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關鍵時刻？？

身邊的朋友充滿焦慮，擔心香港繼續「沉淪」，覺得政治十分低壓。甚至有人提出取消補選如通過，是否要考慮移民。今天「七一」之前，比零三年「七一」之前是否更讓人窒息？

灰記反而在想，這個政府如何無能、無恥又惡毒不可怕，最可怕是大部分市民事不關己的態度。明明剝奪你參與補選的權利，明明道理一點也不通，市民卻漠不關心，那種「係咁架嘞」，甚至認為議員辭職「玩嘢」導致政府要「堵塞漏洞」的順民/「好學生」意識，最讓人感到「絕望」。而無論中共和港府都情願統治下的人民是冷漠的順民，也不情願他們熱愛自己身處的土地。所以國民教育是一個大玩笑！

由現在至七月十三日，又是否另一次關鍵時刻？在個別傳媒及民意反彈下，政府換湯不換藥地修訂取消補選的方案，由最高票落敗者，改為由同一名單的第二位遞補出缺席位。這一招是早有預謀還是臨時急就章並不重要，重要是市民是否認清取消補選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共不願看見在其搖控的鳥籠民主下，有人敢於挑戰其權威，以辭職補選，一人一票方式，作為全港市民對重大公眾議題的一次表態機會。外國叫這做公投，是人民以「直接民主」方式決定公眾事務。

在去年變相公投沒有投票的市民，真要思考清楚，你是否真的認同政府所講，不投票便等於認為辭職補選是「漏洞」，是「浪費公帑」，必須要「堵塞」？還是覺得去年的「盡快落實雙普選」的議題沒意義，所以才不投票，不排除會對感興趣的重大公眾議題，如政府要就廿三條立法，投票表態？還是如學者馬嶽所講，即使不認同用辭職補選這種方式作政治表態，也不應剝奪其他人用此種方式表達政治訴求？如果是後兩者的話，便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取消補選。

灰記還要不厭其詳的補充，如果說辭職補選作變相公投是議員「玩嘢」，這是被迫出來的「玩嘢」。因為現在的議會有一半議席是由建制/保皇人士把持的功能組別，選民基礎極窄，毫無代表性。大多數選民的意願長期沒有在這個畸型的議會反映出來。原因是，全港五成多至六成選民所投的票，本應有五成多至六成的議席代表他們的利益，但因為功能組別的存在，現在只有約四成議席代表他們的利益。在這個扭曲民意的議會，往往出現違反大多數民意的決定，原因便在於此。

一些議員要搞變相公投(儘管沒有法律約束力)，就是要以一人一票，比任何民意調查更具權威性的方式，告訴中共及港府，真正的民意所在。其實如果中共及港府認為民意站在他們那邊，又何懼變相公投，何懼雙普選呢！關鍵還是專權者的思維，害怕不能操控民意，索性壓抑甚至扼殺民意之表達。所以對民主有期盼的香港人，特別那些投給泛民的五成多至六成選民，有甚麼道理默許這個政府隨便剝奪補選權呢？

不過，「道理」說盡，關鍵還是心態，或曰政治無力感如何蠢食心靈。說希望盡快落實雙普選，相信大多數市民都會人同此心，但問題覺得中共強權難抗的心態又同樣強烈。「既然『阿爺』唔俾雙普選，就點爭取都冇用。無謂激嬲『阿爺』仲衰啦。」而這種心態在以民主黨為首的泛民陣營亦頗嚴重，所以永遠要揣測中共可接受的底線，永遠怕踰越那難以捉摸的底線。問題是明眼人看到，中共及港府剝奪市民權利的作法，在建制/保皇派把持的立法會護航下，步步進迫，如何在不激怒中共下，又能有效捍衛權利呢？

老實說，這次中共挾持港府強行剝奪市民的補選權，泛民議員搞個總辭，喚起全港市民對此重大問題的關注也不為過。但灰記對「溫和」泛民已不抱幻想。灰記甚至想說，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口說反對，甚至向議案投反對票(泛民少數從來都阻止不了政府議案的通過)，心裡可能樂見取消補選獲通過，因為往後不必再受是否要參與變相公投的「抉擇」之苦。

眼前的形勢一點不容樂觀，朋友可能要認真考慮移民。但灰記仍天真地寄望不願當順民的人的「覺醒」，共同捍衛這片家園！

《建黨偉業》的青年學生與抗爭

灰記建議那個自命很「鷹」的警務處長曾偉雄去看看《建黨偉業》。不過，這類負有政治任務的電影，這個要學大陸公安橫蠻行事的警務處長，為了表示要「染紅」，可能一早已看了。

如果曾偉雄看過《建黨偉業》，會不會說那些「五四」青年學生的示威遊行是暴力行為？「五四」的青年學生不是坐馬路，而是走到官員的官邸(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寓所)擲雞蛋，甚至進內抓人，抓的是駐日公使章宗祥，他被認為跟日本人簽署了出賣中國主權利益的秘密協議。學生痛毆章宗祥(不過電影的處理是章宗祥溜掉，沒有被打)，還放火燒曹寓，即所謂火燒趙家樓。

曾偉雄可以說當時的北洋政府腐敗又喪權辱國，學生愛國行動無可厚非。但今日的特區政府亦令人極度不滿，坐擁巨額盈餘，不為廣大基層市民著想，任由通脹及居住問題壓迫小市民，弄至基層民不聊生；為了禁止議員利用辭職補選，就重大公眾議題進行變相公投，訴諸廣大民意，竟然不惜違憲建議取消補選，剝奪市民的選舉權。灰記還要告訴曾偉雄，北洋政府的代表在舉國壓力下，並沒有在巴黎和會的廿一條上簽字，拒絕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青島的利益。而這個特區政府剛愎自用，只知高地價、炒賣金融的經濟活動，不管民間疾苦，剝奪市民選舉權也不作公眾諮詢。比北洋政府更不濟，更無賴！

所以無論曾蔭權以至林瑞麟都應該受到市民的強烈譴責，如果根據「五四」的標準，至低限度，曾蔭權和林瑞麟的官邸要被示威擲雞蛋，及被佔領。那數個希望走近曾蔭權高叫特區政府忽視老人、窮人的青年，一點也不暴力。所以這個特區政府以及那些主流傳媒，不要再混淆視聽，不要再誹謗香港的示威者。香港的示威活動談不上半點激進，更談不上暴力。灰記還要再將香港主流傳媒的軍，「五四」時代的傳媒沒有譴責學生的「過激」行為，即使當時學生的行動是暴力。

所以那個曾偉雄不要再搞小動作，「七一」遊行不要再作諸多無理限制，不准帶樂器，不准逗留政府總部等，否則更顯這個政府與民為敵。市民亦要放開懷抱，告訴這個特區政府以及打壓示威更甚的中共，中共建黨九十年的禮物《建黨偉業》歌頌青年學生以激情，以對抗政府的示威行動，表達對辜負人民的政府的不滿，表達渴求民主自由的願望；「七一」遊行也是市民表達對辜負人民的政府的不滿，表達渴求民主自由的願望。

如果這個政府繼繼續漠視民意，市民更應效法《建黨偉業》中的青年學生，以至人民群眾，不惜與這個與人民為敵的政府劃清界線，長期抗爭。至於是否應效法九十年前的中國共產黨，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是需要思考及討論的課題。灰記只能回到《建黨偉業》中的北大校園，那時的學術自由氣氛，百家爭鳴的多元化，追求自由民主的熱倩。這原是九十年前很多進步青年的願景。

今天的中國固然有電影結局歌功頌德的「經濟成就」，列強也不再玩弄「強盛」的中國(但公平一點，二戰之後，列強已放棄在華的所有不平等利益，那時還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時代)。但中共執政所造成的無數人為災難，電影自然不會提及。今天貧富差距極大，當日中共信誓旦旦要為之謀幸福的工、農庶民，有溫飽卻缺權利保障，政府隨時侵害人民權益。人民要監督中共政府比監督當年北洋政府更困難，上訪渠道被塞，依法維權被捕，示威遊行免問，但充滿暴力的群眾性事件卻一年萬計。這是中共以暴易暴，不肯放棄「暴力」(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思維，還是革命不夠徹底，以至工、農沒有真正當家作主？

今時今日，革命/改革是否必須訴諸暴力，《建黨大業》呈現了民初時代，一些理性探討，多元共融，尊重民主的芻型。問題是嘗盡權力好處的中共，是否已忘掉當初建黨為庶民的承諾，為下波以暴易暴遍埋種子？

禁聲的「取保候審」

艾未未可以回家休養，很多人(包括灰記)都會替他高興，但不代表中國打壓維權/異議人士告一段落。雖然被失踪的艾未未工作室人員相繼獲釋，但仍有無數出名及不出名的維權/異權人士，因為中共對「茉莉花革命」的敏感，無故被失踪。這些人依然音訊全無。

相比之下，在國際上，特別在歐洲藝術界享有盛譽的艾未未的確是幸運，幸運是因為中共雖然強硬批評西方在艾未未被扣留事件「指指點點」，是粗暴干預中國司法獨立，卻在溫家寶出訪歐洲前，突然讓艾未未「取保候審」，是「投鼠忌器」，避免歐洲傳媒以至官員追問艾未未被扣留事件，是變相向「國際社會」壓力讓步。

這次也讓步可以看成溫家寶，這個被視為中共當權派唯一鼓吹政治改革「異議者」的勝利—他能夠利用出訪歐洲說服黨內的強硬派把艾未未釋放，也可算是做了件「實事」，儘管是極個別的，極不完全，跟他鼓吹改革的豪言壯語不成比例的「實事」。不過，這件「實事」又能多大程度洗刷他的影帝形象呢？

說回艾未未的「取保候審」。艾未未回到其工作室草場，只是簡短地回答記者採訪。主要內容都是抱歉，我現在的情況不能接受採訪。據悉其「取保」條件是不得離開北京，至少一年內不能透過媒體、Twitter等管道向外發言。亦即是說，先前經常在網上發言批評政府，接受媒體採訪(主要是境外媒體)批評內地情況的艾未未以禁聲換取人身自由。

相信這亦是中共官方對待艾未未這類維權/異議人士的不成文規定。即對外口口聲聲說艾未未逃稅證據確鑿，卻不提起訴，還說因為他認罪態度良好，又有慢性病，所以准以取保候審。目的就是給艾未未這類異見人士一個金剛箍，不許亂說亂動，否則隨時再把你關起來。所以艾未未母親接受有線電視採訪時說希望快些結案︰「他們早應該結束這個案子了，該應麼辦便怎麼辦，他再這樣下去的話，就太過份，太沒有人道了。因為你把人抓進去這麼久了，你又不放人，你又不立案，那是甚麼回事呀。所以我想也該這樣處理了。我兒子他畢竟是個好人，他是為老百姓說話。」他為老百姓說話，艾母點出了事件的關鍵。

除了「取保候審」禁聲，還有「剝奪政治權利」的禁聲，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監三年半的維權人士胡佳，快將刑滿出獄。不過，其太太曾金燕希望遷往深圳，遠離北京，也被當局無理驅離深圳。

曾金燕對記者說希望胡佳出獄後和家人過一點寧靜的生活。但這種寧靜也是被迫的。因為胡佳人身獲得自由後，因為被剝奪政治權利一年。而在大陸政治權利無所不包，當然就不准發言及接受採訪了。而即使過了這一年，胡佳，以及早前被釋放四川維權人士黃琦，如要繼續為百姓說話，維續維權的話，即使沒有「剝奪政治權利」這金剛箍，也有中共「維穩」人員更多的「點子」，隨時有再被軟禁，再被失踪，再被判刑的命運。

無論口口聲聲的依法辦事，還是無法無天，中共都是要禁聲，因為他們害怕為老百姓說話的聲音，會震碎那座「豆腐渣」維穩大廈。

附錄︰

有線電視播出艾未未的一段錄音講話，他說，「真的很感動，香港真是一個華人社會，但是確實又是一個非常有理性、非常有良知的一個社會，我覺得很感動，每個人的每一點、每一點的付出，這不是僅僅是為個人，而是為了信念，社會應該走向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就是這些，我不能說太多，因為我不能接受採訪，但是有必要表示尊敬和表示感謝。」

香港人聽到艾未未的說話，應更加清晰自己的角色︰盡一切能力支援內地維權/抗爭人士，盡一切努力捍衛香港作為中國最自由的基地。

譚耀宗的「佛臉」、梁美芬的「撒嬌」、泛民的「憤怒」

譚耀宗那張「佛臉」永遠都在笑嘻嘻，不過是臉帶不屑的笑嘻嘻，好像甚麼都是小事一宗，有人大驚小怪而已。特區政府廢除市民選舉權的所謂「替補機制」，由「譚笑佛」這位建制/保皇第一大黨主席負責把關。他是《2011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被問及為何12名泛民議員集體請辭草案委員會，他笑嘻嘻地說不知泛民議員為何如此做，還說之前好端諯的。

好端諯的？整件事是政府要避過任何公眾諮詢，快刀斬麻式的，由建制/保皇議員多數暴力下，在公眾不知不覺下，通過「替補機制」。這是中共「吹雞」下，曾蔭權政府和這些唯上是從，妄顧市民基本權利的所謂議員的一項「陽謀」。如果泛民繼續同流合污，合演這場「審議」鬧劇，那才叫人感到莫名其妙。

那個有份大叫大嚷要堵塞補選「漏洞」的政治小丑梁美芬，居然厚顏無恥地要抗議同流合污的說法，還要求定義。面書上有心人為這位同流合污者作了以下的定義︰

「以治鼠為當政大任，有鼠王稱謂的立法會議員拍案大叫『什麼同流合污!？我要定義!』真是當頭棒喝，治學要嚴謹，對對對。於是上網找詞典，當中以百度典故最過癮：

孟子有次同他的學生萬章談起︰孔子很討厭那些八面玲瓏，慣會討好奉承的人。這種人雖然在鄉里被稱作好人，但實際上是言行不符，偽善欺世的偽君子，是道德的破壞份子。萬章問題︰『既然人們都稱他們是好人，他們都處處表現出是個老好人，為甚麼孔子還要稱之為道德敗壞者呢？』孟子答道︰『這種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對世俗不合理的現象只會附和)，看似好人，實際上根本起不了好的作用。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簡稱同流合污。』……」

其實如果把「好人」代之以「理性、務實」，把「對世俗不合理的現象只會附和」改成「對權力的傲慢只會附和」，譚耀宗以至梁美芬便完全現形。因此，當電台的主持客客氣氣的問他，由於其他原因如死亡、重病、被取消議員資格等而議席懸空為何不作補選，「譚笑佛」又是笑嘻嘻地說(不過這次林瑞麟上身)不同處理方法太過複雜，只能一併用同一方式處理。然後主持人問有人認為由第二最高票當選者，往往是原先落敗的對手替補，有欠公允。「譚笑佛」比林瑞麟更賴皮，說只能夠這樣，第二票數高也有一定代表性，有人覺得不公允也沒辦法。

如果稍為有留意「替補機制」爭議的人，便知道反對政府做法的人提出很多道理強百倍的質疑，卻從未得到政府及這批政治「老好人」的合理回應。最簡單，比例代表制是名單制，為何不用當選名單的第二位替補出缺的議席？這是歐洲一些國家採用的方法，以確保不違反選民的意願；又例如學者馬嶽有更根本的質疑︰如果因為政府認為有人「濫用」補選機制，便取消補選，這種邏輯思維十分危險，是否有人濫用綜援便取消綜援？……

總之，政府的「替補機制」根本就是沒邏輯，無道理，為的就是迎合中共封殺變相公投，順便取締以往補選單議席單票制，有利於泛民的競選方法，以達至進一步操控議會的目的。

至於泛民議員號召市民七一上街，能否扭轉局勢，灰記有保留。據聞有個別議員會辭職，再以反對替補機制作為競選政綱進行變相公投。只是如果規模比去年的五區公投還小的話，效果成疑。

被問到會否辭職補選以阻止政府霸王硬上弓，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又是那一句，這樣做沒有用，改變不了甚麼。灰記不想再評論民主黨那種要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思維邏輯。只是想問一下民主黨，如果真的認為補選是市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當政府強行要取消補選時，泛民團結一致，利用辭職補選，喚起市民對自己權利的關注，是否一次「名正言順」，讓中共知道香港人維護基本權利決心的政治運動？

當然任何政治運動/行動，沒有人可以寫「包單」，必定會成功。六月廿二日「泛民」在退出草案委員會的記者會中，人人豪言壯語，聲討政府的政治暴力。灰記倒想看到「泛民」議員豪言壯語後捍衛市民基本權利的決心。

 

 

洗腦與填鴨

在中共壓力下特區政府要大搞德育及國民教育，有人稱之為洗腦。老實說，在港英殖民地時期接受教育的灰記，經過十多年的體驗，只能用差勁兩個字來形容。死記、考試佔據整個中、小學生涯。所謂填鴨式教育跟洗腦有多大分別？反正就是創意及好奇心，以至批判思維的扼殺就是了。唯一的分別，可能那時候父母輩為生計奔波，也沒有甚麼補習學校、精英班、興趣小組等，還可以到山邊野孩子一番，或看一些自己有興趣的讀物。總之， 課餘自由度相對比現在的孩子們稍高吧。這個自由度相信對灰記及那時代的青、少年彌足珍貴。

回到教育，無論殖民地教育，或一國兩制下的教育，本質沒有重大分別。在美麗的辭藻粉飾下的教育「改革」，恐怕又是「內容」更「豐富」，即更加要死記的填鴨餐吧！學生的書包越來越沉重，學生越來越早被灌輸自私自利的競爭意識，學生越來越不快樂，在在都說明特區教育的可悲和可怖。否則那些高官和有錢人不會千方百計及早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國際學校、直資學校，然後最遲於高中時把子女送往外國留學。

在沒有國民教育下，大多數必須在香港接受教育的人，已經被有意製造成一大群聽話、有一點工作技能、被生活壓力磨滅一切理想、追尋的上班族。再加上國民教育，中港統治階層的如意算盤是，有必要時利用「愛國意識」、「民族認同」轉化內在階級矛盾，在「偉大祖國」的迷思下，令廣大人民看不見壓迫的來源。

說著說著，灰記又想到六、七十年代西方年青人以至知識界對建制不同部門的反叛。例如美國學生的反越戰運動、法國學生的反戴高樂主義運動、甚至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反對蘇共的「社會帝國主義」強加於捷克的斯大林體制……。那個時候，西方左翼理論影響不少如灰記這類的青年。那時在外國一些「新左」人士頗流行的一個說法，就是馬克思加佛洛依德，由國家體制、經濟體制以至教育及家庭體制等，對個人造成的桎梏進行大批判。灰記還記得，除了馬克思及列寧一些批判國家體制的小書，還看過一些批判家庭的小書，如R.D. Laing的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家庭的政治)、David Cooper 的The Death of the family(家庭的死亡)，批判家庭作為禁制女性、桎梏年青人的資產階級男權體制。那時候灰記逃離港式填鴨教育，在這些反思體制壓抑人性的思潮刺激下，在海外變得「海闊天空」。

不過，這些反資本主義的思潮並沒有深入民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軍警及政策「改良」，「理順」了年青人的反抗。之後更有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資產階級大反撲，新保守、自由主義向福利主義進攻。私有化浪潮一個接一個，加上網上虛擬經濟的大行其道，有錢人利用網上虛擬經濟大賺特賺，胡亂投資虧損又有資產階級政府包底，即使企業倒閉，那些企業主及高層的身家沒有損失。而一般民眾便要承受這種虛擬經濟所造成的惡果，弄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經濟周期密及波幅大。資本主義的危機不言而喻。

在這樣的前提下，反全球化，捍衛本土/社區經濟才有意義。而這種本土運動必須與捍衛政權分開，因為無論特區政府也好，中共政府也好，聯同他們服務的階級，都參與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掠奪遊戲，掠奪不了別國人民的利益，也掠奪本地人民的利益。因此，本土運動必然去殖民、反體制、反霸權，也必然反官方意識型態。

中共「回歸」國族/家庭價值，甚至傳統儒家的君臣思想，大搞封建式愛國教育，也要香港特區政府緊隨其後，真有點像當年的列根、戴卓爾夫人右翼回潮。當年講求保守的宗教及家庭價值，打壓工人及各式反抗運動。對灰記而言，無論港英時期的填鴨教育，還是當今的填鴨加洗腦教育，都是對年青人「毒害」。作為反抗者，重溫當年的左翼理論，或發掘新的左翼理論，都有其現實意義。

順民三部曲

林瑞麟走過場式的立法會「諮詢」，不會有任何結果。取消補選，在建制派歸隊支持，勢獲通過。早前大律師公會發聲明，指取消補選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為今之計是立法會舉手機器通過補選之後，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有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要中共認帳。取消補選的確是剝奪港人基本權利，灰記以為如果法庭不受政治干預，判政府敗訴的機會頗大。但觀乎這個由馬道立領頭的法院系統並不「硬淨」。早前一宗涉及剛果政府的貿易糾紛，本地法庭原本可以自行處理，但在中國外交部的壓力下，終審法院竟然向人大尋求釋法，自廢武功。這次會否再度向人大尋求釋法？灰記當然希望法庭自行處理，作出公平的判決。而公平的判決應是港人的基本權利不容被無理剝奪。到時如果中共要霸王硬上弓，來一招釋法，便證明中共為了不願看見變相公投再度出現，而迫令港府取消補選。

對不願做順民的人來說，補選權如同選舉權是不容剝奪的，如果有人對你說為了防止有議員濫用補選機制(為何不禁止議員辭職後再參選？)或五區補選投票率低因而辭職補選不受市民認同，所以要取消補選(很多地方的選舉投票率也很低。人民不願投票原因很多，但怎能作為剝奪權利的理由)，這是侮辱閣下的智慧。正如政府對你說提出司法覆核是濫用司法程序，犠牲港人利益(曾蔭權及民建聯議員劉江華均說過有人濫用司法程序)，也是侮辱閣下的智慧。除非閣下願意做一個順民。

而取消補選是要香港人當順民的第一步。道理十分簡單，就是在這個傾斜管治者及建制的政治制度下，堵塞一個可以藉補選帶出重大公眾議題的機會。去年五區公投運動不成功，有很多主客觀因素。在中共的壓力下，政府及傳媒合謀冷處理也是重要原因。不願做順民的人面對的正是一部推土機，利用行政立法程序，以至意識型態的操控的推土機。一時三刻不能令你歸順，長遠要你的子女歸順。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長遠的順民政策。這套新課程指引基本上是借鏡「左派」學校的「成功」經驗，要其他學校跟隨「左校」的做法。「左校」的「愛國教育」核心就是認同中共壟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的意思是愛它，為它好，由此而引伸對它的無限包容。因此不從言論表達自由去看異見人士，只從這些是少數人，損害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因此劉曉波觸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罪有應得；因此只從國家( 中共政權)的穩定看問題，因此「六四」血腥鎮壓是迫不得已，打壓維權人士也是迫不得已(有線有關國民教育的專題報道)。

當然，如果不需要討論這些課題則更好(指引沒有提及任何負面或爭議性的內容)，只談「國家」發展成就更能製造順從而沒有批判思考的未來順民。只是香港傳媒自我審查雖然越來越嚴重，但畢竟一國兩制下不至清一色對中共唱好。所以「左校」校長老師會抱怨香港傳媒「傾向負面報道內地新聞」(有線有關國民教育的專題報道)，所以要加強對「國情」的正面灌輸！

這種「浩大」的「洗腦」工程，必須有傳媒的配合，所以23條必須立法，震懾一下那些仍然不肯聽話的傳媒，甚至是仍然願意為敏感議題發聲的人。23條立法後，大陸的「煽動」、「煽動鎮覆」罪隨時可以大派用場。至少令香港傳媒跟澳門傳媒看齊。這樣的話，中共及港府以至建制派等便不用頭痛，在傳媒及學校的配合下，再過十年八年，新一代的順民便能成功製造出來。這是專權者們的如意算盤，這是一個過程。這過程是否一帆風順還是到處碰壁，端視不願做順民的人，家長、老師、傳媒、學生等的反對及扺制有多強。

這也是香港能否維持其歷史賦予的特殊角色的關鍵。香港如能維持甚至發展反抗權力的傳統，對不願當順民的大陸民眾有鼓舞，甚至「示範」作用。

七月一日，「反對取消補選」、「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反對23條」會否出現於人海中？

王光亞「自身難保」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旋風訪港三日，相比其前任廖暉，好像多了很多親和力，也算談笑風生。還要利用亞視中文台記者用英語提問，「要求」他英語作答，顯示一下這位前駐聯合國大使英文不賴。

然後一句住房問題處理不好，變成社會問題以至政治問題，又「勸喻」特區政府關注弱勢。在貼身保安簇擁下，難得真正接觸香港的真正弱勢的京官如此語重心長。有人認為京官比港官看得高看得遠，有人認為京官不應指指點點。灰記以為，王光亞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的確，曾蔭權政府正在「等收工」，無心也無力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這種「無心無力」要從制度及政權性質去找原因。中共為了要利用也好，依賴也好，以中資機構及香港資本財團，聯合「愛國」力量及公務員隊伍治理香港。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給予資本財團、富豪剝削工人階級，壓榨廣大市民的合法性。「愛國」力量老實說沒有多少獨立人格，北京說甚麼便跟著走，而公務員隊伍由前朝英資本帝國使用多年，早已習慣重資輕勞，高級公務員其實也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於是乎在鳥籠民主下，廣大民眾的意願往往在建制議員的阻撓下，挑戰不了特區政府。這是北京設計的政制操作所產生的必然後果，不是一兩個「站得高、看得遠」的京官所能改變。

而為何中共要厚待香港的大資本財團，因為要跟他們補資本主義的課。中共現在也成了國家資本主義也好，權貴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集團，怎會逆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當然，資本集團之間有競爭，但在「愛國」的旗幟下，中港資本集團仍然有不少合作空間，廣大勞動人民才是他們要防範、支配的對象。香港貧富極度懸殊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一樣在大陸發生。香港有連綿不絕的示威抗議，大陸也有無數起的群眾性事件，如最近的潮州民工追討欠薪騷亂，增城四川民工不滿城管暴行騷亂等。王光亞與其「教誨」特區政府，不如看看自己所屬的中共統治集團如何和諧得起。

香港其實是一個赤祼祼的資本主義社會，無論王光亞怎高呼「各界支持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資產階級法例的偏幫下，資產階級剝削廣大市民的事實不會改變，基層以至中產的下層的住屋問題不會改變。同樣，當中共蛻變成為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利益集團，它不會全心全意為理論上由其代表工、農階級謀幸福。加上貪腐問題惡劣，理論上的德政，往往成了中共利益集團成員侵吞公款的堂皇理由。

因此，香港的廣大民眾不應對京官抱任何幻想，正如大陸的民眾不會對中共貪腐集團存厚望。中港兩地的民眾命運其實越來越接近，只能依靠自己的團結，針對真正的「敵人」，就是資產階級和權貴集團，行使公民權，作出保衛行動。

麵包與黑玫瑰

「雄仔叔叔」曾經在法國和其他流浪者分享免費麵包；「雄仔叔叔」曾聽人說，歐洲農民起義，遍地黑玫瑰。

人稱「雄仔叔叔」的阮志雄，是十分受小朋友歡迎的「講故佬」。最近他舉行三場獨腳故事劇場，名為《麵包與黑玫瑰—-世代接力的情詩》。觀眾以成年人為主。

雖曰情詩，講的不是男女之情，更多是「革命」同志之情，父子之情，與小朋友交往之情。徘徊於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始創者)與馬克思(共產主義始創者)之間，然而察覺得「革命」的不確定性，然後失落，然後受「八十後」抗爭的鼓舞，「雄仔叔叔」的「革命」與人生故事，也算是灰記那代人的一條軌跡。儘管無政府主義者，如同托洛茨基主義者一樣，在香港人數極少。然而，他們的獨立自主意識，及走在反資反殖的前端，對比事事聽命中共的香港傳統左派/ 國粹派，以及後來由自由主義者為主所組成的民主派，特別無政府主義者那種抛開國族主義思維，希望人類真正平等、自由地生活的「革命」理想，亦訴說了這個龍蛇混雜的殖民地，除了國粹與賣辦、親共和反共思想之外，還有更「另類」的選擇。

七十年代初，「雄仔叔叔」由辦學生報被反共的天主教學校老師斥為共產黨，以至被趕出校，參與了莫昭如、傅魯炳等無政府主義者主辦的《七零年代》雜誌。然後到工廠鼓動工人佔領工廠，鼓勵市民不交租、不交電費，以抗議政府帶頭加價，被警方拘捕。「雄仔叔叔」派傳單鼓勵工人佔領工廠時，遇到在工廠工作的爸爸，爸爸疑問自己每天工作十多小時，還要二十四小時佔領工廠嗎？但仍拿了一些傳單，對他說即管看其他工友是否有興趣佔領工廠。雄仔叔叔」從警署出來，爸爸輕撫他的背部，輕聲的說不要再搞了。「雄仔叔叔」卻聽出了鼓勵的說話。

那時興起「革命流浪」，「雄仔叔叔」出走歐美，先後在加拿大、法國等地求學及生活。那時候已離法國學生運動十年，但「雄仔叔叔」仍嚮往「革命」，嚮往自由，特別嚮往吉卜賽人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的流浪生活，鄙視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崇拜及自私自利，與不同國籍的人分享從巴黎大學領取的免費食品，到處流浪。八十年代初回到香港，正值經濟起飛，一般人生活有所改善，「革命」潮流退卻，但仍跟隨莫昭如搞民眾劇場，卻落不了社區，欣賞的沒有多少個民眾。

在劇場裏，「雄仔叔叔」訴說自己染上頑疾的故事，以為染上了頑疾，令他不能投入社會運動，卻原來是不能投入社會運動，令他生病。除了看中醫，「雄仔叔叔」沒有明言是否因為與幼童常在一起，令他的「病情」好轉。但幼童的創造力與直觀令他吸收了不少養份。

令「雄仔叔叔」重拾「革命」志趣的是反世貿、保衛天星皇后、喜帖街等運動的興起。儘管時代不同，今天的「八十後」影照當年的他們，今天的「八十後」亦有談反殖反資。不過，今天的「八十後」好像少了他們當年的「革命」術語，也好像不大講究馬克思與巴枯寧。然而，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橫衝直撞之時，這位回歸香港，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的中年人，與面對龐大國家機器，強調本土行動的年青人有了交匯點。

尋找沒有國家的家園，脫離國族主義的羈絆，灰記也為之嚮往。至於是馬克思還是巴枯寧的「革命」，灰記與「雄仔叔叔」同樣迷惘。

「重慶模式」與政治參與

在面書上看到一位在倫敦留學的「馬列主義」朋友，和中國新左派學者汪暉的閒談。「『您說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演變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綜合體，而新一代的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自己的階級組織和政治代表。這情況，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蘇聯。在這種條件下，您認為以《08憲章》一類的政治要求為基礎的運動，有可能促使中國發生蘇聯式的劇變嗎？』汪皺眉凝思了一陣子，然後肯定的回答我，說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在目前還是極小的。他以關於『重慶模式』的討論為例，說這些討論，已經遠遠超過了重慶當局舉措的範圍，在某程度上是對《08》提出的模式的一種回應。在中國基層社會還在熱烈討論這種話題的情況下，《08》類的東西，是暫時不會得勢的。」

「重慶模式」被內地新左派熱烈討論，香港《文匯報》大讚是解決當今中國種種矛盾的一個楷模，較突出是推出類似香港的公屋解決平民百姓的居住問題，官員到最貧困的農村體驗，真實了解貧困戶的實際困難等。灰記以為無論薄熙來如何勇猛，如何真心為民，沒有政治改革作配合，即人民有實際權力監督政府官員，「重慶模式」如何理想化，在今日「中國共產黨已經演變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綜合體」時，如何能「執政為民」呢？(不去談薄熙來「唱紅打黑」的無法無天)。

的確，蘇聯解體並沒有為蘇聯東歐人民帶來一個較公平、公義的制度。貧富懸殊、福利銳減、失業高企、生活無保障等新自由主義弊端湧現。然而，當年蘇聯、東歐的劇變不純然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人民對斯大林模式的專政體制的反感與反抗也是鐵一般的事實。中共要避免重蹈前蘇聯集團的覆轍，至少也應如溫家寶所說，切實進行政治改革。所謂政治改革，不外乎減輕中共壟斷權力的程度，即所謂放權，或增加人民監督執政黨的權力。

「馬列主義」朋友關注的中國工人階級組織和政治代表問題，應爭取開放黨禁，要求言論和結社自由等來解決，即要求政治改革。當中有和《08憲章》訴求重叠的地方，不能因為劉曉波是自由主義者，不能因為害怕中國重蹈蘇聯東歐集團的覆轍，而迴避政治改革的訴求，甚至要主動譴責中共政治寸步不讓的僵硬和專橫。

以人民政治參與作為政治改革的一步，《蘋果》的「蘋論」六月十日有一則頗有趣的評論兼報道。事緣江西退休女工劉萍五月宣布參選地區人大，原獲十七名選民推薦(最少需十名推薦人)，當局為了阻撓這位「獨立候選人」參選，竟逐一約談推薦人，又拘押劉萍等人多日，最終宣布只有七名推薦人有效，劉不能成為候選人。

事件引起越來越多維權人士、律師、知識分子宣佈獨立參選，但官方則利用威嚇、阻撓手段對付。而官方的《環球時報》社評更批評獨立參選人一直在學習西方反對派，「試圖把中國求同存異的包容性文化，推向對抗性文化。」一些學者則聲援劉萍及其他獨立參選人。但人大法工委則「解釋」說︰「中國只有由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和選民依法按程序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經討論、協商或經預選確定的『正式代表候選人』，沒有所謂的『獨立候選人』」。

不知道四處宣揚政治改革的溫家寶看到這情況有何說法，是否獨立候選人不夠包容，是否參選就是對抗？中國憲法不是說人民有參選和被選權嗎？為甚麼人家要獨立參選呢？因為在四個堅持下，結社組黨是「大逆不道」之事，很多人企圖組黨被判刑。人家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結社權利，又被你判刑，行使憲法賦予的選舉權利，又說沒有所謂「獨立候選人」。你叫政治改革如何進行？你中共有龐大資源，人力物力，為何害怕區區「獨立候選人」？莫非對人民群眾沒信心？

「馬列主義」朋友、汪暉等批評西方民主沒有解決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問題，這的確是資產階級民主的缺失。然而，當中共已蛻變成「既得利益集團的綜合體」時，要發展能與工、農走在一起的組織，要推行解決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民主改革，也要從落實言論自由，開放參選權做起吧。否則一味批評西方民主的不足，一味憂慮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不敢觸及中國政治體制之病，跟中共的同路人有何分別？

高官的「原罪」

香港公務員有「原罪」，指的是九七前進入港英政府的公務員，越早進入港府，可能「原罪」感越強。說有「原罪」，當然是指那些手中有權力的高官，而不是那些為了安穩生活而加入港府的中、下層公務員。

中國人所謂「改朝換代」，前朝舊臣要獲得新主子的歡心，或至少希望留効，多少也要表現忠誠，多少要打倒昨日之我。以往歷代的皇朝如是，今天的中共政權也不能免俗，都是要求絕對忠誠。中共甚至比歷代皇朝更講究改造人的心靈。

香港的高官們，年紀一般都不小，多少對當代中國有點認識。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執政之初，民主黨派人士以至一些投誠的國民黨官員被納入中共建制，當其有名無實的官員。他們都有不夠進步，或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原罪」，都要戰戰兢兢做官做人，因為政治生命，以至生計都操控在中共官員手中。那時「社會主義」或「新民主主義」是新生事物，所謂以工農為基礎的政權，理論上是為廣大人民謀幸福的政權，一些非共官員也真心相信實行這些主義可以為人民謀幸福。

沒有人否認中共建國頭幾年氣象一新，在連年戰爭以及國民黨腐敗統治下走過來的中國人民，特別窮人生活的可能所改善。但隨著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越來越好大喜功，急於求成，不講自然規律，不理人民的承受能力，災難一個接一個。而那些苦無實權的非共官員，亦感受到中共專權，缺乏制衡之害。

但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對共產黨獨攬大權，所謂黨天下的批評觸怒毛澤東及中共高層，以「反右」還以顏色。「反右」的結果是讓民主黨派及前朝官員更貼貼服服，不敢亂說亂動。當中一些「積極份子」為了表示絕對跟黨走，還會主動「揭發」「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以求獲得共產黨的信任。

今天的中國民主黨派進一步沉淪，成了中共養著的政治花瓶，在政協為中共搖旗吶喊。今天中共蛻變成權錢利益集團，不講工農幸福，更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愛國主義。今天的香港高官是否可跟當年的民主黨派/投誠官員作比較？在一國兩制下，理論上這群港府高官仍然主管香港內部事務，但在中共權錢利益集團越來越強硬，越來越講「維穩」的現實下，要「上位」、要保官位的港府高官只能看中共官僚的面色做官做人，要顯示跟大陸的官僚接軌，要打倒昨日的我。幸而暴富起來的中共已跟香港資本家有很多共同語言，甚至共同利益，這群港英時期已習慣照顧資本家、大財團的高官們要適應的只是由講英語，轉為講普通話，不用高喊革命口號。

然而，港英高官也罷，轉投中共懷抱的前朝建制精英也罷，中共走資是一回事，曾為港英殖民政府賣命又是另一回事。為了洗刷「原罪」，對新主子仍要表現得無比忠誠。在今天只講「愛國」的中共眼皮下，便只能表現「愛國」的「赤誠」。所以未來特首黑馬范太要閉門教訓學生不可以批判「祖國」，所以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說「六四」只是歷史長河的沙沙石石，學生要向前看(她在福建中學聯校畢業禮演講大談國民教育不是洗腦)。

謝太還舉了探訪美國一個家庭為例，說有一對老夫婦兒子在越戰中死亡，老夫婦對當年的徵兵制度很不滿，亦痛恨政府的做法，但不影響他們愛美國的情懷，家中掛有美國國旗。灰記對美帝侵略他國一向反感，當年美國反越戰及各種進步的社會運動，如黑人民權運動、婦解運動、以至左翼政治運動，都是衝著美國的政府及社會政治制度而來，亦促進美國的人權和自由。為何謝太不叫學生學習當年美國年青人的反叛及批判精神，而單單講愛國呢？

謝太又以誰沒有犯錯及做了後悔的事為中共開脫。問題是中共至今仍然不肯認錯，甚至六四死難者家屬不能自由公開地拜祭逝去的摯親，日常行動受監控，中共如此倒行逆施也不能批評嗎？為甚麼一個理論上要向人民問責的政權不能被批評，這不是愚忠式、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嗎？

灰記以為謝太這類帶著「原罪」的前港英高官，從來心中沒有向人民問責的思維，只求向主子負責。以前是港英，今日是中共。所以今天自我吹催眠/洗腦也好，投其所好也好，宣揚中共式「愛國主義」以表絕對忠誠最自然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