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誠的問題

輔仁媒體上載

這兩天對關注中國人士最轟動的新聞,應該是陳光誠逃出山東的消息。這位失明維權人士曾被莫須有監禁四年,兩年前「獲釋」後被非法禁錮在家。為了令陳光誠與外界斷絕接足,陳光誠的家鄉山東臨沂東師古村,兩年來成了「生人勿必近」的地方。外來車輛/人士禁止進入東師古村,不但如此,企圖走近者一定被毆打和驅趕。去年曾有近百網民組織探訪團,希望看望被禁錮在家的陳光誠,結果被村政府指派的人毆打驅逐。臨沂東師古村果真成了無法無天,只有村幹部說了算的「蠻荒」地帶?

香港主流電視媒體以有線的報道最顯著和詳盡,其次應是Now。至於兩個免費電視台,則作「冷處理」或不處理,果真是「和諧一號」及「和諧二號」了。「熱血」的有線記者到東師古村,希望了解其家人的情況,當然不得要領。她在facebook上留言︰「到了東師古村,沒法想象陳光誠是如何逃出來的。村子是監獄、布滿了無法無天、無人性的仆街。由黑夜到天亮時,太陽出來了,我們說不怕,道理在我們這裡,陽光照著我。我始終相信有些人會不得善終。小妹不才,進不了村,沒法了解更多,陳光誠的家人依然在裡面,肯定會受很多苦,大家請持續關注他們。」

是的,最熱烈的報道和討論,其實是在網上,facebook和twitter對陳光誠及與其有關人物的關注,可再次用舖天蓋地來形容。而實際上是網上最先傳出消息,主流媒體才跟進。如同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等,互聯網已成了取得中國消息的最快速的途徑。

陳光誠這位自學法律的失明人士,為自己,為殘疾人士及鄉親維權,包括上訪揭露地方政府違法徵稅;狀告北京地鐵公司因他沒有證件不能享殘疾人士優惠違法,獲勝訴;他和太太曾希望組織全國性的殘疾人士志願組織,結果不成功;最後他因為希望循法律途徑,為那些被強迫絕育、墮胎,乃至因超生被抓捕,被強罪巨款的婦女及其親人維權。最終於零五年在北京被山東公安綁走,禁錮在家,受暴力虐待。不少維權人士和律師欲到臨了解情況,提供援助,都遭暴力襲擊。零六年陳光誠在家中被帶走,「失蹤」了一段時間。陳光誠同很多維權人士一樣,希望透過法律為自己為他人維權,最終臨沂沂南法院,以「故意破壞財物罪和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

陳光誠的遭遇,與眾多維權人士類似,都是被這個連自己所定的法律也踐踏的政府,連同暴力的國家機器長期虐待。但這位維權勇士,仍然寄望溫家寶,希望這位口口聲政治改革,口口聲依法治國的總理徹查臨沂政府濫權暴行。他利用視頻公開向溫家寶提出三個要求︰

第一︰「依法嚴懲罪犯」

「……對這件事情您親自過問,指派調查組展開徹底調查實真相,對於是誰下命令,命令縣公安、黨政幹部其它十人到我家裡入室搶打加傷害,而且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續,沒有一個人穿制服,打傷了不讓就醫,誰做出的這樣的決定,要展開徹底調查,並依法作出處理,」他在視頻中訴說自己和太太被村幹部多次毒打,一次太太連續被群毆數小時,弄至手臂重傷,眼角骨折。甚至年邁的母親也被毒打。而對他家的封鎖監視更可說是達到瘋狂地步。「……家裡有一個組,我家外面一個組,家外面一個組就是分散在我家周圍,四個角上,路上,再往外就是以我家為中心,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從我家向四面八方不斷的分散開來,一直到村口,最嚴重的時候一直到鄰村,在鄰村的橋上,也坐著七八個人,然後這些不法幹部,利用手中權利,命令鄰村的干部在那陪著,然後還有過來的一批人開著車不斷的巡邏,在巡邏的範圍可達我村以外5公里甚至還要多,那這樣的層層的看守,在我村里最少有七八層,而且把我們村周圍所有進村的路口都編上號,據我所知我這編成28號路,到時候他們上班的時候,誰誰到28號路,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草木皆兵啊,據我所知,參與對我實施迫害的光縣公安、刑警,以及縣、雙后鎮黨鎮幹部就有90-100人左右……」

第二︰「依法保障家人安全」

「我雖然自由了,但我的擔心隨之而來,因為我的家人、我的母親、我的愛人、我的孩子還在他們魔爪之中,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對他們實施這種迫害,可能因為我的離開,他們會對他們實施瘋狂的報復,這種報復可能會更加的肆無忌彈……」除了毒打,村鎮幹部還「從去年7月29號斷電一直到12月14號才給恢復,從去年2月份不讓我進出買菜,讓我們生活極度困難,所以我對此非常感謝網友不斷的關注,加大關注力度,以了解他們的安全情況,以了解他們中國政府本著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的角度去保證我們家人的安全,否則他們的安全沒有保障,如果我的家人出任何的問題,我都會持續的追討下去! ! !」

胡佳與陳光誠(曾金燕上載)

事實上,陳光誠於4月22日逃亡後,他的哥哥陳光福及姪兒陳可貴被人入侵家中,他們以刀還擊,斬傷來人,陳光福現已被帶走,姪兒則被追捕。有份協助陳光誠逃亡的兩位人士,南京網友「珍珠」何培蓉,於南京被失蹤,北京學者郭玉閃亦被失蹤。曾於陳光誠自由後與他見面的胡佳被帶走問話。而胡佳曾接受記者訪問,說陳光誠現應在北京美國大使館。

對一些「左傾」人士而言,很多中國維權/異議人士,對美國都「推崇備至」,不少最終都會流亡美國。他們會批評經濟環境好、身份較特殊的艾未未是美國/西方的竉兒。但陳光誠是基層出身的維權人士,他們就轉為說美國利用陳光向中國討便宜,欺負中國。灰記雖自命左傾,也對美國霸權多所批評,卻從不會被這些狹隘民族主義(其實是黨國主義)所迷惑。灰記覺得持此種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根本問題是中共不守自己訂下的「國法」,利用赤祼的權力/暴力去欺負維權百姓。在中國人維權問題上,美國是否欺負中共,不關灰記事,不關中國百姓事,更可況美國所做的只是「收容」一位「走投無路」的人。持「美國欺負論」的人,為甚麼不反思一下,偌大的中國,為何竟容不下幾個維權/異議人士,要動用龐大國家機器鎮壓?陳光誠等所做的一切,到底有那些被美國利用來欺負中國?

第三︰「依法懲處腐敗」

「這裡面有大量的腐敗,我記得(去年)八月份,他們在對我進行文革式的批鬥的時候,曾經說“你還在視頻裡說花了三千多萬,你知不知道這三千多萬是08年的數字了,現在兩個三千多萬都不止了,你知道吧?就這還不包括到北京到上層賄賂官員的錢!你有本事你在網絡上說吧!”他們當時曾經說過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過來人說“我們才拿多少點錢,大頭都讓人家給剝盡了”這的確是他們發財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據我所知,鄉里剝掉的錢都到組長的手裡,每僱一個人一天是100塊錢,那麼這些組長再去找人的時候,就明確的告訴他,說是一天100塊錢的工資,但我一天只給你90,那10塊是我的,那麼在當地每天勞動一天也只有五六十塊錢,做這樣的事情又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勞動,又很安全,又一天三頓管著吃,他們當然都願意幹,90塊錢也願意幹,可是這一個組20多個人對組長來講一天就是200多塊的收入,那這個腐敗是何等的厲害!另外據我所知,我在關押期間,他們把土地拿出來全部種上菜,然後種點食用菜的時候,他們自己買自己賣謀取利益,這些事情民眾都知道,一點兒沒有辦法。

據我所知,維穩經費,他們有一次告訴我,縣里一次性就能給鄉里撥幾百萬,而且他們說“我們能拿多少點,大頭都讓人家拿了,我們頂多就喝點湯”。可見這裡面的腐敗是何等的嚴峻,這種金錢、權利是何等的被亂用,因此對這種腐敗行為要求溫總理調查處理,我們老百姓納稅的錢不能就這樣白白的讓地方的不法幹部拿去害人,去害我們黨的形象,他在做這些所有的見不得人的事情的時候,都是打著黨的旗號在做的,都說黨讓你做的!

溫總理, 這一切不法的行為,很多人都不解,究竟是地方黨委幹部違法亂紀、胡作非為?還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不久就應該給民眾一個明確的答覆,如果咱們對此展開徹查,把事實真相告訴公眾,那麼,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您繼續這樣不理不睬,你想民眾會怎麼想?」

陳光誠說到了核心問題。中共為了不願進行政治改革,那怕是「依法行事」的一點改革也不願做,因為制度性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上層大貪,基層小貪。所以只能用大量維穩經費,即武力與收買來穩定政權。其實陳光誠逃亡後發生的何培容在南京被失蹤,胡佳、曾金燕在北京被帶走問話,已證明這並非並非地方黨委幹部違法亂紀,而是跨省的集團式互相包庇。灰記也不相信溫家寶一直不知道陳光誠的事,只是他中共高層在窩裡鬥,怎會有空去理會一個「小小」陳光誠的呼喊。

但正如吳國光在新世紀網所寫的「陳光誠比薄熙來更能考驗溫家寶」所言,中國底層社會的命運才最值得關注︰

「…… 民众的基本权利应该比高层的权力斗争更为重要。从温家宝近年的言论看,也根据中国政府一贯的宣示,陈光诚的问题应该比薄熙来的问题更能得到关注并得到解决。」

「……基层官员的为所欲为,是中国官民矛盾持续、急剧并严重恶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当务之急。这不是说高层领导没有责任,也不是说中国目前的权力制度不是问题,更不是说中国政治变革不需要宏观视野和宏大动作。恰恰相反,基层公共权力是所有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直接关乎每一个公民每日每时的生活的政治体现。"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根针"的问题,"千条线"怎么彩色、怎么编织、怎么"改革"、怎么"亲民",可以说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愿意再次呼吁中国那些具有开明思想、务实态度和变革意愿的各方面精英,包括政治领导人和自由知识分子,在你们讨论所谓"顶层设计"、"路线之争"、"文革还是改革"、"下一个十年"之类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分一些目光到基层事务上来,给底层民众多一些关注,最好能够把解决普通民众与那些每日每时介入他们生活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思考中国治理与变革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进步的症结,也许和薄熙来问题有关,但更多地在于解决陈光诚问题!」

最後,吳國光語重心長的向大大小小的基層官員呼籲︰「……要你们良心发现也许很难,我甚至也理解你们不得不为政府的恶政而作恶的苦衷,但是,也请想一想你们自己的命运――被逼急的民众一旦挥刀,首先面对你们的头颅,而不是你们背后的什么国家政策和"维稳"大计。官员再多,多不过民众;稍高层次的官员可以调离、升迁,他们的家人甚至已经移民国外,而整个恶政的后果一旦结算,你们将无可逃避地是民众愤怒的箭靶。我想你们也都看到过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在清算旧政权的过程中,国民党高官转身成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继续高举庙堂,而国军的排长、连长们和各地的保长、甲长们,则纷纷被就地枪决。撇开对于这种举动的道德评说,从今天官民矛盾的恶化想象当年的情景,我感觉比较容易能够理解那样的事态发展了。我不愿意看到历史重复这样的场景,我也相信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但是,无论愿意不愿意,我们却没有力量决定未来的发展。决定权在你们手中,在你们的领导手中。」

大家在為陳光誠「重獲自由」而喝采的時候,他所展現的問題依然令人窒息。

附錄︰艾曉明老師的「飛躍東師古」(自由光誠網)

 
 

湯家驊與「網絡23條」

人稱「網絡23條」的2011年版權條例修訂草案,將於五月九日二讀及三讀,通過的可能性頗高。網民及文化藝術界的一些人士齊聲反對,此事惹起公民黨議員湯家驊的一些不滿,暗示反對聲音為何不早點出來,待由他代表泛民與政府商討好,政府願意在泛民支持議案的前提下作出修訂之後,然後才齊聲反對。他說泛民,包括其所屬公民黨,原先都支持政府作出「讓步」,見群情洶湧,便紛紛轉軚,不支持議案,陷他於不義。

不過,民主黨發言人李華明則說沒有就政府的「讓步」表態,所以不存在轉態。工黨則說一直都反對法案二讀和三讀。究竟「泛民」是否真的有過共識,真是「羅生門」。

當談到自己與公民黨的「恩怨情仇」,湯家驊於4月26日晚於商台節目中飲泣,似很委屈。灰記覺得,把自己黨內矛盾訴諸公眾的做法並不可取。所謂結社自由者,就是自由的組合,如果覺得委屈就不要留在這個政黨。公開數落自己所屬的政黨,搏取同情,然後還說為了大局不退黨,這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公民黨的表現也是缺乏承擔,甚麼是並非不支持湯家驊的努力?如果真的是「授權」湯家驊跟政府商討,及認同商討結果就要出來承認,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如果覺得與湯家驊很難合作下去(過去湯在一些重大問題跟黨立場並不一致,如「五區公投」),就跟他割蓆可也,何必再拖拖拉拉。

至於市民是否突然關注?跟進的電台主持問他,可能早前關注的人並不知修訂詳情,看見修訂出來的建議並不理想,故提出反對。湯家驊則說,法案委員會會議是公開的,並非黑箱作業,關注版權法修訂的公眾可以留意這些會議。不錯,立法會會議是公開,理論上市民可以了解議員在議會的言行、表現。但他亦忽略了現實,絕大部分市民都要上班,並沒有多少人有時間去收看那些冗長沉悶的會議。

現在傳播訊息的途徑大致分兩大類,一是傳統傳媒,即報紙和電視,一是互聯網,而互聯網則更是年輕一代的資訊及言論世界。其實,政府於去年中提出此法案後,惹起網民及關注創作和表達自由人士的強烈反彈,群起反對。傳媒有報道,但並不算新聞熱點。反而網上的反對聲音是明顯和持續。譬如政府諮詢期內,便有網民發起一人一信反立法。所以湯家驊說,現在網民才反彈並非事實。其實,現在互聯網方便,政黨和議員均有自己的網站,公民黨也好,民主黨也好,如果真的想貼近民意,是否應該就議案諮詢市民的意見,把議案的審議進度定期告訴市民?

湯家驊這些「大狀」,其實有一種精英心態,覺得法律是他們的專長,一般民眾並不了解法例,由他們「把關」便足夠。灰記覺得他們應該改變這種心態,當然,講法律一般民眾不如他們般熟悉,但一些關乎大眾,特別牽涉「核心價值」的問題,就不能純粹從法律的技術層次去看問題,而要有政治識見。湯家驊叫得最響的是,泛民在議會是少數,政府在建制派的支持下,可以通過所有法例。既然現實是這樣,能說服政府把一條法例的傷害性減到最低,為何不這樣做?

這種講法理論上看似很合乎邏輯,但灰記會疑問,既然泛民並沒有足夠票數否決政府的議案,為何政府要買帳?猶記得零六年「竊聽」立法,賦予執法機關廣泛監聽權力。一如概往,在建制派簇擁下通過。當時泛民曾提出百多項修訂,第一大保皇黨民建聯的劉江華還口出狂言,說就是要令到泛民一條修訂也做不到。政府和親建制議員那種夠票就可以的橫蠻,真是嘆為觀止。

只有在民意極大反彈下,有議員在民意壓力下,支持政府的立場開始動搖時,才會作出真正讓步,甚至擱置立法。最近期例子是「替補機制」立法,林瑞麟不是一直都不肯讓步,說不需要諮詢嗎?最終十萬市民上街反對,一些親建制議員在民意壓力下轉軚,要求政府諮詢公眾,否則不會投贊成票。林瑞麟見議案不能強闖,才被迫押後及諮詢公眾。另一個經典例子當然是零三年基本法23條立法,當時葉劉淑儀不可一世的表現,不善忘的人應該記憶猶新。最後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對,要求擱置立法,董建華提出三個修訂,仍想強行立法。然後民間有人提出十萬人包圍立法會。最終自由黨轉軚不支持立法,董建華才被迫收回成命。

觀乎以往在涉及香港人自由和基本權利的法例,如果政府讓步,都是因為民意的強烈反彈,迫令一些親建制議員改變立場。這次為何政府會「體恤」泛民,而願意作出在湯家驊眼中,如此巨大的讓步? 灰記不想凡事「陰謀論」,就看看政府對修訂條例草案的這一個修訂,即執法機關須證明該侵權行為有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失」,是否如湯家驊所言,九成五以上的二次創作都可以避免入罪。即使九成五的創作是「安全」的,那百分之五可被判刑的創作呢?誰可預知自己的創作一定不被檢控?就是因為有這把刀,網民好,創作者好,為了避免遭檢控被判刑而不敢惡搞,所謂「寒蟬效應」,則是可預期的情況。

現在網民、創作人及關注言論自由者,對草案最不滿的地方主要為,建議日後不論以任何電子傳送技術方式,向公眾發放侵權作品(絕大部分的二次創作/惡搞都是「侵權」作品),都屬干犯刑事責任,最高刑罸為每件作品罸款5萬元及監禁4年。另外,還有修訂第118條,指任何人在未獲版權持有人特許下,傳播一些侵權物品,不理是否具牟利或商業用途,同屬犯罪。灰記雖不算網絡活躍分子,但也有上facebook,看過不少二次創作/惡搞及分享的活動,間中也會參與分享。早前特首「選舉」的惡搞便層出不窮,有網民認為最經典是把《桃姐》的電影海報中的葉德嫻和劉德華,改成范徐麗泰與唐英年。總之改圖,改歌詞,改影畫對白,及分享這些創作,已經成了網絡世界的常態。把這活動刑事化,當然大大打擊表達自由。

信報有關湯家驊觀點的爭議

而不少法律界人士並不認同湯家驊所說,如果加入執法機關須證明該侵權行為對版權持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失」,才算犯法,已經對網民及創作者有了九成五以上的保障。他們不覺得「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失」是很高的入罪門檻,無論改圖,特別是改歌詞,入罪機會相當高。因此,湯家驊憑甚麼向市民派定心丸?

一群音樂創作人於4月27日亦聯署「致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IFPI)、香港音像聯盟(HKRIA)及香港音樂出版人協會(MPA)的公開信」,裡面提到對草案「箝制言論自由、窒礙「二次創作」、和壓抑網上資訊流通等副作用」的憂慮。最重要是,他們提出公眾及持份者被諮詢的訴求︰「我們相信由於「草案」條文複雜,牽連甚廣,不應被倉促推上立法會表決。在釋除我們的疑慮之前,我們懇請你們遊說政府,暫緩二讀「草案」,再就「草案」向公眾及創作人作廣泛和高透明度的諮詢,以及積極研究在現有條文中,加入豁免所謂「戲仿或諷刺的二次創作」的刑責。」

連一些本應因版權條例修訂而受惠的創作人也對條例的影響發出呼聲,議員們和相關組織,實有必要重新考慮立法的影響,勿倉卒通過這條法例。

網民惡搞推條例的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馬德里上載)

而暫時握有立法會多數票的政府回應公眾的憂慮時,竟說法案通過後再諮詢公眾是否豁免二次創作,被部分文化藝術界人士譏為「大病者先吃藥後診症,違反常識」,這種「打死狗講價」的作風難以令人信服,亦不免令人懷疑政府把二次創作/分享刑事化的動機。熟悉知識產權法的學者潘國雄指,連新加坡政府也跟隨美國的做法,以「公平使用」原則來判定二次創作是否侵權。「美國法院有個原則,你可以抄人啲嘢,不過要加入創作元素,變成另一個創作,就唔構成侵權。」對於政府一直以跟隨普通法為由,拒絕參考美國做法(英國仍完成關於二次創作的諮詢,潘這樣回應︰」限制二次創作,由始至終都係香港版權法的基本缺憾。新加坡套法律一路抄英國,依家都夠膽跟美國,值得我哋深思。」(《蘋果日報》4月27日)連威權新加坡政府都跟隨世界潮流,不從法例去限制二次創作,為何香港要落後於形勢。況且,面對這個越來越被中共/中聯辦牽著鼻子走的政府,面對這個中共同路人的鷹派候任特首梁振英,會更容忍反政府聲音,立法後會忽然覺得需要「保護」二次創作嗎?

新民主同盟海報

雖然時日無多,一些政黨及團體發起反對行動。由民主黨分裂出來的新民主同盟發起遊行,於4月29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由金鐘海富中心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在宣言中指︰

「……其實現有的版權條例早已賦予版權持有人經由民事途徑對侵權行為提出控訴,對所有創作人已有足夠保障。因此是次修訂,將民事變成刑事,實際上並非為保障創作人或版權持有人,而是為「別有用心」的人提供多一??條途徑去「剝奪自由」,加強對港人的思想進行箝制。以「版權」之名扼殺言論、創作自由挪用、戲仿、在既定物件上重組,打開新的意義,是一種非常普及的創作手法,社交網絡的興起,亦促進了網民分享及發佈「惡搞」圖片及影像。澳洲和歐洲多數國家都明文容許以諷刺形式使用版權物品作二次創作,而北歐國家和美國做法相似,以不同程度的法定「公平使用」原則,保障以諷刺形式取用版權物品的權利……」

另外文化藝術界一些人士,發起反對通過《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聯署行動。短短一天已有千人聯署。他們的聲明中的第三及第四點,特別有意思︰

「3. 正視網絡文化,尊重知識分享。

 政府不應把版權持有人向公眾發佈權利延伸至任何(包括未來的)新電子傳送科技,例如「點對點 」(P to P)和社會性媒體(social media)等交流分享空間。 衍生、轉化、重組、上載分享已成為今天網絡分享文化重要一環,甚至已成生活的一部份。香港政府不能滯後世界潮流,應馬上重新保障「共享創意」 (CreativeCommons)、GNU通用公共授權條款等開放式版權授權條款的使用者,而不是傾斜保障財團及大型機構,以免成為人民之敵、國際笑話。

4. 重新建立更公平的版權條例修定

 創作本質不是要盡快拿取專利,獨享市場及權威, 創作本應是有關表達的自由、共享的價值,因此,版權條例不應單方面向版權持有人傾斜,修訂更不應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知識產權署閉門造車。應引入更廣泛的意見,包括藝術家、創作人、教育工作者、學者及文化工作者,以定立更公平的版權條例修定。」

香港太受經濟至上,商業利益這些意識型態的影響,覺得版權持有人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但如果創意和科學研究,是純然為了商業利益,而不是公眾的福祉,其實對普羅市民,特別沒錢消費的人是災難。現在很多跨國農業集團到處把人家農民的的耕作物,登記成專利,把這些原本來自上天的產物,任何人都應免於饑餓的產物,變成私有專利。令這些農民從大自然中生產作物也要付專利稅,造成農民的負擔及農作物價格的上升,受害是貧窮國家的農民及人民。另外,醫藥的專利壟斷利益,其實是令到很多人有病沒藥治療的元凶。藥廠為了壟斷利益,把專利藥品變成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譬如治癌藥物,譬如治愛滋品藥物。導致無貧窮國家的人民失救而死。

扯遠了。涉及文化藝術的創作,很多時為了分享,而不是純粹賺取利潤。但商業至上的思維,卻把任何屬於社會大眾的審美價值,變成用錢衡量的玩意。不去談一幅達芬奇,一幅畢加索的畫值多少錢,一些時裝品牌,不是走到非洲、中東以至中國、印度抄襲人家的傳統服飾、裝飾…,然後成了專利,不准別人抄襲。微軟電腦不是經常巧取豪奪別人的創意,成了自己的專利,而網上世界則有人此志不渝地為開放電腦應用程式,免費提供廣大網民應用而努力。

因此,反對《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雙重意義,第一反對政府手上多一把刀打壓言論自由,第二要重新肯定創作的社會性,不能單單把創作看成財團賺大錢的工具。只是,現在離立法死期只有兩星期,是否有足夠的群眾力量扭轉一些親建制議員的意向?

 
 

 

黃同志與梁同志

Benson Tsang 上載

灰記要為黃耀明「同志」喝采。facebook上瘋傳「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的現場照片,看過演唱會的好友,除了盛讚兒時偶像的歌藝和風采,也提到明哥表現出難得在香港娛樂圈一見的政治和社會意識。

「我不是地下黨的同志,我是同性戀者,gay佬。」明哥的出櫃宣言,更令好友非常感動。他的拍檔,歸依基督教的劉以達,沒有受基督教右派的狹隘思想影響,說「神愛同志,神也愛黃耀明。」而明哥上中學時,曾經是基督徒。

香港娛樂圈以至社會偽善,不用灰記多說。電影如有同性戀人物,不是被揶揄,醜化,便是被「可憐」的對象,很多時一廂情願的製造「攣變直」的虛假結局。至於社會層面,也不遑多讓,近年法例稍有進步,把男「同志」性行為非刑事化,但同性戀團體要求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家暴條例」,卻引起保守勢力大反撲,反映社會仍不能「平常心」看待同性戀,看待人類感情的「自然表達」,同性戀者仍被看成「病者」,需要「診治」。

雖說明哥有不少粉絲,有一定的「話語力量」,特別是在自己演唱會的「地頭」,可以暢所欲言。但畢竟他面對的主流社會由保守意識主導,出櫃的勇氣仍值得一讚。許是明哥的性小眾傾向,某程度能從「受壓迫者」的角度看事物,令他對主流社會的社教化,主流保守價值,有一定的批判。

灰記於九零年代初曾訪問達明一派,有機會跟明哥詳談,感覺他是香港娛樂圈少有具社會意識,對事物有自己一套堅實看法的人。還記得當時香港經濟熾熱,自信心爆棚,面對內陸,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覺得香港「天下無敵」;面對世界,香港人覺得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了不起,香港保留了傳統中國文化精粹,也是另一種「天下無敵」。

灰記一向對大香港主義,以至大中華主義都不以為然,當時便就這種現象詢問他的看法。他說在某一個地方成長,因而產生對這個地方的感情很自然。他特別舉三藩市為例,說如果我生長於三藩市,一定也會覺得這地方很可愛,很獨一無二,因為你一生人只有幾十年,在一個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當時他還未到三十歲),這種經驗是獨一無二,對這地方有別人所沒有的感情是可以理解。但把這種感情無限擴大,而產生自大、排外的意識則絕不可取。

於是,話題轉到種族偏見和排外,灰記一向反對港人的種族偏見,「黑鬼」、「阿差」、「賓妹賓佬」這些貶詞,覺得很刺耳,於是也討教明哥。明哥亦從「受壓迫者」的角度,看到種族/排外主義其實往往被統治者用來轉化矛盾,例如經濟不好,便把少數族裔/外來者擺上枱,說他們搶飯碗,搶福利等。

二十多年後,法例上可能有所改進,例如「種族歧視條例」終於也立了法,但社會的意識似乎並沒有多大進步,香港很多人以「愛香港之名」,對少數裔族、外傭、新移民、內地人肆意妖魔化,為政府削減他們的權益福利喝采,卻不理最大的權益和福利剝削者,是現存官商合謀的政經結構。二十多年後,踏入中年的明哥,反壓迫的,反主流保守意識熾熱的心,沒有消減。除了出櫃時,鏗鏘有大力的宣稱,廿一世紀的今天,自己愛誰,不需要別人批准外,也表達對中港政治的看法,與別不同。

Benson Tsang 上載

Benson Tsang 上載

梁振英感情上是否明哥的同志?感情上規行矩步,奉行一夫一妻,生兒育女的梁振英,大概是異性戀者。當然,根據佛洛依德的理論,人類初生時性傾向混沌、糢糊,異性戀是社教化的結果,所謂文明須一定程度的性壓抑,包括不同性傾向的壓抑,至於這些壓抑是否過份,就成為很多文學、藝術,以至反主流政治論述的課題。以梁振英的「感情表現」(如果有的話),大概也跟大部分主流社會人士一樣,走循規蹈矩的路,把初生時任何「混沌」的情感大力壓抑,走核心家庭道路,所以不會是明哥的同志。

現在要談的是梁振英是否政治上的同志。先看看他對一些民主自由和社會議題的表態和表現。梁振英暗示,即使2017年普選特首,提名門檻不能低,為中共操控特首選舉留定後路;梁振英為求提高自己民望,不惜利用排外民粹情緒,未上台在「雙非」孕婦問題上指手劃腳,妄顧行政程序及法治精神;基本法23條是威脅港人自由的惡法,梁振英強調有責任為23條立法,說它不是惡法,時機成熟會立法。後為了「競選」需要,改口為社會有共識會立法。無論如何,其立23條的態度,顯然比唐英年的態度積極很多。至於被問及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意見,梁竟認為下令「六四」屠殺的鄧小平應獲和平獎。縱觀言論強硬冷血的梁振英,絕不是明哥以至大部分自稱進步人士的同志。

Benson Tsang 上載

餘下的,便是其地下黨同志問題了。說來也荒誕,在中共主政的中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此一中共地下黨組織竟也遭遇出櫃與否的問題。在港英時代,在1949年前國共交惡,共產黨被迫害的年代,中共處於地下狀態可以理解。但今時今日,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依然神秘兮兮的處於地下狀態,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及對香港人來說,都是極不公平的事。

就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例,看他多次被追問是否地下黨員的表現,覺得他其實並不介意公開身份,只是要等「中央的命令」。又例如被前地下黨員梁慕嫻親自證實黨員身份的葉國華(曾任董建華的特別顧問),亦曾對沈旭輝說,是否公開身份,將來由「中央定奪」。

因此,中共地下同志,與性傾向「同志」雖然都有出櫃的問題,但性質很不相同。前者是缺乏人本精神的組織紀律,上頭一日不願香港地下黨曝光,即使這位黨員如何想出櫃,如何覺得當共產黨員是光榮的事,也不能向香港市民表白心跡。而後者純粹因為社會的偏見及壓力,包括家人的不體諒,而要隱藏自己的感情世界,是「弱勢」社群生存的無奈。

相比之下,中共強權在收回香港後,為了方便操控香港,仍然以欺騙手法,隱瞞實際上已經滲入政府高層以至社會各階層的地下黨勢力,不斷蠶食香港的一制。再看今時今日的中共,對人民,特別香港人民仍抱敵我觀念,喜歡自上而下黑箱操作,肆意踐踏黨員人格,其反人民性質是何等的嚴重。

Benson Tsang 上載

因此,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一日不向香港人開誠布公,地下黨員一日不出櫃,接受香港人的監督,一日香港人對如梁振英、曾鈺成、xxx等的這類「同志」,只能抱疏離、懷疑,以至反對的態度(因為他們缺乏自由意志,無論中共政策如何不合理,如何倒行逆施,也要遵守執行)。

因此,黃同志的問號打得好,梁同志是中共的同志,不是我們的同志。

梁振英「零配額」、「不保證」的問題

香港現在算不算「亂世」?所謂「亂世出英雄」,傳統思維是否令梁振英可以一展「英雄」,或「梟雄」本色?

一個基本上失去「話事權」的曾蔭權政府,一個久不久出口術的梁振英準政府。政府政策「混亂」,政府向立法會爭取撥款,興建受爭議垃圾焚化爐議案,一些建制派議員,甚至個別泛民議員反對撥款的理由,竟是候任特首梁振英對焚化爐有保留,或未知環境局局長有否與下任特首就此問題溝通。而不是因為焚化爐污染空氣,影響市民健康,政府應著力搞好源頭減廢等,真是荒謬之極。

身為議員,理論上就是監督政府,「為民請命」,如果覺得焚化爐是必須,就要贊成撥款,到時候梁振英政府要改變政策,便是下任政府要處理的問題,而不是現在揣摩梁振英的心態。灰記亦對焚化爐有保留,覺得政府必須搞好源頭減廢,所以立法會否決撥款原來是好消息,但這些建制派議員,以至個別泛民議員的「揣摩上意」心態卻又是一個壞消息。

一些議員對這位候任特首的「恭順」,似配合整個社會對他的「喝采」。早前梁振英忽然「威武」,替私家醫院決定,2013年不接收「雙非」孕婦,並警告「雙非」父母,不保證「雙非」嬰兒出生後可取得香港身份證。據一個民意調查,訪問了千多人,超過八成支持他的言論。

「雙非」問題引發部分港人對內地人的不滿,其後更演變成「反蝗」行動,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激化。這些矛盾最突出的影像是專招待內地人的名牌店涉歧視港人,被示烕者包圍;一些內地人的「缺德」行為被曝光;內地孕婦闖急症室,一些本地孕婦要睡在走廊等。其後,曾蔭權除呼籲香港社會多點包容。這一點,灰記不會因人廢言,覺得他的說話恰當,至少希望為矛盾降溫。反而這位候任特首梁振英,早前處心積慮要選特首時,不理自己行政會議召集人身份,經常跟政府唱反調,以討好市民,但在中港人民矛盾的問題上卻「失語」,原來是有「後着」。

本來曾蔭權政府已跟內地政府商討堵截闖關的「雙非」孕婦,廣東省政府亦承諾大力打擊非法中介人。本地法庭甚至重判一位中介人教唆罪入獄。「反蝗」的支持者,如文化導師陳雲還對記者說,如果不作出「反蝗」論,不「罵娘」,中港政府不會有行動,覺得「反蝗」策略成功。亦即是說,現在「雙非」衝急症室問題已經得到正視。

「反蝗」爭議期間,已有不少論者提過,其實成功闖急症室的「雙非」孕婦去年一千一左右,而三萬個來港產子的「雙非」孕婦都是經合法預約的,需要付出三萬多,以至十多萬的費用,並非霸佔床位和服務。灰記亦在「理性的多餘」討論過這問題。根據醫管局的數據,公私醫院的分娩病床有約七、八萬張,本地每年有約四、五萬孕婦分娩,還有三萬多個床位。大部分本地孕婦都在公立醫院分娩,她們確受到「雙非」問題的影響。而醫管局在社會壓力下,由07年有一萬個「雙非」預約,減至去年的三千四。但醫管局強調,公立醫院優先服務本地居民,而看來公立醫院絕大部分病床是服務本地孕婦。反而不少妻子是內地人的香港人,不滿要跟「雙非」一起排隊爭那餘下的三千多個配額。這是另一須處理的社會問題。

近年政府減少對公營醫療的承擔,令公營醫療人手減少及質素下降。曾蔭權政府提出醫療產業,又說研究搞醫療保險,「鼓勵」更多市民用私院服務。這些所謂改革,對基層當然不利,一般中產也未必負擔得起高昂的私院費用,所以越來越多市民希望政府加強對公營服務的投入,這是後話。但既然政府要把醫療產業化,鼓勵拓展私營服務,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私院希望多些客源十分自然。所以近年不少內地人來香港享受私院服務,是醫療產業化的必然結果。

當然,私院用地是政府以優惠價錢批出,須先服務本地市民。因此,要削減「雙非」孕婦在私院的配額(公院現只剩三千多個),關鍵是否佔用了本地孕婦在私院的床位,令本地孕婦不能在私院分娩。「雙非」每年佔用多少私院原應優先服務本地孕婦的床位,這些都很容易找出數據。但現在一句「雙非」零配額,即私院由2013年起,只准服務本地孕婦,是否要推翻曾蔭權政府的醫療產業政策?為甚麼私院其他服務又不拒絕內地人呢?邏輯在那裡?

看梁振英的醫療政綱,「公私營雙軌發展‧不論貧富‧病有所醫。檢討醫管局的管理及人事及工時制度、成本效益及服務水平;善用公私營醫療資源,研究外判服務,資助長期病患者在公私營醫療系統兩者之間選取服務。」其實沒有任何要改變政策的意思,連承諾加強公營服務也沒有。換言之,梁振英的說話,完全是要取悅那些反「雙非」的市民。但即使如此,是否要13年私院即時停收「雙非」孕婦,如果在沒有妨礙私院服務本地市民的大前提下,政府憑甚麼不准私院接收內地孕婦?

問題去到梁振英的第二句話,不保證「雙非」嬰兒拿到身份證。換言之,梁振英是要以「強硬手法」處理「雙非」問題。但這些「強硬手法」是甚麼,對香港法治是否造成又一次衝擊?因為基本法24條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享有居港權,梁振英憑甚麼「不保證」基本法賦予這些嬰兒的權利?誠然,「雙非」問題牽涉到人口政策/移民政策、香港出生率不足如何補充人口等的問題,必須從詳計議。

灰記再把梁振英政綱的人口政策,相關的部分列出︰「制定人口政策,落實人力資源規劃工作。……評估“雙非”孕婦和兒童對各種服務的額外需求,提出應對方法。」過去香港政府沒有就人口政策諮詢公眾,梁振英要做的是上任後加快這方面的討論,從而制訂切實可行的方法。很多反「雙非」的人覺得不應該任由「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而令其子女取得居港權。這可以討論。

但灰記對「雙非」嬰必定對香港造成負擔的言論有一定的保留。可能他們部分會在香港讀書,但為何把在香港讀書看成一種負擔,難道教育下一代不是政府應盡的責任?難道「雙非」兒童長大後必成香港負擔?。至於說領取綜援,因為她/他的父母不是香港人,不可能領取綜援。她/他如要領取綜援,必須有一領取綜援的「監護人」。這些「雙非」嬰的父母會否為了那一二千元的綜援,把自己的兒女寄養於一個領綜援的人的家中,灰記不排除有這樣的父母,但會普遍嗎?

不少「雙非」父母在內地有工作或生意,他們來香港生育一是為了逃避內地的一孩政策,二亦是覺得香港是一個比內地有法治及自由保障的地方,為兒女買一個保險。正如不少內地人投資移民香港,為的是香港可保障他們的人權、自由,包括他們的財富。

是的,就是所謂核心價值,法治、自由、人權這些東西,令香港有其吸引力。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基層生活越來越困難;香港環境擠迫,工時過長,生活壓力大,這些都需要改善。但灰記接觸過不少移民香港的內地人,覺得即使香港生活壓力大,非常辛苦,但回想在大陸生活沒有安全感,經常受公權力隨便欺負,覺得香港的自由、法治很「可愛」。

弔詭的是,這些香港人和內地人都珍惜的「核心價值」,這位被中聯辦送上特首位置的梁振英,似乎看成糟糠,至少並不看重。私院為賺錢收「雙非」孕婦可以詬病,但為何現任政府要和私院磋商,而梁振英可以一聲零配額?梁今天可以叫私院「雙非」零配額,明天又可否叫某企業不做某種生意,某大專院校停辦某些學系?梁振英搏得全城掌聲的「零配額」,是否預示他的行政霸道百倍於曾蔭權?

至於「不保證」則更是踐踏法治,一味靠嚇,為的是利用中港矛盾,港人的一些「民粹」思維提高自己的聲望。灰記在此只能說,為梁振英「零配頍」、「不保證」喝采,期望「強人」治港的港人,是在加速把香港一制的「優勢」和自治,推向墳墓。

我叫xxx,89年我xx歲

「1. 我叫xxx (請註明真實姓名),
2. 當年我xx歲 / 讀緊小學 / 啱啱結婚,
3. 我記得 / 已經忘記了 / 想知道 / 唔想知道 xxxxxxxxxxxxx」

朋友在facebook留言,呼籲四方八面的朋友,寫上對23年前6月在北京發生的事的感言、看法…。看清楚,原來是「沒有製作」的一個迎接「六四」廿三週年的活動,叫作「一人一六四」。這些留言有可能製作成明信片,於五月中開始舉行的「六四報哀音」活動中派發。

去年「六四報哀音」,Ngan Piu 上載

近幾年,這個小團體每逢臨近「六四」,都會「六四報哀音」,在街頭以歌唱和朗誦方式,向市民,特別年輕人,講述六四的故事。提起這個「沒有製作」的小團體,又令灰記想起去年一件往事。其時兩位同行正拍攝有關「六四」和國民教育的專題,分別訪問了這個小團體的兩位成員,一位是歌唱和朗誦的指揮Felice,另一位是九虎。他們都有在facebook參與「一人一六四」的留言︰

「我叫沈茵潔,當年我六歲,龐淨係記得婆婆遮住我對眼,叫我唔好行近電視機。」

「我叫九虎,当年三岁,在北京。我其实根本不会记得当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但我唯一记得的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這兩位朋友,一位來自傳統「愛國」學校,一位來自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都是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長大。他們最終能打破被從少貫灌輸的黨國價值觀,檢視中國歷史其中一個重要轉折點,追尋並傳播這段當權者要人們遺忘的歷史,的確難能可貴。灰記希望這兩位黨國主義教育過來人的經歷,可以「喚醒」更多人。

「如果那事件不是真實的,那些人的犧牲不是值得的話,為何那麼多人在這裡呢。」這是Felice於去年六月四日在維園對記者說的話。回顧整個中學教育,這一段歷史對她而言,一片空白。「你說學校有否欺騙我,我覺得它只是從來沒把事實告訴,也沒有把事情跟我們討論。」

學校老師只對學生「報喜不報憂」,要求他們「愛國、愛國、愛國」,參加國情班,到內地交流,欣賞「國家的成就」,但看不到陰暗面。她說,曾經有同學問老師,為何內地政府要拘禁爭取民主的人,老師的答案是,他們是異見分子者,做著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曾經一段時間,她對異見分子有很大偏見,覺得他們都是不懷好意。

升讀大學的社工系是轉變的開始,因為當中的人文/通識教育,培養她獨立思考同批判思維,加上香港資訊開放,好容易知道到內地的陰暗面,同當年六四的「真相」。

對紅旗下長大的九虎來說,中學的歷史教育就是一部中共官方黨史,「是一條一條、一條一條的,意思是1949年開國,之後反右、文革、大躍進、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剩下這些,我在想這不對勁, 為甚麼剩下這麼少的歷史?」甚至兩位被迫下台的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的八十年代,也是一片空白。

18歲那年,他在互聯網(當年防火牆還沒有現在厲害)找到一些八九學潮的零碎資料,一些知識分子在博客和論壇都有提到八九年的點滴。他曾經問母親,為甚麼不告訴我多一些六四的事情,現在的教育對於我來說是否好的教育?母親說︰說又有甚麼用呢。

後來他有機會來香港升學,為了尋找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決定到捷克做交換生,「當時單單說民主,其實離我很遙遠。但如果之前都是很相似的政權,現在變了民主國家,對於我了解中國民主化是否有些幫助?」「那一年我知道最重要的事,民主不是這麼簡單便得到,是真的需要犧牲,不像捷克這麼浪漫,一定要人民一起覺醒,或者一起行動才可找到。」

09年,他回到香港,決定到維園參加六四二十週年燭光晚會。當晚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錄音講話,震撼這位北京青年的心靈。丁子霖說︰「今天我在這裡講話,內心很不平靜。我常常想我們中國人活得太沉重,太無奈了……」九虎把自己代入當年的北京青年。「當聽到一位北京媽媽,在說北京話,訴說自己兒子時,我真的很感動,那時真的想哭,不,已經哭了。我即時想起我媽媽,我想如果那時我死了,我媽媽會怎樣?」

他回想18歲發現八九年後,母親曾對他說︰「當時你爸也跟那些北京人一樣,儍兮兮的,花了一個月資,買了一箱可樂,騎著北京那種三輪車,現在也沒有了,現在這個三輪車也沒有了,騎著三輪車,就送去給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就這樣。」然後再跟他說︰「當時我們兩個帶著你,上街嘛,你看著長安街上,大哥哥大姐姐,都這樣嘛,你也學他們這樣。」三歲時九虎所學著的,就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今年五月中開始,大概Felice和九虎,以及其他朋友,都會為大家「報哀音」。而「一人一六四」的留言活動,到4月19日,已有四百多人參加。從這些留言,灰記重溫一個時代的「氣魄」,感受人心之不死

胡椒噴霧通識

不知道胡椒噴霧,甚至催淚彈會否成為日後通識科常見的名詞,老師又如何「引導」學生認識和討論這些名詞?是維持治安的必要手段,是對付不聽話的示威者的最低武力?那麼,現存的秩序和規矩是否神聖不可侵犯?可否公命抗命?

四月一日,一位通識科老師已身體力行體會胡椒噴霧,這個警方執法的武器之一。facebook亦流傳他寫的一篇感言,也是通識科很好的「教材」。灰記於四月一日晚有線電視新聞,看到一位被警員用胡椒噴霧射中的青年,神情激動,原來也就是這位杜sir。

老實說,主流社會對與警員對峙的示威者早已有成見,這些示威者每每被標籤為激進,搞事,當示威者與警員隔著鐵馬互相推撞,必例牌說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諸如此類。這些示威者亦通常被傳媒用一些「激進」政團的名稱概括之,例如社民連成員。實情很多示威者與社民連毫無關係,各有各做。

就以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集會為例,堅持留守中聯辦的數百名示威者,大多數和社民連沾不上關係,灰記在現場觀察,更多是大專同學及民間團體成員,也包括如杜sir這些獨立參與者。當日留守者亦分兩批,一批在接近中聯辦的地方與警方對峙,要求前往中聯辦門前示威,另一批則在「示威區」較後位置,討論梁振英上台後的局勢及應如何開展民間抗爭行動。

杜sir由起初覺得遊行沒意思,到被中學同學說服參與,到不願隨主流泛民循例到此一遊式的示威,要留守現場。中間經過認真思考,他在亦在感言中勉勵學生讀通識,最重要是培養獨立思考︰

「……有時我們對一些看似平凡不過的新聞缺乏深度思考,錯失了捍衛自己權利的時機。通識不是要「通通識」,而是懂得從不同discipline (或者aspect)去探討同一件事。以這事為例,如果我能從political aspect、social aspect、administrative aspect去分析,謙虛請教各路英雄,就可以深一個層次去掌握整件事。」

原來杜sir起先不想去遊行,是因為覺得梁振英是否黨員,是否黨人治港沒有實質證據,其次是覺得社會需要回氣,頻密的示威,得不到大部分港人的和應。那麼,甚麼令他改變初衷?原來他的一位政治觸覺很強的同學告訴他,電訊管理局與廣管局合併成通訊辦,要把電視廣播監管模式擴至個人電話及互聯網,說兩局合併,很可能變相把電視廣播審查模式擴展至個人電話甚及互聯網,極可能進一步削弱我們的言論自由。杜sir於是有所「領悟」︰

「當然我不想凡事都往陰謀論去看,但當政府再次透過行政手段、一些部門暗地裡重組或修例,去削弱我們的自由,不難令人聯想到這與新官上任、新人事新作風有關。我作為香港公民,對於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責無旁貸。因此,我決定參加遊行,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和尋求改變的訴求。」

杜sir由覺得沒證據證實梁振英是共產黨員,到修例削弱我們自由而聯想到這與新官上任、新人事新作風有關,是否過於跳躍,見仁見智。他的學生能否掌握他的思維邏輯,亦不敢肯定。但政府企圖收窄港人的表達空間,灰記則認為是明顯趨勢,早前的所謂網絡23條立法爭議,政府建議二次創作,必須要得到版權持有人同意才算合法,否則就干犯刑事罪行,明顯是針對盛行及相當受青年一輩歡迎的「惡搞文化」,打擊網上的此類抗議聲音,就是一例。

灰記更以為,港府的作為不會是「自把自為」,背後必定是領會,甚至是被要求配合「中央的統治精神」,要維穩,要和諧。於是乎越少異議聲音越好,於是乎越多方便港府執法以限制自由的法例越好。這一、兩年來針對活躍社運人士、年青示威者的頻密政治控告,更強硬的執法,包括杜sir所遭遇的胡椒噴霧等,也是「維穩和諧」「國策」下香港政府的演繹。

灰記甚至以為,這次梁振英當選,也是中共希望透過一個「執政能力強」,即能夠必要時強硬執法的自己人,令中共可以更「直接有效」掌控香港,也是這個grand design的一部分。希望灰記的這些「補充」,可以作為杜sir由不想參與遊行,到要義無反顧地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以至在中聯辦附近被警員強噴胡椒噴霧的轉變的註腳。

而杜sir在中聯辦外的遭遇,很值得眾多不是站在最前線的示威參與者和觀察者,包括灰記,以至坐在家中看新聞的人深思。

「……遊行後大會宣佈解散,但有感我的聲音未能傳到中聯辦,決定留守。令人戰慄的是,身邊警察越來越多,一架又一架警車駛至。傍晚6時左右,整個示威區基本上已被警察包圍。類似情況我去年七一也見過,但對今次規模相對小的示威而言,實在誇張得過份。因此我選擇走到最前線,站在推撞鐵馬的示威者身旁,了解警察正在做甚麼、示威者又如何表達訴求。我也想知道可以為示威者做甚麼,因為我被他們感動了。

……

我很清楚有人會很快下結論:衝擊警方封鎖線怎樣都不像守法行為,又覺得示威者是暴民,罔顧其他人安全。我看見的是,當天政府動用龐大公權力去保護中聯辦,『核心保安區』範圍如此巨大,我們想行近正門也不得要領。我可以向大家保證,如果你親自看清楚,就發覺示威者很有人情味。他們視各類型抗爭為抗衡警權、表達不滿的方式。」

灰記曾不只一次在此博客說過,中聯辦代表中共的「太上皇」的地位,逐步加緊及越來越明目張膽干預香港內政的架勢,其中一個表現方式,就是把其辦公大樓變成「生人勿近」的香港紫禁城,極其浪費公帑的花不成比例的警力過度保護,以顯示其特別「尊貴」的地位。再看杜sir的體會。

「……當時警方不斷呼籲,聲稱這樣衝擊是非法行為,就會根據XYZ條例去用「最低程度武力」,並手持胡椒噴霧蓄勢待發。我本著食花生心態,有點「淆底」,打算警方甫警告將會出動胡椒噴霧,我就即閃走佬。豈料前線警員全無預警,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我『中椒』那刻,一下子反應不來。後面的示威者不斷遞上手巾仔和清水給前排的人洗眼,很有人情味。我雙眼劇痛、耳仔發熱,又聽見其他人齊齊中招。有不相識的示威者扶我到石壆休息(忘了跟大家說,我是單獨參加示威)。這是我首次『中椒』,眼又睜不開,又不知如何沖洗,確實有點惶恐。然而身邊的人不斷安慰我,幫我洗眼,令我覺得很warm。雖然大家互不相識、訴求未必相同,但透過這個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我們終於走在一起。

 這生人從沒想過被警察噴胡椒噴霧,但我相信一不離二、二不離三,因為我看見犧牲小我的價值。……」

此處,杜sir由受胡椒噴霧之苦講起,領略示威現場並非只有「對峙的暴戾」,而是由互不相識的示威者的守望相助(傳媒很少會報道),即所謂人民團結。這可能是民間抗爭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感覺到自己並不孤獨,有人同行,特別在人人被割裂的都會生活設計的今天,這尤其重要。而就是因為有這種感覺,杜sir才能克服痛楚和恐懼,看到「犧牲小我」的價值。

杜sir總結經驗︰「面對全球化、中港矛盾、新特首上任,未來港人必須迎接很多挑戰。官方定義的通識科內容能否讓大家有足夠準備迎戰?我不完全認同。我相信通識的精神,並非大家講同一種說話,支持同一種政治立場 (cross-over天與地的Dr Dylan金句 XD),而是清楚了解整件事的真象。

…… 

經過今次示威,我更加覺悟到,其實香港人有共同的回憶、價值和世界觀。我希望透過通識科傳授這些有價值的東西,為學生提供獨立思考的空間和土壤去分析各種社會問題,讓大家更有勇氣和睿智去面對未來。」

不知道現在主流社會及學校的氣氛,這位走到示威在前線的老師,會否被認為過於「偏激」,過於有自己一套立場,不適宜為人師表?而政府的所謂通識教育,是否要訓練更多只懂羅列不同論據,卻不敢take side,不敢形成自己的觀點,捍衛自己立場的人?看來現在社會越來越推崇所謂客觀中立平衡,但不准質疑現行政經社會秩序的「理性」思維。

這種思維的蔓延,再加上國民教育的進一步進佔學校更重要位置,再加上胡椒噴霧及政治性檢控等的強硬阻嚇, 年青人反叛及懷疑,追求獨立自主的精神,會否被磨平?灰記只能說,現在敢於出來表達對政府不滿,對香港前途憂慮的青年人,越來越多。他們也許仍佔社會少數,但相比七十年代的青年,一點不遜色。杜sir是其中一位,還有被重判入獄三星期的幾位大學生,還有4月1日上街的眾多青年。

因此灰記效法杜sir寫感言學生共勉,也寫此文與大家共勉。

梁慕嫻的遠見及肺腑之言

此文貼出時,梁振英已在北京接受溫家寶的任命,不過其地下黨員的身份「疑惑」,不會因為他的否認而就此消失。

《我與香港地下黨》及邀請此書作者梁慕嫻來港的《開放》雜誌,今期再進一步指證梁振英的地下黨員身份。不過,早前被大陸官方網站「人民網」稱為同志的候任特首梁振英,煞有介事的在太平紳士「見證」下簽署誓章,堅決否認自己曾經加入過任何政黨。相信他會懶理這份主流社會較少關注的政論雜誌的「新證據」,反正梁和中共都覺得這個黨員身份危機總算過關,港人將信將疑也好,最重要是港人慢慢地、默默地接受中聯辦治港,地下黨治港的現實。

在梁振英多次否認自己地下黨員身份後,《開放》第11頁「中南海內慕」專欄寫道︰「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臉書(facebook)和推持(twitter)上說︰『多年以前,曾經負責香港中共地下黨工作的金堯如先生,在洛杉磯曾經親口對我說過︰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其實這句話金堯如生前對不少人說過,包括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現在台灣的時事評論員林保華、已去世的羅孚兒子羅海星等。……

金堯如生前為開放雜誌撰稿,常與蔡詠梅電話聯繫、聊天,十多年前有次蔡寫了一篇六十年代台海兩岸密使的文章,打電話向金請教港台地下黨問題。金堯如提到香港三梁(梁愛詩、梁錦松、梁振英)為中共地下黨員。他告訴蔡詠梅說,這是許家屯親自透露給他的。(灰記按︰直至八九六四後出走為止,許家屯實際是香港工委書記,即地下黨一哥,只有他知道當時所有香港地下黨員的名字)

而最早在香港公開質疑梁振英共產黨身份的是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練0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信報專欄指梁振英是共產黨幹部,隨後前香港立法局與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在信報也言之鑿鑿指「梁振英肯定是共產黨員」。(灰記按︰據一些同行說,李鵬飛曾透露梁振英曾親自打電話給他,否認自己是黨員)

因為最能證實梁振英共產黨員身份的還是許家屯,據說有港記前往加州訪問許家屯,但許家屯吞吞吐吐,不願證實。但也未否認。」

灰記相信,希望獲得中共「諒解」的許家屯,不會說出真相。如果中共給他一些甜頭,他甚至有可能幫忙否認也未定。畢竟許家屯只是中共一名官僚,因為「六四」站錯邊而要出走,並非甚麼「大徹大悟」的人,甚至與金堯如相比,也相去甚遠。老實說,如灰記這種年紀,對政治關注的人,早在十多年前梁振英說自己N屆不參選特首時,已經議論梁振英是否中共黨人,及估計他是中共培植當香港特首的人。這不是「馬後砲」,而是當時不少人的看法。而當時不少人,包括灰記都覺得梁振英這類人當道,非香港之福,想不到N年過得真快。

說回這期《開放》焦點之一的梁女士。灰記也重溫了梁女士的書,因為其實大部分都曾在《開放》閱讀過,雖然未必同意梁女士所有觀點,但仍然覺得梁女士願意說出她的經歷,以及提供她所了解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和鬥爭手法,彌足珍貴。正如《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所言︰「這些天,我將《我與香港地下黨》,不時拿來翻翻,常對照這場硝煙還沒有散去的香港特首之戰,覺得梁慕嫻對香港政局發展,確實比我們看得遠,看得透。例如她曾告訴我,她早就覺得阿爺(港人稱呼北京中央)原意就是選中C Y,梁唐之爭並不是中途才互換主跑和陪跑位置,唐原就是陪跑。她說,中央經過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曾蔭權的公務員治港,最後一定要回歸到「自己人治港」,才會放心。而唐英年揭露C Y主張用防暴隊鎮壓示威和縮短商台執照打壓新聞自由,顯示他在本質上、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上,是會接近港人治港的,……」

梁女士的書有兩篇關於特首之爭,都是寫於去年十月和十一月,即一般人認為梁振英爭取「入閘」,唐英年「坐定粒六」的時候。第一篇「梁振英︰地下黨員選特首」,梁女士早己「獨具慧眼」指出,梁振英並非無端端想入閘,也是勸退不了。

「中共多年前就處心積累要在香港實現『黨人治港』,蓄意培養梁振英成為特首就是一陰謀詭計的重要一環,所以梁振英N年前已經比任何人更早地備選︰建立個人形象,落區聯繫群眾,推銷政見等等。幾年間一路走來,無論民望有多低或被指地下黨員,他都沒有退縮猶疑過,這樣的韌性堅持,如果沒有中共在背後的支撐,他哪有膽子哪有能耐繼續備選?因此,無論大家如何勸退,他不會退出,因為選特首是黨的旨意,而不是他的個人行為。

中共之所以選擇梁振英,也許是他黨性特強非常聽話,也許是他根正苗紅得到信任,但最有可能的是在眾多出了檯面的地下黨員中,他的地下身份隱蔽得最好。因此我估計,中共不會有甚麼拍板,它早已拍皮,就是梁振英。……

現在回頭一看,可以看到中共長期計劃利用地下黨改造香港的奸計脈胳。首先,是地下黨不公開,欺負港人及特區曾蔭權政府像瞎子摸象,不明真相,任由它在這十多年間加速滲透。其次,承諾2017普選,作出談判,政改妥協,都是為了穩住陣勢,爭取時間在2012年選出一個地下黨員特首,最後,企圖五年內將可一舉把整個香港吞併掉。五年後的普選將由著他們隨意操弄,香港這塊自由之地在五年內將失陷,烏呼哀哉!」(第281-282頁)

果然五個月後,臨近三月廿五日前一兩星期,全港傳媒都陸續報道,京港兩地共官積極向選委遊說/施壓,一定要梁振英當選,民間才開始反應,「不要豬不要狼」運動才出現,22萬不滿中聯辦肆無忌憚操控選舉,干預民間投票的市民,走出來表態,超過八成不要梁振英,超過五成投白票,反對小圈子選舉。但已不能對那些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歸了邊的選委起任何作用。而梁的文章,已在五個月前呼籲選委投良心一票。

「現在關鍵的是那1200名選委的良心了。各派崇尚自由民主人士應要提高警惕,爭奪每一個選委會的席位。不要以為小圈子選舉無關重要便無所作為。這是一個決定香港生死命運的小圈子呀!民主派的二百席選委,在關鍵時刻要適當地運用。……選委會中肯定有良心存在,拒絕中共要投票給梁振英的指令是唯一可以救香港的方法。……」(第283頁)

只是有良心,有自由意志的選委不過半,阻止不了梁振英當選。梁女士似比很多資深政論家、政壇人士,包括李鵬飛更看得準中共,幾個月前已知道中共屬意梁振英,而這些人則深信唐是在爆僭建醜聞後才被放棄。

今天梁振英當特首成定局。然而,梁女士幾個月前的前瞻性觸角,的確高於很多資深政界人士及工商大賈。她在十一月寫的「自由有無與多少的選舉—關於香港特首選戰的幾點觀察」,就已預告唐英年招架不住梁振英,請大家千萬要注意。而唐梁之爭亦是中共樂見的局面。

「在這裏,我大膽推斷,如果是雙英對決,除去二百位泛民選票不計,當餘下的一千人接到中共指令要投票梁振英時,大多數會依指令照做而讓梁當選,因唐英年實在太不濟。這樣,香港就進入被地下黨員管治的時代。但若是梁范對決的話,則可有變數,大多數人會違抗中共指令,讓范徐麗泰當選。畢竟心裏非共抗共旳港人是大多數,只要他們不會願意被一個地下黨員來管治而選擇范徐麗泰,……」(第286頁)

灰記對范徐麗泰素無好感,覺得她也是「識時務」的「變色龍」,但她的能力的確比唐英年高得多。也可能是她能力高民望高,又只是統戰對象,還不是完全自己人,所以北京不准她參選,影響「大局」,很多同行都聽聞她是被北京勸退參選的。梁女士看穿了這是中共的「高招」,以無能的唐英年讓香港人覺得別無選擇,無奈要接受梁振英。那時候,唐英年還未有僭建醜聞呢。

灰記同意梁女士的分析,如果那個不是唐英年,而是其他較有能力,起碼表達能力好一點的人,中共未必能如意把梁振英推上特首「寶座」。問題是老謀深算的中共,看中「望子成龍」心切,但完全不顧自己兒子如何不濟的唐翔千夫婦的自私,也了解工商大賈的吃慣免費政治午餐的慵懶,以及一般的選委看風駛,唯唯是諾的沒骨氣,把扶不起的阿斗捧成「大熱門」。

造成今天的局面,除了怪中共要操控一切的權力欲,要怪還是怪香港統治精英權貴階層,為了坐享免費政治午餐帶來的制度性利益傾斜,即所謂地產金融霸權,依賴中共阻撓民主進程,依賴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的蔭庇,沒有能代表自己階級,又經得起直選考驗的政治力量,到頭來被中共完全架空。至於廣大庶民應如何反應,是否應如社協主任何喜華那麼樂觀,期望梁振英「穩中求變」,或如聲稱代表基層,中共嫡系組織之一工聯會理事長鄭耀棠的所謂給「大和解」一個機會?

再回到本文的主角梁慕嫻。她在同一文章寫道︰「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構思了一個『聯合執政統一戰線政府』的稱號。這個提法明顯地是以中共為主導一方,去招攬各方人等包括泛民主派加入政府。只有共產黨全面執政了,才會想著如何去統戰各方勢力,這與一向有人提出的『執政聯盟』或『八黨聯盟』的平起平坐,共識共存,帶有根本不同的意義。鄭耀棠說得太露骨了,等不及了。

情形就像1949年毛澤東全面掌握中共政權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假意組織聯合政府,招攬一些民主人士做做官一樣,……」(第285頁)

更何況,現在中共強調是建制派,或梁女士所稱建制派與幹部隊伍的大和解,與泛民無關。但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告訴大家,這是招降︰

「六. 記得儲安平(灰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民主黨派人士,前《光明日報》總編輯)說過︰『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有』『無』的問題了。要知道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意志。』現在香港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中共間接統治,這個自由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若中共直接統治,則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現在香港是梁女士所言,中共透過地下黨直接統治香港。可能不少人都抱著中共遲早全面接管香港的心態,覺得誰當特首也沒分別,這些人甚至還期望梁振英有所作為,令地產霸權稍為收歛。灰記已講過很多次,梁振英並非代表基層,而是代表中共/大陸權貴、香港新興地產及專業勢力等。只要看看其政綱其實與唐英年沒有分別,甚至民生政策更保守虛浮便可見一斑。而他執政的問題是對自由,甚至「民主」的重大威脅。

灰記看過不少中共「反右」的書本,對中共49年建政後,幾年間如何輕易收拾已是囊中物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走向一黨獨裁,以及在缺乏制衡下如何禍國殃民,很有體會,覺得過來人梁慕嫻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其實今天的香港「非共」力量處境不會比當年的民主黨派差,起碼有個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承諾。只是太多只顧眼前利益,對中共唯唯是諾的選委,太多善忘的香港人,太多怕民主爭論很煩很沒效率的「現實主義」者,造就中共透過推舉「有能力」的自己人上台,如此這般地進一步直接掌控香港。此時此刻,梁振英/中共治港已是「災難」,更災難的是很多香港人還是不願覺醒,不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轉變不會是一朝一夕),而是麻醉在中共家長式的「關愛」語言中,甘當強權下的順民。

波蘭香港快車

這幾位是來自波蘭的藝術家(還有一位年長一些的不在鏡頭內),三月中來香港交流、創作(由位於旺角西洋菜街(北)222號三樓的C&G藝廊主辦),適逢那個特首「選舉」,部分人把「選舉」的元素放進作品中。三月廿五日,她/他們更跟著本地民間反小圈子選舉的示威隊伍,遊行至會展場外,雖不懂中文,卻幫忙高舉諸如「不要豬,不要狼,我要雙普選」的標語,以示波蘭同香港人民的團結。她/他們大都很年青,沒有經歷波蘭作為蘇聯衛星國家時期的政治壓抑,對香港由1200人選出「市長」覺得不可思議,why 1200, doesn’t make sense。在她/他們眼中,香港這個現代化大都會,民主普選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

Gdansk(格但斯克)及團結工會,八十年代經常聽到的名字。

在這些波蘭朋友,部分來自團結工會發源地格但斯克,灰記乘機在她/他們面前倚老賣老,向當中年紀最大的提起在北美留學時,於八一年聽過一位波蘭團結工會的成員的演講。他告訴灰記,八一年他十四歲。老實說,那位團結工會成員當時說些甚麼,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倒是還記得當時做現場翻譯的的西班牙好友的一些感言(他的父親曾於波蘭當西班牙的商業代表,所以他也曾在波蘭生活過,懂波蘭語)。他說那位波蘭人的眼神跟很多生活在波蘭的同胞一樣,非常沉鬱,但卻有一種不屈的堅持。他說認識不少波蘭人,沉默寡言,因為生活在專制社會中,一片苦悶。但他們總給他一種感覺,並沒有放棄希望。

灰記又跟這位波蘭朋友談起波蘭電影,但談的不是香港很多人痴迷的奇斯洛夫斯基,而是華爾達(Andrzej Wajda)的政治電影。灰記在留學北美時,就看了他的Man of Marble (1976)和Man of Iron(1981)。影片的內容大多忘記了,但重看對這兩套電影的介紹,反映即使在「體制內」的審查制度下,華爾達等有政治意識的藝術家,如何透過電影表達對斯大林主義及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宣傳「社會主義」正面事物及「人民」英雄)的不以為然。Man of Marble更是在短暫審查較寬鬆的環境下,表達對團結工會運動的支持。

那時候,團結工會成立了不多久,獲波蘭政府短暫承認,但同年底波蘭政府實施戒嚴,工會領導的扺抗運動從此進入地下。不過,不足十年,團結工會運動,在天主教會的聲援下,透過與政府談判,最終在蘇聯東歐大環境的轉變下,波蘭人爭取到自由選舉。

不少「永遠正確」的「馬列」左翼人士,對蘇聯集團瓦解感到極到懷疑,甚至認為是英美合謀的新自由主義的一次進攻,是蘇聯東歐陣營內的親西方勢力,在英美等西方國家撐腰下掌權,即中共的所謂「和平演變」。這些「馬列」左翼人士很多時觀點與中共不謀而合,根據這種邏輯,八九民運也是美國策動中國的親美勢力企圖奪權了。

英美合謀希望干預影響別國當然是事實,但把東歐和中國人民對政治改革、民主自由的渴求說成英美在東歐和中國的代理「陰謀詭計」,實在是以偏概全,對東歐和中國人民都是一種侮辱。

回到這些波蘭朋友,站在灰記面前這位波蘭新生代中的年長者,不笑的時候,的確多少有當年那位團結工會成員的憂鬱氣息,不知是否跟他青少年時曾生活於「共產主義」波蘭社會有關?其他幾位更年青波蘭人,便完全沒有這些「痕跡」。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政治改革從此停滯不前。但同年東歐人民向蘇聯斯大林主義說不,「共產」政權一個個倒下。波蘭亦由「共產主義」走向資本主義陣營,後來更加入歐盟及北約,真的不可同日而語。

有兩位相信是八十後的年青波蘭藝術家,大部分時間在資本主義波蘭成長/生活,享受被一些「政治正確」左翼抨為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對自由意志、個人表達視為理所當然。譬如其中一位女藝術家,就在三月廿五日反小圈子選舉示威中,拍了很多照片。而當日又是「國際體育盛事」國際七人欖球賽決賽日,她又到蘭桂坊拍了很多球迷於賽後慶祝的照片,把它們一對一的放在一起。這位年青藝術家對香港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這裡充滿矛盾和強烈對比。把反小圈子選舉示威和七人欖球賽球迷慶祝放在一起,也是一種強烈對比吧︰一方面會展場外的焦慮、失望、憤怒,對中共操控「選舉」,對選委置民意不顧感到極度不滿,對香港自治前景感到無比擔憂;另一方面在城市另一角,充滿嘉年華式的喜氣,如節日般狂歡,仿佛一切不變,年復一年的盛事,繁榮安定像是永恒不變的圖騰。

藝術可以溝通兩地,可以很敏感,可以政治,可以人人參與。除了香港城市的對比,年青的女藝術家對「普世價值」對不同人的定義亦很感興趣。形式仍是一對一,這回是錄像,波蘭人與香港人就甚麼是自由的「對話」。現在不少香港人對打壓自由,對23條立法對自由的威脅,充滿恐懼。灰記站在細小的藝廊,看著字幕,聽著波蘭語和廣東話自由發揮。忽然想到,這位年青藝術家不須經審查的創意,對自由理所當然的擁抱,只是近二十年的事。而波蘭這個民族,自從十八世紀開始,就不斷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和佔領,只曾在1918至1939年實現短暫「民族自由」,成為獨立國家。但1939年德蘇簽署秘密協議,波蘭再次被瓜分。二戰後它淪為蘇聯衛星國,正如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時,蘇共總書記布列茲尼夫所講的「主權有限論」,即「社會主義」陣營以「整體」利益為依歸,每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受此限制(蘇聯當然例外)。波蘭人要到1989年後才取得「民族自由」。

當然,對於「馬列」左翼,這種自由是「偽自由」,是資產階級自由。的確,作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環,波蘭人受到經濟金融動盪,資本剝削,要面對失業、貧富懸殊、經濟不公等問題。但波蘭人於1989年後,以普選方式向蘇式「社會主義」說不,這是波蘭人民的自由選擇。個體自由的保障,雖然不全面,但的確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大進步,亦是「社會主義」國家至今仍未兌現的承諾。當然這些自由亦非資產階級自願施予,而是人民不斷爭取才可實現。諷剌的是,資產階級保守右翼,同共產黨國家一樣,經常以國家和社會利益為藉口,侵蝕人民自由。例如英美及中國等,以「反恐」為名,不知做了多少嚴重侵犯人權的事。

面前的年青波蘭朋友給灰記很強烈的感覺,他們珍惜自主自由,反對不合理的干預。好像另一位青年男藝術家,很驚嘆香港「無微不至」的管理主義,即在商場、街道、公園及其他公眾地方無處不在的不准和限制告示,畫了一幅叫「人人有權」的壁畫,表達對這個城市過份管理/限制,包括對選舉權的限制的異議。對灰記這類早已不滿香港的管理主義的人,會對壁畫的一些口號法發出會心微笑,例如「人人有權闖入」、「人人有權投票」、「人人有權不握扶手」、「人人有權做小販」、「人人有權吸煙」……

除了波蘭朋友的創作,也有香港人的創作。他們都曾於一月到波蘭交流。其中一位的幻燈show,要揭露香港政府的所謂資訊,很多時只是宣傳口號,蠱惑市民。例如香港鄰近大亞灣核電廠,理論上政府有應變措施,但原來這位朋友讀到的所謂政府資訊,並非根據核漏露的嚴重程度,指導市民step by step的應變方法,而是要市民相信政府有能力作出應變的宣傳單張。這位朋友很幽默,他把零三年以「掃把頭」形象出現葉劉也放進幻燈show 。了解零三廿三條立法風波的人便會有回會心的微笑︰這位當年的保安局局長,不是大大聲說市民放心,放長雙眼相信她,廿三條立法不會剝奪市民自由。幸好市民沒有上當受騙,超過五十萬人上街,譬要捍衛自由,結果自由黨在強大民意下「醒覺」,放棄支持政府,廿三條立法才告失敗,香港人暫時幸保自由不至大倒退。

同樣有關自由與抵抗的作品來自灰記的好友,她把木綿花套上透明膠袋,再油上黑墨汁。好友坦言對三月廿五日極為失望,覺得是黑暗的一天,生怕香港的自由從此陷入衰落,雖然這種衰落短時間未必顯露。她解釋說,喜觀木綿花的光彩、筆直、堅挺,它代表了香港的「精神」、或說得太多了的「核心價值」?好友說希望它能代表這個城市的生氣,但這種生氣已被困,被朦朧。她還作了一些詩,稱作「自由嗎?」︰

變天後的朋友來看我們變天

白區漸紅  靠紅  更紅

325689  再加23

其實,我們魔幻不起

天堂、地獄和

七百萬人的人間,就

在小豆裡

面書是一個世界

高登是一個星體

茶餐廳別名避護場

蘭桂坊現售歡樂

廣東道可能是全中國最自由之境

看不見所以存在

冷漠是最禮貌的對待

不屑是相當溫柔的照顧

早上的眼淚沾不上晚間的嘻笑

晚飯的浪語蓋過午飯無聲的喘息

遊客努力切割時間

時間急速抱離歷史

歷史逃離現場    早早

朋友問,你自由嗎?

手腳答︰還可以

鼻子說︰沼氣蔓延,恐懼跟火藥微笑

眼睛忙於搜索狼群以日積的密算去盤結關係的秘道

耳朵靈動願能分辦權力的氣根在空氣的各種擺動

咀巴耐不住了,叫嚷︰誰是朋友我還是懂

腦袋最後說︰

只要扺抗仍是選擇,我自由。

對波蘭的朋友,「染紅」是童年往事,是上一代的事。此刻,她/他們的香港朋友,對正在加速滲透的莫名的「紅」,有莫名的感受。波蘭的過去,香港的明天?太想當然的聯繫?也許不是,波蘭人經歷了三百年被外來勢力指手劃腳,最終憑不屈不撓的扺抗運動,掙脫極權帝國的「紅色」枷鎖。香港人沒有爭取「民族自由」的「硬道理」,卻有扺抗宗主國侵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合法權利」,不管是怎樣形式的,甚麼層面的扺抗。選不選擇扺抗,也許端視大家對自由的體味。

關於「反英抗暴」

四月一日的「反中聯辦治港」大遊行,橫額口號眾多,其中街工的黑旗白字,寫著「反英抗暴」,頗有意思。這個「反英抗暴」,指的當然是反梁振英,抗暴的意思,灰記理解為,中共的粗暴操控小圈子選舉,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反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未來可能的23條立法,進一步打壓自由等的暴政說不。

港共元老吳康民這類愛黨人士,其所屬的傳統「左派」/「愛國」陣營的選委,被中共/ 中聯辦一聲令下,全部歸邊投梁振英一票,不能亂說亂動,自然對過萬市民衝著中共在香港的官方代理怒吼,看不過眼,說四月一日的示威煽情。灰記不知吳老是否也覺「反英抗暴」的標語煽情?概「反英抗暴」是港共及「左派」人士於六十年代,反港英政府的一大搞作,如今被用作反梁振英新政府的標語,是何等諷剌的事。

「反英抗暴」或曰「六七暴動」,是傳統「左派」對殖民統治最大規模的抗議騷動,為時幾個月。由新蒲崗人造膠廠罷工引發的「抗爭」/「暴動」,港英政府強力鎮壓,「左派」組織及群眾的誓不罷休。結果造成五十二人死,約八百人受傷,包括「左派」群眾、警員、及市民等。亦有大量「左派」人士被捕,坐牢……。

關於「反英抗暴」,很多人講過。早前回港反梁振英當特首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在她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亦有講到六七年的這場暴動,提供了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審視這重大歷史事件。

梁女士是那時百多個跟港英鬥爭的鬥委會的其中一個小頭頭,負責帶領「官津補私」的學生。她以過來人身份反省「暴動」,並向港人及受她影響而參與「暴動」,而蒙受損失的人道歉。她反省的其中一點的,就是「左派」內部是完全受大陸「文革」當權派的影響,做了很多扭曲人性的事。

「……往後,香港『左仔』的大集會,都緊跟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走,進行『鬥私批修』和『階級教育』,『官津補私』也不例外。在大會上或座談會中,學生都把自己的私心,甚至性生活都『鬥』了出來,像大陸的紅衛兵一樣,誰『鬥』得最『徹底』,就最革命。好像把自己脫光衣服,擺在大家面前,供人欣賞,才算英雄。……」(第9頁)

除此之外,一些探貧問苦的活動,也是姿態多於實際,目的就是要證明「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

「……曾組織學生到香港仔涌尾訪問,那裏住了許多艇戶,生活困苦。又曾組織學生訪問盲女阿彩,協助她改善一下生活,一位學生看過艇戶的窮困生活情況後說︰『看看,這麼眾多的窮苦人,只有毛主席可以解放他們,毛主席真偉大!』這位單純的學生真的就如此相信了。唉!我當時是多麼地高興他的『覺悟』呀!這是我們進行愛國教育的典型事例。那時的香港,還未經歷七十年代的起飛,貧苦大眾的悲慘生活的確使我們心靈震動,但我們沒有如劉千石先生那樣成為改革社會的工作者,因為我們訪貧問苦並不真要改造社會,為窮人做點事,而是一種手段去發展愛國勢力,去達到毛主席英明偉大的目的。……」(第9-10頁)

「反英抗暴」過了近三十年,被中共以誘捕,以「間諜罪」被軟禁於北京的「左派」報人羅孚,回港後為「六七暴動」的過激行為,向香港市民及當時被迫害的「左派」群眾道歉。梁女士亦乘時以給羅孚公開信的形式,寫了「地下黨應出來道歉」的文章(收錄於《我與香港地下黨》),除了自己鄭重道歉,還要求當年策動這場暴動的幕後組織,香港工委出來道歉。

「……那時候,我和你一樣,也參加了『鬥爭』,當了一名小頭頭。在青年學生社團『學友社』裏,領導官津補私學生參加鬥爭,高喊『粉碎奴化教育』。由最初的撒傳單,掛布條,上街遊行,演變成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於,四無限』。我們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思想受它的控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參與了那些無聊的『鬥爭』。……」(第18頁)

不但如此,中共地下黨還發動「城市遊擊戰」,擺放真假土製炸彈,燒死反共播音人林彬及其黨堂弟,嚇怕了一般市民,令大多數人轉而支持港英的鎮壓行動。「反英抗暴」失敗,但中共地下黨不作檢討,也不向受盡牽連的「左派」群眾講過明白。

「……上級的傳達︰『鬥爭路線錯誤了,要停止一切行動。』我想︰錯了?原因何在?為甚麼發起?為甚麼失敗?多少人受害?誰應負責?這些問題當時完全沒有解決。多年後把全部責任推給四人幫,……(第18頁)

那麼,誰錯了?從『六七暴動』開始時群眾的訴求看,它與天星小輪事件,盲人工廠工潮,反貪污捉葛柏等運運動有共同的一面,就是『反殖』。根源都是對港英統治,社會不公的不滿。……所不同之處是『六七暴動』由中共發起和領導,其他則是一群有理想,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自發的運動。中共硬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加在運動中,把群眾反殖的激情和行動扭轉,用以印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推動行動無限升級,引起市民反感而反去支持力。中共並不真心反殖,是否鬥垮港英並不是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以民族主義的招牌吸引群眾參加,達至發展中共勢力,發展地下黨員的目標。」(第19頁)

回看歷史,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及自由主義青年反建制,把哲古華拉、毛澤東等看成革命導師,香港的「左派」群眾對毛澤東思想著迷也很正常。關鍵就是西方反建制青年,支持全球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反越戰,支持阿、非、拉的獨立運動。偏偏香港這個殖民地鬧不起獨立。中共香港地下黨及親共團體所發起的「反英抗暴」運動,是受澳門「一二三」事件影響/啟發,澳葡政府向中共澳門地下黨及親共團體屈服,同意道歉。從此,澳門變成澳葡政府與中共澳門代理共治的局面。香港「左派」希望複製澳門的「革命成果」,所以有「英國人不低頭,便要走頭」的口號。

但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人,政治意志和能力遠比沒落的葡萄牙人強,當知道中共不會「解放」香港,便採取強硬手段對付親共「左派」,最終因為「左派」的過激行動,嚇怕了佔大多數的中間市民,「左仔」從此成了負面標籤。而英國人亦汲取教訓,逐步改善管治,收買民心。七、八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代成長,投入社會,關始意識自己除了中國人以外的香港人身份。一些學運、壓力團體以至獨立左傾分子,對社會改革提出訴求,對英國殖民主義反感。

說到這裡,灰記不得不提七十年代的「國粹派」(學運多數派,由中共地下黨動員吸納)與「社會派」(較有獨立思考的少數派)之爭。梁女士的書也有涉及七十年代的學運,不過,她認為「國粹派」並不愛護中國國粹,而是「親共派」。

「……當時『親共派』學生乘保釣運動之勢崛起,並在運動的高潮中,搶奪運動的領導權,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提出『認中關社』的口號,『認中』就是『認識中國』,舉辦中國週及回國參觀學習活動,包括井崗山,韶山,延安以及廣州等地。『關社』即『關心社會』,曾進行訪貧問苦等階級教育活動,從中認識『共產黨解放中國貧苦人民』之偉大。其實質是利用這兩個法寶進行親共意識型態教育,以達發展組織的目的,並不具備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也並無參與社會鬥爭運動的意欲,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在。……」(第163頁)

換言之,經過「反英抗暴」一役,依附中共的香港「左派」/「親共派」,了解到黨對香港「長期準備,充份利用」的政策,已不會真心進行反殖鬥爭。曾是學運「社會派」一員的Q仔曾經為抗議七五年英女皇訪港而與「國粹派」爭論,「國粹派」當然以大局為重等的理由,「勸喻」不要抗議英女皇訪港,但那些有自由意志的學生及青年,認為英女皇是殖民地的象徵,反殖必定要抗議其訪港。當時有獨立的進步刊物,曾經以反英女皇作為封面,被港英政府控告,結果也不了了之。

而七六年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震動「國粹派」及整個「左派」。但原本這些人大都並非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主義者,加上組織上依附中共,很快便擁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當八十年代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港人缺席的談判,「左派」更不會提反殖和社會改革,他們跟依附殖民政府,及樂於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本地工商界,竟然成了阻撓反殖和改革的共謀,直至今天亦如是。在中英兩個「巨人」的夾縫中,對中共專制獨裁有所抗拒/警惕的民主派及民間團體,以至自由派及獨立左翼人士,扮演了推動社會改革/民主進程的角色,但舉步維艱。

今天主權移交多年,但「反殖」其實並未完成,當年「反英抗暴」的旗幟仍然適用,只是對象由英殖民統治者,換成中共及其親密代理人梁振英吧了。而當年對付「左派」群眾的公安惡法,消除了部分,但代替了英國人的中共代理,會千方百計的利用強硬執法,政治檢控對付示威人士。而23條立法,則是最終欲消滅反對聲音的一步。

反倒退還是反改革?

四月一日的「反梁振英」、「反西環治港」遊行後,聽到一位在大專界當行政的友人說,其任職的院校,不少人都希望梁振英當選,道理十分簡單,就是覺得香港是一個悶局,需要有所改變。一些工商界政黨中人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稱自己及唐英年所代表的是保守意念,梁振英所代表的是改革意念。他甚至對記者說,擔心梁振英會帶來大政府「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革。自命站在左傾/「進步」一方的灰記,聽後不禁語塞。難道反梁振英就是反改革?灰記此刻又想起已故「泛民」大老司徒華生前對香港局勢的分析,簡單而言,就是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沒有民主,香港的鬥爭焦點是反倒退。現在是反倒退還是反改革?政治果真弔詭。

過萬遊行人士當中,的確有不少因恐共而來,「我愛香港,不愛共產黨」是其中一個叫得最響的口號。打從唐英年指控梁振英說過要用防暴隊和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及建議整頓商台後,民間不斷強調要捍衛「核心價值」,連那位高調挺唐的最大「大孖沙」李嘉誠,在梁當選後,也大談香港的「核心價值」,即所謂法治和自由,是資產階級罕有的政治表態,仿佛資產階級要同民眾站在一起,仿佛這是香港人從來就享有的權利,仿佛殖民統治等同法治和自由。如大家沒有善忘,「泛民」的一些「元老級」人物,如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在325前夕呼籲選委投給民望極低的傳統資產階級代表唐英年,說情願唐做特首,也不要梁做特首,理由也是香港「核心價值」vs梁振英所代表的中共強硬意識型態。

但所謂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近三十年的「新生事物」,而香港的資產階級並沒有為建立這些「核心價值」,付出過任何代價。殖民地的高壓統治,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本地民權意識逐步提高,港英改變統治策略後才逐步改變。香港的所謂人權、法治和自由,是在殖民統治者要撤退的二十年光景才慢慢建立,基礎其實一點也不鞏固。

四月一日,除了例行巡遊,一群青年為主的示威者留在中聯辦外,有人與警方對峙而被對著眼睛施放胡椒噴霧,有人展開討論,當中有人對「五十年不變」提出質疑,向現場示威者提香港是否要變得更民主,更注重人權?是否要改變現在官商勾結的政經格局?要改變又如何改變?灰記認為這些問題十分make sense,也許亦是只得一句「反倒退」的主流泛民為何越來越脫離「群眾」,特別是被年青人「唾棄」的根本原因。

年青一代的質問,香港「如何走過來」及「如何走下去」,曾經歷香港十分被動及緩慢的「民主自治」道路的「老餅」,包括灰記這類「積極觀察者」都有責任作出更多回應。灰記的這個博客,書寫了不少灰記所有限認知的香港歷史,算是略盡綿力履行責任,往後亦如是。

說到資產階級與「核心價值」。灰記要介紹學者安徒所寫,四月一日登於《明報》的後325文章「百年夢醒恨狠來」,對香港資產階級從來習慣與統治者同謀的買辦性格有很獨到的描述︰

「……香港的世家大族,那些原先依靠香港本土而發迹成長的本地資產階級,一直以來都活在上面所說的那種童話世界,安於現狀。因為一百多年以來,急劇的歷史及政治變動,都在香港身旁擦身而過。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共產時期,香港都為他們提供了屏障,把歷史和政治的危機轉化為他們致富的『機遇』。他們藉資訊之利,懂得看準形勢,聯通華洋內外。他們沒有太大的政治野心,但在政治上卻曉得長袖善舞之術,不計意識形態。於是,他們既能與蔣介石握手,與毛澤東親和,也能與鄧小平共舞。……」

對他們來說,除了因文革影響而造成的社會動盪(所謂「反英抗暴」),有短暫的衝擊,以至89年「六四」北京屠殺,有短暫的恐慌。但眼見中共逐步走資,又恢復生意人實用主義的目光,很快便與血腥政權修補關係。

「於是乎,他們樂於親共,樂於愛國,樂於北進,也樂於成為建制派,高歌和諧及融合的種種主流論調。他們滿有自信,錢可通神。沒有了英國的殖民主義,中國一樣可以把殖民主義體制的優點,高度發揮。沒有了自由主義架構規範的資本主義,同樣可以在共產黨的支配底下,把資本主義建設得更為有效。……

香港本地資產階級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冷淡、疏離,甚至抵制,其根源實來自他們出身自『買辦階層』的軟弱性。而其軟弱性,又根源於他們歸根結柢的雙重依賴性,一方面是依賴於殖民主義體制,另一方面是依賴於國內官僚資本主義的庇蔭。他們不是沒有政治意覺,而是從不敢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

無怪乎香港的民主進程的最大阻撓者,除了中共,就是香港資產階級。地下黨的浮面,梁振英成為「真命天子」,讓這群工商大賈如夢初醒,終於明白吃慣免費政治午餐的代價。

「或者,直至今天,我們的本地資產階級才認識到,共產黨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有力控制那些進行統治的力量,而是它也能早早地安排和培植,那些反對這些統治的力量,隨時候命。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這場特首選戰不單打散了『建制派』的團結假象,也瓦解了回歸以來經營了十多年的管治霸權,及終結了本地資產階級和共產黨之間超過二十年的蜜月。以後,無論有多少人會被梁營重新安撫,重新納入新的建制力量陣營,肯定的是,『牧羊犬』的『狼』相畢露,將會是一個無法癒合的創傷。」

安徒寄言香港的資產階級,經過這次「建制派分裂」,經過這次中共在港的實際「奪權」,如果真的覺悟及對歷史有承擔,便應擔起過去西方資產階級曾經擔當過的進步角色,並願意為此而付出代價。

「在選戰後期,唐英年狗急跳牆地也大聲支持香港雙普選。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本人是否轉投民主派,而是本地資產階級是否有決心推動民主改革,深切認識到資本主義的長遠利益,並不在維持一個由保護殖民特權而延伸的後九七體制,而是認識到,曾經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資產階級,其進步性在於敢於與王朝角力,抵制封建貴族的復辟,推動自由主義的意識啟蒙。在今日,如果唐英年、田北俊等人,也真有他們所說的一股良知力量,推動他們去揭露曾經意圖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言行,那他們亦應知道,敢於忤逆王權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優良傳統價值,也是今日維護香港抵禦黨國支配大趨勢的『本土利益』所在。

為着草根民眾所切身感受到的黨國圍城危機,香港近年先後發展了重點不同的『本土主義』,然而無論是哪種路線,都深懼資本與黨國的合謀,出賣本土利益。如果本地資產階級今日也能分擔一點草根民眾那種被黨國圍城的焦慮,進而積極發展出一種另類選擇(例如布爾喬亞版的『本土主義』?),令人不致走向仇富抑商的民粹主義結論,並為野心家所利用,那今天『唐營』敗選的教訓,在歷史上最終怕也會有公正的評價。」

究竟有多少有「遠見」的資產階級代表,在黨國選戰後的招安政治中站穩陣腳,願意犧牲一點經濟,以至政治利益,讓草根民眾,以至對官商勾結的政經格局感覺壓抑的中產人士,感到他們「愛港」並非只為了盡攬利益,願意建立一套比現在更進取,較合乎多數人利益的資產階級意識型態,以取代只求保守現存壟斷利益,以對抗逐步強勢進場的黨國官商壟斷利益,灰記不敢過份樂觀。

對於四月一日為數不少的年青人,以至灰記,香港資產階級的保守落後性,勾結政權以謀取最大利益已深入民心,難寄予厚望,這亦是唐英年民意戰敗於梁振英的主因。而「泛民」無甚作為的「反倒退」例行公事,亦越來越不能滿足求變的市民的期望。現在面對更有組織力,更強大意志的對手,「泛民」如果仍希望有所作為,實在要有比光喊「核心價值」,光喊「狼來了」,光銷售恐共情緒,更堅決、更具體的行動綱領,否則「反退倒」只會變成了「反改革」,因為「泛民」最終跟資產階級一樣,不會為捍衛「核心價值」,為推動改革而付出任何代價 。而歸根究底,香港的真正的「核心價值」就是「走精面的短視」,沒有為「長遠利益」付出的打算,也許是時候清算這個「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