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梁振英?

梁振英在僭建問題上是否誠信破產,相信明眼人自有判斷。這世界如果事實被公開了,便只能擺事實講道理,一個人如果是說謊者,無論語言偽術有多 「高超」 ,也不能無限期矇騙所有人。而灰記認為,與其說梁振英一次比一次「離奇」的語言偽術,令人「嘆為觀止」,倒不如說他是極度厚顏無恥。或者他是一個厚顏無恥的人,才練就一身語言偽術。 甚麼處理了便僭建不存在,甚麼第一次處理僭建,不知要通知屋宇署等,都是侮辱智慧。要知道,他本身是測量師,他擁有的測量師行絕對不乏專業人士。

把僭建的地下室密封了就視為僭建不存在,這是小學程度的托詞。小學生因為沒有做功課或其他問題,想出很多自以為天衣無縫的藉口,但無論老師和同學都清楚明白他在「講大話」,相信大部分人在求學時期都親身體驗過或目睹過這些「滑稽」場景,特別那個被拆穿了的學生的一臉尷尬。 但梁振英並非小學生,是理論上管治一個七百萬人口城市的最高當權者,他在公眾面前賣弄小學程度的語言偽術,是想把七百萬市民都當成小學生?再說,那些小語言偽術家,最終都難逃受到懲罰。當然有較開明的教育工作者主張多給這些學生機會,不要隨便把他標籤為說謊者,影響他的成長。但梁振英並非需要接受教育的小學生,而是影響七百萬人生活的管治者,要求他的操守比一個小學生好,並非過份要求。 灰記不相信香港市民會容忍一個無論道德操守和說話的認真程度都屬小學程度的特首。

因此,那些為他說項的「梁家班」如羅范椒芬、張志剛,張震遠等,說甚麼不涉誠信問題,說甚麼無人能保證家裏沒有僭建物,說甚麼希望香港人包容一點等,都是在誤導公眾。要知道,僭建曾經是重要的「政治武器」。去年一眾高官及部分議員,以及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僭建,引起不大不小的風波。曾蔭權被揭發露台僭建後,沒有多作狡辯,把僭建還原。最離譜的是曾經多年前任規劃及房屋局局長的孫明揚,被揭發當屋宇署上司時,多次不理會屋宇署清拆僭建物的通知。他最終向公眾道歉及清拆僭建物,但沒有辭去教育局局長的職務。灰記當時就在博客寫過要求孫明揚下台,覺得他知法犯法多年,已不配當公職人員。因為其時民主黨一位秘書長光顧/探訪一樓一小姐,沒有觸犯任何法例,也不是公職人物,但敵不過傳統道德觀念而辭職及退黨,為何孫明揚可以如此厚顏無恥。灰記寫該文時,對社會的雙重標準感受良多。

而當時梁振英曾向傳媒說就自己所知,住所沒有任何僭建物。繼而在往後的特首「選舉」中,其中一侯選人唐英年被揭發大宅僭建地下室後,梁振英以此來攻擊唐英年的誠信問題。而唐英年被揭僭建後,支持度大幅下滑,被梁振英大幅拋離。表面上,除了「蠢」的形象外,僭建問題令唐英年在特首小圈子選舉選情一落千丈,間接幫助梁振英當選。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形象「清白」、能言善辯的梁振英也被揭僭建,選情又會怎樣? 換言之,這絕對不是包容與否及人人都可能有僭建的問題,而是僭建一早己成為「協助梁振英當選」的政治問題。

灰記不想在此合理化特首小圈子選舉,但梁振英的當選,至少不能說與唐英年的僭建醜聞完全無關。而即使沒有這政治問題,開口閉口「開誠布公」的梁振英不斷砌詞狡辯,但越狡辯越令人感到智慧受侮辱,單單這樣,也足夠令人對他的人格和能力「信心全失」,蓋僭建是一問題,如何處理僭建是另一問題。 如果這事發生在民主選舉的地方,相信梁振英早就下台。

但香港的確畸形,無他,體制對他有足夠保障(除非中共要棄用他,但中共絕對不輕易撤換自己選擇了的人),無論泛民怎樣義正辭嚴,在親建制、保皇派的反對下,不信任動議不會獲得通過。而相信主流泛民也沒有政治意志在議會外搞抗爭,誓把這個言而無信的人拉下馬。至於香港市民,是否有足夠的「醒覺」,看清這個睜著眼說謊的特首的危險性。因為無論國民教育、23條立法、新界東北「融合」……他都可以睜著眼說謊。而最危險的是,大家習慣了他的言語偽術,又覺得拿他沒辦法後,真正的惡夢才會開始。所以現在就要告訴中共,這樣的特首我們不可能包容。

以巴停火後

image

以巴暫時停火,但全球愛好和平及關注巴勒斯坦人命運人士,都不認為暫時停火解決了問題。加拿大多倫多十一月廿四日下午二時{香港時間廿五日凌晨三時,就有約五、六百人,包括來自不同反以色列政府、支持巴人自決的組織代表、學生、市民,到市中心以色列領事館對示威。他們高嘁「以色列滾出去、巴勒斯坦自由」、「反對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內塔尼亞胡你會看見,終有一天巴勒斯坦會自由」…….在遊行前不同團體的代表,包括同志團體及安大略工會代表都有上台演講。

一位來自阿富汗的代表,除了發言支持巴勒斯坦人外,也提到其家鄉阿富汗被美國佔領。她是一位在加拿大長大的阿富汗人,但並沒有全盤接受西方傳媒對阿富汗的描述,即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到當地「解放」阿富汗人於「野蠻」傳統回教勢力,如塔利班。但在80年代蘇聯佔領阿富汗時,就是美國向這些「野蠻」回教勢力,如塔利班提供援助。與阿拉發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敵對的哈馬斯,以前不也曾受過以色列資助,以分化巴勒斯坦人嗎?總之,這些勢力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形象。昨天是解放力量,今天則是恐怖組織。

image

另一名來自當地巴勒斯坦組織的代表批評土拿大政府的以巴政策,指總理哈柏緊跟美國偏坦以色列。加拿大削減對巴勒斯坦的人道援助,其援助很大的比重被巴勒斯坦當局用來武裝警察,以對付來自巴勒斯坦內部的反對聲。當然,加拿大和美國一樣,不會援助加沙,因為加沙由哈馬斯控制。但西岸被形容為「溫和」的巴解法塔系阿巴斯當局,對自己的人民一點不溫和,對反對及改革的聲音打壓不遺餘力,亦繼承了阿拉發的無能與腐敗。

加沙的哈馬斯據稱比較關注加沙的低下階層,也曾為加沙窮人做過一些實事,所以幾年前的自由選舉勝出。不過,哈馬斯在打壓異己則與阿巴斯無異。早前面書有人發放了加沙青年改革宣言,就批評了哈馬斯打壓反對聲音不遺遇力。逮捕、刑訊和監禁,是很多敢於發聲的青年每日面對的現實。而以色列的封鎖和攻擊,在佔領區肆意侮辱巴人,把每個加沙青年都看成恐怖份子。加上國際社會的冷漠和偽善,這一切令他們難以再忍受下去。加沙青年所反映的是很多受壓迫民族都面對的雙重壓迫。而唯有他們在這些雙重壓迫中解放出來,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不過,這些真實的聲音,很少在西方的主流傳媒可以聽到。

image

而加拿大的主流傳媒亦偏坦以色列,新聞的調子永遠是以色列為了防衛和安全,向巴勒斯坦的「恐怖襲擊」報復。但以這一輪以色列攻擊為例,早在十一月八日,以軍在佔領區殺害了一名在踢足球的青年,卻沒有傳媒報道這宗恐怖襲擊。 至於巴人在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下,每日面對的壓迫和生活困境,則更不會是主流傳媒的關注點。香港主流傳媒也好不了多少,通常都是「假平衡」,以巴各打五十大板。但以巴並非對等勢力,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報道永遠有利壓迫者/強者,對受壓迫者/弱者殊不公平。其實這種「假平衡」一早已有取向。以色列的濫殺永遠都用上「空襲」、「軍事行動」等的中性名詞,而巴勒斯坦發動的一定是「恐怖襲擊」。

這次停火對美國和以色列來說可能只是一種公關活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揚言若對方破壞停火,會展開更猛烈攻勢。這意味以色列會藉機殺砉更多巴勒斯坦人。因此全球抗議以色列暴行的浪潮不會就此沉寂,無他,以色列的狂轟濫炸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但他們幾十年來的殖民政策,不斷佔領巴人土地,圍堵、害裂和封閉越來越萎縮和分散的巴人社區,近年連人道救援也因為以色列封鎖進入加沙的海路和陸路,才是普通巴勒斯坦人每日面對的暴力。

梁愛詩的「言論自由」

梁愛詩一改以往沉默作風(灰記以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她的口才並不怎樣),最近連珠發砲,抨擊香港法官和法治,又說五十年不變,不代表法制不變云云。問題是她並非只是退休的律政司司長,而是現在身任大陸官方「諮詢架構」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她的說法,無可避免令人想到,這是否大陸官方對香港法律制度有所不滿,要進一步「大陸化」。

換言之,現在只剩下法治稍為像樣的香港,被她這種身份的人這麼一說,香港人自然感到不安。作為代表民意的立法會,其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邀請她到立會解釋一下她的觀點,是正常不過的事。正所謂你以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這個銜頭「講得咁過癮」,也希望你講清講楚「你想點」,你說的法制可以改變是甚麼意思,是否要改變香港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行大陸那套黨大於法的制度?

要知道,幾年前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港,就曾提出過行政、立法、司法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話。很多人把習近平的說話解讀成「三權合作」論。香港人最「懼怕」就是大陸共產黨高官這種思維,無他,大陸共產黨行的是一黨專政,所謂「三權合作」,最終就是要立法和司法向行政退讓,在大陸,法院之上有共產黨的政法委主導法官怎樣判案,如果把大陸這種思維移植香港,其災難性可想而知。

梁愛詩回信立法會以個人言論自由做擋箭牌,說終審法院連人大常委會的想法也不理會,怎會理會她作為基本法委員會一個成員的看法。又說擔心這會造成危險先例,淪為五十年代的美國麥卡錫聆訊等。

灰記首先要反駁梁愛詩,這不是一個聆訊,被邀請出席的不單只她一個,還有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已答允出席,而兩個律師會亦會派代表出席。連被視為親建制、親中共的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對梁愛詩拒絕出席,也感到不理想。老實說,立法會親建制議員佔大多數,對梁愛詩有意見的「反對派」只佔少數。當然,梁愛詩可能心想那親建制不夠班,口才及邏輯不及格,很難擔當「保駕護航」任務,而部分「泛民」大狀牙尖嘴利,隨時令她尷尬。再說,她雖然是律師,也非能言善辯,所以她不願出席可能是出於「先見之明」。

其實這次立法會會議,毫無約束力,都是「口水」會,怎可以與五十年代麥卡錫聆訊相提並論,當年美國處於冷戰的反共高潮,對美國的左翼/共產黨捕風捉影,對一些美國人造成傷害,例如有人不堪壓力,出賣朋友,有人被判刑,有人甚至自殺。作為疑似地下共產黨員,梁愛詩對麥卡錫主義當然恨之入骨。但詩姐不要忘記,無論蘇共和中共,對自己友的迫害何共百倍於美國的白色恐怖,中共的反右和文革,不單要你出賣朋友,更要你出賣摯親,被迫害和判刑,肉體消失的更是成千上萬。相比之下,美國的麥卡錫聆訊只是小兒科。而毛澤東曾作過對白區地下黨員的政策,就是「就地消化,控制使用」,然後很多曾在國統區當過地下黨員的,中共當政後命運極其悲慘,這種對同志的不信任及冷酷,又怎是小小的麥卡錫主義可比。相信詩姐不會不知道。

回到詩姐引起爭議的言論,她說不明白包致金為何說香港的法治正受前所未有的風暴威脅。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感受到一國兩制正不斷受到侵蝕,不用包致金說出來。包致金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作為一個有人權意識的開明法官,退休後盡一下言職,亦屬人之常情。他是真正行使其言論自由,因為他是退休後,以一個普通人身份發言,而不是梁愛詩有公職在身,發出危言聳聽的話。

梁愛詩愛翻舊帳,終審法院在99年1月26日的確做過一件非常勇敢的事,就是履行基本法賦予香港法庭的憲法權力,就香港居港權解釋基本法24條,港人一旦成為永久居民,其內地子女享有居港權,居留權證明書毋須附於單程證。還在判詞中指,如果人大常委會所做的事與基本法不一致,香港法院有司法管豁權及責任宣布這些做法無效。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關鍵位置,對於包致金他們來說香港法院有責任根據基本法判案,而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享有憲法地位。

而在梁愛詩等一國優先的人的眼中,人大常委會享有至高無上權力(其實中國共產黨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局常委,才享有至高無上權力,人大只是橡皮圖章,它的權力不能受到一個地方政府挑戰,因為是它授予香港法院權力去解釋基本法。梁愛詩的意思大概是我授權給你,你怎能說我錯或我作出的指令無效。

梁愛詩所顯示的是典型中國式/ 家長式思維,「地方怎能挑戰中央」,「我不給權你,你甚麼也沒有,你怎能說我做錯」。灰記雖然討厭以家長/孩子來形容大陸和香港的關係,但灰記也借助家長/孩子的契約來作比喻,以突顯中國式/家長式思維的問題。「我是一家之主,我訂立所有規則,你們要聽從。」如果家長不遵守自己訂立規則呢?孩子可否指出家長的錯誤甚至要求家長改正?

在中國「家長們」來說是不可以的,不能挑戰「中央權威」︰

「一個地方法院,不能宣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所做的事是違法或無效。其實是不能質疑。如果他知道中央和特區關係站在那裏,就不會犯這錯誤。……即去中國法、去中央化,希望香港能夠獨立,完全不受國家約束,對中央和特區關係缺乏認識當時很多批評的,我們做法律適應化時很多人批評,我們破壞一國兩制,破壞法治,當時的批評其實利用深層次的問題,大家對共產黨的恐懼。」(梁愛詩10月6日的原話)

但問題是香港開埠以來,一直行普通法,不存在去中國化的問題。一國兩制是保證香港的制度不變,要轉變亦是香港內部事務,而並非北京干預下的轉變。事實97年後,香港是急速「中國化」,不再重視作為國際城市的一些特色,香港人希望盡快落實雙普選,以向其他國際城市看齊,但不是被人大釋法喝停了嗎?為何不讓香港政制演進呢?。包致金等非華裔法官的存在,才令人感到香港這個國際城市仍未完全褪色。當然,在事事要「中國化」的人的眼中,香港的「獨特性」總是礙眼的。

在包致金等普通法法官認為,在香港事務上,基本法已訂明除了國防、外交和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外,其他全屬香港內部事務的法律爭議,完全可以由香港法院自行處理。居港權是否香港內部事務?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安排是否香港內部事務?而基本法沒有訂明行政長官可要求人大釋法,只在48條要求行政長官執行基本法,但在梁愛詩心中,行政長官如果執行基本法過程遇到困難,可向國務院提交報告,透過國務院向人大尋求釋法。如果行政長官有如此重大權力和義務,為何不寫清楚?至少這是人大的疏忽吧。

現在梁愛詩利用港人所關注的「雙非」問題,說最有把握的做法就是政府提請釋法。但在包致金眼中,基本法24條第二款寫得很清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享有居港權,當年判莊豐源享居港權,今天遇到同一案件也會如此判,除非法官變質了。為何中共及梁愛詩等中共同路人事事都以人大釋法作依歸,無他,共產黨永遠正確的心態作祟。如果修改基本法,即表示立法有不足之處。但詩姐是自打嘴巴,又說法制不斷演變,大清律例現在己取消了,既然如此,修改基本法又有何問題?

說到底,還是法治和人治的問題,中共是百分百人治的政權,中國是百分百人治的社會,中共連自己制訂的法律也可以不遵守,又怎能要求它會尊重基本法。所以梁愛詩說有人利用對共產黨的恐懼,搞「去中國化」,是說到了問題核心 。就是因為共產黨不可信,香港人才唯有頂住中共強加的「融合」/ 「中國化」,所以有正義感的人,如包致金法官才說出肺腑之言,所以立法會才有責任進一步了解梁愛詩的「言論自由」。

也談「今日西藏,明日香港」

據報十一月九日,安多(青海)熱貢有上萬中小學生和僧侶遊行示威,中共的軍事和准軍事部隊進入高度戒備狀態。(互聯網照片)

灰記把西藏扯上香港,原因十分簡單。西藏的情況似乎不斷惡化,三年來,自焚的藏人七十幾個,但西藏人的困境得不到外界的足夠重視,至少遠遠及不上香港。灰記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看到這個情況,感到十分憂心,而西藏人面對的政權,正是香港人所面對的宗主國政權,這一點理應把西藏人和香港人拉得更近。只是有多少香港人基於「共同命運」而關注到西藏人的處境?

香港青年高舉港英龍獅旗,青海的藏人學生更勇敢,把五星旗降下,升上西藏原來的國旗,雪山獅子旗。(自由西藏照片)

早前facebook有人留言,「今日西藏,明日香港」,顯然是因為西藏和香港情況不斷惡化而有感而發。香港目前還保有若干程度的自治和法治,但最近中共官員和前官員利用有年青人高舉殖民地 龍獅旗大做文章,說甚麼港獨抬頭,然後又一輪警愓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反華反共等,然後那個視法治如無物的中共地下黨員,前律政司司長,現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不斷發炮,要香港法官體會中共的「立法精神」,又說五十年不變不代表法制不變,簡直就是「駭人聽聞」。

《基本法》訂明香港原有法律制度不變,香港行的就是英國普通法,如果改變法律制度,即是向大陸黨大於法的現實低頭,一國兩制亦宣布完結。但現任特首,也是盛傳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振英,以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對梁愛詩的狂言不敢哼一聲,證明香港的行政機關已經越來越「貼近」中共,一國兩制的確岌岌可危。而西藏的真正自治,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已經宣布完結。但西藏人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原本自成體系的國家,比香港人更有資格高呼「中國人滾回去」。

究竟還要有多少藏人自焚,才會令統治西藏的中共正視問題?可能中共覺得現在正高度重視西藏問題,所以要加強「維穩」,即加強監控藏人社區,打壓任何抗爭活動。

中共十八會議開幕前後,青海黃南州同仁縣兩天內有兩名年輕藏人自焚。十一月九日自由亞洲電台報道︰黄南州有數千學生和僧俗藏人共上萬人星期五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中國政府改變現行對藏政策,讓達賴赖喇嘛返回西藏,並實行民族平等權利,給予西藏自由。

犧性者之一為23歲婦女旦真措,她有一個六歲女兒。另一位犧性者是18歲的格桑晉巴。一位不願透露姓名参加青海同仁示威活動的藏人在示威現場向自亞洲電台台說︰「來自青海省黄南州州府同仁縣的黄南州民族師範學校、黄南州民族高中、黄南州職業技術學校、同仁縣民族中學等多個學校為數龐大的學生星期五當地時間凌晨五點開始展開了遊行示威活動,大家都高呼『語言自由、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藏人要團结一心』等的口號。」

雖然有大批警察,但阻止不了示威,示威者前往黃南州黨行政中心和同仁縣政府請願,然後再度聚集在隆務寺度母廣場,追悼自焚亡者,還特為達賴喇嘛尊者健康長壽、永駐人間,念誦了《長壽祈願文》。」另外,位於青海省西寧市的青海民族大學近千名學生當晚為所有自焚亡者舉行了燭光悼念活動。他們向所有為民族自由事業献出生命的英烈們表達深切哀悼,並虔心念誦祈禱文,為自焚亡者進行了祈福。

BBC報道,十一月初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曾發出呼籲,敦促中國政府允許獨立的人權觀察員進入西藏,了解發生這些自焚事件的深層原因。但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高級官員星期五(11月9日)在北京參加中共十八大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這樣的調查不會發生。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在十八大西藏代表團會議上說,他希望人們到西藏來觀光或旅遊,但是對某些活動並不歡迎。向巴平措說,有人「認為西藏有什麼問題,人權問題,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盛氣凌人,要搞調查,等等等等……。」他說,「以這樣一種形式提出來進西藏,恐怕我們覺得不合適。」

他發表講話的同時,正值青海的示威活動。中國當局把發生自焚事件的原因歸咎於達賴喇嘛。同時參加中共十八大西藏代表團會議的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區政府副主席洛桑江村說,「境外的藏獨勢力、達賴集團以犧牲別人的生命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洛桑江村在看著講稿發表講話時還說,「我們認為,這是違背人類共同的良知和道德的,不僅達不到其罪惡目的,而且必將受到嚴厲譴責。」據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報告,十一月初的六天內經有7名藏人自焚,出現了比以往更高的事發頻率。

把西藏人透過自焚抗議中共的統治,說成「達賴集團」背後策劃的「陰謀」,這是中共慣常的說法。但所謂「物先腐然後蟲生」,內因永然是事物變化的主因。換言之,那麼多藏人自焚,證明中共治藏的失敗。不過,對於今日「財大氣粗」,「國力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怎會隨便認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呼籲只能被當耳邊風。中共不罵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已算客氣了。

但這個表面強大的政權,卻是矛盾非常,其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及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在其黨十八大開幕演講中,憂心忡忡地提到,要整治腐敗,否則會有「亡黨亡國」的危機。每次聽到共產黨領導說這些話,灰記心中都不期然想起三個字,「真無賴」。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倒台,怎麼就會亡國?你共產黨倒台,為何要詛咒中國人忘國?老實說,如果中共真的願意改革(這是很多中國人的期望),接受人民真正的監督,逐步開放黨禁報禁,那麼共產黨在資源及歷史優勢下,還是有機會繼續執政。在台灣的中共「難兄難弟」國民黨,已經示範了政權倒台並非世界末日,可以捲土重來的例子。

只是中共仍然是封建殘餘,這種黨天下的觀念與以往朝廷家天下的觀念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以往朝廷更替,在「忠君愛國」思想下,舊朝臣民不願當「亡國奴」要一死表示忠心,這種愚忠已被有現代思想的中國人揚棄。既然人民不應該盲目順從/愛護朝廷,為何共產黨又要人民盲目順從/愛護共產黨,否則就是不愛國?這就是香港人和西藏人都反對中共的「愛國教育」的根本原因。

共產黨要中國人,包括香港華人擁護他們「千秋百世」,否則就是「亡黨亡國」,原來並非中國人的西藏人,雖然自一九五九年後便被中共殖民統治,不斷被灌輸「愛黨愛國」教育,但作為一個長期存在的民族,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和中國人統治,不能消滅他們「根深柢固」的民族認同。中共的「老祖宗」之一列寧,至少就口頭上捍衛民族自治和自決,當年蘇共爭奪俄國政權,也曾呼籲平等對待不同民族,要在平等基礎上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重要是每一成員國保留自由退出聯邦的權利。當然,列寧建議民族平等時已身患重病,後來奪得蘇共政權的大獨裁者,中共曾十分依賴的另一「老祖宗」斯大林,把這些蘇共曾確認的文件視為廢紙,搞他的民族壓迫去了。

列寧的確有先見之明,當一九二二年,斯大林未全面掌控蘇共前,為大俄羅斯擬好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和各獨立共和國的關係》這個文件,不僅建議把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阿美尼亞五個少數民族獨立國併入俄羅斯共和國成為五個「自治體」,還提出各自治體的最高當局必須接受和執行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國防、外交、外貿、財政、糧食、勞工、經濟這七個方面的決議。這個方案,五個少數民族共和國有三個反對。

當時列寧在高爾基市養病,看過此方案後,大為生氣,痛罵道:「那個格魯吉亞人(按:指史太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俄羅斯惡霸,大俄羅斯主義者,實質上是個壞蛋、獨裁者,一個典型的帝俄官僚,……完全忽略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對少數民族採取寬鬆政策──寧可過於寬鬆而絕不能過緊,因為對少數民族而言,沒有對被不平等看待更令他們反感的事。」(列寧當年如何看待少數民族問題 練乙錚)

可惜那些非俄羅斯的民族,要忍受六十多年的民族厭迫,到了蘇聯於九十年代初解體後,才能體現列寧所提倡的民族權利,紛紛成為獨立共和國。

列寧說得對,「沒有對被不平等看待更令他們反感的事」,今天的西藏人深深感受到的就是民族的不平等。他們所愛戴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退出政治事務前,不斷提出西藏真正自治的訴求,是比中共「老祖宗」列寧所建議的民族政策謙卑得多。當然功利主義的中共,會覺得斯大林實際執行的民族政策,即大權在蘇共中央,所有民族自治都是徒具虛名,更適合自己的胃口。在他們心中,毛主席從一九五零到五九年,「長達」九年能容忍西藏有一個葛廈政府,忍受達賴喇嘛在西藏人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不是「毛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已算「仁至義盡」了。

中共曾經有過「糾正」民族政策偏差的機會,八十年代,自由派胡耀邦當總書記時,曾糾正「過左」政策,在鄧小平容許下,中共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八十年代中還允許達賴喇嘛的代表回到西藏。原本中共的如意算盤是,西藏經過中國二十多年統治,以及八十年代開始的寬鬆及大量補貼政策,可以令「藏族人心回歸」,令達賴喇嘛的代表「知難而退」,不再作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偏偏西藏人不領中共的情,代表所到之處,藏人奔走相告,齊集訴苦,訴說對達賴喇嘛的思念。經過這次,胡耀邦的治藏政策被批判。八十年代末,中共派「劊子手」胡錦濤入藏,血腥鎮壓西藏人的抗爭,比「六四屠殺」還早。

同是殖民統治者,中國人習慣了東方的專制主義,不懂得列寧所說「寧可過於寬鬆而絕不能過緊」,英國人經過「反英抗暴」及七零年代的社會運動,也懂得派麥理浩搞新政,懷柔懷柔香港人。胡錦濤的血腥治藏反而令他扶搖直上,被「太上皇」鄧小平賞識,成為過去十年的中共總書記。而過去十年,中共無論治藏還是治港,都是「胡蘿蔔加棍子」,而且棍子越來越來擔當重任。西藏早已成為准軍管地區,而早前駐港解放軍習,也模擬如何鎮壓香港「騷亂」,加上京官和中共香港的附庸不斷攻擊香港制度和司法獨立,令很多香港人擔心自治將不保。

而中共的過緊政策,只會令西藏的民族反抗活動越來越激烈,亦令香港人越來越像「少數民族」。說香港人越來越像「少數民族」的並非灰記,而是熟悉中共的著名政論家練乙錚。他近期的文章「談護照國籍——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也是有感於中共官員近期惡形惡相的罵「港獨」,提醒官員此舉有害香港,應該停止,勸喻他們應多討論,香港人對「中國」的疏離感和排拒意識到底到了什麼地步,為何如此,如何挽回。

他在文章警告中共,近代史上的同種族分離運動,如美國獨立運動、中共當年成立蘇維埃政權、今天的台獨等,都是既腐朽又兇殘的當權派逼迫出來的,無一例外;外來勢力縱有,亦不過是推波助瀾的次要因素,只不過當權的往往倒果為因,把分離意識說成是由外力支配,一面逃避歷史責任,一面繼續腐朽兇殘。

他引中共的「老祖宗」斯大林比一九二二年更早的對民族的見解︰

「斯大林於1913年,即俄國革命前四年,發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對『民族』這一概念給出完整定義,是為馬列理論中的第一次【註】。當時的情況是,沙皇治下的帝國邊疆地帶,出現多個民族主義運動,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共前身)必須就現象提出看法。然而,斯大林這個理論直接指導了中國大陸解放之後由中共推動的「少數民族識別」工作,因而具有現實中國意義。斯大林強調,『民族』不是『種族』,也不是『部族』,同文同種的,也可以是不同的『民族』;相反,不同的種族,最終也可以結合成一個『民族』。他替『民族』這個概念給出的定義,包括四個必要條件:一、有統一的語言;二、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三、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四、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

近來不少人提出「香港自治運動」、「城邦論」等,看到練先生的文章,會否受到鼓舞?了解多了西藏人的堅忍不拔,那麼多人願意為民族自由而犧性,是否會有更多香港人敢於想像「香港民族自治」,以至「自決」,並為此付出代價。

再回到練先生「列寧當年如何看待少數民族問題」的結語。

「四九年中共建國,國體有異於列寧當年締造的蘇聯,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政體以『自治區』的方式出現。有這個分別,是因為毛澤東等人知道,如果採用列寧的蘇聯模式,讓少數民族組成獨立共和國加入『中華蘇維埃』而保留退出的權利,則這些共和國有被史太林『撬走』的危險。對新中國成立『自治區』的做法,史太林不便反對,因為當年他正是此模式的倡議者。

列寧主張給少數民族共和國平等地位和獨立的權利,得到成員國廣泛擁護,蘇聯因此順利成立並有很強向心力;史太林反此道而行,蘇聯卻被少數民族唾棄,最終解體。這個歷史教訓,迷信中央集權的中共視而不見,一味把蘇聯解體的原因說成是西方搞顏色革命離間的結果,十分可惜。」

不知胡錦濤之後,在「亡黨亡國」前,有否有魄力及遠見的中共領導,能夠順應民意,不再迷信中央集權及專制統治,避免「亡黨亡國」的生靈塗炭,「造福」中國人和「少數民族」?

帝國、天朝、被「和諧共識」吞噬的城市

生活時報照片

美國大選結束,奧巴馬連任成功。香港雖遠離美國,但仍十分關注這個影響全世界的大國的大選,facebook上留言熱烈,《主場新聞》網站不斷更新消息。不少人都對這位黑人總統再度當選感到高興。不過,對一些左翼人士來說,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是為財團服務的政黨,對內都是延續維護富人利益的制度,對外則都是維持 美帝國霸權的國際秩序。左翼人士Lam Chi Leung就留言道︰

「奧巴馬連任勝利了,可是美國人民也獲得勝利嗎?失業仍然嚴重,金融巨頭和壟斷資本的權勢仍然雷打不通,醫療改革面目全非,在阿富汗伊拉克中東的軍事霸權仍然繼續且不斷擴張。說到底,奧巴馬和他的民主黨跟羅姆尼共和黨同樣都是為美國一小撮追逐無限利潤的資本家階級服務,而人民(包括落後國家的人民)的福祉和權利都得靠邊。更何況,今天的美國民主黨像就像90年代轉向了的歐洲社會民主黨/工黨,更不願推行多少有真實意義的改良了。所謂「新民主黨」跟奉行「第三條路」的歐洲社民黨只會跟右派進一步體齊,甚至比右派更具欺騙性。美國勞動階級何時能夠重拾她輝煌的激進傳統,建立獨立於兩黨的政治力量,走向徹底改造政治經濟結構?前途不易估計,而且這方面也不是重點。認清真正的奮鬥方向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典型」的左派觀點,理論上未必沒有道理。相信美國也有「真正」的左派對現在的兩黨制很不滿,美國選舉也是一場花費巨大的金權政治,只有財團和富豪才花費得起的選戰。問題是無奈也好,這始終是美國人民的選擇,左派朋友要說服美國人民轉變,依然「任重道遠」。更何況在「自由經濟」主義者眼中,奧巴馬一個福利主義的總統。《蘋果日報》就有標題為「奧巴馬連任,美國富豪︰我們要革命」的報道,「擔心」奧巴馬要加大對中下階層的補貼。而在很多自由派眼中,在共和黨與基督教右翼走得越來越近的今天,奧巴馬的民主黨會較尊重個人自由,較同情新移民,較善待不同種族,較尊重差異。換言之,奧巴馬當選始終好過右派的羅姆尼,那怕那只是丁點兒的好。

除了一些「正治正確」的左翼批判,奧巴馬連任對很多香港「進步」人士還是「賞心悅目」的事。社運人士蔡芷荺在《主場新聞》就寫了「史上最型仔總統︰奧巴馬閃咭大全」︰

「美國總統大選,作為遠方的家庭觀眾隔岸觀火,只能做花生友一名。既然如此,食花生就食到最徹底,省卻所有政治分析,告訴大家我支持奧巴馬的最主要原因:情願型仔做總統,過多四年養眼的日子,都不要信口雌黃的膠人狼姆尼!

講多無謂,呈上珍藏閃咭……」

互聯網照片

蔡小姐展視從互聯網收集到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的活動照片,除了「型仔」,他健康親民的形象的確並非每個政客都做得到。除了超過六千萬人投票給他(對手亦只少二百萬票),全國亦有萬計支持者自發慶祝。而看畢他成功連任後的演講和「與眾同樂」的場面,再看中共十八大會議,人民除了完全無法參與揀選共產黨領導(而這些共產黨領導卻要主宰十多億中國人的命運),更因為共產黨要開會而整個國家如臨大敵,不准售賣菜刀,連搖控直升機也不准售賣,造成人民生活上諸多不便,那些被監控的維權人士更被非法禁錮。

而電視直播的中共十八開幕儀式,真令灰記有「想死」的感覺。看見那群坐在鏡頭前的老人家,綳緊面孔,聽到那些像訓話的發言,黑箱作業的政治運作,究竟中共官場離開清朝和古代天朝有多遠?常常有人說中國是「家長式」統治,香港人又愛「阿爺」前,「阿爺」後,再從如十八大這樣的場面印證,中國這個「民族」 真的沒有長大,沒有長大的意思是本應廿一世紀堂堂正正,自把自為的公民社會,卻仍是領導、「父母官」指揮一切的黨國/朝廷天下,人民仍是要「聽聽話話」,要響應「和諧一統」的「子民」,灰記實在以身為中國人感到羞恥,也完全明白為何有香港人不願當中國人。Sorry胡錦濤,做中國人一點尊嚴和榮耀感也沒有,就是因為有你們這班「大老爺」的存在,所以你們擔心的「亡黨亡國」未必是壞事,至少人民有機會拾會做人的尊嚴。

互聯網照片

不單只奧巴馬的照片顯示「帝國」與「天朝」–美國和中國社會的巨大差異,他與一位十歲女孩的通信,也側面反映越來越受天朝影響香港社會「保守落後」的一面。事緣Yahoo News 一位 News blogger 寫了一篇名為"Obama responds to 10-year-old girl’s letter about her two dads"的News Blog,講述奧巴馬如何回覆一位由兩位同志父親撫養的女孩的來信,她因為經常被取笑有兩個父親而感到困惑(節錄)︰

“I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I am so glad you agree that two men can love each other because I have two dads and they love each other. But at school, kids think that it’s gross and weird but it really hurts my heart and feelings so I came to you because you are my hero. If you were me and you had two dads that loved each other and kids at school teased you about it, what would you do?"(我想告訴你很高興知道你認同兩個男人可以相愛,因為我有兩個相愛的爸爸。但學校的同學覺得這樣很醜怪很不正常,這令我內心傷痛,所以我找你因為你是我的英雄。倘若你好像我有兩個相愛的爸爸,但同學因此取笑你,你會怎麼辦?)

奧巴馬回信寫道(節錄)︰

“Reading it made me proud to be your president and ever more hopeful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he wrote. “In America, no two families look the same. We celebrate this diversity. And we recognize that whether you have two dads or one mom what matters above all is the love we show one another. You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two parents who care deeply for you. They are lucky to have such an exceptional daughter in you."(讀你的信令我為身為你的總統感到驕傲及對國家的未來更有信心. 在美國,每個家庭都不同。我們歡迎這種差異。我們都明白,不管你有兩個爸爸或單親媽媽,最重要是大家顯示給對方的愛。你有兩個深深關愛你的爸爸應感到幸福。他們很幸運有一個像你這樣與眾不同的女兒。)

“Our differenced unite us. You and I are blessed to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we are born equal no matter what we look like on the outside, where we grow up, or who our parents are," Obama continued. “A good rule is to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hope they will treat you. Remind your friends at school about this rule if they say something that hurts your feelings."(差異令我們團結。你和我深受祝福,能夠生活在一個無論我們的外貌怎樣,在那裡成長或我們的家長是誰,都生而平等的國家。最好的規條是推己及人,你在學校應提醒他們這規條,如果他們說一些傷害你感覺的話。)

灰記不能想像胡錦濤以至習近平會說出「差異令我們團結」的話,他們少罵香港人「獨立特行」不夠愛國,少罵舉龍獅旗的人是搞港獨,少說「愛國愛港大團結」等已經很不錯了。灰記更不會想像香港會有一個像這個美國女孩處境的人寫信給梁振英,因為梁振英以至絕大部分公眾人物都不會敢公開認可同性相愛,香港法例上也不容許兩個男人共同撫養孩子。但所謂先進多元的社會是甚麼,最重要還不是接受和歡迎差異,不能因為差異而被取笑及歧視。不是說美國或其他國家已經沒有歧視,而是他們起碼願意透過立法及教育,期望消除因為不能接受差異而衍生的歧視/敵視,而不是要社會對任何事物有一致的共識。

阿平漫畫

更公平對待同性戀者的立法建議已經提出了十多年,但九七後香港好像在開歷史倒車,竟然連何秀蘭議員提出沒有約束力的促請政府盡快就「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者的平等機會」進行公眾諮詢的議案,竟也被保守派把持的立法會否決,這事絕對是國際大笑話。

而民建聯葉國謙所說不希望外國的風氣影響香港華人社會,簡直就是自暴其醜的無知。同性戀和異性戀都是人類情感/情欲的一部分,中國和其他社會一樣,自古以來已有同性戀文化。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如有人提出社會在同志平權課題未有共識,諮詢只會引起爭議,根本就是對民主和自由的扭曲。所謂少數/弱勢權利受保障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否則只會變成多數人的暴政。婦女、「少數」族裔、殘疾人士等的平權運動都曾引起主流社會的爭議,而正正因為社會不會有共識才必須立法保障她/他們。

看了美國大選,再看中共十八大,再看香港政界如何對待不同性傾向平權,不得不令灰記感到香港這個原本最貼近現代「普世」價值的華人社會,正被冥頑不靈的天朝文化拖後腿,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灰記對帝國沒有興趣,也不想當外國的二等公民,所以只能在情況繼續惡化前,繼續為捍衛這城市所剩無幾的「普世」價值,多元文明,為抗議傲慢過時的天朝文化而發聲,那怕只是極微弱的一把聲音。

陳獨秀與異議者

在香港落戶,由內地人主理的《陽光時務週刊》頗有「黨外」雜誌的氣勢。一些同行談起這份新雜誌,都給予於正面評價。灰記發覺,可能由於自由行的關係,香港近年出現很多有關大陸社會,批判中共政權的政論雜誌,在報攤和便利店出售的同類刊物,不下十本。然而,大都給人道聽途說,小道消息為主的感覺,沒有多少「權威性」。加上不講求版面設計,不十分吸引。而這份由內地媒體人主理的刊物,無論版面設計以及探討問題的多元角度,都讓人耳目一新。最重要這份刊物對中國執政共產黨持批判態度之餘,不走小道消息路線,希望除了採訪式報道外,以觀點和分析爭取讀者。

如果說這是一本異議雜誌,它的存在也多得歷史賦予香港的特殊角色,由英國殖民地到一國兩制的特區,它都能容納異議聲音,一定程度可以說出「叛逆」的說話。只是現在中共一些權貴及其奉承者不斷抹黑香港的獨特性,把這些獨特性誣為港獨特徵,企圖拖香港之後腿,收窄香港人所享有,非常重要的言論空間,把香港變成對大陸,對內地人完全沒有作用的「中國城市」,實在可惡之極。

說回《陽光時務》,中共十八大舉行在即,週刊趁此「盛會」,以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作封面,透過介紹這位一生都反對建制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特別是執政共產黨人普遍缺乏的民主和異議精神,試圖點出中國走不出「政改」死胡同的「要害」 。

《陽光時務》網站如此介紹這期陳獨秀的專輯︰

「1938 年,被污為『漢奸』的陳獨秀與中共決裂後,在顛沛流離中,走向了民主主義思想的頂峰。而與他親如師生的毛澤東開闢了通向權力頂峰的道路,為今日中共的「小集體獨裁制」拉開大幕。 從 1921 年『一大』,到 2012 年的『十八大』;從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到候任總書記習近平,中共內部的路線鬥爭一直沒有停過。各方勢力的角逐改變了中共,更左右了中國。 作為中共首任總書記的陳獨秀,如何與毛澤東產生分歧?又如何在政治鬥爭中失勢、進而被罷免?被邊緣化的他如何又從一個「托派」走向了民主主義?鬥爭中的勝者毛澤東又如何重塑了早期中共的气?進而重新改變了整個中國?」

有興趣了解陳獨秀如何由一個晚清秀才,逐步走向反清。清朝滅亡後,如何由一個大學教授,走向反國民黨,走向共產主義,建立中共,又如何與被斯大林控制的共產國際所主導的中共決裂,轉而認同蘇共反對派托洛茨基的主張,最終成為國共,以至一些中國托派都不接受的人物,坐過國民黨的牢,晚年貧病交煎,孤獨終老,可參看這期的《陽光時務週刊》,甚或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

對於灰記這類「香港仔」,認識陳獨秀這個名字是在中學時代,那時學校中文教科書有講及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的兩位倡導者是胡適和陳獨秀。當然,在殖民地香港,教師多只會介紹倡議自由主義的胡適,對陳獨秀這位近代中國異議者的先驅,則很少提及。灰記要到近年才對陳獨秀多了些認識,主要是多了介紹中國托派的書籍。無論在香港還是中國大陸,托派由「禁忌」,變成可談論(在大陸依然有眾多禁區)的人與事,證明時代畢竟在進步。

《陽光時務》主要借助唐寶林的研究,認為陳獨秀晚年「大徹大悟」,揚棄共產主義,擁抱自由主義。例如引《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段,陳對民主的「最後」看法︰

「『德謨克拉西(民主一詞音譯),是各階級求得多少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創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要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如果說無級(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級(資產階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現稱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特別重要的是反對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facebook有香港托派朋友認為《陽光時務》和唐寶林是一廂情願地把陳獨秀「自由化」︰

「唐寶林:「他(陳獨秀)少年研習舊學,中過秀才,後成為『康黨』反對舊制;留學日本後轉向民主革命,反對康梁的改良主張;五四後服膺馬列,反對國民黨政府;大革命後又轉向托洛斯基主義,成為了黨內反對派。抗日戰爭爆發,又與堅持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托派決裂。」十分遺憾,唐寶林仍然沒有弄清楚抗戰後出獄的陳獨秀是跟當時彭述之領導的托派組織決裂,而不是跟托洛茨基主義決裂。陳獨秀1938年從四川寫信給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仍然彼此以同志的身份交流,可見他沒有放棄托派的思想信仰。」

不管陳獨秀是否堅持托派理論,他對民主的堅持及獨裁的鞭策仍然十分有現實意義。今時今日的馬克思主義信徒,無論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主義者,也要回答如何避免「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共產黨獨裁,以及這種統治所衍生的種種反人類的災難性後果。而很多馬列主義者仍相信暴力革命之不可避免,但在全球生態危機越趨嚴重的今天,解決資本主義危機是否仍繫於傳統的「階級仇恨」?所謂社會主義建築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之上,是否就是世界大戰,很可能是核戰後的廢墟?正如毛澤東說過類似的話,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剩下一半人口,卻迎來社會主義,這種想像是浪漫還是冷酷?

當然,可能對「真正」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灰記的「反戰」/「反暴力」只是替資產階級繼續「騎刧」無產階級/廣大民眾,繼續利用產權攫取暴利,剝削工人,拒絕改革「背書」。灰記也不會不知道歷史屢試不爽的「官迫民反」,只是如果大家真的相信社會進步,相信群眾智慧,當大家了解生態災難的迫在眉睫,陷滅性戰爭的可怖,堅持非暴力抗爭,堅持反核反戰,會否避免「玉石俱焚」,避免資本主義「滅亡」於人類的廢墟之上?這當然沒有確實答案。 也許說到底,只是灰記這類貪生怕死的小資,沒有勇氣面對地球只剩下一半人口的「社會主義春天」吧了。

扯遠了,回到香港的現實,由於中國托派以至任何異議聲音都被壓制,剩下香港的托派有活動空間。而談起托派異議者,不得不談兩位人物。第一位是連任兩屆立法會議員的「長毛」梁國雄,他就是三十多年前托派組織革馬盟的成員。這個小組織人數很少,高舉反資反殖旗幟,但被傳統左派排斥,亦不受支持「回歸」的民主派歡迎。無他,中共一直抹黑托派,而無論傳統左派和民主派主流骨子裏都是民族主義者,自然對托派反感。不過,昔日在街頭派發傳單,經常被「孤立」的「雄仔」,今日可以在議事大罵權貴,被不少年青人視為「偶像」,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第二位就是已故的革馬盟領袖吳仲賢。提起吳仲賢,不少活躍於七十年代的社運份子,仍津津樂道其「領袖魅力」。那些年,非傳統左派的活躍份子,不少都集結在70年代雙周刊,這份理想主義刊物的周圍。有社運老兵說,當時刊物的反殖反資理論,主要靠幾名由外國留學歸來的大學畢業生推介,不過,吳仲賢雖沒有放洋,卻也雄辯滔滔,而很有點子。當年的保釣運動,就是由老吳最早提出,目的還是借「保衛國土」之名,反對殖民統治及荒謬的公安法。

不過,這位當年社運活躍份子及香港托派領袖,有過一段「不光采」的歷史,就是在八零年代初到大陸串連民運人士,中伏被中共拘捕,最後假意應承回香港當中共線人,及披露已公開及無關重要的民運份子材料而被放行。但他堅決否認「出賣同志」︰

「…但關於『革馬盟』成員的個人資料、名字,以及內部的情況,我編了很多假話,而且我相信他們一時不可能查出其中虛實。至於聲明『過去自己錯誤,而今接受黨領導』之類,在那時當然就一定要寫了。由於我始終不透露香港活動分子跟『民運』聯絡的情況,所以反過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份『黑名單』,包括幾十位跟『民運』頗有交往的積極分子的名字。其中有些學生,有些已畢業,有些是『革馬盟』成員。至此,我才證實原來中共一直對『民運』嚴密監視,遠非我們所想像那麼簡單。至於其中『革馬盟』成員身分,當然我也絕對不透露半句口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912頁)

但他的「同志」始終覺得他不夠「革命氣慨」,向中共低頭,他回港之後被一些革馬盟成員批判,最終被開除出組織。不過,老吳始終關心香港和中國前途,八九民運,他在香港積極參與支援,不過因為自己的托派背景,被排拒於支聯會外。翌年,他舉家移民澳洲,九二年再回港,九四年因癌症逝世。灰記還記得,他臨終前仍然記掛香港的前途,寫了一篇文章登《明報》,內容已不記得。當時中英爭拗,香港人沒有自主權,他大概是就香港人的困境說話吧。

能言善辯,親和力強的吳仲賢早逝,是否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損失?灰記在想,如果老吳仍在,香港的民主運動會否更團結?如果老吳仍在,會否涉足政壇,成為「民主派」的一大員。無論如何,吳仲賢和梁國雄等托派人士,與其他政治信仰者一樣,關注香港以至中國的政治社會,身體力行投身民主運動,成為反對/異見人士。

反對聲音/異議文化,在香港這個仍容得下多元聲音的社會,依然有生命力。而反對聲音/異議文化在大陸高壓下,並沒有消聲匿跡,在互聯網科技術的突破下,網上異議活動活躍,現實的維權活動亦無日無之。不過,內地異議者仍要面對當年陳獨秀面對的牢獄之災。無數異議者都曾被收監,出獄後成監控對象。雖然命運類同,很多異議、維權的民眾未必知道陳獨秀,但如果說歷史傳承的話,如果傳承不應局限於「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今日中港的異議、維權文化,也許「繼承」自當年那位,以至繼後無數「失敗者」的堅持獨立,堅持有權說不的民主精神。

莫怪「龍獅傳人」 ,只怪中共傲慢

香港自治運動照片

為甚麼如此介意那幾面龍獅旗,中共的港澳辦前副主任和前主任為何對高舉龍獅旗的年輕人要咬牙切齒?那位以「左」(實質是右,因為思維同中港的資本家一樣,反對增加福利 )見稱的前副主任陳佐洱,把舉龍獅旗上升至港獨高度,實在抬舉這面旗幟。「近年的確有港獨勢力抬頭,並像病毒一樣蔓延得很快,是毋庸遮遮掩掩的事實,要提高警惕,嚴正應對。」(香港電台網10月24日)

跟著10月25日,前港澳辦主任魯平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指鼓吹港獨是傻瓜,沒有內地支持,香港只是一座死城。然後再過幾天又說,"Those who do not recognise they are Chinese should look at what is written on their passports or they should renounce their Chinese nationality."(那些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應看看他們的護照寫的是甚麼,或者放棄他們的中國國籍)。

魯平的第二次說話,是否衝口而出,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第一,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華人相當多,沒有20%也有10%,第二,相信他們大部分不會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只要稍為了解一點香港歷史,也知道為何那麼多香港人擁有外國護照,就是對中共的恐懼和不信任。就是香港人普遍對中共的恐懼和不信任,英國人才會為了「光榮撤退」跟中共談判,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就是香港人普遍對中共的恐懼和不信任,「老謀深算」的鄧小平才會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來安撫香港人。

事實上,灰記就有不少持外國護照的香港朋友,大談如何反日,如何保衛中國國土。這些人講起「保家衛國」時「義正辭嚴」,但談起統治中國的共產黨時則「咬牙切齒」,那麼魯平會否認為這些人「數典忘宗」,不認中國人?老實說,當中共的高官不斷把財產轉移外國,把子女送往外國做外國人時(即將就任國家主席和共產黨總書記的習近平,至少有兩個姊姊及一個弟弟移民澳洲和加拿大),魯平(自己的兩個外孫女是美國人),以至陳佐洱有甚麼資格罵高舉龍獅旗的人。況且,現在「去國」的內地人不斷增加,不少中產人士對中國政治及社會前景沒信心,移民或送兒女到外國讀書,已經成為一個熱潮。前年有五十多萬人移民外國。去年,美國就有八萬七千名中國移民成為永久居民,比前年多萬幾人(紐約時報)。不知魯平會否罵這些人不配當中國人。

說回龍獅旗,你說高舉龍獅旗的人很天真,很淺薄,美化殖民時代的一切也好,他們好歹也出於愛護自己的居地。這群人可能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沒有「能力」或不想移民他國做二等公民,香港是他們唯一的家,但眼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越來越像謊言,中共的粗暴干涉香港的內部事務時,緬懷一下英國人統治的日子,也屬人之常情。要知道,這群「龍獅傳人」大多二十多到三十多歲,成長於香港最「美好」的時代,那時期中國要搞改革開放,統治者比較謙虛,覺得中國落後於世界,要好好學習,而香港正是最近可供學習的地方(現在中國企業借助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在港大量集資,中共卻越來越不懂得謙虛)。那個時候,香港受惠於中國改革開放,同時香港資金亦對經濟陷於崩潰邊沿的中國相當重要,當然香港(以至其他地方)資本家剝削大陸工人,到今時今日仍然被關注團體詬病。那個時期,英國人的統治也比較順應香港的民意,九年免費教育,廉政建設,長遠房屋政策的訂立,牛步的代議政制提上議程…。

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對港英麥理浩改革前的高壓統治,香港社會貪污腐敗的黑暗面較少認識,因而對英國殖民統治懷有好感,至少不反感是很正常的事。正如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所言,高舉龍獅旗的人只是出於對現狀的不滿,顯然比較公允。事實上,對香港現狀不滿的大有人在,高舉龍獅旗的人不滿香港的法治自由和「文明」倒退,也可能不滿現在年輕人出路狹窄,看不到前景。

其實很多香港人和「龍獅傳人」一樣,都看到法治自由和「文明」倒退,包括灰記。只是如灰記這類被「龍獅傳人」的導師陳雲批評為「左膠」的人,不會把香港的「敗落」完全推卸給「內地同胞」。灰記最近與一位同行傾談,他訪問了其中一位九月撐反國教而絕食的社運老兵,該六十多歲的老兵,除了批評陳佐洱魯平他們不了解港人的想法時,也為香港人的缺乏「國際視野」而嘆息。

在他看來,這種曾經推動他參與社會的「國際視野」十分重要,當中包括對所有外來人士的包容,不應歧視「較貧窮」的南亞人和非洲人,更不應排斥內地人。他說曾親身體驗過內地旅客的友善,就是被讓坐,這是內地一些人受到「文明」感染後的轉變。況且也不見得香港人就一定「文明」守禮,他就見到過很多香港人不願讓坐給有需要人士。他說,即使純粹從實用主義角度,越多內地人受「文明」、法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影響,對香港越有利,所以應該歡迎他們來香港體會「文明」、法治自由的價值。至於那些「副作用」如醫院床位、日用品被搶購等,可以透過行政措施處理,最重要是不要把對中共的不滿發洩於普通內地人身上。

有趣的是,這位曾在七零年代相當活躍的老兵,向記者同行展示了他們當年的思想武器《70年代》雙周刊,其中一期的封面是一大面的米字旗,不過,米字旗上卻有一個小孩撒尿,反叛和抗議的味道十分明顯。這位社運老兵說,當年他們反殖,反港英政府,為的是希望改革身處的香港社會,現在回想起來,也不得不讚賞英國人的政治智慧,首先英國人沒有因為他們侮辱英國旗捉拿他們,反而眼見香港社會不滿越來越大,派麥理浩來施行新政以作懷柔,雖然不脫改良主義,但好歹推動現在香港仍繼承著的廉政建設、公屋福利、免費教育等。

如此看來,中共高官不但沒有英國人的幽默感,也缺乏英國人的政治智慧,不單如此,香港的「極左」(其實是「極右」)人士如劉夢熊等,見到龍獅旗好像天要塌下來,中共江山快要不保一樣,說甚麼禁龍獅旗和趕快立23條等,真是貽笑大方。不過,無論陳佐洱和魯平的批判,以至劉夢熊的狠話,都反映中共有一鼓勢力要把香港看成需要加強「維穩」的地方,如果成了中方的主流意見,對香港的法治自由和「文明」將會是一大災難,香港人千萬不能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