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代的腦袋

中國向諾貝爾評審協員會施壓,謂如果頒和平獎給《零八憲章》主要起草人劉曉波,便是對中國人民不友善,影響中挪關係云云。中國否認施壓,但外交部發言人說劉曉波是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頒獎給他違背諾貝爾和平獎精神。對和平亳無識見的中共官員,幾時學懂了諾貝爾和平獎精神?

老實說,灰記對不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否「實至名歸」有相當多保留,例如去年獲獎的奧巴馬所代表美國的對外政策,實質跟小布殊時代沒有原則性的分別,仍是強權主義,仍要稱霸世界。但無論如何,評審委員會是由獨立人士組成,很多時均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甚至一些極具爭議性的結果會導致評審委員憤而辭職,例如1973年頒獎給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及越共領袖黎德壽(拒領獎),便導致兩名委員辭職。換言之,不管你是否認同委員會的評選結果,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是在壓力下作出決定,中國的警告可以休已。

這個和平獎「風波」,內地一些異見人士翻牆透過推特談論,香港亦有傳媒關注,港台的烽煙節目《自由風》在九月廿九日傍晚便展開熱烈討論。有聽眾說中國現在這樣強盛,為何這樣害怕一個劉曉波;有聽眾聽了客席主持劉佩瓊說不覺得劉曉波有多麼偉大,值得拿這個獎後,反駁說,孫中山起初被稱四大冦,毛澤東被稱為毛匪,但兩人都成了開國領袖,歷史會公正評價劉曉波(灰記相信劉曉波不會有興趣跟上述兩位相提並論,因為不想重蹈民國及「共產」中國專制獨裁下人道災難的覆轍)。

而灰記最感興趣的是那位客席主持,「貴為」全國人代的劉珮瓊女士,透過電話對接受即場採訪的《零八憲章》其中一位簽署者,北京維權律師浦志強的窮追猛打。其實縱觀憲章,不外呼籲執政當局落實憲政,尊重人權法治,結束一黨專政的威權政治。至於如何逐步推行政改,責任應落在依然大權獨攬的中國共產黨,劉人代卻偏偏要追問浦律師如何具體執行《零八憲章》的內容,旁邊的主持吳志森替浦律師解說道,憲章只是對民主、人權、自由的一個願景而已。

的確,簽署《零八憲章》的人來自不同領域,不同階層,包括體制內(也包括如灰記這類在兩制「蔭庇」下的港人),是催促執政共產黨正視中國急須改變的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一個共同宣言,並非一個政黨的黨綱,或行動綱領。其實劉人代問早了,如果到了起草和簽署憲章的人,當中有人有興趣組織政黨而可以在大陸公開活動而不受打壓,即中共願意開放黨禁的時候,問組黨的人如何改革中國才有意義。但我們這位港區人代不但要追問,還問浦志強,憲章內說中國政治改革已不能再拖延,你們有甚麼具體行動?還嫌劉曉波一個坐牢不夠,要拖浦志強下水,也「犯」一個「顛覆政權罪」,心腸未免惡毒。幸而吳志森可能感到這問題不好回答,說今日不討論這問題,便掛斷電話。劉人代還心有不甘的說為甚麼不討論,要討論討論。

灰記倒要質問這位不知如何被選的香港人民代表(請注意,她並非民選的香港立法會議員,而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如果真的希望多些人討論《零八憲章》,為何不建議在人大會議討論?事實上,這應該是如她這類人民代表的天職,如果她不認為自己是政治花瓶的話。當然,她亦心知肚明,如果提出這建議,一定被中共整治,這個人民代表的「光環」很快便沒有。前港區人代李鵬飛便是說了中共不中聽的話,失掉了這個中共賦予的「光環」,不過樂得暢所欲言的自由。

如果劉女士真的相信討論這個憲章很重要,被禠奪人代資格又如何。如果憲章可以討論,劉人代對中共判處起草的劉曉波十一年徒刑又如何看?敢於為他的言論獲罪「仗義」奔波一下嗎?所以劉人代(不知她是否中共地下黨員)以及她的「老闆」中共,其實都不敢討論《零八憲章》,連「以理服人」的臭罵《零八憲章》也不敢。無他,又是中國國情複雜,中國不能亂,要耐心等待,要慢慢來自欺欺的那一套 ,歸根究柢,共產黨不能丟掉江山,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化石思維吧了。所謂屁股決定腦袋,如劉佩瓊這類坐到中共認可的人民代表位置者,在關係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問題上,腦袋又除了跟著中共走,豈會轉變。而「生死存亡」在心目中沒有人民的授權概念的專制者眼中,永遠就成了政權能否千秋萬世的問題 ,即不能執政便等於亡黨,亡黨便等於亡國的無賴邏輯。

誠然,劉曉波在劉人代眼中絕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然而劉曉波不斷為自己的信念而不惜身陷囹圄,少一點大無畏的勇氣也堅持不了。至少比那些思想與行為被名利所驅使的人代們高尚不知多少倍。灰記未必完全認同劉曉波的所有觀點,但無論他是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的和平抗爭精神絕對是典範,亦是這個依然橫蠻的政權所不能毀滅的時代精神!

無私援外的沉思

在火紅年代,中國有不少無私援助亞非拉的故事。灰記聽過中國無償為非洲坦桑尼亞和贊比亞,興建了坦贊鐵路。當然還有援助第三世界「革命」武裝游擊力量的故事,如東南亞的泰、馬、菲毛派游擊隊。至於一些「情同手兄」的「兄弟黨」國家,更要「義不容辭」的支援,例如東北近鄰的朝鮮,五零年抗美援朝,死在朝鮮半島的中國「志願軍」數以萬計,近年便是糧食援助這個經常傳出鬧饑荒的國家。由當年的金日成到今日的金正日(跟著便是金正銀繼位,明目張膽的「共產」封建王朝,不過中國也有太子黨相配襯!)父子均給中國人「貪得無厭」、「苛索無道」的印象。而中共為了政治上要拉攏這個少數僅存的「兄弟黨」,而不斷進行能源及糧食支援,亦是很多中國人對中朝關係的理解 。

不過,九月出版一期的《開放》雜誌中有篇名為《北韓是中共的殖民地?》(作者申淵),令灰記要重新思考以前一直堅信的,即使走資後的中共為了政治原因,會無償(或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慷慨)援助「第三世界」友好國家,以及共產兄弟國家的「事實」。朝鮮/韓國在二戰後分裂前,北方無論自然資源以及工業化程度均比南部優勝,何以現在變成了經濟上完全依賴中國的境況?一般「智慧」的分析,共產獨裁令朝鮮一窮二白(中國改革開放才擺脫貧窮落後),要依靠外援,以往是蘇中,蘇聯解體後是中國,但當地豐富的資源卻絕少被提及,而這些資源正是中國,以至以前的蘇聯均十分需要的。

文章寫道︰「……朝鮮豐富的礦產資源在韓戰後一直被中共垂涎和「霸佔」, 不僅朝鮮人民不滿,也導致日、韓、俄等國的憤懣。中國《國大黃金股份有限公司》與北韓(朝鮮)簽署了銅礦開採合同,在二十五年內以對半比例與北韓「共用」北韓最大銅礦《兩江道惠山銅礦》的運營權,實際上壟斷該礦的開採權。中方投資金額為八百萬歐元,約合八千萬人民幣。

中國吉林省商務廳早已搶先與北韓政府簽訂了鐵礦開採合同,僅僅用七十億人民幣價格「確保」佔朝鮮半島鐵礦蘊藏量三分之二的茂山鐵礦五十年開採權。因此,中國每年可以從茂山開採利用至少一千萬噸鐵礦石。中方壟斷鐵礦的開採權的時間比銅礦長一倍。

中國最大的國有礦物資源進口公司「中國五金礦產集團」,通過合同攫取北韓龍登煤礦五十年開採權,己著手進行開發,年產量達三百萬噸,是北韓規模最大的無煙煤礦。此外,中共還在推進與北韓「共同開發」平壤附近的鉬礦和西海油田。」

原來中國為了無節制,高消耗的發展,需要大量資源,當中有不少要從朝鮮進口,這跟歐美國家在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開發的手段沒有兩樣。灰記不懂經濟,不知中國所給的價錢是否較「合理」,但今日很多關注地球資源的人,均對富裕國家無節制開發「落後」國家的豐富資源持反對態度,特別因為這種開發往往未能惠及「落後」國家的民眾。

文章進一步寫道︰「中共一直宣傳北韓貧窮落後、資源貧瘠,歷年災荒、糧食產量養不活自己。如果沒有中國以糧食、化肥、石油為主的援助,北韓早就從地球上消失了。中國的憤青們則義憤填膺,歷數朝共的背信棄義,擺出一付大國沙文主義的姿態。而朝鮮小兄弟卻埋怨不已,老大哥讓小兄弟捧著金飯碗討飯。

憤青們肯定不瞭解中共對北韓豐富的礦產資源驚人的掠奪,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以新殖民主義方式,不僅掠奪非洲遠親;也用同樣方式剝削唇亡齒寒、同志加兄弟的近鄰。……

中國自二00五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糧食贊助國之列,排名僅次於美國及歐盟。近三十年中,中國壟斷北韓的糧食、能源、化肥供應; 北韓的礦產資源則由中國「統包」。完全是不等價交換。」

換言之,中國絕非無私向「兄弟國」伸出援手了,行為已跟美日歐的經濟帝國主義看齊,兼且更在跟俄美韓日等國政治搏奕時打朝鮮牌,甚至要給外間坦護朝鮮(如天安號事件)的形象,完全把這個由金氏家族把持的「流氓」政權操控於股掌,撈盡政治經濟利益。想起無數逃往中國境內的北韓難民被中國強行遣返朝鮮,更覺中共的冷血無恥。

寫到這裡,灰記不免又感嘆一番。作為一個嚮往國際主義的人,灰記對以往中國的對外政策多少懷有點「浪漫情懷」,親近第三世界,支持民族解放,反對美、日、歐經濟以至軍事帝國主義等,均比較能站在「落後」國家的普羅大眾一邊說話。當然有不少人批評毛澤東為了跟斯大林身後的蘇聯爭當第三世界領袖,在中國窮得發慌的日子,不理本國人民死活,依然要打腫面皮充闊佬,甚至支援一些極端政權,如赤柬進行慘無人道的「共產」實驗。不過,灰記依然認為資本主義大國帝國以及大財團對「落後」地區的掠奪(而當地統治權貴往往是幫兇),才是「落後」國家人民苦難的元兇,美英等政府亦曾經(以至現在)為了搶奪資源、市場等,支持無數獨裁貪腐政權,魚肉當地的百姓。

也許中國以往的「極左」對外政策有很多值得批評之處,但現在加入了全球化資本主義角逐後,唯利是圖的權貴結合對內對外皆向錢看,如果連與「社會主義」國家交往,也是利字當頭,甚至談不上平等互利的話,便不要怪別人稱之為新殖民帝國主義者了。

我們的牛棚

說的牛棚,當然不是大陸文革時期,關押及「改造」知識分子的那些場地,不過也是同知識分子有關,位於土瓜灣的牛棚藝術村,這個藝術村不知不覺已經運作了近十年。這個由舊屠場改建的其中一個藝術家集中地,由政府產業署管理。官僚行政主義,特別是政府物業監管官僚的管理主義,與講求創作和表達自由的藝術家,自然會生出強烈矛盾。牛棚管理手法的嚴苛,曾受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批評,例如入內參觀要登記,要出示身份證,禁止拍攝外貎,劇團在露天地方練習被管理員喝令不准在公用地方喧鬧…等。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最近由社區藝術團體「活化廳」在牛棚舉辦「土人土事」社區藝術節,有藝術家看不慣「公眾長期進出牛棚受到產業署愈加繁苛之諸多限制,決定在藝術公社外牆懸掛橫額之位置,掛出一面對產業署管理手法作出批評之橫額作品。然而9月21日,產業 署指示管理處要求藝術公社把該作品除下,繼而於9月22日改而發信予藝術公社及Videotage(另一藝術村租戶),要求單位(於一日限期內)把自己懸掛於單位外牆的海報橫額統統拆除。」

於是「土人土事」工作小組的成員以及參展的藝術工入作者發起聯署公開信,譴責政府產業署官員借行政手段打壓言論及創作自由及 意圖消滅藝術家對於產業署長期不當管理牛棚的批評。公開信要求政府產業署︰

1. 立即就整個事件過程作出公開解釋和交待,並回應我們提出的質疑;

2. 立即撤回清拆橫額之要求;

3. 就事件向藝術家及牽涉單位與公眾致歉;

4. 立即取消牛棚藝術村的出入登記政策,讓公眾自由出入參觀;

5. 檢討對牛棚藝術村的管理政策,承諾日後以更靈活彈性的管理手法,寬鬆的管理方針促進而非扼殺創作自由和藝術發展的空間,尊重牛棚作為一藝術村,對促進本地藝術生態、社區文化發展的重大使命;

6. 對有關牛棚藝術村的管理手法,以及有關此公共空間日後發展之規劃作公開諮詢,容許市民持份者持續參與。

灰記作為支持言論自由分子,對產業署官僚赤祼的打壓行為十分鄙視,也認為政府的產業也是公眾的產業,不能再按照政府各自為政,與時代脫節的行政方法管理,當然意不容辭的盡責任簽上名字。不過,灰記發覺很多長駐牛棚藝術村的藝團及藝術家並沒有參與聯署,甚至受產業署無理要求的藝術公社及Videotage也沒有聯署, 覺得甚為不解。她/他們是贊成產業署的做法?是事不關己的自私心態?是寄居政府物業下的誠惶誠恐心態?據聞當區區議會有意向政府申請將牛棚變成一旅遊景點,有CAFE以至商店之類的商業活動,但會保留部分藝術空間。未知是否鑒於未來「憎多粥少」的情勢,現在的牛棚租用者害怕這種「抗爭」行動,會減輕其續租的機會?……無論何種心態,灰記對於現在租用牛棚藝術村的十多二十藝術團體及個人的不表態感到遺憾。

有份聯署的其中一位該區街坊留言︰

「牛棚藝術村多年來一直限制拍照, 現下還限制出入, 我認為執法實屬過嚴! 牛棚受交通、位置所限人流已不多, 這個難得的公共空間卻令人感覺局促, 一些被列入法定古蹟的祠堂也不會有如此諸多限制吧… 要求牛棚進一步開放, 並與社區有更多的聯繫!!」

內地文革時代被關在牛棚集中「管理」的知識分子,是迫於高壓的政治氣氛而感到萬分痛苦無奈。今日香港的牛棚藝術村被管理成這個樣子,那些在牛棚內的藝團及藝術家們不感到恥辱嗎?怎可以繼續忍耐。難道她/他們不認為藝術是要對群眾開放,讓人自由參觀/參與的嗎?(當中也許有藝術家不喜歡自己在工作室工作時受騷擾,但只要她/他關了門便不會有人侵擾其私人空間。)灰記記起有文化界好友說,本港確實有一批不吃人間烟火的藝術家,只沉浸於自得其樂的世界,亦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香港絕大部分藝術家均要政府,即納稅人金錢補貼)。灰記當然不希望這是她/他們不發聲的原因。

無論如何,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長期扼殺創意、藝術發展,排拒公眾參與,已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如果藝術家們各有自己的盤算,連有關藝術的不公義事情也不敢發聲,灰記會對他們說,藝術是公眾的事,牛棚也是公眾的事。

反侵略與民族自決

近日釣魚台的紛爭,掀起中、港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八年抗戰、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日子(日本佔領香港)等,在老一輩以及有涉獵這頁慘痛歷史的中國人和香港人心中,的確刻骨銘心。受異族侵略、勞役、統治、剝削是何等痛苦的事。

灰記屬戰後第二代,從父母輩親身經歷以及歷史書籍,對日本當年軍國主義的暴行,有一定的認識和批判。灰記年輕時,父母常對沒有經歷過戰亂和被侵略的第二代說,你們真的幸運,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確,生長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那段經濟起飛以後,大英帝國準備「光榮撤退」的政治寬鬆時期,不能不說比較「幸福」,特別同大陸受毛澤東主義奴役的人民相比。不過,作為反殖民統治者,灰記沒有一些港人要懷念英人統治時期,懷念末代港督肥彭的心結,反而不恥英國殖民統治者,包括騷王肥彭的虛偽嘴臉。

其實任何帝國/殖民主義者,都覺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其他民族,日本人、英國人如是,中國人/漢人也不例外。古代直至上世紀初,中國的統治者以天朝自居,看不起人民,看不起外族。只是外族,特別歐洲日本船堅砲利,清廷一次又一次被迫割地賠款,但依然不肯放棄「朕即天下」的帝國空想。俱往矣,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軍事強大,中共政府雖在貿易糾紛時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同時亦為「大國崛起」而沾沾自喜。

「大國」究竟離帝國多遠呢?近代中國積弱而受外侮,中共建政後,在國際上的確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是很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看不見」中共高壓統治的原因,特別是那些海外華人。獨立自主是很多國家,很多民族的願望,今日眾多亞非拉民族從歐美諸國殖民佔領下,總算達成獨立的理想,建成民族國家。不過,仍有不少民族依然未能獨立自主,其中一個同中國有關的民族是西藏。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漢人,對西藏被中共軍事佔領,被殖民統治作出聲援。當然,這些聲音對比於漢人主流,依然是微弱的聲音。畢竟能夠超越民族/愛國主義的人始終佔少數。而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民族受壓迫下,可以抛開民族仇恨,由爭取西藏獨立,轉移尋求在中國的主權下實行藏人治藏,這種超越民族主義的識見,卻得不到只剩下民族主義(漢族大一統主義)可銷售的中共善意回應,依然被妖魔化,更不時被中共的藏族官員辱罵。不過,灰記可肯定,這些辱罵達賴喇嘛的藏族官員,一定被普羅藏人唾棄。這些藏族官員的嘴臉,令灰記想起香港殖民地時期的一些「高等華人」,比英國人更英國人的嘴臉。

如果能夠抛開中國民族主義思維(即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那一套)和中共八古(解放軍入藏解放農奴的那套宣傳),西藏被中國軍事佔領及殖民統治這個事實不難看到。即使中共現在聲稱依然信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支持民族自決。列寧也講過蘇維埃聯邦內的民族有自決權,可以自由離開這個聯盟(當然蘇聯後來食言,更對各加盟共和國實施斯大林主義式的專制統治,直至蘇共倒台後,這一馬列主義對民族自決的支持才得以實現,真是諷刺!)如果中共真的是共產主義者,便應讓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中國大陸,要有真正獨立於官方意識型態的有關西藏地位的學術研究,簡直是喙木求魚。幸而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有相對的學術自由,可以有較客觀的學術研究。灰記最近發現,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和公法研究中心,於兩年前出版過一篇名為《西藏是否應有民族自决的權利?》的專題論文論文的作者是一位十分關注人權的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他是一位英籍香港人,香港人權監察的創辦人。灰記相信,香港雖云有學術自由,但漢族學者仍然視拋開官方意識型態研究西藏政治地位為禁忌,所以要有勞這位「老外」律師仗義執言。

如果不帶民族主義偏見看夏博義的文章,可以得出西藏人有民族自決權的結論。而夏博義亦認同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自決不一定意味著獨立。在許多情况下,在一個大國中實施自治對雙方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自治一方既可以作爲大國的一部分,享受大國的國防、外交關係和經濟機會,又可以保留當地的法律、習慣和文化,避免受到外來干涉。香港就是一個好例子。12

達賴喇嘛已經多次說明,他希望西藏在中國的管治下享有自治,但是有關自治必須是具有真正意義的自治。基於他在藏民中的權威性,只要他在任何公投中明確表示支持自治,那麽藏民大概也會支持。

然而,除非中國政府改變思路,真正的自治不會是一個選擇。這一點從中國官方發言人對達賴喇嘛措詞嚴厲的批判和抹黑中可以看出來。

(12 香港自治的程度顯示了所謂“西藏自治區"所缺乏的自治。香港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對自然資源的控制權、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出入境政策,以及由選舉—儘管只是部分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以上提及的各項,都是西藏缺乏的。)

除非中國政府容許真正的自治,西藏的自决就意味著獨立。中國可以長期用武力壓制藏人,但由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例子可以看出,對於無可置疑是一個民族的人民來說,即使幾百年的壓迫都不能滅絕對民族自决的渴望。」

民族主義偏見當然並非只有中國才有,好像日本的民族主義偏見也造成別的民族的重大災難。而好像纐纈厚、大江健三郎等能深刻反省日本民族主義禍害的日本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日本人對日本軍國主義,跟大部分中國人對西藏現況,都是人云亦云,甘願被極端民族主義者所利用。相比之下,在日本的民主體制下,反省日本民族主義的著作還是可以出版發行,例如支持沖繩人有民族自決權的大江健三郎,其《沖繩劄記》可以出版,沖繩人仍然可以公開要求獨立,比中國主主權下的西藏人所受的強力壓制,任何有別於官方意識型態的有關西藏的書寫均被禁止公開出版的高壓環境文明一點。

最近北京有一個名為《烈日西藏》的展覽,由民間策展人及藝評人栗憲庭策展,主要展出藏族藝術家的作品,反映西藏人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狀態(官府容許展覽舉行,是對西藏藝術的「敏感性」無知,還是一種「寛鬆」的表現?)

藏族作家唯色在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寫道︰「這次畫展以“烈日西藏”為題。從“發生發聲”到“烈日西藏”,其表述已由表及裡,意味深長,豐富多樣,並且在欲語還休之間傳達出無法忽略的某種生理感受, 正如舉辦畫展的栗憲庭先生所體會的,這是一種“切膚之痛!”而這讓我想起前些年看過的一部講述前蘇聯時代的電影,片名Burnt By the Sun 被譯為《烈日灼身》或《毒太陽》。我反覆看過多遍,那種被烈日灼傷的痛並不只有蘇聯這樣這樣的國家才會施加,所有的極權制度都會施加给人民同樣的痛,所以我們 感同身受。」

但願這些聲音不會被民族主義偏見以及專制統治所掩蓋,能讓更多人聽到。

「小日本」,大帝國

如預期,大陸的反日示威活動,在公安如臨大敵下,勉強完成。大陸當局不敢高調打壓,因為如此「堂皇正義」的愛國活動,中共如高調打壓,不就等同當年的北洋軍閥。但絕不能「失控」,變成大規模針對政權的行動,例如北京的示威,便有上訪者高喊反日時,順便喊兩聲打倒腐敗。所以還是要沒收五星紅旗,抓捕一些示威者,軟禁一些異議人士,封鎖互聯網有關反日的討論,以收阻嚇作用。然而,今日中共當局的權威已大不如前,民眾還是要針對政權,北京市民被阻撓,便到外交部宣洩一下;你上海當局用大巴阻擋民眾走近日本領事館,反而激起民眾的憤怒,輕微的說對政府有意見,強烈的指中國外交缺鈣、國防陽痿。

「小日本滾出釣魚島」,這是大陸民眾叫喊口號之一。「小日本」當然是侮辱的稱謂,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表現,反映「大中國」VS「小日本」的想法。這種心態當然不是今天才有,當年清廷皇室在英國人船堅砲利的威脅下,仍要求人家的來使下跪,以顯示大清帝國的「天威」,這是沒有自知之明的表現。不過,今日中國「大國崛起」,跟當年積弱的大清帝國不可同日而語,這種小覷日本的心態自有其可滋養的土壤,特別是中共統治階層放棄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理想,轉移乞靈於民族主義,即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後,國人的目光自然變得狹隘,容易產生排外情緒。

灰記最近看完一本名為《何謂中日戰爭?天皇之言︰「日本輕視了支那」》的書(中譯本),作者是一名同情中共的日本人,叫纐纈厚。這些左傾的日本人士,敢於逆日本的主流,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與明治維新所發展出來的大日本主義—一種賤視亞洲諸國「落後」民族的極端民族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即是惟有佔領以中國為首的東亞諸國,加速軍事和經濟發展,才能跟歐美列強競爭。而這種大日本主義情懷並沒有因為日本戰敗而受到清算,反而在美國反共的盤算下得以保留,即由明治天皇早期防備歐美列強,到後來參與列強對亞洲各國殖民/半殖民的遊戲,即所謂脫亞入歐,戰敗後再在美國的「蔭庇」下,迅速發展經濟,成為與歐美先進國家平起平坐的經濟大國,卻沒有反省對鄰近國家人民所犯下的嚴重罪行。

在纐纈厚的筆下,戰後日本人的情意結是崇美輕亞,他們只承認被美國打敗,因為兩顆原子彈令日本即時宣告投降,卻不肯真心承認敗給中國(因為始終把中國人視為「低等」民族),更遑論真心誠意的向中國人道歉。所以在國際壓力下一邊口頭上表示一下歉意,一邊又參拜靖國神社,其實是一種不服氣的表現。作者批評日本人缺乏自省能力,不願面對歷史,依然沉浸於瞧不起亞洲諸民族的大日本心態,是日本不能跟亞洲諸國,特別中國,達成真正和解的主因。

已經有評論指日本軍國主義可能死灰復燃。不過,今日亞洲的局面跟上個世紀上半頁已大為不同。既然被中共描寫為黑暗、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中國,日本昭和天皇在1940年尚且意識到「支那的強硬出乎意料之外」,翌年又懊悔「輕視了支那」,今日中共軍力強大,日本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即使背後替日本撐腰的美國,相信也不會輕易同中共鬧翻。所以,依照纐纈厚對日本人情意結的分析,日本千方百計要在尖閣列嶼(釣魚台)宣示主權,執行國內法律,也許或多或少是一種補償心態。即其實心中對佔領「落後」的中國未逐依然耽耽於懷,所以在尖閣列嶼宣洩宣洩一下。

只剩下民族主義旗幟的中共政權,一方面嚴格壓抑民間的反日情緒,對日本的抗議舉動亦不奏效,造成現在相當「難看」局面,即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依然受日方扣押。估計不久日方會釋放詹其雄(至於會否在釋放前再「玩嘢」,要求中國賠償巡邏船「被撞」損毀的損失,可能性應該不大,相信日本政府也不想進一步讓中共太難做吧),中共會以英雄式歡迎詹其雄歸來,但任何此類舉動,只會給人阿Q感覺。

香港的保釣行動委員會聲稱下星期會到釣魚台釣魚,相信中共(如不能透過各種途徑「勸阻」)求神拜佛香港保釣船別再出狀況。中共香港地下黨元老吳康民勸香港保釣人士配合中國的外交政策,否則淪為衝動的行為。其實在中共對釣魚台「國防」不作為下,此舉的確有點阿Q。但正如內地的保釣人士說,要配合「外交缺鈣、國防陽痿」的政策嗎?中共今日的困局,灰記以為,跟日本政府「如出一轍」,就是不肯直面歷史,深刻反省自己的過錯,甚至罪行,包括利用本是作為防衛用的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本國平民。而中共最主要的過錯是防民甚於防外侮。

如果說日本的不肯直面歷史,是源於大日本思想所衍生對亞洲諸國人民的賤視,即「次等」民族論,中共的不肯直面歷史,是源於其把大部分人民,特別是絕大多數的基層看成不管不行的「愚/賤民」。前者是帝國主義思維,後者是獨裁專制思維。而這種獨裁專制思維產生的政治現況,恰恰容易被帝國主義者利用,即中國人民被自己的專制政權奴役,專制政權的強大軍事力量會對國際社會構成威脅。如果像纐纈厚所說,日本人必須放棄亞洲諸國人民是「次等」民族(即帝國主義)的想法,才有望跟亞洲諸國,特別中國達成真正的和解,促進亞洲以至世界和平,那末中共政府必須放棄普羅中國人民(包括「少數民族」)是「愚/賤民」(即專制主義)的想法,才能有望跟其管治的人民達成和解,促進社會和諧,才能對外更能理直氣壯。

以現代之名

法國國會終於通過,在公眾場合,禁止伊斯蘭婦女的服飾,即是那種將面容遮蓋及全身包裹的裝束。法國主流報章《費加羅報》稱禁止此等服飾是反對伊斯蘭教國家盛行的政教合一(道理相當牽強,法國境內的伊斯蘭教徒屬少數族群,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何來政教合一?)而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此等服飾侵犯法國人崇尚的人權和男女平等價值觀。

現代VS傳統,一個說不完、糾纏不清的話題。當今伊斯蘭社會在由西方意識型態主導的國際社會,形象的確相當負面,其中婦女受壓迫常被詬病。無論西方社會有多大的偏見,伊斯蘭社會的確要反省,為何婦女普遍地位低落,婦女受種種壓制,甚至受教育機會也被剝奪?《費加羅》報指,包裹面容和全身,是為了壓抑婦女的個性和情欲。的確,在不少保守的伊斯蘭國家,婦女自小就被灌輸壓抑個性及情欲的教育(其實跟傳統中國社會有一定的相似。不過,長袍面紗顯然比昔日的三寸金蓮文明許多。比現代社會的高跟鞋又如何? )在那些國度,婦女如「覺醒」了起來反抗,要付出沉重代價。伊斯蘭國家如何面對現代化的挑戰,至今仍然是很複雜難解的問題。

而遠離北非及中東的伊斯蘭故土,在法國生活的人,他們在法國受教育的年青一代,特別是女性,想必為拉扯於故國文化和成長地文化而苦惱不已。這些移民多處於社會低下階層,屬邊緣族群。在此情況下,家族以至鄉里的網絡及文化認同至為重要,因此,接受了法國教育的第二、三代,文化衝突對他們成長所造成的衝擊可想而知。可能當中有不願穿長袍披面紗的少女,被父母強制要穿著也說不定。但無論如何尖銳,利用公權力的高壓手段解決文化衝突,很難令人信服。況且據說在法國境內有百萬計伊斯蘭教「少數族裔」中,堅持此等服飾的只限於二千女性。

在一個聲稱崇尚人權、自由的國度,如果伊斯蘭婦女是「內在化」了傳統價值,心甘情願的作此打扮,除了透過「教化」,希望她們自覺意識到身體自主(堅持公眾場合這樣穿著也可否視為身體自主的體現?)外,還可以如何強制?事實上,成長在法國的「少數族裔」,都要接受「崇尚人權、自由」,以基督文明作為基礎的主流教育。西方社會不是常常宣稱要尊重多元,為何要強制人民的思想和服飾呢?是的,長袍加面紗也許代表壓抑女性個性與情欲,那麼天主教的修女服以及她們的禁欲主義呢?天主教沒有男尊女卑、壓抑個性的傳統嗎?

再回看國會的投票結果,二十多票贊成,一百票棄權,一票反對。看來其實主流法國社會對禁止伊斯蘭婦女服飾並沒有明確的意見。可能薩爾科齊政府所代表的右傾,帶有法國民族主義思維的政府,面對越來越多的外來移民,包括伊斯蘭移民的恐懼,希望找出一個打擊的突破口,以維持「純粹」的法國文化,現在美其名是高舉人權自由旗幟,維護婦女尊嚴,遲點會否有更赤裸的舉動?

灰記對法國社會政治認識十分有限,短暫旅遊巴黎時,最深刻印象是所接觸的大部分當地人以法文及法國文化為傲,不會因為你是外國人便以國際通行的英語和你交談。但灰記常常質疑,何謂「法國人」和「法國文化」?法國跟英國一樣,在近代風光的帝國時期,有著極不光彩的殖民主義歷史,他們侵佔北非、非洲大陸,以至亞洲的中南半島,以白人種族和文化優越主義,合理化他們的侵略及奴役當地人的行為,對殖民地巧取豪奪,對當地人民以及他們的社會文化造成極深遠的創傷。這種為了建立帝國而實施的殖民主義,以及同被殖民者的恩怨糾纏,是否也是法國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的法國,除了極少數的殖民地如留尼旺島,已沒有能力在海外駕馭其他民族。但在法國境內,殖民主義的幽靈不散。數以十萬計來自前殖民地,以至其他「落後」地區的移民及「非法」移民,他們大部分身處底層及社會邊緣,幹著主流法國人不願做的粗活,如同他們上世紀及再上一世紀的祖先,在被法國及其他歐洲殖民統治者所佔領的土地上的生一活一樣。但這些在法國境內的「被殖民者」,包括那些身,穿長袍,頭帶面紗的婦女性會頑強的生活下去,為法國近二百年來的文化歷史,包括她的殖民歷史作活的見證。

釣魚台的幽靈(2)

那些黑白的七零年代初香港保釣運動片段,灰記因為工作關係,看過不知多少次。由舊天星碼頭向中環心臟地帶推進的人群,領頭的是手抱孫中山像,手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年青人。那個年代灰記是無知的反共青少年,那個年代,認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仍然盛行。

對很多拉扯於國共之爭的香港人來說,七十年代初的確是「風雲變幻」的年代,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依然穩固,但在國際上日形孤立。灰記還記得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時,不少小學時還是反共的同學,轉為面對現實,甚至為大陸喝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中共統治整個大陸,代表著八億人民,而國民黨僅統治著二千萬人,沒資格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灰記曾感到十分委屈。不過,年事漸長,聽多了國民黨的貪腐,在台灣的獨裁統治(這些都出自來自台灣的同學,以及曾往台灣留學的老師之口),灰記對中華民國的疏離感越來越大。不過,作為右派,直到七十年代中之前,灰記依然為參加「雙十節」晚會而振奮。那段國民黨在香港開始步入尾聲的日子,每逢臨近十月十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仍然隨處可見,同樣地,臨近十月一日,五星紅旗亦十分顯眼。但隨著時間推演,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越來越小。當人們「驚悉」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共在香港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對右派人士來說是大勢已去,對左派人士來說是守得雲開見月明。

拍攝那些黑白片段的日子,正是香港移民第二代進入社會工作(大部分人)或升上大學(小部分人)的時候。在殖民地土生土長的第二代,開始要尋找自己的身份,最直接的方法是民族認同,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企圖融入殖民地統治者文化的親英者外,絕大部分都會選擇做中國人。這是保釣運動自發出現(不是傳統左右派團體操控)的最基本原因。

對很多人來說,民族認同是一個起點,也是一個終點。灰記只從極少數較年長的前輩,聽到從民族認同發展至不同理想/意識型態追求的故事,例如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至於這些人年長後是否放棄年青時候的理想,回歸民族主義,甚至成為擁抱既得利益的保守主義者,不得而知。當時鼓吹反帝反資反殖,意識型態積極進取的中共,比偏安於孤島,死抓保守價值的國民黨,更吸引渴求進步的年青人。毛澤東在七十年代依然令人著迷。不過,絕大部分人認同和愛護的是「社會主義祖國」,國際主義精神並沒有深入他們的思維。

四十年過去。「社會主義祖國」只剩下「祖國」,反帝反資反殖被中國特色的權貴xx主義所替代,政權少了一點殘暴,卻依然獨裁以及衍生了滲入社會各角落的貪腐和無道。台灣孤島發展出民主政治,國民黨不再獨大,但無論民進黨和國民黨,除了統獨爭論,都不脫資產階級政權特色,沒有實施惠及普羅大眾的經濟改革。在香港,當年的保釣人士,親國民黨右派分子還剩多少?他們除了依然拿著孫中山像,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還對民族主義有多少指望?而當年曾經紅色過的人,如今是否只剩下民族認同,甚至只是中共主導下的民族認同?

不過,香港還有第三第四代的進步青年,「錯過」了「國共的拉扯」,「錯過」了「認中關社」,「錯過」了「國粹派」跟「社會派」的爭論。卻因為香港主權重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因為直接感受到全球化的衝擊,而不局限於民族認同的追求。他們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美國入侵伊拉克,到英國領事館抗議英國緊隨美國的強權邏輯;與來自全球的反世貿人士一連幾天一起示威集會;他們也有小部分,再次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美國縱容以色列浴血加沙,屠殺巴勒斯坦平民。而這些國際主義示威集會,更出現不少外國人,本地少數族裔,沖刷一下香港是中國一個城市的形象,沖刷一下香港人只有一種民族認同的一元氣氛。

今天,保釣行動沒有息止。這種源自民族主義的情感 ,又能否超越國界,發展成關懷其他被欺侮的「弱小」國家和民族,包括被中共政權欺壓的「弱小」民族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