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蘋果》

《蘋果日報》董事會於今日(6月23日)宣布，明日(6月24日)出版最後一期100萬份。換言之，出版了26年的《蘋果日報》，明日之後成為歷史。為了抗議「高壓政權摧毀新聞自由」，香港記者協會聯同七間傳媒工會呼籲業界6月24日穿黑衣，亦歡迎市民響應。《蘋果》 董事會原定最遲周六(6月26日)最後出版，但相信因為當局在經濟封鎖之餘， 今日繼續拘捕蘋果高層人員(被捕者是筆名李平的社論主筆)，並稱不排除陸續有人被捕，至令《蘋果》「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決定提早停刊。盛傳好一陣子的「謠言」：有人欲置《蘋果日報》於「死地」，並必須發生於7月1日中共100周年黨慶之前， 果然應驗了。

去年8月，警察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名，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其後黎以「國安法」 被還押，並因組織參與2019年8月18日和10月1日未經批准集結而合共判刑20個月，現在服刑中。《蘋果日報》在風雨飄搖下繼續經營，市民亦熱烈訂購網上版支持。想不到未足一年，今年6月17日，警察再次「來襲」 ，以同樣罪名拘捕5名高層人員，包括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隨後又是大批殺氣騰騰的警察，大肆搜查蘋果日報大樓，這次還撿走44張載有新聞材料的硬碟。國安處李姓高級警司向在場記者聲稱該報自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有「強烈證據」顯示有關文章是串謀計劃的重點，藉以提供口實予外國向中國及香港實施制裁。

第二日，張劍虹和羅偉光被正式落案，隨即還押候審，「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又再多兩名未審先坐牢的被告。而大搜捕的同時，李姓保安局局長涷結《蘋果》三間公司資產，再加上禁止本地7間銀行處理《蘋果》的戶口，《蘋果》驟然缺乏資金，無法出糧給員工，很快面臨倒閉。唯一奇蹟是李姓保安局局長應《蘋果》要求將資金解涷作出糧之用，《蘋果》才可續命。說是奇蹟，是當局之所以以「國安法」涷結資金，就是為了令《蘋果》辦不下去。這個硬起心腸的政權，怎會忽然「可憐」起《蘋果》近千員工的生計而讓它繼續存活。

暫時還算自由的社交媒體，多了很多關注《蘋果》面臨倒閉的帖文或留言，不少以哀悼方式，痛惜新聞自由的陷落。有人更以當年特區政權「放生」星島報業集團老闆胡仙一事，對比這次窮追猛打黎智英及《蘋果日報》，顯示法律之如何被政權把玩，法治之如何脆弱。 當年的胡仙免於被起訴串謀欺詐罪(《英文虎報》誇大銷量以欺騙廣告商)，很大程度是因為胡是政權的「同路人」，與當時的當政者有一定交情，於是在法律面前多了一份來自政權的眷顧。

「有趣」的是，當年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免起訴的其中一個理由是為了「公眾利益」，因為倘胡仙被起訴可能導至她旗下的《星島日報》和《英文虎報》停刊。梁愛詩的聲明如是說：「一間頗具規模和重要的傳媒集團在當時倒閉﹐除了引致僱員失業外﹐很可能會給海外傳達一個極壞信息。正當本港失業人數不斷上升﹐若在這時候作出檢控﹐可能會引致更廣泛的裁員﹐這點令我感到不安。」

因此那個行政長官林鄭可以輕輕幾句，因為涷結資產所引伸的公司倒閉、勞資糾紛，勞工法例可以處理。但大家都知道香港勞工法例是發達地區之中最落後的，對僱員的保障只是聊勝於無。問題更是《蘋果日報》並非那些故意拖欠員工薪金，藉倒閉而逃避責任的無良企業，它是願意與員工一起共渡時艱的良心企業，是政權的政治舉動導至好好一間企業未能營運下去！

老實說，《蘋果》的立場與作風並非人人認同(灰記就不認同它親特朗普的右翼立場)，它「引領」新聞走向娛樂化亦具爭議。但這些都無礙它的重要性，特別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它的存在更是無比重要，因為它是唯一一份不向政權低頭，不接受統戰和收編，堅持與本地爭取民主/抗爭同步的報紙。它的繼續存在，多少還顯示香港還有一些新聞自由，可以講一些「冒犯」政權的話，報道一些政權不樂見的新聞，揭露一下政權和社會的陰暗面，特別在「國安法」實施後它仍堅持敢言作風，在主流傳媒中「鶴立雞群」，是值得市民支持的一份報紙。但如今它存在的日子正在倒數 ，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進一步大萎縮，未來尚剩多少？會不會出現傳媒和網媒大整頓，做記者也要宣誓，以至監控互聯網等限制市民言論自由的舉動？不少傳媒工作者和市民都極之憂慮。

對應業界和市民的憂慮，政權和它的辯護士只懂得重複又重複你沒有犯法便不用擔心，正常的採訪不用擔心，記者沒有特權等的說辭。但明明「國安法」實施後，是否觸犯法例、違反專業操守的界線，所謂紅線已變糢糊，糢糊得像「紅海」，「無遠弗屈」。一篇涉及外國批評中國以至香港的報道，幾時會變成串謀抹黑國家和特區的假新聞？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或訪問外國人/機構，幾時會變成勾結外國勢力？而現在一個小學老師買十份《蘋果日報》贈予相熟同事，便遭人「告發」，校方條件反射地以其「動機不良」，勒令該老師停止授課。這名老師之後會否被教育局評定為「專業失德」而失去教席？在「紅線治港」的今日，一切荒謬的事都變得可能。有見及此，前線記者和評論人的組織聯合發聲明，聲援《蘋果日報》及其員工，大家都深明唇寒齒亡的道理。而由主流傳媒高層組成的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則發表不痛不癢的聲明，顯示高位者多明哲保身，不能寄望他們在關鍵時刻為香港的自由發聲。

等而下之，則是《明報》社評(與《明報》前線記者無關)對黎智英和《蘋果日報》被迫害的「幸災樂禍」，什麼「反修例風暴是一場政治大攤牌，沒有遊戲規則可言，『道理』只是包裝，勝利就是一切，不同政治力量押上重注甚至『曬冷』。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來到這一刻，輸家遭清算，說來很殘酷，卻是你死我活政治鬥爭的邏輯」，社評還將黎智英獲美國前副總統彭期接見舊事重提，以示他坐牢「咎由自取」。相信2019年走出來反修例的二百萬人，相信現在同樣身陷囹圄，充滿中華情結的何俊仁、李卓人等都不會同意社評這種陰謀詭計的說法。作為傳媒一份子，又不是黨辦的《大公》、《文匯》或一些擺明車馬親政權的報紙，眼見同行遭受政權無情打擊，新聞自由岌岌可危，不是去質疑當局以言入罪，在關鍵時刻為香港的自由盡點言責，而是處處以陰謀論看同行的一舉一動，然後假裝同情《蘋果》的員工，可恥之極，充分顯露知識分子的陰險和虛偽。而這類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因為有「中立」的外衣，主動配合政權起來更具殺傷力。

但灰記願意相信， 那些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無論如何包裝，誰出賣自己為政權服務，大部分市民還是分辨得到的。《蘋果》5高層被捕的第二日，市民搶購50萬份《蘋果》，去年8月黎智英被捕，第二日以至多日市民搶購《蘋果》，以各種方式在《蘋果》賣廣告，聲援這份報紙。因為大家都明白，撐《蘋果》就是撐自己，無論黎智英如何惹人爭議，無論《蘋果日報》如何有瑕疵，在如此肅殺的環境，一份敢於堅持異見的報紙，一個不惜坐牢也要辦報的報人，體現了香港「嶄新」的時代精神，活出這種時代精神的還有無數被監禁被檢控的人。而很多人仍然相信，即使《蘋果》不再存在，這種時代精神不會輕言消失。

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只是以個人名義宣布6月4日晚在維園出現，便於6月4日早上被捕，其後她在警署宣布以禁食方式紀念六四，下午警察將維園硬地足球場、籃球場，中央草地和緩跑徑圍封。此前政權以「消息人士」透過傳媒向市民作出恫嚇，6月4日晚穿黑衣手持蠟燭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監禁五年。這個恫嚇真讓人既憤怒又納悶，現在香港已淪落至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要被管的法西斯社會嗎？蠟燭又是什麼非法工具？那個前民主派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高聲附和黑衣蠟燭「違法」說，殊不知被人將其以往在維園穿黑衣手持蠟燭的照片放到網上，真的自取其辱。另一前民主派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以往亦是六四維園常客，被問到如何看今年政權禁止維園悼念活動，只能辯稱自己參與的是合法活動，盡現窩囊蒼白。

事實上，很多權力中人，包括前特首、前立法會主席、官員，他/她們於六四時都曾展現良知，譴責北京政權屠殺 ，他/她們發出這些聲明時，都以「愛國者」自居，但後來有的很快，有的較慢，都相繼打倒昨日的我。不過，有心人豈會放過，每逢六四就會將他/她們當年的良心話於網上再次提起，今年更多了一些積極迎合北京，重判抗爭者和民主派的法官們於六四時的「良心展現」。這些人是否還有良心掙扎，還是以「國家至上」來安慰自己？那些當年沒有展現良心的現當權者是否十分慶幸？原來當年的良知是瘡疤。這些權力中人當年是如何看待中國民運、八九六四？是因為他/她們當年是殖民地官員，即使心有所感依然不敢表達個人情感，還是悄悄站在遊行隊伍當中，或坐在馬場一角，聆聽「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譴責屠城的悲憤聲音？學生時代曾率團到訪北京的特首林鄭月娥，八九六四時還是殖民地政務官的她，未知有否被「中國心」所觸動，還是一心一意在官場往上爬，期望順利過渡，懶理國人的命運？

無論如何，對政權來說，不論中港，六四是瘡疤，是中共政權不斷統一口徑為六四定性，依然不讓民間提起的禁忌，生怕有朝一日人民利用這精神資源，再提出政治訴求，逼令中共政權面對自己的殘暴歷史。現在，這種禁忌終於延伸至香港。以「國家」的名義，以「國安法」的重槌，利用七千警力欲「粉碎」這個近年被某些本土派批評為「大中華膠」，對中國「痴心妄想」，與香港無關的行禮如儀場合。但如何批評也好，如何用公權力輾壓也好，悼念/記憶六四已經成了幾代香港人的「集體意識」(灰記從不介意是否有傳承，每一代人盡了自己的本份就是了)。套用時下當權者不斷重複的「愛國愛港」口號，八九六四令港人將「愛國愛港」的情懷發揮得最「極致」。

灰記是這種「愛國愛港」情懷的眾多見證者之一。由胡耀邦逝世當日，十數市民自發在中環天星碼頭，以標語形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種種看法，對大陸社會的關懷，到5月4日晚二千市民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以紀念五四的形式聲援北京學生，當中很多是穿西裝的中環上班族，大家還高唱 《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與資本/殖民主義中心地帶，高聳的財團大廈顯得格格不入。當時的灰記還不明白，混雜、矛盾、衝突本來就是這塊歷史偶然下的殖民地的「根本性質」。

整個5月，香港人沉浸於北京學運/中國民運的任何訊息中，平時只談賺錢、賣買樓宇、吃喝玩樂的場合，多了很多對學運領袖的討論 ，王丹、吾爾開希、柴玲……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平時看不起「內地同胞」的香港人，對學生絕食寄以無限同情，對北京市民持續有序的聲援由衷的感動。香港人，無論在本地旁觀，或親身在中國感受過跌跌盪盪的80年代「改革開放」，此刻多少都幻想中共改革派和學生能良性互動，讓中國逐步朝向「現代文明」發展，讓人民真的可以「當家作主」。很多人都說過，此時香港人的「愛國心」前所未有的澎湃，5月下旬成立的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無論「左中右」都認同和全力聲援這個愛國民主運動。同時，一個講求民主、文明的中國才能保障香港真正自治，以及即使中國大陸如何動盪，也祈盼香港能「平安無事」，卻又是很多香港人真實的想法。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簽署，香港已進入後過渡期，很快主權歸中國，香港人不再有英國人「保護」。所謂「愛國愛港」，其實也是從香港本位出發，不用現在某些本土派及其理論導師去加持。

「很快就不再有英國人『保護』」這句話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但灰記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北京聽到一席話時的「震動」，灰記在北京戒嚴前後短暫逗留協助採訪，於天安門廣場附近就聽到一名不知身份的男士，以帶北京腔的普通話對著包括灰記的幾個正在錄影拍照的香港人說，「現在你們有英國人『保護』，九七後英國人走了，你們再沒有那麼XX」。XX那兩個字因年代久遠，實在記不起，但印象中，好像是類似「神氣」或「特殊」的意思。這位男士是否看不慣那時香港人在中國所受的「特殊待遇」，不得而知，但他的說話卻點出香港人身份的「脆弱性」。的確，沒有英國人的「保護」，香港人什麼也不是(李卓人於「六四」後在北京被捕，然後迅速獲釋是一例)，這是如灰記這類反殖分子也不得不承認。儘管英國偶而會「保護」香港人，但絕不會把香港人視作「自己人」，那名北京男士也視我們這群香港人為異類，沒有英國人「保護」便什麼也不是的異類。

或許是這樣的認知，香港人對八九民運投以極大的熱情，出錢出力搖旗吶喊，親身到北京打氣，固然為了表達「同胞」之情，以擺脫香港人什麼也不是的「詛咒」，更「深層」的想法是希望中國朝著文明、講人權、講道理的方向發展，才是香港較有效的「保護罩」，才是民主自治的根本保障。

正因如此，當強硬派李鵬於5月20日殺氣騰騰地宣布北京戒嚴，被視為改革派代表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作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向學生話別一刻，香港人深受打擊。此後多次百萬人遊行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大規模集會，都是極盡人事，希望中國的局勢不要朝最壞方向發展，甚至仍有人幻想有轉機。因此，當港人獲知6月3晚軍隊終於入城鎮壓，6月4日凌晨竟夜天安門廣場附近長安街槍聲不絕，死傷枕藉時，悲憤、絕望、恐懼……不一而足。 這些心情絕對可以理解，想不到「改革開放」了近十年，中共的殘暴性質不改，用軍隊屠殺人民。這其實不需要「同胞」之情，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表達義憤，這是為何日後每年支聯會於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在眾多的香港華人中夾雜不少外籍人士的原因。畢竟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至少曾經是)。而不少香港人堅持每年到維園，也是自覺最低限度的付出：定期向那些當年在前面擋子彈的「同胞」、勇者表達哀傷和敬意。

因組織及參與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曾在受訪時說過，很多與他同一代的人都認為，我們在這個狹小的空間，因為歷史的偶然，因緣際會下享有自由，可以獲取很多知識和資訊，能明辯是非，並且仍然有多少能量去做一些事，甚至有段時期保護了很多大陸來的知識份子，保護了(兩蔣時代)很多台灣來的異見人士。六四，全中國(暫時不計台灣)只有這地方可以講良心話，向權力說不，在這情況下，對這個苦難的民族，我們是否要盡一些責任呢？灰記不是「大中華膠」，沒有如仁哥的民族情懷，但倒十分認同仁哥的講法，香港人與大陸人共同面對一個專制政體，他們在一制的前沿，香港也正邁向一制，單是基於這個認識，堅持六四記憶、悼念死難者，以至關注/聲援大陸抗爭/異議者，便是應有之義，不需再附加什麼本土意義，更何況大陸有不少抗爭/異議者明知會受逼害，依然義無反顧的表態支持香港的自由，例如不少在網上發照片支持雨傘運動者被拘押以至被判刑，最重判四年！ 

而香港曾經作為不單只中國，可能是亞洲最自由的地方，除了資本財團的自由掠奪，也有不同非政府組織設立總部和辦事處，關注國際上諸如人權、勞權、女權以至環保等議題。另一同樣因去年10月1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他有份創立的職工盟，當中的屬會包括外籍家務助理組織，為在港工作的外傭發聲，這些組織亦與國際的外傭組織有聯繫，相互支持、交流。而年前在港的印尼傭工組織更與一些團體發起遊行，抗議以色列空襲加沙，殺害巴勒斯坦平民。事實上熱愛中國的李卓人，也是工運活躍份子，關注本地，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國際工運；何俊仁也曾聯同日本的律師和學者，為中國與韓國仍在世的慰安婦，狀告日本政府。這本來就是香港人應有的開放視野，由凝視中國內地到放眼國際，為公義發聲。 現在大家憂心衷衷快將失去的，難道不就是這個開放包容，由「大中華膠」、香港本土主義者，以至國際主義者都能「和而不同」的自由香港嗎？

但願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不管明天要面對怎樣的局勢，由六四燭光所折射出的那個自由香港，至少活在「一小撮人」的心中。

(update）6月4日晚，政權的恫嚇並未能完全奏效，大批穿黑衣市民到維園外、銅鑼灣一帶，以至其他地區舉蠟燭、舉亮著小電筒的手機，甚至舉起標語，警察雖然拘捕了個別人士，但整體而言，他們只能看著市民以自己方式紀念六四。此刻六四不只活在市民心中，更活在壓縮了但仍可見的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