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新香港人」

「中港矛盾」、「社會撕裂」,「新移民」再成為「磨心」。話說有市民團體發起「梁振英下台」的公開聯署聲明,當中有針對新移民及單程證審批權的部分。原本有份發起聯署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因為不滿針對/歧視新移民的文宣,與本地的「核心價值」如包容與多元不符,因而退出聯署。在聯署的蘊釀階段,灰記亦看過聲明草稿。本來無德、無恥、無能的梁振英下台是「天經地義」,但針對新移民甚為不妥,令灰記沒有意欲簽署。

不過,資深評論人李怡在其《蘋果日報》專欄為聯署「平反」,並暗示香港並不需要這類新移民/「新香港人」。李怡是大家尊重的一位前輩,其由當年極左立場(替「文革」、「毛左四人幫」搖旗吶喊),到後來「大徹大悟」,對中共專制主義的批評不遺餘力。李怡先生從傳統「左派」過來人身份,至力悍衛本土利益,有目共睹。但灰記與李怡先生,以至一些本土派的分歧之處,就是大家對內地人以至內地新移民的看法。

李怡在其名為《我們不要這樣的「新香港人」》的文章,以當年美國總統卡特與以中國副總經理身份訪美的鄧小平的「內幕對話作開場白,當時卡特提出中國管制人民出入境的人權問題,鄧小平對卡特說十分樂意向美國輸送一千萬中國移民,令這位美國領袖啞口無言。不過,後來卡特在其回憶錄透露他並非語塞,而是向鄧小平提出讓一萬名美國記者入境作交換。當然這種「意識型態」對話不會落實。不過,李怡提出這故事藉以突出,專制社會防範傳媒監督尤甚於自由社會的入境管制。

回到文章有關香港部分,李怡借《大公報》一段有關內地新移民評論,提出他不歡迎這些新移民的論述︰

《大公報》昨天發表評論,為香港需要新移民撐腰,說「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這是因為香港百多年前開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繁華都市,大量的人口及人才的出現是外來移民,正是不同時期不斷進入香港的這些『新香港人』,成為推動香港都市發展的力量。」文章說香港700萬人口中的四成以上是外來人口,即使過半數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大多也是自1945年後由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後代。按這個邏輯,美國總統當然不應該拒絕1,000萬中國人移民美國啦。……

一個自由社會對於來自專權社會的刁民,有移民規限是理所當然的。卡特對輸出1,000萬中國人自然敬謝不敏。不過30多年前的中國人,公德雖缺,私德還是有的,故那時代來香港的大陸移民,大都能融入香港的價值系統中,欣賞並珍惜在香港享受到的自由和法治。然而,經過這二、三十年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金錢、權力及二者結合成為大陸社會的唯一價值標準。公德固然蕩然,私德也不存在了。一切能想像的與不能想像的荒唐事情都會發生。……

近年香港接收的大陸移民,有很大機會是一些既無公德又無私德的人。他們當中很多人只求近利而不重視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於是我們看到親共政團的鐵票越來越多,我們看到有種票有種人,我們看到愛字頭團體突然冒現,我們看到梁振英騙民粹的謊言也有市民受落。香港社會的品質越來越不堪,難道跟這些「新香港人」無關嗎?……

把香港的負面現象歸咎於內地新移民,是否有欠公允?灰記倒想從《大公報》對新移民的正面論述說起。故事要從九九年的終審法院居港權案說起。當年整個香港社會對港人內地子女(即李怡所說,那批「沒有公德,還有私德」的新移民「公、私德」都沒有的內地下一代)的反感/歧視,無論建制派以至民主派,包括各大小傳媒,都把他們看成「洪水猛獸」,誓要堵塞他們「大批湧港」的途徑。只有小部分民間團體和宗教人士,頂住壓力,主要是天主教教區,堅持家庭團聚是人權,協助這批居權人士力爭到底。

其中一直有份協助居權人士的孔令瑜,就寫了一篇名為《在香港上演的一場Liar Game》的文章,反駁「反梁振英」聲明對新移民及單程證的誤解。因為聲明發起人,以至很多香港人已經忘記了單程證的由來,是用作中港夫婦、未成年子女、年邁父母等團聚的配額,並非由內地公安胡亂運用,以達至「殖民」香港的目的。

「我昨天就陪一認識多年的朋友去入境處申請身份證。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認識她,當時她的父母已經在香港生活多年,但由於朋友出生時,父母並非香港永久居民,所以一直沒法申請單程證來港生活。九九年一月廿九日香港終審庭的判決,指香港永久居民的子女,可以享有香港居留權,無需限制其出生時父母的身份。當時大部份中港家庭,包括我的朋友,都以為終於可以等到團聚的機會,但後來在同年六月,港府指將會有一百六十七萬人合資格申請來港,香港無法承受,所以決定提請人大釋法,將終審庭整個的判決推翻,我的朋友又再失去了機會。

2002年1月,當所有法律訴訟結束後,她和其他港人內地子女一起接受遣返,返回內地重新開始生活。留在香港的父母,繼續為子女爭取居留權。每個月三次遊行,一次集會,沒有斷過。這個爭取過程,由1999年開始,持續十多年。2011年香港政府才願意利用多年來剩下總共的八萬多個餘額,讓這批含冤受屈十多年的子女去申請。我的朋友去年就是以超齡子女的身份申請,差不多一年後才獲准來港。我知道,她沒有花一分一毫去賄賂內地官員。過去兩年不少曾經爭取居權的子女,陸續透過此渠道申請來港,他們亦沒有支付內地公安部門任何費用。

入境處一直有介入這些申請,他們負責核准申請人在港親屬的資料和關係,存疑的話會要求雙方家人驗DNA。我無意為貪污者說話,亦肯定在單程證的申請過程中有貪污的成份,但提出要求香港有審批權的朋友,我想問香港收回審批權後,大家是否同意,仍然是以家庭團聚作申請的基礎?」

換言之,李怡沒有觸及到的是,聲明把每日150個單程證目為中共輸入「殖民」的「缺口」這一並非基於事實的假設。至於這些李怡心目中次一等的港人內地子女,是否香港社會質素下滑的「元凶」?可爭論的地方實在太多。聲明和李怡都支持港府取回審批權,灰記也不反對。但問題是香港政府和社會上層的權貴階層已經有密不可割的中國因素,如果中共要全面控制香港社會,越來越聽命中共的香港政府高層可以自主嗎?

「如果大家都認為內地貪污問題嚴重,交香港審批可以解決問題嗎?我亦不樂觀!已故的居權家長林道成先生,多年來一直向保安局投訴中聯辦,指其官員直接介入居港權事件,分化家長。林先生指出,中聯辦威脅家長,要求家長停止以遊行請願的抗爭方式,改為去他們的子組織做義工,選舉時協助拉票,然而私底下向他們的子女發單程證。這些投訴持續了接觸近十年,保安局仍然沒有處理投訴,家長們向傳媒投訴過,向廉署投訴過,之前亦有去信曾蔭權,但一直石沉大海。多年來港府沒有任何政策去協助這批家庭,求助無門,就令貪官有機可乘。」

灰記不想反駁李怡新移民「質素差」的說法,也不想糾纏他反駁香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耿春亞,替內地人踎在地上的文化辯護的話。倒想提醒大家,那些處於香港上層和專業界內地「新貴」(他們透過優才專才或投資移民計劃來港),因為是既得利益者,可能比一般來港家庭團體聚的新移民更認同中共/大陸體制,更不想及不用融入一般香港社會。灰記及朋友親身認識,或聽聞不少來自基層家庭的內地新移民,如何自力更新,努力融入香港社會,對內地貪腐專制深惡痛絕。這些新移民是否「一文不值」,是否中共的棋子呢?

孔令瑜的文章結尾說︰「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去分化自己人,讓窮人鬥窮人,這才是真正的社會分化,撕裂社會呀!這些衰野一直都是由建制派和香港政府去主導,不少新移民因為怕再被攻擊,很多時都有口難言,有苦自己知,我們即使不能夠幫忙改變現象,但亦請別再在傷口上再洒鹽了,可以嗎?」

至於李怡和聲明發起人所言,沒有審批權,施君龍這樣的罪犯也可以移民來港。灰記不知道施君龍是否已經取得單程證,但只想說,施君龍和不少居權人士都是人大釋法的犧牲品。當年入境處是縱火案還是失火案?這群血氣方剛的絕望人士到入境處說要自焚,最終讓成悲劇,有入境處官員及居權人士慘死,施君龍等亦受到香港法律的懲罰。

灰記再次重申,贊成香港取回審批權。施君龍千錯;萬錯,罪有應得,由居權案所引發的入境處的悲劇,反映一個香港主流社會不肯承認的事實,香港人容不下這群港人子女。如果說香港社會撕裂,九九年香港人不接受這群他們心目中的「窮親戚」已埋下種子。今天反梁振英又再把矛頭指向他們,實在有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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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967

社會撕裂、困局、亂局……,相信不少年紀較長的香港人,包括灰記,都會有此「無奈」的感覺。一些行家甚至把現時的局面與一九六七年的社會動盪相提並論。《信報》的紀曉風問過前《文匯報》記者「夫子」劉銳紹。

「他解釋,1967 年的香港社會,面對政治、經濟、民生及民族的矛盾,市民的怨氣達到一個將要爆發的程度,因此釀成暴動。放諸今天的香港,雖然早已沒有中英之間的民族矛盾,但其餘三個矛盾依然存在,甚至不低於當年的水平, 『政治上,政策不符合民意,這個與67 年的情況相似,當時的港英政府也是高壓統治。經濟上,堅尼系數在0.5 之上,貧富懸殊不斷加深,跟當時的困苦環境接近。至於在民生上,內地人與港人的民間衝突,也令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這些前提下,我覺得今天的氛圍與67 年的時候相似』。」

「劉銳紹認為另一樣相似的地方,就是衝突雙方都覺得自己理直氣壯,一往無前、盡情投入的同時,卻沒有對背後的實情有足夠了解。他指,自己經歷過當年的暴動,現在目睹近年的衝突,覺得兩段時期出現的相同問題,就是大家都愛國愛港,然而『只問敵我,不問是非』,很容易就把對方否定,結果把矛盾升級,令情況變得更危險。」

「六七暴動」時,灰記還是未滿十歲的小孩,但也從窗外「見證」過大批穿白衫藍褲的左派群眾與警方整晚對峙,最終警方用催淚彈驅散群眾的情景。而那些催淚烟霧在十樓也感受到其威力。至於「土製菠蘿」是甚麼,亦從大人口中得知。當年小小年紀的灰記,並不懂得甚麼暴動、亂局,反而覺得好玩。當年灰記雖受父親反共思想影響,但看見警察和群眾對峙時,只希望看戲,甚至巴不得可以走到街上趁熱鬧,這是兒童的「特性」。至於果真能落街,會否受煽動拿起雜物亂擲,擲誰,也很難說。

因此facebook的「正義人士」,聲討那個隨挺梁人士擲水樽、「誣告」別人打他的無知小孩,灰記覺得不以為然。這些「正義人士」跟當年的左派群眾,以及現在那些以「愛國愛港」作招牌的挺梁親建制團體一樣,「犯了」夫子所說的毛病,「理直氣壯,一往無前」、「只問敵我,不問是非」,覺得真理在我手,不啱聽的便通通視為歪理/邪道。這是民主自由多元社會的大忌,香港若要邁向民主自由多元,這種心態要不得。

說回「六七暴動」。幾十年過後,回看當時,感覺當然不同。當時香港大部分都是貧窮人士,中產也未崛起,只有少數有錢人擔心中共接收香港,被迫共產而恐慌性賣掉產業移民。大部分為生活奔波,沒有多少政府支援及福利的香港人,相信只會以旁觀的心情看當時的亂局。旁觀,因為不覺得香港是自己掌握的地方,也不覺得港英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很多市民後來「默認」港英強硬鎮壓左派暴動,相信與左派的過激行為(土製炸彈與今天警民推撞不可同日而語),傷害無辜市民,以及恐共有關。

當年香港左派在文化、教育以至社會確曾有過「進步」的角色,爭取到不少低下階層,以至知識分子的支持。單以電影而言,五、六十年代以白燕、吳楚帆為代表的華南電影工作者,所拍的粵語長片,無論社會意識及「女性觀點」 ,都比今天的麻甩大男人「本土」電影強得多。但暴動一役把左派的統戰成果毀於一旦。

雖然除了反資反殖,還有民族主義這面旗幟可供左派利用,但相當多逃避中共統治,苟安於香港的市民,對左派敬而遠之,甚至反感。加上當時難民心態仍盛的香港人,人權意識不高,面對港英的高壓統治,為了苟安而採取忍耐態度。因此,堂堂正正挑戰警權的就是相對「進步」的左派。

「六七暴動」持續幾個月,社會動盪,但大部分沒有能力移民的香港人,其實無所依靠,他們只能默默寄望中共不強行「解放」香港,來大陸「政治掛帥」的一套,讓人有喘息的機會。

至於中共高層當時有否想過「解放」香港,相信日後如果有更多資料披露會有更確切的說法。不過,至少有一個說法是,當時中共的強硬派,毛澤東背後操縱的江青「四人幫」,有想過派軍隊接收香港。而比較務實的周恩來反對接收香港,毛澤東亦覺得還可以繼續利用香港,所以強硬派才沒有成事。

外來政權的港英政府沒有人認同,加上當時警察亦因為貪污嚴重、腐敗普遍,聲譽很差,真的名副其實是「有牌爛仔」。港英能收拾「亂局」,主要是因為北京希望保持現狀,大部分市民不想在香港搞大陸的一套。因此,當年的「社會撕裂」,是中共在港的極左行為,利用左派群眾鬧事而令傳統「愛國陣營」「自絕」於香港主流社會。而港英政府得到中共不接收香港的明確訊息後,亦強硬執法,平息「暴動」,對左派群眾鎮壓絕不手軟,殘酷程度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英國人始終是政治能手,經「暴動」一役,開始著手培養香港人意識,逐步搞改革,加上經濟機遇,造就香港七、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灰記等六、七十年代或較後期長大的人,享受過香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甜頭。

不過,這段「黃金歲月」亦充滿缺陷。「六七暴動」時,大部分香港人政治意識低,更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反而左派陣營的反資反殖,多少顯示與外來政權周旋的豪情。但這種反殖和其他殖民地不同,沒有衍生獨立自主的意識。無他,香港左派陣營並非獨立自主的群體,而是中共在香港的延伸,他們胸懷的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非生活中的彈丸殖民地。

本地意識的興起,是土生土長香港的第二、三代非共人士的自然產物。但這種本地意識除了標榜香港人靈活醒目,香港生活方便外,其實政治和文化的內涵不多,更不用說希望當家作主了。

而這種無傷大雅的香港意識,中英雙方均可接受。港英政府面對港人極溫和的民主訴求和手法,很容易拖過。中方「欣賞」香港人,包括民主派「識大體」,贊成香港「回歸祖國」。絕大部分香港人當時,以至現在,其實沒有想過甚麼是「港人治港」,更遑論更大膽的自治或獨立。

於是,「黃金歲月」造就了醒目靈活的香港人,多了一點民主、人權意識,多了一點對政府的要求,多了一點對這土地的歸屬感。但與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不同,香港人缺少的仍是政治意識,因為沒有受爭取獨立鬥爭的洗禮。中英私相授受,港人習慣旁觀。那些「愛國愛港」的,儘管為回歸搖旗吶喊,動輒罵人「反中亂港」,但事實他們作不了任何主。更荒謬的是,他們口口聲聲罵人亂港,叫不喜歡現狀的人移民,但卻逃避當家作主,連起碼的普選也不敢爭取,中央說甚麼他們和應甚麼。

如果說這群「國家好香港好」的人盲目,大部分港人則屬犬儒,普選他們未必不想,但中央不高興就不要勉強。灰記經常聽這話,「大陸唔會俾香港民主普選」,潛台詞是不要發夢,不要哂時間。灰記覺得,這是香港人未能當家作主的關鍵,無論主動逢迎或被動接受,香港人都沒有主體意識。

這種沒主體意識,深植絕大部分老一代的香港人腦中,包括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第二、三代。諷刺的是,這種沒主體意識是中英政府有意無意的合謀結果。其實說穿了,沒有主體意識的人即是順民,英國人固然求之不得,中國政府何嘗不希望香港人聽聽話話。

不過,相對而言,英國所代表的西方,或曰現代價值,例如人權、自由、法治,以至公義等,應該比較影響香港年輕的一代,老一輩則不得而知。而在未取得政權時高呼「民主自由」萬歲的中國共產黨,其「進步」形象亦因在大陸實施極權統治,推行魯莾殘暴的「共產主義」實驗,最終導致「生人勿近」。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漸向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靠攏,甚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與「市場經濟」發展同步的貪腐、權貴壟斷、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等越演越烈,並未能吸引多少已受西方啟蒙的香港人的全面擁護。而且自由行和CEPA帶來的中港過度融合,矛盾頻生。

近來崛起以年青為主的本土運動,不知是否比前人更有清晰的主體意識?香港社會政治走向本土化,是否遲早要到來的主體意識的展現?高舉龍獅旗的人「戀殖」姿態,似乎依然訴說著一種依賴的狀態,期望保留「美好的過去」。灰記不會敵視他們的「戀殖」心態,中共更沒資格動輒「教訓」,是你要長期利用香港,掌握大陸政權後,要繼續由英國人統治香港,難道要英國人「識做」替你培養愛中國的意識嗎!

但作為反殖人士,灰記更欣賞以另一種以結束殖民心態治為目標的本土運動,以零七年天星、皇后運動作為開展的八十後以此為志,以至這兩年才冒起的學民思潮。這些年青人既不依戀過去,還指出當今香港的政治制度正延續殖民統治,港人其實沒有真正參與管理香港。是中共希望換一面國旗,統治者由英國人轉為黃面孔,香港的資產階級由英資變香港華資和中資,然後「識時務者」的專業人士成為新「買辦」,其餘business as usual,期望香港這群順民繼續乖乖生活。

但多少接受過西方教育的香港人,習慣思想和行動自由,這與中共專制政權的家長式心態,始終不能協調。數十萬人「七一」反廿三條,是港人與中共及其在港代理矛盾的第一次大爆發。九七後,中共雖然己經「君臨」,但其專權的真面目亦愈來愈讓港人看清楚。

董建華擱置廿三條立法,香港人小勝,但沒有人,包括那些理應站在政治前線的泛民議員有遠見,有魄力去整合這得來不易的民氣,進一步推展政治進程。於是「七一」成了一年一度的姿態,其威力日漸褪色。甚至泛民所熱衷的議會政治變得愈來愈不知所謂,愈來愈一事無成。

本土運動,年青人的噪動,相信多少與泛民長期「不思進取,等運到」及這種不堪的議會生態有關。這種要另尋出路的不滿,聲勢似愈來愈大。至少愈來愈多青年,包括中學生投入種種政治、社會的事件。他們表現出對「本土之愛」令很多年長人士「動容」,除了極力保育一些值得保留的舊社區及生活方式,對大肆破壞環境的發展主義亦大加鞭撻,反中共一元化企圖的反國教運動…等。與大陸的關係方面,如果說以往中共曾經有過的理想主義都不能吸引年青人,今日比國民黨更貪腐濫權暴虐的中共,會有任何向心力嗎?那群高呼「愛國愛港」,動輒罵人「反中亂港」的人,究竟在擁抱甚麼價值?

但這群比「本土運動」年青人更噪動的「愛國愛港」人士,在梁振英及警方有意無意縱容下,經常成為街頭混亂的主角。他們所施行的暴力,超過之前任何所謂激進團體。其實之前嚴格來說,是激烈不算暴力。「愛國愛港」人士動輒打人,甚至沙展也被他們打頭及叫「食屎」,的確很有「反英抗暴」時的「風範」。但諷刺的是,他們不是挑戰權貴或對社會不公表達不滿,而是衝著那些挑戰權貴,向政府抗議的人而來。他們的出現,不得不令人想到納粹德國的那擁護納粹政權的,而積極有所行動的「群眾組織」,以及中共操控下的「群眾組織」。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總之就是要幫助政權消滅反對聲音。而他們出現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製造亂局」,讓政權更有鎮壓的藉口。

今天香港那些在政權縱容下的活躍「愛港」組織,不少背後的領導是當年挑戰港英統治的左派人士,甚至受過牢獄之災。但他們沒有從港英鎮壓反思政權與人民的關係,心中只殘留中共式的民族主義,亦即黨國主義(現在連台灣的國民黨也依靠不了),於是腦海中只有「外國勢力」,沒有人民自主訴求,甘願當政權的打手。而這群人長期受中共的鬥爭意識所俘虜 ,只見「敵我」,不會尊重多元;只希望單一聲音的「和諧」,不能接受自由社會的紛雜「噪音」。

在今日「社會撕裂、困局、亂局……」下,這些新出現的「愛港」群眾應有警戒作用,他們可以作為一面鏡子,反映「真理在我手」便可以為所欲為的荒唐。大家故然不必因為他們的出現而遠離示威集會,因為這也許是他們出現的其中一個「任務」–恫嚇溫和大多數遠離政治。但面對他們的衝擊時,如何避免成為他們一樣的人,這是任何「社會活動者」,特別今天的青年活躍人士值得思考的問題。

灰記只想就現今「警民對立」提出一點,經過香港的「黃金歲月」,大部分警務人員都已擺脫了貪污受賄、「有牌爛仔」的形象。當然《公安條例》並沒有因為時代的進步已顯著修訂,減少警權過大的問題。這也是中共及其代理人的「殖民者心態」的結果,臨立會恢復了不少九七前廢除了的「公安惡法」。但作為爭取主流民眾認同的策略也好,避免警方有藉口強硬執法也好,堅持非暴力抗爭的意見值得高度重視。灰記欣賞有民間團體搞非暴力抗爭工作坊。除避免肢體衝擊,灰記覺得辱罵前線警員是「公安」、「中共的走狗」等於事無補,反激起前線警員對示威群眾的仇視。要清楚明白,甘願當中共「走狗」的是遠離示威現場的政府及警方高層。

要知道,警員也是公務員體制的一部分,十八萬公務員亦以基層前線佔多,如果香港警員是公安,整個公務系統,所有公務員都是中共體制的一部分了,香港是否已到了如斯地步呢?如果事事隨便上綱上線,大家又離自己所反對的人有多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