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國教到蘇格蘭公投

葉寶琳上載

十月十七日晚，香港政府總部有「奇景」，反對國民教育人士重返公民廣場，「慶祝」梁振英政權暫擱置國教科指引，也反思今後運動何去何從。同場，支持國教者亦來「贈慶」，有人高舉「國民教育、有國必讀」的標語。

早一日，報紙大篇幅報道，英國首相卡梅倫與蘇格蘭首席大臣薩蒙德，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簽署了關於蘇格蘭進行獨立公投的最終協議。親中的《文匯報》亦作詳細報道︰

「…公民投票定於2014年舉行，決定蘇格蘭是否從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分離出去。

在達成該協議前，英國政府與蘇格蘭進行了為期數個月的談判。雙方均就投票細節作出了讓步。根據這項協議，蘇格蘭政府預計將在2014年底舉行公投。16歲至17歲的年輕選民也能參加投票。

但一項民調結果顯示，主張獨立的蘇格蘭人在減少。民調公司TNS-BMRB上個星期公佈的民調結果顯示，僅有28%的受訪者贊成獨立、脫離英國，而多達53%的受訪者反對獨立。…」

灰記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也不知是否牽強。不過國家、民族、自決、自治、獨立這些問題，並非香港人/中國人獨有。看到撐國教人士高舉「國民教育、有國必讀」，首先灰記要跟這些人士說，當今世界上比較進步的看法是人民是公民，不是國民。公民與國家的關係不是主從關係，而是透過契約維持，當中或有感情因素，但愛國並非必然。看蘇格蘭人，他們現在是英國的公民，但蘇格蘭實施自治，有自己的議會，是透過憲法釐清蘇格蘭與不列顛聯合王國的關係。

而人口五百萬的蘇格蘭現已擁有許多獨立國家的象徵，如自己的國旗、司法體制、民族認同，衛生、教育政策自主權。不過，國防、外交就歸英國管轄，經濟同貨幣就同英國一體。寫到這裡，灰記不期然把蘇格蘭跟香港比較，除了民族認同，絕大部分香港人是中國漢族外，香港所應擁有的自主權其實跟蘇格蘭差不多，甚至擁有自己的經濟和貨幣體系。

但為何香港和蘇格蘭有如此的差異？就以國民教育為例，假使蘇格蘭要推行「國民教育」/公民教育，一定會強調蘇格蘭的歷史，蘇格蘭人的民族認同，蘇格蘭的獨特性。灰記亦相信，蘇格蘭的小學不會要求學生看到英國米字國旗，聽到《天祐女皇》要感動，看到英國運動員在奧運會勝出要激動得紅了眼。但為何有教育自主權的香港，要完全跟中共的一套，沒有香港的一套？

即使香港絕大部分人是中國漢族，為何只能認同五星紅旗及《義勇軍進行曲》，而不能認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三民主義》？正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香港跟台灣的關係曾經相當密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曾特別招收香港僑生到當地讀書，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賽事的整隊足球隊都是香港人。

灰記這樣說，並非表示特別認同台灣的國民黨，而是有感於由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現在要硬銷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還要有教育自主權的香港政府硬推它的一套。作為共產黨員，他們本應崇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政權，而且要不分國界。換言之，共產黨員不會接受愛國主義，並以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為目的。歐洲的共產黨曾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圍堵蘇聯，甚至高喊保衛蘇聯。中國共產黨亦曾支持外蒙脫離中國獨立，支持台灣和新疆獨立，支持蘇軍佔領滿州。

中國共產黨的確推翻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政權，但並沒有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更沒有履行民主、自由，維護工農利益的承諾，現在更蛻變成權貴「資產階級」政權，而且連外國資產階級「假惺惺」的民主自由欠奉。如果現在要來「愛國主義」這一套，無論大陸人和香港人都有權疑問，你共產黨真的「愛國」嗎？為甚麼一定要擁護中國共產黨？

所以回到「國民教育，有國必讀」，第一，不是國民教育，而是公民教育，第二，有國必讀，關鍵是讀甚麼。香港和蘇格蘭一樣，理論上擁有很大自主權，反對中共模式的國民教育便是「天經地義」、合情合理。最重要是這套中共式國民教育的目的，是中共透過其在香港的代理，侵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一連串「攻勢」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厲害的部分，即所謂從小做起的「改造心靈」工程。香港人不可能不警醒。因此，說反國教是捍衛香港自治的象徵也不為過。

香港要反國教以彰顯自治，不能透過公投以表達捍衛自治的決心，也許就是同屬自治的蘇格蘭根本不同之處。概根據維基百科，蘇格蘭人經努力爭取，透過權力下放公投，終於令英國國會通過《1998年蘇格蘭法》，蘇格蘭跟英國一樣，行議會內閣制，即議會多數成執政黨，現在執政是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其領袖薩蒙德便成為蘇格蘭首席大臣。換言之，蘇格蘭人是「百分百」的民主自治，不是香港半吊子的民主，立法會一半是功能組別，行政長官是由中共幕前幕後操控的小圈子選舉產生，首要聽命中共，其次向香港特權階層負責，再其次才向香港市民敷衍式問責。

蘇格蘭民族黨最終成功與英國政府達成獨立公投協議，一切歸功於西方資產階級「假惺星」的民主自由。相反，當兩年前香港有「泛民」政黨為了抗議中共拖慢香港民主步伐，以五區辭職補選手段，提出盡快落實普選的變相公投運動，在香港完全合法，卻被中共說成變相港獨。無他，中共「唾棄」西方資產階級「假惺惺」的民主自由，死抱中式權貴資產階級真真正正的專制獨裁，對一切人民的自治/自決「玩意」都「怕得要死」，儘管說搞這些自治/自決「玩意」的人都是「一小撮」。所以五區公投運動是「一小撮」反華反共分子所為，所以西藏「騷亂」是「達賴集團」及「一小撮」反華反共分子所為。

種族地域偏見全世界都有，有英格蘭人不喜歡蘇格蘭人，蘇格蘭人不喜歡英格蘭人，有香港人不喜歡內地人，也有內地人不喜歡香港人，融合與分離也是常有之事。但最重要有表達意見，甚至自決的自由。卡梅倫說希望蘇格蘭留在英國，但尊重蘇格蘭人自決權利。這也許就是「假惺惺」資產階級民主的好處，卡梅倫可能知道大部分蘇格蘭人因為經濟原因希望留在英國，所以大膽讓他們自決。但怎說這也是一場政治賭博，一旦大多數蘇格蘭人贊成獨立，大不列顛王國便有「瓦解」的風險。所以，無論英國人如何「虛偽」，他們這種政治風範和政治膽色，習慣了專制的中國人不知要多少年才學習得到。

而這種政治風範和政治膽色，對較好解決台灣和西藏「問題」，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可能相當重要。不是要中共馬上贊成台灣和西藏公投，至少可以宣布放棄武力「解放台灣」，歡迎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因為中共聲言台獨和藏獨都是「一小撮」野心家的所為，會被大部分台灣同胞和西藏人民所唾棄，為何要導彈向著擁護祖國的台灣同胞，為何要害怕一個垂垂老矣的達賴喇嘛？至於香港，很簡單，首先讓香港先落實真正的雙普選就是了。

假如香港人和內地人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香港編年史照片(Tim Chan上載)

十月十日，Facebook有人上載數十年前石硤尾徙置區的照片，一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是現在的年青人所想像不到的。

灰記童年居住於深水埗，石硤尾徙置區是常與同學一起玩耍的地方。那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年年可見，亦是童年灰記最感情投入的場景之一。無他，灰記和很多五十年代出生於香港的人一樣，父母於1949年前後「走難」來港，他們大多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共政權有所戒懼，甚或反感。然他們生長於中國大陸，不可能對這個「亂七八糟」的殖民地有任何歸屬感，只是因為生活或政治原因被迫滯留這裡，內心仍然記掛家鄉，認為自己是百分百中國人。他們既然不認同中共政權，很自然把國家認同和民族感情投射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投射於敗走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

在那個年代，無論大陸，無論台灣，都是黨國體制，認同國家也認同政權。灰記父親反共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民黨中華民國，童年的灰記自然也反共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民黨中華民國，對那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曾投入過無知而真摰的感情。灰記還記得跟姊弟們到書店購買青天白日旗，拿在手裏感到十分自豪，看到五星紅旗會感到厭惡。直到七十年代初時，仍有隨父親或世叔伯到旺角彌敦道的國際酒樓或五月花酒樓，參加雙十國慶晚會，最高興看到寶島歌王青山演唱「愛國」歌曲。

灰記還記得，就讀的中學當年屬右傾名校(現在則積極配合中共和特區政府)，中國地理教科書是四九年前的版本，北京仍稱北平，東九省而不是東三省。少年灰記經常幻想大陸仍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繁榮富強」。那時香港左右派分明，大家都講愛國，愛兩個不同的中國，不用教育當局強推國民教育。當然，如灰記父親或少年灰記這些反共右派，在傳統左翼人士眼中是反動派，而中國共產黨代表進步力量。灰記也曾問過父親，為何「總統蔣公」鬥不過「共匪」，要退守台灣，父親也答不出所以然。

灰記長大後，在外國受左翼思潮影響，經過一輪掙扎，告別「總統蔣公」，對國民黨反動獨裁落後有較多體會，短暫時間成了Chairman Mao的謹慎支持者。但因為少年時曾回鄉探親，目睹大陸落後、封閉以至黑暗的一面，對外國毛派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想像始終未能百分百接受。而所謂西方左翼，特別是共產組織，始終對愛國思想有一定批判，更崇尚的是國際主義和全世界「無產階級感情」。灰記在外國短暫成了毛派而不至變成如香港親中共的「國粹派」，祖國前祖國後，與此也有一定關係。

數十年人事/國事幾番新，毛澤東的獨裁恐怕統治越來越多人知悉，中共的黨國專制，脫去了「漂亮」的「社會主義」外衣後，只剩下廉價的國家主義內衣。台灣的國民黨黨國體制，終於在台灣幾代人不屈不撓的抗爭下，宣布解體，民主制度逐步建立，自由的空氣勝過香港。不過，今天台灣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對蔣介石的「反共復國」已沒有半點幻想，即使如灰記對大陸「社會主義」有過憧憬的人，相信大部分眼見今天中國權貴資本橫行，人權不彰，雖比毛時代少了點殘暴與奴役，但拒絕政治改革，八九六四以軍隊血腥鎮壓和平請願學生及支援的市民，不會認同這個中共政權，更不會認為它是「進步、團結、無私」的執政集團，也不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傲。

即使今天中共如何強大，中華民國作為政治實體不容否認，中共的統戰口號也只能是回到九二共識，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然而，台灣人與中國人實際上已越走越遠，相信今天很少台灣人會對中國人這身份感興趣。而台灣人在中共武力威嚇下，相信只會更加強他們的族群/國民身份認同。這種族群/身份認同已非那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所能盛載，移植到台灣的那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中國辛亥革命關係究竟有多深，這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除了代表國民黨的藍營外，又有何意義？

更重要的是，對兩蔣必恭必敬，蔣公前蔣公後的國民黨籍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已沒兩蔣，特別蔣介石「毋忘在莒」、「反共復國」的「雄心壯志」，下任的中華民國總統，不管是國民黨籍還是民進黨籍，都會把自己的目光放在這小島上。

諷刺的是，最近釣魚台/島事件，大陸有人膽敢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街，相信是一些內地人透過網絡突破，多了解中國近代史，了解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除了專制和腐敗外，並非一無是處。例如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政府，理所當然的是抗日主力，國軍士兵與將領傷亡人數遠遠高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因此中共宣傳自己領導抗日完全站不住腳。而是否投入抗日戰爭，是現在只剩下國家民族可以售賣的中共的禁忌。此外，當年一面倒投靠蘇聯的中共，在指摘國民黨政權甘為美帝國主義者服務時，今天鼓吹中國民族主義，也要回答為何對蘇軍當年搶佔東北，姦淫擄掠不敢啍一聲，當年批評蘇軍暴行，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中共幹部被清算，命運悲慘。中共更要回應為何俄羅斯佔領一大片中國領土(原清國領土)，包括海參威，他們不但不提出嚴正交涉，還由江澤民與俄羅斯當局秘密簽訂協議，永久放棄領土。在堅持民族主義立場上，歷史似證明，共產黨不會強過國民黨。(當然，作為崇尚國際主義的人，灰記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殖民主義行為，包括中國對西藏、新疆等地區的新殖民統治)。

不但如此，儘管現在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特別是解決分配不公，貧富不均的願望與能力。然而，不能否認，今天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下的台灣人，無論公民素質之高、民主自由的實踐、人權的保障，都是所有華人社會之最，遠高於五星紅旗下的中國人。所以無論大陸人、香港人，高舉這面中華民國旗幟，別具意義。對灰記而言，亦特別唏噓。

而鼓吹認同中共黨國的大陸和香港官員，如果看到越來越多大陸和香港人高舉青天白滿地紅旗，會否又歸咎於國民教育之不足？

在中港示威抗爭此起彼落中的絮語

喜劇演員上載

facebook有人上載內地保釣和香港反國教的照片作對比，以顯示「洗腦」國民教育的禍害。灰記也屬反國教一分子，這張照片照道理也可以成為反國教的「武器」，好顯示一下國教的禍害，以及香港在未有中共式國教下仍保有的一些「優秀傳統」。

不能說照片反映的不是事實，內地每逢有大型示威，不止於反日，也包括反徵地等維權活動，往往以暴力收場(暴力出現有很多成因，灰記雖然擁抱非暴力，但不會把暴力現像等同不文明。無他，那裏有壓迫，那裏有反抗，暴力不會只來自一方)。相反，香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文化已成了圖騰。這種有別於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抗爭行為，香港人十分自豪。但不知怎的，灰記沒有這種感覺，反而心有戚戚然。

除了參考在曾在內地受教育人士的留言，如王丹︰

「中國發生暴力反日行為，外界紛紛評論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狂熱，我不​能苟同。

我認為，畫面上那些採取暴力行為的人，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還是能比較理性地展現愛國主義熱情的。

而那些街頭上的人，其實背景非常可疑。不要說已經有網友揭示出領​頭者有派出所長，交警支隊長，我們就來簡單想想：連一個人在天安​門廣場展示橫幅都可以被迅速控制，這樣嚴密強大的維穩系統，怎麼​可能控制不了暴力蔓延的局勢？當局在背後操縱的痕跡太明顯了。

既然是中共操縱的抗議行為，就不應當把那些打砸搶的人跟大多數中​國人混為一談。」

也看了內地一些網站的懷疑中共背後操控示威行為的報道，譬如《參考》的「网友爆料称中共警察组织了反日打砸抢」。

灰記之所以心有戚戚然，是這照片所代表的一種更深層的心態，就是強調兩地差異之同時，那種劃清界線，內地人的「不文明」遠離我們的心理。灰記絕對明白港人在中共強權逐步「君臨」下的焦慮，但這種焦慮把香港人從來把內地人看成「次一等」的意識激化。

灰記並非要批評反國教大聯盟，相反，大聯盟不讓把反國教變成反蝗反內地人的運動，絕對是一種功德。但打從反蝗反雙非所造成進一步的族群分裂，中港人民的關係嚴重惡化(99年由港府帶頭要求人大釋法，剝奪已在香港的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是第一波的族群分裂。當時港人內地子女成了「過街老鼠」)。所謂 harm is done，反國教的「純潔」尚且惹來不少香港的內地生質疑，認為反國教者誇大其詞，覺得香港以至西方教育也有洗腦成分，關鍵是如何超越，自己不覺是洗腦教育的犧牲品，而是內地的精英，能在激烈競爭的脫穎而出，懂得如何應付政權的愛國操作，譬如陽奉陰違，譬如不受鼓動…。

灰記未必認同這些內地生的「犬儒」心態，但有一點卻是值得反國教者思考，黨國教育固然是明顯的盲目灌輸，甚至非常粗糙，對兒童心理可能是一種扭曲和損害，然而現在很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經濟，人人為己的競爭和自私意識，未必不是單方面灌輸和意識型態的產物。香港教育被人詬病的地方甚多，填鴨和考試的方式，貽害了多少莘莘學子。有自由左翼人士批評那些身為家長的反國教者保守，只為了孩子不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卻不理香港教育的不濟和禍害，不是毫無道理。

有對中共統治有徹底認識的內地生，深感處於中港矛盾的夾縫中而感到不安。他們希望可以說服那些精英，至少多些從香港的角度看中共的統治，但他們亦受反蝗的困擾。只是那些鼓吹反蝗，鼓吹城邦自治的人，並不珍惜中港民間難得的溝通，看不到中港人民的共同命運，只覺得香港自保高於一切。

內地不乏有素質的人民。方俊生上載

灰記指的是人民vs人民，這是統治者一般而言樂見的情況。當大家高呼反對中共權貴政治，以專制強權干預香港一制時，為何會對直接被這專制強權壓迫的大陸民眾，如此缺乏寬容及同理心。例如把中共治下的人，統統看成被洗腦，完全缺乏任何思考能力的人，甚至以「蠻夷」形容之。這是灰記在一個「研討會」親耳聽到的。說這些話的人以「真正」中華文化捍衛者自居。然而，這些鄙視中共治下中國人的人，其實也擺脫不了大漢沙文主義的語言邏輯，把一切「非我族類」者都看成「蠻夷」。

無論把香港看成「真正中華文化保育區」，或「中英文化融合保留區」，灰記都不感興趣。灰記情願把香港看成有點雜亂，有點不倫不類，但開放、自由，包容彌補一切的不足。這個世界是不斷變動，傳統也不斷在變，保守式自保其實就是默認既有秩序之一成不變，默認既得利益千秋百世。當然，有人會說，面對中共干預香港的步步進迫，除了自保，香港人還可以做甚麼。但如果自保排斥一切，排斥內地人，排斥可以對抗中共更強大的民間力量，這種自保又有多少實質意義？要知道，香港市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內地，操不流俐/有「口音」本地話。

而灰記也看不出這種自以為「真正」中華文化捍衛者，在排拒中共同時排拒內地人時，會對民族主義/排外主義有更多的反省。當然他們可以說，要自保當然要排外，不能自保的話，談何包容。但這種極端的心態，會引領香港到哪裏？

所以，還是那一句，面對中共專制強權，香港可以完全獨善其身嗎？灰記支持捍衛香港一國兩制，捍衛香港自治，反對香港官商與內地官商的融合計劃，但看不到排斥內地人有何「戰略價值」。因為灰記仍然相信，那裏有壓迫，那裏有反抗，包括內地一些人把官方容許的保釣示威，悄悄變成針對中共政權的示威，而內地有素質的人還多著。至於有人說中國有民主對香港未必有利，灰記只能說一句，凡事不能太香港中心主義！

「恰細路」 的警號

學民思潮上載

8月8日，facebook熱傳學民思潮成員在擺街站時，有警員到場的照片。學民思潮網頁管理員貼第一張相時的留言是︰

「左邊是學民思潮，右邊是電訊寬頻，相中情況一目了然。呼籲各位市民明天務必來我們的街站，支持學生擺街站嗌咪收簽名！」

第二張相的留言︰

「兩名督察帶著手下查學民思潮街站，查學生身份證和詢問街站細節，然而該攤位並無阻街，也無售賣物品，政府應該好似寬容電話寬頻推銷攤位一般處理的。」

然後灰記在該網頁看到有人留言說被趕走，要到九龍灣。不知是否指擺街站被警察驅趕，要到別處再擺。究竟警方是真的有人投訴還是只是上級的命令，到現場向學民思潮成員取身份證及資料？如果是有人投訴，為何投訴？街站隨處都有，正如學民思潮所言，電話寬頻推銷攤位也在他們旁邊，為何沒有人投訴，獨投訴學民思潮？

無論如何，這兩張照片在facebook引起很多議論，不少人認為警察有意刁難學民思潮，甚至說這是白色恐怖。當然亦有人替警方辯護，指不能憑兩張相片就斷定警察打壓學民思潮。如有興趣了解討論內容，可登入學民思潮網頁看個究竟。

灰記就這兩張照片跟一位行家討論，她說不簡單地立論，因為不知道在做甚麼。灰記直覺警察這樣「大陣仗」，四個警察圍幾個中學生，甚至有高級警務人員，一點都不尋常。

果然，學民思潮稍後再進一步發聲明並透露詳情︰

「學民思潮在8月8日（星期三）在全地港10區擺設街站受到政府和警方嚴重滋擾，以下是部份街站情況：

1. 粉嶺火車站街站：

– 便衣警察在連同軍裝警員到場執法前30分鐘，扮普通市民到場拿單張，並詢問學民思潮的立場和反對國民教育科原因，學民思潮成員不以為然便交下了個人聯絡電話

– 警方質問為何學民思潮沒有申請擺設街站，學民思潮成員回應指天橋擺站無須申請，警方在沒交任何證據下便表示「總之這個地方沒申請就不可以擺站」

– 在沒有任何理由下要求所有學民思潮成員義工，一共十多人全數交出身份證作記錄之用

– 因為有老師致電警方擔心學生安全，所以學民思潮需要立即關掉所有大聲公

– 因為阻街，所以天橋嚴禁放置摺枱

– 便衣警察只願在做完身份證記錄手續後，離開街站時才展示委任證（13154）

2. 馬鞍山街站

– 在學民思潮於當區擺設街站不足三十分鐘，警方突然到場

– 警方表示街站負責人必須交出個人聯絡電話，即使該聯絡人連續三次表示「香港法例並不強制要求市民交出電話」，但警方態度極其兇惡地連續三次表示「無論如何你必須交出私下聯絡電話」，最終學民思潮的街站聯絡人，一名中四學生只好乖乖就範，被迫交出電話號碼。

– 由於當區下午人流不足，學民思潮成員在下午五時轉移地點擺設街站，有名義工在五時多遲走，在走之前看到一架警車駛到學民思潮原本擺設街站位置，在警員表示：「咦學民思潮班人走曬啦wor」

3. 尖沙咀天星碼頭街站

– 在沒交代任何原因的情況下，便衣到場詢問學民思潮組織成立原因、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原因、要求報上男女人數、街站聯絡人交上住址

– （小插曲：有數名老人家帶同文匯報和大公報記者，並拿著「支持國民教育科」和「反對派選舉操作」的示威塊，站在學民思潮街站對面，有記者告訴學民思潮，這幾名老人家未來數天還會來學民思潮街站「踩場」）

學民思潮對警方不按指引執行記錄程序表示失望，對警方態度差劣表示憤慨，警方作為執法者卻對法例視若無睹，在執法過程中從不引用和根據法例做事，更冒充普通市民詢問街站聯絡人的私人電話，令學民思潮一群年輕人對警察的信任度大減，學民思潮認為警方當日的行徑絕對是不尊重學生的表現。即使我們當中不少成員仍未成年，但我們也是社會的公民，我們仍擁有我們自身的權利去發聲，警方以白色恐怖方式打壓中學生擺設街站，學民思潮定必保留權利向警方上書或上訴。」

然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facebook亦寫道︰

「警察一向最多只係遊行搞下動作，但我誓估唔到警察連學生擺街站都搞，「便衣扮市民拿學民成員電話」「收集十幾人身份證去做記錄」「街站唔用得大聲公因為有人投訴」「查曬你身份證在走之前先show委任證」「就算講明法例指市民有權利唔交個人電話都照兇你話一定要交」……

大佬我擺下街站收簽名姐，警察打壓無窮無盡，恃強凌弱實在無法無天，呼籲各位聽日（星期四）來學民思潮街站撐場，警察我要同你講，中學生唔係好恰架！！！」

網民是否過敏？學民思潮是否誇大其事？再看8月9日《明報》報道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回應，「警察公共關係科表示，前日（7日）接獲市民投訴指有團體使用揚聲器造成嘈音，遂到學民思潮位於荃灣、旺角的街站了解，要求對方注意聲量，記錄資料後離去。至昨日（8日）警方又收到一名自稱教師的市民報案，指學民思潮於葵興、尖沙嘴及粉嶺收集簽名，擔心成員安全，故分別安排便衣及軍裝警員了解及記錄工作人員資料。」

此乃隱瞞身份的便衣警察

灰記覺得很奇怪，如果真的有人投訴「大聲公」造成嘈音，派一位警員到場提醒一下學生便可，為何要那樣「大陣仗」？為何要查學生的身份證及私人資料？至於說有自稱教師者報案擔心學生的安全，警方應評估學生是否真的安全受威脅。即使覺得有需要到場了解情況，應該是向學生了解有否受滋擾，而不是去記錄工作人員資料。而黃之鋒接受電台訪問時，更指警方先派便衣警員，先不表露身份，問他們為何反對國民教育，然後問成員的聯絡電話。離去後再與軍裝警員回來，查身份證，強迫同學講出私人電話號碼，臨走時在同學們堅持下才出示委任狀，這是要了解學生是否人身安全有問題的恰當做法嗎？

而《蘋果日報》引述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連日幾乎每個街站都有警員查牌，「不外乎話我哋阻街、冇申請。旺角行人專用區個站，俾警察由街頭趕去街尾。佢哋想製造白色恐怖，我哋唔會驚，繼續擺。」

人權監察發聲明，要求警方停止向學民思潮街站義工查牌。總幹事羅沃啟解釋，街站收集簽名屬公眾集會，人數不足50人毋須事前通知，街站不合理阻塞通道才會構成阻街，使用揚聲器只是行使憲制賦予的表達權利，「從任何角度睇，班學生都冇犯事。」即使有市民投訴，警方也須證明有調查需要，才可抄下身份證資料。

羅沃啟斥警方出動便衣「離譜」，根本毋須「卧底式偵查」，又指不肯展示委任證號碼已觸犯警隊條例，羅又批評，警方今次出動警司「招呼」中學生，明顯浪費警力，「如果因為班仔講政府唔啱聽嘅嘢就要出警司，好有問題。要咁高級嘅警員去執行政治角色，係敗壞嘅安排。」(《蘋果日報》)

人權監察點出了警方的行動是故意騷擾學生，是濫權行為，因為宣揚理念擺街站屬公眾集會，是基本人權，不得無故阻撓。當然警方及支持政府者可以說，警方沒有趕走他們，不算阻撓。但如果天天來一次「關照」，不是滋擾又是甚麼？要知道，學生只是十多歲的青少年，他們社會閱歷並不豐富，警察的恫嚇未必能應付。這完全是「大烚細」，當局的做法是極之過份。

幸而學民思潮表現亦很堅定，表示會繼續反對國民教育，繼續擺街站。至於個別成員會否遲點被警察「請喝茶」，還是警察純粹藉收集個人資料施「下馬威」，則要等著瞧。

灰記認為學民思潮應向監警會投訴，要制止警方繼續濫權，滋擾向政府表達異見的市民，特別是如此「和平理性」的表達，只是收集反對國民教育的簽名。否則，只會助長警方的氣焰。

這次「大烚細」行動是否表示港府被反對國民教育聲音弄至「方寸大亂」，因而「腦羞成怒」，連莘莘學子也不放過？還是認定學民思潮是「敵對」組織，或始作俑者，要施「下馬威」？開學後，這群學生會否受到學校的壓力？

很多論者和灰記都說過不只一次，中共要透過國民教育，由「抓娃娃」工作做起，逐步要「收復」香港。那些已經「無可救藥」的成年人，就用23條立法來處置，在惡法下不准亂說亂動。整個「危急」情勢明顯擺在眼前，只是香港還未被完全侵蝕的法治、自由、半吊子的民主，令中共及港府暫時不能完全得心應手。所以面對中學生的挑戰，警察也只能靠「玩嘢」恐嚇一下，不能名正言順的鎮壓。

然而，這些由英國人遺留下來，中共基於實用主義暫時容許保留，並非真的由香港人透過抗爭而建立的法治、自由、半吊子的民主不十分可靠。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有可能建制派進一步佔得更多議席，政府和建制可以更順利操控卜立法會；傳媒大歸邊亦有可能逐步實現，例如擁有有線電視的吳光正，獲港府特惠條件續租海運大廈及海港城(甚至有人認為是「賤租」政府地)，不會沒有「交換條件」，現在還算敢言的有線新聞未來會否變得保守，拭目以待；又例如DBC面臨倒閉並非純粹商業行為，不管你喜不喜歡鄭經翰、黎則奮，他們的確是中聯辦及現政府的不想聽到的主持聲音。

先不提梁政府的誠信問題，他上台短短一個月，利用官媒發布消息的次數比親自接受記者訪問多很多，這個政府會越來越傾向封鎖消息，膠粒事件是很「離譜」的例子。facebook早已有人貼上環保團體的關注，但主流媒體沒有即時反應，過了一兩天灰記看到蘋果跟進，那時候，民間透過互聯網已號召不少人參與收集及清理膠粒。灰記對身邊的朋友說，電視將會跟進，果然第二天電視跟進此消息，政府才出來「解畫」，強調膠粒無毒。但不管膠粒是否有毒，這是一次生態「災難」，政府早就應在發生意外便作出公告。

這些事例在在說明政府迴避負面新聞的封閉性加劇，如無傳媒繼續敢言，加上洗腦教育及23條，香港離大陸只會越來越近。現在香港人還不醒覺反抗，到時即使沒有出現李旺陽被自殺；其妹妹及妹夫下落不明，好友被控顛覆，也恐怕警察不會只是查身份證那麼簡單了。

「我係冇乜國家觀念的人」

在facebook上看到黃耀明在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留言，是節錄自「林茵訪問黃耀明︰明哥要如何愛下去？」灰記十分認同︰

「其實國民教育，我覺得是無得教的，當個國家做得好或唔好時，人們自然會認同或唔認同你；唔認同都係一種認同嘛，我決定唔認同你的做法，其實也代表我關心這件事。不過，即使當年最激情的時候，『中國人』身分對我來說仍是好次要的，我其實是站在弱勢社群的一邊。[…] 可能我對民族主義這東西都不是太舒服，我覺得每個人愛自己生活的城市、愛護生活其上的土地就夠。我係個無乜國家觀念的人。我哋唔需要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如果要教，應該是一種地球村裏的世界公民的教育。我們愛人，愛福島的人，也愛烏坎村的人，也愛科羅拉多州那些被槍殺的人，那份愛是一樣的。當然，對最近你的鄰舍你會比較關注，我最愛的是香港人，因為我熟悉佢哋嘛。」

現在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都出來撐國民教育，證明強推國民教育是中共要港府完成的任務，反對者只會被扣帽子，被抹黑。任何有點個人利益計算的名人都未必敢表態反對，特別是需要進入大陸這個市場的人，如商界、演藝界人士，明哥繼續支持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並講出自己沒有國家觀念這樣「大逆不道」的說話，的確需要一定智慧和勇氣。特別現在香港的這一制面臨來自中共的強力干預/破壞，企圖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北京操控下的黨人治港、低度自治，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共明目張膽干預理應是香港自治範圍的教育事務，是適切和必須的。

可能對那些「愛國」人士來說，明哥這種思維是典型港英殖民「奴化」教育所致。對他們來說，在殖民地時代，如果沒有入讀「愛國」學校或沒有被「進步」老師在課外「裁培」，大抵都是被「奴化」的一大群。明哥中學在九龍工業學校修業，九工是官校，官校學生理所當然就是「奴化」的「受害者」。

灰記沒有讀過英文授課的殖民地官校，但大概了解到都是用英語授課，可能僅中文及中史以中文授課，中史只讀到抗戰為止，而且與「愛國」學校不同，不會正面提及中共的「偉大貢獻」。因此一般情況，官校以至其他anglo-chinese schools(即英文中學)畢業的學生，都被認為對中國大陸沒有多少認識，更遑論認同。

灰記不了解明哥的成長過程，是否如「老左」所說的沒有國家觀念的「番書仔」？他說過，「即使當年最激情的時候，『中國人』身分對我來說仍是好次要的，我其實是站在弱勢社群的一邊。」他在訪問中亦提過最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就是89年支援內地的民主運動。那時候，很多香港人都「重拾」中國人身份，寄望內地的民主改革，能縮窄兩地的差距。「六四」屠殺後，很多人在車上的收音機天線綁上「國殤」二字，也反映不少香港人的民族身份認同。然而，那次港人大規模自發的國民身份認同，卻換來一個殘酷的認知，香港人與大陸當權者所奉行的黨國價值觀相距十萬八千里。「六四」屠殺當夜，灰記一位已沒有來往的朋友忽然來電，說完全無法理解中共當權者的思維，灰記也無言以對。當時距離九七只有幾年，要縮窄兩地的差距已沒有時間，很多留在香港的人唯有寄望一國兩制這幅「防火牆」。

時至今日，「防火牆」已剩不了多少抵禦能力，偏偏這個時候，由中共官方意識型態主宰，由港府及港共合謀由暗至明地執行的國民教育，成了要強行灌輸的價值觀，對很多「經歷」過中國八九民運的香港人來說，相當諷刺。明哥大概也有感而發吧。

但明哥畢竟是有主見的藝術家，與主流香港人不同，要超越國族主義的人文關懷。而他的這種價值取向，灰記早有領會。灰記在之前的博文也提過，二十年前替一份周刊訪問達明一派，和明哥就社會和政治議題有過較深入的交流。明哥早就明言國族主義的不足取，因為只強調國家的統一價值，會掩蓋了很多階級、族群的矛盾。他以美國為例，有色人種及原住民屢受不公，一直抗爭，希望改善自己的處境；而美國的民權運動亦推動社會的發展，這是「愛國」還是不「愛國」，還是irrelevant？當年美國大批青年反越戰，認為是不義的戰爭，甚至不少人走到加拿大也不願替美國服兵役，是「愛國」還是不「愛國」？然後明哥再說到「鄉土」觀念，你在一個地方土生土長，自然對這個片土地有感情，我在香港土生土長，自然愛香港，如果我在三藩市土生土長，也會愛三藩市。現在明哥更進一步，更明確表示要教育，就要教育大家成為世界公民。

維基百科

現在香港官方和「老左」不斷重複全世界都搞國民教育，西方也大搞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並非洪水猛獸。但實情很多「先進」國家搞的是公民教育，教的是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灰記順道在此再將英國政府一軍。英國政府所發出的護照有多種，表面上看沒有甚麼分別，但持本土/享有居英權英國護照的被稱為British Citizen，英國公民，但那些沒有居英權的前殖民地「子民」，則是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即英國(海外)國民，而不是公民。反映這個前殖民帝國「出神入化」的語言偽術，「我們大英帝國境內的才是一等公民，前殖民地的次等公民，只配稱海外國民。」不過，這個老牌白人種族優越主義國家，也要「與時並進」，現在英國境內的公民，也包括很多由前殖民地移居的人，以及他們的後代。英國純白人的歷史告終，也顯示國家民族的多變。

回到殖民時代的香港。如果說當年香港主流教育是去國族的奴化教育，即很多「愛國」人士口中，製造一大批沒有國家觀念，只懂謀生技術的純經濟「動物」，則這種沒有國家觀念的香港人的經歷並非單一，而是複雜。就以灰記為例，小三以後在一所孔教學校讀書，有經訓堂講授儒家思想，不少老師均有國族觀念，只不過反共而已。而同學中，對中國大陸和台灣有所好奇，甚至有所認識的大不乏人。灰記還記得小五時，一位同學對中共的歷史相當熟悉，還記得他說過「毛澤東二萬五千里長征，其實係走路。」灰記當時對中共歷史一無所知，沒有聽過長征，問同學是怎樣一回事。他說國民黨圍剿共產黨，共產黨逃亡到延安，只是共產黨把走路說成長征，「好似好威咁」。不知現在的教育局官員，聽到兩位小學生如此對話，會認為他們國民身份認同「達標」嗎？需要老師跟進嗎？

還有，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時，同學們也熱烈討論，很多之前罵過毛澤東的同學都認為代表七、八億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只代表二千萬人的中華民國，相當合情合理。當時灰記受家庭影響，十分反共，覺得中華民國被出賣而很傷感，雖是香港仔，倒不乏對國共爭鬥的關注。

然後升中就讀理論上親台的中文中學，卻遇到不少會譏諷台灣國民黨和批評蔣介石的老師。還有不少來自台灣的同學亦表達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灰記已記不起這所中學雙十國慶有否懸掛青天白日旗，特別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一員後，香港的學校大都逐漸轉向，相信這所學校亦逐漸接受現實，多向北望。

不過，這所教會學校與美國教會關係一向密切，曾經邀請屬於同一教會的美國太空人艾德靈(Edwin Eugene Aldrin Jr)到學校演講。艾德靈是兩位首次登陸月球的太空人之一(另一位較出名的是杭思朗Neil Armstrong)，他的演講內容灰記當然大都忘記，但依稀記得是「講耶穌」，說他登陸月球引發他反思科學和宗教，但並沒有減少對基督的信仰。先不理太空探索背後，是大國國力/武力的競爭，灰記提起這個太空人細節，主要有感於近年中共利用航天員訪港以引發「愛國心」，從而希望為民建聯、工聯會等助選。兩個國家的太空人，命運迴異，一個因為是虔誠教徒，自發到香港的姊妹教會宣道。另一些則是「身不由己」，要負起與探索太空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任務。這種表現的差異，也許訴說了兩種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不同「素質」。

說到這裏，灰記又想起那本中國模式國情手冊，想起手冊大肆鞭韃美國黨爭，令人民遭殃的話。灰記雖然對美國政府素無好感，美國的霸權行為世界各地民間多所批評。但美國社會始終有值得欣賞和學習之處。灰記沒有在美國生活過，但曾在與美國文化接近的加拿大留學，領略北美自由教育的種種好處，四年的大學生活的確長了見識，特別接觸左翼思潮，令灰記從狹獈的國族思想解放出來，響往「國際主義」。

北美的自由的確有其吸引力，否則為何經常批評美國的大陸高官，以至香港的「老左」，很多現在都送子女到美國讀書，甚至鼓勵他們留在當地生活？而國情手冊這兩句「美國黨爭，令人民遭殃」的話，正好反映國民教育之偏狹及不盡不實，絕對會荼毒香港的下一代。如果說當年「老左」真心相信美國和資本主義是萬惡之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他們倒是言行一致，送自己子女到「愛國」學校，甚至內地讀書，現在他們很多稍有本事，巴不得把子女送往歐美，更不要說那些不是「老左」的高官。他們現在炮製這個只求愚忠，不怕盲目偏狹的國民教育，要普羅市民的子女「硬食」，實在非常不道德。

回到冇乜國家觀念的明哥。他的觀念其實很切合現今互為影響，互相依存的世界，那種只求本國強盛、「異我者亡」的思想不但落伍，而且非常危險。而灰記由反共的民族主義者，變成左傾的「國際主義」者，也覺得國家觀念可有可無，特別是那些極權體制，再大肆提倡國家觀念，往往只會造成災難。舉一個例子，近幾年藏人自焚的悲劇，正好訴說大國沙文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即使承認中國統治西藏的現實，也要指出國家一統價值觀，掩蓋不了民族矛盾。而極權體制，往往以封銷消息為手段，不讓公眾知悉國家內部矛盾。短短兩三年有近五十藏人自焚，不可謂不震撼，但內地傳媒固然若無其事，香港傳媒也極少報道，更遑論公允客觀地討論中共「民族政策」的得失。

現在的國民教育，就是要去除這些矛盾現實，或簡單地把「他者」，如反抗的藏人、如異見人士…妖魔化。灰記就曾親耳聽過一個「覺醒」了的「愛國」學校過來人說，老師把提倡民主憲政的異議者通通說成對國家有害的壞人，藏人尊敬的流亡領袖達賴喇嘛更經常被中方說成西方攻擊中國的一粒棋子。受中共這種偏狹，充滿敵情思維影響的教育，過去已製造大批狂熱份子，「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以至受「文革」影響的香港「左派暴徒」，他們當中有人傷害無辜，也有人只是跟大隊，其中不少被利用後遭受迫害，甚至前途盡毀，不管迫害者來自大陸的當權者，還是港英當局，歷史的教訓不可謂不大。只是現在無論中共當權者、香港「老左」以至特區管治者都沒有好好汲取教訓，繼續推銷偏狹的強國論以及敵情思維，為政權服務。面對中共、「老左」，以至港府權貴如此倒行逆施，明哥的「我係冇乜國家觀念的人」，的確「非同凡響」。

國民教育內外的「老左」與洗腦

針對近日國民教育的爭議，政論家練乙錚寫了《剖白當年洗腦思想工作，警惕今日思想僭建》，  以過來人身份，「揭露」他自己曾經從事過，藉課餘活動替中共向學生洗腦的工作。

「…筆者當年參加的校外學生團體，採用的是一種標準手法：『打進去、拉出來』，即首先以普通教師身份在非左派學校建立和學生的良好關係，然後把他們帶出來，加入表面上政治中性的校外團體，以輔導功課、提供健康課外團體活動入手，發掘他們中間的「可造之才」；其次，引導這些可造之才學習反殖民觀點的中國近代史。手段的這一半，基本上無問題，對象學生到此為止的話，得益亦完全正面。

不過，跟着的一半就不同了：正式洗腦由此起。外圍學生當中可造之才培養了反殖觀點之後，吸收到團體組織的中間層，繼而在團體內圍成員的嚴格指引下秘密學習一面倒的新中國資料，『悟性』最強的學生，進一步學習《共產黨宣言》、《毛選》、『兩報一刊』批鬥文章，等等；通過內圍評核之後，便畢業成為愛國愛黨的學生骨幹，由他們回到學校裏更有效地複製「打進去、拉出來」的全個過程，克隆生克隆，組織由是壯大。

撇開馬列毛本身的大錯不談，筆者認為，上述洗腦（即後一半）過程不道德之處在於兩點：首先，學生年幼無知，在這種密封淹沒式的洗腦過程中，完全沒有反思、抗拒的能力（稍有「不羈」的學生，馬上由團體教師和骨幹學生做無休止的思想工作，有時甚至進行『同志式』的批鬥；依然無效者，勸諭離開或趕出組織，以免妨礙團體運作）。進入團體之初，這些學生完全不知道四周圍是一群有特定意識形態、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政工在等待着改造他們的腦袋。他們進入的，是一個高度精心設計的局，一種『政治上正義的』騙局。」

練先生擔任的洗腦工作是七十年代起的事。如果要了解七十年代以前左派的洗腦工作，可參考梁慕嫻女士的《我與香港地下黨》。練先生的回顧，令灰記時光倒流三、四十年，回到中學時代，曾經被「進步」老師「關心」過的一段日子。

灰記當年讀的是名義上的親台名校，但校內有不少「進步」老師，其中一位地理老師，常對灰記及另一位同學提到中國大陸並非如想像中恐怖，有很多進步的地方。因年代久遠，灰記大部已忘記老師談話的內容，只記得他以祖國來稱呼大陸，又叫灰記看魯迅、巴金、老舍等的著作。最「激」那一次是帶同灰記與同學參加「中國周」的一些活動，包括大唱「我的祖國」。灰記不知這位老師是否負有「政治任務」，還是只是單純希望宣揚自己的信念？

不過，正如練先生所說，「當年對學生的洗腦，出發點善良而單純，不像現在。港英治下，殖民地意識形態佔主導，港人對國家認識不如現在多，學生當中尤其缺乏。七十年代學運提出『認識中國』，無疑正確。相比之下，今天當權主政派在香港推『偉光正』國教洗腦，出發點就不是那麼單純，因為除了愛國左派，還有別的利益持份者牽涉其中，為七十年代所無。」當年大部分的「老左」及「老左」外圍都是直正「愛國者」，灰記這位老師大概也不例外。當然，今時今日對灰記而言，愛國主義已失去任何光環。

也許出身右派家庭的灰記悟性不高，當時表現不夠「進步」，甚至心中覺得這位老師「很左」，令這位老師覺得灰記並非「可造之才」；也許這位老師真的只是希望「啟發」一下灰記及另一位同學，所以沒有出現後來的「打進去，拉出來」。

反而灰記到了加拿大那個「散漫」的社會，誤打誤撞接觸當地在大學活動的左派共產黨，透過他們認識「社會主義中國」，短暫時間對中共有所幻想。有一年暑假回港，還參加了當時還受「國粹派」控制的學聯所舉辦的回國參觀團，其時即將「改革開放」，但還「殘留」很多集體主義事物，如人民公社。灰記隨其他香港的大專同學看樣板，也隨母親及弟弟回鄉探親，接觸樣板以外的「真實」中國。總之真真假假，將信將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這個口號，最終打不進灰記的心靡，或者打進了，很快就失效。

灰記回想，也許主要接觸《共產主義宣言》、馬列毛文章等，都是在外國的事，大部都是看英語版本，而外國的共產黨雖然也向大學生「滲透」，但畢竟是自由散漫的國度，大學生的直言，往往令做工作的共產黨人啞口無言。灰記還記得一位來自東歐的移民同學說，列寧還算semi OK(一半一半)，怎能宣傳極權的斯大林主義。當時這個毛派共產黨自稱繼承馬恩列斯毛的道統，而大學裏的「托派」更經常與這個毛派組織打對台。總之，在美蘇爭霸，中蘇交惡的年代，灰記在外國接觸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已經很多元化，令灰記有機會不至於偏聽。

而且，除了不同的共產黨，各左右大小政黨，包括執政黨，都會掛正旗號，在大學宣傳，公然「收靚」，絕對公開透明，亦有心理準備接受不同政見的人的挑戰，不似當年香港的「老左」那麼隱秘及具欺騙性。當然「老左」會回應說是因為港英打壓，只能偷偷摸摸進行，但踏進七、八十年代及以後呢？為何「回歸」以後中共及其外圍組織仍是神神秘秘，見不得光，還千方百計滲透不同的社區組織或建立貌似中立的組織？

灰記又在想，如果當年沒有出國，又「悟性」稍高，被看成「可造之才」，早在中學時期接受由香港「老左」所灌輸的愛國觀念及共產主義理念，會否成了另一個洗腦的「犧牲品」？要知道，「馬列斯毛」，以先進/革命作為號召的灌輸的確很厲害，年輕人有誰不想認為自己是先進份子，於是很容易陷進自己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陷阱」，看事物佷容易變得極端，特別在「封閉」式的灌輸下。因此，中共支持的赤東殺人如麻可以自我解釋為「革命需要」；毛澤東利用個人崇拜打跨黨內走資派也是「迫不得已的革命需要」；魏京生提倡「資產階級民主」是「反社會主義」、「反革命」。 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中國民族主義，一個「國粹派」產品便製成。

而這些「國粹派」產品，包括「老左」，不少已經深入特區政府高層，或在各領域具影響力，如學界。當然，「革命」時代已過，「先進/革命」的「共產主義」不要再提，只提「愛國主義」，只提現在中國的局面得來不易就夠了。而相信除了「覺醒」了的，這些「國粹派」產品和「老左」，再加上越來越多西瓜靠大邊的「識事務者」，為了個人利益也好，為了自欺欺人也好，都以愛國者自居。愛國就仿佛成了一張萬能的遮醜布。

而現今中共已沒有當年的「雄心壯志」，要培養「悟性高」的積極份子，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但維護政權的不朽則是重中之重的黨的事業，又怎少得愛國這張萬能的遮醜布。

於是，今天的的洗腦與灌輸，不必熟讀馬列經典與毛選，最重要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情投入，因此早就有大大小小的樣板國情參觀團，如灰記當年隨學聯到大陸的交流團一樣，不過，當年多少仍講「共產主義」的公平原則，「為人民服務 」的理想，今天則只強調經濟成就，中共如何重視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作出貢獻；當年是被校外「培養」的「先進」學生/ 青年要「認中關社」，今日則是越來越多學校和家長重視的「正規」活動；當年「左校」才有的升旗禮、唱國歌，今日則是所有中、小學的儀式。

然後，還要更加強課堂上的灌輸，所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代替「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所以練先生會說︰「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大變，左派群眾團體不必再秘密工作，可以打正旗號宣揚愛國愛黨。但是，是次特區政府推行國教科，卻為了達到他們認為更理想的效果，依然採取矇騙家長和學生的不道德手段：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課程指引聽起來不錯，還是某大學校長領導起草的；不過，偷偷的撥款給少數特定文化團體出版洗腦教材，然後不動聲色派發各校準備採用，家長全然不覺；這在法律、道德未變之前，依然是不道德的侵權、盜竊行為，由政府護航、帶頭，尤其豈有此理。」

灰記先回到「撇開馬列毛本身的大錯不談」，仍然自命左派的灰記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皮毛，但仍覺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仍有其價值，不能否定到底。但馬克思主義為何發展成專制/極權主義，以至原來有信念有理想的共產黨為何變質，今天中國為何發展成專權的「權貴資本主義」，則是不能迴避的問題。因此無論如何，公開透明、資料全面、鼓勵獨立思考、多元批判的學習和討論，即所謂教育的本意，才是正道。任何「掛羊頭、賣狗肉」的洗腦和灌輸，不管以甚麼形式、以甚麼名義，都是邪道。

練先生在文章結尾指︰「…事實上，此值黨國多事之秋，大陸各地萬人參與的抗議示威受暴力鎮壓幾乎每周都有，黨內高層派系鬥爭直鬥到外國領事館，高幹及家屬斂財貪污洗錢國際化嚴重到要搞謀殺；「真實中國」與國教小冊子裏的「文宣中國」南轅北轍。一個所謂「進步、無私、團結的理想執政集團」，原來是子虛烏有。此時左派當權派說要引導學子「真正認識祖國」，到頭來不說謊不行，說謊也不行；強推的話，只會陷入更大的政治危機。…」

灰記以為，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沒有勇氣面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問題，自己的黨為何變質墮落的問題，以為一切可沿用軟的灌輸，硬的維穩，才是「黨國多事」、「香港人心不回歸」的癥結所在。

太平洋中綠島的想像

猛如洪水的國民教育，連同港式填鴨教育，貽害莘莘學子。灰記在講「心儀」多年的綠島前，必定要再詛咒卑劣不堪的國民教育。灰記以為，國民教育毫不必要，特別是還有言禁和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國民教育是罪，而偏偏香港的宗主國就是一個充滿言禁和各式各樣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

灰記終於有機會到「心儀」已久的綠島走一趟。這個在台灣東面，坐落太平洋的小島，景色的確優美，吸引主要來自台灣本島的遊客，參與不同的水上活動。當然，灰記並非只為了欣賞綠島的景色，更沒有參與任何水上活動，而是希望「重溫」歷史，「感受」一下這美麗小島殘酷的一面，探訪那幾座曾經禁閉一個又一個政治犯的監獄。

島上的居民說，不喜歡現在的喧鬧，很緬懷綠島過去的恬靜。這令灰記想起青少年時代已熟悉的《綠島小夜曲》所描寫的靜，「…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雖然現在的說法認為《綠島小夜曲》並非描寫綠島，但這首歌曲卻曾與被迫「滯留」這小島的人扯上關係，其中一個在此坐了23年牢的政治犯高鈺鐺，出獄中風後曾託家人傳話說自己是《綠島小夜曲》的作曲者，但不久去世，死無對證。

而曾在綠島坐過政治牢的柏陽，在2001年造訪曾坐牢九年的綠洲山莊(七零代以後，大部分的政治犯都在此服刑，現在成了人權紀念公園，供遊人重溫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也提到《綠島小夜曲》的創作傳說。

「…當時政治犯送到綠島後，被迫苦勞，圍起一圈鐵絲網，以咕咾石砌屋，並在其中挖一鴻溝區隔男女囚犯。其中的一對不知名的囚犯，不知是夫妻還是情侶，偶以字條互訴情衷。一天，其中一人寫了一首詩想要拋過鴻溝給對方，不幸紙條掉進鴻溝，兩人極為恐懼，先後失蹤。紙條由管理員撿起後，呈送警備總部秘不外宣。由於詩文內容優美感人，更無怨恨之詞，內部人員深受感動，口耳相傳，六○年代遂由名作曲家周藍萍譜為「綠島小夜曲」。至於這首詩的作者，是男方或女方，迄今不詳。…」(《「綠島小夜曲」的著作權保護》)

不過，現在台灣人都傾向相信這是一首並非描述綠島的情歌，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呀搖 …」 在白色恐怖時代，這兩句歌詞亦曾被審查，懷疑暗喻台灣國民黨政權像一條在黑暗中搖搖欲墜的船，作曲作詞人周藍萍和潘英傑被有關單位多次查問，不過，這是首純粹的情歌，任憑情治人員如何有想像力，怎也查不出作曲作詞人有任何反政府的「陰謀」。

然而這首沒有任何反政府「陰謀」的美麗情歌，一度成了禁歌以後，反而是很多流亡海外台獨異議者的精神歌曲，甚至被形容為台灣國歌。灰記則曾長時間想像，一個又一個被關押的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內，夜幕低垂的時候，想著自己未必能活著出去，偷偷啍著這小曲︰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的向妳傾訴… 這綠島的夜 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喲 妳為什麼  還是默默無語 」把心愛的台灣，把想念的愛人…統統寄情於歌詞之中。

在攝氏35度的高溫和猛烈的陽光下，灰記和朋友在碼頭坐環島公車，車上就只有我倆，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來到座落離太平洋沿岸不遠的綠洲山莊，現在變成人權紀念公園，以前的監獄變成人權博物館。在公園近海處的其中一塊巨石，就寫上蔣介石最愛的題字「毋忘在莒」(比喻要收復國土)，大門的右邊赫然看到四個大字「滅共復國」，「愛國」宣傳味道極重。

綠洲山莊，不經意以為是甚麼風景區，但其實真正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於1972年建成，綠洲山莊只是對外的稱謂，反映冷戰時聲稱「自由世界」一員的中華民國，對自己有大量政治犯，其實亦有所忌諱。但解決的方法不是開放言禁、黨禁，而是自欺欺人地掩飾。這個監獄山莊，囚禁過很多大家熟悉與不熟悉的台灣人，柏陽、施明德、施明正(施明德哥哥，響應弟弟獄中絕食而死)、呂秀蓮、陳水扁、李敖、陳映真、姚嘉文 、王幸男、陳菊、余登發…當中不少後來成了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人，陳水扁和呂秀蓮更曾當選台灣總統和副總統。

雖然這些政治人物，部分後來被指腐化墮落，或者以權謀私，如陳水扁，或者到大陸向中共獻媚，如李敖，但他們都曾為台灣的自主、尊嚴以及民主化而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灰記在想，強制的國家主義和一黨獨裁，企圖利用政治灌輸和政治迫害製造虛幻的國家認同及國民身份，只會引起反彈。特別對著經歷不同國家統治，但有著自己獨特歷史，經常要為生存而奮鬥的台灣人，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台獨或台灣人自決其實是台灣近代發展必然的步伐。

在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灰記又看到監獄遺址的牆上，已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然後，灰記再漫步到離感訓監獄不遠處的新生訓導處的遺址，這是五十年代瘋狂反共年代，關押/改造政治犯和共軍戰俘的地方。

在那個國民黨戰敗據守台灣的日子，面對對岸新成立，朝氣勃勃的中共政權(中共專制、腐敗、墮落、迫害異見人士則是後話)，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國民黨政府，把共黨分子、左傾分子、甚至只是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關押於這個新生訓導處勞役、洗腦，高鋒時有二千政治犯集中於此，當中有近百女士 。當局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強迫政治犯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的口號。五三年曾發生「再叛亂案」，處決十幾人。

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早已在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表露無遺，那時只是國民黨「光復」台灣一年多。由當局查禁私煙引發的群眾起義，罷工罷市，官民衝突，令國民黨的統治陷入重大危機。國民黨最後派軍隊鎮壓「叛亂」，屠殺大批台灣人。民主化後，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向受害人道歉，建立紀念館，有名有姓的遇害者10324人，實際死難人數已不可考。「二二八」事件，台共/ 中共地下黨亦有參與組織武裝鬥爭但失敗，不少共產黨人被捕被處決。這是國民黨瘋狂反共的背景，但實際上，國民黨專制、腐敗、無能的統治，對本省人以及原住民的歧視，經「二二八」後，已播下台獨的種子。

諷刺的是，參與「二二八叛亂」的台灣共產黨人，其實是配合在大陸的中共，希望有朝一日「解放台灣」。多得台灣的民主化，令親共左傾的作者可以著書立說，灰記正閱讀台灣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藍博洲寫的《台共黨人的悲歌》，內容由一九六八年元旦一件自殺事件講起，當時仍未成為政治犯的柏陽，一月底在《自立晚報》連續三天寫了關於一個名為楊揚的年青人的自殺事件。原來這位年青人在旅館自殺後，檢察官召柏陽往驗屍，因死者留有給柏陽的遺書(楊揚是他的讀者)。內容如下︰

「柏老︰

以你老的盍(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像，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啟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獎劵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揚(思中)上」

《台共黨人的悲歌》由這封遺書開始，追尋楊揚父親張志忠和母親季澐，由「光復」以後，到五十年代初先後被處決，中間的活動印記。張志忠，原名張梗，台灣嘉義新港人，上世紀二十年代往廈門讀中學，接觸台共人士蔡孝乾等，三十年代往上海参與反日活動，後赴延安加入中共，參加新四軍。日本投降被中共派往台灣，以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委員及武裝部長身份，整合台灣的親共力量。「二二八」事件後負責組織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失敗後，欲再整合軍事力量赴山區打游擊不果，潛伏兩三年後，與妻子季澐先後被捕。季澐於五零年底被處決，張則於五三年被判死刑，整個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亦被搗破。張志忠雖被刑訊迫供，始終沒有出賣同志，是一名硬漢子，於五四年被處決。而楊揚自幼成孤兒，由叔父養大，因出自共黨家庭飽受歧視而性格「怪異」，最終自殺了結不幸和短暫的生命。而張志忠幼女素梅亦不幸於中學畢業後，罹患腸癌病故。

為理想為革命犧牲的人，那個年代真是不勝枚舉，與獨裁專制底下堅持信念而犧性的人一樣，都屬可歌可泣，為人類留下珍貴的「身教」。

我們看看台共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主張︰

(一)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二)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三)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四)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反對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

再回到那兩句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其實台獨主張並非由民進黨開始，而是在日治時期由台灣共產黨提出。這個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台共，在政綱上寫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及「建立台灣共和國」。而一九三一年中共台灣支部取代台共，亦沒有放棄台獨主張。另外，於三二年在廣州成立的台灣民主黨亦主張台灣獨立，「本黨根據民族自主的精神，推翻異民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而以建立台灣漢民族的台灣民主國為目的」。

而這種民族自決的主張，亦受到當時國共兩黨支持。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於黃埔政治部講演＜孫中山和台灣＞時，說到：「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虐待的情形，委實和高麗並無兩樣。

所以，我們主張台灣民族應該獨立。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應該採取的路線，是聯合與台灣同一境遇的朝鮮，及我們東方被壓迫民族，對抗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 。」

至於中共，也曾支持台灣獨立運動，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提及：『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之後，如果朝鮮人，想要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烈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

其實作為共產黨人，支持民族自決是很自然的事，蓋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前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的構想，後來更撰寫理論，支持民族自決，「殖民地社會中的弱小民族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為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列寧的最高提示也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台獨起源—從列寧民族自決論到台共綱領」)

當然蘇共，以至國共當掌有政權，或即將掌有政權時，都變成講一套做一套。民族和地方「自決和獨立」都成了「死罪」，一切都要服膺於一個大國的主體意識之下。灰記在想，1947年時的張志忠，是否仍記得台共的台獨綱領，還是到了延安參加中共以後，慢慢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成了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作為共產黨人，當時的張志忠，是否仍是「赤誠」地相信，共產黨人掌權後，真能「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真能「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還是早已習慣由上而下的組織命令和鐵一般的紀律？灰記又在想， 如果當時中共成功「解放」台灣，今天台灣是否還有民主化的希望？中共更「有效」的一元化統治，會否更能壓平島內所有「噪音」，不管來自老台共、原住民、自由主義者… 還是台灣的反抗會幅射到全中國？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最後，灰記回到「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的結尾部分，

「日治時期的台獨思想，有一值得觀察之處，即對中國並不採取敵視態度，島內外種種脫離日本的台獨行動，有些甚至還奠基於對中國的認同之上，且這種認同，非但是漢裔種族文化上之認同，而且還含有政治上的認同。

相對的，中國對台獨亦不排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支持贊同的。

雙方之所以如此，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有幻想，希冀先以台獨為策略性的過渡，最終，仍希望能回歸中國。

至於中國，在沒有能力幫助台灣，解除日本殖民統治之時，能鼓勵台灣獨立，脫離日本掌控，對中國自然有利，故也樂觀其成。」

好一句「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大幻想」，這個所謂祖國，除了抽象迷糊，往往充滿欺騙性，最重要是在地人民的親身經驗和選擇，尤其當大家看到，國家原來是一小撮人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時，有甚麼馨香。由綠島開始，台灣人的痛苦經驗，台灣人所發展出來的自決意識，是對盲目的「國民教育」和一國意識最有力的回話。

爸爸媽媽憤怒了

由學民思潮發起的「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聲勢越來越大，過千家長聯署「爸爸媽媽齊來叫停國民教育」，登報發表聲明︰

…教育局頒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中的「國民教育」概念，偏頗、倒退和落後，未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之餘，教學示範中更不乏荒謬和匪夷所思的例子，令我們感到擔憂和憤怒。…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叫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試行計劃，並且重新啟動全面的公開諮詢，以家長、前線教師和學生為重點諮詢對象；…我們不反對子女深入認識中國，但對中國的認識，應超越狹隘的國族主義，並引入更能與世界接軌的「公民教育」內容，包括探討公民在本地、國家及國際層面應擔當的角色，以及培養公義、和平、多元、包容、人權和民主等普世價值；我們認為，教育本來就應該著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從多角度出發，客觀持平地認識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狀況，同時教育學生理解和尊重多元民族文化。…

雖然灰記一向對港英統治無好感，認為港英時期的教育是扼殺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填鴨教育(九七後則變本加厲，填鴨加洗腦，香港學生可算是全球最不開心的其中一群)，但灰記也不能抹殺港英時代成長的一代，多少有點國際視野，少一點狹隘極端的思維，而這種相對包容的心態，亦是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城市所必須的。而這些家長最年青的也有在港英時期成長的烙印，眼見「洗腦國民教育」是在中共要求及「引導」下，香港傳統「愛國」陣營和黨人當道的特區政府聯合推行的「硬任務」，目的要製造一批盲目愛黨的「愛國」分子，必要時可以盲目排斥異己，排斥多元，為黨所用。他們為了自己子女的成長著想，「忍無可忍」地要站出來說不。

這種心態，其實與不少港人心態一樣，眼見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以至不講原則的建制派，越來越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如無物，即共產黨在親共派的簇擁下「殺到埋身」，退無可退下所引發出來的「擔憂和憤怒」。

國民教育的偏頗、狹隘真是不勝枚舉，總之就是那幾句，「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祖國好，香港好」。不過，一直擅長宣傳的中共，隱瞞、扭曲歷史的事例也是不勝枚舉。來自傳統「愛國」陣營家庭的傳媒人安裕，就偏頗的國民教育，寫了一篇名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文章，當中就有對中共長期宣傳的抗戰提出質問。

在引述他的質問前，灰記要指出，很多當年跟共產黨走的人，都是為了出於單純的愛國心，希望挽救中國免於滅亡，而非擁護中共及中共所詮釋的馬列主義，如老愛國羅孚。至於他們今天是否覺得上當受騙，則各有各的修為吧。但中共式國民教育的欺騙性則並無改變，概中共在大權獨攬，沒有有力的民間監督以及缺乏民主參與的官僚體制下，為所欲為，沒有反省歷史的誘因。

再回到安裕的質問︰

「…我只想問志切提供『正面資訊』那幾位教師﹕抗日戰爭是誰打的？這肯定是國民教育，連《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從抗日戰爭催生出來，不可能不是國民教育了吧。我要的是一字一句確實證言，不要梁振英那種繞圈子式的，例如回答「基本上，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生死一戰」，然後拐個大彎說中共佔領多少敵後區，多少百萬人投入抗戰。我是問淞滬抗戰、武漢會戰、台兒莊戰役這些是誰打的。這三場戰役有勝有負，是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戰鬥。淞滬會戰，中國出動六十萬軍力，日軍三十萬，中國此役兵力佔全國總軍力六成，李宗仁在回憶錄說，『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死傷輒以千計，是我們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役』。這一戰打了三個月，中國軍隊陣亡十五萬人。十五萬是什麼概念，美軍在整場二戰東西兩戰線加起來死了二十九萬二千人。也就是說，一場淞滬戰役，中國死了美軍在整個二戰陣亡將士的一半。

抗日將領孫元良在口述歷史說，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戰役、常德戰役、衡陽戰役、緬甸戰役，『殺得屍橫遍野，鬼哭神號，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無一兵一卒參加……八年抗戰，國軍將官陣亡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名（張自忠、李家鈺）。與此比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一個團長都沒有陣亡……請問他們抗戰是怎麼抗的？』

這些多角度國民教育思考及內容，會出現在我們給孩子的課本裏嗎？」

如果說學習歷史和文化，認識中國現況及過去，才是自然培養「愛國情操」的正道(灰記本人則早已與愛國主義說再見)，抗戰歷史與國共恩怨，其實有很多值得讓下一代認知和評議之處，亦是學習的歷史上佳材料。但最重要能超越兩黨的黨派利益，才能有更中肯的認識。但現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都是中共主旋律的那一套，很難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認清歷史，只會繼續「無私、團結、進步」的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擊敗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和統一中國。雖然經過一些曲折，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成為在國際社會有影響力的第二大經濟體系。

中共及其代理人其實並不真的希望學深入了解「國家」，了解歷史，因為他們知道，經過真正深入的了解，中共的偉、光、正便會大打折扣，甚至被顛覆。所以「適可而止」的「洗腦」才合他們的脾胃。因此，教育局反智地建議初中不用教授歷史；因此，教育局依賴「愛國」團體制訂那本不堪入目的中國模式的國情手冊，向中小學推廣。

至於官方及建制中人，如那位曾掌管教育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甚麼家長反應太激烈，學校有彈性推行國民教育，不存在洗腦問題，有甚麼家長可向學校反映；或者香港社會開放，不存在單方面灌輸等的辯詞，都是逃避回應問題，都是把香港人當成白痴。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頂得住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把國民教育強推下去，假以時日，必有收獲。只要有三、四成學生被「培養」成「國民小先鋒」，再加上到時23條立法「水到渠成」，政客們，包括泛民政客進一步受收編，傳媒進一步自律，順民社會便可大功告成。這是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的其中一步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盲目愛國主義的禍害屢見不鮮，國共都以「愛國」/「革命」之名迫害過無數人民。而德國的納綷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曾令本國和別國人民受苦受害。慘受核爆之苦的廣島人，對日本的愛國教育最有意見。灰記看過一則2003年的有關新聞，由《明報》轉載︰

「今年(2003年)3月自殺的小學校長敬德和廣（譯音）和在7月初輕生的廣島縣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山岡勝吉（譯音），均曾公開反對強迫學校升國旗和唱國歌，而這兩種做法正是日本政府近年積極要年輕人重新認同本身價值的舉措。文部省早於1998年要求各縣教育委員會整頓縣內各學校，限定在開學日和畢業典禮必須升國旗和唱國歌。1999年2月，廣島縣立世羅高等學校的校長，由於牽涉入是否在畢業禮唱國歌的爭論而自殺，此後縣內有122名初中、高中教師因反對在畢業禮升國旗和唱國歌而被懲處。…

福岡縣的教師便拒絕在學生成績表上，為他們的「愛國程度」評分。一名退休校長表示：「愛國主義在戰爭或國家發生危緊事件時很吃香，就如我們看見布希在戰時的支持率劇升一樣。但這樣的愛國主義很危險。」

日本的部分教育工作者汲取軍國主義的教訓，堅決反對「愛國」教育，雖然以自殺方式未免「悲壯」了一點。相反，香港最大教員工會，號稱泛民的教協，在反對強推國民教育上，態度低調及漠糊得多，要待學民思潮及家長們強烈表態後才加入抗議行列，其領導層之保守和後知後覺可見一斑。

教育進步同盟照片

從捍衛一國兩制的角度看，叫停國民教育是重要「戰役」，如果能迫令教育局停止九月的「試驗」，甚至驅趕那位漠視香港自治，漠視香港一制的尊嚴，秘密到北京「求救」或「領旨」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可增強香港人捍衛高度自治的信心。未知學生、家長、教師以至市民是否有此共識，團結抗爭，從反洗腦國民教育，反填鴨式考試主導教育開始，建設新的「香港價值」。

戰場上的明信片及其他戰場

灰記又要說句老套話，以人為本是否終於敵不過主義和意識型態，人始終是主義/意識型態的產物？

剛去世的日本老導演新藤兼人的遺作，《戰場上的明信片》，道盡兩者的「辯證」關係。雷影以日本臨戰敗仍不斷徵兵送死做背景，反映此荒謬政策對人民造成的創傷，反映天皇體制和軍國主義視人命如草芥的殘酷。

電影的所有人物，包括「運氣」較好，不用赴戰場的松山啟太(他是一百人當中僅有幾個，因為抽到「好籤」而沒有被派往打必敗的仗，因為1944年後，日本已成強弩之末)；託松山把妻子友子寄給他的明信片帶回給妻子的森田定造(森田戰死)；接替哥哥定造「迎娶」嫂子的三平(亦被徵召而戰死)；先後對三個男人(森田兄弟及松山)投入感情的友子；友子的家翁和家姑(家翁因兩子戰死的悲傷加上不堪操勞而猝死；家姑不堪打擊而自縊身亡)，以至那個對友子「虎視眈眈」的區長等，都是主義和意識型態，即日本天皇萬歲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犧性品」。

而友子在明信片所寫的，沒有你在身邊的節慶，倍感寂寞(大意)，是對「集體主義」的最有力回話。

但即使是反戰題材，偉大導演的演譯的確有其見地。松山和森田被一枝籤分隔，命運各異，特別松山戰後回到家鄉，發現妻子和自己的父親私奔了，道盡人在主義/意識型態的「操弄」下的荒謬。為國犧牲的代價是甚麼？

灰記印象最深刻是友子這個角色，看來是默默承受的傳統日本女子，到後來所爆發出來的情感與欲望，是對加諸女性的主義和意識型態的最終「反叛」。電影的結局，兩位被戰爭，被主義和意識型態詛咒的倖存者，把代表承受所有傳統的祖屋燒掉，重新栽種上金黃的農作物，雖很有反戰味，但這是還未結束的戰爭！

對灰記而言，之所之戰爭還未結束，是因為主義和意識型態的操作並末停止。二戰後的冷戰也是一場歷時近五十年的戰爭。今天沒有了「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之爭，但戰爭仍未結束，依然有不少以國土統一、國家安全為名的戰爭，由大國主導。美國的反恐愛國主義也是很「厲害」的主義/意識型態，主流美國人深受影響，至少對此似是而非的意識操作沒有作出抗拒，任由美國窮兵黷武，發動各動大小的戰爭。美國人可能不像當年垂敗的日本人一樣，遠赴戰場代表著自己的死亡。今天的戰爭更可怕，殺傷的對象主要是平民，軍人的傷亡機會低得多。但今日被派駐外國的美軍，取代了當年東亞的日本兵，成了憎惡的對象。

對主義/意識型態，由此引伸的戰爭的反思，並非主流產物。日、美的反戰呼聲始終佔少數，愛國主義仍是主旋律，但這些反對聲音有份量。如新藤兼人、金井正、黑澤明等的反戰電影，大江健三郎的書寫，喬姆斯基的政論…。這些反對聲音能否影響人心，甚至與愛國主義教育抗衝，不好說。

回到香港的現實，只有國族主義可以售賣的中國共產黨，在完成了黨人治港的部署之後，加緊推動國民教育，九月由小學開始，進行有害的愛國教育。這事引起一群中學生及部分家長的反彈，齊起反對。現在有約三分一學校暫緩推行國民教育科。但教育局聲明，最遲於一五至一六年度，必須推行國民教育科。

灰記以為，愛國主義已經糟透，現在是歌頌中共的國民教育，則更災難性。特別現在中共自詡大國崛起，要在世界資本主義戰場爭奪，行徑與歐美列強已相去不遠。現在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訓練出大批誓要中國第一的仇外「憤青」，他們可能就是中國窮兵黷武的後盾。

國族主義的殺傷力，在於其盲目性，例如，XX地方自古以來是我們的地方，XX地方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XX是民族分裂的罪人…他們只要你熟讀這些方程式，不要深究其中的來龍去脈。於是有甚麼問題都是外國的錯，都是「反華」勢力的陰謀。

灰記就曾經在外國見識過愛國主義的厲害。話說1979年，中國突然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兩個共產陣營「兄弟」反目，北美的報章亦大篇幅報道。當時灰記一位朋友，喜歡與外國人來往，生活非常洋化，與她談起這場戰爭，她劈頭一句，「我是中國人，當然支持中國打越南」。灰記必須承認，當時亦多少受「民族意識」影響，偏向中國，但對中越起戰仍感到頗為意外。後來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才多少有點了解。當時參與研討的主要是毛派人士，亦有部分持中立態度。毛派大罵越南想當東南亞共產陣營盟主，有對別國的領土野心，中國是出於解救別國免被越南侵略之心而開戰。

不過，有較持平人士則認為，中國打越南是為了向歐美交心，而最重要是赤柬倒行逆施的「共產實驗」，三年統治死去全國人口三分一，最終被越南支持的洪森政權所推翻，越南有大批軍力派駐柬埔寨，中共為了牽制越南，解救這個比自己更冷血的盟友而打越南(當然越南和洪森政權亦非善類，但洪森政權推翻赤柬，對水深火熱的柬埔寨人而言，絕對是 lesser evil)。

中國當時侵越的理由是領土受越南騷擾，以及越南華僑受迫害，這些都是表面理由，蓋領土爭議涉及很小地方，赤柬迫害和殺害華人比越共多得多。

亦有人說，當時「文革」剛結束，鄧小平需要提升自己的威望以掌權，於是祭出民族主義旗幟，派兵打越南以肅清政敵。但無論原因在那裏，這場肯定是不義之戰，但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沒有這回事，只有中國人當然擁護中國這回事。

這場完全不必要的戰爭，中越雙方均損失慘重，中國就有幾萬人被送往當炮灰，至今仍是禁忌。那首《血染的風采》就是紀念「為國捐軀」的解放軍的歌曲，諷剌的是，「八九六四」成了民運歌曲。現在我們高唱《血染的風采》時，有否想到這場不義的「自衛反擊戰」，以及無辜的犧牲者(就像成為強弩之末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依然要徵召人民入伍去送死)？

鄧小平說過「韜光養晦」，卻打了一場愚蠢的不義戰爭，消費了民族主義，浪費了多少青春的生命。溫家寶說過「永不稱霸」，但這位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總理，能阻止中共的野心家利用戰爭而「上位」嗎？

而為甚麼統治者都著意灌輸愛國主義/民族意識？這又令灰記想起當年在外國的那位朋友，「我是中國人，當然支持中國打越南」，不管這是否侵略戰爭，不管歷史已不斷證明戰爭的禍害。這是灰記堅決反對任何的主義和意識型態的灌輸，特別是大國/強國的灌輸的原因，因為只有大國/強國才有能力發動戰爭。

前面就是太平洋 and 國民教育

國民小先鋒(喬靖夫上載)

在講太平洋之前，想講講facebook上的幅照片。這幅相是與這兩天「國民教育」之爭有關，這些穿上類似軍服的學生，比童子軍更神氣，手上拿著童子軍及其他學生制服團體所沒有的槍，她們就是國民小先鋒的成員。灰記在想，這些學生知道槍代表甚麼嗎？老師又為何要她們進行類軍訓的槍操？如果她們多了解歷史(當然不能靠「國情手冊」去了解)，能否認識戰爭與殺戮的無情、荒誕，好像文章會提到的台灣老兵所感受的無情與虛幻一樣？

要求小小年紀學生槍操的國民小先鋒副主席，就是被學民思潮黃之鋒迫得大失師長儀態的余綺華。她拍枱指黃之鋒聽傳言說她有意參選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為何不直接向她求證，又說她沒有這個想法。但其實黃之鋒正就傳聞向她求證，可能態度不夠「溫和」，可能對「國情手冊」和國民教育鞭撻等太厲害而令她「火遮眼」。奇怪第二天又有報章說她正考慮出選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證明黃之鋒並非無的放矢。

有傳統「愛國」團體教聯和工聯會背景的余綺華老師，堅持由教育局贊助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委託浸大中國研究所，再找內地有中共背景人士參與編撰的「國情手冊」，以及國民教育科沒有洗腦和偏頗之嫌，完全是傳統「愛國」人士一貫思維作風。蓋教聯、工聯會、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國民小先鋒，都是同一系統的產物，即中共在港培養一國意識的體系，相信隨著時間演進，這種以中共為中心的一國意識體系會更見明顯。

灰記隨便找找某學校有關「國民小先鋒」的網頁，便能找到「愛國」運作的軌跡，學員學習升國旗及槍操；與內地少先隊交流；參觀中國派駐到索馬里護航的第三批護航艦隊徐州號和舟山號導彈護衛艦，跟艦隊總司令王志國少將見面；跟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中共地下黨員)、大律師譚惠珠(向中共投誠的前港英精英)等見面，學習基本法等，完全是中共所要宣傳的那一套，如再加上國民教育科的強行灌輸，未來盲目愛國，即解放軍愛人民，共產黨解救中國的神話會在新生代隊伍復活。

即使不盲目愛國，西瓜靠大邊的識時務者可能更合中共脾胃，蓋中共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政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幻滅後，所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統治手段，那些新舊「愛國」者其實都是做著自欺欺人的把戲，有點兒骨氣的香港人，怎能服膺這種廉價的「國民教育」。幸而有學民思潮這群中學生，香港才多少有點希望。

現在回到太平洋。太平洋代表疆界，還是無疆界？穿梭太平洋的島民，不管有否疆界觀念，不少被牽扯到疆界、國族以至國家權力的紛爭中，不是為了自己的部族而戰，而是為「征服者」而戰。很多戰死沙場，部分倖存者，至今仍得不到「始作俑者」一句道歉、「表揚」……

「消失的年齡階段」藝術展，藝術家希巨蘇飛以都蘭阿美族老兵為題材，希望引起台灣社會對原住民老兵的關注。

這些島民，包括被日本吞併的琉球住民，以及大清帝國割讓予日本的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等。他們都曾被日本帝國驅使去當「日軍」侵略他國，其中台灣有八萬漢人成為台籍日本兵，再加上十多萬軍伕，而統稱「高砂義勇隊」的原住民日本兵，前後則有約四千人，他們被驅往參與侵略東南亞的戰爭，當中有三萬漢人戰死沙場或失蹤，四千原住民亦有重大傷亡。台籍日本兵及他們的家屬，一直都有向日本政府索償，但最終日本政府只願意付予僅日本兵十多分一的賠償，甚或更少，一些還生存的老兵為了一口氣拒絕領取，說要日本政府永遠欠他們一筆帳。

台籍漢人日本兵因為屬台灣「主體」居民，受關注程度較高，屬「弱勢」的原住民日本兵的命運則更黯淡。

一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及殖民主義有所反省的日本人，柳本通彥，於九十年代中拍攝花蓮三阿美族日本兵，他們的日本名字分別是平山、松原和中村。透過這三名老人及其部落的故事，柳本把台灣原住民負肩日帝重擔的悲劇，告訴日本人和台灣人。他還寫了一拍攝簡介，名為《一個日本人拍攝台灣原住民的傷痕》。其中一些說話頗「發人深省」︰

「當他們到靖國神社參拜的時候，竟哭著說他們『聽到戰友的聲音了』。靖國神社是祭祀日本在前進亞洲太平洋的侵略戰爭中死的士兵、也是軍國主義所避諱的日本媒體上很少被提起的地方。但我覺得記錄者有必要將眼前的真實原封不動地拍下，於是我採用了他們參拜時的情景鏡頭。在他們要出征時，都是被灌輸著『不可活著回來，我們要在靖國神社見面』這樣的觀念。我想沒有比這個更能如此清楚告訴我們日本的皇民化教育的可怕性。」

「……有多數的日本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留給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創傷之大而感到戰慄，並深覺此問題不可置之不理。男女老少不管對太平洋戰爭的評價和思想如何，會有如此的心情，也許是因為這些台灣人日本兵所一路背負過來的歷史重擔過大的緣故吧。」

「但最讓我切身感到的是被外國和強大民族持玩弄的他們這些少數民族的悲哀，他們在日本時代，民族固有的宗教和風俗習慣被禁止，代代相繼的教育關係也被切斷。戰後，由於從大陸來到台灣的政權得勢，原住民們也突然被取了個三個字的中國名字，而他們的後代子孫也被當做是中國人來教育。就這樣同一個家庭裡，被分為受日本教育和中國教育兩種。

隨著經濟的成長，部落共同體慢慢衰落，年輕人雖都往都市發展，但工作和生活方面很難安定，能寄錢回家貼補家用的人很有限。而留在部落的老人們雖接受孫子們的照顧，但祖孫兩人在語言上並不完全能溝通，只能呆望著愛玩電視遊樂器的孫兒。」

作為居於台灣數千年的原住民，自從本世紀的「皇民化」及「中國化」後，其命運亦起了重大變化，自主性頓失。民主化後的台灣，原住民發聲機會增加，訴說自己故事的機會亦增多。

「『我們原住民沒有做人的權利和位置！』一個秋天的下午，昏暗的客廳，依稀看得到一個阿美族老人因為戰爭在他的臉上留下的槍傷，緩緩的道出這句話。他們的一生有四個名字，日本人的名字、台灣人的名字、中國人的名字、和被迫丟棄的媽媽給的名字。他們是一群被迫多重人格分裂的族人，他們經過日本的殖民、新台灣的欺騙、中國的大革命、古寧頭戰役、抗美緩朝…。」

這兩兄弟當年被騙去打徐蚌會戰，弟弟(左)留在大陸，哥哥(右)乘機偷走回台灣。三十多年後，哥哥到大陸，幾經辛苦，終於找到落戶大陸的弟弟，只是兩人已步入壯年。

現在原住民不用靠別人為自己發聲。在台東都蘭，阿美族藝術家希巨蘇飛辦了一個名為「消失的年齡階級」的藝術展，以雕塑展現原住民老兵的姿態。除此之外，他還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協會會員薛宏甫，於2008年合作拍攝有關老兵的紀錄片《路有多長》，採訪都蘭阿美族的老兵，總共十多位。不過，這次被訪的老兵不是為日本帝國主義「賣命」，而是被國民黨騙去大陸打內戰。

這套紀錄片由台灣公視投資，但作為製作人之一的希巨蘇飛，不懂商業世界的運作，不懂版權問題，結果因版權由公視擁有，紀錄片不能繼續推廣。現在，人們要看這齣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便要親臨都蘭糖廠遺址，直接找希巨蘇飛或其家人，以私人方式放映。希巨蘇飛自我解嘲說，沒有公視投資根本完成不了這齣紀錄片，但仍覺紀錄片就此放在公視的資料室冷藏，實在可惜。

回到紀錄片。因為時間關係，灰記沒有看畢整套紀錄片，但所看的片段都拍得很細緻，歷史片與當事人的記憶交織，偶而配以與阿美族有關的影像和歌舞，提醒觀眾這些台籍老兵的真正身份。

據老兵們的回憶，1945年日本人撤退後，來台的國民黨軍隊沿路帶走了各部落青年族人，拐騙他們參軍。由於原住民一直地位低落，極少有受教育機會，一些青年族人以為當兵可以受教育，受別人尊重，於是很樂意當兵。直至到了高雄的哈瑪星港口才知道這是個騙局，國民黨要直接把他們運往中國參戰。他們有些要跳船，隨即被亂槍打死，海水染紅。其餘被嚇得瑟縮一角，迎接著他們的是無止境的殺戮。

而約有六十位都蘭青年亦被拐騙入伍，當年離開部落的青年大多未滿十八歲，就阿美族年齡階級，屬pagalungay，也就是最初階的少年預備階級，因為離開了部落，未能依循傳統升階認證儀式，消失的時間將他們永遠凍結在少年階級，無法晉升為勇士。

被拐往中國戰場的老兵，面對的是殘酷的戰爭，以及為了生存而必須把自己變成冷酷的殺手。

永遠凍結在少年階級的倖存老兵，以幽默、平淡，不一而足的語氣，回憶那段與他們無關，又被迫參與的戰事。

「被共軍圍困一個月，沒有水，要喝自己的尿，最後連尿也沒有了。」

「我被俘虜後，又被派去參加抗美援朝志願軍，在零下二十度的朝鮮﹐穿的是草鞋，腳凍得沒有感覺。冰天雪地，想著沒有可能生存下去。」

「知道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血腥鎮壓台灣人，覺得為甚麼要替國民黨去賣命。」

「在戰場上你要比別人殘酷才能生存，你要殺人。」

……。

希巨蘇飛和薛宏甫拍這紀錄片的目的，除了讓多些台灣人認識這段歷史外，也希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老兵，不管戰死的、被中共俘虜留在大陸或回到台灣的，表示一點意思，「表揚」一下他們，為他們立個碑。但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到現在都不作為。希巨蘇飛說，雖然原住民現在地位提高了，但人數少，在只有選票的政客心中沒有份量，這些原住民老兵人數更少，所以沒有人願意幫忙他們。灰記在想，內戰敗得一塌糊塗，是國民黨一大污點，偏安台灣的國民黨未必願意從原住民老兵的命運，反省國共內戰對人民所造成的莫大傷害；至於民進黨再執政，相信只顧建立台灣國意識，原住民參與中國內戰的事，絕不是他們會優先處理的項目。

不但政客漠不關心，台灣民間亦興趣不大，《路有多長》在新竹影展放映，觀眾只得四名。灰記以為，不管路有多長，被中國政治拉扯進去的台灣原住民，一定要向國民黨政府討個說法。他們的努力才剛開始，但他們的做法，正好要那些拼命鼓吹國家意識/愛國主義的政客看清楚，國家意識/愛國主義並非理所當然，終有一天，那些被拐騙者會像幽靈般回來，回到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荒謬、虛無的位置。

回到香港的國民教育，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的人，要做的就是要「回到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荒謬、虛無的位置」，例如他們要灌輸解放軍為人民的意識，就要紀念「六四」，繼續揭露解放軍屠殺手無寸鐵人民的歷史；例如他們要灌輸共產黨解救中國的意識，就要繼續揭露中共執政以後的種種災難，「反右」、「大躍進」、「文革」…以至現在官商集權統治，「團結、無私、進步」地以維穩機器壓榨人民，來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的荒謬、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