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967

社會撕裂、困局、亂局……,相信不少年紀較長的香港人,包括灰記,都會有此「無奈」的感覺。一些行家甚至把現時的局面與一九六七年的社會動盪相提並論。《信報》的紀曉風問過前《文匯報》記者「夫子」劉銳紹。

「他解釋,1967 年的香港社會,面對政治、經濟、民生及民族的矛盾,市民的怨氣達到一個將要爆發的程度,因此釀成暴動。放諸今天的香港,雖然早已沒有中英之間的民族矛盾,但其餘三個矛盾依然存在,甚至不低於當年的水平, 『政治上,政策不符合民意,這個與67 年的情況相似,當時的港英政府也是高壓統治。經濟上,堅尼系數在0.5 之上,貧富懸殊不斷加深,跟當時的困苦環境接近。至於在民生上,內地人與港人的民間衝突,也令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這些前提下,我覺得今天的氛圍與67 年的時候相似』。」

「劉銳紹認為另一樣相似的地方,就是衝突雙方都覺得自己理直氣壯,一往無前、盡情投入的同時,卻沒有對背後的實情有足夠了解。他指,自己經歷過當年的暴動,現在目睹近年的衝突,覺得兩段時期出現的相同問題,就是大家都愛國愛港,然而『只問敵我,不問是非』,很容易就把對方否定,結果把矛盾升級,令情況變得更危險。」

「六七暴動」時,灰記還是未滿十歲的小孩,但也從窗外「見證」過大批穿白衫藍褲的左派群眾與警方整晚對峙,最終警方用催淚彈驅散群眾的情景。而那些催淚烟霧在十樓也感受到其威力。至於「土製菠蘿」是甚麼,亦從大人口中得知。當年小小年紀的灰記,並不懂得甚麼暴動、亂局,反而覺得好玩。當年灰記雖受父親反共思想影響,但看見警察和群眾對峙時,只希望看戲,甚至巴不得可以走到街上趁熱鬧,這是兒童的「特性」。至於果真能落街,會否受煽動拿起雜物亂擲,擲誰,也很難說。

因此facebook的「正義人士」,聲討那個隨挺梁人士擲水樽、「誣告」別人打他的無知小孩,灰記覺得不以為然。這些「正義人士」跟當年的左派群眾,以及現在那些以「愛國愛港」作招牌的挺梁親建制團體一樣,「犯了」夫子所說的毛病,「理直氣壯,一往無前」、「只問敵我,不問是非」,覺得真理在我手,不啱聽的便通通視為歪理/邪道。這是民主自由多元社會的大忌,香港若要邁向民主自由多元,這種心態要不得。

說回「六七暴動」。幾十年過後,回看當時,感覺當然不同。當時香港大部分都是貧窮人士,中產也未崛起,只有少數有錢人擔心中共接收香港,被迫共產而恐慌性賣掉產業移民。大部分為生活奔波,沒有多少政府支援及福利的香港人,相信只會以旁觀的心情看當時的亂局。旁觀,因為不覺得香港是自己掌握的地方,也不覺得港英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很多市民後來「默認」港英強硬鎮壓左派暴動,相信與左派的過激行為(土製炸彈與今天警民推撞不可同日而語),傷害無辜市民,以及恐共有關。

當年香港左派在文化、教育以至社會確曾有過「進步」的角色,爭取到不少低下階層,以至知識分子的支持。單以電影而言,五、六十年代以白燕、吳楚帆為代表的華南電影工作者,所拍的粵語長片,無論社會意識及「女性觀點」 ,都比今天的麻甩大男人「本土」電影強得多。但暴動一役把左派的統戰成果毀於一旦。

雖然除了反資反殖,還有民族主義這面旗幟可供左派利用,但相當多逃避中共統治,苟安於香港的市民,對左派敬而遠之,甚至反感。加上當時難民心態仍盛的香港人,人權意識不高,面對港英的高壓統治,為了苟安而採取忍耐態度。因此,堂堂正正挑戰警權的就是相對「進步」的左派。

「六七暴動」持續幾個月,社會動盪,但大部分沒有能力移民的香港人,其實無所依靠,他們只能默默寄望中共不強行「解放」香港,來大陸「政治掛帥」的一套,讓人有喘息的機會。

至於中共高層當時有否想過「解放」香港,相信日後如果有更多資料披露會有更確切的說法。不過,至少有一個說法是,當時中共的強硬派,毛澤東背後操縱的江青「四人幫」,有想過派軍隊接收香港。而比較務實的周恩來反對接收香港,毛澤東亦覺得還可以繼續利用香港,所以強硬派才沒有成事。

外來政權的港英政府沒有人認同,加上當時警察亦因為貪污嚴重、腐敗普遍,聲譽很差,真的名副其實是「有牌爛仔」。港英能收拾「亂局」,主要是因為北京希望保持現狀,大部分市民不想在香港搞大陸的一套。因此,當年的「社會撕裂」,是中共在港的極左行為,利用左派群眾鬧事而令傳統「愛國陣營」「自絕」於香港主流社會。而港英政府得到中共不接收香港的明確訊息後,亦強硬執法,平息「暴動」,對左派群眾鎮壓絕不手軟,殘酷程度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英國人始終是政治能手,經「暴動」一役,開始著手培養香港人意識,逐步搞改革,加上經濟機遇,造就香港七、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灰記等六、七十年代或較後期長大的人,享受過香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甜頭。

不過,這段「黃金歲月」亦充滿缺陷。「六七暴動」時,大部分香港人政治意識低,更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反而左派陣營的反資反殖,多少顯示與外來政權周旋的豪情。但這種反殖和其他殖民地不同,沒有衍生獨立自主的意識。無他,香港左派陣營並非獨立自主的群體,而是中共在香港的延伸,他們胸懷的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非生活中的彈丸殖民地。

本地意識的興起,是土生土長香港的第二、三代非共人士的自然產物。但這種本地意識除了標榜香港人靈活醒目,香港生活方便外,其實政治和文化的內涵不多,更不用說希望當家作主了。

而這種無傷大雅的香港意識,中英雙方均可接受。港英政府面對港人極溫和的民主訴求和手法,很容易拖過。中方「欣賞」香港人,包括民主派「識大體」,贊成香港「回歸祖國」。絕大部分香港人當時,以至現在,其實沒有想過甚麼是「港人治港」,更遑論更大膽的自治或獨立。

於是,「黃金歲月」造就了醒目靈活的香港人,多了一點民主、人權意識,多了一點對政府的要求,多了一點對這土地的歸屬感。但與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不同,香港人缺少的仍是政治意識,因為沒有受爭取獨立鬥爭的洗禮。中英私相授受,港人習慣旁觀。那些「愛國愛港」的,儘管為回歸搖旗吶喊,動輒罵人「反中亂港」,但事實他們作不了任何主。更荒謬的是,他們口口聲聲罵人亂港,叫不喜歡現狀的人移民,但卻逃避當家作主,連起碼的普選也不敢爭取,中央說甚麼他們和應甚麼。

如果說這群「國家好香港好」的人盲目,大部分港人則屬犬儒,普選他們未必不想,但中央不高興就不要勉強。灰記經常聽這話,「大陸唔會俾香港民主普選」,潛台詞是不要發夢,不要哂時間。灰記覺得,這是香港人未能當家作主的關鍵,無論主動逢迎或被動接受,香港人都沒有主體意識。

這種沒主體意識,深植絕大部分老一代的香港人腦中,包括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第二、三代。諷刺的是,這種沒主體意識是中英政府有意無意的合謀結果。其實說穿了,沒有主體意識的人即是順民,英國人固然求之不得,中國政府何嘗不希望香港人聽聽話話。

不過,相對而言,英國所代表的西方,或曰現代價值,例如人權、自由、法治,以至公義等,應該比較影響香港年輕的一代,老一輩則不得而知。而在未取得政權時高呼「民主自由」萬歲的中國共產黨,其「進步」形象亦因在大陸實施極權統治,推行魯莾殘暴的「共產主義」實驗,最終導致「生人勿近」。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漸向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靠攏,甚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與「市場經濟」發展同步的貪腐、權貴壟斷、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等越演越烈,並未能吸引多少已受西方啟蒙的香港人的全面擁護。而且自由行和CEPA帶來的中港過度融合,矛盾頻生。

近來崛起以年青為主的本土運動,不知是否比前人更有清晰的主體意識?香港社會政治走向本土化,是否遲早要到來的主體意識的展現?高舉龍獅旗的人「戀殖」姿態,似乎依然訴說著一種依賴的狀態,期望保留「美好的過去」。灰記不會敵視他們的「戀殖」心態,中共更沒資格動輒「教訓」,是你要長期利用香港,掌握大陸政權後,要繼續由英國人統治香港,難道要英國人「識做」替你培養愛中國的意識嗎!

但作為反殖人士,灰記更欣賞以另一種以結束殖民心態治為目標的本土運動,以零七年天星、皇后運動作為開展的八十後以此為志,以至這兩年才冒起的學民思潮。這些年青人既不依戀過去,還指出當今香港的政治制度正延續殖民統治,港人其實沒有真正參與管理香港。是中共希望換一面國旗,統治者由英國人轉為黃面孔,香港的資產階級由英資變香港華資和中資,然後「識時務者」的專業人士成為新「買辦」,其餘business as usual,期望香港這群順民繼續乖乖生活。

但多少接受過西方教育的香港人,習慣思想和行動自由,這與中共專制政權的家長式心態,始終不能協調。數十萬人「七一」反廿三條,是港人與中共及其在港代理矛盾的第一次大爆發。九七後,中共雖然己經「君臨」,但其專權的真面目亦愈來愈讓港人看清楚。

董建華擱置廿三條立法,香港人小勝,但沒有人,包括那些理應站在政治前線的泛民議員有遠見,有魄力去整合這得來不易的民氣,進一步推展政治進程。於是「七一」成了一年一度的姿態,其威力日漸褪色。甚至泛民所熱衷的議會政治變得愈來愈不知所謂,愈來愈一事無成。

本土運動,年青人的噪動,相信多少與泛民長期「不思進取,等運到」及這種不堪的議會生態有關。這種要另尋出路的不滿,聲勢似愈來愈大。至少愈來愈多青年,包括中學生投入種種政治、社會的事件。他們表現出對「本土之愛」令很多年長人士「動容」,除了極力保育一些值得保留的舊社區及生活方式,對大肆破壞環境的發展主義亦大加鞭撻,反中共一元化企圖的反國教運動…等。與大陸的關係方面,如果說以往中共曾經有過的理想主義都不能吸引年青人,今日比國民黨更貪腐濫權暴虐的中共,會有任何向心力嗎?那群高呼「愛國愛港」,動輒罵人「反中亂港」的人,究竟在擁抱甚麼價值?

但這群比「本土運動」年青人更噪動的「愛國愛港」人士,在梁振英及警方有意無意縱容下,經常成為街頭混亂的主角。他們所施行的暴力,超過之前任何所謂激進團體。其實之前嚴格來說,是激烈不算暴力。「愛國愛港」人士動輒打人,甚至沙展也被他們打頭及叫「食屎」,的確很有「反英抗暴」時的「風範」。但諷刺的是,他們不是挑戰權貴或對社會不公表達不滿,而是衝著那些挑戰權貴,向政府抗議的人而來。他們的出現,不得不令人想到納粹德國的那擁護納粹政權的,而積極有所行動的「群眾組織」,以及中共操控下的「群眾組織」。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總之就是要幫助政權消滅反對聲音。而他們出現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製造亂局」,讓政權更有鎮壓的藉口。

今天香港那些在政權縱容下的活躍「愛港」組織,不少背後的領導是當年挑戰港英統治的左派人士,甚至受過牢獄之災。但他們沒有從港英鎮壓反思政權與人民的關係,心中只殘留中共式的民族主義,亦即黨國主義(現在連台灣的國民黨也依靠不了),於是腦海中只有「外國勢力」,沒有人民自主訴求,甘願當政權的打手。而這群人長期受中共的鬥爭意識所俘虜 ,只見「敵我」,不會尊重多元;只希望單一聲音的「和諧」,不能接受自由社會的紛雜「噪音」。

在今日「社會撕裂、困局、亂局……」下,這些新出現的「愛港」群眾應有警戒作用,他們可以作為一面鏡子,反映「真理在我手」便可以為所欲為的荒唐。大家故然不必因為他們的出現而遠離示威集會,因為這也許是他們出現的其中一個「任務」–恫嚇溫和大多數遠離政治。但面對他們的衝擊時,如何避免成為他們一樣的人,這是任何「社會活動者」,特別今天的青年活躍人士值得思考的問題。

灰記只想就現今「警民對立」提出一點,經過香港的「黃金歲月」,大部分警務人員都已擺脫了貪污受賄、「有牌爛仔」的形象。當然《公安條例》並沒有因為時代的進步已顯著修訂,減少警權過大的問題。這也是中共及其代理人的「殖民者心態」的結果,臨立會恢復了不少九七前廢除了的「公安惡法」。但作為爭取主流民眾認同的策略也好,避免警方有藉口強硬執法也好,堅持非暴力抗爭的意見值得高度重視。灰記欣賞有民間團體搞非暴力抗爭工作坊。除避免肢體衝擊,灰記覺得辱罵前線警員是「公安」、「中共的走狗」等於事無補,反激起前線警員對示威群眾的仇視。要清楚明白,甘願當中共「走狗」的是遠離示威現場的政府及警方高層。

要知道,警員也是公務員體制的一部分,十八萬公務員亦以基層前線佔多,如果香港警員是公安,整個公務系統,所有公務員都是中共體制的一部分了,香港是否已到了如斯地步呢?如果事事隨便上綱上線,大家又離自己所反對的人有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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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2013/1967

  1. 這問題早就需要深思, 耐何到現在為止還未有更好的做法.

    「辱罵警員」, 德行上好像有缺, 但…默默忍受其及其上司「老點」「玩嘢」嗎? 這又是個難題. 更重要的是, 大家對警方的信任一直在跌.

    p.s.blog主你有沒有facebook/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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