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艇戶到菜園村

一月廿八日，在理工大學一個課室，二、三十人，大部分為學生，一起觀看一九七九年油麻地避風塘的「風光」。在超八菲林影片中(現在播出的媒介當然是DVD光碟)，當年被稱為艇戶的水上人家生活面貎重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看這些生活及採訪片段應該是「全新」體驗。不過，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社會，貧窮弱勢受欺壓的現實沒有消失，只是受欺壓的對象對不同吧了。

看著那些要由繩繫著，在狹小的艇上活動的小孩，看著避風塘超惡劣的環境，灰記的思維回到八十年代初，回到避風塘的艇上，回到那兩位居住那裡的義大利神父上。其中一位是頗多人熟悉的甘浩望神父，這晚上，他與很多當時還未出生的年輕人一起重溫香港基層弱勢的艱苦抗爭歲月。

電影片段播出後，甘神父甘仔以義大利人慣有的幽默感，述說當年在艇上居住，兩次沉艇的經歷，揭開這段艇戶抗爭歷史的序幕。當年因為沒能力機械化，沒法再出海捕魚的艇戶，到岸上打工，遺下妻兒在艇上生活，因為當中有不少跟他們結婚的女子來自大陸，沒有身份證而不能上岸。生活在避風塘不但環境惡劣，打風的日子亦危險，一些小孩亦試過被海水吞沒。他們渴望一家能到岸上生活。

甘仔提到艇戶事件由七十年代初一直至八十年代下旬才逐步解決。一向樂觀的他說，只要堅持便能達到目標，無論時間多長。作為支援者甘仔及當年的青年學生及組織者，亦付出一定「代價」，甘仔為艇戶絕食，亦曾因為拉隊到港督府請願而被控非法集會罪成，守行為十八個月。當年他們在一些有正義感的大律師協助下，上訴至英國樞密院，結果法院維持原判，因為整件事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為甚麼是政治問題？因為一九六七年，港英殖民政府為了對付反英抗暴的左派人士，制訂了嚴苛的公安法，三人一起可被控非法集會。這些公安惡法到彭定康時代，英國人撤走之前，才在以民主派為多數的立法局通過廢除。可惜九七政權移交後，臨時立法會恢復公安法，雖然較港英舊法有所改良，但仍賦予警員太大權力，示威者隨時踏地雷，一旦政府當局要「懲處」公民抗命者，隨時有藉口「拉人封艇」。所以，九七前後，示威請願者均有被政治檢控的危險，亦有不少人「以身試法」，包括長毛議員。

當年有份與甘仔一起被檢控的是另一位講者是嶺南大學的教授陳順馨，當時她是一位剛畢業的社工，義務支援艇戶而被檢控。在陳順馨眼中，當年的港英警察相當惡，平民百姓要抗爭要承受很大的壓力。而港英亦擅長公關技巧，製造矛盾，例如抹黑艇戶「打尖」上樓，剝奪其他輪候公屋人士的機會。實情是他們希望獲得輪候申請的機會，而沉船等意外造成的災難，好像木屋火災的災民，獲得臨時安置亦天經地義。好在，當年的傳媒好像較多元化，主流傳媒亦有不少同情艇戶的報道，對港英政府構成一定壓力。

灰記以為，當年仍是文人辦報年代，除了一些較獨立的報章，還未完全走資的左派報紙扮演鞭策港英政府的角色，令報道不至完全一面倒。今日在龐大的中國籠罩下，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跟香港超級地產富豪壟斷的資本主義結合，由大財團或其代理人操控的傳媒歸邊是大勢所趨，公民的抗爭行動被主流傳媒抹黑已是一個大家要面對的現實。不過，正如與會的菜園村支援組成員葉寶琳所言，抗爭不是為了吸引傳媒注意，是否抹黑非抗爭者能左右。

 

 

宗教人士在被暴力清拆的菜園村祈禱，祈求村民平安。

是的，特區政府為了取悅大陸政府，為了長官意志，為了高鐵站所在的西九的地產發展，為了盲目發展主義等，犧牲菜園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不止，在村民由不遷不拆到願意以復耕計劃搬村，口頭上說會協助，會人性化處理，重建菜園村是當局和村民的共同願望。但村民覓地搬村所遇到的困難，政府當局從不過問，更不要說協助，只是不斷催促村民買地，讓「新界王」劉皇發「主持大局」。結果「發叔」拍心口說路權問題三十萬可解決，卻原來要割回約10%已買下的土地，供從未露面的私路持有人建丁屋發財，否則路權費要加至五百萬。這不是赤裸裸的土豪惡霸打刧嗎(參看這則報道)？

 

  當然主流傳媒(報紙只有《蘋果》抱同情村民態度)不分青紅皂白的偏頗報道，說菜園村村民貪得無厭，說他們不應有特權，卻原來清拆新界土地，只有原居民才擁有特權，政府要另覓地替他們建好丁屋安置，還有大筆賠償土地的費用。非原居民如不願接受一般徙置，也只有四十萬至六十萬的「補償」，加上才少得可憐的「青苗補助」，如一棵香蕉樹補助數十元，便要把你踢走，菜園村村民重建新村，集體買地已十支付千多二千萬，一些村民要自行再集資支付重建費用。葉寶琳反駁自稱公信力最高的《明報》社論的抹黑，說得很詳盡。

 

 

 

宗教人士在菜園新村土地上祈求新村盡快建成

無論如何，從油麻地艇戶到菜園村，香港主流社會的發展主義，即所謂中環價值未改。殖民政府與後殖民政府亦沒有兩樣，強權加公關技巧加謊言處理弱勢市民的訴求。所不同者，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官商合力「打造」的經濟秩序，公共資產私有化，公共事業商業化等，對平民大眾更為不利，小市民的生活空間和選擇更狹窄。加上有一個集權資本主義宗主國在幕後操控，小市民的困境只會與日俱增。唯一寄望是困境下的醒覺及抗爭。

 

灰記天真的認為「走投無路」，醒覺會加快來臨。在貧富差距加劇，人民生活無保障下，越來越多人會覺得現行的社會秩序不能讓人發揮人性、自我、同理心，必須起而反抗，這是一月廿八晚理大課室裡一位理社工系學生的精警發言，灰記以此共勉。

附錄︰葉寶琳就《明報》的反駁的反駁︰《大是大非，菜園村民被侵權豈能說合理》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這個大牌匾將會在10月1日的巡遊出現。電視播出深宵的綵排片段，不知參與綵排的年輕學生們如何理解這句口號。

這句「社會主義好」的確讓人唏噓。 一些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抱批判態度的左翼人士(包括灰記)，對過去大半個世紀共產黨執政國家所出現的勞役、壓迫、人性扭曲、人為災難……感到非常難過。而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買少見少，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看來越來越失卻意義。

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一樣衝擊著灰記。灰記在外國留學時，曾經短暫時間對COMMUNIST這個字有強烈的認同感，對資本主義那種追求無限利潤，對打工階層的剝削，環境的肆意破壞感到極厭惡。今天，資本主義的基本形態並沒有轉變，但那些曾經比灰記更紅的人，很多覺今是而昨非，轉投資本主義懷抱，卻千方百計為中共的專制統治辯解。

無他，這些人早把人文關懷、國際主義精神拋諸腦後，代之是狹獈的民族主義觀念︰既然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當道，既然資本主義講的是弱肉強食，我們中國便要做資本主義強國、大國。我們剝削別人勝過別人剝削我們。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進身中、上流社會，撈了個人代、政協委員的銜頭，生活和思想都已極為「資產階級」化，早已忘卻「無產階級」的感情了。

即使他們對中國大陸的嚴重貪腐、農民及城市基層勞工所受剝削等並非視若無睹，卻總認為那些維權活動，那些異議聲音破壞和諧穩定，妨礙大國崛起，必須鎮壓。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中國經濟發展，不管如何畸型發展，只要有著數便合乎他們的胃口。頂多說一聲，哎，中國要慢慢來。

「社會主義好」，究竟好在甚麼地方？除了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外，中國還剩下多少「社會主義」色彩？真正相信民主、人權及社會公義的左翼人士，還有多少會擁抱「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是一黨專政)？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權貴和老闆階級，專業階層壟斷最多最好的資源，普羅大眾/低下階層的真正無產階級，求學有困難、醫療無保障、打工受剝削，對集體資源如何分配毫無話語權。中國的弱肉強食，比很多資本主義國家更赤裸、更厲害，對環境生態的破壞更肆無忌憚，有那一點像社會主義？

晚年嚮往西方民主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把西方的福利主義(其實在新自由主義衝擊下，已經大打折扣)，解讀為社會主義的和平實現。這一點灰記不敢苟同。特別他對芝加哥學派鼻祖佛利民的空想自由市場主義的興趣，更讓灰記認為他基本上揚棄了馬克思主義。(芝加哥學派七十年代的第一個實驗場是智利，透過美國中情局聯同智利右翼勢力陰謀武力推翻民選合法的左翼阿倫德政府，由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實行恐怖統治，這些空想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人士當了皮諾切特的經濟顧問，才可以將他們象牙塔的理論「實踐」。但對智利的普羅大眾而言，是一場大災難。)

不過，趙氏對共產黨的獨裁根源，即「無產階級」專政有深刻的反省，流露被權力扭曲的專政共產黨領導少有的人道精神，這是現今共產黨領導最缺乏的。現今的共產黨領導必須解釋，他們所推行是那一碼子的社會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有何區分？

胡、溫，特別溫家寶作出無數的人文關懷騷，但他們要解釋為何人為災難一個接一個，民怨一天比一天多？為何受地震之苦災民追究「豆腐渣」工程要受到無理打壓？為何貪腐集團可以繼續無法無天？胡、溫口口聲聲說關懷的廣大的農民和低下階層，他們究竟幾時可以翻身？沒有人民的監督和授權，胡、溫如何執政為民？……

10月1日，胡錦濤將威風八面的站在高級國產車上受軍隊和被篩選的人民「致敬」，當他看見「社會主義好」這五個字，除了期望共產黨千秋萬世外，還能想到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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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互聯網上有關他的資料很多，他寫的或有關他的書及電影也不少，印有他肖像的產品有的是。灰記枱頭便有別人贈送的印有他肖像的杯墊。

但依然有人繼續拍攝有關他的電影，這次拍他的是美國導演，或許意義有點不同。電影最可取的地方，可能是那種「平實」的舖陳，少了點浪漫英雄主義，多了點血肉人性。

美國有份投資的電影，能正面的描述他和卡斯特羅以及古巴革命，多少反映美國的社會氣氛的些微不同吧。差不多五十年的經濟禁運及圍堵，今日奧巴馬上台後才放寛古巴裔美國人到古巴探親及匯款的限制(其他的限制依舊)，這一小小小步，算是改善與古巴關係的一點姿態。然而美國人在自己一手造成的金融海嘯中，對新自由/保守資本主義又能夠反省多少？

逝去四十二年的他，曾經影響整個世代的青年左翼，今時今日依然是革命象徵，最重要原因可能是他貫徹始終的國際主義和獻身精神。這是其他打江山，坐江山，腐化變質了的共產黨領袖所無法比擬。一些掌權過久的「革命導師」如斯大林、毛澤東的真面目被愈來愈多人知悉，沒有多少有左翼人士會懷念他們的「功蹟」。

作為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古巴革命成功後，他沒有打江山，坐江山的長期打算，而希望在其他拉美國家再推動游搫戰爭，建立左翼共產政權，不過最終在玻利維亞被當地軍人所殺。如果以勝敗論「英雄」，他沒有多少「功蹟」。

在電影中，除了在聯合國發言，抨擊美國侵略古巴(著名的豬灣(Bay of Pig)事件)以及揶揄其他拉美親美政權外，他沒有太多革命道理。在他眼中，窮人受壓的國度就是革命的土壤。而貧富極懸殊的拉美國家(以至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燃點革命之火。

 他死後，還有墨西哥的查帕斯游擊運動，尼加拉瓜桑地諾遊擊運動以及秘魯的光明之路遊擊隊等。查帕斯原住民抗爭持續；桑地諾1979年奪取政權，奧特加成為尼國領袖，和當年古巴一樣，受美國禁運影響，又不斷受美國所訓練和資助的右翼游擊隊攻擊，桑地諾政權於1990年選舉失敗，最近奧特加勝出選舉重新上台；至於秘魯光明之路最後失敗告終。

游擊戰爭，暴力革命，中共所講的槍桿子出政權，對比議會道路，是否仍是「真正」共產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爭議的焦點？

當年拉美的遊擊運動沒能「發揚光大」，除了個別國家，整個拉打美洲淪為美國新保守/自由主義的遊樂場。不過，人民的抗爭不斷，踏入廿一世紀，拉美國家不同程度的向左轉，例如委內端拉、玻利維亞、巴拉圭、尼加拉瓜、巴西….當然還有死硬的古巴。大家都向美國的赤裸干預說不，不同程度向新保守/自由主義對窮人的掠奪說不。

他沒有回答，古巴的卡斯特羅也沒法回答，暴力革命成功以後，如何在人民的意願下繼續管理國家，而不會淪為一黨以至領袖獨裁。

今日拉美人民利用資產階級民主選舉選出一些貼近民情，貼近弱小的領袖。倘若他還在世，會否認同這種議會抗爭方式？

電影中(也是歷史，因為電影改編自他生前的回憶錄)，他說參與遊擊戰爭隨時要有犧牲的心理準備，他果然做到。今時今日，如何領略他的這種革命精神？

灰記想起勇者無懼。在這個極端崇尚物欲的社會，如何能夠處之泰然，甘於淡薄，向追逐名利的生活方式說不？能夠踏出這一步，相信離勇者，離他的革命精神不會太遠。

灰記又想起他是游擊戰爭的「失敗者」，或者是自願選擇「失敗」的「失敗者」。也許現在需要更多自願選擇「失敗」的「失敗者」，向這個winner takes all的世界說不！

拉美情結

在理大的會議室，灰記好像回到學生時代，來自拉美阿根廷的講者，與學生和民間團體交流，講述資本主義危機對拉美民眾的影響，以及拉美民眾如何進行抵抗。交流前播放了加拿大反全球化記者Naomi Klein有關阿根廷民眾如何面對經濟危機的紀錄片。

灰記在類似場合參與類似交流已是接近三十年前學生時代的事。當時也播放了一套紀錄片，名為《智利戰爭》(Battle of Chile)，講的是七十年代初智利民選左翼總統阿倫弟(Allende) 的國有化及國家自主經濟實踐，如何在智利軍方、資產階級，美國跨國大企業(應該是電話公司ITT)、中情局聯手發動政變下被摧毀。

影片最震憾的場面，是阿倫弟與幾個忠貞的人員，手持機槍，誓死捍衛總統府。最後結果是總統被政變軍人殺死。而當年發動政變的正是臭名遠播的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影片從托派觀點，批評阿倫弟沒有正視和防範軍人和資產階段不擇手段的反撲決心，沒有及早與廣大群眾緊密連繫，鞏固人民政權。只寄望議會民主能正常運作，結果悲劇告終。實情是否如此，便要由智利人民汲取歷史經驗了。)

在美國政府和迷信「自由市場萬能」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策動下，皮諾切特政府利用高壓統治，把智利變成芝加哥學派的「遊樂場」，智利軍政府將國家經濟「自由化」，給跨國企業和資產階級予取予携的自由，代價是極度貧富懸殊，通脹高企，民不聊生。

八十年代以後，全球資本主義在美英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新自由/保守主義」向改良福利主義瘋狂進攻下，私有化、外判、政府向跨國大財團輸送利益等等的干預措施，被說成自由市場神聖無形之手的自然運作。在蘇聯解體，中國積極參與全球資本主義追逐的新世紀，全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更橫掃全世界，幾乎無地區幸免。

拉美國家作為國際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域，作為美國強力干預下的發展中經濟文化體系，對抗「新自由/保守主義」的「能力」受種種限制而受盡衝擊，而最大的受害者當然是低下階層，甚至是中產社群。

今次講者Vera先生，講述阿根廷在九十年代開始浮面的經濟危機，到零一年發生嚴重金融危機。銀行湅結所有存戶的戶口，全國人民忽然失去自由處理財務的自由，加上累積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阿根廷民眾，包括眾多中產者的徬徨、痛苦，可想而知。

而最最令阿根廷人不能忍受的是，那些跨國金融機構卻老早將資金抽走，加速當地金融及經濟崩潰。而跨國金融機構可以為所欲為，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向欠債累累的阿根廷施壓，迫其取消外匯管制，而非神聖的自由市場運作。在一夕間一無所有的阿根廷民眾心中，這些跨國金融集團根本與強盜沒有分別。

受生活所迫以及對政府徹底失望，失業的阿根廷人民的對策是佔領停產工廠，恢復生產，無家可歸者佔領空置的物業，街坊自發組織街道議會，以民主方式參與社區運作等等。在群眾壓力下，政府也停止向世銀及國基會等組織償還債務，多多少少先照顧國內民眾基本生活所需。

這些群眾自救運動有成功失敗經驗，但歸根究底，自主、自律及組織意識，以及社區民眾的相互支持，至為重要。

Vera先生強調阿根廷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的確，香港雖受金融海嘯嚴重衝擊，但未至如阿根廷當年的民不聊生。不過，對於當年阿根廷民眾儲蓄一夕之間化為烏有，相信不少金融苦主(如雷曼苦主)感同身受。而特區政府瘋狂私有化，瘋狂外判，為大財團壟斷/趕絕市民生計舖路(領匯是近期最典型例子)，為經濟危機埋下不少種子。

問題是中產核心家庭興起後，香港人個人自由經濟的迷思根深柢固，以往曾經盛行庶民自主互助的傳統已經消失殆盡，要重拾這種民間互利互助精神不是易事。然而，香港貧富懸殊超嚴重，中產的處境越來越不妙，香港人可能要想想，人人有尊嚴地工作，有尊嚴地生活這種基本人權分分鐘在金融資本肆虐下變得更遙不可及。

到時(或者現在便開始出現)眾多一無所有，或生計大受打擊的香港人，要想想如何參考拉美經驗，重奪自己的生計和生活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