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講話》「罸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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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是的,的確有人這樣做,而且不止一個人,而是一百人,當中包括一些香港人也熟悉的中國作家,如賈平凹、韓少功、劉心武、莫言、王蒙等。

原來此舉是為了「紀念」講話發表七十周年,由大陸作家出版社找來100位「資深」文藝工作者 ,每人付1000人民幣報酬,抄寫一段《講話》。灰記覺得如此「紀念活動」,實屬荒謬,只能戲謔為「罸抄」。被「罸抄」者顯然不是為區區一千大洋,蓋身為體制內的名家,賺錢的門路多著。看來,覺得要應酬這個「俾面」派對吧,「毛主席」和「黨」始終還是要「俾面」的。

灰記在互聯網看到這則消息,也別有感觸,無他,但凡左傾或左傾過的人,都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多少感好奇,多少有所涉獵。而那些左傾/曾經左傾的文藝愛好者,包括灰記,應該沒有不讀過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灰記年輕時於北美留學,短暫時間與當地的毛派組織過從甚密,自然也「拜讀」過《延安講話》,而且是由那些外國毛派分子推介,他們都看過英文版的Yan’an Talk,以及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寫延安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相信很多西方毛派分子,都受《西行漫記》的影響,把延安想像成革命聖地,把毛澤東想像成不拘一格,與革命群眾走在一起的革命英雄。灰記也承認當年讀了《西行漫記》,對中共和毛澤東多了不少好感。

這些西方毛派分子大部分都同灰記差不多,不是大學生,就是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出身工人階級的比較少,大家都帶著「小資」的罪咎感,希望改變自己的世界觀。既然聲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就是為工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顛覆資本主義制度。既然一切都要以服務工人/無產階級為目標,文宣方面也不能例外,正所謂文藝為政治服務。

《延安講話》表面上是針對中國抗戰時期,統一戰線下,進入了「解放區」的左傾/進步文藝工作者如何改造好自己,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所謂要深入群眾,了解群眾,成為群眾一分子,說群眾的話,而不是「高高在上」,講一些群眾不明白的說話,脫離群眾,諸如此類。

灰記年青時也著實思考過文藝應該為誰服務,為何而作。《講話》的要求,最終不能說服灰記這個「該死」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覺得沒有個性的文藝作品,令人難以忍受︰一個人怎也很難改造成只講集體、清教徒式的文藝步兵,這樣只會作出千篇一律的悶蛋東西。事實上,除了蘇聯建立初期,斯大林未完全建立獨裁體制之前,有一些實驗性的作品,如愛森斯坦、維爾托夫的電影,視覺藝術的結構主義等,令人耳目一新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文藝,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指導」下,都是歌頌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形式主義貨色。中國去到「文革」時期竟然只剩下八部樣板戲。

而最重要是多看了有關延安整風的書籍(其中包括近年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以及知道延安時期,一些有獨立思考的人的命運後,令灰記對《講話》更加有看法。

這篇講話是中共建立了延安根據地後,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共一元化統治逐漸形成過程的重要文獻,而且是毛澤東在劉少奇等支持下,開展打擊內部政敵,樹立絕對權威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產物。今天不少「醒覺」了的中共老黨員,都認為要重新審視延安整風的禍害,就是它被利用來建立共產黨,以至毛澤東的獨裁,以及對黨員以至非黨員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剝奪。

阮一峰的網絡日誌圖片

延安整風的一大主角及受害者是王實味。1942年初開始,毛澤東說要整頓黨員幹部作風,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實際上是要「整肅」王明和周恩來這些曾經反對過他的人,不單如此,還要搞消除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整風運動 ,要求黨員幹部到中央黨校學習,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後來索性自任校長。由於起初黨員欠缺積極性,於是鼓勵那些由國統區來追隨革命的人,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批評意見。

在延安魯迅文藝學院負責翻譯馬列作品的王實味早對中共的特權思想不滿,他和一些人合著《野百合花》批評中共的特權觀念。他在文章寫道︰「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青年懷著抗日熱情來到延安,卻發現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進行,一派『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還說在路上聽到兩個女青年的講話︰

「『(某領導)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甚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透過這些對話,反映了不少延安革命青年的不滿。他還批評「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等級制度,最高級領導吃的和穿的最好,一般革命群眾吃得很差,穿得也不好。老實講原則的王實味還把這些現象指向制度根源,中國專制主義的舊傳统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即使在延安,『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

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後,得到不少共嗚。有人陸續揭露「革命聖地」的陰暗面,對領導的長官意志表示不滿。女作家丁玲也寫了《三八節有感》,訴說在延安所感受到的性別不平及婦女壓迫。

本來,這些對革命理想有所追求,追隨共產黨搞革命的人,即使言論激烈了一些,如果是一個真正講求民主進步的政黨,應該虛心接受批評,如言論有不實之處,也應該擺事實來作出反駁,更何況是你共產黨叫人來幫助你整風。但事實上,中共雖然在國統區大談民主,批評國民黨獨裁,在自己地盤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王實味因為洞悉中共的獨裁與虛偽,並且宣諸於口,結果命運十分悲慘,毛澤東為了消減王實味的影響力,把他打成反黨分子、托匪及國民黨特務,並長期關押,直至1947年秘密處決。同時,又大肆批判那些宣洩不滿的人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於是一大部分人包括丁玲,被迫檢討及參與批鬥王實味。 後來更開展一連串政治運動,包括審幹運動、拯救運動,目的都是要把來延安參加革命的人,修理成聽話馴服的黨的工具。

延安整風的整個模式在往後的政治運動不斷被重複,包括五七年的「反右」,又是先鼓勵黨內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講明言之者無罪,但最終製造出「章羅反黨聯盟」及五十萬「右派」分子,無數人家破人亡。「文革」亦是先鼓動單位基層人員及青年學生,即所謂紅衛兵,批判領導/當權派,暢所欲言,後來更發動武鬥,無數人受害,包括之前種種先前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一旦成功打倒政敵,即被迫害至死的劉少奇,那些被利用完畢的青年很多被迫上山下鄉,命運悲慘。

而中共官員的特權思想、階級觀念,則越演越烈,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更由於缺乏黨內外民主,權力沒有制衡,成了貪得無厭,高高在上的利益集團。

因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雖無殺氣騰騰的語句,但結合由延安整風開始逐漸建立起來的中共毛澤東極權統治來看,如果真的要「紀念」的話,就是要深入探討《講話》與整風的關係,清算《講話》和延安整風的禍害,而不是把《講話》當「聖經」來抄寫。

幸而在中共還未能全面控制的網上世界,充滿對這100位名家收一千元「罸抄」《講話》批評之聲,證明時代畢竟進步,「普通人」往往比文藝「精英」更有識見。

「『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百姓說人話』這伙文人做不到,沒風骨」

「這事關一個作家的基本操守,不可隨意,亦不可大意。有這個《講話》在,說創作自由,就是一句空話。還有,不管打甚麼旗號,在中國文學藝術界,希望永遠終結人整人的歷史,如王實味那樣的悲劇不可重演!」

「好了傷疤忘了痛,這幫恬不知恥的東西」

「一群犬儒」

「《講話》為後來搞文化專制,迫害知識分子提供了理論基礎」

「中共發動的那一場『意在進一步整殺全中共國知識份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絕對思想统治』的政治運動,講清楚了。他指出,中共從此徹底地喪失了思想,中共國的知識界從此成了共產黨统治思想機器的一個部份,它的罪惡源遠流長,甚至直到今天還在控制著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的靈魂,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思想统治下既自號『自由派』、又自稱是『精英』的知識份子。」 

「不知死於文革的趙樹理,老舍,田漢等文藝界人士在天之靈如何看。」

「這批無骨文人是靠不住的,儘管當中有些人過去吃過許多苦,但是他們為利益所惑,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來。中國文明進步要靠全民覺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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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小器事小,漠視言論自由事大

Cuson Lo創作

灰記真的要認真思考,在梁振英時代當記者應如何自處。作為一個工齡也算很長的記者,與政府官員及新聞官打交道的次數不算少,除了直覺一些官員越來越不願上鏡接受採訪,只願意書面回應問題,而回應往往是官樣文章,沒有真正答覆記者的提問外,從沒有受過訓導應提問些甚麼問題。不知其他行家有否被教問問題的經驗,假若遇到此情況,會否感到受辱?

可是,梁振英還未上場,候任特首辦卻對《蘋果》的提問指手劃腳,這種作風除了令有關傳媒感到受辱外,實在想不到有任何好處。此舉是候任特首辦繼日前高調發聲明指《蘋果》報道梁營中人擬推薦陳啟宗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以及對機管局主席及行政總裁的人選的報道,並無事實根據,影響人心,深表遺憾後,又一搞作。

事緣五月廿三日,《蘋果》書面向候任特首辦查詢,盛傳文化局局長大熱人選黃英琦不獲聘用,是否由於建制派議員向梁振英提意見,及提了甚麼意見,候任特首辦書面回覆,除了例牌地指籌組新政府的工作尚未完成,司局長的任命在確定後會公布外,突然發難,意有所指的寫道︰

「候任特首辦一直盡量配合傳媒的查詢工作。在機場管理局和香港大學的人事任免問題上,若  貴報事先查詢︰

1. 候任行政長官是否考慮提早結束機管局主席張建東的任期,由陳南祿取代其位置?

2. 機管局行政總裁許漢忠的續約是否因要爭取候任特首辦的「不反對通知書」,因此一直未作公布?

3. 候任行政長官是否有意在港大校務委會主席梁智鴻約滿後,由陳啟宗取代其位置? 候任特首辦清楚回覆『並無此事』。」

這封回覆電郵除了顯示候任特首辦小器、霸道及不識大體外,也讓人聯想梁振英最大「金主」陳啟宗的影響力。概因候任特首辦向《蘋果》連珠發砲,是報道陳啟宗獲薦掌管港大後的事。陳啟宗是香港二線地產商,對一線地產商壟斷市場深感不滿,經常撰文及刊登大篇幅廣告,發表對香港事務的看法,其觀點傾向加強政府主導,加強與大陸的聯繫,減少「內耗」等,亦經常挑戰一些香港人看重的核心價值,如民主、自由等,與梁振英的思維不謀而合。

灰記不知陳啟宗有否就《蘋果》的報道向梁振英進言,也不知是否梁振英和候任特首辦覺得報道會令陳啟宗不悅,或對他們帶來不方便,所以向《蘋果》發難 。但這種與傳媒糾纏的做法,在香港現在還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只會引起反彈。即使《蘋果》報道有誤,發個聲明說並無此事已足夠有餘,這樣發誨氣實在不是一個聲稱要廣納民意,與市民一起共謀對策的政府的所為。

灰記不去揣測是否有關陳啟宗的任何事情都會觸動梁振英的神經,因而反映陳與梁的非比尋常的關係,但此舉對傳媒工作者的「衝擊」不可謂不嚴重。首先,候任特首辦的作風,令人聯想到梁振英政府比曾蔭權政府更容不下反對聲音,概被候任特首辦「教訓」的《蘋果》是講明反對梁振英做特首的傳媒,這是對言論自由威脅的警鐘。

其次,此一教記者問問題的作風,再次突顯梁振英政府的威權/家長式作風,反映梁振英不喜歡受監督,包括不喜歡被傳媒指指點點的獨斷又小器的性格。曾蔭權小器是政圈中人的老生常談,但他多少對傳媒有所顧忌,勉強也接受香港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但梁振英若又小器又輕視言論自由,令傳媒動輒得咎,則絕對非香港人所樂見。

而灰記對梁振英素有「偏見」,認為他是中共陣營內的強硬派,他現在未上台已經如此霸道,上台後真不堪設想,特別如他強推23條立法成功,香港人的自由必定會大打折扣,傳媒,特別那些批評政府的傳媒亦會「冇運行」。因此,作為珍惜言論自由核心價值的香港人,作為記者的灰記,一定堅決對梁振英「搞」傳媒說不。

灰記會幻想自己是跑政治新聞,駐紮候位於舊政府總部候任特首辦的記者,有機會碰到羅范椒芬時,首先問她,月來各傳媒對新政府及公共機構的人事任命報道,是否每個傳媒每次報道事前都會向候任特首辦求證?若否,為何只針對《蘋果》,向該報發表含指摘語句的聲明?第二,為何只就《蘋果》涉及有關陳啟宗的報道後,才發表強硬聲明?是否有此必要?第三,為何《蘋果》記者問A問題,候任特首辦要教記者問B問題?是否不覺這是再次對有關傳媒及記者的侮辱?請問這些舉動想達至甚麼目標?

如果有機會碰到梁振英,灰記會問他對候任特首辦的強硬聲明及教記者問問題等是否知情?覺得候任特首辦的做法是否恰當?看他是否又說不知情,或索性不理會。

不過,據《蘋果》報道,「羅范椒芬昨晚到訪立法會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等官員晚餐後,一度趁勢走後門避傳媒採訪,記者要追至候車處才成功攔截,但她拒直接回應為何文化局局長人選與機管局人事安排有關,答非所問︰『我真係唔係好知呢樣嘢,因為嗰日都冇睇嗰張報紙。」

如果《蘋果》沒有作新聞,羅范真的如此回答記者,灰記更看不起他們。概梁振英的「大內總管」羅范椒芬任教統局局長及常任秘書長時,作風強悍,出言不遜,甚至涉及干預教院學術自由。現在她掌管候任特首辦,很難令人相信她對強硬聲明及教記者問問題不知情。但其反應卻是夠膽做唔夠膽認,非一個有頭有面的政府官員所為。灰記在此只能再說一聲,除非全港傳媒都變作那六張刊登梁振英批「拉布」文章,而不去尋求回應梁振英的文章是否站得住腳的報紙,否則,只會沒完沒了的繼續對梁振英新政府的不恰當,有歪「常理」的行為窮追猛打!

 

梁振英的聲明

候任特首辦忽然於5月22日晚發表聲明,指《蘋果日報》同日的題為「陳啟宗獲推薦掌管港大」的報道全無事實根據。該報事前未就事件向本辦和教育局查詢,一周內三次刊載內容不實的人事任命報道,影響人心,本辦深表遺憾。

《蘋果日報》亦高調反擊,於翌日以「候任特首辦粗暴干預《蘋果》 秋前算賬」為題,作頭版大篇幅報道。《蘋果》稱,「本報消息來自「梁營中人」,報道內容是梁營有人醞釀推薦陳啟宗,從沒提過人選已呈交梁振英或候任特首辦考慮。候任特首辦在聲明中未有交代有否向梁營人士查證,也沒解釋如何「影響人心」。《蘋果》總編輯張劍虹回應︰『候任特首對傳媒態度反常,影響人心,本報深表遺憾。」

《蘋果》更在頭版刊登相信是總編輯寫的《沙膽虹手記》,題目為「不是搞《蘋果》是甚麼?」﹐指梁振英未當選特首前,已有人警告沙膽虹,一旦梁振英當選,一定搞《蘋果》,肥佬黎亦深信這說法,沙膽虹則觀其行,怎料當選未夠兩個月,離上任還有個幾月,就真係出手搞《蘋果》……」

梁振英是否搞《蘋果》?大家判斷。不過,灰記至少認為梁振英此舉不尋常,聲明用詞亦極不恰當。首先,每逢政府改組,或高級官職及公營機構高層出現空缺,傳媒透過消息來源大做「估領袖」遊戲乃平常不過。梁振英新政府改租,其候任特首辦主管又講明不會評論新班子人選,但誰人當某某官職,確涉及公眾利益,市民有權了解可能人選,傳媒亦有責任盡可能作出報道。甚至一些人事消息,其實是梁振英身邊的人向傳媒透露。

自從四月以來,林鄭月娥、林瑞麟、陳茂波、曾俊華、袁國強、翟紹唐、馬逢國、黃英琦、許曉暉、麥齊光、林煥光等的名字都在不同報紙,包括《蘋果》有關新政府官員的報道中出現。灰記不相信所有報紙都曾向候任特首辦及有關政策局求證,因為所得的回應也只會是不予置評。候任特首辦亦從沒就有關報道發聲明澄清。

既然這類猜測未來政府官員人選是新舊政府、官場政圈人士與傳媒的互動遊戲,候任特首辦只向《蘋果》發聲明,指其有關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機管局領導層的報道沒有事實根據,是非常奇怪的事。這樣發聲明至少惹人質疑,難道除了《蘋果》這些報道,其他「估領袖」的報道都是基於事實?

即使《蘋果》報道錯誤,也不用煞有介事的說有關報道「影響人心,本辦深表遺憾」。概有譴責成份的措詞,用於官方對傳媒所發的聲明,是非常嚴重的事,可被理解為干預新聞自由。候任特首辦此舉對《蘋果》極不公平,作為市民及記者,出於捍衛新聞自由的原則,灰記對候任特首辦表示極度遺憾。

老實說,可能不少人和灰記一樣,對《蘋果》這份報張十分矛盾,一方面覺得報紙的小報作風,誇張煽情而很難令人覺得此報張有公信力。但一般來說,直到目前為止,《蘋果》仍是最敢於批評中共及特區政府的本地傳媒,其對弱勢社群如少數族裔、同性戀者、性工作者等的態度,一般亦比其他大眾化報紙,甚至比那份毫稱知識分子報紙《明報》較為「進步」。當然,灰記對《蘋果》追捧「自由經濟」不以為然,但香港又有那一份報紙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反資本主義的呢?傳統「左」報不也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只不過從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的利益立場出發吧了。

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蘋果》相對於挺唐的《星島》和《信報》,以及挺梁的《明報》、《經濟日報》(後期《東方》加入挺梁陣營),報道其實還能做到「持平」。到梁振英後期真的大有可能當選,《蘋果》作為一份一向有立場的報紙,反對地下黨/中共同路人治港,亦甚正路。不單《蘋果》,很多珍惜香港核心價值的人,包括灰記都反對梁振英做特首。但在這畸型小圈子選舉,民意只會被利用,中共及其能夠操控的大多數選委才有決定權。

因此,梁振英以至羅范椒芬對《蘋果》這份有一定影響力的報紙,「恨之入骨」亦屬正常。已有很多人指梁振英為人城府深,很難猜透他心中的想法。有接觸過梁的政圈資深人士,甚至說他「講大話唔眨眼」。《蘋果》主筆之一李怡,更是第一個把梁形容為狼,把唐形容為豬的人。正正因為如此,很多人都對梁振英,這位中共中人上台後對香港自由的威脅多所擔憂。終極的23條立法會是中共一國大一統意識型態,跟香港人的自由核心價值/意識型態的大對決。

現在未到「最後時刻」﹐梁振英還未上台,他便接二連三,利用民粹主義,例如對「雙非」孕婦的不滿,架空現任政府宣布2013年「雙非」孕婦零配額及不保證「雙非」嬰兒有本地身份證,是對法治的漠視;不斷出口術,甚至撰文指立法會「拉布」,阻礙議案通過(不問為何議員要「拉布」),甚至把任何議會須就議案進行審議的程序,例如對其提出「五司十四局」的議案審議,都視為「拉布」,上綱上線地指若政府不能及時改組便甚麼也做不來,公屋起不了,福利也就延誤等來欺騙市民,威嚇立法會議員,妄顧立法會監督政府的責任,是對立法會的侮辱,也是對公務員團隊的侮辱;現在向《蘋果》發強硬聲明,則是對香港第四權,言論自由的侮辱。

梁振英未上台,但從其種種言行觀察,他絕對是崇尚威權,不理法治程序及不願受監督的人。他很會利用民粹情緒,方便做事。有獨立見解、自由意志的市民,對這樣的特首必定要加百倍提高警覺。
 

陳光誠的「去國」與官媒的奇談怪論

陳光誠一家人終於到了美國,中美雙方都可以暫時鬆一口氣。陳光誠抵達美國後,除了在抵達紐約大學後,發表簡短講話,說希望在美國休息學習,過一段時間回到中國,並希望中央政府徹查山東官員違法事件,並沒有接受傳媒訪問。他們一家人在公園蹓躂,也有校方保安人員陪同,不准記者走得太近。看來,美方亦不想陳光誠說太多,令中方不高興。

無論陳光誠真的希望到美國靜養學習一會,還是被迫離開對他和家人沒有安全保障的中國,或兩者皆是,中國當局也實在無話可說。陳光誠最終要在中美外交協調下離開一個「沒處容身」的「祖國」,中共不單無話可說,更應該要檢討和自省,為何一個他們外交部稱為正常的公民,一家人一年來會被軟禁和虐待。

不過,正如很多論者都說過,中共,或者說中國人最要面子,自己的醜事被揭露,成為國際焦點,這啖氣怎嚥得下。所謂「跌落地拿番咋沙」,官方《環球時報》在陳光誠離開後,發表社論,題為「陳的"奇遇"是一次性大氣泡」,就是「跌落地拿番咋沙」的典型。

文章雖沒有上綱上線,說陳光誠「叛逃」(既然是一個正常的公民,經正常的途徑,依法取得護照和簽證,官方又怎說得開口是叛逃),卻不屑西方傳媒(應包括香港一些傳媒),「把陳光誠描述成中國的反體制"英雄"」。把陳光誠"英雄"化,也許是吧,但怎也不應該是反體制,他本人也不會認為自己在反體制。事實上「依法維權」,基本上是所有內地維權人士堅守的立場。因為作為「雞蛋」的人民,除非「揭竿起義」鬧革命,否則除了依循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向官方討公道,還有甚麼辦法。既是依循共產黨的法律維權,又怎會是反體制。除非在《環球時報》主筆心中,乖乖聽共產黨的話,聽幹部的話才不是反體制。

不能對陳光誠等維權分子依法維權但屢遭官方打壓、迫害作出解說,《環球時報》只能重彈老調,說中國地大人口多,情況複雜等的「老生常談」,以至把陳光誠事件說成個別現象。「各類爭議的社會事件大多在中國得到化解,但美國一些官員、人權組織及西方輿論的確從一開始就鼓勵了陳光誠的對抗姿態,中國國內也有一些人把陳的事情往僵持的方向推。一些人嘴上喊要解决,但行為卻在在鼓勵擴大事態,越僵越好。」這就是沒有法治觀念的中共官方及官媒的思維。

怎樣化解一個中國官方口中的正常公民及其家人被長期禁錮、虐打,因而被迫出走的事件?這事件有爭議性嗎?陳光誠叫天不應,叫地不閒,唯有向溫家寶呼救。如果中共真的依法治國,一早便應該派人到山東臨沂東師古村調查非法禁錮的事,把需要為事件負責的人,繩之於法,事情就是那麼簡單,陳光誠不需要因為人身安全問題離開中國,外媒及美國政府亦沒有干預的理由。弄至今天這地步,完全是中共由上至下都不守法的結果。

因此當《環球時報》說,「其實陳光誠的事情是一個彩色的大氣泡,破了之後甚麼都都沒有。中國法律尚有不完善之處,如果?個氣泡想要證明這一點,不用它?全中國国懂。如果它要證明中國法律越來越差,或者有等於沒有,它再怎麼證明也沒用。中國是個法制根基差,但在不斷進步、完善的國家,這是陳光誠加上美國政府、國際人權組織一起喊也駁不倒的事實。」無論中共官媒要怎樣自圓其說,也不應在這裡「強姦」陳光誠,他的出走並非要證明中國法律越來越差,而是感覺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陳光誠以及一些維權人士的「不幸」,是最終他們不得不借助「外國勢力」。

「回過頭來綜合看,陳光誠的事閙出這麼大動靜,但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實際衝擊卻很小。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認識總體上是成熟、穩定的。這些年不斷出有關"異見人士"的西方輿論轟動,多數中國人已經見怪不怪,有了一定免疫力。」

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會有這樣的奇談怪論,明明是一個公民的基本安全受威脅,明明是一個公民的最起碼權利不斷被剝奪,明明是官方的這些非法行為是破壞社會穩定的元凶,卻把責任推給一個手無寸鐵的失明人士。還為陳光誠事件鬧大了也沒有對社會穩定,其實是中共政權,有大的衝擊而沾沾自喜。灰記只能再說一句,奇談怪論。

最後,也是香港媒體重點報道的部分,就是這一段︰「相信整個中國社會,包括中國基層官員都會因陳光誠的事情變得更成熟,對打破一些特殊的僵持更不拘一格。中國需要加快改革,而改革的要義之一改,就是擴大社會的彈性,減少僵持點,以及不讓一個僵持點無限放大它的意義。」

看到一句中國需要加快改革,部分港媒如獲至寶,覺得中共官方有所反省。但灰記卻看到中共的脆弱,連地方官員胡作非為都不敢哼一句,甚至檢討山東官員的處事方式都不敢說,只能以擴大社會的彈性,減少僵持點來作為「勸喻」,中共中央對地方政府如此「投鼠忌器」,相信才是社會不穩的主要原因吧。

一國兩制的崩解,「三權合作」的開始

立法會現可正名為垃圾會(郭家檔案圖片)

「拉布此風不可長」,不知是否因為梁振英這句話,還是背後支撐/操控梁振英的中聯辦發功?原以為曾鈺成還能秉持作為立法會主席的公道,讓反遞補機制的議員,以修訂及不斷發言,即所謂拉布,作為強烈的政治表態,以引起社會對這條剝奪參選權的法例的關注。現在曾鈺成卻忽然接受親制派議員黃宜弘的建議,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第92條︰「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終止修訂辯論。

其實已有人指出,即使引用立會議事規則第92條,曾鈺成馬上終止修訂辯論,仍然是濫用權力。蓋曾應首先解釋,有甚麼國家和地區的議會,主席可以一聲令下,終止修訂辯論,但曾鈺成舉不出任何例子。而有線電視報道,英國議會的議長須連同一百名議員(約六分一)的同意,美國要五分三議員同意,才能終止「拉布」。究竟曾鈺成是根據那個地方的立法機關,可以由主席/議長一人獨斷獨行的?難道就是那幾個講求「三權合作」,其實是一黨話事的「社會主義」國家?況且,現在議事規則規定議員發言不能重複內容,已是對「拉布」的一種限制。

因此無論如何,曾鈺成要終止修訂辯論,也要和議員討論出一個大家同意的做法,例如若干比例議員同意,才能如此做。可能現在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議案,要分組點票,直選部分泛民佔多數,可以否決任何建制派提出的「改革建議」,曾恐怕一旦付諸議會討論,泛民議員必反彈,連在此次事件像沉睡不起的民主黨也不敢不表態,到時可能又是一場拉布戰,甚至激起市民的不滿,所謂夜長夢多,要快刀斬亂麻,不顧規則?

梁振英在曾鈺成決定濫權前一兩天,被傳媒拍攝到聯同其大內總管羅范椒芬走進中聯辦,逗留兩句鐘。梁振英把七月一日前落實其「五司十四局」(坊間譏為「五屍實死局」)定為世界最重要事項,好像其新政府不能及時改組,世界會停頓下來,任何事情都辦不了。他是否覺得曾鈺成之前「把關不力」,到中聯辦「告狀」兼求救?

而梁振英這個頻繁進出中聯辦的景象,往後將成特區政治的一個「特色」,中聯辦和梁振英都不再介意,甚至有意無意突出中聯辦是梁振英背後的靠山,梁振英最終要聽命的就是裡面或更北上的頭頭。這景象令灰記想起八九年的五月,當前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喬夫訪華時,名義上是中共第一把手的趙紫陽,向傳媒透露一個人盡皆知的「國家機密」,就是所有重大事情要請教那位沒有官職的鄧小平,由他最後拍板。灰記說漏了,鄧小平仍保有軍委主席身份,標誌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中共,軍權大於一切。

趙紫陽說出這話時,正值學運高潮,他希望和平解決學潮的想法,跟鄧小平及保守派要強硬對付學生的意見不合,流露孤立無援的無奈。至於梁振英頻頻拜訪中聯辦,是要透露他沒有實權的無奈,還是在「孤假虎威」,要香港人接受中共「太上皇」治港的命運?無論前者或後者,都顯示中共作為一個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專制主義政黨,一個黨員的身不由己。

回到曾鈺成的「變臉」,作為呼之欲出的中共地下黨員,如果中聯辦/在港地下組織黨組和上級有命令,即使曾鈺成真心想做一個公允守規則的主席,也身不由己。所謂理解也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看來西環中聯辦現在要一箭三鵰。第一,盡快通過遞補機制,向北京交差;第二,先例一開,餘下的版權條例修訂法案等爭議性議案可以「多快好省」地通過;第三,七月一日前可以通過五司十四局,由中聯辦扶植上場的梁振英,可以聯同新政府上場,顯示正式改朝換代,真正的西環治港。

現在擺在港人面前是,三權分立已經逐步被強變成三權合作,中共式的管治只會越來越明顯。其實,正如梁慕嫻女士所預計,只要中共在重要位置安插「自己友」,香港的兩制便「玩完」。一國兩制原來是十分脆弱。試想想,只要特首、立法會主席、律政司司長全部變成中共「自己友」,當然政府各局、行政會議等定必已滲透足夠數量的「自己友」,那麼要「三權合作」是何等容易的事,而現在不正在發生嗎?

灰記在此要不厭其煩的再提五十年代中共如何逐步收拾民主黨派,短短幾年由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一些民主黨派擔當有名無實的政府官職,為中共搖旗喊吶,最終把稍有獨立意志的民主黨派逐個收拾,變成名副其實的黨天下。五十年代在大陸發生的,這幾年正在香港發生。香港人要擦亮眼睛。

代表溫和/溫馴港人的溫和/溫馴民主派(以民主黨為首),對中共要進一步閹割立法會,把立法會變成名副其實的橡皮圖章,完全掉以輕心,或認命。他們不參與拉布也罷,但眼巴巴看著曾鈺成無理地把表決時間由五分鐘減至一分鐘,以配合建制派佔多數的快刀斬亂麻議會暴力,竟然沒有到議會堅決反對。蓋如果不是民主黨棄守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這一議案必被否決。

更有甚者,曾鈺成說終止辯論除得到建制派議員支持,亦是部分泛民議員的共識。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反駁無此事。這種羅生門難免令人聯想為何一些「溫和」泛民如此放軟手腳。五月二十日有線新聞再報道,曾鈺成說終止辯論後見各派議員,在場泛民議員沒表態反對,民主黨張文光還和他握手。張文光回應說是基於禮貎,並不表示認同決定。不過,他以及在場的泛民議員有否想過更強烈的表態,還是覺得沒有傳媒的攝影機在場,而覺得想「慳番啖氣」?

民主黨口口聲聲說不能放棄議會,但在「關鍵時刻」卻開小差,然後其永遠的託詞是我們在議會是少數,阻止不了惡法通過。而當市民上街反對一些惡法,如03年超過五十萬人反23條立法,最終政府收回法案,他們的元老司徒華及主席何俊仁又說,這並不取決於群眾運動,而是建制派的自由黨臨陣轉軚,政府不夠票才收回法案(他們又不去理解,自由黨為何最終轉軚,難道群眾運動沒有對他們造成壓力?)然後,他們的頭頭每次接受傳媒訪問都說,希望市民投票支持他們,爭取更多議席。這是甚麼邏輯,市民為何要投票給他們而不投給民建聯?灰記以前還以為民主黨跟民建聯還有多少差別,現在已看不出來了。

現在擺在面前,新任特首梁振英的強悍作風,通過政策/法案更加予取予携。而政府內,公務員面對這位只求效率,輕視程序理性的大波士,在制訂政策/法案能否堅持公務員「中立」角色,就事論事,膽敢提出「唔啱聽」的意見的人只會更加少。各界要全面配合梁振英施政的「新環境」下,更加迎合上意,急就章的制訂政策/法案,由迎合梁振英的司局級官員強推政策,發揮終極行政霸道「本色」,以求更接近一國的意識型態及行事作風,似很快成定局。

現在香港一國兩制的此一制還剩多少,香港人能否打破五十年代大陸非共力量的宿命,殊不樂觀。但珍惜這邊一制的人,又是否願意放棄關注,放棄對「一國」(其實是一黨)的抗爭?又是否有退路?

拉布是議會政治一部分,立法會不是政府一部分

Angus Wan 創作

這兩天,facebook 多了一張惡搞創作,一位茅山師傅在立法會議事廳鬼畫靈符。這名被惡搞為「有病議員」者是工聯會的王國興,出身愛黨學校旺角勞工子弟學校,後加入中共外圍組織工聯會。這位「左派」人士,年青時也有過反殖反資的理想。但當中共成為走資當權者,只講強權,不講公義時,他和絕大部分黨的同路人一樣,繼續甘願當黨的馴服工具,當九七後的建制打手。

為甚麼說王國興等是建制派打手?得從去年五區公投運動講起,這個議員藉辭職再補選,提出議題作變相公投的舉動,是迫不得已。概因中共於基本法承諾的立法會全面普選,本應於零八年選舉應有機會落實,甚至親建制的民建聯及自由黨,在黨綱和政綱都有提到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這個本屬香港內部「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卻因中共不脫強權「家長」本色,利用釋法把這個民主進程叫停,違反自己莊嚴的承諾。

當然,中共善於違反自己莊嚴的承諾,例如他奪取大陸政權時,與全中國各民主黨派,各民族及社會人士達成的《共同綱領》,如能落實,則中國可能避免/減少一黨以至一人獨裁所犯下的致命錯誤,導致民不聊生的錯誤。但正如後來被奉成中共老祖宗的毛澤東(中共的始創者應是陳獨秀,但中共黨史則把他打作叛徒,近年對稍為客氣)最津津樂道,槍桿子裏出政權。正所謂打江山,坐江山的造反者/革命者思維邏輯,註定這個「革命黨」不願接受人民監督,所以只能違背諾言、踐踏憲法,失信於民。

在槍桿子強權下,大陸的民主黨派及社會人士被承諾的東西,如民主協商、普選人民代表、分權等,很快便成泡影。於五七年反右運動後,民主黨派更被收拾妥當。中共一黨專政從此通行無阻。是的,正如五區公投運動發起人之一長毛梁國雄所言,共產黨可信,母豬會上樹。但中共不可信一回事,香港人是否應該逆來順受是另一回事。更何況香港還有這邊一制的屏障,儘管這一屏障越來越岌岌可危。

公、社兩黨就是不滿中共背信棄義,民建聯、自由黨等只懂看「阿爺」的面色,視自己的黨綱、政綱如無物。就2012年雙普選問題,提出單一議題,辭職補選實行變相公投,這種藉選舉作全民表態的行動,在香港完全合法,對政府沒有約束力是另一回事。其實,立法會議員提出議案,即使獲得通過,一樣對政府沒有約束力,建制派議員是否覺得議員提案多此一舉?那為何覺得辭職補選,變相公投是多此一舉?

原來,正正因為變相公投的一人一票全民表態意義,習慣以我為主,專權獨斷的中共最為顧忌。上次五區公投在民主黨反對下,做到不夠好,沒有達成更好的全民表態效果是另一回事。換言之,全民表態觸動了中共的獨裁神經,這才大大有意義,珍惜民主表達權利的人,才應該想方設法捍衛這一辭職補選的權利。因此,建制議員及政府在中共督促下,提出褫奪補選權的遞補機制,是反民主自由的舉動,珍惜民主權利的人,必須堅決反對。

故事回到王國興的鬼畫符,王議員寫字表達不滿,這是他的權利,正如他要做政壇小丑,也是他天賦的人權。但事情發展到今天,是政府強推遞補機制,剝奪市民權利的結果。去年推出的遞補機制法案因大批市上街反對,部分親建制政黨如自由黨、新民黨等見風駛梩,要求政府推辭立法,諮詢公眾。原先堅稱不諮詢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因為不夠票通過,唯有向政治現實低頭,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也迫於相隔一天轉口風,被電視記者揶揄其政黨的立場只是跟著政府走。其實灰記以為,遞補機制是中共交予特區政府的任務(又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共外圍組織民建聯、工聯會等必定要誓死協助港府完成任務。

現在政府再提交的法案,的確有所讓步,沒有取消補選,但辭職議員六個月內不能參選,則是褫奪參選權,嚴重違反人權,仍然不可接受,高調反對天經地義(老實說,政府當初提出法案說是要堵塞議員藉辭職進行補選的「漏洞」,既然現在堵塞不了這「漏洞」,最正路是撤回方案)。老實說,政府不收回議案才導致拉布戰的發生,因為作為議會少數的泛民根本單靠票數,無力阻止法案通過。主流泛民選擇認命,只投反對票,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則作出千多個修訂,並在每一修訂上發表冗長演說,實行「拉布」,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加入戰團。

三位反遞補惡法的議員實行拉布,自然引起建制和政府的不滿,包括王議員寫字以表不滿。因為要那些「尊貴」議員加班,被迫留在議會,聽不中聴的演說。主流泛民則最精明,一早表示反對二讀離場,不用留在議會「受罪」。現在親政府輿論不斷重覆同一論調,說拉布浪費公帑,說拉布妨礙議會運作。而候任特首梁振英更出口術,說「立法會的『拉布戰』浪費金錢及時間,如果『拉布戰』持續,新政府的組班及施政亦會受到影響,強調香港不能再磋跎歲月,他批評發起『拉布戰』的議員是『對唔住香港市民』。」(《星島日報》5月12日報導)。

但這都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立法會有其議事規則,由立法會主席負責把關。而立法會主席是建制的囊中物,前有范徐麗泰,現有曾鈺成。既然建制派中人的主席都沒有認為千多項修訂無聊不必要,亦沒有認為三位議員的發言有違議事規則,又何來影響議會運作。

這些言論完全不尊重立法會主席,暗示主席缺乏裁決能力,就等同特首曾蔭權去年指就港珠澳大橋環評尋求司法覆核的市民,濫用司法程序一樣,是不尊重香港法庭的獨立性及裁決能力,概法庭批淮市民司法覆核有一定法律程序,絕無被濫用的問題。況且,司法覆核是市民對政府行政失誤作出補救的權利,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權利。

現在社會有一非常危險的言論,特別梁振英當選後,更是經常危言聳聽,基本上好像要立法會絕對跟政府合作,否則好像政府甚麼都做不來。但梁完全矮化立法會的角色,希望立法會如大陸人民代表大會的橡皮圖章,是非常危險的極權思維。其實,立法會在親建制議員把持下,政府的議案,九成以上都會輕易獲得通過,議員亦絕少提出大量修訂及發言拉布。因此,政府,包括梁振英的新政府不能以此來逃避行政出現的問題‧況且,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是香港這一制的核心價值,不能因為北京當權者不願改革的落後思維,如習近平的三權合作論,便輕易受影響。因此,如果輕易相信親建制以及梁振英的歪理,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香港的核心價值只會進一步被侵害。

香港市民必須明白,在沒有普選下,議會由較少民意授權的親建制議員佔多數,泛民就一些爭議性大的議案進行抗爭,便只能訴諸大量修訂及拉布戰,引起社會關注。而拉布戰的經典例子是年前的高鐵撥款,是市民對此無意義,真正浪費公帑數百億的大白象工程的不滿,迫使如夢初醒的泛民議員提出大量修訂及拉布發言,會場外則大量市民集會反對高鐵撥款。雖然最終不能阻止撥款通過,但行動揭露政府推高鐵的所謂諮詢十分粗疏,隱瞞很多工程對市民(除菜園村,還有大角嘴)巨大影響,議員卻大都不甚了了,引起一些市民反省單一發展主義的荒謬及對香港的禍害,亦有其意義。

現在,遞補機制是一役,三、四星期後的版權修訂條例是另一役。其實,一些泛民早有認命心態,誓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市民,反而要提醒這些坐在議事廳舒服過日子的議員,要適時利用議會規則作出抗爭,不要躲懶。看來,有心監督政府的議員以及市民,要正視拉布戰的價值,裏應外合的繼續抗爭。

「租界」情意結

不知怎的,最近香港發生的一些事情,例如灰記客上次博文提及的應亮在香港被大陸公安威嚇;還有二月底,大陸離休幹部在香港出版的書受到阻撓;以至年前前八九學運分子周勇軍涉嫌利用假護照從外國入境,竟被特區政府送回內地,令灰記想起一套大陸主施律電影《建黨偉業》或是一些租界的故事。

這些租界固然是「喪權辱國」的例證。但這些租界有時也會扮演「正義」角色,例如保護「進步」人士不被清廷、軍閥或獨裁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迫害,保障出版「進步」刊物不被清廷、軍閥或獨裁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查封等。當然帝國主義力量也會應中國統治者的要求,在租界內清剿不受歡迎人物。例如在《建黨偉業》中,中共一大參與者,及「協助」建黨的第三國際人士,如何受特務跟蹤,受租界警察的追緝,最後轉到船上開會。當然,租界在二戰後已取消,偌大的中國只剩下一個「喪權辱國」的孤例,就是香港。

據說當時蔣介石政府是希望「光復香港」。因為根據一九四一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英國應該在戰後放棄殖民地。一九四三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宋子文說戰後將會把香港交還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道︰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鬥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英國首相邱吉爾不同意放棄殖民地。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邱吉爾鬧得很不愉快。英國要重佔亞洲殖民地,日本宣佈投降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隨即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也很自覺,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國軍沒有預計英國人如此做,也沒有搶先從廣東調派軍隊到香港,就失去收回香港的契機了。(參看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42至44頁)

最有趣是,當時中共的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應是日方以外在香港一帶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但中國官方正統仍是國民政府。中共雖然名義上與國民黨合力抗日,理論上應是同心協力扺抗外侮。但實情是抗戰時,特別是勝利後,國共各懷鬼胎。因此中共並沒有因地利關係,本著「民族主義」精神,反對英國重佔香港。當時中共中央反而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談判,作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參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第44至45頁)

灰記以為,中共之所以不反對英國重佔香港,是不想讓國民黨勢力擴大。而且,中共雖藉八年抗戰避免和國民黨正面交鋒,休養生息,軍力比「長征」時大增,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軍事力量,但中共仍沒有想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如此虛有其表,覺得需與國民黨長期較量。有一個較「中立」的殖民地/租界,方便他們的政治運作,對中共較為有利。換言之,在「革命實用主義」下,可以暫且放下「國恥」,與英國人「共舞」。

回望歷史,站在香港人立場,蔣介石不能收回香港,終止百年「國恥」;共產黨為了爭取在這個殖民地/租界的活動空間,沒有被民族主義沖昏頭腦,默認英國強佔中國領土,武裝撤出香港,都是香港之福。因為一來蔣介石的獨裁及腐敗統治不得民心,二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幾年下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敗走台灣,到時香港便順勢由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手中,納入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香港的獨特歷史便告終結。

至於中共短短幾年打敗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後,不收回香港,也是「革命實用主義」壓過「民族主義」的又一表現。《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46頁引述已故中共在港宣傳大員金堯如如何理解當時「中央精神」︰「……為甚麼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決定不收回香港?可見用『洗雪百年民族恥辱、「維護主權完整』並非至高無上的唯一神聖教條。……收不收回香港不決定於『洗雪國恥』和『維護主權』,而決定於是否有利於創建國家大業、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有利於分化美英反華聯盟、有利於開展國際統一戰線、有利於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

中共的「長期打算,充份利用」,造就戰後香港一段獨特的歷史,中共固然可以在香港活動,國民黨也如是,還有就是不容於中共政權,逃避中共政權的各式各樣人士。一大批在殖民地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以至第三代,免於蔣介石於台灣的鐵腕統治,也免於毛澤東於大陸的急風暴雨,令人民疲於奔命的「革命」統治。特別七十年代以後,英國人因應社會的轉變,進行一系列社會民生改革,自由、法治和廉潔逐漸成型,民主則成了不少人追求的理想。當然,香港絕對不是公平公義的社會,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官商「勾結」等的問題極待解決,這也是香港民主進程要解決的問題。

是否俱往矣?因為九七前後,正當殖民統治/帝國主義要撤離香港,那種一雪百年國恥的聲音忽然響亮。香港由殖民地變成特區以後,香港的獨特性,原應受兩制中的這一制保護的所謂核心價值,越來越被大陸的統治者,向統治者投誠的人矮化,甚至香港本地人也覺得要「背靠祖國」,便要犧牲香港的獨特性。而捍衛這邊獨特性的動轍被打成「反中亂港」。但正如數碼電台主持人黎則奮所言,香港的獨特性,即這邊的一制,即殖民地的legacy才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如沒有利用價值,為何要搞兩制?香港人切勿妄自菲薄。

 說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人以及有識見的內地人都應該把這個中共政策普及化,平民化。於是灰記又要回到文首,由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的租界/殖民地,雖然不光采,但在清廷、國民黨以至共產黨的皇權/專制統治下,這些處在沒落腐敗的清朝、紛亂腐敗的民國,以至極權腐敗的人民共和國下的租界/殖民地,也有進步的一面。這些租界/殖民地的進步性,最終由香港發揚光大。但今天這種進步性,正被只有「實用主義」,沒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共和國,那邊的一國一制所蠶蝕。

1908書社上載

即如灰記上一次博文所寫,在香港教學的內地電影人應亮,因為拍攝了有關楊佳母親的電影,引起上海警察不滿,他在上海的父母被警察滋擾,他在香港亦被上海警察約見,警告他回上海馬上被拘捕。又如早前二月底法新社報道,中共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杜光的新書《回歸民主》,在香港出版。身在內地杜光被當局警告,不准出版此書。杜則說已交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他沒辦法改變,最多只能代轉達意見。中共當局再找身在香港的出版社負責人鮑樸施壓,鮑表示書已印好,必定要出版,但顧及杜光現在的處境,改在兩會後出版。

最不幸及令人震驚的是,零八年前北京學運領袖周勇軍被誘騙入陸,即使他是利用假護照來港,拘捕和審判他的應是香港執法人員和法庭,而不是送回中國內地。而據被拘押在四川的周勇軍代表律師莫少平透露,「當局說有人想見他,跟着就有人來香港把他接走,懷疑香港當局與深圳警方就事件有聯絡。同為學運領袖、現為美國執業律師的李進進說,周勇軍當時不知道那些人來找他幹甚麼,到了深圳才知道,所以根本沒機會提出見律師或拒絕見那些人。」

周勇軍被港府和內地政府合力誘騙回內地,違反這個前殖民地的法律,嚴重破壞這邊的一制。當中包括︰來港接周往深圳的車輛若屬內地公安,涉及內地公安越境執法;內地和香港之間尚未簽訂移交疑犯協議,香港當局將周勇軍移交內地是非法;周持美國綠卡,居於美國,由美國經澳門來港。入境處若以其護照有問題,應把他遣返美國或澳門。

在周勇軍的個案,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繼承租界/殖民地壞的傳統,與中國當局合謀迫害不受歡迎人士。預期這類中港官方合謀的事件會越來越猖獗。

至於應亮的電影和杜光的書,都和香港扯上關係。應亮的電影有不少他在香港的學生參與拍攝,杜光的書在香港出版,在大陸沒可能出版。這兩件事以及當事人的遭遇,是否令人想起當年租界的一些情景?例如一些國民黨特務走入租界,警告不受歡迎人物停止不受歡迎活動,否則離開租界必被捕,例如一些在國統區不能出版的書,可以在租界出版。

應亮在facebook,一方面對學生說,「作為一個香港人或其他民主體制裡的人,你們一定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假設我現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睡一個平安的覺,不可能自由的行走,無法安定地吃一頓飯,與朋友和家人聊一次天。」,一方面又說,來約談他的警察說,雖然你在香港,但畢竟是中國公民,就得由我們管;即便香港其實也由我們管的。從應亮個人的遭遇,可以看到今天這一邊的一制的獨特意義,同時其獨特意義正被磨蝕。

因此,從平民角度,應該把「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可圈可點的政策做大做強,既然中共官方也有求於香港,如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民間則更應把香港的「優勢」,即內地人還未享有的自由、法治等發揚光大。這些「優勢」包括保護像應亮這些不受內地官方歡迎的人;出版更多如《回歸民主》等內地查禁的書籍和刊物;讓更多內地人來這裡做一些內地不容許的事,如參與「六四」紀念活動;揭露港府為了迎合內地官方而不惜違反香港法律,如周勇軍事件…..總之,繼續發揮前殖民地/租界進步的作用,直至沒有人能利用「雪國恥」、「國家安全」、「政權穩定」來威嚇人民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