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溫柔」對抗「仇恨」霸道操作機器？

人大法委會主任喬曉陽近日「粉墨登場」，走到深圳召見那些唯唯是諾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做了一場大「騷」，說甚麼「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又說候選人要由推選委員會全體多數選出，完全扭曲普及而平等的普選定義。港府政務官鄧忍光欲整治的港台嬉笑怒罵節目《頭條新聞》，繼續發揮「反叛」角色，利用港產片《神探朱古力》的片段，把片中已故演員喬宏比作喬曉陽，而喬宏在戲中飾演警方高層，指揮著許冠文等部下，電影片段與喬曉陽深圳「做大戲」的新聞片段互相穿插，製造荒謬感。

喬曉陽秉承中共官僚「以我為主」、「橫行霸道」的作風，談笑風生下，說話充滿「刀光劍影」，一邊說一七年會落實特首普選，一邊說港人如不就「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達成共識，不能展開政改諮詢。中共這種港人司空見慣的「打橫嚟」作風，越來越讓人感到不恥。本來啟動政改的三步曲已經被人大強行增加至五步曲，但好歹都是香港這邊先啟動，現在喬曉陽已經完全不顧「一國兩制」這塊「招牌」，公然踐踏香港特區的「自主」，怎不叫人憤怒。灰記在這裏也忍不住要譴責這個中共「黑臉」(相信隨著中共在政治上的收緊，已不大需要政治「白臉」了)。

不過，令灰記更憤怒是那群唯唯是諾的建制派議員，以及梁振英政權。當中共官僚公然破壞一國兩制，公然矮化香港自治，他們沒有半點勇氣反駁，捍衛一下香港特區的尊嚴。梁振英這個中共同路人，連實施限奶令(先不說此政策合理與否)的香港內部事務，也要事前尋求王光亞的「體諒」，固然不能期望他為香港自治發聲，那群建制派議員也樂於與五十年代被中共整治得貼貼服服的內地「民主黨派」看齊，當中共的應聲蟲，還以有份參加深圳會面，當傳話而人沾沾自喜，一幅政治群醜圖。

再者，明明是中共要建制派議員陪同做「騷」，那個喬曉陽還假腥腥地說多謝民建聯主席譚耀宗邀請來參加座談，而那個譚耀宗只懂陪笑，這種大陸式的官場虛偽，真令人沒話說。幸而有《頭條新聞》的加工，突顯這群「小丑」與「大丑」的肉麻戲。特別那個譚耀宗的「少數服從多數」(指推選委員會提名特首)，被重複剪接，加強其荒謬感。是的，「少數服從多數」經常被中共、港府和建制派利用來合理化他們的霸權。但香港好歹有一半直選議席是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歷來都是「泛民」獲大多數選民支持，而這亦是中共不願開放普選的根本原因，即是不能由他們控制不了的人佔多數，更不能讓他們控制不了的人當特首。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又是另一塊遮羞布，掩蓋小圈子推選委員會，以至功能組別缺乏代表性的事實。

繼喬曉陽，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又登場表演，預料都是與先前喬曉陽的講話互相呼應。不排除有更高級的中共官員在「適當」時候要來講話，打擊港人的民主和普選意欲。灰記在此博客不只講了一次，面對中共專制主義，港人要麼移民尋找保險，但這並非大多數普羅市民選擇得起；要麼遵從中共定下的「愛國愛港」定義，即「擁護中國共產黨」，甘心當眼不見為乾淨的順民。而還有丁點意自由意志及民主理想的人，不抗爭已屬不可能。當然，抗爭的程度及方法多樣，但經過十多年的教訓，不管民間團體也好，「泛民」也好，「群眾」也好，能否做到求同存異、相互支援，而不是輕易被分化，將是能否持久抗爭的關鍵。

此時此刻，灰記想起一些長者的故事，他們的故事是否全面不得而知，但都指向一個結論，中共是製造「仇恨」的恐怖主義者。經歷過抗戰和內戰的長者說，中共統治的恐怖氣氛最甚，土改和肅反那種肅殺，連狗也不敢吠，雞也不敢鳴，一片死寂。未經審判的「階級敵人」，被胡亂推出殺害，死者無數，有的屍體懸掛門上。利用「群眾」批鬥「階級敵人」更是無日無之。這種紅色恐怖，到今天為止，中共以及一些「馬列主義」者依然覺得是「革命」的必要手段，依然覺得流血是必須的。就是因為這種仇恨操作未被徹底清算，六十多年後，中共官員雖然西裝畢挺，生活「資產階級化」，中共治下的中國城市雖然現代化建築林立，「市場濟」表象到處可見，但到了「關鍵時刻」，那種誰是「階級敵人」/「顛覆國家政權」/「對抗中央」/「反中亂港」，誰是「愛國愛港群眾」的操作，那些猙獰面目會蜂擁出現。香港忽然出現那麼多「愛護香港」、「關懷青少年」的組織，並非偶然。

發起「佔領中環」的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強調「和平與愛」，希望以「溫柔」消解「仇恨」。面對已逞「刀光劍影」的中共，以及其幫閒港府，這是否阿Q精神，灰記不敢說。灰記只覺以「仇恨」解放「全人類」的哲學與恐怖主義無異，後遺症有目共睹。而面對龐大的「仇恨」操作機器，是否仍然堅持「和平與愛」，將是重大考驗。

宗教與政治的雜思

在香港一佛教書局發現這本「奇書」。《雪域境外流亡記》是美國作家John F. Avedon撰寫，大陸學者尹建新翻譯成中文，西藏人民出版社於1988年3月在西藏拉薩公開出版發行。此書在拉薩發行之後，立即被搶購一空。一時間，書中的內容成為拉薩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據了解，在拉薩的西藏大學，幾乎所有學生都讀過這本書。許多學生說，他們從這本書中，不僅了解西藏難民的流亡生活，而且對藏民族的現代史有了新的了解。

然而，此書公開發行不久，忽然又被當局強令停止發行，並通知收回已售出的版本。當局在一份停止發行和收回已出售版本的緊急通知中說，此書的公開發行是由於「工作中的失誤」造成的。不過，這項緊急通知發出不久，就有幾本流失到『雪域以外』了。……」(此書再版前言)。 而台灣版的出版人鄭振煌在「台灣版前言」寫道︰「……身為佛教徒，我們比較關心宗教的層面。但一如其他人類活動，宗教也受到政治相當程度的影響。探討西藏佛教的源起、演進與內涵，除了要研究它的人文與地理背景以外，更必須認識它的政治脈動，尤其是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達賴喇嘛。……」

灰記不假思索，馬上買下這出版了二十二年的書，看著看著，又想起宗教與政治的難捨難棄。 人是宗教動物，也是政治動物？灰記沒有宗教信仰，但也不像一些「馬列主義」者/共產黨人般把宗教看成「精神的鴉片」，否定「精神的存在」。事實上，七、八十年代在拉美「盛行」的「解放神學」，一些神職人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則，為基層窮人請命，甚至拿起槍桿子與獨裁政權抗爭，是現代宗教與政治「配合」的一個例子。

這些神職人員可能看到他們的宗教與馬克思主義一些共通的地方，例如關懷弱小、公平公義的原則，甚至不惜為此付出生命。好像最近當選的教宗方濟各，來自阿根廷的樞機主教貝戈格里奧，被批評在七十年代阿根廷右翼獨裁年代，沒有出面保護一些被獨裁政權迫害的神職人員，為公義發聲，甚至見死不救。不過，他的妹妹為兄長辯護說，他在背後做了很多工作，面對獨裁政權，有些事愛莫能助。此事亦反映宗教之不能逃避政治，或政治之不能擺脫宗教。 甚而有不少神父批評梵蒂岡腐敗，不同派系為利益而爭鬥不已，期望新教宗方濟，以其樸素的作風，關懷弱小的情懷，改革一下這個古老的institution。這也可算是「宗教的政治」吧！

此外，令灰記感興趣是梵蒂岡選出新教宗後，中國發表聲明，除了祝賀當選的新教宗，也同時要求梵蒂岡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再次證實宗教與政治的關係。 不過，當西方社會遏力把以往政教合一的體制，改變成政教分離，即宗教的歸宗教，政治歸政治的現代社會模式(當然宗教的政治影響力依然存在，例如美國某些州份右翼基督徒的勢力仍大)。「馬列主義」政權卻把宗教看成威脅政權的洪水猛獸，監管及打壓獨立於政權的宗教活動不在話下，但如此一來，反而賦予宗教新的生命力。

以前東歐「共產」國家波蘭為例，當地工人於七、八十年代組成獨立的團結工會，抗衡國家機器，波蘭軍政府鎮壓工會活動，但當地傳統天主教會為工會分子和人民，提供「避難所」和精神慰藉。特別1978年，波蘭樞機主教華迪卡成為教宗保祿二世，更為波蘭人對抗「共產」軍事政權打下宗教的強心針。最終宗教「戰勝」政治，不受歡迎的「共產」軍事政權最終要妥協，讓路給民選政府，政治再歸政治，宗教再歸宗教。

中國共產黨做得比東歐「共產」政權更徹底，就是中式「政教合一」，由中共透過「愛國教會」操控宗教事務。無論佛教組織，基督徒組織「三自愛國教會」，以至「天主教愛國會」都受宗教局「關照」，而宗教局則是中共統戰部的一個部門，而這些組織的高層根本就是中共幹部/共產黨員。當然這些效忠政權多於宗教的所謂神職人員，與一度信仰「解放神學」，對抗本國右翼獨裁政權的拉美神職人員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多為了「升官發財」，為了狹隘的「國家政權利益」，毫無普世宗教理想與情操，後者本可躲在教堂逃避醜惡的政治現實，卻為了普世人類的理想而走上街頭，甚至送命。

無論如何，中國政府要求梵蒂岡不要干涉中國內部事務，正如中國的憲法一樣，都是極具誤導性的。中國憲法訂明，中國人民有言論、信仰及出版自由。既然人民有信仰自由，為何要有一個聽命於中共統戰部的「天主教愛國會」？傳統天主教和世界很多古老宗教和文明一樣，發展至今天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不足為奇，你可以批評它保守，甚至批評它腐敗，但梵蒂岡是全球天主教徒的「天然」領導機構，是不爭的事實，沒有梵蒂岡就沒有天主教。 再說，要改革天主教，要改革梵蒂岡(新教宗方濟各也呼籲改革梵蒂岡)，是天主教徒的份內事，不容世俗政權干預。如果把中國天主教徒及神職人員自願「效忠」梵蒂岡，說成梵蒂岡干預中國內地事務，是極其荒謬的事。

更荒謬之處是中共硬要包辦宗教，強加天主教徒以至基督教徒「愛國」之名，迫令中國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聽命中共而非嚮往梵蒂岡。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無他，現今世界，絕少宗教可以強迫人信仰它，一些極端宗教組織和神權國家例外。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願者上釣」。當然，一些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以至一些拉美國家的天主教傳統仍深厚(美國、德國、荷蘭、北歐等國家則盛行新教)，教會學校盛行，宗教課可能是必修科，但正如新教宗呼籲神職人員要引導信眾「回歸」屬靈的世界，否則天主教會便只淪為慈善機構，說明西方社會日漸世俗化，宗教傳統受到衝擊。而天主教領導們能做的，只有繼續改革自己的宗教，期望挽回天主教徒的信心。

今時今日沒有人會想到回到中世紀強迫信教的年代。 本來，西方這個「無神論」趨勢對中共而言是好事，但中共對此仍不放心，無他，原來由於中共的統治意識型態失效，愈來愈多中國人反而尋求西方宗教的慰藉，這在習慣了獨裁專制的中共眼中是危險的訊號，加強對宗教的操控也變成維穩的操作之一了。 但中共始終不願明白，信仰不能強迫，信天主教的人，心一定在基督聖經，一定在梵蒂岡，不會在「天主教愛國會」，特別現今網絡資訊發達，不能禁絕，中共不可能完全封鎖梵蒂岡，而把中國天主教徒「洗腦」成以為天主教由「天主教愛國會」創立吧。中共這樣做，只會令有堅定信仰的天主教徒對政權更「離心離德」，更走向地下。因此中共越是要求中式「政教合一」，真正而不是為了吃官方宗教飯的教徒和神職人員，只會對政權越來越疏離，甚至反感。歷史的殉道故事不絕，如果宗教/政治壓迫持續，往後殉道的故事也不會停止。

該回到那本《雪域境外流亡記》了。這本講述西藏被中國侵佔後，西藏的變化，以至西藏人反抗與流亡的「奇書」，當中西藏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佔有重要的篇幅。書本從同情西藏人的角度出發，但也沒有忌諱西藏的「落後」，十四達賴喇嘛未親攻時，舊政府高層僧侶的權力鬥爭所引發的內鬥，以至拉薩的西藏政權不信任康巴人，不能團結不同地區的藏人，令部分藏人投向中共等。

正如天主教文明，古老的西藏佛教政教文明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要改革都是西藏人的事，而不是外來殖民者的事。事實上，今時今日流亡西藏社區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誘導下，已經進行了不少改革，如達賴喇嘛不再擔任政治領袖，流亡政府由民選產生等，都是境外西藏人所作的努力。

灰記之所說這是一本奇書，是因為這本講述西藏人在異族統治下的苦難的書，竟然短暫時間可以在中共治下的西藏出版發行。八八年這書「曇花一現」，西藏人起來抗議中共的統治，特別對宗教的迫害。八九年初被調統治西藏的胡錦濤「大開殺戒」，血腥鎮壓藏人的抗議，比「六四」屠殺早一些。 中共企圖把這個原來政教合一，宗教和宗教領袖在人民心中有特殊地位的國家，「改造」成政治指揮一切，僧侶也要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自治區」。

但經過五十多年，反而年輕一代，受漢化教育的一代「離心」更重。08年3月10日因為中共鎮壓寺院僧人紀念59年3月10日的起義，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在中共的宣傳機器下，只有西藏人對漢人的暴力行為)。由09年開始，以年輕為主的自焚潮開始，12年後尤為激烈，至今過百人自焚，在在說明中共以政治壓宗教的惡果。

八十年代，中共在胡耀邦做當家時，西藏曾出現較寛鬆局面，但在中共強硬者眼中，胡耀邦的寛鬆政策造成西藏宗教熱的回潮。《雪域境外流亡記》的作者在「再版前言」說，「至於為何這本中譯本原來只準備『內部發行，供高級幹部、有關研究人員參考』(見編後)，出版後卻在拉薩公開發行、出售，隨後又停止發行，強令收回已售出版本，其內幕我們無從知道。不過，這些令人眼花撩亂、不可捉摸的變化，不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當局在西藏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困境嗎？」

中共的這個「困境」，受直接影響的還是那些受統治的藏人。如果說自焚者的心聲有一定的代表性，西藏人目前最關注的是沒有宗教自由，僧侶受迫害，他們的尊者達賴喇嘛不能回到西藏。但在以政治壓宗教，充滿控制欲的中共專制者及其附庸眼中，無論是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是真正的自治，都是不能接受的「失控」情況，關心香港真正自治的人應該領略得到。 這與其說是中共的困境，倒不如說是人民的悲哀。不過超過一百一十六名西藏人，以「宗教殉道」的方式，作出了勇敢而痛苦的「示範」，為了西藏的自由不惜犧牲，這些主要來自境內的抗議行動，觸動愈來愈多西藏人，也令世俗功利的香港，少有宗教問題但自治前景堪輿的香港，愈來愈多人關注西藏今天的政治和宗教「困局」。

港台不必愛，支持港台員工捍衛言論自由

獨媒照片

港台被整肅，或曰「陰乾」，擾攘多時。政務官鄧忍光年多前以外行人入主港台後，似大力執行政治任務，最終令部分節目員工及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不滿，近日爆出鄧忍光粗暴干預節目內容，並要求施永遠承擔部分政治任務等，引起社會關注。

三月十五日，港台員工與鄧忍光開大會後，鄧忍光、施永遠及工會主席麥麗貞分別接受大批傳媒採訪。鄧忍光除了比之前在立法會收歛了一點，並為令員工感到不安表示歉意，但一再否認執行政治任務及打壓新聞自由。施永遠則繼續明言他和一些同事都感受到政治壓力，並說立法會或政府成立有傳召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很願意作供，進一步透露打壓的內情(公民黨已表示會提出成立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台事件)。他進一步表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只是為了保障自己說話負上法律責任，也是保障鄧忍光，因為未必是他對，可能他也有錯，最重要是陽光下大家暢所欲言，由公眾及委員會評斷。麥麗貞則透露員工很多激烈的質詢，鄧忍光的解釋未能釋除疑慮，雙方對話變成各自表示，部分員工仍深表不滿。

鄧忍光涉嫌打壓港台員工及干預新聞自由，近幾日已傳媒多作報道，灰記只舉兩例，可反映這位政務官如何輕看新聞自由，以及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第一空凳事件。事緣反國教運動期間，《城市論壇》曾希望邀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出席節目。據其監製謝志峰接受傳媒訪問時指，當節目製作人員致電有關新聞官口頭提出要求時，新聞官表示兩人都不會出席節目。謝說很想他們出席，於是著製作人員正式以電郵邀約兩人出席，兩人沒有回應，即沒有正式拒絕出席。於是謝決定在節目進行時放上有兩人名字的空凳，希望觀眾知道曾邀請兩位負責處理國教事件的主要人物。而鄧忍光則在立法會指員工對空凳事件有三個前後矛盾的解釋。

灰記覺得空凳很有抗議味道，抗議如此重大事件，有關的最高層官員不願出席節目面對傳媒及向公眾進一步交待及接受質詢。作為傳媒一份子，灰記覺得如此做實無可厚非，甚至認為有GUTS，因為很多官員面對敏感議題都是縮頭烏龜，不肯接受採訪或出席論壇節目作詳細交待及接受質詢。官員如此做是很不負責任的行為，亦反映他們只把傳媒作為宣傳工具，即是只能讓他們正面宣傳政策，任何有爭議性的政策或負面的事情都逃避向公眾解釋清楚，或當面接受質詢及批評。

而作為政務官的鄧忍光，心態和很多官員一樣，其他傳媒對官員不客氣也罷，港台作為政府部門竟然「作反」，簡直不可「饒恕」。灰記亦不排除鄧忍光受壓力，要向《城市論壇》的空凳大興問罪之師。無他，反國教事件不但令中共不滿，亦令梁振英政府面目無光，負責推行的吳克儉更成為笑柄。在政府如此「不堪」的情況下，《城市論壇》還要「落井下石」，令吳克儉及胡紅玉尷尬。於是在電郵上寫關注此舉令缺席者尷尬。相信若不是因為主要官員不願出席被放空凳，鄧忍光不會如此「上心」，但灰記也相信，如果不是因為主要執行官員在如此重大事件缺席，也不會放空凳。換言之，政務官鄧忍光心中只有高官的榮辱，沒有公眾知情權及港台作為準公共傳媒的言論自由(放空凳抗議是傳言論自由一部分，是否令缺席官員尷尬無關痛癢。在很多民主社會官員被批評被侮辱司空見慣。鄧這種心態根本不適合做傳媒人，不能勝任港台總編輯。

至於鄧忍光稱沒有說過「令官員尷尬」這幾個字，而電郵亦只寫了缺席者，但正如工會主席麥麗貞所言，這是梁振英式語言偽術，概鄧要大興問罪之師，就是覺得空凳令吳克儉這位「尊貴」高官及胡紅玉這位「尊貴」行會成員不爽。

第二是希特拉事件。新一輯《頭條新聞》曾考慮模仿網上流行的《希特拉最後十二夜》人物，最終沒有這樣做。其實網上利用希特拉最後十二夜》片段惡搞多次，其中一次是以連希特拉也不能停止訂閱有線電視，諷刺訂戶如要停止訂閱有線電視是不可能的事，另一次是以連希特拉也買不起樓，諷刺地產霸權，證明利用希特拉諷刺時弊，不一定令人聯想納粹的滅絕人性行為，更不是違反甚麼國際慣常做法，反映這位政務官的無知。而最令灰記震驚的是他要製作人員「思想交待」，令人聯想大陸共產黨要向黨交心的作風。在在都反映鄧忍光是一個徹頭徹尾執行上級意旨的官員，因為梁振英遠比曾蔭權更接近共產黨作風，更敵視新聞自由，這位年青希望上位的官員，加倍落力在所難免。

而根據有份一起構思節目的《頭條新聞》主持吳志森在《陽光時務週刊》的文章，構思希特拉角色只是「靈光一閃」，他本人亦認為「角色很難發揮，而且都是負面人物」，最終大家同意改為利用西遊記人物諷刺時弊。豈料只因為監製曾在鄧忍光主持的編輯會議提過希特拉的初步構思(而當時鄧差不多毫無反應，只著製作團隊小心處理)，後來卻被鄧忍光發電郵追究這被放棄的構思，更上升至「國際關壑、猶太人反怠、以色列抗議等」的高度，譴責施永遠把關不力，質問構思來源，要製作團隊一步一步交代「思想過程」。(見《陽光時務週刊》「施永遠拒執行『政治任務』被降職 港台恐成無公信力的爛攤子」)
只綜合以上兩點，作為作風強硬，只知高官榮辱的政務官鄧忍光，作為對傳媒運作及新聞專業無知的鄧忍光，繼續擔任廣播處長只會令香港電台繼續「沉淪」，淪為名副其實的官台。

除了鄧忍光缺乏傳媒專業操守及觸角，其誠信亦備受質疑，除了被懷疑仿傚梁振英利用語言偽術作不盡不實的陳述，還傳出他擅自修改會議文件，可能觸犯公務員守則。《信報》金針集寫道︰

「……本版同文紀曉風早前披露，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被處長鄧忍光要求「孭啲政治任務」，又揭出鄧忍光曾批評《城市論壇》放空凳事件令官員尷尬，以及要求下屬交代構思新一輯《頭條新聞》的「思想過程」，而最新的一個「其身不正」之罪名，就是涉嫌篡改會議紀錄。紀曉風提到『港台策劃小組曾討論是否需檢討《製作人員守則》對空凳做法的規範，會後未有一致意見，但後來會議紀錄通傳予總監級以上人員，與會者卻發現，明明對修改《守則》未有定案，但會議紀錄竟寫成『會議同意』修改《守則》，禁止再放空凳」。筆者分析，若鄧忍光所作所為屬實，即表示他公然違反《公務員守則》，實屬專業失德。《公務員守則》清楚列明，「公務員必須據實闡述事情和相關事宜，如有錯誤，須盡快更正。』現在鄧忍光先是涉嫌未有「據實闡述事情」，把會議上未有定案的結論，寫成「會議同意」修改《守則》，此為不盡不實。再者，若然這是錯誤，他沒有「盡快更正」之餘，亦沒有向公眾清楚解釋，雖然他曾企圖為事件解畫，但亦不是正面回應多個指控，只是帶大家遊花園，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有關行為是否屬實，此其一。其二，《公務員守則》指出：「公務員必須按政府政策和程序行事，並須為其履行公職時作出的決定和行動，以及公共資源的運用負責。」鄧忍光沒有按政府的程序，如實報告會議情況，涉嫌篡改會議紀錄，亦沒有為其作出的行為作澄清或解釋，此為不負責任也。……」

換言之，若一切屬實(部分已由其被曝光的電郵證實，如關注受訪者尷尬)，鄧忍光是否適合繼續擔任廣播處長，以至公務員，惹人關注。正路是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正如施永遠所言，對鄧忍光也是公道的做法。而灰記相信如在西方先進社會發生如此荒旦的事，當地議會必定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事件。但香港畸形的政制，畸形的議會，即建制派在較低代表性下佔議會多數議席，註定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會因為泛民屬少數而被否決。

灰記對這群建制/保皇議員搖頭。無他，港台是否受政治干預，關係公營廣播是否運作正常，是關乎公眾利益的重大事故，必須查個水流石出。如果建制議員相信鄧忍光是無辜的，正路是贊成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傳召有關人士作供，找出真相，還鄧忍光一個清白。但偏偏他們總會想出十萬個不合理的「理由」拒絕如此做。在很多關乎公眾利益的事件，這些建制議員都拒絕尋求真相，因此，灰記只能猜測，建制/保皇議員明知要追究到底的話，通常是政府一方理虧。

facebook上有人發起「我愛港台，編輯自主」、「我愛港台，新聞自由」、「不要鄧忍光」的行動。灰記以為，愛港台大可不必，但要求鄧忍光下台/離開港台，支持公共廣播，捍衛言論自由則屬份內事。而整治港台，打壓言論自由則是中共插手香港內部事務的重點之一。因此，灰記雖不愛港台，但港台是否被整被「陰乾」，借用施永遠三月十五日的發言，關乎香港「核心價值」是否進一步受損，聲援堅持言論自由的港台員工是應有之義。

面對政權流氓

跟隨採訪香港社運人士楊匡「探望」被軟禁劉霞的港媒記者，被長期駐守劉霞居住小區的便衣人員粗暴對待及毆打，引起港人公憤。而最新消息是，楊匡一度被公安帶走，據稱曾被毆打。把人軟禁在家，把到探望別人的人帶走，是很多左右翼專制獨裁政權的流氓行為。

香港記者在內地探訪被粗暴對待已不是第一次，但這次那些不明來歷的人拳打腳踢，無線電視攝影師倒地後仍向他的頭部踢，隨時會造成腦部嚴重受傷，甚或死亡。在編採部的同事們看到電視畫面，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同事說「有冇搞錯，呢個係乜嘢世界」。

沒有搞錯，這事發生在「盛世」的中國首都北京，發生在聲稱要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共，其花瓶議會，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香港的傳媒機構，包括記者協會、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被打攝影師所屬的無線電視，都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除了表示憤慨及不能接受外，還要求有關方面徹查及涉事者賠償。一些在開會的港區人代亦紛紛表態表示不滿。不過，平日爭取每一個機會「抽水」邀功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沒有即時出來說話，特首辦在記者追問下才發聲書面聲明，表示關注及會了解事件。

灰記多心，懷疑梁振英這個疑似地下黨員仍在揣摩北京的風向，不排除他遲點會出來「抽水」，就如去年內地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很多港人齊聲譴責，到中聯辦抗議，然後有諸如劉夢熊等的政協發言表示關注，最終令中共不得不下令湖南當局再調查，並由香港中聯辦的官員煞有介事出來宣布，那時梁振英便出來「抽水」，說自己的感受跟香港人一樣，肉麻之至。那次其實沒有人要求梁振英發言，因為畢竟這是大陸政府的「內部事務」。但這次是香港記者受襲，梁振英以至特區政府有關官員不第一時間出來表達關注，很說不過去。

梁振英這邊廂不敢為港人/港記權利發聲，那邊廂，同樣是疑似地下黨員的馬逢國，與田北辰那些港區人代「抽水」討好港人不同，說香港記者採訪要入鄉隨俗，明顯是替大陸當局說話。退一萬步說，即使香港記者這次採訪不符合大陸規定，是否就要遭受暴力對待？馬逢國的說話流露他與中共思維一胍相承，十分可恥。

當然，即使表達了關注，甚至憤慨，最終很可能不了了之。中共「責成」湖南當局「徹查」李旺陽被自殺，最終還不是說李旺陽自殺。那些在酒店監控李旺陽的人員，很可能「錯手殺人」的人，沒有受到法律制裁。這次香港記者受粗暴對待及攝影師被毆也將會如此，涉事的人亦會「消遙法外」。

其實當區公安及隨後到場的兩會新聞辦人員的所作所為，已令人看出端倪。無線電記者鄭詩婷致電報警，公安到場沒有制止那些便衣人員的行為，只是要求記者出示記者證，然後涉嫌打人的便衣人員施施然回到小區。然後記者要求立案，公安只要求記者到公安局，當記者抗議為何那些便衣人員不一起回公安局，公安也沒有理會。而記者到公安局後一度被沒收記者證。而有線記者後來欲到現場了解，被在場的兩會新聞辦人員推撞及沒收採訪證。看來公安旨在針對香港記者採訪。

無他，由因為劉曉波以言入罪，其太太劉霞被非法軟禁開始，這一「維穩」操作本身就是無法無天的行為。那些便衣人員也罷，不明來歷的人也罷，都是中共維穩機器的一部分。而根據有被監視和軟禁經歷的胡佳在twitter說，「香港无线新闻截图中有带头冲击殴打香港记者的便衣样貌，此人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国保支队，常驻于羊坊店派出所。今年34岁。其上司叫宋爱欣，是刘霞案专管」，反駁了梁振英其後指打人的是保安不是公安的說話。

中共長期違法軟禁劉霞(以及其他異議人士)是極不光采的事，偏偏香港人楊匡及幾位內地維權人士「不識趣」要探望劉霞，並「成功」在劉居住的小區高聲向劉霞表達慰問，中共的維穩機器自然腦羞成怒。第二天這位楊匡不罷手，聲言要到小區正式申請看望劉霞，還帶記者一同前往，不是再去揭中共的瘡疤嗎？負責監視軟禁劉霞的那幫便衣「受的壓力」可想而之，於是作出極粗暴的舉動，發洩發洩不在話下。

要知道，一個公然以暴力軟禁公民的政權，不會文明到那裏，耍流氓一點不出奇。而那些「不明來歷」的人，與公安局，甚至那個新聞辦人員，都是同一鼻子出氣，都是國家/維穩機器的一部分，要他們秉公辦事簡真就是笑話。再者，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也罷，無線電視也罷，那些港區人代政協也罷，當中聯辦、港澳辦來一句請大家以大局為重，不要再鬧下去，他們會繼續堅持嗎？他們有太多利益要考慮，不會為了原則力爭到底。再說，內地公安、便衣人員粗暴對待，甚至毆打記者已經不止一次，有那一次逞兇者受到過懲處呢？根據中共的思維，懲處逞兇者不就承認軟禁劉霞錯誤嗎？

當然，灰記這樣說並非要香港人見怪不怪，在這個「不文明」地方採訪感到越來越不安全，是很多記者的共識。短期內，抗議聲援受襲記者會陸續有來，但發生事故的地點是中共地頭，他們只要採拖字訣，事情會不了了之。但灰記也看到中共流氓行為的「正面價值」，就是讓越來越多香港人清醒，這個國家由這樣的一個政黨，這樣的一群流氓(那群便衣是流氓，下令軟禁劉霞的中共高層更是流氓)統治，是甚麼一回事，這個國家由這樣的一個政黨，這樣的一群流氓統治，「愛國愛港」、「盛世和中華民族復興」是甚麼一回事。至於會否嚇怕更多香港人，這是另一話題。

「愛國愛港」是獨裁專制的遮羞布，公民抗命是港人的最後出路

京官又提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基地。這次說話的是預料會接任政協主席的俞正聲。他具體說了甚麼？包括「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香港有沒有人顛覆？有呀。跑到大陸來說三道四，姑且不論，動作不斷，這就違反法律了。」；「如果出現與中央政府對立的力量，離心離德的力量在香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不好。」；「你實行搞動作，那是違憲的也是違法的，所以在香港確保有個愛國愛港的力量，在澳門確保有個愛國愛澳力量執政是一件大事。」；「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這是改善香港人生活、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件大事」等。

香港主流傳媒對俞正聲的說話都以顯著篇幅報道。最「反叛」的《蘋果日報》以「說舉龍獅旗是搞顛覆 俞正聲硬姿態恐嚇港人」作標題；特首小圈子選舉時挺唐反梁的《信報》以「普選特首在前 籲建制派團結 俞正聲︰港不能成顛覆大陸橋頭堡」為題；而貌似中立，適當時刻歸邊的《明報》則寫上「政治局俞正聲論普選特首 抗中央者執政不利香港」。這三份具代表性的報章的標題相當具「啟示性」，尤其《信報》的「籲建制派團結」及《明報》的「抗中央者執政不利香港」，似乎在「迫在眉睫」的普選問題上，中共要香港建制陣營內各懷鬼胎的勢力站在同一陣線，對付可能「奪權」的「泛民」。不但如此，還向全港市民發出「警告」，不能「搞對抗」。而這兩份報紙似亦心領神會，才作出如此「配合」的標題。

不過，對真正民主自治有期望的香港人，則會對俞正聲的恐嚇感到不耐煩，甚至厭惡。因為無論舉龍獅旗也好、實行真正普選也好，都是《基本法》的承諾及保障，都是香港人的公民權利。明明是香港人合法的權利，包括舉龍獅旗的表達自由，包括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最終政治權利，中共官員為何總是要如此竭斯底理的反應？

說穿了又是專制主義思維作祟，包括不能容忍人民自由的選擇，以及反對的聲音。正如不甘寂寞，經常發言酸溜溜的港共老人吳康民替俞正聲「解畫」，「警告」香港人要「識做」，說甚麼中央從來都掌握特首的任命權，即使有普選，亦不是「任我們選什麼人也可」，「如果選出中央不滿意的、不聽話的、反共反華的人，中央不會允許，選出來亦無效」，要香港人在普選前要有「思想準備」(《明報》)。這位老港共早前還說對香港落實普選感悲觀。他當然「悲觀」，他與任何中共同路人一樣，壓根兒不想人民有自由選擇。其實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精英心態與被他打倒的資產階級無異，就是把平民百姓看成「洪水猛獸」，要牢牢抓著政經操控權。因此，中港權貴，包括「地產霸權」，會為阻撓普選繼續合流。

除了精英和獨斷心態，中共已經沒有任何「道德感召」，沒有任何自信。如果有自信就應該相信香港人會「識做」，即使是自由選擇，也會選出他們心中的人選。一個只能靠經濟泡沫及維穩機器維繫，防民甚於防洪的政權，怎會放心讓人民選擇，特別是他們還未完全掌控的香港。換言之，中共不會履行承諾，17年特首的普選一定會設法篩走他們不喜歡的人，換言之，在中共、梁振英政權及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操控下，2017年不會有普選。

但作為對民主自由有期望的香港人，中共如此胡作非為，踐踏自己制訂的《基本法》，自己作過的承諾，怎能就此罷休。因此，溫和法學者戴耀廷早前提出「佔領中環」/堵路爭普選，成了很多爭取盡早落實普選熱烈討論的議題，香港政府官員及建制派人物近日亦頻頻表態反對，近日頻頻曝光講解其理念的戴耀廷亦暗示受「隱晦」的威脅，他在網台D100接受訪問時說，「我係感到好辛苦，用番林鄭講法，現時係度日如年。…總之我係感覺到有啲工作進行緊，喺背後進行緊，可能有啲黑材料同抹黑會出現。」「我情緒係複雜的，一定有驚。…但我覺得正義的就會去做，無論結果係點，希望可以爭取香港有真普選。」(摘自《蘋果》)

當然，爭取普選並非戴耀廷一人的責任，任何相信民主自由的人都需要有承擔。戴耀廷的貢獻是以法律學者身份，拋出一個公民抗命，即為了爭取民主改革，不惜以身試法，甚至為此而承擔後果的建議，打破「泛民」主流的「溫和理性」的框框，「功德無量」。至於有人批評他建議的方法屬書生之見，有很多行不通的地方，這是次要的，因為在蘊釀階段，任何參與者都可以完善豐富「佔領中環」行動。關鍵還是自命民主的人，不要執著自己的一套，在爭取「普世意義」的民主制度上「求同存異」，而不是「唯我最真」。

灰記當然不會天真至希望「泛民」能夠從此「冰釋前嫌」，也不寄望「泛民」可以扮演「領導」角色，但「泛民」作為香港一鼓政治勢力及在議會有一定角色，在爭取民主的事業上仍然有一定作用。就以民主黨和何俊仁為例，不少社會「激進」人士都對民主黨願意參與感到不放心，有人甚至陰謀地看民主黨參與只會在適當時候「出賣」民主。誠然，灰記對民主黨在「五區公投」時的表現感到失望，總覺得他們太過依戀議席。但畢竟民主黨仍有一定支持者，而它的支持者不乏是真心相信民主的人。套用中共統戰術語，他們仍然是可以爭取過來的政治力量。特別如果大家認為這次爭普選是「關鍵一戰」，則力量越大越好。

而該黨前主席何俊仁最近的表態亦值得欣賞。他與戴耀廷一起接受《香港獨立媒體》特約記者訪問時，回應長毛梁國雄建議他辭去超級區議會議席，啟動公投時說「『唏，我議員個位根本唔重要，辭職是微不足道』，更形容現已是『決戰時刻』，沒什麼好跟中央傾」。何俊仁並表示會參與堵路︰「今次我哋被捕的話，唔會打官司，亦唔會求情…我預了很多人會進監獄，很多人會失去專業資格。教緊書的人…」「我們的決心好清楚的。所以，為什麼我年初三那天（2月12日）對記者說，會燒區旗犯法抗命：燒區旗係無得唔判我入獄的，你一定要罰我。燒一次唔罰，燒到你罰為止」「政府現在還以為我們是『大』佢。我在立法會上已經好清楚，對住政制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好冷靜平和地說：呢件事係會發生嘅。黃碧雲都說了會參加：『至多咪唔教書囉』。我哋今次唔會急流勇退、上一上就縮」。

為何有此轉變？「與上次討論2012年過渡方案不同，那時還有空間去討論怎樣過渡。今次的是人大已答應了，香港2017會有普選產生的特首，這是中國最權威的機構作出的莊嚴承諾，如果這也是謊言，我們不可能不決裂。上次談政改時還有好多爭論，當時未到決裂的時刻，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空間。」

「他承認，政黨有包袱，因此以個人身份參加最好，『我只是公民的一份子，今次是大是大非』，參與必須超越黨派利益。」

不知道民主黨內有多少人有何俊仁的想法，但無論如何，這次民主黨有人對「激進」爭取民主方式，作出善意回應，始終是進步。不過，這只是初步，公民抗命爭普選最終會發展成怎樣，會否因為一些頭面人物或團體爭奪主導權，或被中方提出一些「甜頭」而運動最終弄至四分五裂？暫時仍言之過早。而正正由於「民主陣營」這邊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整合者，反而更需要參與者的成熟與承擔。這點自命民主人士的各位，包括灰記都將受考驗。

回到京官的口術，灰記情願解讀為中共的為色厲內荏。不管如何，關鍵還是多少香港人能顯示不合作及公民抗命的決心，這種決心不但可直面中共的恫嚇，更可為內地的抗爭運動作出「示範」，即俞正聲所說「顛覆大陸的橋頭堡」。借用何俊仁的說話，「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空間」，在中共眼中，只要是決心投入爭取香港民主自由，爭取雙普選，而不是乖乖接受中共任何安排的人，都會成為中共心目中的顛覆分子，只要是決心投入爭取香港民主自由，爭取雙普選的人，一定不會甘於建制派持的議會的例牌程序，不甘於再循規蹈矩的等待，公民抗命是唯一選擇。

至於甚麼「愛國愛港」，這只是中共及港共用來繼續獨裁專制的遮羞布，早就應該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