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之後

三月廿五日之後,有人覺得叫喊「狼來了」叫多了,叫得非理性了。facebook甚至有教師文化人留言,對舖天蓋地反梁聲音覺得很膩,對互聯網上的「恐狼」聲很不以為然。

KELVIN NG 照片

灰記覺得反梁振英是應有之義,因為他代表中共/中聯辦更明目張膽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踐踏一國兩制,為何不能反?熟悉大陸的時評論員劉銳紹對同行說,梁振英當選後高調走訪中聯辦,就是要把西環(中聯辦)管治中環(特區政府)合理化,就是要香港人慢慢習慣。他批評這樣做會令一國兩制更被削弱,令特區政府獨立性更成疑,梁振英管治更困難。他是從中共管治的角度去看,覺得這樣做「愚不可及」,但灰記從香港人立場看,覺得十分可惡。

另外,facebook的一些惡搞圖,把他跟毛澤東和希特拉等量齊,倒實在抬舉了他,梁振英只是中共的馬前卒吧了。「恐狼」其實出於恐共,灰記雖然覺得恐共無補於事,但卻「情有可原」。中共源自斯大林主義的毛式專制獨裁,對中國人民恐怖統治造成的災難,多讀一點歷史,也不會沒有感受。

今日中國沒有了毛澤東的「無上權威」,換上「現代化」的面貌,但中共骨子裡的專制,對人民的不信任,對異議聲音的敵視,開動起專政機器維穩時,平民、異議者遭受的苦痛一點不輕。輕則被驅趕,被監視,重則秘密拘禁和判刑。在這種專制統治下,人民心生恐懼是正常的。所謂恐怖統治,不就是要人民懼怕而噤若寒蟬。但今天看來,大陸人民也不再默默忍受,中共的維穩統治並不完全見效。

但作為專制主義者,中共要收緊對香港的統治是時間問題,這次中共完全不避嫌,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威迫利誘推其同路人梁振英上台,其要「更好」利用香港之心昭然若揭。換言之,新政府實施的政策,可能越來越考慮「國家」利益(分分鐘是中共官僚權貴的利益),甚至不惜犧牲香港利益。認清這個事實,就只有靠香港未完全受蠶食的自由空間,跟中共及其代理人作抗爭。

換言之,這次可能是繼「九七」的又一次的「改朝換代」,以中共及梁振英的強硬作風,「強勢治港」。梁振英的鷹派作風,城市大學的教職員相當清楚。有同行訪問教職員工會主席馮偉華,馮指他當校方董事會主席時,打壓工會不遺餘力,有人停電不讓工會於晚上舉行集會;工會發電郵質疑誰為了「擦鞋」而出此下三流手段,結果換來每個工會執委收到律師信,說他們誹謗董事會,諷剌的是,工會根本沒有說過是董事會做的。更甚者,馮偉華任教科系的系主任也收到警告信,而系主任根本與工會沾不上任何關係。最讓人感到氣憤的是,校方竟然收回工會用了十多年的辦事處。無怪乎這位新任特首,在城大教職員最近一次民調的評分如此低。

當然,有人會疑問,馮偉華是泛民中人,可能會誇大梁振英的負面形象,但原來有「左派」中人私下向灰記同行透露,愈熟悉梁振英的人,愈對他難以信任。灰記不排除這反映中共地下黨的內部不同系統的互相猜忌,概中共內鬥之殘酷,很多過來人都書寫過。但無論「左派」內部,以至非共人士都對梁振英為人有所保留,則是一個警號。正如那位現在頻向梁振英送秋波的變色龍葉劉淑儀,被自由黨的周梁揭發,曾說過「梁振英會害人」。灰記倒不因人廢言,覺得葉劉這句話並非無的放肆,甚至是對梁振英最傳神的描述。不過,灰記不會輕信葉劉跟著說的那句,「我不會害人」,這位權力欲甚強的政客,未必不會不為了「上位」而不害人。可惜很多人卻忘記了她03年硬推23條的嘴臉,把她捧成最受歡迎的議員。

說回梁振英,總之其為人跟現在不斷「親民」的作風有很大不同,則肯定是事實。就以街工為例,差不多一年前,他們邀請當時公開說「當仁不讓」,但民望極底的梁振英討論屋屋及民生問題,梁單人匹馬赴會,表現誠懇,還說公屋建屋量不足,要建多些公屋,一年一萬八千個單位也不夠。但當他知道中共屬意他當特首後,為了安撫地產界和工商界,政綱不再提要大量興建公屋,民生政策甚保守,相比唐英年的政綱也不見得進取。

而他當選第二天,街工往請願,他三次遇到街工請願者,也不願接情願信,變臉速度之快,讓人嘆為觀止。當然有人會說,唐英年以至曾蔭權不也是不理民意,政客就是如此。是的,所以灰記跟很多市民一樣,反對唐英年和曾蔭權的同時,也反對梁振英。而街工的區議員更對記者說,曾蔭權等不理市民,大家心裡有數,不會有期望。而梁振英是起初要製造一個親民形象來突圍,難免令人有「過橋抽板」之感。

不過,當日力撐梁振英「入閘」的社協主任何喜華有不同看法。可能梁振英應承他3月31日到深水埗跟基層市民舉行論壇,令何覺得社協仍受重視。但灰記對梁振英有「偏見」,覺得他這一連幾天的「親民騷」,最重要的目的是消減民間團體及「泛民」四月一日「反梁振英」、「反西環治港」遊行的「聲勢」。選擇何喜華的社協,是因為社協沒有反小圈子選舉,沒有批評他民生政策大縮水,沒有質疑他反自由的意識型態。三月廿五日的反小圈子選舉遊行,很多基層團體都有參與,獨欠社協。灰記相信四月一日,甚至七月一日的遊行社協也不會參加。

跟很多同行一樣,灰記絕不懷疑社協服務基層的誠意,不過,一些重大的民生政策,如全民退保等,必須民間團體通力合作爭取,一些對抗反自由的行動,例如反23條等,必須民間團體互相支援,才能結成捍衛自由的聯盟。何喜華說會繼續監察政府,但願他不會因為社協可能受新政府更多資助,而減少批評政府民生政策的不是,甚至對新政府壓制自由的舉動視而不見。如果梁振英最終「過橋抽板」,社協也有義務將其真面目公諸於世。

社協對梁振英的態度,又令想起facebook上,那位教師文化人。他說︰「……梁振英要做野爭民望,採強硬手腕,難道大家真係唔想睇下佢點對付班土豪劣紳,撐林鄭對付丁屋僭建,處理雙非問題,以及令四大地產商收斂一下,難道這不是大家想見的嗎?大家心知肚明,特區政府此時此刻執政就是需要效率,日日睇住班得個講字既議員係度吵鬧,真係仲未煩夠咩?」

這也許是不少港人的心態,正所謂「有能力」的人「帶領香港」,懶理梁振英代表的中共及不同的上層利益。灰記總覺得,如果有越來越多人認為民主煩亂,民主沒效率(更可況香港是向工商界傾斜的半民主議會,基層利益往往被犧牲,爭取全面普選,是維護基層大眾的利益的第一步。而如預期普選後(如果爭取到的話)的議會會更吵鬧,這是民主的代價),可能意味越來越多香港人接受威權主義,這正中中共的下懷,所謂一手硬一手軟,胡蘿蔔加棍子。香港離順民政治究竟還有多遠?

「狼」已經來了!

由Oscar Lai上載

三月廿五日,當宣布梁振英「當選」的一刻,身處灣仔會展舊翼外的人,都會感受那些絕望、痛苦,不一而足的感情宣洩。那些比較關注香港政治的民眾盡情流露對梁振英所代表的「港共治港」的恐懼、壓惡。

灰記身在現場,印象最深刻是一位身型高大的大學同學,一邊高叫「梁振英下台」、「香港玩完」等口號,一邊淚水湧現,情緒失控。然後,一位社運界的大姐在旁趕忙勸慰,不要失落,這只是一時的挫折,我們必須沉著,保持元氣,抗爭是漫長的路(大意)。作為傳媒前線員工,灰記「遊走」於抗爭民眾現場,以及傳媒「客觀」報道的梁振英勝出消息之間,也有說不出的感受。

然而這種悲情,似乎只發生在會展舊翼外和facebook上,灰記在其他地方遇到的一些人,不是不關心就是覺得梁振英做特首沒有甚麼不好。灰記聽得最多的論調就是唐梁誰做又有甚麼差別,搞流選有甚麼意義,都是「阿爺」屬意的人做。梁振英不是商人,至少沒有個人利益,會做得公正一些,最重要大家有飯吃。這就是一般「非政治化」的市民挺梁的理據。灰記嘗試跟其中一位提到他是中共的人,在收縮香港人自由方面將會不遺餘力,這名街坊冷冷的說,「佢點會搞到我地啲小市民,駛乜咁擔心。」灰記不知有多少市民持這種心態,是否大多數?對實用至上的中共,「培養」不到「愛國愛港」的市民,退而求其次,這種順民也收貨。對特區建制而言,也樂見認命的市民佔主流,有利管治。

灰記在想,三月廿三到廿四日的民氣,22萬市民不管投票無約束力,只是民間一場「表態遊戲」,也十分「莊嚴」地把它進行到底,然後12萬人投白票,向唐梁及小圈子選舉說不,是否一場「虛火」?好友樂觀的說,黑客襲擊的事常有,能激起市民的義憤,可以看成市民對中共/中聯辦操控選舉忍無可忍,是港人現在逐漸形成「共有」的底線,一旦當權者太過份,必惹起反彈。但何謂過份,就要民間,包括各崗位的「持份者」,堅守基本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與當權者透過意識型態灌輸,如「國民教育」,如陰魂不散的「外國圍堵中國」、「反中亂港」、「沒有國那有家」的論述,企圖把侵犯人權自由說成「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堅決鬥爭。將來的23條立法,勢必會再掀起這些論述,以為當權者用,港人必須堅守底線。

這次「選舉」結果,梁振英勝出,流選落空。有人歸咎於「泛民」不願進行「不道德交易」,全數投予唐英年,造成鐘擺效應,令挺唐者不會臨陣轉軚,阻止梁振英上位。建議泛民與唐營合作的是樂觀得要命的數碼電台主持Q仔黎則奮。Q仔提出的「搏奕論」是否可行,因為泛民沒有如此做,很難論證。倒是灰記先前憂慮的「泛民二五仔」暗投梁,看來並沒有出現。「泛民」選委約二百人,現在投何俊仁、白票及不進場投票的加起來有219人,除自由黨幾個頭頭外,基本上應該都是「泛民」選委的選擇,相信這和12萬人投白票的壓力有關。(但據Q仔在電台所說,收到消息有約三十名挺唐選委沒投票,而提名何俊仁的「泛民」選委有近二百,他推算有「泛民」選委投給梁振英,如果是真的,這些「泛民」選委必須受譴責及唾棄。可惜「泛民」沒有集體離場,要捉拿這些「二五仔」很難。或許看遲些有甚麼人被委公職來推斷吧?)

至於自由黨幾個頭頭為何甘願冒得罪中共風險投白票,灰記也想不通。正如為何唐英年甘冒大不諱,爆梁振英行會內的鷹派言論,然後大談要與市民一起爭取2017雙普選,令人想不通一樣。看了傳統「左派」陣營過來人,政論家練乙錚先生的文章《大和解含大騙局—東方紅鬥紅兒紅》,似乎有所領悟。雖然練先生大膽預測唐英年未必大勢已去,結果唐最終保不住百多名提名他的選委轉投梁而「大敗」,但其分析仍具參考價值。

「筆者早說過,無論唐梁,都是利益板塊的代表,彼此背後還各有互不隸屬的黨線提供政治能量,形成兩個互鬥的金權複合體。和1997年不同,這次特首『選舉』只有惡鬥,沒有所謂『中央』欽點,因為『中央』在此事上完全分裂,又或者可以說有兩個『中央』…..,

其次要注意,共產黨搞鬥爭有幾個特點,一是內鬥往往比鬥外敵更殘酷;二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三是團結大多數以打擊被孤立的一小撮;四是不同階段的敵人可以是現階段的朋友。唐背後黨線上的政治指導如果認為梁營是現階段主要敵人,則提出前述兩個指控,既可拉攏泛民群眾,又可殺梁一個措手不及,故從陣營觀點看,可說是一記好招。

關鍵是,此派要在北京的高層權鬥之中,起碼能立於不敗之地;如此,『好招』的『理論根據』才能成立,否則便是裏通外敵(泛民),罪大惡極。筆者此前說過,唐梁惡鬥,敗的一方結局會很悲慘,此說因結局前的鬥爭不斷升溫激化而愈來愈清楚。所謂會有『大和解』,筆者不相信。

再者,北京最高層的鬥爭對香港局勢有直接啟示,重要看點之一是,替代薄熙來的張德江,是江澤民的馬而不是胡溫的人。這顯示在重慶事件上有三派,那就是薄的文革派、江派、胡溫的團派。薄對中共現領導的威脅比對江派大,後兩者既聯手鬥倒文革派,江自然要得到回報,於是張德江上台取代薄。這表示,薄倒台,江的勢力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如一般假定江支持唐,則唐並非身處絕地;這也是前幾天李先生依然大大方方代表各大地產商出來高調挺唐的一個原因;如果唐及其北京靠山大勢已去,李先生的對策斷不如此。

目前形勢,筆者認為,中聯辦佔地利,在港直接操盤,對梁有利;北京港澳辦接近權力中心,較易影響大局,唐可得益,故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北京高層分派,以至小圈子港事失控,現在連要不要投白票也管不了,唐梁惡鬥焉能不持續到最後一刻,靠千多名選委平日以及日後想吃哪門的齋修哪門的行去決定投票結果?」

現在結果顯然是江派在特首「選舉」上敗給胡溫團派。其實投票前一星期,不同政黨團體都已歸邊說會投梁振英,中共在港外圍組織民建聯及工聯會的表態最具象徵意義,甚至《蘋果日報》早於兩、三星期前,報道梁振英會以700票當選,說支持唐英年的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的「集團」瓦解。其實這次「選舉」讓人疑惑的地方還有很多,例如江「欽點」的董建華為何要力撐梁振英,為何與董建華關係千絲萬縷的李嘉誠又力撐唐英年,都是一般市民很難理解。

況且,這些財雄勢力的大資本家,與走資的中共有愈來愈多共通語言,有很多金錢利益可作交換。譬如,灰記聽同行說香港某財團看好薄熙來上位,近年在重慶大量投資,與薄關係良好,提名也提唐英年。結果薄下台,財團已不肯透露是否投唐,梁勝出後馬上發祝賀聲明。大資本家賺錢是原則,其他都不重要。做得更「肉酸」的還有新世界太子鄭家純,由提名唐,到梁當選為梁站台。所以無論中共那一派獲勝,中共和資本家聯手操控香港的格局不會改變。

因此,作為庶民的我們,如果不想看到這些黑箱秘密操作繼續影響我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便要起來促使政治鬥爭放在陽光之下,讓公眾知悉及監督,爭取一個公平開放的民主政制是最起碼的保證。這一點,中港民眾有互相支持的必要,還是那一句,「中國沒民主,香港也沒有真正的民主」。

港人仍有所謂香港小憲法的「保護」,及未完全褪色的法治和自由,如果要力拒中共當權派的黑箱撕殺對一國兩制的影響,就必定要緊守崗位,力拒來犯,然後爭取香港政制民主開放,減少殺傷力。但現在中共已經引入疑似地下黨人梁振英,一國兩制已經近於完結,中聯辦將會扮演比現在更明目張膽的太上皇角色,觀乎梁振英甫當選更不避忌的跑去中聯辦密談一個半小時,這個「黨人治港」的姿態港人要記著 。

而最經典的是,當記者問他是否去中聯辦謝票,他起先不理睬記者,然後記者問他是否當選後便不需要答記者問題,他忽然笑著轉身說回答一兩條問題。而他解釋是為了談加快CEPA及自由行實施,見中聯辦完全符合程序。這是很奇怪的答案,你只是當選人,曾蔭權現在仍是特首,CEPA和自由行仍是現任政府的事,你梁振英以甚麼身份去談,為甚麼不能等到你上任後?奧巴馬當選後第二天會不會,不理布殊政府,走去跟別國政府談經貿安排?況且,CEPA和自由行根本不關中聯辦的事。灰記唯一想到是梁根本就是中聯辦自己人,已不再避嫌,把中聯辦太上皇地位明白告訴大家,因為知道曾蔭權不敢提出抗議。其實所有尊重「一國兩制」的人都要大聲譴責梁振英無規無矩,只是……

這個沒有誠信的人會繼續狡辯,但為了順利掌權,會先施小恩小惠暫時討好民眾,那些「非政治化」的民眾會為他歡呼,但既然中共一黨專政的大陸,深層次矛盾越演越激烈,為何一個小小地下黨員可以解決香港黨、官、商勾結的深層次矛盾?「狼」已經來了(又要得罪在野外自由生活的真正的狼) ,大家就擦亮眼睛,提高警覺,作好與中共直接鬥爭的準備。

 

Say no to 一黨政治,say no to 黨委治港

理大投票站(Kel Chan照片)

這兩天,會否有數以萬計,以至十萬計市民投票表態,向中共欲「欽點」梁振英做特首說不? 三月廿三日港大民意計劃的民間全民投票,被黑客襲擊,惹起市民極大憤怒,很多人,包括灰記,索性走到投票站親自投入抗議的一票。facebook 上不少朋友留言,指中共實在欺人太甚,連這個不影響「選舉」結果的民間「玩意」也「不讓」進行,先是郝鐵川惡言相向,然後黑客襲擊,真是忍無可忍,怎麼不方便也要表一下態,表達對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入夜後大圍投票站情況(姜必楷上載)

大家感到氣憤的不單止是小圈子選舉,更是中共的幕後,甚至不避嫌的公然操控。又有消息說中共大員劉延東南下深圳向小圈子選委「照肺」,要求投票給梁振英。當然,這些消息不會被證實,但大家又不可能不相信。已經是小圈子的了,還要操控,然而,正因為是小圈子,才好操控。但無論如何,中共破壞「一國兩制」,觸犯選舉條例,總之無法無天。

可能有人會說,董建華和曾蔭權不也是這樣「被選」的嗎?這次又有甚麼大不了。這次的確很不同,這次傳媒形容為「建制派」撕裂;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稱是中共在港幹部隊伍,與傳統建制派(工商界加公務員)爭奪治港權;前港英首席議員及前港區人代李鵬飛則形容為中共黨爭的延續,胡錦濤的團派佔上風,江系及太子黨失利,香港工商大孖沙支持的唐英年也跟著「冇運行」。當然三種分析並不必然排斥。

面對如此複雜險要的政局,面對這影響七百萬香港人的亂局,大家可如何應對,特別這只有1193選委的小圈子選舉。首先,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局面,特別對自稱有進步及關注基層的人來說。唐英年所代表的大金融地產既得利益,「本質」上的確與廣大市民有極大矛盾。但大家必須認清在背後操盤的中共,為甚麼在商家和公務員治港後,最終選擇黨員/幹部治港?黨員/幹部治港又意味跟先前有甚麼不同?

先從中共的行事作風說起,自從2003年數十萬港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田北俊陣前抗命,令中共及董建華政府不得不很不情願的收回成命。在這裡,也不得不一提田北俊及自由黨,灰記對此君絕無好感,也了解自由黨是機會主義政黨,但他們的確了解香港人對自由等「核心價值」的重視,最終也以自由意志向中共說不。據長毛回憶,當時有「泛民」議員準備接受經修訂方案,田北俊和自由黨的倒戈才令這些動搖的「泛民」議員「歸隊」。

中共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亦認定香港人「養唔熟」,必須加緊部署,「接管」香港。至於為何找曾蔭權代替董建華?灰記不是甚麼政治評論員,不想猜測。但觀乎走勢,中共欲透過中聯辦搖控公務員似乎越來越明顯。但問題是這群高層公務員及公務員系統是從港英時代留下來的,不能如中共的黨委體制,黨領導指揮一切般得心應手,所以最終都要「黨人治港」。而挺唐的江系這次在中共高層鬥爭處下風,只是令「黨人治港」提前實現吧了。

至於「黨人治港」與「大孖沙」治港有何「本質」上的區別?灰記只能說,必須認清共產黨並非甚麼為工農及基層謀幸福的政黨,而是奉行黨國資本主義的專制主義政黨。在中共治下的大陸,不會比香港的資本主義更少剝削,看大陸的福利比香港更少便知一二。 最關鍵是它專制的本質,它不但經濟上要壟斷,政治上更要全面控制,所以要一黨專政,要黨指揮一切。這是中共自己人比較商人,以至公務員治港的根本區別。

灰記明白不少港人對地產霸權,對壟斷經濟十分不滿,期待這個經濟格局可以改變。梁振英在競選初期亦投市民所好,擺出關心基層的親民姿態。但只要大家留意,唐梁的政綱其實分別不大,到後來,梁振英為了討好工商界,便減少先前對基層承諾。因此,中共自己人梁振英做特首的話,最多只會是富豪大執位,更多的中資進入本地,港共利益集團有更多油水,香港的經濟格局不會有甚麼改變。改變的只會是政治,不是政治的改革,而是政治的倒退。因為地下黨治港,便等同大陸的黨委治港。香港人自由萎縮是可以預期。(唐英年是二世祖,但並不會捏造事實,他大爆梁振英要出動防暴隊對付示威者及縮短商台牌照的言論,指梁是強硬鷹派是可信的。)

現在,其實這種情況不是已開始了嗎?中聯辦官員郝鐵川不是打電話向悍然向挺唐的《信報》施壓了嗎?中聯辦官員不是向港府及議員施壓,不要成立專責委員,用特權法查梁振英的「西九門」事件嗎?港共陣營元老吳康民,早前在唐梁互揭陰私時,已抨擊《信報》挺唐及反共,警告在香港反共沒前途。然而,今時今日要真正實現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卻只能背負反共的罪名,因為若不抗拒中共操控一切,何來高度自治?道理就是如此簡單,拒絕中共步步進迫,即使這樣做被稱為反共。

如果梁振英上台,類似的事件只會有增無已,或者不用施壓,傳媒老細迫於形勢會乖乖「投誠」也未定。3月23日,《東方日報》的頭版刊出梁振英「治港」專訪,把梁及《成報》把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專欄文章,由唐梁不選改成選梁,令劉憤怒發聲明譴責,又把支持白票或選唐的劉健儀文章抽起。在在都說明一些傳媒為了自己利益或在中共壓力下要製造挺梁報道。

不過,民間社會沒有就此認命,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舉行的民間全民投票,投票人數踴躍。如果白票效果明顯,便清楚顯示香港人對中共操控的小圈子選舉以及黨委治港說不。若港人能再接再厲,三月廿五日萬計市民到會展反對小圈子選舉,將可給中共一個更強烈的訊息。至於能否影響會場內的選委,灰記不敢說。目前看來,在中共威迫利誘下「歸邊」的選委越來越多。但亦有選委公然違抗中共「旨意」。

這次不得不提自由黨,他們的表現有點像零三年反廿三條一役。這次在「阿爺吹雞」後堅守不投梁振英底線,情願觸怒北京,不投唐英年也投白票。灰記當然不會天真地以為他們為了「正義」向北京say no,而是工商界這次真的感到中共出爾反爾的「厲害」及利益受到重大威脅。也不排除這些選委對黨委治港有很大戒心,同樣感受到香港人所珍惜的自由。這些如自由黨的選委到底有幾多?是否足以阻止梁振英當選,促成流選,暫時看來比較悲觀。

觀乎醫學會那十多個醫生選委未能堅持「核心價值」而投梁,灰記擔心這些「識時務者」為數不少。加上泛民不能達成一致,拒絕進場投票,很可能有「二五仔」為了短暫利益暗投梁振英,只要有十個八個這類人,也很影響大局。看來要重現零三年「七一」,民氣迫令田北俊及自由黨轉軚反廿三條的局面,令選委堅持「核心價值」而拒投梁,以至扭轉大局的機會不大。

然而,不認命的香港人,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百折不撓的向一黨政治,黨委治港說不。這兩天民間全民投票投白票;三月廿五日萬人圍會展反對小圈子選舉;如果梁振英當特首,示威遊行不斷,公民社會團結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梁慕嫻痛苦的覺醒

「我反對地下黨員當特首,這名地下黨員就是梁振英。」說這話是一位滿頭白髮的婆婆,名為梁慕嫻。她在自己著作的《我與香港地下黨》的新書發布會,鄭重說出這兩句話。不知怎地,這位女士,令灰記想起司法覆核公屋商場私有化的盧少蘭婆婆。當年盧婆婆在眾人沉醉領匯上市可以賺一筆之際,她向市民發出警報,公共資產私有化只會進一步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影響基層市民的生活。結果,今天大家大罵領匯沒有企業良心,卻對這頭猛獸莫奈何。

今天這位早於七十年代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拖著孱弱的身體,於特首「選舉」前一星期回到闊別多年的香港,為的是向大家發出這個警報。可能有人會說,她憑甚麼?是的,她並非甚麼「大人物」,只是一位於加拿大退休的香港人。但她有一個身份,令大家不得不留意她的說話,思考她的說話—她是以一個過來人身份,中共在香港的前地下黨員,發出至誠的呼籲,反對港共治港。

記者問這位前地下黨員,為何如此上心,要專誠跑回來這個闊別多年的城市(她於八九年「六四」期間曾回港聲援國內民運),反對梁振英當特首?她說起來還有點激動。她說自己十分後悔加入中共,當年為了服從組織領導鐵的規律,做了不少違心的事,傷害了一些人。特別六七年「反英抗暴」,地下黨的盲動瞎指揮,令多少左派民眾斷送前程,不去說對普通港人生活的影響。她強調自己沒有跟中共「深仇大恨」,沒有受過委屈,更沒有受過很多內地共產黨員所受過的殘酷迫害,她是逐漸覺醒的。

覺醒以後,眼見「九七」過渡,香港變天,這位梁女士以為香港主權已歸中國,中共既然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於港英時代的地下組織應完成「歷史任務」而解散。但梁女士善良的願望當然落空,中共不但沒有關閉地下組織,更一直不停滲透香港各界各層面,包括特區政府,而且英國人不在,中共的滲透當然更為得心應手。

梁女士為了提醒香港人這個「殘酷」的現實,於九七年開始斷斷續續為《開放》雜誌寫有關她所知的香港地下黨員的故事,灰記亦於這幾年經常看到她寫的文章。其中一篇代一位在南非逝世的前黨員宋樹材所寫的遺言,名為「痛苦的覺醒」,也可以觀照梁女士的「痛心疾首」。宋樹材有這樣的反思︰

過去,我只是一個傳聲筒,一個木頭人,沒有靈魂,我的生命有何價值?我因家貧,願為貧苦大眾獻身,也願為國家犧牲青春歲月,是我自願的選擇,我不怪任何人。但是,我很內疚,因為太積極工作,影響了很多人,令他們走上一條不正常的道路。知道他們生活過不好,我很難過。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起。我願意承擔責任說一聲『對不起』。

我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雖然我積極工作不是為了自己,但錯誤的積極,就是錯誤,我自己要承擔。

葉國華(灰記按︰葉當過宋的領導,亦曾是董建華的特別顧問,是地下黨員「上位」「飛黃騰達」的一個)是一個無情無義,麻木不仁,沒有操守,不擇手段,手段卑劣的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對有用的人就盡量使用,對無用的人就要消滅,比國民黨還差。

我希望中共可以和平變革,但我又感到無能為力,很無奈。」

由為工農打拼起家,但奪取政權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中共過去幾十年的違反「人性」的專制統治,對歷史稍有涉獵的人都會明白這些中共過來人「痛苦的反思」。而這些過來人大都是當年懷有理想熱誠的人,即如宋樹材所言︰「願為貧苦大眾獻身,也願為國家犧牲青春歲月,是我自願的選擇。」

這個由蘇聯培植的政黨,原本希望帶領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但受斯大林主義的獨裁專制影響,加上也擺脫不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唯上及「帝皇」思想,最終成了一個要嚴密控制黨員以至被統治人民的思想和行為的專政機器。所謂黨性高於人性,中共在大陸弄至很多黨員(當然也包括大量非黨員)家破人亡,而這種黨性起初是以「無產階級無私的感情」作包裝,任何個人感情都可以被批成「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包括夫妻母子父女等的感情。宋樹材因為沒有黨的生活支援,在香港這塊還可以自由「搵食」的地方自力更生找生計,竟被批「資產階級思想」,與太太阿珍因此幾乎被這個地下黨拆散,幸而他們身處香港,才「倖免於難」。且看宋如何回憶︰

「自調離學友社後,阿珍被安排去了《青春週刊》(前身即『青年樂園』)工作,月薪只一百八十元。阿珍的組織關係轉至『青樂』那邊,與我並不同一黨組。結婚之後,有一次,她的黨組領導通知阿珍回廣州參加學習班。我送她一程,在火車上,阿珍和盤托出,說這次的目的是批判我的落後思想,要求阿珍與我劃清界線,不要讓我拖後腿,令我非常震驚憤怒,他們是要阿珍離開我呀!我明白這件事一定是葉國華把我的思想狀況向上級打了報告,由更高一層黨組安排並責成『青樂』那邊執行,我遂決定隨阿珍同到廣州,黨領導知道事情敗露,旋即宣佈取消學習班。回港後,我質問葉,他卻推說不知情。我有冤無處訴!

一九七二年我脫黨了。地下黨曾以多種建議來『挽救』我,如提出去銀行或回漢華工作,也把我的組織關係轉給盧壽祥(編按:漢華中學教師,地下黨領導人,後調新華社。)他建議送我去北京。我完全沒有答應,我對共產黨失望之極,我的心已死。我決心自己奮鬥,闖出一條血路。自七七年起開始讀書,七九年參加會考及中大入學試。又申請轉入津校,由助理書記做起最後當上政府的繕校員,成為公務員直至退休,生活開始逐漸安定。」

梁慕嫻對記者說,為何反對地下黨員當特首,就是因為地下黨員必須聽命於領導和組織,所謂「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完全沒有個人意志。而諷剌的是,今天中共要員與巨富為伍,當國企的CEO,過著unbelievable 的資產階級奢華生活,但黨組織「鐵的紀律」沒有改變。「我是過來人,知道當中共黨員的恐怖,所以必須提醒香港人。」梁女士千叮萬囑在場記者,要告訴港人,特別是普羅市民,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當特首的分別。「曾蔭權不是共產黨員,是香港仔。即使他要逢迎北京,但沒有組織關係,如果他有足夠自由意志,可以向北京說不。李鵬飛不是說過,特首在關鍵問題應該為了港人向北京說不嗎?事實上,曾蔭權亦懂得為自己利益與北京討價還價,所以北京也覺得他並非好使好用,要找自己人來做特首。」

長毛梁國雄亦短暫在場,為這位長者撐場。他說自己未必完全同意梁女士文章的觀點,但對梁女士出於正義感,說出她所知有關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活動,是十分難能可怪。他認為梁女士寫的文章直接講出事實,比司徒華《大江東去》的遮遮掩掩,可觀得多。而這位長毛議員亦身體力行,響應梁女士反對地下黨治港的號召(其實長毛經常質問一些疑似共產黨員是否地下黨,反對港共治港與梁女士如出一轍),於三月十九日為選委而設的特首答問大會,捧著紙製「六四」坦克,高聲質問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結果當然被在場保安帶走。但由於各大傳媒均直播這答問大會,長毛的質問全港市民都聽得到。

論壇之後,港大民意調查,梁振英的支持度進一步下滑到不夠三成六,比答問大會之前四成四明顯下跌,不知是否與梁女士的揭發及長毛的質問有關?但至少顯示越來越多人認清他的真面目。

至於有人質疑沒有真憑實據,怎證實梁振英是中共黨員?梁女士說,既然是地下組織的成員(因為中共與國民黨決裂後,處於地下狀態;港英時期也是非法組織),便不會公開承認。她入黨手續是在廣州進行,填了表格,便要宣誓不能暴露自己及自己同志的身份。她說,所有黨員資料都存於大陸,要待中國民主開放,共產黨不再一黨專政才有機會公諸於世。但她說,梁振英於八十年代能接替曾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毛鈞年,這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已能推算他是地下黨員。因為以中共一貫作風,一些位置必須由黨員做,接替的人一定是黨員。而秘書長這位置接觸很多中共機密,必須是自己人擔任。在場的《開放》雜誌社長金鐘補充,他曾經在北京見過梁振英的入黨介紹人。梁又補充說,梁振英的否認不代表甚麼,葉國華明明是她的領導親口證實的地下黨員(當時組織派葉國華來她擔任主席的外圍組織學友社「鍛鍊」),她把他揭露,但他依然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

除了推算,梁女士說實質行為也反映了梁振英是共產黨員,例如何俊仁質問他和唐英年對「六四」看法,他繼續為自己曾說過下令血腥鎮壓的鄧小平應拿諾貝爾和平獎辯護,說他帶領中國改革開放有功。而唐英年雖也沒有正面回答,但他所說明白香港人的感受,會保證港人可以繼續表達這種感受。梁的表現是中共意識型態,唐則較有人味。

而灰記不排除梁振英為了上位,而以強硬姿勢取悅其中聯辦的領導。社運人士陳景輝在facebook回應,梁振英有否建議縮短商台續牌年期及講過要出動防暴隊留言說,梁振英的言行不能當機密,必須讓公眾知道,反映香港人必須有警覺性︰

「港式高官和政客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一,粱振英是否建議防暴、催淚彈,是否縮短商台牌照,並不是甚麼機密,我們香港人有必要知道。有人問,為什麼之前不爆?因當時梁不是未來特首,現在是我們知道的關鍵時候。梁振英不是很開明嗎?他不贊成香港人有權知道?任何香港人都應該維護如此攸關生死的知情權。其次,葉劉最無誠信,之前參選特首之時,就話唐梁係爛蘋果,今日一變臉,又想做政務司長,做人地下屬。仲有,她不是民選議員嗎,怎麼突然在保密問題上,既話公眾知情權無絶對,又維護做官的私隱呢?!
⋯⋯
最後,提名梁振英的前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一方面指控唐唐違反保密原則,但另一方面他又說梁沒說過出防暴。但所謂“沒說過” 之說,難道不是以否定的方式在“披露”行會資訊嗎?!」

梁振英在自己陣營及企圖「投誠」的政客前高官「護航」下,可以繼續否認一些難以拿到白紙黑字真憑實據的「指控」。這亦是梁振英以及梁營在選戰慣用的技倆,也是中共過去及現在不斷違背承諾的技倆。狡辯及不斷抹去/竄改歷史,企圖操控資訊。在大陸他們操控主流媒體下,大致上做得到集體遺忘,年青人不知歷史真相。但互聯網的發達,這種技倆越來越受挑戰。

在香港,這種技倆客觀上較難行使,例如梁振英以至港共中人在「六四」時,「良心」一刻講過的說話,不能隨心所欲的抹掉。

然而,主流港人主觀上的善忘及犬儒,卻令這種狡辯「洗底」的技倆能百試不爽。很諷刺,也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強推23條失敗掉官的葉劉,現在竟成了最高民望的議員。而這個不惜上位的前官高,毫無原則,正如陳景輝所言︰「葉劉最無誠信,之前參選特首之時,就話唐梁係爛蘋果,今日一變臉,又想做政務司長,做人地下屬。」現在她希望投誠梁營,不惜一切維護梁振英,指摘唐英年。葉劉的表現,令灰記想起金鐘在新書發佈會所言,以前大陸一些非共人員,為了取得中共信任,言論比共產黨更「激」更「左」,打落水狗特別落力。

灰記還是那一句,香港人如果仍認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有意思,在「關鍵」時刻,能否拒絕善忘及犬儒,向中共地下黨治港說不,不再陷入「有能力」的人「帶領香港」的迷思?

當建制派完全撕破臉皮

唐英年在論壇爆梁振英大鑊,企圖把梁的硬狠公諸於世,指他曾於零三年,建議董建華縮短商台續牌年期,令商台不敢過多批評政府。當年黃毓民仍在商台開咪,鼓動抗爭文化;而大班鄭經翰亦在早晨節目對政府大加鞭撻(除了過別與他稔熟的官員如曾蔭權等能倖免外)。零三年「七一」幾十萬人大遊行,反對政府強行通過23條,限制港人自由,這兩位名嘴也做了不少鼓動工作,中聯辦及董建華政府因此要「整頓」一點不出。如果大家沒有善忘,應該還記得名嘴封咪事件。當年的《蘋果日報》就有關於續牌的「八卦新聞」,間接「證實」了唐英年的說話。

至於在零三年「七一」當日,高層會議提出要出動防暴警察、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則更顯梁振英的「強硬性格」。對此熱爆新聞,港人的「花生園地」facebook熱鬧起來,自不待言。最傳神的一句是「玉石俱焚」,即是說唐、梁所代表的兩個利益集團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無論唐英年是「垂死掙扎」還是「一拍兩散」,到了這地步,沒有選舉權的廣大市民是否就只能無力地的旁觀?並不盡然。至少在民調上,市民可以自覺地反對小圈子選舉,即三個候選人也不投,三個候選人也不接受。昨晚的民調有三成受訪市民選擇投白票,就是一種抗議,可惜有足夠意識的人還是不夠多(不過,人數已比早前倍增,證明多作政治動員的效果)。

其次,鍾庭耀的港大民意計劃鐵定要於三月廿三日搞「全民投票」計劃,只要市民三個也不投,效果便會很明顯。支持民主的人,必須旗幟鮮明地以「白票」向小圈子選舉說不。

民間人權陣線等民間團體會於三月廿五日「選舉」當日舉行示威,向小圈子選舉說不,亦可作為重新爭取雙普選的其中一個起點。

當然,爭取民主是漫長的過程,這些表態不會為我們馬上帶來普選,但並非絕無作用。很多選委都借民意過橋,如果民調和「全民投票」計劃,三個候選人也不支持/投白票的比率高達五成以上,三月廿五日便不能名正言順地選出溫家寶口中的,「為多數港人擁護的特首」了。現在,一些「有心人」,例如數碼電台名嘴Q仔黎則奮,推動泛民walk out或投白票行動,目的是希望促成流選。他在facebook上如此留言︰

「北京的所謂鐵票,根據親中國粹派出版的經濟日報的估計和分析,其實最多只有四百五十票左右,包括工聯會、民建聯、地區社團、鄉親會、中資企業等。據知,梁營提名的三百票,真正屬於梁振英嫡系的只有六十票左右,其餘二百四十票是中聯辦發施號令的結果,即使餘下的二百一十票全數按中央指示配票,也差約一百票。葉劉淑儀多少也有數十票在手,如今出來叫價要做政務司,不難明白。李嘉誠出來壓陣,地產黨可保住三、四百票。泛民投白票或投何,流失的最多十餘票,暗中過票也是投唐居多,只要專業界別和相對獨立選委按良知或個人利益投票,中共最新决定選梁的算盤一定打不响。今次民主鬥爭是港人核心價值對抗中共殖民,香港人應該站在那一邊,不是清楚明白得很嗎?」

他的留言,有不少人反駁︰

「Q仔:呢個係小圈子選舉,點上昇到變成香港民主鬥爭對抗中共殖民呢?仲有,反過嚟唐當選呢?不會是香港民主鬥爭的勝利吧?他們都是北京能接受人選。」

「兩個都是中共政治力量的代表。」

「 因此,當前反梁就是反中 <–既然有這個前題下,為何Q爺又認為會暗中過票給唐?如流選又如何再有一個"賢能"?還是Q爺己相信夢熊大師的"承諾"?(笑)」

「還不可以樂觀,很多選委只看自己利益揾食,我們不宜太天真!」

黎則奮則回應道︰

「分析政治,最重要是抓緊本質和實際政治效用,而非流於表面的形式主義,追求槪念上政治正確和純潔性。形勢發展至今,唐已無勝出機會,中共見地產黨不就範,威權受損,也不會妥協,只會力挺梁,所謂兩個卻是中央可接受的人選,再無實際意義。因此,當前反梁就是反中共,就是站在港人根本利益立場反對中共政治力量進佔香港政治權力中心,破壞一國兩制。粱振英已露出港奸的真面目,明白嗎?」

不管Q仔對小圈子搏奕局勢的分析是否準確,灰記有兩點倒是同意的。第一,中共要操控選舉和不希望流選是已知事實,香港三份親中共報紙全力壓制流選論,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共最忌的就是有別於中共的任何有組織有計劃的動員,以及有別於中共的「自由意志」,所以大陸實施嚴厲黨禁及嚴密監控非政府組織,禁制人民的表達自由。在香港則極力阻撓政黨政治成熟,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便是其中顯著例子。第二,梁振英很可能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且思想屬強硬派那類,有準法西斯傾向,梁做特首,一國兩制便宣告壽終正寢。

如果流選是對中共要操控選舉結果是一大打擊,促成流選就有其意義,至於流選後如何如何則是後話,最重要是打亂中共的部署,或讓中共要折騰。灰記以為,在任何「關鍵」時刻都要向中共說不,要告訴它,你已不能再為所欲為,這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灰記看到facebook上,阿爺前阿爺後,阿爺唔俾呢樣,阿爺唔俾嗰樣的留言「深惡痛絕」,完全是犬儒宿命論者的表現。大陸就有維權人士在極嚴苛的環境下,屢屢向中共說不。這次《刑事訴訟法》條訂,就有160個不聽命中共的人代投反對票,反對73條把「秘密拘留」和「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合法化的惡法。即使在中共真接統治的大陸,越來越多人向中共要操控一切說不,還有一國兩制這個「防火牆」(即使越來越失效)的香港,港人為何要如此認命?

至於反對任何形式的地下黨治港,則是任何珍惜香港自由法治的人應有之義。facebook上仍有人對梁振英不代表大地產商及對基層較關心還有很大的迷思。灰記只能說這些人太天真。第一,梁振英只是中共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代理,並非「人民代表」。再說,中共早已蛻變墮落,早已「走資」,他們不會為香港人的福祉整頓「地產霸權」,最多只會利用港人反「地產霸權」的情緒,打擊不聽話的商賈財團,扶植更聽話的商賈財團,甚至乘機引入更多中資國企,加深對香港政治經濟的操控。明乎此,為何還對梁振英「痴情」?

附錄︰《民主不是賜予的: 每人一小步, 香港一大步,港人團結爭取普選聲明》

溫家寶的最後一場戲

大家對溫家寶感到厭倦嗎?如果你是他的影迷,會否覺得他來來去去那幾個「聲音常帶情感」,具體點說,「憂國憂民」的模樣,來來去去那些對白,「不進行政治改革不行」,覺得乏味?對灰記來說,中國是整個政治制度的問題,這位「只說不能動」的中共高層領導,早已令人感到不耐煩。

facebook上便有資深編輯留言︰「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同一番說話,溫伯坐在大會堂金色大廳講,劉曉波要坐在監獄講。」

當然,有人會說,溫家寶今年的表演有一個「亮點」,就是直指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汲取教訓。薄熙來在未與王立軍決裂前,大家大搞「唱紅打黑」,除宣揚毛澤東和「文革」時期的一些做法,還為了「打黑」而嚴刑迫供,無所不用其極。

溫家的言論似乎代表中共中央要糾正薄熙來的「胡作非為」。但想深一層,所謂「重慶模式」亦曾受中共九個政治局常委當中七個人肯定,只有胡溫沒有去過重慶捧場。現在薄熙來被張德江取代,是中共高層鬥爭的結果多於希望「撥亂反正」(當然,有人仍然認為能阻止這個「狂熱野心份子」,怎說也是好事)。

對於張是否比薄好,facebook上有人有此「疑惑」︰

Zhang graduated from North Korea’s Kim Il-sung University.(張德江畢業於朝鮮的金日成大學)
Zhang is one of the ‘princelings’, hanging out with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張是江澤民的「親信」)
Zhang was suspected by HK’s local tabloid papers as the one who asked the railway bureau to stop the rescue after the Wenzhou train crash.(溫州動車事故,香港傳媒懷疑張要求鐵道部停止搶救)

Zhang, allegedly, is the guy who led charge against Southern Media Group over their embarrassing coverage of SARS coverup in GD.(南方報業報道當局隱瞞「沙士」疫情,據閒張是懲處該集團的幕後黑手)
And, as we all know, Zhang is the successor of Bo in Chongqing, Bo is the successor of Wang Yang in Chongqing, Wang is the successor of Zhang in GD …(我們知道,張替代薄在重慶職務,薄替代汪洋在重慶職務,汪替代張在廣東職務)
Then what is Zhang so different from Bo? What does Bo’s fall tell us? I’m confused. I need an expert to enlighten me.(因此,張與薄有何分別?薄的下台揭示甚麼?我感到混亂。我需要專家指點。)

其實,溫家寶及中共雖然經常掛在嘴邊的「依法治國」(溫更暗視不搞政改文革或會重演),這些中共高層卻要「威迫」人大匆忙通過《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的邪惡規定。舉手機器一開動,二千多票通過,只有一百六十人反對。 溫家寶提到要警惕「文革」重演,但曾經受「秘密拘留」/「指定地點監視居住」之苦的最高級中共領導,就是「文革」時被毛澤東授意搞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

而曾經身受其害的內地異議藝術家艾未未對條例的通過極表不滿。他在三月十四日在北京向德新社表示:

相關規定是「非法的」。它不僅違背了聯合國公約,而且違背了基本人權和道德基準。艾未未說:「新法規將讓警方有更多借口恣意妄為。新法規的實施將在社會上引發恐慌。」他還說:"最大的問題是法規的解釋權和實施權都掌握在一黨手中。不管是法院、檢察院還是警方,它們全都串通一氣。不存在任何監督。沒有人對非法行為提出質疑。

換言之,沒有了「唱紅打黑」,依然為恣意侵犯人權提供法律方便,完全沒有吸取過薄熙來的教訓。再者,憑血腥鎮壓西藏抗議而上位的總書記胡錦濤,其繼任在西藏繼續強硬統治,今年到現在短短三個多月已有十五名藏人自焚,當中十二人犧牲(參看唯色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由零九年二月到現在,則總共有28名藏人自焚。這些都是對中共強硬治藏的強烈回應,但中共,包括這位說話常帶情感的溫總,一點也不手軟。

有記者問溫家寶最近藏人自焚事件,他只是比外交部較有技巧的回應,顯示中共會繼續執行其強硬政策,不會有任何反思,置藏人的民族感情於不顧。他說,年輕的僧人是無辜的,對這種行為表示沉痛。然後話風一轉,回到主旋律,指西藏、四川藏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不管這些行為是受達賴喇嘛操控或影響,目的都是要將西藏、藏區分裂出去。

在中共這個黨國體制下,即使形象最討好的高層領導,在涉及中共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也不外如是。當然他承認自己工作未做好而感到遺憾,為經濟和社會上的問題負責及感歉疚,比其他中共領導人表現出較有人的味道。他說在自己在餘下任期,會是一匹負軛的老馬,不到最後一刻,絕不鬆套,要努力以新的成績,彌補工作上的缺憾。有本地傳媒理解為他在現體制下的無奈和悲屈。

灰記則認為這是對中國人的「詛咒」,廿一世紀的今天,如果仍寄望於一兩個無奈和悲屈的「父母官」,實在說不過去。但中國人的「劣根性」似乎不容易改變,在香港特首選舉問題上,溫家寶說了句「香港定能選出一位為多數港人擁護的特首」,還擁有言論自由的香港,傳媒及輿論不是質疑不民主選舉何來多數港人擁護的特首,而是諸多猜度「中央屬意誰」。連所謂最敢言的《蘋果日報》也加入「解讀」的行列,反映幾千年來習慣「揣摩上意」的惡劣傳統,在這個號稱國際都會依然盛行。不但如此,聲稱反對小圈子選舉,爭取民主的何俊仁也加入猜度行列,說種種跡象看來,梁振英「當選」機會大增,而不是盡最後努力集合「泛民」力量,反對這次醜惡百出的所謂「選舉」,反對中共的「欽點」制度。一些泛民選委盤算投票給可能「當選」的人,更令人不恥。

對灰記而言,不管溫家寶內心如何想,他極其量只是中共的大公關,在芸芸木納或惡形惡相的中共領導當中,讓人感到中共還有「溫情可親」的一面。但要成為真正自決自主的現代人,便只能告別這種制度下的「父母官」,無論溫「爺爺」表現得如何「可親」。

在惡法面前噤聲,在釋法事上「狐假虎威」,港區人代就是這般貨色

巴丟漫畫

中國大陸本來已是沒有多少法治可言,現在又來一招把「秘密拘留」和「異地監視居住」「合法化」,還希望在人大會議期間通過,惹起一些大陸開明人士反對。

先講「秘密拘留」是甚麼惡法,根據《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准許公安拘捕疑犯時,如涉國家安全和恐怖活動者,可不必遵循 24小時內通知被拘捕者家人的原則。「指定監視居住」則是准許公安對疑犯實行異地監視居住,現行刑訴法規定,監視居住要在疑犯家中執行。據一些「境外」傳媒報道,儘管爭議性很大,但全國人大主席團前日通過決定,在 3月 14日將修正案交大會表決。

據法新社駐上海記者報道,一些學者緊急呼籲暫援表決《刑事訴訟法》草案,理由是該修正案似乎未能依據中國《立法法》的規定,在一個月前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因此存在嚴重瑕疵。但其實希望暫援表決,也是針對這兩條惡法的通過實施。「……雖然官方媒體上關於《刑事訴訟法》修訂的報道都是一片讚歌,但中國網絡輿論的指針新浪微博客上,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尤其是關於該法“秘密拘捕”條款引起了許多非法律專業人士的關注和擔擾。

許多人擔憂,目前的這一版本的《刑事訴訟法》,雖然有種種的改進,但將“秘密拘留”和“指定場所監視居住”修入正式條文,其實是將去年艾未未等上百名異議者莫名失蹤數月的做法“合法化”,結果只會使原尚有顧忌的維穩警方變本加厲。

資深投資人薛蠻子就認為“關於秘密拘捕一條爭議很大。公安檢察認為事關國家安全保密,秘密拘捕有高效率。反對者則意味司法不獨立,監督不透明,近年全國每省每年都公安政法领導監用職權,涉黑涉黄,甚至濫用公權以謀私器,最近被判死刑的文強局長和正在被中紀委調查的王副市長兼公安局長就是惡例。”

薛蠻子說,“我今年五十九歲,经歷了共和國大部分歲月。彭德懷案(彭黄張周)習仲勛小說反黨案,文革更是不勝枚舉,許多政治案件都是沒有法律程序下冤案的受害者。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表決此法更當慎之又慎,此次匆忙表決應該暫緩。”

而所謂"國家安全",許多人擔心,會和拆遷中的"公共利益"一般,被無限擴大解釋,屆時,即便不是政治異議分子,也可以被援引該條,"合法"地被秘密抓捕而失蹤。

商人王冉就認為,"基於中國的法治現狀,本條(國家安全理由拘捕可不通知家屬)一旦入法一定會被濫用。國家安全聽起來事大,但遠沒有公民權利和憲法大。"

熊偉等學者的呼籲,其實是對《刑事訴訟法》修訂的從立法技術和憲政危機角度的最后杯葛嘗試。

媒體人陳寶成呼籲中國憲法學者關注此事,他說,在立法時,憲法學者不能沉默,而要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否則,憲法永遠是"閒法",憲法學者永遠是"吃閒飯的",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永遠也豎立不起?。」

看看微博上的質疑聲音︰

@吴稼祥:如果是一个还有点责任感的朝廷,昨夜是不会睡觉的,对全国网民忧心忡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是否付诸表决,或如何修改,一定通宵达旦讨论。窃以为,这是历史上稍有良知的帝王都会做的事情,假如他能听到百姓的声音。

雾都兰州:「我們的立法總的來說是前進的,但我們的司法改革卻在倒退。」江平昨日接受本報專訪,他稱讚《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條文中納入「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一大進步,但批評最高人民法院的報告中只談「司法公正」不談「司法獨立」是很大的倒退。」
 
小易窥中国:【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失踪】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在北京亚运村公寓,被重庆公安带走后失踪,其家人与朋友至今无法与之联系。张明渝家属报案,重庆公安拒绝受理,地方和北京各部门互相扯皮。人大即将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73条“不通知条款”,其苦果先由人大代表自己抢先品尝。
 
didiiverson:政局的稳定表现在让人民有安全感、稳定感和幸福感,但即将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却处处充满杀机。这个修正案的最大特点是让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批评政府就可能被扣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帽子而失踪。在改革30多年后出现这样一部“小宪法”,确实是国家、民族与社会的重大悲剧。

至於法律學者和律師亦有發表反對言論,據《蘋果日報》報道

「當局強硬推惡法惹內地學界和民眾不滿。著名律師陳有西指,有關條款若入法,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將大倒退,他呼籲法學界為了後人不流血,挺身狙擊這條『政治犯條款』。他說:「請立法起草人和人大代表先看看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再投票。一個惡法,將讓人民和國家付出長遠代價!」

……北大法學教授賀衞方、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著名律師斯偉江、劉曉原等昨也紛紛出聲,呼籲全國人大暫緩表決該法;他們還對人大代表喊話,希望代表們「投票前認真想一想,希望自己及自己的後代生活在一個甚麼樣的國度?」

部份人大代表也表態反對。全國人大代表、四川西昌學院法學教授王明雯指,有關條款入法「非常危險,完全可能導致禁止刑訊逼供及排除非法證據所作的努力化為烏有」。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律師遲夙生指,草案是在兩會開始後才收到,「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研究」,暗批當局立法違反程序,反對之味甚濃。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鵬飛表示,雖然 36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無可能阻止惡法通過,但「唔可以退縮,應該出聲」。有內地傳媒人昨網上發起「全民勸停惡法大行動」,貼出全部全國人大代表名單,籲民眾致電遊說他們投反對票。……」

說起這批港區人代,灰記又要提起香港人程翔,他就是原來「無法無天」的「秘密拘留」和「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的活生生受害者,他早前在宣傳自己寫的新書《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的發佈會,特別提到這個修訂,指這樣做比他當年冤獄時的法律還要倒退,因該法案容許當局拘留涉及國家安全的疑犯時,不用遵守24小時內要通知其家人的規定,變相將異見人士「被失蹤」的做法合法化。

他指,雖然當年國安都沒有遵守24小時內通知家人的規定,但輿論至少可以質疑中央政府違反法律,但新的修訂會使中央政府有法理依據令異見人士「被失蹤」。

一點不誇張,這個修訂對中國內地人和香港人都是一種「白色恐怖」。因此,前港區人代李鵬飛的呼籲是及時和必要的。可是這群港區人代完全沒有法治和人權觀念,眼見中共把侵犯人權進一步「合法化」而不敢啍一聲,但在「雙非」問題上卻越俎代庖。本來如何處理「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是行政措施,還是修法/釋法,都是特區內部事務,即使覺得有釋法需要,也應是香港法庭向人大提出。但這群唯恐破壞香港法治破壞得不夠,三十個人代竟然集體上書人大要求釋法,完全視特區政府和法庭如無物,為的只是取悅香港市民的排外民粹情緒,結果是進一步矮化香港的自治。虧有份聯署的譚惠珠、范徐麗泰、鄭耀棠、黃國健還振振有詞。

這群與香港人毫無關係的所謂人民代表,唯中共馬首是瞻,是有是非觀和正義感的香港人以至內地人所不恥。灰記現附上該三十個區人代名字,歷史不會放過他們︰

王如登、王英偉、王敏剛、史美倫、李宗德、吳亮星、吳清輝、何鍾泰、范徐麗泰、馬豪輝、袁武、高寶齡、曹宏威、梁秉中、黃玉山、黃國健、溫嘉旋、費斐、楊耀忠、雷添良、蔡素玉、廖長江、鄭耀棠、劉佩瓊、劉柔芬、劉健儀、霍震寰、盧瑞安、譚惠珠、羅叔清。

(據傳媒報道36個人代有6人沒有聯署,他們是葉國謙、馬逢國、田北辰、陳智思、林順潮及羅范椒芬,部分因為已回港,當中馬逢國和田北辰均認為不應釋法。但這六名人代在反對《刑事訴訟法》修訂中有關「秘密拘留」和「指定地點監視居住」依然不作為。)

 

 

從西藏到香港

三月十日,香港尖沙咀維多利亞海旁的文化中心前面,約三、四十人參與了一個主流傳媒不敢報道的活動,就是「與西藏同行」的燭光集會。這個集會是一些關注西藏現況的市民自發組織,當中包括基督徒、佛教徒、左翼人士、非政府組織者等。事實上,西藏如此「敏感」,一般團體,包括「泛民」政團又怎敢觸碰。

除了這數十香港華人及外籍人,台灣有大規模遊行聲援西藏,世界一些地方亦舉行了活動,紀念西藏抗議中共統治53週年。

香港的現場掛有象徵西藏曾經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雪山獅子旗,也有在藏區可以見到的經幡,地上有燭光及一些西藏人的照片。然後旁邊有展板,貼出自焚藏人的照片,這是最震憾人心的部分。正如其中一位講者,來了香港超過二十年的美國人Bruce所說,未曾試過這麼多人在如此短暫的期間(特別最近半年)自焚。Bruce現在於一所關注不同亞洲國家基層人民、婦女等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他說,過去越南有僧侶抗議越戰而自焚,南韓於獨裁統治時期亦有佛教徒自焚,但都沒有西藏這次大規模。

他有一個「有趣」的觀察,自焚者沒有一個是曾經生活在舊西藏社會,全都是「和平解放」西藏後出生的,大部份都是八、九十後,是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培育」下長大,但都為了自己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自由,痛苦地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或自焚不遂被中國軍警強行帶走,生死未卜。而自焚者最後的呼喊基本上就是「西藏自由」、「達賴喇嘛回來」。中國政府不斷把自焚歸咎於「達賴集團」在背後策動,卻從不檢討為何統治了西藏五十三年,那麼多西藏人離心離德,中共還要實施戒嚴。Bruce在現場問了一個問題,為何沒有人為中共自焚?灰記想這未必是恰當的問題,但那麼多藏人能做出如此「極致」的自我犧牲,絕對不是「達賴集團」在背後策動可以解釋掉。

除了Bruce,在現場發言者不少是左翼人士和馬克思主義信徒,包括唯一現身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林致良等。他們都先後發言。

這兩位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從原則和理念出發,支持西藏人與世界各地及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一樣,有民族自決權。民族自決權十分簡單,就是有權選擇以任何形式留在中國,或獨立於中國。從他們的發言,灰記知道他們對西藏的了解遠少於對中共的了解。不過,這兩位強烈批判大陸共產黨和官方意識型態的左翼人士,對西藏人作出道義的聲援,顯示馬克思主義跟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是兩回事,以正視聽,亦屬難能可貴。

至於另一位講者蔡建誠的講內容,可到Franklen’s 自行生活閱覽。

不過,並非所有左傾人士都覺得有此道義責任。灰記就在facebook看到一位退休教授一句「冷漠和犬儒」的留言。這位教授在香港「進步圈子」頗負盛名,最近活躍於facebook。事緣他有一位朋友參與了當日的燭光集會,把照片上載。這位教授留言說︰「西藏問題很複雜」,那位朋友可能十分尊重這位教授吧,只回應說︰「所以我只是支持他們宗教自由」。但其實追求宗教自由,也涉及對法王達賴喇嘛的崇敬,自焚者其中一個口號就是「法王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回到西藏」,所以一點也不「簡單」。況且甚麼是「西藏問題很複雜」?有甚麼公眾、民族事務不複雜?即使有「外國勢力」希望利用西藏問題「搞小動作」,也不能抹殺西藏人捍衛自己文化和價值的正當性。老實說,灰記情願這位教授不發一言。

說到這裡,灰記亦想乘機「哀嘆」香港徒具「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虛名。連大陸關注西藏問題的漢人,都願意冒著政治風險,利用互聯網與達賴喇嘛對話,了解這位現在仍受到大部分境內藏人尊敬的精神領袖,對藏中問題的看法,香港學術界/知識界卻碰也不敢碰。果真是「犬儒主義」當道?

說回集會現場左翼人士。林致良從歷史角度,有力反駁退休教授的「西藏問題複雜」說。他指出,中共在建黨時的黨綱列明支持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自決,在「大革命」失敗後,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政權時,亦貫徹此一主張。但在奪取了大陸政權後便食言。

這裡灰記要強調,中共在與國民黨鬥爭時,也強調「反對一黨專政」、「爭取民主自由和法治」,但在奪取政權後又是食言。中共在九七前承諾香港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現在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又是食言。因此,無論西藏人、中國內地人、香港人,面對中共強權,命運早已連在一線的。

 現場就有人舉一幅標語︰「今日西藏,明日香港」,表達了西藏和香港「同病相憐」,命運連在一起。二十三年前,香港人聲援北京學生和民眾的抗議活動,反對中共血腥鎮壓民運,其時也有人舉起「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標語,表達香港人和內地人是「命運共同體」。

不過,香港不少「反蝗」人士並不如此理解。有一種看法是西藏和香港一樣,都要排拒大陸漢人,以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價值。但所謂的文化和價值是否持久不變的?海外西藏學者茨仁夏加在幾年前接受《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訪問時,也提到西藏內部新舊兩派對西藏文化和價值也有不同看法。一些城市長大和生活的藏人,一般比較希望西藏向「現代文明」演進,在這種演進中建立新的藏人身份認同,而一般成長和生活在農村的人,以及佛教僧侶則屬保守一族,希望保存「純粹」的西藏傳統,作為藏人身份認同。一個如此「細小」(指人數)的民族,也有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不同的想象,更何況是為數多得多的中國內地人。

灰記早前曾到過深圳的小書店買書,領略內地文化人/知識分子等,對中外方方面面的知識追求的熱切。儘管大陸審查嚴格,依然出版有很多有趣的書籍,包括不少講「文明價值」,講反抗權威的書籍(當中不少是翻譯作品)。其實,香港人在「反蝗」的時候,有沒有反思自己在文化上「萎靡不振」,徒具「自由」的虛名。

也許扯遠了。灰記只是想說,中國內地民間自發追求合乎「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包括對多元文化的追求,包括維權,包括工人爭權益等,跟香港人反官商勾結,反地產霸權,要求真正自治,以至西藏人追求宗教自由和文化自主,當中均有共通之處。更何況,只有在中國變得多元民主之後,才有可能擺脫大漢大一統的觀念,聯邦/邦聯制諸如似類,才有機會成為現實。排拒內地民間,把內地人通通看成中共的「產品」,實在過猶不及。

無論如何,在三月十日,在尖沙咀的海旁,二、三十個有心的市民,除了分享意見,亦為西藏及自焚者頌佛經,表達一點心意。「與西藏同行」的路仍很漫長。

與西藏同行

互聯網照片

facebook上,有人張貼了集會消息,名為「3.10與西藏且同行—紀念西藏抗暴53周年燭光晚會」,舉辦時間是三月十日(星期六)下午5時到8時,地點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自由戰士雕像下,並會遊行至中聯辦。另外,不同宗教團體於三月十四日(星期三)晚上7時30分至9時,舉行「為西藏宗教自由祝願燭光晚會」,地點是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石硤尾窩仔街80號鄰近銘賢中學,地鐵站A出口轉右),主題是關注西藏地區的宗教迫害及人權狀況。

西藏問題極為敏感,香港主流傳媒近來越來越不敢觸碰,不過,民間對西藏的關注正在增加。一些個人及宗教體冒著被標籤「支持藏獨」的危險,表達對西藏人受壓迫的關懷,相當難能可貴。

零九年到現在,已有26名藏人以自焚方式揭露中共統治西藏的深層次矛盾,但未能引起中國漢人的關注,國際社會也愛理不理。

轉貼自《看不見的西藏》

而在北京的藏人作家唯色,在美國的阿嘉仁波切,在安多的詩人嗄代才讓聯合發表聲明,「籲請藏人再勿自焚:壓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他們在聲明寫道︰

「……自焚表達了藏人的意志。二十六起自焚, 已經表達得足够充分。但是表達意志不是最終目的,而是要把意志变成現實。

只有活著的生命,才能把意志变成現實。如果再繼續自焚,每一個生命都是不可挽回的損失。……」

大家有興趣可上Twitter向唯色留下姓名,以示對藏人的支持。

 在facebook上又看到一張照片和報道,三名西藏人冒著嚴寒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外絕食。他們不是香港象徵式的「絕食」,而是絕食了十多天。這則自由亞洲電台於美國時間三月六日的報道指︰

「他們向聯合国秘書長潘基文的辦公室遞交了請願信。提出五點要求,包括:聯合國應派出調查團,查證西藏的情况;向中国施壓,停止在西藏的戒嚴;允許國際媒體進入西藏報道;解放政治犯;停止『愛國洗腦教育』。西藏青年大會主席次旺仁增對記者說,次旺仁增指,西藏人以自焚方式抗議,足以證明在中共统治下,他們多麼不滿。這三位藏人覺得自己遭受風霜雨雪也都不算甚麼。
 
踏入三月,又連續三天傳出藏人自焚身亡的消息。首先是一個19歲的女學生。之後,是32歲的四個孩子的母親,她最小的孩子只有幾個月。昨天是一個18歲的男孩。
 
西藏青年會在其傳單中稱,如果聯合國在維護人權上不作為,就是中共的幫兇;如果不立即採取行動熄滅西藏燃燒的火焰,每一個死亡的藏人也就有他們的責任。」

灰記不知道這三名西藏人會否無限期絕食。而無限期絕食等於白白餓食,果真如此,又會否引起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的關注?

三十多年前,被囚的愛爾蘭共和軍成員Bobby Sand,為抗議北愛爾蘭被英國佔領,在獄中絕食至死。不知今天在北愛爾蘭以至愛爾蘭,會否有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這幾位西藏人現在的抗議行動,性質和當年Bobby Sand差不多,都是為了自己故土的自由發出「最後」的呼籲。

當年Bobby Sand以及愛爾蘭共和軍被西方主流傳媒形容為恐怖份子,但當年的左翼刊物都支持愛爾蘭共和軍的抗英行動,例如灰記熟悉的一些北美小型共產黨機關刊物,都支持愛爾蘭共和軍對抗英殖民統治,對Bobby Sand絕食至死深感惋惜 。今天,要求西藏自由的藏人被中國官方形容為分裂份子,自焚者亦被中國當局稱作罪犯,西方傳媒則較有同情的筆觸。但西方政府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並不願意為藏人自焚事件作出太多動作。

至於西方的左翼刊物,會否如當年一樣,堅決高舉民族自決,反對殖民統治的大旗,為西藏人仗義發言?灰記上網搜查,結果發現有兩份左翼刊物,New Left Review《新左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m《國際社會主義》曾就零八年西藏人起義,中國稱為騷亂事件作出回應。

《國際社會主義》由Charlie Hore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西藏及左翼」China, Tibet and the Left 的文章,分析國際左翼應否支持西藏起義,作者的結論是應該。

作者從西藏的一些現況,試圖理解個別藏人襲擊漢人及漢人所開店舖的過火行動︰

這些襲擊是自八零年代以降的經濟高速發展的產物,特別在高速發展的拉薩並沒有惠及大部分藏人,大部分的發展機會掌握在漢人和回族人移民手上。這些移民冷待,甚至歧視藏人。再加之不斷增多的遊客(07年有200萬)更令西藏人感到自己在自己的地方被擠壓。(灰記︰一些香港人應該十分理解西藏人在自己的地方被擠壓的感受)。在此情況下,藏人把怨憤發洩於中國的店舖便一點不出奇。正如六十年代非洲裔美國人攻擊白人店舖一樣,因為漢人店舖和白人店舖一樣﹐象徵民族壓迫。其實中國警察在「恢復秩序」時,施行比此嚴重得多的暴力。(These attacks are a product of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bet since the 1980s, which has seen Lhasa in particular grow very fast, but without benefiting the majority of Tibetans. Most of the new job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have been taken by Han and Hui Chinese migrants, who are at best indifferent to and at worst racist towards Tibetans. In addition, the growing numbers of Chinese tourists (over two million last year) exacerbate the sense that Tibetans are being squeezed out of Lhasa, except as “exotic"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ibetans should take out their frustrations on Chinese businesses,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African-American rioters in the US in the 1960s targeted white-owned businesses that symbolised their oppression. But much greater violence was meted out by the Chinese police and army in “restoring order".)

在臨近結尾寫道︰我們應否支持個別流亡西藏組織、西藏獨立是否可行、獨立西藏的邊界如何劃分,都是次要問題。重要的是零八年的抗議和騷亂,最終顯示藏人反抗中國統治的生命力,以及在青海、甘肅及四川藏區,藏人的民族覺醒。正如社會主義者歡迎對中國政權的其他挑戰,所以我們也應該歡迎藏人的反抗。(Whether we support particular Tibetan organisations, whether Tibetan independence is feasible, what the borders of an independent Tibet might be: these are secondary questions. What is important about the riots and protests of 2008 is that they have conclusively demonstrated the vitality of Tibetan resistance to Chinese rule and an awakening of Tibet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ibetan areas of Qinghai, Gansu and Sichuan. Just as socialists welcome other challenges to 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state, so we should welcome these.)

作者又說,看到反資本主義理論家,如香港左翼圈子紅人齊澤克支持中國統治西藏,認為這對普通西藏百姓更好,感到震驚。他們的觀點反映一些左翼人士對要批評中國感到不舒服。(But it was a genuine shock to see anti-capitalists such as Michael Parenti or Slavoj Zizek defending Chinese rule as being good for ordinary Tibetans. Their arguments echoed a more widespread unease among some left wingers about any criticism of China.)

看看齊澤克其中一個認為中國統治西藏是好事的觀點︰

事實上,中國大量投資發展西藏經濟,以及基建、教育和醫療。直接一點說,儘管中國對西藏的壓迫,藏人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在中國西部一些省份有更惡劣的貧窮問題,造磚廠有童工,監獄情況甚為可怖等。(It is a fact that China has made large investments in Tibe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To put it bluntly: in spite of China’s undeniable oppression of the country, the average Tibetan has never had such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There is worse poverty in China’s western rural provinces: child slave labour in brick factories, abominable conditions in prisons, and so on.)

不過作者反駁這種觀點︰

從歷史看,西藏人一有機會便會反對中國的統治和影響。為中國「有權」統治西藏辯護,實際上意味為中國有權強制對藏人操控作辯解。這些辯解被認為合理往往因為舊西藏政權很壞,1959年前的西藏社會的確極度貧窮,疾病叢生,由農奴主統治。但這種說法同樣可用來替英國、法國、西班牙或荷蘭,對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殖民統治作辯解。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他們殖民的舊社會是我們希望再次重現的。西藏的所謂「歷史進程」似乎越來越難有說服力。(What the history shows is that, given the opportunity, the tendency was for Tibetans to reject Chinese rule or influence. Defending China’s “right" to rule Tibet means, in effect, defending China’s right to impose its control over the population by force. This is often justified by the awfulness of the old Tibetan regime, and it is true that Tibet before 1959 was a desperately poor, disease-ridden society ruled by feudal slave-owners. But the same defence could be made of British, French, Spanish or Dutch colonial conquest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lmost none of the societies they colonised were ones we would want to see re-established. And the claims of “historical progress" in Tibet seem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justify. )

左翼評論》則訪問了在加拿大教學的西藏學者,《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後的西藏》的作者茨仁夏加,對零八年所發生的事的看法。灰記看過茨仁夏加這本講述四七年至九零年初西藏歷史的書,覺得這位學者儘管站在藏人立場寫歷史,但態度相當客觀持平,沒有抹殺中共在西藏的建設,也沒有掩飾西藏舊社會及統治精英的腐敗無能。現在節譯一些內容供參考︰

抗議主要因為西藏民族主義還是與經濟及社會議題有關?
(Was the issue of Tibetan nationalism the overriding one, or were some of the protests focused on economic or social issues?)

涉及很多事情。但如果你看示威者的橫額和口號,沒有明言爭取獨立。我認為最主要訴求是希望中國當局容許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以及人權問題。在拉薩的示威,針對的是中國政府及中共,亦針對定居那裡的中國人,漢人店舖被焚燒,漢人被毆打等。但這些只發生於拉薩。在其他地區,示威者走到政府大樓或黨總部,扯下中國國旗,掛上雪山獅子旗,很少有漢人被襲擊。在拉薩的漢人之所以被襲擊,主要因為那裡的漢人移民與當地藏人經濟地位有顯著的差別,漢人擁有當地酒店、商店、餐廳,因此很顯眼,亦成為發洩怒火的對象。相反在鄉村地區,藏人和漢人經濟地位差別不大,不會因此而遷怒於漢人。當然,藏人與外來者的矛盾是存在的。例如在藏東,農民於夏天採集野菌、冬蟲草等珍貴藥材,以幫幫生計。現在很多漢人到山上採集這些東西。雖然政府以徵費作出限制,但漢人因為利潤高而繼續採集。本地反對外人毫無節制的採集活動,宣稱這樣長遠會對當地環境造成損害。爭奪資源近來變得越來越厲害。(People talked about many things, but if you look at the slogans and banners the protesters were carrying, there was no explicit demand for independence; I think the main issue was getting China to allow the Dalai Lama to come back to Tibet, as well as human rights. It’s true that the protests in Lhasa wer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but also against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settled in Tibet-Chinese shops were burnt, ethnic Chinese were beaten. But it was really only in Lhasa that this took place. In other regions the demonstrators rushed to government offices or Communist Party headquarters, taking down the Chinese flag and hoisting the Tibetan one, ransacking official buildings; there were very few attacks on ethnic Chinese. The reason they were the target of public anger in Lhasa and not elsewhere is that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migrants’ success and the status of the indigenous is so glaringly obvious there-the Chinese own hotels, shops, restaurants, and are therefore much more visible. In rural areas, by contrast, the economic disparity between Tibetans and Chinese is minimal, so there was little resentment based on economic grievances. There are, of course, tensions between Tibetans and outsiders: in eastern Tibet, for example, farmers supplement their income in summer by collecting mushrooms, medicinal plants and yartsa-gunbu-the caterpillar fungus, much priz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w many Han migrants are also going into the hills to harvest these things, and 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restrict this by charging them a fee, the profits are still large enough for them to continue. Locals object to what they see as the indiscriminate way the outsiders collect the mushrooms and fungus, claiming they are doing long-term damage to the pastures. This competition over resources has become more intense in recent years.)

但我認為示威主要不是因為經濟不平等或藏人感到利益受損。我認為這是為了保衛民族身份認同而起。北京當局理解八十年代發生的抗議活動(灰記按︰主要發生在寺院),不單是宗教問題,而是西藏「分裂」問題。當時接手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採取一切措施鎮壓任何被認為有「分裂」可能的活動,甚至要求說藏語的權利都被理解為狹獈民族主義及分裂主義。當局質疑每個西藏人的忠誠,每個藏人都被認為可疑。反「分裂」運動亦變成鎮壓黨內異議聲音的藉口,任何不同意政府政令的人都被打成「分裂主義者」。但這政策自食其果,中國當局變得不知如何分辯反政府的活躍份子及普通平民。政府與廣大藏族平民出現巨大鴻溝,其結果是令藏人團結起來。如果只針對寺院,情況不至於如此。事實上,對比八十年代,最近的示威表達強烈而統一的民族主義情緒……(But personally I do not think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principally to do with economic disparities or disadvantages suffered by Tibetans. Rather, I think these were defensive protests, concerning ques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Beijing interpreted the 1980s protests as not just stemming from religious differences, but as the expression of a separate Tibetan identity. Under Hu Jintao, as tar Party Secretary, policies were targeted against any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even demands for Tibetan language rights were tarred with the mark of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Every Tibetan’s loyalty to China was questioned. Everyone became a suspect. The campaign against separatism also became an excuse for clamping down on dissenting voices-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yone who opposed a government directive was often accused of being a separatist. But the policy backfi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me un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who did actively oppose its policies and the rest, and so succeeded in creating a gulf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whole Tibetan population. The effect was to unify Tibetans, much more than would have been the case if the monastic community alone had been targeted. Indeed, the recent protests have expressed a much more unified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than those of the late 80s……)

現在西藏自治區的鎮壓情況如何?
(What is the current state of repression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目前情況十分惡劣。由於參與示威的人數眾多,由於來自不同階層,政府不能只針對某一族群,例如僧侶。他們看來要針對所有人。當局試圖控制每一個社會層面,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不但受拘押的人要受罸,在中、小學及政府部門,每個人都要寫自我批評。在中國漢地的大學,藏人學生也要自我批評。整個西藏人口都受到衝擊。(At the moment the situation is very bad. Because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 in the demonstrations, and because they cut across all classes, the government cannot target one particular group, such as the monasteries; it seems that they have to target everybody. The authorities are trying to exert control at every level of the community, in a way that reminds many peop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not only those who have been detained that are subject to punishment-the government is holding meeting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olleges, government offices, where everyone has to write self-criticisms; so do Tibetan students at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Tibetan population as a whole is bearing the brunt of this campaign.

你怎樣看最近針對西藏示威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你會否認為這是一個分水嶺?
How would you characterize the recent wave of Chinese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response to the Tibetan protests-would you say it marks a watershed in the mentality of the prc?

事情很有趣。在網上及在海外所表現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中產階級現象。發這者大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受益人,及十分著意中國國際地位的人。他們對外界事物較多認知。對他們而言,現在的改革政策正確,他們很怕發生任何阻礙經濟發展的事。但沿海及內陸有巨大差異,在貧窮的省份如甘肅、青海及其他沒有受惠現存政策的地區,這種民族主義並不興盛。然後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大地震衝擊中國人的自信。為何學校倒塌而高級酒店及私人商廈無損。越來越多人質疑中國現狀……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currently exhibited on the internet and abroad is essentially a middle-class phenomenon. It is strongly expressed by those who are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f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and who are most conscious of the country’s global standing. They are also more exposed to what is happening outside. They feel that, for them, the reforms are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y are afraid of anything that will hamper China’s economic advance. But there is a great divide between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in China. You do not find nationalism of this kind in the poorer provinces-in Gansu, Qinghai or other areas-where people have not benefited from the current policies. Then again, the terrible earthquake in Wenchuan on May 12 shattered the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state that many people had been expressing only weeks before. Simple questions are being raised about why school buildings collapsed but luxury hotels and private firms did not. There is much more discussion, new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about China……)

我認為中國內部也對此也有不同意見。超過三百名知份子簽署由王力雄發起的聲明,批評政府對示威的處理手法及要求對話。不少刊物都刊登類似看法的文章。一些中國律師宣布會為被拘押藏人辯護。這些人如此做會危及生計,中國當局脅不再延續他們的律師登記。這些都不見諸主流傳媒。在漢民族主義狂熱下,這些異議聲音很難被聽到。(I should also say that there is intense diversity within China-it is not as homogeneous as it might appear. Over three hundred intellectuals signed a petition circulated by Wang Lixiong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unrest in Tibet and appealing for dialogue.  There were similar articles appearing in a range of publications. A group of Chinese lawy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go to defend the Tibetan detainees; these people are risking their livelihood-the government is threatening not to renew their licences. This is not what the media highlights, of course. Many of these dissenting voices were not heard amid the patriotic fervour.)

你對未來數月以至長遠的藏中關係發展有何看法?
(How do you see Tibet-China relations developing, over the next months and in the longer term?)

……長遠看,中國共產黨對自己合法性的最強辯解是令到中國統一及更強大,這對中國廣大人民很有說服力。因此,中共不可能在西藏主權問題上退讓,因為任何讓步都會令減低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於此一原因,我不認為奧運會後,中共對藏政策會有任何重大改變。(……In the longer term, one has to understand that 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strongest claims to legitimacy today is that it unified China territorially and made it strong. This has great power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he Party therefore cannot afford to make any concessions on sovereignty with regard to Tibet, since any compromise would weaken the Party’s legitimizing appeal. For this reason, I do not foresee the Party making any major policy changes after the Olympics.)

如果西藏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他們最終的訴求會是甚麼?
(If Tibetans could articulate them freely, what would their essential demands be?)

西藏人其中一個最大的怨憤是不滿中國當局把任何西藏民族身份認同看成分裂主義。政府總認為,如果容許任何文化/民族自主,必然導致分裂。政府必須有所放鬆。在西藏,任何報章雜誌以至音樂的發行都受嚴格控制,而在中國其他地方有越來越多獨立的出版社。在西藏流行一個笑話,達賴喇嘛希望「一國兩制」,但境內藏人希望「一國一制」—他們希望在中國其他地區較寬鬆的政策也可在西藏實施。(One of the biggest grievances i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quate any expression of Tibetan identity with separatism.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think that if it allows any kind of cultural autonomy, it will escalate into demands for secession. This is something the government has to relax. In Tibet, everything from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music distribution is kept firmly under control, whereas all over China there are increasing numbers of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s. The joke in Tibet is that the Dalai Lama want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ut what people there want is ‘one country, one system’-they want the more liberal policies that prevail in China also to apply in Tibet.)

現在中共治藏的政策不但沒有放鬆,反而越來越收緊,在二十多個藏人自焚後,一些藏人地區實際處於戒嚴狀態。在西藏以外的人,包括香港人能做的是不斷為西藏人發聲,不管來自甚麼政治背景,左翼或非左翼。因為擺在眼前,西藏所發生的是民族壓迫,不管西藏人是否要求獨立!

 

 

 

在黑布掩蓋紅色「國徽」下沉思

三月三日市民短暫佔領政府總部,有一個可圈可點的小環節︰一些遊行人士用一幅大型黑布遮蓋政總大樓,象徵政府黑箱作業。曾經有一段短暫時間,黑布遮蓋了那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顛覆」意味更濃。可能由於此一動作對中共的挑釁味道太突出,黑布很快便離開那個大紅徽。

望著那個聲稱代表十三億中國人的徽章,站在旁邊的灰記不期然想到個人與國家,人權與公權的問題。特別香港不少人其實並不認同中共這個「國家政權」,又可以如何在中共不斷宣傳「愛國愛港」,以及動輒抨擊一些港人「反中亂港」中自處?

說到這裡,灰記想起一位傳統「愛國」陣營過來人,幾年前被中共以「間諜及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判刑五年,後來假釋回港的程翔。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千日無悔  我的心路歷程》,不少記者同行都爭相訂購,灰記是其中一人。

顧名思義,這書講的是他的寃獄歷程。這本書其中一個特點是內文不多,附錄反而佔很大比重。灰記看了內文,未細讀附錄,老實說,感到有點失望,可能灰記希望多了解他如何因為牽涉中共高層鬥爭,成為政治犧牲品。不過,此書只簡單說可能因為他寫的兩三篇文章「累事」,遲些有機會再著書講這方面的問題。換言之,此書主要講幾點︰以自己經驗,講述對中國司法及監獄制度的看法,以及講自己如何在監獄自處及信奉基督教的過程。

但無論如何,程翔作為一個北望中國的「愛國」香港人,他的遭遇仍然值得香港人深思。程翔並非第一位被中共判刑的香港人,三十二年前,劉山青因為到大陸探望民運人士,被中共判刑十年。不過,當年他並非如程翔的愛國知識份子,而是信奉托洛茨基主義的理想主義青年,希望「共產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而正因為他當時是中共長期妖魔化的「托派」份子(近年中共官方才有限度「平反」「托派」),當年香港「民主派」主流沒有聲援過劉山青,為他奔走的是一些沒有宗派主義的社運人士及「托派」人士,也有甘浩望神父,與今日程翔同獲泛民及建制,甚至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懷不可同日而語。而劉山青亦是一條不折不扣的「硬漢」,把牢坐到底也拒不認罪和認錯,的確是「香港人的驕傲」。

然後,三十年前,傾向自由派的《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亦被誘往北京,以「間諜罪」判刑十年,隨即假釋於北京。據說也是黨內鬥爭所累,而他亦是程翔的前輩,老一輩愛國知識份子。然後他的兒子,已故的羅海星,於八九年因為參與營救民運人士,被捕判刑五年,後來九十年代初,一向「務實」的英國人想打開中英外交悶局,為英國利益盤算,於是首相馬卓安訪華,會見那個劊子手李鵬,但不能完全沒有半點「人權」要求,於是順帶提出釋放他這個「香港仔」(這是羅海星生前親口對記者說的)。中共為了打破「六四」後被西方杯葛的困局,同意他保外就醫。

羅海星同他父親有點不同,他於文革期間回大陸讀書,親睹中共權鬥之荒謬,滿口革命道理背後並沒有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對中共更徹底幻滅,少了他父親那份「苦戀」。最主要的分別是他覺得可以理解台灣人為何要自決要獨立,他父親便堅決反台獨。說起「苦戀」,程翔在書中講起文革後興起的傷痕文學,特別提起白樺的《苦戀》中的名言,「你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你嗎?」相信這種「苦戀」及劉賓匯所講的「第二種忠誠」,是不少「老愛國」的寫照。

再回到程翔的書,灰記不知這是否世代問題,但看到程翔寫道︰「……當被問到這是否一件寃案,我說︰『個人寃屈事小,重要的是國家要有進步。』這不是我故作高調,而是我在獄中已形成真心的想法。」總覺得難有共鳴。灰記倒不認為這是否高調的問題,而是「認識」的問題。為甚麼現在全球有識之士都把人權看得很重,強調不能以國家之名肆意剝奪人權?而中國人在過去幾千年,特別在過去六十年,被以「國家」和「革命」之名剝奪人權,甚至生存權者不計其數,教訓不可謂不大。

要糾正這種以國家之名行壞事之實的情況,即符合現在聯合國人權公約(程翔在書中亦有提過)所提倡的,全世界所有人民都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個人受國家機器加諸的寃屈一點也不事小。從另一角度看,現在中國不計其數的上訪事件、維權事件,絕大部分不也是為了個人寃屈伸訴,希望中共起碼尊重其訂下的法律法規行事。在灰記眼中,就是每個上訪者,每個維權人士為自己為他人的寃屈向當局「討公道」,這個「國家」才會有進步的希望。

因此,程翔的寃獄並非小事,正如每個上訪者,每個維權者的個案都不是小事。灰記早前在報紙上看到,已退休的前人大代表,已故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接受採訪,為自己被官方視為刁民感到自豪︰「有的領導說我是個刁民,因為我懂自己的權利,我按法律爭取自己的權利。事實上每個人都應該這麼做。」

當然,比起那些被制度打壓得透不過氣的黎民,吳青亦屬「權貴」階層。但她沒有因為中共「恩賜」人代資格而唯唯是諾。報道指她年輕時經歷過反右運動和文革,性格敢言,退休前擔任人大代表 20多年。 1988年北京市人大代表會議上,她反對政府官員、法院、檢察院系統幹部參選人大代表,投出大會僅有的兩張反對票。她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刁民,民眾要共同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和法治。

所謂刁民者也,就是要不遺餘力的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不能令自己有半點寃屈。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步,是否文明,其實沒有甚麼奧秘,一般平民百姓是否受到「公平」對待,是否受到法律保障,是否經常感受到寃屈,已經是量度的標準。當然,「家國情懷」、「愛國知識份子情結」,人各有志,每人的心路歷程不同,灰記也無意抹殺程翔的赤子之心。但現在中國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社會的進步從捍衛自己的權利開始,中國過去鼓吹的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原來只是奴役人民的「鴉片」,觀乎此,不免感到程翔的剖白有點「腐儒」的味道。

雖然如此,程翔同那些因為個人利益而不願脫隊的「老愛國」,或為了「撈嘢」的「新愛國」相比,仍然值得尊重。因為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愛國而「包容」中共,對中共的專權腐化時有強烈批判。在書中,他亦提出一些發人心省的統計及分析,例如他指出中國95%的判案都是被告承認「犯罪」,而非因為客觀證據入罪。而中國的司法制度與絕大部分文明社會不同,人家是無罪推定,即是檢控一方要以證據去證實被告有罪,而中國是有罪推定,要被告去證實自己無罪。加上中國由共產黨掌控國家機器及司法系統,刑警為了「完成任務」,經常不理程序,威迫利誘、嚴刑迫供在所不免,法庭判案看上級官員的旨意,因此充斥寃假錯案也就不難想像。他就是在不人道的監視居住期間,雖無被嚴刑迫供,但單獨禁閉,心理折磨,加上威迫利誘(早點「認罪」便可早點見到陽光,早點能和家人通電……)等而認罪,都訴說中國司法制度的如何不公不義,如何遠離現代文明的要求。

就是中共這種「無法無天」,香港人必須盡一切可能抗拒。如果說反對「融合」,最重要就是反對中港政治文化的融合,反對「一國」觀念的融合。因此,反曾蔭權「貪腐」是反對特首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人。除了因為此人對中共唯唯是諾以外,就是因為他無可避免地不斷受中共官場文化的侵蝕,對法治和為官操守缺乏堅持。爭取雙普選就是因為只有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在全港市民任命及監督下,才能抗拒中共的干預和負面影響。

正正因為如此,中共的打手不斷抨擊爭取真普選是「變相港獨」,真正的高度自治是「變相港獨」,因為真正的高度自治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中共及其依附者心中就是「抗拒黨中央」和「搞分裂」。但既然中共自己迫於形勢也好,權宜之計也好,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便要認真地,鍥而不捨把它弄成真實。而真正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建基於一個民選政府及以民主、自由、法治為共識,即所謂普世價值的香港。而這個普世價值的核心,尤其針對「亞洲威權價值」的強大影響力,就是人權的彰顯。

要彰顯人權,這個香港一制必須保證其市民有「不愛國」的權利,為甚麼這樣說?就是針對中國的黨國體制,既然在中國大陸,批評共產黨隨時可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洩露國家機密」、「間諜」等罪名,為甚麼還要去愛這個被中共壟斷,幾乎等於中共同義詞的中國呢?

而灰記總認為,香港人若能堅持抗拒中共的「大一統」操作,對內地人,對台灣人,以至對被中共實施種族清洗政策的「少數」民族如西藏人,都是一種道義聲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