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西藏的秘密戰爭

IMG_9473這個新書發布會,香港主流媒體沒有任何興趣。香港號稱言論自由,但還是有禁區。其中一個禁區是西藏。據境內藏人作家唯色的博客所報道,截止一月廿三日為止,境內已有一百零一西藏人自焚,而這種以自焚抗議中共統治的行動,未有停止跡象。但香港主流傳媒,只有個別報紙如《蘋果日報》曾作過報道,其餘的不是噤聲,就是要以引述中國官方譴責自焚的方式作報道。

這個新書發布會不是講藏人自焚,美籍華人獨立史學研究者李江琳女士的新書,是講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共解放軍打著『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旗號進入藏區,鐡蹄踐踏之處,戰火紛飛、寺院崩塌、經卷焚毀、藏民死難、領袖出亡。」她根據中共官方公開資料作不完整的統計,西藏人在這場戰爭死傷和被擄達三十四萬七千餘。西藏人說︰「打仗死人太多,那裡的水幾年沒法喝」。新書名為《當鐵鳥在天空飛翔 1956-1962 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灰記正閱讀中。

李女士說,雖然寫的是歷史,但絕對與西藏的現況,西藏人自焚有莫大關係。她對三、四十位聽眾說,最多人自焚的地方,就是當年中共軍隊殺人最多的地方,例如阿壩。她說,曾經到過一個地方,當年整個部落幾千人上萬人,大部分人被殺,由於是極偏遠的地方,中共軍隊打完就走,當時戰爭的痕跡仍然歷歷在目,非常震撼。她說這場戰爭令一些藏地的男性人口急速減少,一般男女比例是一比十幾,再誇張點是一比幾十,最極端的是一比二百幾。

她是透過閱讀大批資料,包括一百五十多份參戰解放軍官兵的回憶文章,以及聆聽幾百位現在起碼七十歲的流亡藏人的個人經歷。她在發布會上說,中共軍官兵的回憶一律寫得非常簡短。她有兩個推測,一是軍方一律禁止詳談戰場狀況及個人感受;一是戰事太慘烈,被殺者死狀太恐怖,所謂不堪回首。她為了寫這本書,在藏人朋友陪同下,也走訪當年發生過戰事的地方,曾經遇過親歷其境的藏人倖存者,但她說,不知是經歷太恐怖,還是怕說出來會惹禍,結果在旁人力勸下也不願透露半句。

雖曰戰爭,其實是軍力懸殊的對壘。中共解放軍有大批蘇聯提供的先進武器,也有當時先進的圖-4轟炸機。而西藏噶廈政府只有一支配備差,訓練差的軍隊,在50年中共佔領昌都,逼迫西藏噶廈政府簽訂城下之盟,派遣軍隊前往拉薩後,西藏傳統軍隊負起保護達賴喇嘛的職責也自顧不暇。發生戰事的西藏三區,並非拉薩直接管轄的藏區,主要靠地方部落頭人、寺廟維持社會秩序,牧民和農民中,只有較上層有槍,一般只有刀作武器,面對配備精良的中共軍隊,只能靠人數及高原氣候的祝福了。

談到引起藏人反抗的「民主改革」,李女士指,中共一方面統戰那些藏區的高層人士,做著有名無實的中共政府官職,例如西藏的年青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被委任人大副委員長,表面是「國家領導人」,但在中共高層心中,如果他不識趣,到時機成熟,一定把他修理。結果五九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影響力較他低的班禪喇嘛因為敢說真話,批評「民主改革」摧毀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囚十年。

地方上層也被統戰,寺院和中層傳統領袖如「土司」、頭人則與農民牧民仍過著傳統半農半牧的生活。在未「改革」前,由於大批軍人及政府人員入藏區,大大加重藏人的糧食負擔,比民國時更甚(民國時的地方政府象徵性十多人,吃的不多)。而農民除了向傳統頭人交稅,亦要向中國政府交稅,一九五三年,理塘要微徵糧食九萬斤,五四年提高到二十萬斤,增加一倍有多,五五年雖然減為十四萬斤,但也是五三年的一倍半。而所謂「民主改革」,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沒收藏人的牲畜及牧場,進入所謂合作社/公社,其實就是為中共的「建設社會主義」無償勞動。

其實中共對藏人(以至其他民族)的剝奪,並不始於「民主改革」。一九三六年中共紅軍逃避國民黨軍隊圍剿(即所謂長征),逃到邊遠的藏區,在窮途末路之際,利用欺騙和威迫,借去搶去很多糧食。李女士引《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提到毛澤東對美國左翼記者斯諾(Edgar Snow)說,我們最大的外債,就是這一筆。

而「民革」反抗中共最力的並非那些上層人士,而是中層及廣大的農牧民。至於中共所宣傳的「翻身農奴」,很多都是社會邊緣分子,如乞丐、赤貧者、閒散人員。中共替他們進行「階級教育」,開導他們「貧窮是因為頭人喇嘛的剝削壓迫」。而那些擁有牲畜的農民/牧民,則視乎不同地區的指標和需要,被劃為中農、富農,甚至地主。在中共的引導下,由「翻身農奴」對喇嘛、頭人、地主、富農進行「控訴」。不過,從廣大農牧民支持反抗的情況看,中共的所謂「改革」一點不順利,所以才會動用軍隊。

看了書大約九十頁,藏人英勇的反抗,令灰記想起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藏人為了捍衛世代居住的土地及生活方式,明知面對武器精良的中國軍隊九死一生,但依然奮起扺抗,就如賽德克原住民,為了捍衛世代居住的土地及生活方式,面對現代化的日本軍隊,從容就義一樣。例如理塘寺被中共轟炸後攻佔,原本已突圍的毛婭土司,藏人稱雍若本的索南旺杰知道以後,不顧眾人勸阻,要返回寺院共存亡。那些同伴不忍離他而去,寧願與他同生共死。而這些同伴很快戰死。

「雍若本身邊只剩下一個名叫達果洛桑頓珠的同伴。槍炮聲中,兩人走進一座佛殿。彌漫的硝煙裡,佛像前的酥油燈閃著微弱的光芒。兩人走到佛像前,合十祈禱。槍炮聲、喊殺聲呼號聲陡然消失,佛殿沉入片刻而恒久的靜默中。一豆星火,照著佛祖像恬淡的微笑,也照著生生世世的輪迴之路。兩人取下護身符,放在佛像前。這時,寺院北門和辯經院已被解放軍攻破,逃不出去的人還在作戰。索南旺杰和洛桑頓珠走出佛殿,走進他們無從逃避的殺劫中,從容赴死。」(第81頁)

而傳說索南旺杰臨死前誘殺了中共一個團長。他的故事亦成了藏人的傳奇。

無論如何,中共對這場傷亡慘重,對西藏人造成極大創傷的戰爭,諱莫忌深,李女士稱之為秘密戰爭,足見中共有不可告人的「苦衷」。之所以是「苦衷」,無他,因為中共一直對外宣傳是「和平解放西藏」,「達賴集團違背十七條背棄祖國」。「民主改革擴大化」對一些藏民造成一些損害等。但實際上中共對西藏發動了一場殖民侵略戰爭,不會比其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當地人民造成的災害輕。

李女士說,這本書只是一個起步。灰記以為,有越來越多這類書籍的出現至關重要,亦希望香港人以至在香港的中國內地人,抓緊機會,多閱讀非官方主流的歷史以至「少數民族」歷史,擺脫中共專制及中國大漢主義的羈絆,才可能跳出大漢大一統的桎梏。至於藏中最終的關係會如何發展?正如李女士所言,沒有人肯定。但如果我們知道中國近幾十年對西藏人的統治是如此的殘暴和惡劣,而境內外西藏人最信服的達賴喇嘛至今仍願意西藏留在中國,實現真正自治,便知道真正的問題所在。當然要說服一個彊化的專權政黨/政府願意和達賴喇嘛平等對話談判有點近乎妙想天開。但如果藏漢民間能展開越來越多的溝通對話,讓越來越多中國人了解西藏人的想法,越來越多中國人了解和尊重自決,包括人民自決、民族自決,然後透過群眾壓力,迫令中共改弦易轍,是否也是天方夜譚?

在舉辦發布會的書室,發布會完結後,兩位操北京口音普通話來自內地的青年,和一位操地方口音來自內地的大姐激烈辯論。無他,漢族的大姐聽不慣有漢人在網上發起運動,號召每一名漢人向西藏人道歉的話,說她又沒有對西藏人做過甚麼,憑甚麼要她道歉。其中一位滿族青年說,那中國人就不要要求日本人道歉了。然後大姐說不能一概而論,日本跟中國是兩個國家,日本侵略中國。那青年回應說,中國不也是侵略西藏嗎?不對,西藏中國是一家人,大家平等對待就是了。另一佔位滿族青年插咀,人家是一個民族,為何一定要跟你一家親。我是滿族人,也不會覺得跟漢族是一家人。大姐咆哮,你這樣說不對,大家都是中華民族。一位大叔插咀,孫中山當年是搞「漢獨」,他和日本人秘密協議,協助推翻清朝,滿人的滿州歸日本……。看他們雖然各持不同立場,但仍興高采烈的辯論。灰記以為,也許這就是起點,由民間的辯論開始,不要動輒罵人「X奸」、「X獨」。大陸不可以公開辯論,香港可以。但願對西藏以至其他民族的關注,可以在香港發酵,擴散中國。這也是歷史賦予香港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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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熊

IMG_9463劉夢熊發出哀鳴了︰

「因為我亦是一個人,有七情六欲的。雖然我以天下為己任,但如果個人方面受太多委屈時,我自己亦覺得,我可以不做任公職,但我必須做一個有尊嚴的人。……

有時我覺得有些事做太過份,踐踏我做人的底線,損害我的尊嚴,甚至有些情況威脅到名聲上、政治上、經濟上對我的打壓……」

曾被稱為梁振英「頭號打手」的劉夢熊,終於撕破面皮,在港大出席完活動後,向記者發表簡短講話,雖然口口聲聲說依然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也否認跟梁決裂,但對梁振英的怨憤溢於以上的說話中。

這期《陽光時務週刊》以劉夢熊做封面,結果賣斷市要加印。內容是劉「揭發」梁振英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曾承諾當選行政長官後,會委任他當行政會議成員,但當選後違背承諾,說他「口才太厲害」,恐不能遵守行會集體保密制的規定。又說梁曾承諾只推薦他給當時的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候選人」。後來有人把梁振英推薦另一位的信件的副本給他看。當他質問梁振英時,梁說是那位人士寫好了推薦信,要求他簽字的。最終劉亦取得梁的推薦。

以上是有關他個人利益的部分。不過,很多議員,包括「西環契仔」謝偉俊已指出,梁振英在宣布參選後,如真的有承諾當時積極替他助選,並擁有投票權的劉夢熊,當選後會給他利益,表面上已可構成賄選行為。不過,如果這種兩人私下口頭交葛,要證明誰講大話,恐怕不大可能。但無論如何,香港是法治社會
,廉署一定要介入調查。問題是廉署的上司是梁振英,能否秉公辦事,確是極大考驗。

另外,劉夢熊指梁所說有兩位專業人士和一位律師(而梁當時是說兩位律師及一位測量師),曾檢驗其居所,認為沒有僭建,其實並沒有人上過他家檢查。換言之,是梁振英虛構出來。他說當時向張震遠建議,必須交這三人出來,以證梁的清白,但張震遠對他說不可能,因為全是虛構的。

張震遠發書面聲明,指劉的說法與事實不符,梁曾披露過兩名律師的名字,另一測量師則因為已過世,為免其家人傷心,沒有透露其名字。張震遠表面上反駁了劉的說法。問題是測量師才是最關鍵人物,梁振英由始至終都拒絕測量師的名字。至於說因為避免其家人傷心,理由實有點牽強,如梁所說屬實,於有關特首誠信重大問題上,梁振英怎也會說服其家人讓他透露名字。劉夢熊的指控如果屬實,那個測量師根本不存在,是梁振英無中生有,刻意隱瞞公眾和立法會,是極其嚴重的操守問題。

只是,在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只要一天中共要保住梁振英,沒有獨立人格和政治識見的建制派議員都不會倒梁,因此「泛民」再提權力及特權法傳召劉夢熊和梁振英解畫也罷,再次彈劾梁振英也罷,都不可能成功。因為即使最終中共要換馬(看來不會是短期的事),死要面子的共產黨,即使如何不滿梁振英也好,一定會讓自己有個體面的下台階。問題是香港人是否仍甘於無力,甘於接受現實,任由中共操控的小圈子政治繼續劣質化,繼續當圍觀者?

而劉夢熊把這種中共操控的選舉說得非常赤裸。他披露了三月初政協上京見中共未來領導習近平的一些「內幕」︰

「後來習近平在散會離開時再次和我握手,當時他身邊有王光亞。王光亞向習介紹我說︰『這位是我們的大筆桿子劉夢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我一聽到後,就知道中央是定了梁振英,因為如果我站錯隊,中央是想唐英年,那我這麼大力撐他就是立場上的錯誤!他(王光亞)說我『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就是中央已經定了梁振英。所以我在散會後立即致電梁振英,報告他好消息。

3月11日晚,在釣魚台國賓館,賈慶林宴請我們港澳委員,當時馮華健大律師坐在我身邊,我跟他說如果今天的主賓席裏,支持梁振英的董建華有來,支持唐英年的廖暉沒出席,那就大局已定。結果廖暉沒有來。……」

又向《陽光時務》記者說他如何落力向北京有影響力的人舉薦梁振英︰

「劉夢熊曾表示,他2010年已決定撐梁振英選特首。2011年底,唐英年和梁振英開始投入競選工作時,劉就透過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習近平的一名近身高層智囊,向習近平推薦梁振英。『那時我常常密切跟他來往,去北京跟他見面。』劉不願點名的高層智囊,據本刊調查得知,他曾在1992年起與另外兩人一起合署筆名『皇甫平』,發表支持改革開放的系列文章,引起巨大反響,後曾任曾慶紅政治秘書,十七大換屆後,經由曾推薦給習近平。」

看到劉夢熊沾沾自喜的大談自己令梁振英當上特首的功勞時,大家會否感到不對勁?只要中共最高層決定誰當特首,那些所謂選委,大部分便要乖乖站隊,隨北京的旨意投票(不過,這次投票,千二票當中梁振英只是拿到689票,是低票當選,顯示部分建制派也不滿北京出爾反爾,找一個凶狠的地下黨來當特首),還是早已習慣了這種幕後運作,「中央之手」的政治現實,變得麻木,繼續容忍這種黑箱政治操作及其衍生的惡果劣化下去?

如果劉夢熊所言屬實,他絕對是活該的。所謂帶眼識人,劉夢熊是瞎了眼。

如果劉夢熊真的如他所說要做一個真正有尊嚴的人,就應讓「大徹大悟」,與廣大市民站在一起,與這個沒有資格當特首的人劃清界線。但為何還說要支持一個他口中「真是言而無信,不知誠信為何物」的人繼續當特首,誠信不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則嗎?他不是早應該在立法會就梁涉及僭建的誠信問題,要求他交待,「泛民」議員提出不信任動議,以至彈劾動議期間,「大義滅親」,揭發梁振英?為何至現在才「揭發」他,「揭發」之餘還要說「一批二保」?

梁振英施政報告的不堪,民生問題無解決的意願和良方,連被視為「梁粉」的社協主任何喜華也說對施政報告失望。而房屋問題胡亂出招,公營房屋不止沒有一套改革宏願,以應對大部分人,包括很多中等收入人士也住不起私樓的結構性問題,連競選時說要把上屆政府五年興建七萬五公屋的計劃提早完成的承諾也沒有兌現。最重要是梁振英沒有解釋競選時的最重大承諾,即扶貧和解決市民居住問題,為何不能兌現,好像說過的都不算數,只懂成立委員會和繼續研究、研究,其無信無能無方表露無遺。

如果劉夢熊所言屬實,再加上梁上台後的霸道行事作風和如些不堪的的施政報告(劉夢熊亦大肆批評),為何仍然對他有期望?這不是愚不可及,就是還有所圖。而劉能牽涉進特首小圈子選舉的幕後交量,並且是把梁推上特首位置的其中一個得力者,當然不是一些愚不可及的普通市民。

劉在《陽光時務》爆料後,接受電視訪問,承認受廉署調查,並指是早前在電台加大力度批評梁振英用人不當後,於一月初被捕接受調查。一月廿六日《蘋果日報》引述消息人士,指劉夢熊在被廉署調查後曾往北京向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求救,但對方說無能為力。這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換言之,劉的大反擊,似與被廉署調查有關。

有評論說劉夢熊把事情擺上枱面,在中共眼中是添煩添亂,只會對自己更不利。亦有人認為身為全國政協的他,與中共官員交手那麼多年,不會不知道分寸,不會愚蠢至「自殺」,必定另有內情。而劉當副主席的東方明珠是做石油生意,石油生意怎會少得了大陸的權貴,這次事件據聞有某外國領事館高層被調回國。換言之,廉署介入了分分鐘屬「國家行為」的「黑洞」,當中可能涉及大陸官商千絲萬縷的利益,殊不簡單。

在中共和香港人心中,劉夢熊的確是一把「神經刀」,有時給人敢言印象,與那些對中共唯唯是諾的人有所不同。正如他在《陽光時務》所言(不知是否有所誇大)︰

「……我在兩周前,連續寫了兩篇文章為朱承志鳴寃叫屈,譴責湖南當局將揭露李旺陽死亡真相的朱承志,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我連續寫了兩篇文章發聲,結果湖南當局決定免於起訴,改為監視居住六個月。……

兩年前,我為趙連海鳴寃叫屈,在四份報紙登了全版廣告,『非法的法,無罪的罪』,當時中央也有人說我離譜……後來,陳光誠,我又連續寫文章為他辯護……陳克貴被判刑,說他故意傷人,我又抨擊,你基層政權的暴徒,三更半夜潛入民居,是違返憲法的。…..

甚至三年前,薄熙來唱紅打黑,當時他是當紅炸子雞,我連續寫了五篇文章,抨擊他的唱紅打黑崇毛。……」

但在香港事務上,其「左」的強硬立場,如抨擊反國教,把高舉龍獅旗的人說成港獨,都見其緊跟主旋律的建制派作風。難道他這次是「垂死掙扎」,就是要突出自己「開明」,支持改革的一面,所以特別提到梁振英曾說過與「泛民」是敵我矛盾,指摘他不懂大局,是「極左派」。即使最終被廉署檢控,也要與梁振英一拍兩散?

無論如何,看來這哀熊的「政治生命」會完結,即政協委員的位置也不保。但他的爆料也有不少「啟示」。問題是香港人看後是無力感更大還是義憤更大?灰記當然希望義憤更大,義憤當然不是為劉夢熊叫屈,因為他是活該的,而是更看清中共之手及小圈子黑箱操作的無窮禍害。灰記不會天真至認為一人一票選特首便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如果香港人不奮起打破這個小圈子官商政治黑箱,香港的政治困局,香港的墮落將無日無之。

翟暖暉先生

翟暖暉先生走了。一般香港人未必知道這位老先生,但稍為深的記者行家,至少也應該聽說過翟暖暉。灰記年前曾採訪過這位「老愛國」,他雖經歷過風浪,但「純真」沒有被歲月磨滅,言談更流露傳統「左派」圈子少見的幽默和自嘲,令人印象深刻。

無他,說一句老套話,人到無求品自高。老先生雖是「老愛國」,但沒有放棄獨立思考,也不會如一些新舊「愛國」般,為了利益也好,為了不能承認錯誤也好,所以說話沒有城府和計算,有點「老頑童」的感覺。例如他談起蔣介石和毛澤東,說自己當年為何著迷毛澤東,就是他說話夠活潑,不拘一格,啱後生仔聽,而蔣介石就一副家長面孔,喜歡沉悶的訓話,怎會受反叛青年歡迎。

翟暖暉先生身裁相當高大,總是頭帶鴨舌帽,身穿單吊西,款式和資料也有點講究,很有點英國年長紳士的風範。灰記曾與行家一起請翟老到中環飲下午茶聊天,問翟老喝不喝咖啡,他說天天喝,問他吃不吃西式蛋糕,他說經常吃。香港人,特別年老一代,多少習染英國和西方社會風氣,無論是否「愛國」。

既是「老愛國」,當然離不開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或曰「六七暴動」。經營印刷廠的翟老就因為替當時三份外圍「左報」印刷,被港英政府判坐牢三年,港英當年對付異己不比今天中共手軟,對付「左派」所製訂的公安法亦非常嚴苛。不過,問他恨不恨英國人,出乎意料,翟老說不恨。不但如此,還說英國人做事有規有矩,洋警司洋督察對他沒有甚麼。反而那些華人警察狐假虎威,欺負一個跟他一起被捕的人,但被他出言阻止。他說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坐牢幾年,沒有受欺負,還有書看。不過,在「落難」時亦體會中共和香港傳統「左派」的現實和階級觀念,一些「左派」領導的嘴臉很難看。翟老沒有明言受過甚麼委屈,也許他真的沒有。灰記記得問過他有否受騙的感覺,但已記不起他如何回答,但印象中他有抒發為了「左派」的「事業」而坐牢,卻受冷待,甚至不聞不問的不快。所謂共產黨內鬥爭殘酷,他應該有所體會 。

事實到今天為止,中共和當年有份策動「反英抗暴」的香港傳統「左派」頭頭,到今天都未有為盲目發動這場暴動,被港英鎮壓,導致香港市民受害,「左派」群眾受苦而道歉。不少「左派」群眾為響應罷工及鬥爭,失去性命,失去工作,失去自由,有的晚境相當淒涼。而願意承擔責任,公開道歉的都是有所反省的人,一位是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先生,他因為中共內部鬥爭,八十年代被誘騙回大陸軟禁北京十年,九十年代回港後,為受大陸「極左」路線影響,有份參與「領導」暴動,令市民和「左派」群眾受苦受害,撰文公開道歉。另一位是前學友社領導,脫離中共地下黨組織移民加拿大的梁慕嫺女士。

翟老沒有完全跟中共決裂,九七後才沒有再參加政協會議。雖然他反對八九年「六四」血腥鎮壓,但「九七回歸」有應傳統「左派」要求贈詩助興。不過,九七後種種變化,特別零三年董建華強推剝奪港人自由的23條,導致五十萬人上街後,令他和廣大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線。他說當時很想遊行,但因為患病入院而感無奈。兩年後,腳力不足的他,終於首次參加「七一」遊行,雖然只行了一會。

「英國人做事有規有矩」,雖然是一位「老愛國」,但翟老不會因此而盲目反英,他對英國人那套現代化程序理性的做事方式和法治等相當欣賞,認為是香港社會的基石,對董建華政府希望改朝換代,去英國化,加快中國化,特別中國人治作風的過猶不及甚為不滿。灰記還記得他批評「教育改革」的瞎折騰時動了「真氣」,大聲罵董建華這人蠢得無可救藥。今天大家驚覺香港教育沒有去填鴨之餘,「黨國教育」在各科滲透,前線教師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假日還有做不完的工作。教與學所受的折騰可想而知。

如果說沒有跟中共正式決裂,但「看透」中共的翟老,對董建華沒有推動民主之餘,破壞港英時期較可取的現代化程序理性,和法治精神,多所批評,他對今天的梁振英比「提擕」他的董建華做得更過份,更迎合中共那一套,相信為香港更感痛心。

梁振英上台後,中共干預和滲透愈來愈肆無忌憚之際,翟老幾個月前接受電視訪問,灰記聽到他仍響亮的聲音說,地下黨員無處不在,可能拖地那個是擁有最高權力的黨委,翟老仍不失幽默。

也許翟老去得其時,不用再看著香港這個爛攤子。不過,灰記相信翟老對香港和中國仍有愛,會在另一個國度為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化,普羅市民活得尊嚴而祝福。

林奮強不歧視但也看不見

「我完全係歧視新移民」變成「我完全唔係歧視新移」,《蘋果》由「狙擊」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變成要為錯誤引述他的說話而要向他道歉。一日之間,《蘋果》由獨家揭發林奮強的歧視言論(在外國民主社會,公職人員如涉及歧視都幾乎要自動請辭),變成要向林奮強賠不是。而這位林奮強原本因政府加額外印花稅前偷步賣樓而聲名狼藉,成為梁振英、陳茂波之後,誠信備受質疑的特區管治團隊成員。

對於《蘋果》「敗給」沒多大說服力和誠信有問題的林奮強,灰記只能說一句咎由自取。不知《蘋果》高層會否反思因為過於「進取」,輕視新聞的基本專業操守的作風?灰記仍是那一句,很多人對《蘋果》「既愛且恨」,欣賞它經常對特區政府不留餘地,亦不怕得罪中共政權;欣賞它對人權自由有定的堅持,對弱勢社群算是比較關注和同情。但另一方面,對它的誇張煽情,對普通人私隱的不尊重,立場先行而輕視客觀事實,即跡近「造新聞」等的小報毛病,亦恨之入骨。

香港新聞界不是小報作風猖獗,就是明暗「依附」權貴和利益集團,小罵大幫忙,「關鍵時刻」加入建制合唱團,真正獨立、「客觀」的傳媒可算是稀有動物。無怪乎網上資訊發達的今天,有時尋求「真相」已不能單靠主流傳媒。例如元旦倒梁的堵路事件,主流傳媒的報道就失諸偏頗,總之堵路就是示烕者之錯,而不看警隊對付示威的手法可能是導致堵路的主因。

回到林奮強。雖然現在還他一個清白,沒有歧視新移民的言論,但並非表示他配當行政會議成員。他偷步賣樓,對事件前言不對後語的解釋,足以與梁振英、陳茂波並列「大話三劍俠」,在外國民主社會,三人應早已被迫自動請辭或被彈劾。他和梁、陳一樣,只是厚顏無恥;再加上畸型的立法會,全港大部分人投票支持的「泛民」祇佔少數,變作少數選民支持的建制保皇派成了多數,擔當保駕護航的角色;又再加上不少香港人仍然十分短視,即所謂醒目仔女作風,不堅持誠信等,一個「正常」社會所賴以維持的價值,只期望梁振英政權「做實事」給他們著數,令「大話三劍俠」仍然繼續在不同崗位主宰香港人的命運。

而這些主宰香港命運的所謂新「精英」階層,即使不理他們的個人操守及誠信問題,真的有能力「帶領」香港闖過困境嗎?好像梁、陳、林這類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發迹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新「精英」階層,大概都有一些共通點,就是輕看歷史及香港「獨特」位置的機緣巧合,以為有今日的「成就」全靠自己的才智和奮鬥。特別林奮強這類靠炒賣致富,梁振英這類依賴地產當道致富,以至陳茂波這類懂得鑽營劏房賺錢的人,除了自詡自己「眼光獨到」外,更為自己懂走灰色地帶,繞過法例法規而沾沾自喜。即主流港人引以為傲的所謂醒目仔女。

這類「新貴」雖然會飲紅酒,看歌劇,但絕大部分文化素養不怎樣,只是做著人有我有的身份象徵事兒。至於道德價值觀等,於他們更是虛無漂渺之事,錢始終是最實在最重要的東西。換言之,香港這類「精英」階層,不乏醒明仔女,卻欠缺當「領袖」應具備的更高層次的價值觀和遠見。至於梁振英的地下黨員疑惑,可能令他有一套比陳茂波和林奮強不同的價值觀,就是忠終於黨的價值觀。問題是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墮落至一個比香港金融地產霸權更霸道的權貴利益集團,「為人民服務」變成了虛無的口號。醒目仔加上如此這般的「地下黨員」性格,可以想像其「恐怖性」。

而這種思想匱乏,並不局限於新「精英」,舊「精英」可能跟英國人跟久了,習染一些英式派頭,平日可能講英語多過粵語,但說到更高層次的價值觀和遠見,同樣欠奉。就以被外國人追捧的「香港良心」陳方安生為例,二十多年前就曾被「揭發」用公司名義持有物業,方便避稅。灰記不記得當時的詳情,但仍記得當時的感受,就是覺得即使利用法律灰色地帶避稅沒有犯法,但身為港府的極高層官員,帶頭避稅,立下極壞榜樣。政府一方面叫市民奉公守法,卻任由有錢有「本事」的人鑽空子,那些商業機構也罷,政府高官也來參與一份,對那些老實奉公的星斗市民情何以堪。當時好像陳方安生對事件支吾以對,傳媒亦俾面,沒有窮追猛打。

換言之,無論新舊「精英」,無論政治傾向,著數攞盡的「醒目仔女」心態並無兩樣。不但如此,由於「我叻我奮鬥,所以我上位,你唔叻你唔奮鬥,所以你要係下面爭扎」的思想作崇,新舊「精英」其實對基層以至小康的困境,不會有多少同理心,口不說歧視,但心想生活困苦是活該。

林奮強說沒有歧視新移民,但對新移民和基層,以至年青人住租金不菲但環境普遍惡劣的板間房劏房,認為理所當然,想法跟副房屋及運輸局局長邱誠武一樣,都是「活該」,所謂劏房有其存在價值論是也。這種心底裏「鬼叫你窮,鬼叫你係新移民」的思維,其實又是「我叻我奮鬥,所以我上位,你唔叻你唔奮鬥,所以你要係下面爭扎」的延伸。如果他真的認為新移民(以至基層和年青人)是一等公民,如果他有基本的公義和人權觀念,就應該說一句板間房和劏房是香港的恥辱,而不是把劏房的存在合理化。

社會「新貴」和「精英」的傲慢和尖酸刻薄,屢見不鮮。灰記就N次聽過一些社會「精英」、公司高層,如何高談當年住木屋住臨屋大家「甘之如飴」,今日大家動輒伸手向政府要福利的「偉論」,而不是反思木屋區臨屋,以至今天板間房劏房應否存在,反思一個號稱先進富裕城市是否應該有百多萬接近赤貧人口。一些刻薄「精英」拿著高薪,卻對住公屋/領綜援人士百般「不是味兒」,甚至說上羡慕他們有福利的嘲諷話,令聽者側目。

這些香港「新貴」,祇看到自己「奮鬥」的成果,看不到香港社會富裕過程財團和上層的巧取豪奪,以及在經濟越來越集中和壟斷的環境,以往自力更生的條件大部分消失,亦看不到貧富差距的厲害,以及越來越多人墮進貧窮境地。於是林奮強仍然大講港鐵效率低要加價(希望《蘋果》記者不要引述錯誤),迷信極端自由經濟賺到盡的「哲學」(其實與是人人為己、著數攞盡的想法一致),卻沒有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的「真知灼見」。無他,無論是否出身基層,今日遠離普羅市民的身份和階級屬性,加上自以為,缺乏謙卑是的「人上人」思維,怎會「急市民所急」。

因此,林奮強說完全不歧視新移民也罷,完全不歧視窮人也罷,並沒有甚麼值得表揚之處,因為他這類人根本看不見新移民,看不見窮人,因為他這類人仍然貫徹短視的「醒目仔女」作風,只看有否鑽營機會,不看社會的不公義,不看今日財團權貴操控一切下市民自力更生的條件消失,因此覺得普羅大眾生活越來越艱難是理所當然。

唐英年與何喜華

2013年伊始,沉寂多時的小圈子行政長官敗選人唐英年現身商台,接受「在晴朝的一天出發」主持訪問,全程充滿笑聲,一種不懂得收歛的笑聲,政治人要避忌的輕佻。如果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應該不能應用到他身上。主持讓他盡情發揮,但他的表達能力未有顯著進步,含著金鎖匙出世的紈絝子弟形象依然揮之不去。除了抱怨屋宇署如何「刁難」他,除了說現在覺得梁振英指摘他僭建很可笑之外,對現政府施政的謬誤,說不出一個所以然。當主持問他有關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問題,暗示梁振英政府如何企圖壓抑傳媒及市民的言論空間時,他忽然當變了政府的發言人,說傳媒有責任宣傳政府政策云云,連小圈子競選後期那種豁出去的「瀟酒」都沒有了,感受不了市民對「核心價值」受侵蝕的焦慮,以為business as usual。

無論唐英年好,唐所代表的一線財團/資本家及港英時期的傳統建制也好,可能只顧自己的利益及沉醉於自己階層的「甜美生活」,看不到香港市民求變的心理。就是市民求變的心理,讓梁振英及他所代表的二線財團/資本家,欲更上一層樓的專業界「精英」以及蠢蠢欲動的傳統左派有機可乘,利用基層及普通市民對曾蔭權當政時,只顧金融地產財團攫取不成比例的利益,漠視貧富懸殊惡化,民生不保,居住問題越趨惡劣的心理,佔盡打擊金融地產霸權的輿論陣地和道德高地。李嘉誠由八、九十年代,普遍港人「推崇」的「李超人」,到今天成為貪得無厭的金融地產霸權的象徵,而小圈子選舉當日,唐英年被李嘉誠高調「祝福」,其實是「死亡之吻」。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對梁振英政權不滿,「寄望」唐英年的「復出」所「隱含」的政治變局?早前灰記就在facebook上見過一些建議「泛民」與唐營合作反梁的貼圖,然後諷刺如灰記這類「左膠」,缺乏想像,不懂政治操作,所以看不到這些可能性。但在立法會對梁振英誠信問題的狙擊過程,已經顯示這種想像的天真。就以「唐營」大本營之自由黨為例,在特首競選後期,自由黨的核心之一周梁淑怡,在傳媒揭發葉劉曾為了爭取提名,對他們說梁振英會害人,她不會害人,一箭雙鵰,把葉劉的狡,梁振英的奸擺上枱面。梁振英爆發僭建醜聞和誠信危機後,雖然其榮譽主席田北俊在答問大會上,揶揄梁振英,說其特首職位都有少少呃番嚟。然而,在對其不信任議案投票時,自由黨又回到兩面不是人的騎牆「本質」,五個自由黨員全投棄權票,其他「唐營」議員都歸「建制大隊」,不敢過於得罪中方和梁振英,只有被稱為唐英年「家臣」的林大輝投了贊成票。或者這些建制派,不論「梁營」還是「唐營」,都慣於收風和暗箱操作,但作為市民的我們,要求的是清明/透明的政治運作,市民有真正直接的影響力,這些在普選落實前都是不可能的。

而唐英年最失敗的地方(如果他有意「東山復出」,或不甘退隱的話),就是沒有半點「作戰」的準備。再加上由於種種「限制」,例如資質,脫不了被人「餵育」的二世祖「本色」……,仍然「吃老本」,只懂不斷強調自己當官多年,如何和公務員團隊合作無間。問題是現在的民怨,不少來自過去幾年,政府之不作為,只作為既得利益的看守者的管治,完全領略不到市民求變的心。或許這就是全世界既得利益階層/集團的心態,因為不想改變,所以看不到求變的心。

也許建制派既得利益者不想變的心和唐英年一樣,但經過去年「建制派大撕裂」和唐英年如此不堪的表現之後,是否仍死抱舊有依賴中共的暗箱操作的方式,繼續不敢面對廣大民意,不敢面對「社會真實」?果如是,這個有人認為相對「土共」而言,較接近香港「自由精神」的傳統既得利益集團,可以被「寄託」站在香港大多數市民一邊,捍衛香港法治、自由的「核心價值」,回應中下層市民對較公平分配的訴求,看來有點天方夜譚。因此,唐英年「復出」的想像可休矣。

另一位出身富裕人家,但一直為基層窮人爭取利益的何喜華,最近亦成了「關注」焦點。事緣其主理的社區組織協會,沒有加入元旦反梁大遊行,而以往社協一直有參加民陣發起的遊行。而該機構一直標榜除了關注基層民生,亦積極捍衛香港法治自由的核心價值以及爭取雙普選和推進民主。此舉令一些傳媒揣測,是否因為梁喜華是「梁粉」的關係,社協的路線有所改變。無獨有偶,何喜華又是到商台接受訪問,不過是在傍晚的節目。

何喜華否認自己是「梁粉」,只是相比之下,覺得在解決民生,關注基層方面,梁振英的競選政綱比唐英年的優勝。並批評曾蔭權管治的七年,基層民生問題被完全忽略,有關政策不是欠缺就是停滯不前,套用何喜華的講法,少少嘢都唔做。他認為唐英年作為政務司司長兼扶貧委員會主席,對這個停滯不前的局面負有一定責任。何喜華強調,不是支持梁振英個人,而是希望政府對基層的政策有所改變。就此而言,灰記覺得在特首競選時,何喜華公開支持梁振英也許有其道理。

不過,梁振英上台後,處理長者特惠生果金的手法,是真的「關愛」基層嗎?小至建制派提出的提高資產上限到三十萬,大至「泛民」及民間社福團體提出的,取消審查及作為全民退休保障實施前的過渡安排,政府不聞不問,霸王硬上弓。究竟在長者特惠生果金爭議中,社協和何喜華抱甚麼態度?社協不是一直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嗎?老實說,唐英年在政綱提出免審查,長者生果金一律加至三千元,與民間爭取的全民退休保障的基本金額一樣,若唐英年當選,這免審查的三千元便為解決長者貧窮及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帶來契機。單從這項非常重要社會福利的處理看,梁振英絕不比唐英年更關顧長者和基層,何喜華為何仍覺得對梁振英政府有信心,有期望呢?

再說,問題並非單單這個長者特惠生果金的爭議,而是梁振英誠信破產的問題。被問到梁振英的僭建問題,何喜華雖然批評他處理得很差,但沒有指摘他講大話和隱瞞事實,而主持亦沒有直接了當問他梁振英是否不斷講大話。而最可笑的是,何喜華一直批評香港不夠民主,批評小圈子選舉的同時,卻說梁振英的誠信問題要用制度解決,說贊成立法會進行彈劾程序。Come on, 何喜華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用制度解決不就是永遠追查不了真相,永遠不能透過彈劾,授權法院去進行徹底的調查嗎?因為制度是對行政主導傾斜,因為選舉制度的扭曲,立法會在建制/保皇力量佔多數議席下,怎能通過不信任和彈劾梁振英的議案。即使十分不滿梁振英的自由黨,由於不敢進一步得罪中方,也不敢「憑良心」投贊成票。要用制度公平處理梁振英的誠信問題,不是天方夜譚嗎?

不談梁振英上台所標誌的「西環治港」陰霾,梁振英在僭建問題不斷利用語言「技巧」掩飾自己的前言不對後語,即所謂「語言偽術」,可以用嘆為觀止來形容。甚至有心理學者認為是一種不自覺,任何事都會隨便講大話的病態習慣。他身為香港最高管治者而有這種狀態,灰記真的不敢相信何喜華一點都察覺不到。此外,梁振英上台後所表現出來的專權獨斷,任人唯親等,比曾蔭權更甚,亦是崇尚民主的人要堅決反對。或者何喜華會認為事到如今,再多看一陣子,因為基層民生問題事關重大。雖然任何機構都希望能發展壯大,雖然灰記不懷疑社協服務街坊的熱誠,但希望何喜華不要因為新政府上台後,其機構可能有更大的發展(收到由「唐營」臨陣投梁的地產霸權之一的新世界鄭家純「巨額」捐款)而拒絕看清梁振英的謊言,拒絕看清小圈子暗箱作業的政治和選舉操作,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沒有多少差別,都不會真正關注基層民生問題。

作為傳媒一分子,灰記對社協過去為弱勢發聲,盡最大努力協助記者採訪的友善作風印象深刻。但其主任何喜華的一些表現,的確令人「迷惑」,除了「輕信」梁振英外,支持民建聯蔣麗芸及新民黨田北辰競選立會,也是令人想不通,為甚麼蔣麗芸一件陳年助人事件,田北辰一句批評有些有錢人賺太盡的話,便能打動他去支持建制/保皇派?一些「泛民」基層政黨意識型態不是更接近社協嗎?為何又不endorse長毛?如果覺得長毛太激進或不領情,可以endorse張超雄吧。如果說要保持機構的獨立自主,就不要endorse任何人。

在節目尾聲時,被問到如何評價蔣麗芸的表現,何喜華說沒有留意。他說自己是否太過感性,感情用事,今後會檢討。但願何喜華能抓緊關注基層福祉同時捍衛核心價值和追求民主的宗旨,因為不少獨立自主的基層社福機構及民間團體,都抱有類近信念,卻沒有社協及何喜華的「迷惑」。最後要公平一點,何喜華在節目中反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出口術「迫」法院向人大尋求釋法,以「解決」雙非問題,甚至研究司法覆核袁國強在法院審訊過程出口術是否違法。何喜華提到九九年政府以一百六十七萬內地人「湧港」的謊言,騙取全港大部分市民的支持,提請人大釋法,主動破壞香港法治的根基。這一點表態,值得肯定。

中國對西藏的東方主義

在有近百藏人自焚,藏族自治州學生走上街頭抗議中共民族政策失誤,數千名藏人於兩星期前於聯合國總部示威,抗議中共對西藏的統治後,有一自稱馬列主義者,於facebook轉貼了中國「左派」學者汪暉於零八年西藏「騷亂」後,於零九年所發表的文章–「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於"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並指這一是一篇重要文章,其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要看不過眼西方社會對藏人處境表示了同情(這些同情多來自民間),所以引汪暉幾年前的文章,為中共對西藏的統治辯護。

是不是所有馬列主義者都為中共「治藏」的失敗辯護?未必。至少在香港就有馬列主義者擁抱民族自決的原則,聲援過西藏人。年初有香港人在尖沙咀自由戰士廣場舉行過「與西藏同行」的集會。香港立法會議員,信仰托洛茨基主義(蘇共黨內被史太林清洗的「反對派」,「紅軍之父」托落茨基的主張)的「長毛」梁國雄,以及另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林致良就曾到場聲援,並發言。他們作為無神論者,當然對藏人普遍尊仰的精神領袖達賴嘛喇不以為然,更「寄望」西藏人的「階級覺醒」。但作為信仰國際共產主義的人,他高舉民族有權自決自主的原則,批判中共在西藏所作的民族壓迫,以至殖民主義政策,與同場其他人士,包括宗教人士同聲支持西藏人的抗爭,亦屬貫徹自己政治理念的表現。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他們沒有忘記馬克思(準確一點是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反專制的人文精神,對官僚僵化的共產黨文化深惡痛絕,亦值得肯定。

而這位自稱馬列主義者,則經常以最正統最先進自居,當「群眾」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表示義憤時,例如聲援劉曉波被判刑,聲援艾未未被失踪……他會說出劉曉波、艾未末是西方寵兒的狠話,以示他比其他人「清醒」,而不是從捍衛基本人權,即以同理心看待每個個人應享有的權利與尊嚴的角度出發看事物。而就灰記所知,自從藏人自焚以來,這位馬列主義者並沒有對藏人自焚表示過立場。

灰記猜測他是對「落後」藏人對宗教自由的渴求,對他們的尊者嘉瓦仁波切的仰望,希望他能回到西藏等的訴求「想不通」。明明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怎能endorse這些「落後」行為。加上這位馬列主義者仍然「迷信」國家性質論,即中共無論如何專制,中共權貴無論如何瓜分「國有」資產,壟斷資源,中國在他心目中仍是公有制,即「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制度在他心目中仍是比其他資本義國家更「公平先進」。在這個「認識」下,近百個藏人犧性自己生命的呼籲似乎沒有觸動他,在這個「認識」下,令他站到中共官方「大一統」的「民族立場」的那邊。而汪暉的文章,正好迎合他在「力抗」西方民間「一面倒」支持「藏獨」,分裂「社會主義」中國的「洪流」,「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

當今除了「毛左」,有多少人仍抱這位馬列主義者的「先鋒」心態?不過,有一點十分肯定,汪暉的文章迎合大陸主流觀念,因為文章從不質疑中國對西藏的統治,卻少了官方惡形惡相的語言暴力,多了很多先進語言,例如︰

「……一个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超越这些既定的身份政治,在阶级政治衰败之后,重新创造出一种能够让不同的人群平等参与并保持社会的多样性的普遍政治。总之,没有民众性的政治基础(自主的、能动的参与性),民族问题就只能成为少数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且极易陷入西方主流舆论和不同类型的族裔民族主义者所竭力营造的汉藏二元论的框架之中。要打破这一"汉藏矛盾"的框架,就必须彻底思考我们的发展主义逻辑,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表达,为新的平等政治奠定基础。……」

問題是要重新創造出一種能夠讓不同的人群平等參與並保持社會的多樣性的普遍政治,要創造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間,必須觸碰中共的專制,或曰威權體制。當敢於實踐社會多元性,觸碰敏感禁區的人,不是被監視、被監禁,就是要被迫沉默時,如何創造呢?例如茨仁唯色,就是希望說出她所知的西藏真相,便成了被監控的對象,在境內被禁聲,因為她是藏人,進拉薩要接受審查。汪暉作出這樣的呼籲同時,卻不敢批評中共抑制多元的體制一下,是否有點「偽善」?

至於要打破「漢藏矛盾」的框架,首先是否要承認西藏人作為一個主體,而不是空泛的說民眾性的政治基礎?「自主的、能動的參與性」,在今日西藏人活在如臨大敵的軍警監視下,是否漂亮的空話?

當然,灰記也「感謝」汪暉沒有過份強調「藏獨分裂勢力」,甚至回應了達賴喇嘛大藏區的構思。他的文章也許是「中華民族一體化」意識下/體制內,態度較「開放」的了。而大部分西藏人擁戴的尊者達賴喇嘛,至今仍希望西藏留在中國,落實真正自治。

回到汪暉的文章,灰記在網上搜尋,沒看到自從藏人自焚潮出現後,汪暉有再寫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灰記不知道藏人這種大規模的自我犧牲的表達方式,會否對他造成震撼,會否改變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文章,引經據典,特別對西方如何塑造西藏的想像有非常詳細的敍述,甚至批評中國人現在也跟隨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改造」想像中的西藏︰

「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需要批判地审视中国社会对于东方主义的再生产。说到底,东方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问题。」

不過,他在批評中國社會新東方主義把「民族文化」變成遊客眼中的「他者」,當他提出東方主義並非單純的西方問題的同時,整篇文章卻未見呈現西藏人主體性的努力,亦對大量諸如「民族文化」這種以漢人為中心,不自覺把其他民族看成「他者」的中國官方/主流語言,不加批判地應用。

汪暉提到西方對西藏的東方主義的想像,當然不會錯過西方以實質行動「塑造」這個想像的歷史,例如近代英國人如何入侵西藏,如何慫恿西藏統治階層脫離與中國的關係。甚至一九五九年的起義(西藏人的角度)/叛亂(中國人的角度),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介入。灰記當然不會否認這些歷史事實,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是透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形式,把全世界納入這個現代化的體系,幾乎無一倖免。中國近代曲折的歷史,也是回應這個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的過程。正如汪文所言︰

「……其次,民族主义知识并不仅仅是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历史力量,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和相关区域的各种政治关系无不被这一力量所重新塑造。殖民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由于清朝无力抵抗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蚕食,西藏与清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异、矛盾和疏离。……」

西方人東方主義所犯的「毛病」,如把他們描述/研究的地方看成沒有主體性的「他者」、「異類」等,更重要是這種對「他者」的想像和塑造,是一種權力體現。薩伊德所寫的東方主義操作,是包括西方各種意識型態系統如學院、傳媒,以及政權系統,英美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伊斯蘭/阿拉伯國家的影響與支配等的。正如種族主義之成為種族主義,是因為種族主義操作必須是包括甚至是由於政權系統和意識型態系統互相配合的操作,利用偏見及對不同種族實際的剝奪、支配和不公平對待,如美國由黑奴時代到現在還未完全消除對黑人,拉丁裔、亞裔人士等的種族歧視,南非白人種族隔離主義、納粹主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復國主義」等。

現今大陸很多憤青把一些西藏人因為「傳統」文化受威脅,生活不自主,訴諸反對漢人移民、仇視漢人的情緒,講成西藏「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完全是本末倒置。無權力者/被殖民者,即使情緒如何偏激,他們也還是受權力/殖民主義壓迫的人,也是在回應權力操作/殖民主義壓迫。

汪暉當然不會同中國憤青一般見識,但由於文章缺乏西藏人的主體性,或曰西藏人的聲音,以及不敢觸碰中共一元化統治,或曰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以至官方的錯誤民族政策,把一切歸咎於現代化和市場化過程的問題, 同樣犯了西方人的「毛病」。於是很輕易合理化歷代中國武裝入侵西藏,包括一九五零中共佔領昌都後,利用武力威嚇的「和平解放」西藏,包括把中共對舊西藏的描述,所謂人間煉獄的農奴社會照單全收,突然對中國人的偏頗失明,對西藏人的存在視而不見。 正如藏人異議作家唯色在回應如汪暉這些學者的博文所言︰

「……我曾写过,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而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

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这些中国学者,是否认可中共对“旧西藏”的定论,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是否承认中国对西藏更是“东方主义”,而且是那种把西藏妖魔化的“东方主义”?尤其是,当他们认为2008年西方社会对西藏一边倒,怎么不去想一想,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自己的人?何以在图伯特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誰才是東方主義」)

在談現在西藏的狀況時,先回到「傳統落後」的西藏。汪暉文章強調,中國古代以至近代清朝與西藏的關係,並不能用現代民族國家的定義去看待,並指出即使到了積弱的清朝,以至現在,西方國家都不得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汪暉的強調,用意非常明顯,就是為中國官方「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學術」注腳。不過,他的解說始終欠缺西藏人的視點,即西藏人在整篇文章中都是任人擺佈的「他者」。

而當西藏人欲顯示一點主體意識,主要是針對中國而發時,文章就會突出是因為外國勢力的影響,「引誘」西藏的統治精英/階層與外國勢力「勾結」,例如一些統治階層精英與納粹戰犯關係密切。甚至搬出現代海外的藏青會與一些外國政府的密切關係等。換言之,西藏人要不就乖乖當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要不就是「反動」的,受外國勢力唆擺的「離心分子」/「危險分子」。這種對西藏的書寫手法不會比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更貼近西藏的現實。

西藏之所以今天成為中國的領土,並非因為「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與十九、二十世紀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擴張,對一些古老帝國,包括中國的衝擊後的不同結果,即這些古老帝國的「藩屬」走上不同的道路。譬如越南曾經被中國的皇朝直接統治,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明、清仍維持對中國皇朝的藩屬關係,與西藏和中國皇朝的關係可相比較,即願意當中國天朝的「藩屬」,或與皇朝保持一定的關係,但有明確的民族認同和獨立意識,不會隨便被「宗主國」干預。

中越關係亦因法國殖民主義入侵而變化,越南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最終透過越南人的自主反抗,建立自己的國家。另一個類同的例子是朝鮮,朝鮮亦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在清朝也是中國的「保護國」,也是在十九世紀末被日本殖民統治後,於二戰後走上獨立的道路。為何中國現在不說越南和南北韓「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無他,因為越南和南北韓的獨立已是既定事實,中國便不好再訴諸清朝以至古代中越和中朝如何親如一家,只能接受現實。

朝鮮半島是在甲午戰爭後,清朝被迫中止於朝鮮的「宗主國」和「冊封國」的關係,朝鮮淪為日本的實際殖民地。二戰後,北部是在蘇聯的影響下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南部在美國影響下建立大韓民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無論是蘇聯的影響還是美國的影響,都不能抹殺南北韓人和越南人獨立於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因為西藏是非常弱小的國家,十九以至二十世紀西藏的軍隊不堪一擊,對抗不了英國人,也對抗不了中國人,所以不能如越南人一樣,在明朝驅逐明軍,也不能如南北韓般走上獨立之路。而是被中國武力「征服」。

最近網上有人翻譯了一百年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宣言,這位西藏傳統政教領袖對藏中關係的看法顯示西藏獨立自主的立場,以及改革舊西藏的願望︰

「……往昔成吉思汗和俺达汗等蒙古时代,以及中国明朝历代帝王时期、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与满清皇帝,西藏与中国乃植基于施主和僧侣间的供施关系,数年以 前,中国川、滇当局竭力使我们的领土殖民化,借口维持贸易市场治安,派遣大量军队入藏,因此我率同部属离开拉萨,至印藏边境,希望以电报使北京了解,西藏与中国间是施主与僧侣的供施关系,而非一方臣属于另一方的隶属关系,因为汉兵紧随而来,要不论死活地抓捕我,我除越境入印以外别无选择。……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吏,在征税或执法期间,应尽公正诚信之责,使政府获益亦不使人民受损。西藏政府派驻阿里三围及康区等遥远地区的一些无知官员,强迫高价摊派商品,非法征调超额的人力畜役,以轻微违法为借口,没收房屋土地,断人肢体等,从而使人民不堪骚扰而难以安身立命,对此类不顾因果报应,毫无道理的行为和刑罚,从今以后一律禁止,务使其绝迹。

四、我们西藏是天然资源丰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国家进步的一个独立的宗教小国。目前,对文武工作的严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卫之武备正在建立之中,虽然由于征兵以及康区的交通沿线暂时将会面临一些困难,但考虑到过去中国不是主人而却欲霸占西藏的历史,大家不仅要自觉主动、千方百计地实现自主自治,保家守土,而且,凡东西南北边界地区的哨所要常备不懈地防备外人奸细入境。如果出现任何细微可疑之处,都要随时通过宗溪(县或庄园)的驿站报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松或 因小事而引发大的冲突。

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旷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奋者也欲开荒耕种,但因一些官员贪渎作梗,地主自己不能开荒耕种,却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用,此种从根本上损害地方发展的恶习除了损己害人以外没有任何好处。从今往后,凡是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许贫穷勤奋之家庭自主开荒耕种,或种植果树蔬菜等,政府、贵族或寺院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加以阻拦。新开垦的土地免税三年,三年后根据面积、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缴纳租税,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和地主获税租之利。……」(轉自看不見的西藏)

而中國對西藏施加的武力,並非始自一九五零年,清末川滇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趙爾豐,就曾經大開殺戒。唯色在她的博文「國家主義者宣揚的英雄」寫過感想︰

「……据记载,赵尔丰先是“剿办巴塘七沟村,搜杀藏民达数百人,尸体抛入金沙江,而且将其中的七个暴动首领,剜心沥血”。随即将“乡城桑披寺、巴塘丁林寺无端焚毁,将寺内佛像铜器,改铸铜元,经书抛弃厕内,护佛绫罗彩衣,均被军人缠足。惨杀无辜,不知凡几。以致四方逃窜者,流离颠沛,无家可归”。

美国的基督教神父史德文医生,上世纪初到藏东巴塘行医、传教,在日记中记载,赵尔丰的军队把藏人僧侣与百姓,放进寺院煮茶的大锅里活活煮熟至死,然后喂狗吃。有的人被四肢捆绑于牦牛之间,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有的人被泼洒滚烫的油,给活活烫死。

这样一个不但杀人如麻、且以同化的方式毁灭藏人文化的刽子手,却被中国官方评价极高。西藏自治区党委外宣局官员马菁林就说:“在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中,作为具体实施者的赵尔丰,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而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1950年代对藏人的屠杀,适用于2008年对藏人的屠杀。」

而汪暉把清朝的血腥鎮壓,歸咎於英國人︰

「……英国对西藏的入侵既导致了西藏的离心倾向,又引发了清朝政府对于西藏进行直接控制的努力……1908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则在平定了康区叛乱之后,在川边(西康)一带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这些“新政”措施不但严重脱离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而且“带有较为深厚的满汉大民族主义色彩”。[36] 为平息和应付藏人对“新政”的抵触和反抗,1910年,清廷派协统钟颖率军纪极差的2000川军进驻拉萨,直接导致了达赖的第二次出走; 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至拉萨,迅速触发了驻藏清军的内讧和哗变,他们恃武力抢劫寺院、商店,甚至屠杀藏人,激发了藏人对汉人的仇视和反抗情绪。1912年,在清朝灭亡的背景下,经尼泊尔人的调解,所有清朝驻藏官员和清军被驱逐回内地,清朝对西藏的统治系统至此彻底瓦解。」

他在《西藏問題》一書,對趙爾豐的對西藏人的清洗,乾脆說成對英國人入侵西藏的回應,完全沒有西藏人的身影。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出版了一本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其中把赵尔丰对藏人的血腥同化很技巧地归结为一种“回应”:“1908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则在平定了康区叛乱之后,在川边(西康)一带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需要说明的是:‘新政’是为了回应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支配而产生的回应措施。”……」(唯色︰「國家主義者宣揚的英雄」)

中共不是把晚清描寫成腐敗無能黑暗的國度嗎?為何一提到「民族問題」,便把一個晚清官員的種族清洗行為說成順應了歷史發展必然的規律。為何以解放世界受壓迫人民的共產主義者,要繼承大清帝國透過侵略得來的國土?而汪暉更把清官的殘酷,美化為「’新政’是為了回應英國殖民主義的入侵和支配而產生的回應措施。」就是看不到西藏人作為主體的存在。

公平的說,汪暉的文章有描述西藏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如何看待中國︰

「……清朝与西藏关系的上述双重变化与西藏上层的离心倾向是相辅相成的。1912年,尚未回到西藏的十三世达赖下达“驱汉令”说:“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送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汉人官吏军队进藏,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苟残恶毒,于斯为极……自示以后,……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37]所谓“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王,建立新国”的说法,将“驱汉”行动的合法性建立在新型的、亦即民族主义的“承认的政治”之上。在回到西藏二十天后,他又向他的官员和属民发布了一个单方面拥有统治权的声明,将西藏与明朝、清朝以宗教和朝贡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模式界定为“供施关系”。这一供施关系的界定事实上建立在严分汉藏的种族要素和建立“新国”的民族主义要素的基础之上。如果将这两个要素与1912年发生的外蒙宣告独立和1913年1月签订的《蒙藏协定》联系起来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以追求“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蒙藏协定》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仰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

但汪暉把西藏的「離心」,歸咎於英國人勢力進入西藏和南亞。為甚麼是「離心」,而不是西藏人的民族自覺?為甚麼只歸咎於殖民、帝國主義?那麼越南、南北韓、外蒙古又如何?這是否天朝心態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包裝成先進的學術語言?所謂「區域民族自治,一體多元」,所謂「民族平等合作」,事前其他民族有否在平等基礎上參與討論和制定機制?西藏的十七條是在中共解放軍兵臨城下,西藏統治階層被迫簽訂的城下之盟。

即使十七條如何「寬鬆」,也是不平等條約,即使中共這幾十年對西藏如何投入,如何改善西藏人的生活,它還是一個外來政權。即使舊西藏如何「黑暗落後」,它基本上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政治實體,正如即使阿富汗是如何「黑暗落後」,是「前現代」社會,它的主權/民族自主仍必須受尊重,否則,為何一九七九年,中共要聯同美國,極力反對蘇聯應內戰一方的當地共產黨「邀請」進入阿富汗,說蘇聯侵略阿富汗,要聯同美國和西方國家杯葛八零年的莫斯科奧運?

這種以「先進」壓「落後」,以「革命」之命進行的外族統治,注定受到扺抗。中共要強加其意旨,加快「改造」西藏,搞它那套激烈的土改,令很多西藏人不滿。中共可以歸咎於這些西藏人受上層精英、僧侶、「農奴主」唆擺。但為何大部分西藏人情願聽從「萬惡」的舊西藏「統治集團」的話,而不聽從「解放者」的話呢?

在西藏人與中國人缺乏互信的氛圍底下,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的中下層官員及廣大民眾因為認定十四世達賴喇嘛會被中國軍隊綁架,極力阻止他前往中國駐藏軍營觀看表演,最終達賴喇嘛決定出走印度。

當然,這樣說並非抹殺西藏內部有改革聲音,汪暉文章提到的第一代革命者平措汪杰,就是少數「醒覺」的藏人的代表。灰記曾在此博客提過他,有興趣者請看「淚火」。

這位藏人中共黨員曾接受中共認可的美國藏學家戈爾斯坦不同時期的訪問,口述他的革命經歷,由戈爾斯坦寫成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零四年出版。最近由香港大學出版中文版,名為《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

不知道汪暉有否看過這本書,是否知道平汪(平措汪杰的簡稱)曾經坐了十八年的寃獄?灰記以為,閱讀平汪這類仍在體制內的藏人的自省至為重要,因為他們如能說出真話,更能有說服力地突顯西藏人的主體性。不過,汪暉的文章無意這樣做。

平汪在年青時曾希望建立與中共平等地位的西藏共產黨,當然這種行為被舊西藏統治者認為是叛亂,但在後來中共「中華民族大一統」觀念,也是分裂罪行。不過,他的理想在中共未取得大陸政權前,已「屈服」於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及現實。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少數藏族黨員。從此一生陷於藏漢矛盾夾縫中。

平汪五十年代曾跟達賴喇嘛交往,當時中共為了安撫這位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選」他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邀請他們到北京訪問。毛澤東甚至親自到他下塌的地方和他見面傾談,而平汪這位當時中共藏族最高級幹部,則負責陪伴達賴喇嘛。

平汪對當時只有十九歲的達賴喇嘛有正面印象,認為這位西藏年輕統治者有改革意願,雙方談得很投契。可惜,中國的「左傾」冒進風氣越來越嚴重也好,中共的大漢沙文主義越來越嚴重也好。中共在四川的藏區推行的急速改革遭到極大反抗,很多人逃到西藏,藏漢的矛盾日深,最終釀成一九五九年的「騷亂」(中共的觀點),或曰起義(西藏人的觀點)。達賴喇嘛及西藏政府高層,以至萬計西藏人流亡印度。

與此同時,平汪因多次建言要照顧藏人的思想感情,不要過急推行改革。在他心中,西藏的改革要來自西藏內部,來自藏人的「覺醒」,而不是由中共主導。而生活在一個十分「傳統」社會,西藏人要改變固有的觀念是漫長的互相說服/教育過程,但中共急於透過改革控制西藏,自然聽不進他的諍言。他因此得罪了一些中共官員,被隔離審查,最終坐牢十八年。

他提到作為「少數民族」,自己對民族問題很有興趣,看了很多馬克思和列寧,以至史太林講民族問題的書。而其中一本列寧講民族自決權的書(根據列寧的民族自決原則,西藏人有權自由加入或退出中國),居然成為他的罪狀之一。他慨嘆道,在聲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家裡,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看馬克思主義書籍,竟也不被容許,何等荒謬。

平汪同很多中共幹部一樣,七十年代末被釋放,然後恢復名譽。他沒有脫離中共,但依然為西藏人的福祉發聲,在中共大一統套話下,平汪更關注民族平等的問題。例如他零四年開始,直至零八年,四次去信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促請他注意西藏問題。他沒有跟從中共妖魔化達賴喇嘛的主旋律,反而多次讚揚達賴喇嘛不尋求獨立,只尋求名副其實自治的中間道路,符合中國的利益,希望胡錦濤和溫家寶盡快跟達賴喇嘛會面,因為儘管他是中共黨員,但和很多西藏人一樣,知道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獨一無二的地位。他借用中國漢族異議作家王力雄(唯色的丈夫)的文章《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鎖匙》,不斷為達賴喇嘛返國吶喊。

零八年西藏發生起義/「騷亂」之後,他再寫信給胡錦濤,當中提到︰

「……對佛教徒來說,達賴喇嘛凝聚西藏佛教精神的核心,絕對神聖,不容任何身、口、意上的褻瀆。這是家傳戶曉的常識。……今天,誰也不得違憲違法地剝奪藏人的信教自由,卻又強迫藏人,尤其眾僧去『揭批』,甚至惡毒攻擊達賴喇嘛,這種自相矛盾,令人費解的言行,在廣大藏族僧侶群眾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上,會引起何種反應和各種連鎖的後果難道還不一清二楚嗎?…..連穿著袈裟的僧眾也上街遊行示威,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死。凡此種種,說穿了,皆因就連在內地各寺廟都不能做、也不曾做過的那套,卻又任性地在敏感而多事的藏區,以各種各樣的行政干預、輕率地出動軍警等極大壓力下,沒完沒了地強迫批評和反對達賴喇嘛而引起。……」

同是體制內的人,因為平措汪杰是說真話的西藏人,顯示了對同族人的真誠關懷及藏人主體性,這是懂得引用平措汪杰,卻選擇性地聆聽平措汪杰的汪暉所缺乏的。灰記不相信汪暉不知道平汪所說,西藏人對尊者達賴喇嘛的推崇,以及中共強迫西藏人背叛他們的尊者,強迫他們接受反宗教的「愛國教育」等一系列倒行逆施。但在整篇文章,看不到中共的暴政,一切歸歸咎於「後政治、市場化」,幾乎凡是中央的政策,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政策,都是高瞻遠觸,「百萬農奴翻身」是革命的合法性基礎 ,只提有西藏人懷念毛主席,不提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由於不承認西藏人的主體性,在「呼籲」尊重民族差異之同時,並沒有把西藏危機看成民族問題,身份認同問題,而是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不過,零八年的事件發生後,在加拿大的藏人學者茨仁夏加接受New Left Review訪問時,有不同的分析︰

「……但我認為示威主要不是因為經濟不平等或藏人感到利益受損。我認為這是為了保衛民族身份認同而起。北京當局理解八十年代發生的抗議活動,不單是宗教問題,而是西藏『分裂』問題。當時接手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採取一切措施鎮壓任何被認為有『分裂』可能的活動,甚至要求說藏語的權利都被理解為狹獈民族主義及分裂主義。當局質疑每個西藏人的忠誠,每個藏人都被認為可疑。反『分裂』運動亦變成鎮壓黨內異議聲音的藉口,任何不同意政府政令的人都被打成「分裂主義者」。但這政策自食其果,中國當局變得不知如何分辯反政府的活躍份子及普通平民。政府與廣大藏族平民出現巨大鴻溝,其結果是令藏人團結起來。如果只針對寺院,情況不至於如此。事實上,對比八十年代,最近的示威表達強烈而統一的民族主義情緒……

西藏人其中一個最大的怨憤是不滿中國當局把任何西藏民族身份認同看成分裂主義。政府總認為,如果容許任何文化/民族自主,必然導致分裂。政府必須有所放鬆。在西藏,任何報章雜誌以至音樂的發行都受嚴格控制,而在中國其他地方有越來越多獨立的出版社。……」

汪暉不承認自胡錦濤以來對西藏的強硬政策,只突出「優待少數民族」的政府政策,遇上現代化/市場化的所引發的問題,對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幫助有限。今年三月,茨仁夏加就西藏人開始加劇的自焚潮描述了一個「雙輸」的局面︰

「……无论藏人抗议者继续采取何种可怖行动,让中国当局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都极为渺茫。在威权体制下,抗争和镇压的循环往复是政权僵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再者,藏人的抗议也不会在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中留下印记。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也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借用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的说法就是,暴力和恐怖可以“用于未开化的人群”因为“他们没有主权国家。”[注3] 藏人的死亡并没有带来震惊,只是再次确定了他们的野蛮。这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学者熊坤新的言外之意,他在官方报纸《环球时报》中说:“地理和历史因素让那里的藏族人民更好斗。”……

藏人中有种感受,就是当前政权下不可能出现改变,因为现在看来政府已决意发展经济、开采资源,同时实施镇压。在政府眼中,僧尼的生活与现代中国格格不入,在经济上无生产力,又拒绝适应当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市场和消费会解救每个人。因为政府免除少数民族实行一胎制的优惠政策与他们不相干,他们的生活就否定了政府的生命权力(biopower),他们因此就要受到监视和特别管教,以确保其主观意识向政府意志屈服。如同一位僧人曾向我描述的那样,政府的诸多管教束缚之徒劳,就好像陶工要造无底的花瓶一样。在其他所有问题的背后,皆是这种“不可能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感受。这种“不可能”就是今日西藏自焚事件的根源。」(茨仁夏加:抗议语言的转变 )

而要為這個「雙輸局面」負主要責任的是那個外來的、僵化的威權體制,因為它看不到人民,以及民族的主體性。而正如茨仁夏加所言,中國沒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只有體制內和被打壓的異議聲音,汪暉之所以看不到西藏人的主體性,是否因為身在威權體制內的「不由自主」?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