社會福利等多少都有所發展和改進(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而正正因為香港民間遲遲未「覺醒」,資產階級/資本家與政權勾結獨大的局面一直維持,無論英國殖民統治者還是特區政府,都以「保障」資產階級特權賺大錢,即所謂中環價值為己任。

book說到這裡,灰記應該提到西藏了。近年多了香港人關注西藏的命運,甚至不少提出「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或「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最近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西藏現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第二卷的中譯本。此書細緻地講述1950年下旬,中國出兵藏東,攻佔昌都,與西藏噶夏政府代表於北京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中國共產黨政權以及印度、英國、美國一些「外國勢力」的想法,以至1951至55年,中共與西藏統治階層及貴族最「友好」的那幾年,西藏各階層的精神面貌,以及對西藏成為中國一部分的複雜想法。

近年,不少人都提出,鄧小平的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什麼創見,或偉大構思。早在1950年代,西藏被迫納入中國版圖,也實施過「一國兩制、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即所謂「十七條」,結果實行了短短九年,以西藏最高領袖達賴喇嘛於1959年流亡印度,中共全面接管西藏告終。

1950年的西藏,與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的香港,以至今日的香港當然有極大的不同。 西藏當時是一個神權國家,是前現代社會,一切都十分「落後」。有趣的是,二十世紀西藏兩代最高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喜措,和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都曾希望改革自己國家,改變落後、封閉的局面。

恰巧而諷刺的是,兩位西藏政教領袖,都曾流亡外國(十四世達賴喇嘛至今仍未能回到故國)。而他們之所以要流亡,都是因為與實力比他們強大國家的壓迫有關。

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兩次流亡,第一次是1903年英國印度軍隊從錫金入侵,次年8月攻陷拉薩,達賴喇嘛出走蒙古。第二次是1909年清軍由趙爾豐率領入藏,實行「改土歸流」,強迫西藏人「漢化」,無數西藏人被殺害,1910年由鐘穎所率川軍進駐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要求國際社會關注。

轉自「看不見的西藏」網誌

轉自「看不見的西藏」網誌

翌年辛亥革命,清廷遜位,達賴喇嘛乘機於印度宣布西藏獨立,西藏軍隊乘機驅逐清軍。1913年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並頒布詔示,實施改革。幾年前有人把藏文的詔示翻譯成中文,部分內容如下︰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吏,在徵税或執法期間,應盡公正誠信之責,使政府護益亦不使人民受損。西藏政府派駐阿里三圍及康區等遙遠地區的一些無知官員,强迫高價攤派商品,非法徵調超額的人力畜役,以輕微違法為藉口,没收房屋土地,斷人肢體等,從而使人民不堪騷擾而難以安身立命,對此類不顧因果報應,毫無道理的行為和刑罰,從今以後一律禁止,務使其絕迹。
四、我們西藏是天然資源豐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國家進步的一個獨立的宗教小國。目前,對文武工作的嚴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衛之武備正在建立之中,雖然由於徵兵以及康區的交通沿線暫時將會面臨一些困難,但考慮到過去中國不是主人而卻欲霸佔西藏的歷史,大家不僅要自覺主動、千方百計地實現自主自治,保家守土,而且,凡東西南北邊界地區的哨所要常備不懈地防備外人奸细入境。如果出現任何细微可疑之處,都要随時通過宗溪(縣或莊園)的驛站報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鬆或因小事而引發大的衝突。
五、西藏雖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曠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奮者也欲開荒耕種,但因一些官员貪瀆作梗,地主自己不能開荒耕種,卻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用,此種從根本上損害地方發展的惡習除了損己害人以外没有任何好處。從今往後,凡是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許貧窮勤奮之家庭自主開荒耕種,或種植果樹蔬菜等,政府、貴族或寺院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加以阻攔。新開墾的土地免税三年,三年後根據面積、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缴纳租税,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和地主獲税租之利。 」

梅戈斯坦的書亦對西藏的「莊園農奴制度」有所著墨,西藏的統治階層主要是僧侶和貴族,由僧官和俗官組成的噶廈政府是最高權力機構,噶廈之上就是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格魯派(達賴喇嘛屬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的高層僧侶亦有一定政治影響力。此外,由噶廈授權召開的「人民議會」(只有僧侶、貴族、莊園主參加),亦有一定諮詢功能。

最底層的農奴是主要勞動力來源,為莊園、寺院,以至政府的土地耕作,亦要無償替莊園、寺院完成政府要求的雜役,被剝削,甚至被勞役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農奴可以耕種多餘的土地,收益歸自己。而農奴只要能完成其義務,行動亦自由。有些勤奮精明的農奴,可能比一些貴族還富有,甚至僱用僕人,這些富俗農奴在中國內地可能已被定義為地主了。所以西藏的農奴並非如中共所宣傳般,一定生活於黑暗和水深火熱之中。

任何家庭,包括農奴家庭都可以送子弟往寺院修行,當僧侶。一個農奴子弟一旦成為僧人,便不需擔當農奴義務。一些貧困家庭為了減少負擔,會送子弟曾僧侶。中國「解放」西藏時,當地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幾是僧人(佛國泰國只有百分之一人口左右是僧侶)。這是中共後來攻擊西藏寺院不事生產,加重平民負擔,強迫大批僧侶還俗的「理由」。但西藏人則認為這是他們與別不同之處,並引以為傲。

由於歷任達賴喇嘛都是「轉世靈童」,第二世是第一世的「轉世」,如此類推。「轉世靈童」被確認後一段長時間要隨經師學佛,由攝政代理其國家職能,直至他長大成人為止。因此,達賴喇嘛一生也被西藏這些上層包圍,是否能接觸平民(農奴),了解民間疾苦,一切要看這位達賴喇嘛的造化。但有改革思想的達賴喇嘛要強制統治精英行事亦會遭遇抵制(通常都會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

十三世達賴喇嘛雖然了解到西藏需要現代化,才能立足世界,但都不能成功。一九二零年代,西藏企圖開辦第一所現代學校,但在主要為守舊僧侶的反對和恐嚇下,辦學不成。達賴喇嘛亦曾企圖現代化軍隊,亦被守舊勢力阻撓而未竟全功。到了中共打敗國民黨奪政權時,西藏仍是十分「落後」的社會,軍隊不堪一擊。

雖然中共於1922年7月發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民族自決原則,支持西藏、新疆、蒙古三個「少數民族」地區獨立,但到1949年奪取中國政權時早已忘記這些諾言。或者說這些「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黨人經常批評的宗教一樣,是用來「麻醉」人民。當共產黨人真正當權時,便成了極現實的功利主義者,於是中共不但要繼承大清帝國侵略/擴充而得的領土,還要比清朝以至民國更有「作為」,要牢牢掌控西藏、新疆、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而不是尊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由他們自由選擇是否留在中國,以甚麼形式留在中國。

而西藏對中國有很大的利用價值︰「…比如拿國防來說,西藏對我們的幫助也是很大的。如果你們選擇和帝國主義者合作,和我們以金沙江為界,以我們為敵,那我們將會非常困難。…你們有很多資本。將來在經濟上西藏也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肋。…在你們那裏可能有大量石油,同時還有各種礦產,將來開採後對國家建設很重要。」(1955年3月8日毛澤東與達賴喇嘛交談 《西藏現代史  二卷》 516頁)

本來,面對弱小的西藏,中共佔領昌都地區後,要揮軍直搗拉薩並不十分困難,英印軍隊和大清軍隊都曾這樣做過。但深謀遠慮的毛澤東認為武力「解放」西藏是下下策,以武力威嚇,以保證西藏固有制度和達賴喇嘛地位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不變(猶如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作餌,誘使西藏人談判「和平解放西藏」。

為何武力解放是下下策,「首先,西藏與另一個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新疆不同。新疆有成千上萬的漢族人居住,而在西藏實際上沒有漢族人居主,也幾乎沒有會說漢語的西藏人。因此,沒有類似第五縱隊這樣的勢力可以提供公開或私下的支持。

其次,西藏不僅沒有漢族人,而且至少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裡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並獲得一定的國際身份認同。它開始同包括印度、英國和尼泊爾在內的其他國家建立了聯繫。最危險的是,它還同中國在冷戰中的敵人—美國建立了聯繫。因此,武力佔領西藏很容易引起國際爭端。…

再次,西藏是一個傳統的宗教神權政體。佛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支配著全民族的世界觀和西藏的存在意義。…即使是最貧窮的階層也不太可能響應號召,站起來反對世俗和宗教的土地所有者,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不太可能。而在一般情況下,這些貧窮的階層本應該是共產主義者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西藏現代史 二卷》22-23頁)

但中共有一點絕不妥協,就是要西藏政府必須接受中國軍隊駐守西藏,名為保護西藏免受外國威脅,實則就是必要時軍事鎮壓不聽話的西藏人。(香港人看到駐港解放軍裝甲車在調動的消息,也可作如是看。)

而西藏統治階層一邊求助聯合國、英國、印度、美國,一邊在1950年下旬授權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談判團和中共談判。他們起初回應中國建議的底線是可以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但前提是必須保證達賴喇嘛的名號和權力維持不變,西藏政府繼續獨立地作決定及施政;繼續管理自己的對外事務;不接受中國駐軍等。

看到這裡,大家會否記起英國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英國人是為自己的利益,不是香港的利益談判。當他們知道自己九七後不能繼續管治香港,便著力「光榮撤退」,及利用談判爭取英國而非香港的利益,所以節節退讓。但西藏統治階層雖然極力希望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性,但形勢不許可,談判團在中共堅持下,亦只能節節退讓。

那時十五歲的達賴喇嘛已經與部分政府高層在西藏接壤印度的邊境城鎮亞東駐紮了一段時間,做好流亡的準備。只留看守政府在拉薩。而阿沛他們亦認為每事尋求噶廈政府同意費時失事,擅自於1951年5月與中共簽訂「十七條」。而留在亞東的西藏政府,當知道英國、印度無意為了西藏而開罪中國,也不支持他們把西藏問題帶往聯合國後,在中國催迫,及一些面對現實的官員遊說下,最終以打卦作決定,打掛結果是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雖然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繼續尋求美國支援,美國最終答應提供軍火,及支持西藏把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等的援助,但為時已晚,且實際上若無外國軍隊的幫忙,西藏人阻止不了中國軍隊的佔領。最終基本上整個西藏統治階層接受現實,西藏成為中國一部分。

當然西藏的「一國兩制」與香港並不完全相同,但觀照他們的歷史,也許有一點得著。

親政後的達賴喇嘛,一些貴族官員如阿沛等,以至1940年代加入了中共的平措汪杰(平汪,他是中方談判團中唯一西藏人)等,都希望改革西藏落後的局面。阿沛經常與其他噶廈官員說,應該主動配合中國,主動改革,這樣我們西藏人才有主動權,否則要中國人來替我們搞改革,效果一定不好(大意)。而他亦甚受中共和達賴喇嘛信任。

當然,亦有不少上層貴族後來與中國人合作是「看風駛梩」,接受中共對西藏上層的統戰。近年致力西藏歷史研究的旅美中國作者李江琳,在其《1959 拉薩》一書就提到,「當時拉薩的多數大貴族都同中央在西藏的貿易機構有經濟聯繫,20多個家族與中方機構有買賣合同,交易金額多達9百多萬銀元。整個西藏的6千名中上層人士中,有2千多在中方機構任職。(《1959 拉薩》148頁)。這亦令灰記想起那些忽然「愛國」的香港上層人士。

贊成改革的人當中,亦有能透視中共「本質」者。「和阿沛相似,索康贊成改革和發展西藏;但是和阿沛不同的是,索康不相信共產黨會讓西藏維持過去的樣子,也不認為西藏精英的生活方式能夠持續多長時間。他覺得他們遲早會消滅宗教和世俗精英階層以及支撐他們的制度。」(《西藏現代史 二卷》421頁)。他的預言果然不到幾年應驗。

達賴喇嘛孩童時經常聽寺院的僕人講述家鄉窮人的慘況,很早便十分關注基層窮人的生活。他於1954至55年在中國大陸訪問了差不多一年,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甚有好感,覺得共產主義中的平等思想與佛教有共通之處︰「我也喜歡他們主張的無國家和民族之分、所有人類全都平等的國際主義。在國際運動中,窮人成了國際性的無產階級。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我喜歡這種觀念,也喜歡社會主義之下所有人享有的平等。當共產黨員互稱同志的時候,看起來他們真的互相信任對方,也真的是願意為理想獻身的人。…我滿懷希望,認為只要中國人給我們一些幫助,我們就能夠使西藏進步。」(503頁)

那時毛澤東表現出來開放和不拘一格的「領袖魅力」,「征服」了十九歲的達賴喇嘛。當時被中共指派當達賴喇嘛翻譯的平汪回憶這位西藏法王第一次和毛澤東會面後的心情︰「當達賴和我坐上車回到住處的時候,達賴也非常高興。他興奮得擁抱了我說︰"平汪拉,今天的事情很順利。毛澤東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我也非常高興,因為這個關鍵性的首次會面進行得如此順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對西藏的希望全都維繫於此。」(492頁)

其中讓達賴喇嘛「迷惑」的一點,是毛澤東主動提出西藏的國旗(雪山獅子旗)問題,說西藏人可以保留他們的國旗。還故意問達賴喇嘛,「除了那面旗之外是不是也能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呢?可不可以?」(512頁)。當然,雪山獅子旗後來和達賴喇嘛的肖像一樣被禁制。

毛澤東的一時開放,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時的鄧小平。當時他曾(在內部?)說過可不派軍隊駐守香港,以示自己的開放和寛鬆,後來想想又改變主意,但沒有(或來不及)通知其他中共高層。於是當耿飊(曾任國防部長)於1983年3月當選人大副委員長後,被記者問到駐軍問題,他說可以考慮不派駐軍隊。鄧小平知悉後大發雷霆,在記者面前大罵兩名人大副委員長耿飊、黃華胡說八道的尷尬場面(黃華後向鄧小平澄清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中共大家長獨裁善變作風的弊端表露無遺。

再回到當年的西藏,達賴喇嘛受其在中國所接觸的共產黨員及所看到的事物所吸引,曾經想過加入中國共產黨,希望盡快改變西藏「落後」的局面。但他對毛澤東說漏了嘴的宗教毒害人民抱有一定的戒心。

而這些當時還有話語權的西藏「進步」上層,嘗試一些改革,減少政府的盤剝,上層的特權,但效果不大(保守勢力抵制)。諷刺的是,毛澤東忠告達賴喇嘛改革不要太急,要因應西藏人的接受程度,要暫時容忍西藏的「落後」。當然這位比其領導的共產黨更善變的「偉大領袖」,上世紀五十年代中中國內地土改完成,便妄想「超英趕美」,搞其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偉大構思」,結果很多中國人遭秧,也連累西藏。

一九五六年中共開始在四川(民國時西康原本是西藏人聚居的省份,中共建政後併入四川,西藏人社區變成自治州)的藏族自治州實施「民主改革」,實質是由土改到人民公社一併搞。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是以「極左」閒名的李井泉(他是毛澤東多次「極左」政策的旗手),他原來已看不起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於是強硬執行「改革」,沒收土地和牲畜,強徵糧食,引起各階層藏人「叛變」,中共亦無情鎮壓,血洗藏人社區,大批藏人逃到西藏。雖然當時西藏還未實施「民改」,但西藏人人心惶惶,最終導致西藏人對中國人的極度不信任。

1959年3月初駐藏解放軍欲邀請達賴喇嘛往軍營參觀歌舞表現,拉薩部分貴族、僧侶和群眾知道後,一批人前往阻止他們的法王前赴應約,害怕他被中國人綁架。此事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以及3月10日的起義(西藏人角度)/叛變(中共角度)。之後就是中國人全面接管西藏,阿沛以至十世班禪喇嘛確吉堅贊等,這些藏人心中的親中分子名義當上領導。隨後幾年西藏產生劇變,傳統社會結構被共產黨組織代替,寺院遭破壞/清洗,與中國內地看齊,並非達賴喇嘛、阿沛,以至平汪心中的改變。

如果要比較西藏和香港,當年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統治階層和貴族精英,的確曾經有一鼓改革力量,他們不惜犧牲上層的既得利益,希望透過自主改革改變西藏的落後局面,而起初中共亦擺出十分開明的姿態,願意幫助西藏人自強。正如1950年代初期,撇開中共在中國大陸進行土改時的「偏差」,例如隨意錯劃富農為地主,例如過份暴力,大批貧農獲得分田,窮人好像翻身。但過不了幾年,毛澤東的中共露出真面目,搞他的「空想社會主義」,沒收農民所有財產/生產工具,強制勞動,農民等於國家控制下沒有任何自由的農奴,比西藏的農奴還不如。

但在高壓下,中國地區只有零星的農民抗爭,只有小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抗,換來殘酷的鎮壓。而當中共作為國家最大地主的農奴制正向著西藏席捲時,西藏這個未被中共黨組織滲透的傳統社會,反抗/叛變是意料中事,中共無情鎮壓也是意料中事。

而西藏上層亦因為中共的變臉而分裂,一些認為與中共硬碰沒有出路的人,如阿沛,選擇與中共合作。而絕大部分人中下層都不願意達賴喇嘛安全受威脅,選擇保護他們的法王。假使達賴喇嘛不選擇流亡,繼續留在拉薩,他能否繼續同中共「和平共處」?還是和他的傳統對手,影響力比他小的十世班禪喇嘛命運一樣?

中共為了統戰需要,由班禪喇嘛代替出走的達賴喇嘛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主任。這位一早已被中共統戰的活佛,也看不過眼中共在西藏的「倒行逆施」,不理身邊的經師勸阻,於1962年發表著名的「七萬言書」,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導致班禪與中共關係惡化。1964年,十世班禪出人意外地於一次萬餘藏人參與的集會中,表示達賴喇嘛是西藏最高領袖,宣揚西藏獨立,此後立即被逮捕,被指控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最大的反動農奴主之一」並被剝奪了一切職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十世班禪被批判為「班禪集團」受到迫害入獄。

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國家,西藏上層即使在與中共「合作期」,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獨立自主,當中共直接掌控西藏後,一些西藏上層如班禪喇嘛對中共的「胡作非為」沒有選擇沉默或替其「歌功頌德」,而是提出「諌言」,換來十年牢獄生涯。那位西藏人中的最高級共產黨員平汪,因被懷疑有「民族分離」傾向,則比班禪喇嘛更早被捕入獄,刑期更長。

而兩位獲釋後雖然仍留在大陸建制內,但仍堅持講真話,1980年代亦是中共統治西藏比較寬鬆的時期。班禪喇嘛於1989年初圓寂(有傳他是被中共毒殺)。平汪於今年去世,死前多次上書中共中央,提出讓達賴喇嘛回國及實施其倡議的中間道路–即留在中國實行真正的自治(這亦是中共曾經承諾過的)。

至於在「社會主義祖國」出生和成長的年青一代,有很多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備受威脅,08年至今越來越嚴重軍事監控,表示極度憂心,抗議示威時有發生,但一一被鎮壓,參與者被捕。為了表達對西藏自由的盼望(或絕望?),一百三十多人自焚,自焚者起初都是青年人(這令灰記想起香港的學民思潮和學聯),後來較年長者受感召亦參與其中。

相比之下,香港這個被英國統治百多年的殖民地,究竟有什麼可凝聚港人的共識?除了曾是賺錢的好地方,難民的避難所外?

香港是極端資本主義社會,養成香港人基本自私的性格。現在主導香港經濟的傳統資產階級(以本地華資地產商和銀行家為主),除了盡力鑽空子賺得幾多得幾外,對香港缺乏承擔。1980年代初當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這群華資大戶看風駛梩,當知道英國人大勢已去,便紛紛響應中共「愛國號召」,走其上層路線,利用金錢與中共高層建位關係。其時中共亦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訂下了以本地資產階級為主導的治港政策。而本地資產階級,以至附庸於他們的專業精英階層,都以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為己任。鼓吹社會改革和民主的主要是一些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和獨立於傳統「愛國」陣營的基層民間組織(今日「泛民陣營」的前身)。

如果說今日香港政制舉步維艱,香港的資產階級和高級專業階層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連當年「封建傳統」甚深的西藏上層也不如,只懂依附中共當權者,對香港沒有任何願景和承擔,不敢也不肯為捍衛香港「一國兩制」說半句話。為了繼續壟斷經濟,千方百計阻礙政制的前進,因為害怕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會影響他們的政治特權,從而影響他們的經濟壟斷,這已是老生常談。

九七後,香港資產階級只懂透過「告御狀」去維護自己利益。只有一次出現「抗命中央」的情況,就是2012年特首「選舉」唐梁之爭。起初中共承諾他們唐英年作為他們的代理人會當選特首。其後中共改變主意,讓堅持參選的「土共新貴」梁振英當選,並派中央大員劉延東到深圳宣布要梁振英當選的「聖旨」,部分忿忿不平的華資大戶,以李嘉誠為首,拒絕按「聖旨」行事,還在「選舉」當日高調與唐英年握手,表示仍舊支持唐英年。甚至罕有地公開談論自己對法治自由的關注。

已經有很多論者講過,不管公眾如何質疑李嘉誠旗下集團做生意的手法,他是香港最具國際視野的華資大戶,業務早已國際化,可以實踐「資本無國界」,比其他香港資產階級更有能力向中共「說不」。但這種「說不」只是基於自己利益受損,而非為了香港的整體政治利益。

而即使李嘉誠有「勇氣」向梁振英作出「不合作」舉動,都是流露貪焚資本家咀臉的不得民心之作,如以出售住宅作招徠,拆售旗下酒店,企圖鑽法律空子。結果在政府威脅採取法律時,與眾多買家達成「撻定」協議,尷尬收場。

而在中共經營下,曾經「分裂」的香港資產階級(所謂一、二線財團的矛盾),似乎再次歸隊。這次中共「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一如以往,資產階級、高級專業階層,「愛國」陣營不在話下,都拍手歡迎。

面對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紅色資本會佔主導的態勢,這群大資本家仍幻想如王振民所言,會照顧他們的利益?還是他們心中已有plan B,必要時撤資走人。無論何種選項,這群香港傳統資產階級,在香港民主進程上都扮演了「反動」角色,更遑論能如當年一些「進步」西藏上層,主動提出改革了。

至於過往賺錢至上,迷信硬件發展的香港人,有多少人會覺今是而昨非,願意挺身「抵制」 中共的全面接管,「抵制」大陸紅色資本所標誌更劣質的資本主義運作?

而觀乎西藏人、台灣人、南韓人的經驗(還有大陸現在備受打壓的維權活動),香港的抗爭者不宜心存僥倖,也應該善用現在還未完全被蠶食的法治和自由,善用餘下(未知最快幾時完結)的「一國兩制」,作出有「智慧」的抗衡。

最後送上當年達賴喇嘛樂觀,現在仍有不少人未心死的看法︰「…實際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在鬧革命,所以國家邊界已並不重要了。…我們可以共同建設一個國家,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和信念。」(《西藏現代史  二卷》 520-521頁)

不少論者已提到,未來抗爭運動,「本土」,甚至「港獨」議題會越來越成為焦點,如果能更「辯證」地看待「本土」與「大一統」的問題,也許可以凝聚更多香港人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