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撲不熄的火焰

唯色上載

藏人作家唯色在twitter貼上甘南州公安局於10月21日的藏漢兩文通告,上面寫道︰…(一)向公安機關檢舉、揭發、舉報有關策劃、煽動、操縱和蠱惑人心製造自焚事件可靠線索的人員,獎勵五萬元。(二)對近期發生四起自焚事件,能準確提供幕後操縱黑手的人員,獎勵人民幣20萬元。(三)公安機關對提供線索的人員絕對保密,負責人身安全。(四)獎金通過特殊渠道和方式予以支付。

但就在通告發出後第二天,10月22日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即藏人所稱安多拉卜讓的拉卜楞寺,六十一歲的牧民頓珠自焚,並高喊「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他當場被燒焦喪生,藏人僧俗把他的遺體送回他家中,舉行法會,敬獻哈達。

跟著10月23日,在該縣的武裝部前的大街上,58歲的牧民多傑仁欽點火自焚,當場犧牲。軍警企圖搶走他被燒焦的遺體,被藏人僧俗阻攔,雙方一度對峙。最終,他的遺體被藏人送回他家,敬獻哈達,舉行超渡法會。(見唯色《看不見的西藏》)

頓珠自焚(唯色上載)

唯色寫道,從2009年2月27日至今,已有六十三名西藏人自焚(境內六十人,境外三人),包括九位女性,已知其中五十一人犧生(境內五十人,境外一人)。僅今年十月,藏地已有六人自焚。

10月22日自焚的頓珠留下的遺言大致如下︰

經常呼籲拉卜楞寺人僧人和當地年輕人不要選擇自焚,要留住生命,為民族未來事業作出努力和貢獻。公開表示自己和老一代人曾在1958年和1959年期間,曾遭受中共政府的迫害和折磨,因此他和其他年事已高的人才應該選擇自焚等。

灰記曾在此寫過不少有關藏人自焚的博文,對西藏人/圖博特人為了自由而以自焚,以這個承受極度痛苦的自我了結生命方式表達信念,感到極度震撼和心痛。看到這些畫面的諸位,也不會沒有感覺。而這種「自焚潮」似乎沒有減退的跡象,由當初主要年輕僧侶為主,蔓延至較年長的牧民。面對藏人以自焚抗議現狀,中共政府除了諉過於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外,就是加緊控制藏人社區,軍警隨處可見。本來藏人就是為了失去自由而自焚,如此一來,只會更激起藏人對自由的渴望,因而更感到「絕望」,因而更多人自焚。

甘南州公安局的通知,正好反映中共的僵化強硬思維,令西藏人更加「離心離德」。這個通告註定徒勞無功,灰記相信自焚不是策劃、煽動、操縱得來,決定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以表達信念的人,是經過深思熟慮,甚至極痛苦的爭扎。如果當局期望利用金錢「引誘」藏人當線人,舉報計劃自焚者,然後及時把他們關押,即使成功關押計劃自焚者,但問題是,以甚麼罪名,關押多久?可能有人會提醒灰記,法律不能阻礙中共行事,但如此一來,只會更激化中共與藏人的矛盾,加深藏人的「絕望感」,激發更多藏人自焚。

多傑仁欽自焚(唯色上載)

這是一個讓人極傷感和沮喪的情況,西藏可能比中國內地更像一座監獄。有最近去過西藏的人在twitter留言,指為了不讓西藏人前往印度達蘭薩拉看望他們的精神領袖,已經停辦護照。就連落戶拉薩的漢人也辦不到護照,有人要活動希望恢復重慶的戶口。

另外,這名人士又說西藏很多武警把守的檢查站︰「旅途中唯一一次聽到武警說謝謝,是在拉薩西郊堆龍德慶縣的一個檢查站。那是一個娃娃臉的藏人武警,禮貌地檢查著身份證,始終笑容可掬,不過,他的另一隻手始終停留在衝鋒槍板機套上。在他身後的另一位漢人武警更年輕,沒有携帶武器,顯得手足無措的樣子,似是在見習。

「不止一個司機、導遊提到,檢查站"出過大事"。月前一位當雄(拉薩北郊)牧民因老爸生病急於開車南下往拉薩就醫,忘帶身份證,在檢查站不獲通融,折騰了三小時送到醫院不治。牧民悲憤下失去理智,事後回檢查站將武警刺死。這樣的檢查站幾乎立刻就讓人想起以色列紀錄片《檢查站》。從約旦河西岸到西藏,類似的人間悲劇仍看不到盡頭。」

中共現在只能靠軍警維持藏區的局面(唯色上載)

可能很多中國人會抗議這位twitter客把中藏的關係,同以巴關係相提並論。但也許在西藏人的內心深處,被外來民族殖民統治的感覺,跟佔領區內巴人被外來民族殖民統治的感覺非常類近。而西藏人可能比巴人更「絕望」,因為巴人好歹也有一個聯合國認可的立國想像,而西藏人想真正自治都不可能。

這種不可能會不會隨著中國十分艱難的變革,如果終於成功的話,而有所變化?無人敢肯定。不過,中國大陸改革/異議人士來港出版的《陽光時務》,這一期介紹了流亡德國的中國異議作家廖亦武,前往達蘭薩拉探望十二年前流亡印度的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提及對西藏人自焚的關注,反映愈來愈多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儘管仍屬少數,明白,至少試圖了解西藏人及其他民族現今的處境,理解大家正共同面對一個僵化強硬,只講集團利益的政權。這種認識也許對推動中國十分艱難的變革十分重要,因而這種認識也許是對痛苦地結束生命的西藏自焚者些微的補償?

捍衛言論空間,The Case of 鄭大班

9月19日,社運人士、政治人物、DJ、媒體和娛樂中人齊在政府總部唱《風雨同路》,令人聯想起8964時香港的景象,當然,現在歸邊的人越來越多,敢挺身而出的越來越多是普羅市民。

DBC在大氣中與聽眾接觸了短短數月便告停播。十月廿一日,據稱有數萬人到政府總部支持DBC復播,不過,「惜別」的味道更濃。「反對滅聲、還聲於民」是大會的口號,很有抗議言論空間收窄的味道。參與集會不乏名咀大班鄭經翰的粉絲,當然也不乏希望捍衛言論平台的人。

這些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務助理,當中有人在大同台定期發聲,曾為同鄉枯燥乏味的生活,增多一些樂趣和資訊。

不單只本地華人,一些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務助理,亦走來撐DBC。無他,香港號稱亞洲世界城市,在金融交投量方面,樓宇呎價方面,常要同紐約、倫敦攀比,但在多元聲音、多元文化方面卻不想跟真正的國際都會看齊,而且越來越想單一「中國化」,只想為中國權貴富豪服務。至於少數裔族,特別基層的少數裔族,則視而不見。種族歧視條例不約束政府及公營機構,變成政府有大條道理不為少數族裔服務。少數裔族在外國先進地方早有自己的電台甚至電視時段,偏偏香港負起公共廣播責任的香港電台,卻逃避開設平台,讓少數族裔自主發聲的責任。DBC的大同台肩負起這個責任,的確值得一讚。對灰記這類「國際主義」者,單是大同台出現,DBC也值得一撐。

除了幾位少數族裔女士,藝人樓南光和民間電台台長曾健成於早一兩天率先宣布絕食,企圖迫令政府介入。而諷刺的是,DBC的停播又跟這個政府有莫大的關係。

DBC事件,是繼反國教、反東北成為內地富豪後花園後,又一「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運動。自從梁振英上台後,自由的收縮,兩制的被進一步蠶食,香港「核心價值」的衰落,似成了很多市民的共同憂慮。這相信與梁振英的地下黨「疑惑」,以及其整個政府不足取信的表現有關,亦與中共可能已下定「決心」要加速「收復」這塊殖民地有莫大關係。

中共對香港這一制的干預,早於2003年數十萬港人上街「喝停」23條後便已開始。「碰巧」的時,鄭大班與黃毓民兩支咪被「封殺」,相信也與他們於零三年七月一日前,在電台節目號召市民上街抗議23條有關。當時,已有人說香港只剩下「一報一刊兩支咪」,沒有了兩支咪香港的言論自由更「脆弱」。灰記認同鄭大班和黃毓民開拓了時評政評的新局面,但也一直批評他兩人的霸道及不尊重不同意見,沒有足夠的胸襟,某程度作出了行使言論自由的「壞示範」。

除了言論空間,所謂推行國民教育,加強港人「國民身份」認同,也是在零三七一後加速進行。最後就是不惜衝擊香港法治,由人大釋法,叫停零七零八年雙普選,拖慢民主進程。這些動作均並非始於梁振英上台,這些動作或多或少在港英舊臣,替補董建華的曾蔭權配合「中央意志」而逐步實現。也許有人會說,香港仔曾蔭權始終不是土共,落實「中央意志」會打折扣,不如梁振英這類人落力。正如中共地下黨過來人梁慕嫻所言,地下黨當特首,一國兩制的界線便會被抹掉,概地下黨要聽命於黨組,即直接聽命於中共。無論如何,中共要侵蝕香港這一制,加快中港融合的「巨輪」不會停止,只是速度有所分別吧了。

如果大家不善忘,標誌中港融合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起初港府反應平淡,反而一些立法會議員,包括泛民議員更積極,問政府會否加重西鐵的負苛,會否利用西鐵路軌或另起鐵路。然後胡錦濤一句廣深港高鐵是十二五規劃一部分之類的說話,「擦鞋仔」曾蔭權馬上響應,大花天文數字興建全球最貴的高鐵香港段,強拆菜園村,激起香港的反高鐵運動。

弔詭的是,當年鄭大班高叫反23條,批判董建華不遺餘力,被封咪後於04年以高票當選立法會議員,翌年董建華腳痛下台。這位名咀曾向灰記的行家透露,做立法會議員是為了罵老董,董建華不在,他亦變得無所事事了。其實也非無所事事,與曾蔭權關係非比尋常的鄭大班,可能是立法會內最真心支持曾蔭權的人。曾蔭權曾經有過「強政勵治」的「抱負」。上任後親率「泛民」到訪廣東,零五年政改推出「超級區議會」的前身,區議會方案,曾盛傳獲部分「泛民」議員支持,有望通過,鄭大班正是被傳支持曾蔭權方案的其中一個,他亦從沒否認。後來「泛民」大老李柱銘等提出綑綁式投反對票,結果曾蔭權的如意算盤打不響,明知票數不足以通過政改方案,也不用應承支持他的「泛民」議員投贊成票,於是鄭大班未能報効曾蔭權。

不過,鄭大班畢竟與曾蔭權關係密切,要做點事,例如申請牌照辦電台,仍算順利,相比之下,民間要搞就受到曾蔭權政府的極力阻撓。香港一向有開放大氣電波的訴求,零四零五年左右,阿牛曾健成主理的民間電台已打游擊式窄播,曾因申請牌照不逐「非法廣播」被檢控,起初裁判官游德康指禁止民間電台廣播違反人權法,因此屬違憲,判曾健成等無罪。但政府上訴,最後上訴法院判裁判署無權審理是否違憲,幾經波折,09年游法官雖判曾健成等人罪成罰款三千,但同時亦指,相信各被告是希望透過公民抗命,爭取大氣電波開放,認為他們的意圖是高尚的。

曾蔭權政府這邊廂打壓民間發聲,那邊廂則批准鄭大班申請電台牌照,讓鄭大班大展拳腳。DBC前身是雄濤廣播有限公司,部分股東李國寶、夏佳理與曾蔭權關係良好,李國寶曾擔任曾蔭權競選特首的辦公室主任,亦是這屆特首選舉唐英年競選辦的主任。而大家亦不要忘記,現在力阻DBC繼續廣播的黃楚標,曾蔭權當特首時亦與之過從甚密,「貪曾」被傳媒揭發退休後租住的深圳超級豪宅,正是黃楚標的物業。

而如果大家沒有善忘,很多時事評論員,包括DBC的另一名咀黎則奮都認為,中共起初屬意唐英年當特首,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包括唐英年的不濟,中共的權鬥…「永不言棄」的梁振英在中聯辦撐腰,習近平拍板下,那些識時務者的選委,在中方的「威迫利誘」下才轉投梁振英。但仍有部分堅持投唐英年,加上泛民的白票和投何俊仁票,結果梁振英低票當選特首。

從這次特首選戰,可窺見傳統左派、二線資本家與本地大資產階級和港英遺留下來的建制的決裂。曾蔭權和鄭大班希望唐英年當選延續status quo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不過,唐梁之爭,掀動兩個陣營的互揭陰私,唐英年被揭大宅僭建地下室,繼而曾蔭權被揭貪富豪小便宜,包括享受遊艇及小型飛機,接受厚禮,不知以甚麼價錢租住黃楚標豪宅;而梁振英除了西九事件,當選後亦被揭發僭建,而且謊言一個接一個,比窩囊的唐英年誠信人格更不可取。其問責官員亦有很多問題,「劏房」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早應下台,推國教表現極無能,激化矛盾的吳克儉亦屬需問責下台的官員,。梁振英的大內總管林鄭嫌廉署和申訴專員礙手礙腳,阻礙其政府行政霸道,亦為香港已所剩無幾制衡政府的制度設計敲起喪鐘。

而梁振英上台短短三個多月,已經惹起市民廣泛不滿,示威浪潮一個接一個。近期很流行說市民覺醒或公民社會的成熟,傳媒是否一面倒抹黑這些公民抗議活動,答案顯然不是,除了傳統「左報」、東方報系以至一些貌似中立的傳媒明的暗的護航。而兩個免費電視台,小台早已落入共產黨之手,大台則越來越親建制,對梁振英亦「愛護有加」。至於那個官台,亦被「修理」得差不多,早晨的《千禧年代》小心奕奕,逃避立場;晚間的《自由風》則被悶蛋規矩的陳燕萍及幕後的編輯磨平得七七八八。即使如此,依然有別的傳媒批評梁振英政府的不濟及無良。當然,這些傳媒未有如DBC一樣,擺明車馬與梁振英對著幹,DBC亦以旗幟鮮明的反對派傳媒自傲。

 的確,沒有了DBC,便沒有了旗幟鮮明的反對派傳媒,不但如此,作為傳媒一份子,多一個平台總比少一個平台好,在維護多元和言論自由的大原則上,無理由不撐DBC。而DBC的股東紛爭絕不是純商業糾紛,絕對是政治事件。無他,鄭大班本來就是因為曾蔭權當特首之便,發牌很順利,亦能引入與曾蔭權有關係的富豪如李國寶和黃楚標。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唐英年當選特首,DBC還會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電台嗎?如果唐英年當選特首,黃楚標會改變主意嗎?

灰記不厭其煩的講這些,是希望指出一點,搞大眾廣播,沒有錢萬萬不能,一是利用公帑,一是有錢人投資。利用公帑的香港電台,不能脫離政府部門架構,擔當不了公共廣播角色,這亦是中共和香港政府所不容許。至於資本家或財團搞傳媒,一是為賺錢,二是利用傳媒工具達到拿取其他利益,後者通常牽涉替中方和港府當喉舌,為建制護航,這其實是越來越多香港傳媒的趨勢。鄭大班沒有大錢,或不願傾家蕩產搞DBC,這當然是人之常情。於是只能引入投資者,這些投資者不會慷慨至每人拿一、兩億元讓鄭大班當《風波裏的茶杯》主持過口癮,他們當年也許給曾蔭權面子,亦想著唐英年當特首,DBC不會跟唐對著幹。在此,灰記要多說兩句,假使唐英年當選,鄭大班會對唐英年不留情面嗎?那位「口沒遮攔」的大錢台台長黎則奮又是否可以暢所欲言罵唐英年?這些都是值得細想。

但人算不如天算,現在殺出一個中聯辦「契仔」梁振英,挺唐的大班不願轉軚,繼續罵梁振英,一向城府甚深的梁振英自然不爽,習慣言論一律的中共中聯辦自然不悅,向那些識時務的股東埋手最自然不過。十月廿二日《信報》的「獨眼香江」專欄,題為「DBC終於行到水窮處喪鐘鳴難望再看雲起時」,作者紀曉風在文中提到,四個不願按原計劃注資又不願出讓股份的股東,黃楚標、李國寶、李國章及黃子欣,李國章本來就是梁振英的支持者,其兄長李國寶雖並不支持梁振英,甚至支持唐英年,但「…在4月被傳媒揭發大宅和唐英年一樣有僭建,差不多一個月後屋宇署就指李家大宅的僭建物未拆,稱會檢控大宅業主檢控。隨時有機會身犯官非的李國寶,擔任主席的東亞銀行其後又被傳出曾向許仕仁批出6000萬元無抵押透支,當時許仕仁已被廉署拘捕調查。可想而知,若一旦東亞銀行牽涉許仕仁案,對這家全港最大華資銀行的影響。李國寶其後漸淡出政壇,不但放棄連任立法會議員,對政治事件也鮮作回應。及至8月,就傳出他和弟弟李國章一起反對注資DBC。…」換言之,李國寶很可能為了自保而轉軚。

至於,深圳地產商黃楚標,據聞與中聯辦關係良好,正所謂西瓜靠大邊,生意人最講現實,現在中聯辦撐腰的梁振英做特首,鄭大班「不聽話」繼續罵梁振英,自然覺得不妙。紀曉風引述DBC集會播放的一些黃楚標開會聲帶,「聲帶中他對電台聘用商台名嘴李慧玲持強烈反對意見,疑似是因為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對李慧玲反感;另一則聲帶則顯示他曾向鄭經翰坦承因『不能說的原因』而不可出售電台股份予他,看來不是可宣之於口的商業原因,更非他曾聲稱的經營不善。」

至於中聯辦直接要求黃楚標「做嘢」,還是黃楚標自己「識做」,恐怕永遠是一個謎。不過,灰記在這裏又要多加兩句,彭清華對李慧玲反感,所以黃楚標強烈反對鄭大班聘用李慧玲,但李慧玲並沒有從此消失,她現在是商台早晨「皇牌」鋒煙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的主持,在商台已做了幾年鋒煙節目主持。據聞鄭大班給了李慧玲一筆「訂金」,商台會否因此而對她有看法,因而不再重用她?暫時言之尚早。但暫時看來中聯辦可以對這位深圳商人有巨大影響力,對商台還未有很大的干預能力。

DBC看來會成為絕響。即使現在市民捐了數百萬給鄭大班打官司,要求法庭有個說法。但打官司是有錢人的玩意,數百萬不足支持鄭大班這場打官司,如果鄭大班不願自掏腰包,這也是人之常情,有心的市民便要合力捐數千萬以支持昂貴的訟費。即使籌到足夠訟費,即使法庭最終判李國寶及黃楚標要履行股東責任,如李、黃不願再注資,最多只能要求他們出讓股權,到時股權值多少錢也「有排拗」。即使這些都解決了,鄭大班說過自己沒有錢,又有甚麼人願意買股份和注資而又讓DBC做反對派的電台?有人提過市民集資,但數億元如何籌集,如何監管,灰記有很大疑問。當然,如果DBC能成功以市民集資方式復播,成為名正言順的公民電台,將是香港一項創舉,亦進一步標誌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

現階段,「泛民」說會於立法會跟進事件,facebook有人號召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DBC停播,https://apps.coms-auth.hk/apps/broadcasting_complaint/index.aspx?lang=2“。有興趣者不妨落力投訴。據說若有三萬個投訴,可迫令政府介入。

不過,DBC名咀黎則奮在facebook已斷言放棄DBC復播的幻想︰

「不必幻想,DBC已經完全沒有機會復播了,除非我們能夠發動一個數以十萬人計的群眾運動政治逼迫梁振英政權,教他為求自保,不得不重蹈覆轍,繼在國教問題上讓步,將責任卸到李國章、黃楚標身上,責令他們解決問題,讓DBC復活。但大班沒有信念,不同意我的政治分析和判斷,也不相信群眾,所以爭取復播運動功敗垂成。不過,退一步,未賞不可為未來進兩步作好準備,創造條件。我贊成陳雲的說法,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只要有心有力,誰都可以建立自己言論自由的平台,就讓百花齊放,大家在真的自由競爭中茁壯成長吧。何況久合必分、久分必合千古不易,將來時機成熟,所有進步聲音和力量,必有再走在一起的一天。」

蘋果日報照片

黎則奮以群眾示威方式迫令梁振英「做嘢」是否過於樂觀?不同意他的想法是否就不相信群眾?灰記覺得DBC和反國教性質有不同,畢竟DBC是一所商業機構,而強推國民教育的是政府。但無論如何,在網絡發達的今天,最重要市民願意行使言論自由,捍衛言論自由,網絡的效應有時比傳統平台更強大。而言論自由的真諦除了直面當權者無所畏懼,最重要是有真正的對話和討論,而不是自說自話,甚至不讓人說話。

支持DBC復播晚會其中一個最有意思的畫面,是鄭大班與其前僱員陳景輝握手致歉。原因是他在數個月前陳景輝主持節目期間,打電話入直播室,當著聽眾面前罵陳景輝為何不罵何秀蘭,陳和部分節目主持憤而辭職。無論原因為何,鄭大班這種霸道作風絕不足取,也是令他成為爭議性人物的原因之一。不知鄭大班還有沒有機會開咪或做台長,但願他這次是痛定思痛,決心為言論自由作更好的榜樣。

從反國教到蘇格蘭公投

葉寶琳上載

十月十七日晚,香港政府總部有「奇景」,反對國民教育人士重返公民廣場,「慶祝」梁振英政權暫擱置國教科指引,也反思今後運動何去何從。同場,支持國教者亦來「贈慶」,有人高舉「國民教育、有國必讀」的標語。

早一日,報紙大篇幅報道,英國首相卡梅倫與蘇格蘭首席大臣薩蒙德,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簽署了關於蘇格蘭進行獨立公投的最終協議。親中的《文匯報》亦作詳細報道︰

「…公民投票定於2014年舉行,決定蘇格蘭是否從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分離出去。

在達成該協議前,英國政府與蘇格蘭進行了為期數個月的談判。雙方均就投票細節作出了讓步。根據這項協議,蘇格蘭政府預計將在2014年底舉行公投。16歲至17歲的年輕選民也能參加投票。

但一項民調結果顯示,主張獨立的蘇格蘭人在減少。民調公司TNS-BMRB上個星期公佈的民調結果顯示,僅有28%的受訪者贊成獨立、脫離英國,而多達53%的受訪者反對獨立。…」

灰記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也不知是否牽強。不過國家、民族、自決、自治、獨立這些問題,並非香港人/中國人獨有。看到撐國教人士高舉「國民教育、有國必讀」,首先灰記要跟這些人士說,當今世界上比較進步的看法是人民是公民,不是國民。公民與國家的關係不是主從關係,而是透過契約維持,當中或有感情因素,但愛國並非必然。看蘇格蘭人,他們現在是英國的公民,但蘇格蘭實施自治,有自己的議會,是透過憲法釐清蘇格蘭與不列顛聯合王國的關係。

而人口五百萬的蘇格蘭現已擁有許多獨立國家的象徵,如自己的國旗、司法體制、民族認同,衛生、教育政策自主權。不過,國防、外交就歸英國管轄,經濟同貨幣就同英國一體。寫到這裡,灰記不期然把蘇格蘭跟香港比較,除了民族認同,絕大部分香港人是中國漢族外,香港所應擁有的自主權其實跟蘇格蘭差不多,甚至擁有自己的經濟和貨幣體系。

但為何香港和蘇格蘭有如此的差異?就以國民教育為例,假使蘇格蘭要推行「國民教育」/公民教育,一定會強調蘇格蘭的歷史,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蘇格蘭的獨特性。灰記亦相信,蘇格蘭的小學不會要求學生看到英國米字國旗,聽到《天祐女皇》要感動,看到英國運動員在奧運會勝出要激動得紅了眼。但為何有教育自主權的香港,要完全跟中共的一套,沒有香港的一套?

即使香港絕大部分人是中國漢族,為何只能認同五星紅旗及《義勇軍進行曲》,而不能認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三民主義》?正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香港跟台灣的關係曾經相當密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曾特別招收香港僑生到當地讀書,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賽事的整隊足球隊都是香港人。

灰記這樣說,並非表示特別認同台灣的國民黨,而是有感於由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現在要硬銷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還要有教育自主權的香港政府硬推它的一套。作為共產黨員,他們本應崇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政權,而且要不分國界。換言之,共產黨員不會接受愛國主義,並以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為目的。歐洲的共產黨曾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圍堵蘇聯,甚至高喊保衛蘇聯。中國共產黨亦曾支持外蒙脫離中國獨立,支持台灣和新疆獨立,支持蘇軍佔領滿州。

中國共產黨的確推翻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政權,但並沒有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更沒有履行民主、自由,維護工農利益的承諾,現在更蛻變成權貴「資產階級」政權,而且連外國資產階級「假惺惺」的民主自由欠奉。如果現在要來「愛國主義」這一套,無論大陸人和香港人都有權疑問,你共產黨真的「愛國」嗎?為甚麼一定要擁護中國共產黨?

所以回到「國民教育,有國必讀」,第一,不是國民教育,而是公民教育,第二,有國必讀,關鍵是讀甚麼。香港和蘇格蘭一樣,理論上擁有很大自主權,反對中共模式的國民教育便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最重要是這套中共式國民教育的目的,是中共透過其在香港的代理,侵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一連串「攻勢」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厲害的部分,即所謂從小做起的「改造心靈」工程。香港人不可能不警醒。因此,說反國教是捍衛香港自治的象徵也不為過。

香港要反國教以彰顯自治,不能透過公投以表達捍衛自治的決心,也許就是同屬自治的蘇格蘭根本不同之處。概根據維基百科,蘇格蘭人經努力爭取,透過權力下放公投,終於令英國國會通過《1998年蘇格蘭法》,蘇格蘭跟英國一樣,行議會內閣制,即議會多數成執政黨,現在執政是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其領袖薩蒙德便成為蘇格蘭首席大臣。換言之,蘇格蘭人是「百分百」的民主自治,不是香港半吊子的民主,立法會一半是功能組別,行政長官是由中共幕前幕後操控的小圈子選舉產生,首要聽命中共,其次向香港特權階層負責,再其次才向香港市民敷衍式問責。

蘇格蘭民族黨最終成功與英國政府達成獨立公投協議,一切歸功於西方資產階級「假惺星」的民主自由。相反,當兩年前香港有「泛民」政黨為了抗議中共拖慢香港民主步伐,以五區辭職補選手段,提出盡快落實普選的變相公投運動,在香港完全合法,卻被中共說成變相港獨。無他,中共「唾棄」西方資產階級「假惺惺」的民主自由,死抱中式權貴資產階級真真正正的專制獨裁,對一切人民的自治/自決「玩意」都「怕得要死」,儘管說搞這些自治/自決「玩意」的人都是「一小撮」。所以五區公投運動是「一小撮」反華反共分子所為,所以西藏「騷亂」是「達賴集團」及「一小撮」反華反共分子所為。

種族地域偏見全世界都有,有英格蘭人不喜歡蘇格蘭人,蘇格蘭人不喜歡英格蘭人,有香港人不喜歡內地人,也有內地人不喜歡香港人,融合與分離也是常有之事。但最重要有表達意見,甚至自決的自由。卡梅倫說希望蘇格蘭留在英國,但尊重蘇格蘭人自決權利。這也許就是「假惺惺」資產階級民主的好處,卡梅倫可能知道大部分蘇格蘭人因為經濟原因希望留在英國,所以大膽讓他們自決。但怎說這也是一場政治賭博,一旦大多數蘇格蘭人贊成獨立,大不列顛王國便有「瓦解」的風險。所以,無論英國人如何「虛偽」,他們這種政治風範和政治膽色,習慣了專制的中國人不知要多少年才學習得到。

而這種政治風範和政治膽色,對較好解決台灣和西藏「問題」,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可能相當重要。不是要中共馬上贊成台灣和西藏公投,至少可以宣布放棄武力「解放台灣」,歡迎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因為中共聲言台獨和藏獨都是「一小撮」野心家的所為,會被大部分台灣同胞和西藏人民所唾棄,為何要導彈向著擁護祖國的台灣同胞,為何要害怕一個垂垂老矣的達賴喇嘛?至於香港,很簡單,首先讓香港先落實真正的雙普選就是了。

假如香港人和內地人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香港編年史照片(Tim Chan上載)

十月十日,facebook有人上載數十年前石硤尾徙置區的照片,一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是現在的年青人所想像不到的。

灰記童年居住於深水埗,石硤尾徙置區是常與同學一起玩耍的地方。那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年年可見,亦是童年灰記最感情投入的場景之一。無他,灰記和很多五十年代出生於香港的人一樣,父母於1949年前後「走難」來港,他們大多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共政權有所戒懼,甚或反感。然他們生長於中國大陸,不可能對這個「亂七八糟」的殖民地有任何歸屬感,只是因為生活或政治原因被迫滯留這裡,內心仍然記掛家鄉,認為自己是百分百中國人。他們既然不認同中共政權,很自然把國家認同和民族感情投射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投射於敗走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

在那個年代,無論大陸,無論台灣,都是黨國體制,認同國家也認同政權。灰記父親反共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民黨中華民國,童年的灰記自然也反共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民黨中華民國,對那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曾投入過無知而真摰的感情。灰記還記得跟姊弟們到書店購買青天白日旗,拿在手裏感到十分自豪,看到五星紅旗會感到厭惡。直到七十年代初初時,仍有隨父親或世叔伯到旺角彌敦道的國際酒樓或五月花酒樓,參加雙十國慶晚會,最高興看到寶島歌王青山演唱「愛國」歌曲。

灰記還記得,就讀的中學當年屬右傾名校(現在則積極配合中共和特區政府),中國地理教科書是四九年前的版本,北京仍稱北平,東九省而不是東三省。少年灰記經常幻想大陸仍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繁榮富強」。那時香港左右派分明,大家都講愛國,愛兩個不同的中國,不用教育當局強推國民教育。當然,如灰記父親或少年灰記這些反共右派,在傳統左翼人士眼中是反動人士,而中國共產黨代表進步力量。灰記也曾問過父親,為何「總統蔣公」鬥不過「共匪」,要退守台灣,父親也答不出所以然。

灰記長大後,在外國受左翼思潮影響,經過一輪爭扎,告別「總統蔣公」,對國民黨反動獨裁落後有較多體會,短暫時間成了Chairman Mao的謹慎支持者。但因為少年時曾回鄉探親,目睹大陸落後、封閉以至黑暗的一面,對外國毛派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想象始終未能百分百接受。而所謂西方左翼,特別是共產組織,始終對愛國思想有一定批判,更崇尚的是國際主義和全世界「無產階級感情」。灰記在外國短暫成了毛派而不至變成如香港親中共的「國粹派」,祖國前祖國後,與此也有一定關係。

數十年人事/國事幾番新,毛澤東的獨裁恐怕統治越來越多人知悉,中共的黨國專制,脫去了「漂亮」的「社會主義」外衣後,只剩下廉價的國家主義內衣。台灣的國民黨黨國體制,終於在台灣幾代人不屈不撓的抗爭下,宣布解體,民主制度逐步建立,自由的空氣勝過香港。不過,今天台灣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對蔣介石的「反共復國」已沒有半點幻想,即使如灰記對大陸「社會主義」有過憧憬的人,相信大部分眼見今天中國權貴資本橫行,人權不彰,雖比毛時代少了點殘暴與奴役,但拒絕政治改革,八九六四以軍隊血腥鎮壓和平請願學生及支援的市民,不會認同這個中共政權,更不會認為它是「進步、團結、無私」的執政集團,也不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傲。

即使今天中共如何強大,中華民國作為政治實體不容否認,中共的統戰口號也只能是回到九二共識,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然而,台灣人與中國人實際上已越走越遠,相信今天很少台灣人會對中國人這身份感興趣。而台灣人在中共武力威嚇下,相信只會更加強他們的族群/國民身份認同。這種族群/身份認同已非那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所能盛載,移植到台灣的那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中國辛亥革命關係究竟有多深,這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除了代表國民黨的藍營外,又有何意義?

更重要的是,對兩蔣必恭必敬,蔣公前蔣公後的國民黨籍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已沒兩蔣,特別蔣介石「毋忘在莒」、「反共復國」的「雄心壯志」,下任的中華民國總統,不管是國民黨籍還是民進黨籍,都會把自己的目光放這在小島上。

諷刺的是,最近釣魚台/島事件,大陸有人膽敢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街,相信是一些內地人透過網絡突破,多了解中國近代史,了解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除了專制和腐敗外,並非一無是處。例如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政府,理所當然的是抗日主力,國軍士兵與將領傷亡人數遠遠高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因此中共宣傳自己領導抗日完全站不住腳。而是否投入抗日戰爭,是現在只剩下國家民族可以售賣的中共的禁忌。此外,當年一面倒投靠蘇聯的中共,在指摘國民黨政權甘為美帝國主義者服務時,今天鼓吹中國民族主義,也要回答為何對蘇軍當年搶佔東北,姦淫擄掠不敢啍一聲,當年批評蘇軍暴行,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中共幹部被清算,命運悲慘。中共更要回應蘇聯佔領一大片中國領土,包括海參威,他們不但不提出嚴正交涉,還由江澤民與俄羅斯當局秘密簽訂協議,永久放棄領土。在堅持民族主義立場上,歷史似證明,共產黨不會強過國民黨。(當然,作為崇尚國際主義的人,灰記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殖民主義行為,包括中國對西藏等地區的新殖民主義統治)。

不但如此,儘管現在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特別是解決分配不公,貧富不均的願望與能力。然而,不能否認,今天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下的台灣人,無論公民素質之高、民主自由的實踐、人權的保障,都是所有華人社會之最,遠高於五星紅旗下的中國人。所以無論大陸人、香港人,高舉這面中華民國旗幟,別具意義。對灰記而言,亦特別唏噓。

而鼓吹認同中共黨國的大陸和香港官員,如果看到越來越多大陸和香港人高舉青天白滿地紅旗,會否又歸咎於國民教育之不足?

我的XX心,論沈祖堯的網誌文章

在這個時空,談中國心的意義在那裡?中國心和香港心的矛盾與辯證又在那裡?

2012年。我看見香港人跟內地遊客,在上水港鐵站打鬥起來,港人揮舞殖民香港旗幟,升起一張海報宣稱「中國人滾回中國去。」他們叫囂:『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不是中國人。』我的心下沉了。

若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又是甚麼人呢?在我們的基因內,每一樣東西都是與中國血脈相連的—我們的眼睛、我們的頭髮、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對食物的偏好、對音樂、對文化的情懷…我不能,也不會,否認我是中國人。」

這些感想出自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他在網誌寫了一篇《我的中國心》,訴說他如何由一個殖民地的「番書仔」,演變成對國家認同的中國人。

當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心路歷程,沈校長的感受亦屬personal。然而,所謂個人也是政治,更何況他談的是「家國情懷」,而他的「家國情懷」亦被本地親中《文匯報》看中轉載,為的就是「近月的國民教育科風波,因『雙非童』、水貨客及文化差異等激起的香港與內地矛盾,衝擊不少港人心中「中國人」的感情及價值。」換言之,《文匯報》有鑑於近日中港矛盾日深,轉載沈校長的中國心,以喚起香港人的中國民族感情。因此,校長的私人感想便有了「公共性」,可讓公眾評說。

對於中港矛盾的激化,灰記的立場是支持香港真正自治,甚至如果有人提出香港獨立,基於言論自由原則,灰記也會「捍衛」這些人追求自決權。不過,灰記反對排外,所以反對「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的言論,正如灰記反對「巴基斯坦人滾回巴斯斯坦去」、「日本人滾回日本去」…等的排外仇恨情緒一樣。在大一統思想籠罩,中共強權迫近的今天,灰記反而欣賞有人敢說「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不是中國人。」如果不是基於仇恨和排外情緒,這種「香港情懷」值得尊重。

今年初「反蝗」高峰時,有一位名為Wingyee Lau的香港人,寫了一篇「為什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心平氣和的講道理,述說她為何有此「大逆不道」的主張。即使灰記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的觀點,也十分欣賞她的坦誠和勇氣。如有興趣,請參閱本博客博文「自治與自決(二)」,是灰記對該文章的觀感。

老實說,同是網誌,校長的中國心訴諸感性/感情,反而Wingyee Lau說理較多。但即使如此,校長的中國人感性身份認同,不少人也覺不以然。

校長的網誌中英兼備,一些人看了"If we were not Chinese, what are we? We have, in our DNA, everything to be Chinese. Our eyes, our hair, our way of living, our preference for food, for music,  for culture… I cannot, and will not, deny my national identity as a Chinese."(若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又是甚麼人呢?在我們的基因內,每一樣東西都是與中國血脈相連的—我們的眼睛、我們的頭髮、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對食物的偏好、對音樂、對文化的情懷…我不能,也不會,否認我是中國人),忍不住在facebook留言︰

“A biological definition of “race" is actually very problematic. Human populations and their genetic material have mixed for millenia.I am very disappointed."(「種族」如只基於生物性的定義,是非常有問題,人類以及他們的基因已經過千萬年的混合。我很失望)

有人回應︰

“really disapppinting, whether he truely meant that or not. way of living, preference for food, for music, for culture… are all cultural constructs. nothing to do with DNA."(不知他是否真的如此認為,但很失望。生活方式,對食物、音樂、文化的喜好,全都是一種文化建構,與基因毫無關係。)

的確,作為一位醫生,把民族認同、民族感情訴諸體內的DNA,訴諸生物決定論,的確「危險」。不說遠的,現在來香港工作的菲籍家務助理,不少都混著華人血統,她們是否也必定對中國食物、音樂與生俱來有一點點喜好?答案當然不是,她們是徹頭徹尾的菲律賓人,喜愛和熟悉的是菲律賓文化。再說,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是華裔,但他不會是中國人的思維,只會是美國人的思維(當然,作為美國少數族裔,他與主流白人對美國價值可能有不同體驗)。

如果根據校長的說法,西藏人、新疆人、蒙古人等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中國人了。灰記如此說,並非贊同中國把西藏人等同化,亦支持他們民族自決,而是指出只基於種族的國家觀念是如何不符合現實,搞不好,容易墮入種族主義的陷阱。灰記對那位名咀陶傑經常掛在咀邊的「中國小農DNA」甚不以為然,就是覺得他說中國人不配有民主、自由的基因決定論十分危險。

或許有人會說,不要糾纏於校長的DNA,最重要看他的成長與心路歷程。好吧,我們就「進入」校長的「內心世界」。校長提到自己殖民地時代在官立英中及港大畢業,是殖民政府培養的「操一口流利英語,以備將來投身公務員團隊或與英國商人做生意」的本地精英,也提到82年回上海探親,看到當時中國大陸的落後,親戚的疏離,「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也不屬於這個國家」

然後他83年大學異業隨一個多國學生組成的小組到歐洲旅行,「在瑞士的時候,當我們欣賞一場民歌表演之際,表演者建議為每一個國家獻唱歌曲。他們邀請不同國籍的學生,當聽到代表該國的歌曲時從座位站立起來,接受觀眾的熱烈掌聲。這一刻我暗生疑竇,不禁自忖:我該在人家唱出英文歌或中文歌,還是台灣歌時站起來?我產生了身分危機,感到異常尬。

灰記年紀比校長稍大,相信生長在那些年代的香港人都會有類似或稍有不同的經驗。灰記的父親是反共的民族主義者,所以中學選擇讀中中,但即使如此,一段時期灰記相當「崇洋」,覺得英美是了不起的地方,對自己英語不濟而感到自卑。灰記比校長早八年到大陸探親,那時還是「文革」後期,由於父親成分不好,不能直接回父親的鄉下,只能在母親的鄉下住下,最終見不著父親那邊的任何親人,包括祖母。當時內地貧困落後,廣東的農村相信比起82年的上海更差。不過,灰記並沒有覺得表弟妹如何不能溝通與疏離,反而跟他們混得很熟,回來時還寫過信給他們。

至於大陸那時的「共產」文化,當時反共的灰記不會特別有好感,但一些集體勞動的秧歌旋律相當動聽,至今仍未忘懷,那些「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標語,至今仍然記得。七八年讀大學時放暑假,曾隨當時親中的學聯到廣東旅行,參觀仍未正式結束的公社和集體農場,對一些似是而非的「共產理論」多了點興趣。往後在外國受毛派組織影響,短暫時期嚮往中國「社會主義」。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不公至今仍抱批判態度,不過,沒有形成國家認同的民族主義。作為自稱左翼人士,灰記更嚮往國際主義,更認同「世界公民」的理想。

其實,那些年代,比沈校長年長一些的「激進」份子,無論是因為感受到殖民地不公義,還是找尋身份認同,都會走出來參與學運和社運,中文運動、反貪污、爭取免費教育及居者有其屋、保釣等。當中部分學生被中共統戰,成了今天特區的紅人。從沈校長的網誌,大概可大膽斷定他和大部分「番書仔」一樣,循規蹈矩,是殖民地教育成功製造的所謂政治冷感的一群。他是在畢業後,才因為自身經驗體會殖民地的不公。

「1985年。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當初級醫生。我被派照顧一名腎衰竭及心包滲漏的病人,在緊急情況下,我替他插喉,透過一個緊急救護袋,為他泵入氧氣。我也在他的心臟,插入一枝針,從心包抽出液體。他的血壓開始上升,並且從新呼吸,但加護病房卻拒絕收症。翌日,我被嘲為「蠻牛」(過於魯莽),並被批評在沒有加護病房專家的同意下擅自替病人插喉。我如夢初醒,深深體會醫院的醫生分三個等級,高高在上的是一點中文也不會說的外籍醫生、中間是不說地道的中文(或裝作不懂中文) 的中國籍醫生、最下面是那些操流利中文的中國籍醫生(包括我)。我心裡不禁慨嘆: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竟然成了二等公民。」

然後到北京旅遊,在景點聽導遊談抗戰、八國聯軍的事而「喚起」他的中國心。「其後導遊告訴我們,當他還是中學生,在沒有要求得到一分錢回報下,下課後就幫忙築建人民大會堂。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想成為的中國人。」(校長似乎對中共建國歷史不甚了了,在中共統治前三十年,人民無償勞動是平常事,起初很多人是基於「革命熱情」,特別是天真的青少年。到後來便形成強制性的公社形式,很多人都是不情不願的勞動,特別在鄉村。因為辛苦勞動沒有溫飽。到毛澤東死時,全國經濟已臨崩潰邊緣,人身自由更不用說了。)

對灰記而言,整個八十年代,是香港前途被決定的年代,灰記由毛派很快轉變為有點左傾,但骨子裏崇尚自由主義的人,對中共胡趙政權有過一些「期望」,對中共收回香港沒有太大抗拒。其他香港人也許有別的不同感受。校長則對英國給予港人沒有居英權的BNO護照,感到被出賣。

而最最奇怪,校長由88年的奧運會感受中國人身份榮譽,一跳就是08年的京奧。「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運動員鄒市明成為了首位在男子輕蠅量級拳賽中贏得金牌的健兒。在賽後,他圍上中國國旗並說:『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了。』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我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

而對中國人,以至香港人都十分重要的1989年的六四事件,校長隻字不提。要知道,支援八九民運令大部分香港人拉近與中國的距離,感到自己是中國的一份子。那時的親中(共)份子,亦短暫罕有地與大部分港人一起,追求中國民主。灰記以為,校長既然逐步形成對中國的民族認同,不可能對八九民運,六四屠殺沒有感覺和看法,是否礙於自己的校長身份,害怕敏感而略去這段回憶?不得而知。

只是,如果說最高學府應該是言論最自由的地方,校長的「神聖」責任是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沈校長是否作了一個不好的榜樣?不是說他打壓學術、言論自由,而是沒有透過網誌,充分示範言論自由的無所不談。可能有人會反駁,校長有不談八九六四的自由。灰記再三重申,是校長要談「中國心」,而八九六四是香港人「中國心」的最具體呈現。對很多香港人而言,每年一度的六四晚會也是表達「中國心」的場合,只是這顆「中國心」揉合了對中國大陸民主的訴求,對中共一黨專制的不滿。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沈校長的「中國心」在此卻步。

灰記尊重校長的情感,像尊重每個人的情感一樣。因此,校長10年帶父親回上海,重訪當年他祖父曾擁有過的飯店,「父親指出他小時候玩耍的那道樓梯,當他看到飯店已成了歷史文物,他的眼晴泛紅了。我知道這叫做,『落葉歸根。』」沒有人會懷疑這些感情的真摰。同樣,沒有人懷疑他08年往汶川救助地震受難者,抱著被迫截肢的孩子的感受,但是否只能出於對「骨肉之親」的感受?那個冒著近日中國反日風險,到中國災區救災的日本人河源啟一郎,校長如何看待?校長對河源在網上留言說︰「互幫互助是不分國界也沒有國界的」,有何體會?

作為一個所最高學府的「領導者」,是否應該對國族的觀察和感受更「深刻」、有更多「反省」,而不是流於「狹隘」、「淺薄」、「迂腐」?也許,這只是灰記對大學校長一廂情願的想象。說到底,大學和中小學一樣,都是「國家」建制的一部分。

海難於中港矛盾中

十月一日晚南丫島的海難,引起關注和討論很自然。無論對災難死者及失去摯親的人,這都是一場慘痛的悲劇。悲劇過後,尋找真相,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是對死難者及其親屬最起碼的責任。

海難發生以後,除了傳媒不停發放消息,facebook上不斷有貼文貼圖及留言,有人以「港殤」來形容這場悲劇,有人願望港人更團結守望相助,看得出不少港人生出本土意識,哀悼亦著意身份認同,特別在中港矛盾日深的今天,越來越多港人尋找這種身份認同。灰記理解這種心理,只希望這種認同不會發展成一種中心主義便是了。

的確,從後過渡時期,甚至是中英談判開始的八十年代,中國因素便是香港人不能逃避的政治現實,災難也不能「倖免」。灰記還記得後過渡時期的一九九二年除夕夜,蘭桂坊發生人踏人的致命慘劇,當時上月只有數月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深宵到現場了解災情及熨問傷者及死者家屬,而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亦不執輸,差不多時候亦做著差不多的事,正是中英各有各做。灰記當時看到這些電視畫面,也覺得怪怪的,覺得英國人仍是有效管治著香港,新華社是否有必要高調地顯示其存在,顯示其對「香港同胞的無限關懷」,是不是發個聲明便足夠?打從六四血案以後,灰記對中共民主改革已沒有信心,對中共承諾遵守一國兩制亦沒有信心,相信這亦是很多香港人的想法。

二十年過去,對英國人尚且不講究「規矩禮儀」的中方,對香港特區的不「講究」就不在話下,所謂香港已回到「祖國」懷抱,那種家長式心態只會變本加厲。這次海難發生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是在特首梁振英「陪同」下到醫院探望傷者,還主動向記者說會要求廣東派打撈船協助救災,說話時梁振英站在他身旁。然後十月二日,中新社作了報道︰

「…记者2日15时从中国海上搜救中心获悉,中国专业救助船舶在香港撞船事故现场已成功救起95人,证实有36人死亡。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值班员介绍,目前内地方面派出的交通运输部所属“南海救116”、“南海救169”轮等4艘专业救助船舶已抵达香港撞船事故现场开展搜救。同时,现场还有香港方面15艘水警船、3艘消防船及6艘海事船和政府飞行服务队的2架直升机也正全力开展搜救。…

内地方面接报后,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和部海事局高层对此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要求交通运输部并海上搜救中心要全力协助特区政府组织搜救。交通运输部高层立即亲临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导搜救,要求全力协助香港方面搜救失踪人员,并发出通知进一步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

facebook有人指這篇報道造假,矮化香港。灰記不知中新社記者是否故意寫上「中國專業救助船舶事故現場已成功救起95人」,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除非採取即時拯救行動,否則被困在被水淹沒船艙(被撞船隻一大半在海面之下)的人不可能捱得過數分鐘。換言之,只有利用泳術和及時穿上救生衣或救生圈的人才能浮出水面等候救援。有生還者便說喝了很多海水,以為自己沒有生還希望,但身旁朋友用力把她拉上來,再靠救生衣浮上水面獲救。她哭著說不少當時被困船艙的人已生還無望。

當時能最快到現場的只能是附近船隻,然後是水警及消防船隻,遠在珠江或南海的中國專業救助船根本不可能及時抵達現場救援。這種誤導引起不少香港網民憤怒。灰記理解網民的心情,就是北京有意無意製造香港事事皆有求於大陸,否則甚麼也做不了的形象,對香港殊不公平。再加上李剛先前那種「喧賓奪主」的「表演」,令原本抗拒「西環治港」的香港人,更「理直氣壯」。

熟悉香港海事的人士,接受獨立媒體訪問時便指,這種意外,香港有能力自行處理,中方的做法實屬多餘︰

「問:就中聯辦官員昨晚說,要求救援船從廣東駛來協助救援的安排,你有何意見?這是否尋常的做法?
答:當然好不尋常。理由很簡單,一來附近的船隻會即時參與救援工作,二來消防處只要打破下沉船隻的玻璃便能做到救援,三來這不是甚麼大郵輪和大型運輸船,雖然香港政府部門沒有處理大型海難的經驗及良好裝備,但對此次撞船意外,也應可以應付得來。要求搜救船來港處理這只消兩三分鐘便全部入水下沉的小船,是沒有必要的,對事件也沒有幫助。」

而海事處處長於十月三日早上接受數碼廣播公司訪問時,被多次問到有否要求粵方協助,他都不置可否,只說與廣東方面有互助機制,港方有知會對方,如果粵方有船隻參與拯救工作,港方不會不歡迎。主持黎則奮的解讀是,他不肯回答是否有求助,應該是覺得沒有必要求助,但又不好說出來,因為李剛在梁振英「陪同」下,已高調宣布向內地求助。這個解讀有一定道理。

當然灰記也不鼓吹凡是內地官方的協助一概不受。如果香港政府不能獨自處理的災難事故,請外援便理所然,不單止中國內地,外國人也可加入救援,關鍵是主導權應在香港政府,而不是中聯辦。此外,也希望這些香港網民留意,內地不少網民對香港的海難表達了同情,這些來自內地的民間心意,應該受到歡迎。

看來,盛傳由中聯辦「扶植」上位的梁振英,無意也無能力排除這種十分著跡的「太上皇」舉動,即使明知「太上皇」是在踐踏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看來,在中共不節制,特區政府自我矮化下,中港矛盾不會有緩和跡象,這是中共設計的鳥籠一國兩制的必然結果。看來,梁振英政府會在中港民間矛盾激化,如發生港人抗議水貨客的「光復上水」行動後,高調取締走水貨活動,以賺取政治本錢,提升民望,而不會在事情未爆發成中港衝突前及時處理。只是這種管治手法,只會助長右翼民粹,令民粹主義者認為只有利用激烈口號和行動,政府才會「做嘢」。如果說社會撕裂、兩極化、激進化,政府助長右翼民粹也要負一定責任。

回到海難,其實不只港人的生死才值得香港社會關心,香港人曾經對南亞海嘯的受難者押出援手,對內地地震水災表示無比關注,對日本地震海嘯也表達過關懷與同情。但願這種普世關懷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即使面對越來越激烈的中港矛盾。

由貝澳「淪陷」說起

中港矛盾停不了,如果嫌導遊被不願進入商店購物的內地旅客毆打,或此類旅遊糾紛司空見慣,貝澳營地被內地人「入侵」而「淪陷」更引起「敵愾同仇」?

的確,無論以「入侵」或「淪陷」來形容內地人在香港的活動,都是煽動性語言,是小報行為。只是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往往是小報作風,無論是親政府還是反政府,都不離「唯恐天下不亂」的風格。

言歸正傳。灰記不是大自然的喜好者,郊遊偶一為之,野外露營則屬同童年往事。現在踏入灰色年齡階段,由於好友的啟發,也覺應該多接觸大自然。的確,香港這個超擠擁城市,卻有著相當面積的美麗郊野,而且交通方便,相當「神奇」。無論灰記如何反殖,英國人愛花草、愛郊遊,促成歷代港督保留很多自然風光及郊野公園,不讓它們成為香港政府及地產商的發財功具,誠然是一大德政。

大嶼山除了機場、東涌市鎮及幾個旅遊景點如大佛、迪士尼公園,大部分地區仍保留郊野及鄉村模樣,是香港的重要後花園。有人雖然在市區工作,但仍每天舟車勞頓,趕搭夜班船或火車回到銀礦灣、長沙、塘福、貝澳…,為的就是後花園的寧靜氣氛及清新空氣;每逢周末和假期,大批都市人會走到大嶼山(或其他離島),享受平日難得接觸的山和海,以及小鎮獨有的風情,這是香港的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

只是,這種生活和文化正面臨改變。灰記沒有留意的貝澳營地,原來是港人透透氣的一個勝地,近來也因為內地旅客湧至而受關注。灰記看到報紙以「貝澳淪陷」形容這宗事件,除了覺得煽情誇張外,亦疑問外來旅客是否有權享用一些康文署管轄的設施,例如基於本地公民優先享用資源的原則,很多體育設施必須香港居民才能享用。不過,灰記不知這個貝澳營地是否香港居民才能享用,果如是,不論是內地還是外國旅客,都不應在此紮營。如果沒有明文規定,則不能說內地旅客入侵。

灰記上網查看,康文署沒有對使用貝澳營地作出明文規定,但從一些網誌得知營地採取先到先得方式,入營要登記。不知這些內地旅客有否遵守規矩。況且,規矩必須有人執行才成,先到先得的意思,是除了先到者可以選擇自己心儀的地點,也意味遲來者有可能因為營地滿額而不能享用。問題是康文署有否盡責執行這些規定。

老實說,灰記對一些內地人「不文明」的舉動,雖然不會覺得理所當然,但也不會如一些「反蝗」者一樣,充滿排斥情緒,以專捉內地人不守規矩的「痛腳」為樂,「睇睇強國人又乜乜,強國人又物物」,facebook上不時出現這些貼圖。因此,這次貝澳事件,灰記並不知如何看待。不過,一位一向對內地人不算「敵視」的朋友,談起這次貝澳事件,也忍不住說理解香港露營人士的憤怒,「尖沙咀、旺角、銅鑼灣充斥著自由行也由得它,因為是旅遊區,但人家老遠走到貝澳,就是希望遠離都市煩囂,包括自由行帶來的煩囂。為何連他們想靜靜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最後權利都被剝奪。」說得理正氣壯。

灰記再看看報道,有香港營友說自從有內地人入營以後,試過帳篷不見、到處有人大小便、說普通話的比本地話多。有人把營地當酒店,白天到市區觀光購物。九月三十日本地營友與內地人發生口角後,有三個本地人和外籍人士的帳篷被破壞。加入了梁振英行會的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說過門也是客,應該對內地人多加包容。灰記反而覺得香港政府和旅遊局實有責任對內地旅客多作「溫馨」提示,解釋香港的規則和文化,希望他們也懂「入鄉隨俗」。

其實,內地人入住營地,把營地當酒店的問題,早在七月已有報紙報道過,當時有區議員「揭發」事件︰

「…除了少數長期在貝澳康文署營地紮營留宿的外籍人士,不少內地旅客貪圖營地設施齊備,設有公眾浴室、燒烤爐等,且只需簡單登記便能免費、無限期入內建營逗留,令營地瞬間變身「免費酒店」,內地人在營內晾曬衣物、濯洗蔬菜等亦不受干預,對他人造成滋擾,並引起爭執的情況屢見不鮮。離島區議員黃福根指出,在大批旅客長期佔用營地下,港人失去自由享用的權利。

他表示,康文署普遍對轄下措施訂立具體的使用指引,若市民在郊野公園範圍內生火或在非露營地點中紮營,均屬違法,須面臨被檢控及罰款的風險。但現時康文署未有在貝澳營地實施對紮營時間的限制及規管不當行為,令營地成為『三不管』地帶。

他會向康文署反映現時條例存在灰色地帶,如晾曬衣物、強佔營地等情況嚴重,甚至對其他營友造成滋擾,不排除向區議會遞交立法建議,促請署方訂立清晰「使用營地指引」,仔細列明「違規」行為,讓管理員及營友有例可循。

康文署回應指,根據一貫的安排,營地使用者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在營地紮營,並不屬違法。而且,營地使用者需在每周的清潔日離開營地,因此不存在霸佔營地的問題,加上現時的貝澳營地亦未有滿額的情況,故此毋須執法,但署方會繼續留意營地的使用情況。」(頭條日報)

不知道康文署是否認為貝澳的情況仍可接受,不用作出處理?其實康文署只要採取一些行政措施,便可以把情況控制。例如清晰劃定營地界限,不准在非指定地點露營;如發覺因為內地旅客的關係,本地人享用營地的機會大減,應該採取行政措施,保障本地人享用營地的權利,包括劃定只供本地居民享用的營地。老實說,灰記一向討厭官僚干預市民日常生活,但內地的確有部分人不懂「文明」和規矩,不懂自律,暫時只能訴諸公權力予以規管。

但康文署會否做嘢,及時處理營地違規問題,還是待矛盾升級,反蝗人士帶頭示威,高叫「中國人滾回中國」後,才再由梁振英或林鄭月娥出來公布貝澳營地改善措施?

老實說,各地雖有不同文化,但時至今日,一些世界性規矩是共通的,例如守秩序排隊、不隨地吐痰/抛棄雜物、吃過用過的東西執拾好、不在公眾地方喧嘩…相信不少內地人也自覺遵守這些「普世規矩」,對內地人的一些「劣行」,他們一樣感到「痛心」。灰記也乘機「告誡」一下香港人,香港人真的很守規矩嗎?現在郊野很多地方以至一些泳灘,到處可看到膠樽、鋁罐、紙包等雜物,看來不全是內地人所為;坐地鐵湧車廂,爭坐椅的也有很多是本地人;大聲喧嘩,旁若無人的,也有不少說本地話,並非純粹內地人所為。

灰記仍是那一句,日常生活的公德心及公民責任的建立是一個過程,灰記到過深圳、廣州,不覺得深圳和廣州地鐵的秩序會比香港差很遠。所以,香港人比內地人怎樣怎樣那種「文化優越感」大可不必。反而香港人珍惜一些習慣了的生活方式,不應受到外來騷擾,這種卑微訴求,實沒有不支持的道理。這些卑微訴求,不單是享用郊野營地,也包括一些睦鄰的舊式社區,無論在新界還是在市區。而對香港一些生活方式,一些港人越來越珍惜的睦鄰關係、小店舖文化、庶民自力更生的生活方式,破壞者不是內地旅客,而是發展至上,賺錢至上的思維,這種思維每個香港人都有,都應該受到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