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終」是「階級問題」，不是「世代之爭」

在「我衛我城」、「為本土奮鬥」之聲異常響亮的今天，在退休保障諮詢被「引導」成「世代之爭」的此刻，灰記感到格外悵然，再三追問自己，對這個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城市，此刻為何感到如此疏離，所謂「我城」、「本土」的意義在哪裡？那些開口閉口「本土」的香港人﹐最終也視這裡不過是一塊「各自搵食」、「各安天命」的「蠻荒地帶」，談什麼身份認同，談什麼歸屬感！

香港真是一個很奇怪，或者應該更直接的說，畸型／扭曲的地方。「養老」，或「讓老人家安享晚年」這種舉世公認的基本人權，富裕社會的「文明標誌」，原來很多人不認同，或自願被誤導至不願認同。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會這樣虧待老人家，是怎樣的一個號稱富裕的社會，會有數以十萬計的貧窮長者，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赤貧生活。

灰記曾是記者，與眾多同行一樣，多次採訪那些勞動了大半生的基層長者，因種種原因不願領取綜援(其中最主要是綜援的標籤效應)，僅靠「生果金」及少許積蓄，過著用幾毫子也要左算右算的日子。

那些執紙皮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新聞慣常的故題。灰記還記得當聽到個別舊同行以老人家「唔攞綜援情願自力更生」來「歌頌」她們時，感到異常彆扭，總覺得這些舊同行中了舊式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的「毒」太深了。

「自力更生」？這可不是那些中產以上長者做義工發揮餘暉的浪漫，可不是那些長者大商家、大財閥不肯退下來只相信自己的虛榮，更不是那個心胸狹窄的姓董長者前特首，對自己當年被迫腳痛下台仍耿耿於懷，仍要插手干預香港政治的復仇計劃(結果捧出一個破壞力十足的梁振英，蹂躪香港社會而樂此不疲)。七老八十仍要為一元幾毛幹粗活，是對「臨老唔過得世」的極度惶恐，是絕不值得歌頌的「慘活」。

香港人常常自詡貫通中西，吸收西方先進的普世價值，保留中國未被共產黨「污染」的傳統精華。中國的所謂傳統精華，最入世和最主流的是儒家精神吧！看看儒家最具「全民理想主義」色彩的《禮運大同篇》(灰記小學時就讀某儒教學校，每周例必要背誦這經訓)：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所謂大同，所謂「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不就是超越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倫理，令長者可以無論有沒有子女供養，都能安享晚年，不用再擔心操勞嗎？

看看西方的先進國家，在勞動階層爭取下，pension，退休金制度早已確立，一定程度實現了中國人／香港人仍然遙不可及的「大同理想」。但雖然香港經濟起飛了幾十年，庫房水浸也很多年，但香港人仍就是否應該「老有所終」，而不是綜援式施捨爭論不已。

香港稅制單一，香港稅率低，政府負擔不起龐大的經常性開支，加稅又影響競爭力，這是香港政府及商界多年來拒絕承擔更大社會責任的「永恒真理」／「永恒迷思」，是多年來拖延落實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障礙。

港英時期，來香港「搞搞震」的末代港督彭定康，除了為討好香港人，以便為大英帝國「光榮撤退」做齣好戲外，可能也驚覺香港雖然富裕，但社會福利原來落後如發展中地區。他在1993年底「大膽」提出「老年退休金計劃」，建議凡住滿香港七年的65歲及以上永久性居民，可享有每月2300元(以當年的物價計算，比現在眾多的全民退保方案更進取)。

至於錢從何來？當年政府建議由僱主和僱員各自按薪酬的1.5%供款，自僱人士則按3%比率供款。每月入息低於4,000元的人士獲豁免供款，但其僱主須付僱主的供款部份。同時，政府會向老年退休金計劃注資100億元。

灰記記得當時政府提出這個計劃時相當轟動，轟動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在英方代表鄺其志面前，批評港英政府大幅提高福利開支(比起以往極低的福利保障當然是大幅提高)，會導致「車毀人亡」。相信這是依靠「資本家治港」的中共，聽到香港商界說肥彭「大搞福利」會「花光」公帑的「讒言」，加上肥彭在政治上不肯和中方合作「順利過渡」，所以由「左王」陳佐洱發砲攻擊肥彭。

灰記依稀還記得看到電視上陳𣳇洱那把特高的尖聲，滿面通紅的「激動」，一個聲稱為勞工基層打拼的共產黨官僚，反對英國保守黨政客為香港人搞福利，絕對是一場滑䅲活劇。也因此，聲稱為工人及基層服務的工聯會，在黨的號召下也質疑肥彭的「老年退休金計劃」。而肥彭來香港主要是搞「政治」，不是搞「民生」，所以亦沒有如堅持他那短命的政改般堅持到底，「老年退休金計劃」最終不能獲立法局通過，「老有所終」幻滅，取而代之的是2000年實施的強積金制度。

不過，民間依然不斷爭取，近年「長者貧窮」的現象愈來愈惹人關注，一向由親建制人士主導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也認為要認真考慮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曾蔭權替代「腳痛」下台的董建華任特首後，政府雖然經常對財政收入作悲觀預測，但卻每次都自打嘴吧，庫房皆有大幅盈餘，除了「還富於民」的訴求，民間亦要求政府從詳計議，正視長者退休生活無保障的問題。

例如很多有十萬八萬積蓄的長者，不符合申領綜援資格，甚至有一些符合資格的長者不喜歡被標籖，或因與子女同住(同住未必表示子女有能力供養)，或子女不願簽署俗稱「衰仔紙」的放棄供養父母申明，沒有領取綜援，就是靠那七百元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左支右絀地生活。當時連親商界的自由黨也看不過眼，聯同立法會內其他政黨要求政府增加生果金至一千元。怎知這個為商家財團守財的守財奴曾蔭權政府，竟然提出要資產審查，引起公憤。最後曾蔭權在極不情願下取消資產審查。這是2008年的事。

但一千元只比七百元稍好，很多稍有積蓄(說的是十萬八萬，或十多廿萬)的長者，生活比領綜援的貧窮老人更艱難。在民間不斷爭取下，曾蔭權於2012年底答允推出比綜援金額稍低，但比高齡津貼多出一倍有多的長者生活津貼，不過，和高齡津貼不一樣，需要資產審查，單身資產上限為186000元，夫婦上限為281000元，每人每月可獲2200元，2013年3月實施。(到今年初津貼金額調整至2390元，資產上限分別為210000元及318000元)。

唐梁之爭，處於劣勢的唐英年曾打民生牌，希望「起死回生」，承諾如當選那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免審查。而梁振英要競逐行政長官時，為了討好基層，也擺出認同全民退保的態度，例如說「香港的人均產值名列世界二十，作為一個富裕社會，探討全民退休保障，我們無選擇。」；「無論是醫療，或者生果金，或者將所有東西聯合起來用一個名詞形容，叫它做全民退休保障，其實是一個我們理應去做的事，不可能迴避。」(蘋果日報「一錘定音」專欄列出梁振英於競選期間有關全民退保的講話)。

在其競選政綱中，梁振英除了無恥地把曾蔭權已落實的政策當成自己的競選承諾：「在現行高齡津貼(生果金)計劃的基礎上,增設一項特惠生果金,為有 需要的長者,經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每月提供約雙倍($2,200) 的津貼。」對退休保障的著墨亦令人充滿期待：「長遠而言,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及早籌謀和作出財政撥備, 成立及累積養老基金,以應付日後人口老化對養老、護老、醫療等服務需求的額外開支。」

不過，梁振英是一個「講大話不眨眼」的人，用「語言偽術」違背承諾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可以用林鄭月娥的「退休保障諮詢」矇混過關，反正主流傳媒大都親政府親商家，不會深究。

林鄭這類由港英過渡到特區的高級官僚，自以為自己的成功全靠自身努力，精英心態嚴重，骨子裡看不起貧苦大眾和基層，覺得退休保障不是權利，而是對「有經濟需要」的「折墮」老人的施捨，所以死也不肯抛掉綜援的標籤。當然，最主要還是這群高級官僚，絕大部分都是心甘情願為商家財團服務，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為己任。所以一些惠及財團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可以隨意落實，不斷超資，但對基層十分重要的退休保障則幾十年仍是「探討」階段。

因此林鄭委託立場一向保守的周永新教授撰寫那份《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報告，期望他與自己同聲同氣，在報告中否決全民退保的可行性。事實上周教授以往對全民退保一直持十分保留態度，理由是「錢從何來？政府和市民都不願意加稅」。不過，周教授雖然立場保守，畢竟是一位正直的學者，而且一向研究長者議題，現在榮休已無所求，不用像林鄭這個依然想染指特首「寶座」的「野心」官僚要討好商界般配合政府。

當他愈了解到即使有數十萬「棺材本」的長者，依然要過著十分拮据的生活，甚至比綜援長者更不如時，他也逐漸認為需要一個沒有資產審查的全民老年金制度。他與他的研究團隊建議每位合資格長者(滿65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每月領取3000元，比單身長者綜援少200元(資產上限43500元)，比其他政黨、團體及66學者提出全民退保方案，少約數百元。

他建議的資金來源為一半由政府承擔(數額約等於政府用於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及長者綜援中標準金額的開支)，計劃開始時政府一次過注資500億。然後再增加一項叫薪俸老年稅，薪金$1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 (僱員收入在 $6,500 以下的,只有僱主繳納、僱員免除);薪金$10,000 至 $2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5%; 薪金$20,000 及以上的僱員(以 $120,000 為上限劃界),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2.5%。

相比報告中的其他全民退保建議，周教授的老年金方案比較保守。但灰記看得出教授與團隊的「苦心」，希望盡量避免郁動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如強積金，盡量做到社會可接受。儘管各全民退休方案金額及財政安排有不同，但大致金額差不多，最重要是免資產審查的全民性質，「能者多付」的公平性。

有趣的是，團隊分別以焦點小組形成分別訪問了不同僱主、僱員及專業人士，結果是無論中低收入，還是中高收入的僱員，都傾向贊成全民退休保障，而無論大、小企業的僱主及專業人士則持相反態度。看來是否全民退保之爭，與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等之爭一樣，都是勞資矛盾的焦點，是階級矛盾的體現。

然而，一心以為周永新及其團隊會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林鄭，知道他會提出全民性質的老年金方案之後，「惱羞成怒」，刻意要矮化及扭曲這份報告，例如把全民退保改成不論貧富，在公布退休保障諮詢時，揶揄周教授不認真，又強調要年青人多交稅不公道，以迎合／挑動香港人那㮔「懶公正」，其實是「唔想益人」的「醒目仔女」心態，和主要來自「本土右翼」的「憎人富貴厭人貧」/排外情緒。同時亦令近年興起的「世代之爭」發酵。

灰記在Facebook上就看到一位頗受歡迎的評論人，留言說年青人不想供養上一代，不是因為錢的問題，而是「感情」的問題，因為上一代經常指罵年青人，傷盡年青人的心云云。而個別青年學者則以「跨代不公」，全民退保是「龐氏大騙局」來反對之，甚至有「自己世代自己救或自己養」的極端說法。

灰記明白，香港經濟吃老本，上流通道瘀塞問題等，令很多年青人感到前路茫茫，加上一些有錢有地位的長者不負責任地揶揄新世代這樣不行，那樣不行，甚至有個別「上了岸」的長者狂言就是佔著位置不讓年青一代「上位」，傷害了廣大年青人的感情。

但年青人千萬別忘記香港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由資本階層及親資本的政府(九七後多了紅色政治及資本勢力)主導，那廣大處於基層及或沒法「上位」的普通工薪階層上一代都是辛勸勞動，餐搵餐食，被動地面對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風浪，與現今世代並沒有「世仇」。

最重要的是，社會無論好壞，無論是否曾發生重大變革／變異，都是延續地前進，沒有所謂純粹的「自己世代自己救」，以至「自力更生」這回事。當然，如果凡事從最「自私自利」的角度去看，凡事都會有「益咗第二個」或「點解益唔到我」的「遺憾」。例如對全民退保最典型的「質疑」是為何要我現在交稅去養別人的父母／祖父母，「點解益唔到我，只係益第二個」。

但只要不被最「自私自利」的情緒蒙蔽，就會「理性」地想到，別人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自己也會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於是全民退保的互助性和社會性便顯然易見。倘若有人極端到說出「我父母／祖父母退休有冇保障關我乜嘢事」的話，灰記只能無語。

至於有人年青學者為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享盡好處」，不用為退休交稅，現在退休了，又要年青一代交稅供養他們，即所謂「跨代不公」而感憤憤不平。首先，這位年青學者只看到某些嬰兒潮風光的一面，而看不到嬰兒潮成長年代香港遍地木屋貧民，黑道貪污橫行，社會嚴重不公，生活艱苦缺乏任何保障的陰暗面。

同時，年青學者為何看不到，現在年青人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嬰兒潮一代連六年免費教育也沒有，年青學者的父母以至祖父母輩，很多都是失學未成年就去打工，與現在有書讀有基本社會保障不可同日而語。

再者，年青學者也不能否認，後來香港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能夠較大幅增加，也是他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勤儉，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的成果。相信絕大部分的長者都不會想到 要說出「你們現在有免費書讀，福利又比我們好得多，真是不公平了」這些話來。他們反而會為社會進步益及下一代而覺得安慰。

因此，為何年青學者不去轉個角度想想，嬰兒潮一代廣大的勞動階層，一生辛勤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為子女下一代死慳死抵，部分的子女的可以脫貧，很多依然活在基層，他們老來無依，這一代是否有責任令他們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為何李嘉誠、李兆基這些超級富豪也可拿三千多元？這亦是一些「懶公平」人士最「有力」的質問。灰記不會回應說為何你們不反對他們有資格拿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反而會更「進取」的回應道，如果這個政府膽敢為全民退保增加企業利得稅，如果這個政府膽敢不再偏袒壟斷資本，如果十萬計長者可以因全民退保而安心一點，生活多一點尊嚴，三千多元豪給這群大富豪又如何。

當然，道理千萬重，歸根究柢還是財政可持續的問題。這些大大小小全民退保的方案，都有作出財政承擔的預測，當然二十年或更長時間後的事，誰人說得準。報告亦提出香港出生率偏低，年青人口補充不足，加劇人口老化的挑戰。不過，如果「老有所終」是社會共識，如果「老有所終」是香港「本土」的價值，總有解決的方法。

灰記自稱左傾，自然對香港資本家長期享有的低稅率，甚至零稅率(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賺大錢而缺乏對社會的承擔有話兒。是時候一般工薪階層齊心團結向資本階層，以及為他們服務的政府取回「公道」的時候，而不要再為那那些虛假的「世代之爭」內耗了。

 

雜談習近平所謂的「網絡霸權與開放」

習近平以東道主身份在世界網絡大會表示中國不搞「網絡霸權」。其實不是不為也，是不能也吧了。

這是對世界而言。在中國，共產黨政權已經是無處不在的霸權(不說它極權)，包括在網絡。一些來自可以自由瀏覽Facebook、Google、Twitter等國家的代表，應該體驗到共產黨的「網絡霸權」在中國具體實行的狀況，要看到一些外國網站／互聯網平台，非要翻牆不可(不知道翻牆在中國是否「罪行」？)。

「大國崛起」之後的中國，愈來愈有「自信」。不過，這種是扭曲了的「自信」，一種「門口狗式」的「無賴惡霸」(對不起，得罪了狗狗)，沒本事對外欺凌，只能在自己家門大喊：「我就是如此不講道理」，「我就是如此對待我的人民，你們看不過眼是你們的事」。

因此，中國共產黨政權沒有假惺惺/靜悄悄的扮開放，無聲無息的在世界網絡大會短暫三天的會期，對本國人民「大方」一下，短暫幾天解禁網絡封銷，讓人民短暫享受一下真正的網絡自由，讓世界一些無知的人以為中國有網絡自由。

也許扭曲的自信其實不是真的自信。中共沒有自信即使網絡短暫解禁三天，不翻牆/不懂翻牆的依然不會忽然造訪一向被屏蔽的網站。他們害怕三天的「網絡自由」, 中國會天翻地覆?

不過，如此一來這個對本國人民可以「為所欲為」，卻不能對外國人也搞霸權，不能要外國人也接受他們的網絡封鎖的惡霸，便要變相對外承認中國網絡監控及限制嚴重, 便要「優待」外國人，對外國記者，包括香港記者，以及外國代表派發翻牆的軟件和密碼，讓他們不會因為來了中國而失去一直享有的自由。不過，原來參與的國家，很多都是限制網絡自由的非民主或半民主國家，也許同中國一樣，防火牆是他們慣用的「武器」。

習近平又說支持「網絡開放」，我們一般人最關注的是沒有任何人和組織可以壟斷網絡活動，阻礙網上的互動和交流。實情是，中國這個針對人民的「網絡霸權」，並非只是封鎖不受官方歡迎的網站／互聯網平台那麼簡單，本國人民一些不受官方歡迎的言論，不但很快會被刪除，還會隨時被「秋後算悵」。最新的例子是剛於日前上庭受審的著名維權律師浦志強(在提審前他已被拘留了近六百日)，他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證據」是他在微博發表，已被刪除的七條帖子。

換言之，共產黨不但要壟斷網絡上的資訊流通和發佈，還要消滅「不和諧」的聲音，完全與「網絡開放」背道而馳。

看看浦志強的所謂「犯罪證據」。他發佈的帖子，有幾條與「少數民族」有關：

「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别把它當殖民地，别當征服者和掠奪者。」（2014年5月7日，批評中國政府的同化政策。）

「天天說黨的政策亞克西，維吾爾人心向黨，就這麼血肉横飛？」（2014年3月2日，質疑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民族政策很和譜，卻發生了昆明車站維吾爾人襲擊漢人事件。）

「是漢人頭瘋了？還是漢人的頭兒瘋了？！」（2012年1月25日，尖銳批評中國政府規定西藏的公共建築物，包括寺院內必須掛領導人的照片。）

「伊寧已禁止穆斯林戴面紗，號稱淡化宗教意識，漢人全瘋了嗎？」（2012年1月25日，批評伊寧當局禁婦女戴面紗。）

這帖子措辭的確不夠「溫文爾雅」，但談不上「煽動種族仇恨」。老實說，伊寧當局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至少是挑動民族情緒，要求西藏寺院掛領導人照片是冒犯西藏的傳統宗教。而中國的所謂民族政策往往令「少數民族」反感，這已是很溫和的說法了。即使浦志強語言詞過火，也只是質疑中共的民族政策是在製造民族矛盾，並非無的放矢。退一萬步，即使他無的放矢，或對中國政府雞蛋裡挑骨頭，也不是犯罪吧。

其他所謂「尋釁滋事」的指控也是差不多性質，例如「没有共產黨，為什麼不行？”我XX哪兒知道為什麼不行？！除了瞒騙推拖斧頭鐮刀，這個黨有XX什麼執政奥秘？」，是2013年7月26日的發帖，針對一本對共產黨「擦鞋」的政治論著《中國大邏輯：没有共產黨，為什麼不行？》而發的回應。這樣明說中共當然十分尖銳，但都屬言論自由的範圍。

當然，在中國「黨國民族主義者」或「情迷」中國國情論的人心中，浦志強以至其他異議者都不應該說話，要說話就要乖一些。當然，在中共對人民的霸權下，言論自由以至其他的基本權利都以「社會和諧和秩序」之名，大大被壓縮。正如習近平企圖自圓其說的把網上言論自由與網絡秩序相對立起來，為自己干涉人民的言論自由找藉口。老實說，除了防火牆外，無數的網絡警察的監視，「不和諧」的言論一經發現即被刪除，這已是以「網絡秩序」之名的高效網絡監控，但中共仍不滿足於此，仍要「秋後算帳」，誓要把「不和諧」的聲音從人體中消滅，即以監禁來阻嚇發出「不和諧」聲音的個體，阻嚇任何「不和諧」的維權活動(最新一輪的拘押行動是針對勞工維權人士，實在是聲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的恥辱)。

因此，習近平所講，不搞「網絡霸權」，歡迎「網絡開放」是對外的「真話」，對內的「假話」，因為中共沒有本事當世界的「網絡霸權」，沒法子阻止世界的「網絡開放」，但就絕對要做國內的「網絡霸權」，絕對不容許國內的「網絡開放」。只是中國人是否心甘情願服膺中共對內的霸權吧了。

因此，香港人對「網絡23條」，以至中國公安在香港執行「一地兩檢」如此「神經過敏」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在中國大陸的香港記者雖然仍可享有突破防火牆的「外國人待遇」，但香港特區政府對中共這幅「防火牆」卻早已失效，不但沒有防衛中共霸權的心力（不管我們對陳方安生的評價如何，她當年是有「防火牆」意識的)，還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霸權代理，任何法例的「灰色地帶」以至中港的官方互動，都可成為政府濫權，共產黨政權滲透的「霸權通道」。

葉錫恩的「老左正傳」

活到102歲的葉錫恩幾天前與世長辭，主流傳媒以至互聯網皆大幅報道這位被稱為「民主鬥士」的一生，悼念及推崇之聲不絕，包括來自民主派人士的惋惜之聲。

無論民主派人士還是親建制人士，都推崇她在港英時期﹐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為民請命」的事蹟。1990年代後過渡期，以至九七香港主權由英國轉至中國以後，她不再是各方「尊敬」的人物。1995年立法局選舉，這位六、七十年代的民主鬥士代表親中陣營與泛民主派重量級人物，被她批評為「偽民主派」的司徒華對壘，結果，多數選民選擇了司徒華而非她。

套用一句現在流行的述語，葉錫恩之所以在九十年代以後「不再有光環」，一來年事漸長，不再活躍，二來時代畢竟進步了，香港人的權利及政治意識亦提高了不少，政制亦有限度開放，「為民請命」其實有點不合時宜，三來，亦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由擔任中方的港事顧問，以至加入中方另起爐杜的臨立會開始，葉錫恩義無反顧的親中方主導的建制，支持剝奪港人自由的23條立法，支持立法會保留偏𥘵資本家的功能組別，並認同中方「極左」的看法，把民間爭取民主改革的聲音，包括去年的雨傘運動，等同「反中亂港」的「陰謀」(兩年前她100歲壽辰，以「極左」搞鬥爭為樂的梁振英特別為她舉行生日會，極具象徵意義)。

一切又要回到1989年，「六四」槍聲一起，北京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香港各界，包括親中陣營齊聲譴責，港人人心惶惶，葉錫恩與一眾在港英籍人士支持李鵬飛和鄧蓮如到倫敦游說英國政府，給予香港三百多萬英國「屬土公民」居英權(其餘還有三百萬左右持有「身份證明書」的「無國籍」香港華人，這些華人是1949年之前或之後來到香港，像灰記的父母，沒有「歸化英籍」，即沒有成為「屬土公民」而被完全「遺棄」。而早在1960年代，全球殖民地獨立運動方興未艾，英國早就逐步收緊其殖民地(包括香港)的移民／居英權政策，避免大量移民湧入英國)。

當然，英國在1984年與中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就是準備要放棄香港和她的「屬土公民」，因此李鵬飛和鄧蓮如注定徒勞無功。最終港人只能爭取到5萬個家庭的居英權配額。

親中陣營很快便改變「認識」，接受中方「外國勢力介入企圖顛覆中國」、「反革命動亂」等的定性。而明知中國收回香港的現實不能逆轉的華人資產階級及專業精英，很多亦為了自己的利益，忘記「六四」，接受中方的繼續統戰。而葉錫恩亦是極少數的英國人接受中方的統戰，擔任港事顧問。而在西方國家還在抵制中國血腥鎮壓民運時，英國政府亦率先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首相馬卓安訪華，為落實英方的玫瑰園計劃及為了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與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鄧李楊」集團之一的李鵬握手。

國際關係專家沈旭輝認為後期葉錫恩接受中方統戰並非「轉軚」，而是一個英國「老左」的始終如一。

他在其文章《國際關係視角懷念杜葉錫恩》寫道重：「她一生走的路及抱持的情懷，與加拿大共產國際白求恩等典型『國際友人』並無二致。她坦言相信共產主義，但並非蘇式共產主義，而是被改良後的社會主義。須知英共成立後是第三國際成員，鼓勵成員走向國際，與蘇共走得很近，中蘇分裂後依然傾向蘇聯。杜葉錫恩從小在英國東北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長大，自小流露對社會主義的同情。」

「自從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也就是一位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職志的民族主義者以後，便從來無質疑過香港屬中國一部分，相信何時回歸只是技術問題。及至中國改革開放後，蘇聯逐漸崩潰，持典型共產國際世界觀的杜葉錫恩，自然認定中國成為西方『新殖民主義』的頭號顛覆對象。

這種國際觀，遇上英國派全國最傑出政客之一的彭定康來港出任末代港督，並與北京鬧得很僵，她自然認為這是刻意搞的小動作，與前數任港督建立的互信瞬間消失。同時，香港民主派或反對派在六四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倒民生』的質變，這也不為杜葉錫恩的國際左派認知接受。在訪談期間，她不斷稱對方為『所謂民主派』，認為司徒華為首的一派作風獨裁，而又出賣民生，相信北京較香港的反對派更有mandate，更懂得管治，也更能警惕西方與財閥的弊病。

不少建制人口中說一套，心裏卻毫不相信，但杜葉錫恩完全表裏如一。她被部分媒體標籤為『晚年逆轉』，這完全是誤會。無論是否認同她的價值觀，她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

不知為何，當沈旭輝推崇葉錫恩「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時，灰記硬是覺得不敢苟同，亦馬上想起一位現在仍健在的「國際左派」，來自意大利的甘浩望神父。

人稱「甘仔」的甘浩望神父，是一位出了名”hopeless”的「毛派」，到今日仍然相信「文革」本意是好的。他對中國亦是「一往情深」，1993年開始到中國大陸，目的是與最貧困的人走在一起，實踐「窮人翻身」的「共產主義理想」，例如與露宿者一起居住，到失明人學校教書，到孤兒院、精神病院探訪。但他同時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有接觸大陸的天主教徒，有時應教友的要求，在他的居所為教友舉行彌撤。可能因為這樣，加上近年中梵關係惡化，2011年開始，中國政府不再發給他簽證，他被迫回到他幾十年前的落腳地香港，但仍然關懷弱小，除了經常探望露宿者，繼續爭取港人內地成年子女居港權外，這幾年亦關注國際難民滯港的問題。去年雨傘運動爆發後，他每星期日到各佔領區（主要是在金鐘)舉行彌撤，到現在仍沒有停止。這位灰記心目中的「國際左派」，與葉錫恩所走的道路並不盡同。但如果硬要說consistent，灰記認為他比葉錫恩更consistent，更表裡一致。

灰記更因此專誠打電話給「甘仔」，詢問他與葉錫恩生前的交往及對她的看法。他電話中的聲音明顯受干擾，灰記懷疑他被特區政府，甚或中共國安部監聽。不過，坦蕩蕩的「甘仔」暢所欲言，不愧是"hopeless"共產主義者及宗教人士。

甘浩望神父1974年來到香港。他說第一次接觸葉錫恩是翌年1975年，當時政府清拆慈雲山平陽新邨木屋區，他和一群無家可歸的居民尋求她的協助（主要是寫信給有關部門要求跟進，而一般而言，政府部門較重視葉錫恩寫的信)。此後一直有交流合作，「甘仔」還讚揚她真心關懷弱小。

直至1984年，有一次他帶同一群也是受清拆影響的居民到葉的辦事處，葉知道他們是八十年代初抵壘政策（成功抵達市區便可到警署自首申請身份證)取消前逃到香港的大陸移民，不但拒絕幫忙，還批評他們，說中國有什麼不好，香港有什麼好，質疑他們為何要千方百計偷渡來香港。「甘仔」說，那次會面感覺她有點改變，變得保守。加上那時區議會開始運作，壓力團體亦活躍，並非凡事都要找葉錫恩，以後便很少接觸。

九七前後，眼見葉錫恩立場愈來愈親中及親特區政府，「甘仔」也就更加覺得與她缺乏共同語言。灰記明知故問，大家同屬「左派」，為何覺得缺乏共同語言？「甘仔」說，信仰共產主義不等於信仰共產黨，覺得共產黨做什麼也是對的。他覺得她盲目站到官方一邊，這並非一個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國際左派」應有的態度。

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幾年前訪問《70年代雙周刊》其中一位編輯侯萬雲的事。侯是越南華僑，十幾歲來香港讀書，六、七十年代是少數的「國際左派」，不過較傾向無政府主義。他說《70年代雙周刊》聚集了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史太林及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者)。作為「國際左派」，反殖當然是應有之義。為了表達對英國人統治的反感，他們把某一期的封面設計成一個小孩向著英國國旗小便。因為此事，警察曾到過他們的雜誌社搜查，最後不了了之。而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葉錫恩批評了他們，認為自己身為英國人，感到受冒犯。同是「國際左派」，卻對一面西方資產階級政權的旗幟有如此不同的感受！葉錫恩是否共產主義「覺悟」不足，骨子裡仍受英國「愛國主義」的影響？

灰記又想起今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香港球迷在港隊主場「噓國歌」的事件，那些香港的親中人士／ 中國民族主義者紛紛表態批評「噓國歌」不文明，令港人丟架。不過，梁國雄就認為球迷絕對有權表達意見，「噓國歌」是抗議暴政的手法之一。同樣，兩年前古思堯抗議中共殺害民運人士李旺陽，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而被香港法庭重判入獄九個月，梁國雄等聲援古思堯，批評法庭重判和平示威者。為何同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國際左派」，葉錫恩和梁國雄對本國國旗有如此不同的感受？

而如果說港英殖民時代，這位來自紐卡素的女士仍以身為英國人而自豪，只是對這個落後、充滿壓迫的殖民社會不滿，97年之後，她由衷地擁護中國及香港特區政府，與其說因為她是「國際左派」，不如說她是受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一位充滿「大中華情意結」的人的影響。

無論如何，六、七十年代香港「民智未開」的歲月，葉錫恩作為「人權先驅」，其貢獻會被記在史冊。而在今日中共強權「君臨」，特別年青一代一遍「衛港自保」聲中，其當年與「香港自治／獨立之父」馬文輝合作，為港人的民主與自治而奔走的事蹟會更吸引年輕一代的目光。

而共產主義並不鼓吹盲目的大一統主義，相反，無論列寧還是史太林，都說過支持「民族自決」，(中共「革命」時期亦說過支持台獨、疆獨的話)。當然，主義還主義，共產黨還共產黨，共產黨統治是另一回事。不過，作為有獨立思考的「國際左派」，今時今日是否因為美帝的「新殖民主義」而必定要反對台灣人民自決(葉錫恩曾批評美國不是真心承認一個中國）？那麼西藏呢？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國際左派」，不會不支持西藏人的自決權吧。「長毛」梁國雄就支持「藏人自決」。

葉錫恩「盲目」親中親特區政府，就等於香港一些「忠貞」的傳統「左派」，「信仰」的不是共產主義理想，而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為何可看透蘇式「共產主義」的「夢幻」，卻偏看不透中式「社會主義」的「虛無」？)。因此，她的「盲目」可能始終如一，很consistent，但並非一個「國際左派」或「共產主義者」必然的「歸宿」。

在「網絡23條」表決前遇上「長毛」與山青

在社民連的九周年會慶上，見到其主席「長毛」梁國雄，談起星期日在旺角「網絡23條」論壇被一些年輕網民圍堵的事，他仍十分不忿。也是的，「長毛」是身體力行的拉布者，卻被這些網民質疑會否在星期三立法會二讀《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時拉布抗爭。因此他當場氣憤地反駁這些人「你問我會唔會食飯」，以及「毓民好多時拉布都唔喺現場」。

果然，被這些網民捧為這次反「網絡23條」典範的黃毓民，其所謂903條修訂，其中八百二十多條並非有意義的修訂，只是改了一些字眼和標點符號，黃亦對主席曾鈺成說，「不存在拉布問題」。結果曾鈺成亦理直氣壯的把903條修訂，大刀闊斧減為42條。因為其餘的修訂的確瑣碎無聊。不過，灰記不會因此不認為黃毓民比那些正在等著「網絡23條」通過的泛民議員盡責。只是，他的粉絲就不要大聲說「毓民提出903條修訂」了。

回到會慶，吃了一群「無知」網民的一記悶棍後，年近花甲的「長毛」向灰記輕嘆道，「細路仔，心智唔成熟。」

撕裂的香港，會否助長「心智唔成熟」，不理前因後果，不講來龍去脈的思考，或不思考風氣更「橫行」？

暫別年輕網民的話題後，又遇上兩位年過花甲的前輩，坐在一起的劉山青和程翔談笑甚歡，不知是否因為兩位都坐過中共的黑獄而「星星相惜」？出身本地左派系統的前記者程翔，十年前因「間諜罪」被中共當局判監五年，本來刑期到二千年才屆滿，但在香港各方，以至與中共友好人士奔走「營救」下，08年獲「保外就醫」，回到香港。

回港後，程翔更加「省悟」，對中共獨裁和貪腐鞭撻不遺餘力，對香港的自由、法治被蠶食憂心忡忡。今年他更觸碰「敏感」及「邊緣」的西藏議題，在「第三屆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2015」擔任其中一個放映活動的講者。無獨有偶，抗爭者「長毛」則在其中一個街頭活動，為到目前為止147位藏人自焚者，朗讀由詩人廖偉棠所作的《觀看雪山的147種方式》，表達心意。

同為香港大學校友，比程翔年輕兩歲的劉山青在大陸坐牢比程翔早，刑期亦更長。1981年，年屆30的劉山青到廣州與民運人士見面交流，其時已鞏固權力的鄧小平，露出獨裁真面目，要大力打壓民間民主聲音，暗批他新獨裁的魏京生，以及一些民運人士相繼被判重刑外，劉山青亦因接觸民運人士被重判入獄十年。

他沒有程翔的「幸運」，雖然大家都曾經相信過共產主義，但程翔是中國正統的「毛派」，劉山青卻是反對派「托派」，即托洛茨基主義者。而中共在「革命」時期以至奪取政權後，都追隨蘇聯大獨裁者史太林對其黨內政敵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迫害和抹黑的做法。換言之，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從三十年代開始便被中共和國民黨政權雙重迫害，中共執政後，對托派的迫害(殺害和判刑)沒有稍減，直至近年才有限度「平反」，但本來就是小團體，在大陸倖存的托派相信只剩幾位老人。而中國最著名的托派就是中共創黨者之一兼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歷史往往很諷刺。

說了一大堆，想指出的是香港民主派也不免受中國的民族主義影響，當年以司徒華為首的主流民主派對托派十分抗拒。劉山青在大陸與民運人士接觸而身陷囹圄，作為香港的民主派，本來聲援和營救是應有之義。但就是因為劉是托派，當時與大陸關係尚算良好的香港民主派拒絕聲援劉山青，「營救」他的，除了一些他的托派戰友和朋友，包括「長毛」，就是甘浩望神父及一些天主教徒及個別民間人士，灰記也因為甘仔的關係，做過一些跑腿工作。

有趣的是，甘仔雖然崇拜毛澤東，但並沒有派系之見，劉山青坐牢十年，甘仔為他奔走十年。當然，灰記不想隨便下一個「中國人喜窩裡鬥」的結論。

由於主流民主派不關注，主流傳媒亦冷處理，沒有足夠的壓力令當時港英政府為這個香港居民做點事。而這位硬漢亦堅持不認罪，不乞求中共「從寛處理」，坐足十年鐵牢。1991年12月中左右，劉山青即將刑滿獲釋的消息忽然引起香港各大傳媒的關注，大批香港記者到廣州等候他出獄，灰記是其中一個。結果等了多天，12月28日他獲釋回港，除了主流傳媒爭相採訪報道，先前對他的生死不聞不問的司徒華和張文光，亦到紅磡火車站向他獻花。在一些人心中，這畫面相當反諷。

當年劉山青的戰友梁國雄，由街頭鬥士輾轉當了立法會議員，並成為社民連的主席，在晚會帶著幾分酒意向劉山青再三敬酒，說即使年青一代已沒有人認識他，即使很多時和他意見不合，他仍是「香港永遠的英雄」。

灰記亦相信沒有多少年輕網民知道劉山青的事，雖然網上要google他亦不難。但即使知道他的事，相信很多受「本土右翼」思想影響的年輕網民，不會深究中港互動的歷史胍絡，只會譏諷他（以至程翔)是「左膠」／「大中華膠」，坐監「關香港乜嘢事」。但他們不要忘記，連他們的「教主」黃毓民也不敢輕言否定港人紀念「六四」，否定港人支援北京八九民運。而北京八九民運正是1980年代初被鎮壓的「北京之春」的延續。

晚會有嘉賓發言稱頌社民連走在抗爭最前線，甚至一些成員因此而入獄。最早入獄的梁國雄發言回應時表示，直到目前為止，在香港抗爭的代價有限，坐牢日子一般以星期計，與大陸的抗爭者相差很遠。而「長毛」之所以稱劉山青為「香港永遠的英雄」，就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香港人，為了政治理想，無悔付出失去十年自由的代價。

但劉山青不是「魅力領袖」，不是主流民主派，所以獲釋只能引起傳媒短暫的關注，主流民主派一時的禮遇，不能成為香港抗爭的icon，甚至連選個區議員也選不上。不要說年青人，香港老一輩的選民也實在太精明太計算，還是太無知／糊塗？

其實也不是icon與否的問題。當年台灣抗爭者很多入獄，甚至死亡，代他們投入政治，參選各級議會的家屬紛紛高票當選，曾經入獄的抗爭者出選議席，例必當選。因為台灣選民會「感激」那些抗爭者為台灣的民主自由的付出，「感激」他們為台灣人的付出。這種珍視戰友的「團結共識」是反對政治的基本吧！

俱往矣，「香港永遠的英雄」劉山青不再投身前線，思想也不再「激進」，埋首政府和立法會的議案／文件，然後在其網誌發揮他的閱讀，他的政見亦愈來愈與他當年的戰友「長毛」不同。好像「網絡23條」，劉山青就認為經修訂的「版權條例」草案沒有什麼大問題，說出了很多泛民議員不敢說的話。灰記問他有否與「長毛」討論「版權條例」，他搖頭。然後灰記對他說，你太相信政府了。

灰記在網上閱讀「劉山青網誌」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內容主要將一些網民關注的部分比較修訂前後的異同，然後在結尾時才有所抒發：「對比之下，大陸新修訂的廣告法完全沒有『安全港』的概念，聯線服務提供者要為虛假廣告負上刑責。

在大陸的《關於規範網路轉載版權秩序的通知》中，『互聯網媒體轉載他人作品，不得對作品內容進行實質性修改；對標題和內容做文字性修改和刪節的，不得歪曲篡改標題和作品的原意。』這才是網絡23。」

經修訂的「版權條例」比原草案寛鬆，相信沒有人不同意。現在關注團體及網民質疑的是為何「改啲唔改啲」，不與先進國家的版權條例完全看齊，給予網民最高保障？而劉山青用中國的法例來與香港「版權條例」作比較，其實難有說服力，因為中共以國家權力嚴厲打壓自由，包括網絡自由臭名昭著，香港的法例比較寛鬆絕不能令人放心。

不放心其實很「正路」，自從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後，香港政府的作風愈來愈與大陸看齊，而法例的確存在讓版權商和政府「濫權」的灰色地帶。面對這個有權用盡的政府，單是不放心就有足夠理由去反對，更何況團體已有力指出一些「魔鬼細節」(網上有足夠的「懶人包」供參考)。

在政府堅持不會再作修訂，保皇黨在立法會又是大多數可以通過任何法案的現實下，單純投反對票不但沒有意義，反而有點偽善。無他，若泛民議員覺得草案不修訂便會威脅港人自由，便要千方百計爭取成功修訂或阻撓它的通過，而不是懶散的到時到候按一個no掣。若他們真如劉山青般認為法案沒有大問題，通過了也不會怎樣威脅市民自由，就不要言不由衷，礙於輿論而不敢真表態(看看之前何秀蘭說棄權和反對也無所謂，如果市民要我反對我便反對，就是一種缺乏承擔的偽善典型)。當然，政客多偽善，不會如劉山青終於自己般誠實)，唯有靠群眾鞭策了。

正如「長毛」所言，若網上聯署的23萬人，有10萬人星期三走去包圍立法會，保皇議員要投贊成票時也有壓力，一些泛民政客也要想想是否要拉布吧？

因此，網民除了鞭策議員拉布外，最重要是走出虛擬世界，親自現身立法會外，顯示反對力量。

最後灰記要說的是，無論「網絡23條」通過與否，無論劉山青與「長毛」對「網絡23條」的看法如何不同，「長毛」仍視劉山青為「香港永遠的英雄」。兩位「非主流」政治踐行者都曾經為自己的理想付出血汗和自由，走到今天，變與不變，「激進」與「溫和」，兩人都示範了獨立思考、忠於自己的可貴，很多時比主流泛民(更不用提新崛起的「本土右翼」）更有力，或至少更有心地示範真正顧存「大局」的反對派「共識政治」，絕對無愧於時代。

也許劉山青不是網民心中「香港永遠的英雄」，也許「長毛」不久也會成為「歷史人物」，但他們依然有值得記取的le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