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年前，支聯會的二三事

Ryanne Lai 拍攝

廿二年來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唯一合法、公開紀念當年爭取民主，最終被中共軍隊血腥鎮壓的大陸學生和人民的集會。集會參加人數有起跌，但規模相當龐大，這三年參加人數都十多二十萬，今年支聯會說有十五萬人。灰記以為，廿年後如此多人紀念「六四」，跟年輕一代更重視自由民主，港人眼見中共越趨強硬有關。以主流「泛民」為核心的支聯會常委們要緊記人民的意願，政改一役願意跟中共妥協，是否「出賣港人利益」，由歷史驗證，但未來的廿三條立法及接踵而對港人權利的打壓和限制，主流「泛民」是否有足夠意志堅拒，對願意公民抗命的市民作出實質支援，甚至站在同一陣線，而非抱事不關己的態度，實在是一大考驗。

支聯會這面旗幟自有其重大意義，每年更多人內地人來港了解「六四」也好，過來人重拾當年理想也好，香港人被喚起的民主自由意識不死也好，都是香港「獨特」歷史的標記。不過，對灰記而言，所謂繼承華叔民主理想，不必特別強調了。民主是大眾之事，支聯會或其他社會政治事件是大眾之事，不是一兩位「領導」的英明，香港人應該更加進化。

至於說到華叔「反倒退」的策略成功，很多人未必認同。不少香港人不希望中港兩地的政治社會倒退，越來越多人且希望打開抗爭缺口，例如近年「八十後」的反高鐵、反地產霸權、反官商勾結，撐基層，以至關注聲援內地維權、反收地，反血汗工廠等行動，已經超越主流「泛民」關注的議題。他們不認為港人應該偏安一隅，被動式地回應政治社會事件，而是主動令市民衝破傳統「大市場、小政府」、大商家主導經濟的思維，思考香港未來的生活方式，如何重建基層的自主生活和社區經濟，以對抗全球化資本的肆虐。這其實是中港兩地人民的共同課題。

這些思維和行動尚需深化，目前難言成效，但絕對超越「反倒退」思維。尤記得房署賤賣公屋商場，培植領匯這個隻大怪獸，「泛民」主流如民主黨(好像公民黨也是)，與建制派一樣全力支持政府。「泛民」政治社會觸覺不及一位盧婆婆(反對領匯上市)。如今公屋居民的社區經濟進一步凋謝，基層市民飽受貴價物品之苦，主流「泛民」難辭其咎。

因此，《明周》的特刊希望疏理傳統「英明領導」論述之外，普通人以及集體智慧的角色。平民百姓往往是推動歷史進程的中流砥柱，「英明領導」當然有其歷史使命，但很多時都是因緣際會，並非一向英明。

例如黎則奮所回憶八九年四、五月香港的氣氛。胡耀邦逝世，最早響應北京學生行動的就是普通市民及並非當時民主派主流的小組織。最早關注和聲援八九學運的是「四五行動」，這個組織有信奉解放神學的宗教人士，有托派，前學運社會派人士。另外還有學聯，他們在遮打花園舉行的五四集會，灰記也在場。當時民主派主流「民促會」，即後來分別組成民主黨、民協等政治組織的團體遲遲未表態。張文光回憶道，是杜學魁(葉鍚恩的丈夫，已故)眼見「民促會」的不作為，「中國發生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民促會』仍然在問香港民主派應否介入，我覺得不恰當，我會退出『民促會』。」這番話才令民促會決定支持中國學運。

另一位退出政界多年的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前主席黃偉雄憶述，「那晚辯論好激烈。學聯有人來討論。但司徒華還是有保留。張文光則力諫要支持。後來舉手表決，司徒華投反對票，但支持議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黃偉雄的憶述是否正確，因為已找不到當時的會議記錄，很難定斷。不過，李永達憶述，當時民主派有人在基本法草委會和諮詢委會(如司徒華、李柱銘是草委，李永達是諮委)，考慮到與中方的關係，「……一旦和共產黨衝突，我們就成了反動勢力了，要不要讓自己墮入這個軌迹呢？」政治老練的司徒華絕對有可能在思考這些問題。

從各人的回憶，似乎最早看到國內學運的重大政治契機，最早提出要成立一個聯合陣線，支援內地學運的人是已故的托派前領袖吳仲賢。不過，當支聯會成立以後，無論他如何忍讓，始終因為以「民促會」及屬下區議員辦事處等地方組織佔主導，因為華叔對托派固有的成見而做不了常委。

無論如何，支聯會這個「群眾組織」並非由華叔創立，華叔亦其並非率先響應內地學運的先行者。當然，沒有人要抹殺華叔的貢獻，但灰記反對「造神」，也反對違反民主作風的行為。正如黎則奮所言︰「……革命的意思就是這樣，群眾是自發的。不要忘記，那時未有『支聯會』，但隨便一個裝修佬、的士佬，都可以召集幾千人。如果後來組成的『支聯會』能以個人做會員，隨時有幾十萬群眾，要求直選都得，但它組成時卻以團體為會員，層層控制，像共產黨。」

熟悉「Q仔」黎則奮的人都會笑他是「革命樂觀主義」/「革命浪漫主義」。不過，灰記認同黎則奮對主流「泛民」這些傳統政治人的觀察。他們當然需要「群眾」，否則民主派的名義也打不響。但他們也不信任「群眾」，很怕「亂」，很怕「群眾」「失控」。「群眾」最好是鍾無艷。這種心態其實與政府及建制派並沒有兩樣。

「……嚴格來說，『支聯會』沒有領導過運動。從歷史角度，這些都是泡沫，不重要。『支聯會』不重要，群眾運動才重要。全社會都自動波，司徒華只貢獻了自己的一部分。傳媒描述到六四是『支聯會』做出來，不過是一個方便的說法，隨便將光環放在司徒華頭上而已。沒有『支聯會』都有群眾運動。」

Q仔是否對「群眾運動」過於樂觀？但如果相信歷史是人民創造，便要相信人民，相信自己。

別了，司徒華先生

被尊稱華叔的司徒華的逝世在本地屬重大新聞。除了公眾人物被追問對他逝世的感想，市民亦陸續到教協港九辦事簽弔唁冊。在「五區公投」問題上跟司徒華罵戰的社民連主席陶君行，以及過火地說他「癌症上腦」的梁國雄，亦連同一批社民連成員在立法會外默哀一分鐘，然後遊行要求港府讓在台灣的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吾爾開希等來港參加司徒華的喪禮，算是對這位跟他們政見不同的政壇長者一點心意。

 除了追思會(司徒先生為基督徒)，支聯會更要在維園大搞悼念活動，香港公眾政治人物死後能有此「殊榮」，相當罕有。  

作為教師工會教協的創辦者及最受尊重的元老，作為香港鳥籠式民主的推動者，民主派最大政黨民主黨的創黨成員之一，作為以支援內地民主運動為己任的支聯會終身主席，其在香港歷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報紙對其生平大篇輯報道，《鏗鏘集》及有線電視均有司徒華的專輯，有線更一連五晚播出其自傳式專題。欲了解他生平及思想言論的人，應會有所得著。

灰記倒想從facebook說起。被facebook網民狂轟藉司徒華之離去瘋狂「抽水」的特首曾蔭權，其實對司徒華應是心存感激，對他的哀悼應是出自真心。蓋因如果沒有「華叔」發揮巨大影響力，民主黨未必會杯葛「五區公投」及同北京談判，令政改最終獲得通過，令中共領導層暫時放下心頭大石，間接令曾蔭權可順順利利度過餘下任期。

曾蔭權對司徒華高度評價，以他對中共最高領導唯唯是諾的作風，相信也是獲得北京的默許，特別以「愛國愛港」來形容司徒先生，亦可能是只有民族主義可以售賣的北京政府對司徒先生的最終評價。而司徒先生的愛國情懷由來已久，正如有朋友在facebook形容華叔是「花果飄零代最後的社運人」︰

「司徒華先生說是民主鬥士，不若為終生的"愛國者"，是唐君毅筆下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最後一代人，情懷和學養是以"蒼生為念"的傳統士大夫道統．雖知司徒先生是以中文運動及文憑教師反減薪幾事投身社運，其精神要義為反殖，所保護者為中華文化在香港的地位……」

只是灰記受西方左翼思潮影響，對國族觀念淡薄，對「愛國愛港」以至「偉大愛國主義者」這些頌讚感覺不大，反而對國際主義理想有更多嚮往。

當然作為比灰記年長四分一世紀，經歷抗日戰爭的人，司徒先生的愛國情懷也許並非灰記這類戰後的第二代能輕易體會。而朋友所說的，以「蒼生為念」的傳統士大夫道統所孕育的情懷與學養，也不是戰後第二代，以至更年輕的世代所能輕易理解。

所謂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華叔除了要「報國」、還要「躹躬盡瘁、死而後已」，不輕易言退。傳媒報道，他逝世前還念念不忘要指示支聯會的副主席李卓人等，今年「六四周年」的主題口號是「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設民主，同志仍須努力」。

他更特別強調今年是亥革命百周年，要大搞紀念活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兩句源自孫中山一九二五年政治遺囑的口號，今天司徒先生在臨終前幾天，借用作其終身領導的支聯會，廿二周年的主題口號。要繼承終身領袖遺志的景象，竟跨越近一個世紀。領袖觀念淡薄的灰記，感受良多。

灰記在想，民主政治較成熟的地方，政治人物好，公眾人物好，政府組織也好，民間組織也好，領袖即使貢獻如何偉大，差不多年紀會退下，到他們七、八十歲離世時，很多時已是沒有任何「公職」的退休人士。相比之下，像司徒先生這種躹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現象，許是迫不得已，也反映中國人社會仍在爭取民主的曲折與無奈。

司徒先生堅毅、不屈不撓、組織能力等，很多跟他共事過的，認識他的人已說過。其道德感召，處事作風，亦會有人視為榜樣。而其爭取民主的決心，爭取「平反六四」的決心更無人會異議，只是這些心願也是眾人之事，並沒有誰要繼承誰的問題。況且跟司徒先生，以及其所屬民主黨有不同政見的人也很多(包括灰記)，更不存在繼承其民主遺願的問題。因此，灰記在此說一聲︰「別了，司徒華先生」，歷史會給你應得的位置。

附錄︰死硬的變與不變  狡獪的大異小同—-林行止

「理性務實」的歸宿

在民主黨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中有這樣的幾句話︰「務實溫和、思想開明、支持民主的市民， 佔社會的大多數」，這是民主黨為自己的「溝通」路線辯護的最堂皇理由。灰記很有興趣去追索這幾句話的含意。

「支持民主」是否大約等同「泛民」的支持者，以及至少會在選舉中投票給「泛民」的市民？如果是，這群市民不過一百萬，比建制支持者多，一般理解跟後者為六四或五五與四五之比。在08年立法會選舉，投給打出「爭取2012雙普選」旗號的泛民選民約九十萬。而這些「泛民」支持者當中，有過半數參與了今年被抨為「激進」，甚至跟中共「對著幹」的「五區公投」。

這五十多萬名市民，是在建制及主流媒體「合作」，民主黨協力杯葛下，挺身出來投票。他們絕非民主黨所講，為了重選五名議員以保「關鍵少數」而去投票，因為即使只有十多萬人投票，公社兩黨那五名議員一樣可以重返立法會。

因此，超過五十萬市民是希望強烈表達對盡快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以至對中共拖延普選及特區政府拖政向商界大傾斜的不滿意見。至於這種以合法及平和方式(到票站投一張選票)的強烈表達，是否「激進非理性、思想偏狹」，民主黨人應心中有數。

從數據上看，民主黨心目中的「支持民主的主流」已非這些「泛民」支持者的多數。那麼他們支持者，或曰他們聲稱代表的市民在那裡？看來只有寄望於沒有在五區補選投票的選民，加上非「泛民」傳統支持者，即所謂中間選民，才能稱得上大多數。換句話說，民主黨決定調整路線，這條他們聲稱「溫和務實」的路線，其實是向中間保守移動。灰記要特別指出，中共、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的保守思維下，對於不合他們胃口的言行，均標籤為「激進」、「偏激」、「非理性」。想不到民主黨竟步他們的後塵。

其實作為一個政黨，民主黨要轉變悉隨尊便。民主黨以至一些「泛民」議員，在立法會的建制內待得太久了，與「街頭」脫節，跟不上群眾的步伐，更跟越來越多關注社會政治的年青一代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經過清黨之後，民主黨在意識型態上是越來越偏向中間派的政黨，並非立足基層。因此在涉及勞工保障的議題如最低工資立法，民主黨曾經持反對意見；因此公屋商場私有化(領匯上市)，民主黨跟其他建制政黨及議員態度無異。

至於最近的高鐵撥款，民主黨原先是不表態，其後見反高鐵運動如火如荼，才轉為投無關痛癢的反對票，因為在建制派及功能組別的多數票護航下，除政改外，政府的任何法案均可以獲得通過。「泛民」少數派在這個鳥籠政制下是起不了真正意義監督作用，頂多是發言揭露一下這個向權貴及發展主義傾斜的政府的「非理性」及倒行逆施。而灰記懷疑，果真民主黨在興建高鐵法案握有關鍵少數票，便未必投反對票。因為民主黨的意識型態跟「主流理性務實」的市民不會相差很遠，而香港的所謂主流「核心價值」，說穿了就是盲目崇尚「市場競爭」、「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

所以民主黨當年的社工界功能組別議員羅致光贊成一筆過撥款整治社工界，讓社工也嘗嘗「市場競爭」的滋味，結果不少社福機構為了高層人員的階級利益，肥上瘦下，也為了機構的「前途」更配合政府對普羅市民的緊縮政策。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主黨走上跟建制「有計傾」的道路其實有跡可尋。事實民主黨為了反駁中共和建制派指他們為反對派，曾舉出百分之九十幾政府法案均投贊成票，表明不是「叛逆」的心跡昭然若揭。因此，民主黨不參與被視為「叛逆」的五區公投運動並不稀奇。

可是，六人小組報告強調，跟中共談判與反對五區公投無關，又說是梁愛詩今年二月以中方授權的傳話人身份，主動提出中共要求跟民主黨談政改。但隨即被梁愛詩出聲明澄清，是何俊仁及張文光在去年十二月在《明報》老總安排的飯局中，向她表達了欲跟中央溝通的意願。然後張文光解說，十二月已跟不同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表達欲溝通意願，梁愛詩只是其中一個。這叫欲蓋彌彰。

民主黨人其實不必極力否認為了跟中共溝通而反對五區公投，這樣做是侮辱市民的智慧。而客觀事實告訴大家，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然後差不多同一時間向中共的「友好」叩門求溝通。民主黨的做法至少反映他們潛意識了解到，要叩中共的門，必定要反對被視為「叛逆」的五區公投運動。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後來所講，民主黨不參與五區公投，是「理性、務實、負責任」的政黨，因而獲得中共接納，已解釋了當中的因果關係。

換言之，如果民主黨參與五區公投，秘密談判的好戲不會上演。但是否因此而觸怒中共，全面封殺「泛民」？灰記存疑。因為中共未必願意跟強大的民意作對。而即使民主黨主動接觸了中共，如果能夠堅持三大原則，即使最終被迫否決政府的方案，市民也會明白，政制原地踏步非「泛民」故意阻撓政改進程。

正如熟悉中共思維的程翔先生所言，公、社兩黨發動五區公投運動，中共要搞統戰，是有求於民主黨，民主黨大可堅持原則，毋須步步退讓。可是民主黨卻急不及待叩門，令中共由被動變成主動。程先生的良好意願，是希望「泛民」有默契，避免中共統戰搞分裂。不過，「泛民」的確是不「爭氣」，各懷鬼胎。而民主黨走「溝通」之路又急於求成，甘願跌進中共的統戰佈局，真是可悲。

為了急於求成，報告的語調竟跟中共、特區政府、建制派不謀而合，說大部分「理性、務實」市民，厭倦不斷為政改爭拗，期望民主黨跟中共對話為政治僵局帶來突破。反映服膺了政治現實的民主黨的糊塗，即只能默認中共粗暴釋法及作出種種不利民主進程的決定，忘記了政改爭拗的始作俑者是誰，是誰不斷背信棄義，讓本地政局陷於僵局？

當然，本地主流核心價值是講「醒目」、要「識走位」，亦可解讀為「理性務實」。既然現實是中共不會承諾真正意義的民主，增加一些市民可以過過投票癮的議席沒有損失。這是不少灰記的行家的看法。但問題是民主黨依然不願放下「道德包袱」，沒有老實承認他們只會爭取次貨，甚至假貨，依然要別人相信他們的量變可質變，或「溝淡功能組別」論，依然要振振有詞的說爭取落實雙普選。這便是民主黨以至普選聯諸君讓人吃不消的地方。(當然，「醒目」的港人又可能會提醒灰記，爭普選的口號是談判用來叫價用的，不必太過認真！)

民主黨的「精神分裂」，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報告指出，他們斷然拒絕中共提出退出支聯會的要求。張文光先前已再三透露這個談判「細節」，目的當然是告訴市民沒有放棄「平反六四」，沒有放棄「推動」中國民主。他們這樣堅持「原則」其實也絕非「冇著數」，很多論者已提及過，「六四」的鮮血造就了本地民主派/民主黨，成了「泛民」的選票保證，民主黨又怎會輕易放棄支聯會這塊「道德高地」。

不過，隨著越來越多市民洞悉制度性不公，隨著貧富懸殊越來越惡化，市民的不滿，特別是基層、年青人以至懂得反省新自由主義之弊端的中產人士「怒吼」會更響亮。因此，兩間大學調查得出越來越多市民認同以「衝擊」的手法表達訴求。而這些市民相信不少會是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的人(他們當中也有不少人對晚會的形式化，對支聯會沒有利用資源深化中港之間的民主/維權互動，相當有意見)。

而灰記以為，上述這些人將是推動香港前進的力量，而非民主黨所寄託的「理性、務實」的沉默大多數。

寸土必爭，為誰而爭？

除了十分矚目的「起錨」標語，在街上也看到「通過政改方案，為普選舖路」、「為普選、撐政改」等的海報。這些海報由建制派的民建聯製作。

而這個民主黨和普選聯曾經在四月大罵為爛方案的方案，據聞只要「完善」一下，接納民主黨和普選聯提議，五個新增功能界別議席，由區議員提名，再由在其他功能組別沒有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便可以考慮收貨。即是不再堅持落實雙普選的要求。

民主黨和普選聯這個新姿態，跟民建聯和建制派的「通過政改方案，為普選舖路」，究竟還有多大的差別？那個「改良」方案，即由區議員互選跟區議員提名，究竟有多大質的差別？

先不講民主派一直聲稱堅持選舉及被選舉權普及而平等(區議員方案明顯違反此一原則)。即使中共接納民主黨的建議，灰記想不通中共有何道理，不設提名門檻，讓泛民的區議員可在新增的五個議席佔得先機，甚至全取五席。如果要設立提名門檻，必定是民建聯和建制派可以提名最多候選人，在區議會佔五十多席的民主黨(泛民整體亦不過一百席，還比民建聯及建制派少)或可以提名一至兩個。

又或中共反建議其中兩至三個議席經提名後，可以由市民選出， 結果跟按比例代表制由區議員互選差不遠。分別只是讓全港市民投票，形式上民主一點(跟經篩選後由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無異)，讓民主黨和普選聯有一個下台階。也讓那些高喊一人兩票的人，如商台的李慧玲，可以自我感覺良好，忘卻「溫和」泛民底線無原則地不斷退讓，忘記此舉為功能組別千秋萬代背書。

普選聯的黃碧雲說寸土必爭，究竟為誰而爭？

六月十二日由「八十後反特權青年」策動的「拒絕蒙騙，撤回方案」的第一波行動，回顧二十二年前，港人爭取民主，民主派提出97年普選行政長官，半數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後來成為民主黨骨幹的楊森、李永達等，曾經提出就政制進行全民公投。中方最後接納遠為保守的「雙查方案」(最快在2012年普選)，民主派李柱銘等焚燒《基本法》政制部分。

「六四」屠殺之後，《基本法》第二草案稿諮詢末段，中方拒絕具廣泛民意基礎的政制建議(如兩局提出03年普選立法會)，港人再度焚燒《基本法》。

民主黨元老，前基本法草委李柱銘提到，即使《基本法》最終訂下保守的政制方案，全世界，包建制派的自由黨和民建聯均理解為，07/08年可以實現雙普選，而普選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沒有想過特首提名要有篩選機制，更沒有想過功能組別存廢會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換言之，阻撓民主進程的一直都是中共，04年的釋法及07年的人大決定，均是赤裸裸的食言。而最近喬曉陽就普選定義、特首選舉透過「民主程序」提名等的講話，更是中共阻撓民主進程，否定港人民主治港的進一步舉動。

李柱銘苦口婆心的勸民主黨和普選聯，不要為了政黨利益，斤斤計較區議會方案可否令民主派(其實只有民主黨有著數)多拿一、兩席，而忘記了爭取的目標—真正落實雙普選。灰記更認為，民主黨及普選聯如果仍然堅持爭普選的理想，無道理輕易忘記歷史教訓，痴心一片的等待中共忽發善心，賜他們一粒糖。

六月十三日，在城大舉行的「新民主運動第二波」討論會，有講者語帶感情地指出，民主黨/普選聯不少人是支聯會成員，當他們在悼念「六四」的晚會高喊「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時，是否真誠相信自己所喊的口號。如果一方面堅持要結束一黨專政，堅持要求這個血腥政權認錯改過，一方面乞求專政者在不斷轉變規則的政改遊戲鬆一鬆手，改善大家的關係，又是一種甚麼心態？

此時此刻，民主黨和普選聯必須清清楚楚向市民交待，為何官方接納了「區議會改良方案」便可以投票贊成通過政改方案？為何喬曉陽的說話還不夠赤裸，還不足以讓人憤怒，民主黨/普選聯依然不願離開「談判桌」(適時離開「談判桌」也可以是「溝通」策略)，而可以繼續溝通，期望建立互信？你們昰不是為了「證明」「溝通」策略有效而藥石亂投？

民主黨和普選聯的立法會議員，如果要就政改「改良」方案投贊成票，必須向市民表白，他們願意接受遊戲規則已改變的事實，即是不再以爭取普選為目標，說爭取普選也只是「呃選票」，最多只會在功能組別的改良幅度上溝通溝通。否則，他們便跟喊出「為普選，撐政改」的建制派一樣，是欺騙無知市民的「寶藥黨」。

民主黨和普選聯曾經警告，如果政府解決不了政改問題，政府管治威信會進一步受打擊，社會矛盾更尖銳，激進的行動會升級。灰記在此要質問他們，如果通過了「改良」了的政改方案，上述的情況是否便不會發生？特別是功能組別把持下的社會不公何以能夠忽然消弭，深層次矛盾何以能夠忽然化解？是否你們甘當政府的「救火隊」，說服水深火熱的市民繼續無限期忍讓這個特權政治制度，還是你們甘心離棄你們曾宣稱同一陣線的基層市民、弱勢社群，走上建制陣營的「和諧之旅」？

位置之戰︰記憶與遺忘之間

圖片由陳竟明上載

又是「六四」敏感時刻，對當權者而言。

特區政府強行沒收屠城浮雕及民主女神的鬧劇告一段落。沒收紀念「六四」的藝術品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討好要滅「六四」聲，埋葬「六四」記憶的中共。只是曾蔭權政權的做法得不償失，以為可以避免展品在鬧市的廣場出現，卻惹來更多人對「六四」的關注，勾起更多人的記憶。

只能靠討好中共生存，討好的方法也只能靠打壓港人的表達自由，收窄公民社會的空間，因為要討好的是一個專制政權。這是沒有市民授權的香港特區政府的「宿命」，香港人是否都認清這現實？認清了又是否甘心認命？

(最新消息︰創作屠城浮雕的旅美藝術家陳維明被港府拒絕入境，又一個討好中共，甘心破壞香港自由港聲譽，破壞一國兩制的動作。)

時代廣場事件其實相當有象徵意義，特區政府除了要聽命專制的中共，經濟政策(如果有的話)也完全向金融地產傾斜，令中下層，中小企的經濟出路越走越窄，謀生空間越來越小。也令原來屬於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間被地產發展商肆意挪用。如果不是民間人士的揭發，這些被地產發展商挪用的公共空間，可能永遠被霸佔。

時代廣場由管理公司的保安不合法地高度管理(例如不能坐在花槽邊，相信不少人均曾受此不合理、不合法的對待)，過渡至市民可以休憩，以至表達意見也不是毫無困難，市民很多時還要跟管理公司鬥智，才能在這塊公共空間活動。可喜的是，民間智慧往往能戰勝管理公司的刁難，讓不少藝術/社會/政治行動得以在這個鬧市中的廣場進行，令這個社會不至過於單一。

這次沒收「六四」展品，是否一次有意識官商「勾結」的操作，相信不容易下結論(時代廣場管理公司否認向政府投訴)。但客觀上已是一次官商「勾結」的操作，即是管理公司沒有能力刁難支聯會，由食環署和警察用不合適的法例(要申請娛樂牌)，強行沒收展品，剝奪市民應有的表達及認知權利。

這是一幅十分象形的圖像，中共、以金融地產為主的大資本家、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所領導的特區政府，基本上形成了一個鐵三角，操控了香港人不同層面的空間，由私人居住以至公眾共用的空間。不單是具體的空間，還有言論和表達空間。不要忘記，大地產商也擁有不少傳媒機構，大小地產商也表現出對民主(即對市民大眾)的鄙視。

隨著中共加強對香港的干預，相信這種鐵三角的操作會增強。市民大眾能夠做的就是奪回自己應有的空間，當「六四」屠城浮雕被警察搶走，再放上民主女神，女神被搶走，真人扮演的女神再活現時代廣場，延續「六四」的記憶，捍衛公眾表達自由；當浮雕和女神被運往警署，市民準備要包圍警署，正是這種群眾壓力，特區政府和警察害怕千計市民包圍警署，才願意歸還兩件「六四」展品。

然而權力總是傲慢的，強搶民產的警方，竟要支聯會成員簽下不再「非法展視物品」的聲明，才願歸還展品。明明是自己沒有道理，硬是要說別人不守法。這種「老子就是法，就是理」的觀念，在專制的大陸司空見慣，在香港也正在滋長。市民當然要寸步不讓，把權力的傲慢遏止。

灰記想到了意大利共產主義者葛蘭西所提的位置之戰。由中港權貴組成的鐵三角，企圖霸佔，也實際霸佔了社會上大部分的空間/位置，形成霸權。對霸權的反抗就是爭奪每一寸的空間/位置，那怕只是短暫時間。對抗遺忘「六四」霸權的位置之戰，就是在霸權內外的空間/位置，記憶「六四」。

時代廣場現仍在延續記憶，維園也在啟動記憶。要在霸權的核心地帶–中共駐港機構–顯示記憶當然困難得多，如臨大敵的港警，阻止了數十名以青年為主的示威者在中聯辦門前靜坐；示威者在短暫時間成功把「屠城」、「結束一黨專政」等的標語，張貼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也成功把黑棺木抬到門前。這些直面霸權核心地帶，反抗遺忘的位置之戰，將年年如是，亦預期會遭越來越嚴厲的手段鎮壓。

當然媒體的位置之戰也在進行，要在主流媒體記憶「六四」越來越不容易，但非主流的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記憶運動卻蓬勃發展。

內地的六四記憶

這種記憶與遺忘的位置之戰並非香港獨有， 中共雖在大陸全面禁制對「六四」的記憶，但依然有人在高壓下，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不能忘記，例如紀念「六四」的小聚會，而官方的《南方都市報》以兒童漫畫方式，間接展示了當年王維林一人阻擋坦克的情景，更屬神來之筆！

面對中港權貴鐵三角的遺忘霸權，中港兩地民間只有更堅毅地利用各自不同，或共同的空間，打好記憶的位置之戰！

同步

 

我們雖不相識，今日卻同步，為了拒絕遺忘，為了拒絕同流。

在別的日子，我們也許不會碰面，也許沒有共同語言，但今日我們堅決同步，向踐踏歷史的人顯示她的尊嚴，向扼殺歷史的人顯示她的頑強生命。

 

 

這是今古難得的偶遇。她當年作為人大代表，也曾與學生同步，與歷史同步，為憲法原本賦予人大的權力，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發聲，為避免血腥鎮壓發聲。

憲法的尊嚴最終一再被目無法紀，目無黨章的政治老人踐踏。人大代表罕有的還我憲法聲音，與歷史同步的呼聲，很快被槍聲打碎。

今日，如夢魘般的歷史再度碰撞那些當年企圖與歷史同步的人。今日，她早已沒有那名不副實的人民代表身份(轉為更等而下之的政協委員)，未知她會否記起當年企圖與歷史同步的義舉？

 

 

她們是屠殺的控訴者，她們的摯愛死得不明不白，有被子彈打死，有被坦克輾斃 。這些母親們的身體雖不自由，但心聲卻非尊權者能扼殺。她們的心聲在同步者中間散發，她們的內心也一定與我們同步。

 

 

 

管他四千還是八千，我們不是一堆數字，我們是歷史的同步者。

只要歷史仍被踐踏，只要歷史仍被扼殺，我們總會在特定的日子同步，捍衛她的尊嚴，彰顯她頑強的生命。

那年四月

這個時候，或者往後的幾十日，免不了會談起二十年前四、五、六月期間大家做過些甚麼。

今時今日，香港依然有一定的空間讓人思前想後。這丁點寶貴空間是灰記最留戀的地方。

這個慣於清拆記憶的地方，又有人拼命去保留一些記憶，一些發生在北方的記憶。

說發生在北方不完全準確，因為有些事情是相互呼應的。當北面的學生在四月悼念剛去世的胡耀邦時，這裡也有人在中環舊天星碼頭(被清拆的記憶之一)即興搞了一些活動，在碼頭前的一些柱位放了胡耀邦的照片，一些鮮花，幾張空白的大咭紙。一些相認識的與不相識的人在大咭紙上寫感受，有對胡悼念的，也有對胡所代表的體制的批判。大家沒有太多的說話。警察如常將現場的活動紀錄在案，追問活動發起人。但活動是集體即興之作，最後誰交出身份證讓警察抄錄，已沒有記憶。

灰記只記得，最先發起這些活動的人都不是後來在傳媒或政壇的頭面人物，而是如灰記這類自認有點政治意識，有點獨立思考，以及在等待轉變，等待得不耐煩的人。

而四月這些呼應北方發生的事的活動，孕育出一個至今依然存在，每逢「六四」、「七一」、「十一」，或北面的領導南下時便活躍的組織，它不是支聯會，是「四五行動」。對，也是「四五行動」成員的長毛，今日也算是一個政壇頭面人物。

那年的四月，灰記受北方學生的政治熱誠所觸動，但整個社會依然沉浸於股票買賣等的經濟活動之中。政治老手如華叔等還未站到台前，呼應北方所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