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威瑪文化？Why 納粹主義？

政改爭論本已告一段落。曾參與公投運動，對民主黨改良方案投反對票的公民黨，也「面對現實」，不排除兩年後參加新增的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好像最近的區議會薄扶林補選，公民黨派出司馬文參選，民主黨和社民連皆有派員助選，結果司馬文「半爆冷」，擊敗有葉劉及建制派撐腰的對手。

不過，陳健民教授卻又要再來一次為區議會改良方案辯護(見九月六日《明報論壇版︰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然而新的論據欠奉，只不厭其煩的指反對他們(陳健民是普選聯成員)這個「類普選」改良方案是昧著良心，可能指的是如灰記這類批評民主黨為一黨之私及門戶之見，反公投而求溝通，及「爭取」到這個最終只有利於大政黨及有錢人的「類普選」方案的中年人。

教授聊備一格的寫上一句「我想民主黨和普選聯的朋友要好好思考為何與今天的新社會運動脫了節？」實情並沒有打算去作反思。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和做法的人(特別是年青人)，描述成燥動、不耐煩、非理性的「危險」一群，甚至不惜把他們跟德國納粹主義者相提並論。他借用一位美國學者所寫的《威瑪文化》以及和兩個反對民主黨/普選聯做法的年青人的談話，便得出了「問題是這種浮躁不安的民氣，可以成為改革的動力，亦可以成為反理性和摧毀民主的力量，關鍵是不要讓她走上民粹甚至基要主義的道路。」的結論。

灰記以為，不同年代均有不安與燥動，不滿現實及現存體制的年青人，以至中年人(不知道教授年青時有否燥動不安過，現在是否可以氣定神閒？)為甚麼不提六十年代的全球學生運動，以及隨之受影響的香港保釣及反殖社會運動？事實上，不少反高鐵、支持公投運動的青年人，願意追尋香港本土的抗爭歷史，願意與當中過來人對話分享。保衛皇后時便有過這樣的聚會。

這些青年人不少也曾參加幾年前香港的反世貿活動，跟韓農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經濟壟斷的人一起遊行集會。他們對全球化資本主義有一定的批判。而反全球化運動，多少跟六十年代的反帝反殖反資本主義的學生/左翼運動有一定的「傳承」關係。

這些年青人當中，有些更希望追尋更遠的抗爭歷史，例如五四運動。相信這些反權威、爭民主、反資產階級霸權的八、九十後，會情願陳教授稱他們為左翼激進青年，也不情願硬要跟那些上世紀上半頁，被非理性「擄劫」而變成納粹主義者的德國青年相類比。因為這樣類比，灰記相信對他們很是侮辱。即使陳教授要提威瑪德國，為何只提受海德格影響而擁護納粹希特拉的年青人，不提左翼青年、左翼人士。灰記相信當年德國的左翼青年/人士的情懷，可能更類近今日的八十後反特權青年/人士 。

陳教授文中提及過一位參與公投的醫生(星屑醫生？)教授問他公投抗爭真的可以向中央爭取到民主嗎？(其實連民主黨最終也不得不承認公投運動對他們「談判路線」的「貢獻」，而全世界也知道，中共之所以願意跟民主黨/普選聯「溝通」，就是因為有公投運動出現，而進行的統戰策略)醫生回答說︰「最重要是把心裏面的感覺有力地表達出來。中國在崛起當中，香港在走下坡，bargaining power愈來愈少，要說真話就要趕快說，沒有什麼策略可言。」

教授引述醫生的話，當然是要帶出公投青年憑感覺，沒策略的「非理性」的論調，不過灰記倒想順水推舟，既然教授要把香港現在的境況跟威瑪德國相類比，灰記便暫時把醫生作為當年在德國願意說真話的人，當納粹主義及希特拉逐步奪取權力及實行專制統治時，願意說真話的人(當然是不符合官方胃口的真話)一就是被拘禁，一就是被迫自我放逐，威瑪之後的納粹德國，不少左翼人士不見容於祖國，走到美國避難。

灰記當然不想把中共與納粹德國相類比，但兩個不同年代的政權，對內卻有幾分相似，也是專制極權統治，中共對敢說真話的人的壓制難道教授會感到陌生嗎？在中國的盛世下，劉曉波、譚作人、胡佳、趙連海……還有更多更多被監禁，被監視的公民。灰記雖然不認同醫生的過份悲觀(他可能忽略了內地公民社會的艱苦奮鬥)，但他的說話顯然有一定的邏輯。正如教授引述另一位女青年所說，也許我們需要流血，是否也隱含對特區政府背後的中共專制的痛恨？

「但歷史卻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觸動德國青年人的，始終是虛無、疏離、不安的感覺，他們需要的是表現主義式的情感政治、希特勒的魅力領袖和對猶太人的痛恨來尋求民族的光榮感和「完整性」——他們追求的不是自由和獨立人格，是結合。」

灰記不知道有那個「民粹」魅力領袖可以誘導我們這群不信任組織，不信任政黨，強調自主自我的年青人跟她/他走。這群青年也多自命站在弱勢一邊，富國際主義精神，絕不會有種族主義傾向。灰記倒覺得建制派所宣揚的國族主義危險性更高一點。

「而激進派和今天的許多思想導師亦應提防將青年人帶進民粹主義的胡同，陶醉於叛逆的歡愉中，而漸漸迷失方向。」灰記不愛簡單的二分法，不愛「理性」跟「情感」的粗糙對立，但也想回應，過份沉醉於理性，過份沉醉建制內可自我完善，過早喪失對專制政權的批判能力，或曰服膺權力邏輯，也會漸漸迷失方向。

不敗之地？(二)

十一月廿二日，除了公民社會活動，泛民政黨「空群」而出，遊行表達對政改方案的不滿。泛民這種表達不滿的方式，司空見慣。再加上有時限的絕食、靜坐。然後一年一度，或最多兩三次的遊行，成了日復日、年復年推進政治，爭取社會改變的方式。這些爭取方式，付出有限，成效極微。

一些資深的泛民頭面人物，會對你說，爭取民主已二十多年，爭民主是持久過程，非一朝一日的事，現在關鍵是令香港情況不會繼續惡化下去，要緊抓關鍵少數票，否決保守的政改方案(因為政改要三分二多數立法會議員贊成才可通過)。他們還會說，非到關鍵刻，不輕言犧牲。但何時是關鍵一刻？

政改出籠，部分失望以至憤怒的選委會高教界選委辭職抗議，究竟這是否最後時刻呢？善於計算和自保的港人，包括支持泛民的人，會否認為這幾位選委太過衝動，萬一2017有得揀特首候選人，泛民陣營又少了幾票？

公民黨與社民連提出「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行動，又是否意味這是關鍵時刻呢？民主黨說要待十二月十三日的黨大會決定，不過領導層的主流已表示「此路不通」。「辭職有風險」，「變相公投作用有限」，「一旦失去一兩席，便失去關鍵少數」。要立於不敗之地的人，總會想到不去冒險的理由。

「五區總辭」的其中一個始作俑者，民主黨的元老李柱銘說，提出辭職不是因為這是最好的方法，事實上泛民已無計可施，這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情況，但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五區總辭」值得嘗試。有人問不贊成五區總辭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還有甚麼更好的爭取方式，繼續遊行示威就是他的答案，還說很多地方爭取民主都是這樣。錯了，很多地方爭取民主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很多黨員都要坐幾十年監，中國大陸爭取民主的人，動輒被判監十年。

民主黨另一元老，揶揄李柱銘不懂政治的司徒華，最反對總辭，他和民主黨主流一樣，堅持議會關鍵少數論。為了證明「變相公投」的人民壓力對中共沒有作用，他舉零三年廿三條為例，指中共讓步是因為自由黨陣前「起義」，令政府不夠票通過法案，而不是五十萬人上街。

但灰記疑問，如果沒有五十萬人上街，田北俊的黨會轉駄站在民意一邊嗎？而且，泛民21票加上自由黨的8票，並不到半數。政府如果真的要強行通過廿三條，仍可遊說立會主席范徐麗泰投下關鍵一票，或遊說自由黨一兩個態度沒有那麼堅決的議員重歸政府懷抱。灰記以為，當時是香港的民氣迫令中共放一放手。

當然這個人民的勝利也要付出代價，當中共意識到香港人「養唔熟」，便馬上叫停政治進程，死命將直選和功能議席維持在五五之比，公然違背自己在基本法循序漸進的承諾。香港人要當家作主路程更艱困。

記者再問華叔，如果五十萬人上街沒有用，為甚麼繼續叫人上街，他回答是要給中央壓力。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民主黨主流又以臨立會為例，指退出議會後，臨立會恢復了多條回歸前廢除了的惡法，廢除了不少進步的法案。還說民主黨由回歸前的十九名立法會議員，到九八年再選時(臨立會只有一年多壽命)，只能奪回十三席。言下之意，退出議會(暗指五區總辭是退出議會，其實沒有人說要退出議會)，其代價沉重。

灰記要替他們分析這個論調︰

第一，回歸前因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泛民成為立法局的多數派，才可以通過泛民屬意的方案。今天並沒有這回事，即是說，作為少數派的泛民，沒有可能提出自己屬意但不合政府心意的法案，也沒有可能否決政府所提的法案，包括廿三條。

第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原先並非真的要為港人落實民主，而是作為英方與中方談判其他有關英國利益的其中一個籌碼。據狄娜所著新書爆料說，如果中方願意某項重大工程由英國公司中標，英方可在政改方面迎合中方心意。即使狄娜所說並非真相，英方曾向中方保證，過渡期政制會銜接，即政制發展不會超越中方所預見。所以中方指摘彭定康鑽基本法空子，憤怒是有其道理，因為英方的確背信棄義。當然作為崇尚民主的港人，沒有理由拒絕一個民主成份大增的政改方案。悲哀的是，中共習慣專制，對港人的民主訴求充耳不聞，還要懲罸香港人贊成彭定康的政改，拆毀直通車。

換言之，那個香港「民主之春」註定是短命的，泛民成為議會多數派依然是夢想。所以民主黨不能舉臨立會這個例子。當時的形勢是，如果彭定康不提政改方案便有直通車，如果肥彭不搞變相普選的政改，泛民要成為多數派機會甚微。回歸後，香港政府出盡法寶剝奪屬少數派泛民在議會的監督作用，已是路人皆見。所以灰記認為民主黨主流只是陶醉在虛假的幻想中(這裡不去翻民主黨與建制派一起舉手通過的一些反基層方案，如領匯上市，以及民主黨為要擺脫反對派的稱號，透露百分之九十的政府方案都贊成，即與建制派無異的投票取向的舊帳)。一篇對政制的階級分析文章，「作為階級計劃的政改方案」，灰記在此向大家推薦。

灰記又想起十一月廿二日看過的有關政改與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其中一篇是陳雲在《明報》寫的「困局之內爭民主」。陳雲先生以反共見稱，特別他對美國和英國的頌讚，作為自稱左翼的灰記自然不敢苟同。不過，他對時局的分析，灰記也願意借用︰

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

灰記認為，不但一般人不願意，民主黨派也不大願付出抗爭的代價。不過，他說得對，一國兩制的「保護罩」越來越薄弱，香港人要改變社會，要當家作主的話，剩下的只有決心和行動的策略。當然，抗爭必定要付出代價，陳雲先生對犧牲有以下的看法︰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成功的條件也好，關鍵時刻也好，並非課堂的科學實驗，可以準確預測。但至少「五區總辭」不是上街暴動，是支持盡快落實普選，希望改變社會的人，一次清清楚楚用選票表態的機會。中共以至香港政府表面不把變相公投放在眼內，其實十分不願意看見這種變相全民公決的方式出現。抗爭的其中一個手法，就是要做成當權者不願看見成事的事情。習慣專制的中共討厭全民公決，但不能明目張膽打壓變相公投。問題在於泛民是否能掌握民氣，引導民氣。

再回到民主黨的否決權論點，其實中共和特區政府並不在乎泛民否決方案，否決了還有藉口指摘泛民令政制原地踏步，所以民主黨以為泛民握有否決權便能迫令當權者讓步，同樣天真。在權力極不平等的情況下，中共可以胡作非為，如撕毀循序漸進的承諾，扭曲普選的定義，然後抛出一個不倫不類的方案，你贊成和否決都正中它的下懷，在這種情況下還會跟你討價還價嗎？

要阻止香港倒退，絕不是立會少數派的泛民可以擔當，關鍵依然是民氣，如反廿三條時的數十萬人示威，變相公投也可能是方法之一。

不過，最新消息，在民主黨激烈反對，以及民主黨兩位元老司徒華和李柱銘的分歧公開後，李老請求泛民「停一停，諗一諗」。估計最終可能只有社民連去馬，最多是公民及社民連聯合出擊，五區總辭的氣勢將大打折扣，參與辭職的人將予人盲動之感。

「不動如山」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現十分委屈，說堅守陣地一點也不容易。灰記當然不會抹殺民主黨在香港民主進程的位置。然而他的委屈，令灰記想起董建華當年的感言，離開十分容易，留下來才最艱難(大意)。

灰記想請教這群在議會當了十多二十年議員的民主黨大哥大姐，即使這次不參與總辭，會否讓民主黨新面孔排頭位競逐二零一二年的大選，由別人接民主棒？到時你們會否又說怕新人容易衝動，容易受煽動，需要你們這群元老繼續坐鎮議會，繼續那地老天荒的「關鍵少數」活兒，因為你們要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要歸順的循序漸進，還是要揭示專制本質的原地踏步？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十分不利。」

中共地下黨的其中一位元老吳康民又發炮了，以上的一段話刊於九月十四日《明報》論壇版，題為「吳康民﹕『泛民』對政改是促進還是促退？」的文章，抨擊泛民總辭爭普選的做法。這段話可能道出了中共以及它的追隨者的心聲，民主只能是走過場的形式，關鍵是被選的人，無論是特首還是議員，都是要信得過的人(特首必定是，議員起碼要過半數是，越多越好)。

中共建政前，一方面與國民黨打內戰，爭天下，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傳媒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中共席捲大陸前夕，與各民主黨派合力制訂《共同綱領》，此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最根本大法。大法第十二條對政權產生的規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间，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机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這就是六十年前中共對全國人民的民主承諾。當然，歷史證明中共赤裸而粗暴地破壞自己的承諾。 越來越多歷史資料顯示，於一九三四年遵義會議後，逐步在中共黨內掌權的毛澤東，從頭到尾都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爭取民主是口號，打內戰奪政權才是核心。

 毛澤東的中共和他的繼承者，與獨裁蔣介石的國民黨都不相信民主，不願接受人民監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是天大的謊言。所以每次中共說某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其實只是傷害中共的感情，同理，愛國就是要愛黨國不分的中國共產黨，這點再多說也嫌「長氣」。

 所謂「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說穿了就是要一個愛中共，起碼聽中共話的特首，和一個識時務的立法會。換句話說，有志角逐特首、立法會議員的人，都要想清想楚，我是否「阿爺」接受的人，怎樣才令阿爺接受。至於那些選民，在投票時也要想清楚這個特首候選人是否中央接受(對不起，相信中共不接受的人不可能成為候選人，如果有普選形式的話)，想清楚這個立法會議員是否識時務者，不「忤逆」「阿爺」(不過，現在長毛、毓民等逆反份子都選了入立法會，增加直選比例並非形式，而是有中共不能控制的後果，所以立法會普選是更遙遠的事)。

要大陸民主黨派及人民歸順，中共很在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把黨外批評聲音消滅，把民主黨派完全壓服，收編在中共的體制下當花瓶。但在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人權、民主、自由的今天，在一國兩制，中共暫時只能間接操控的香港下， 要民主黨派和香港人乖乖歸順，對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來說，畢竟是新生事物。

二零零三年，中共希望藉廿三條立法，在法律上規限港人的自由，包括中共心目中的逆反組織活動空間，從而令歸順的過程快一點。但出乎意料之外，港人作出強烈反彈，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遭遇一次滑鐵盧。

二零零四年，立法會直選議席已循序漸進地增加至一半，再循序漸進地增加直選議席，中共恐怕不能間接操控立法會，因此當機立斷，不惜踐踏自己一手制訂的《基本法》，火速叫停立法會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違反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諾，如同違反自己在《共同綱領》作出承諾一樣，拖延真正意義的普選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原因是香港人「養唔熟」。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中共與其在港代理人經常一廂情願，要民主派「識做」，「聽聽話話」，「好好睇睇」。老實說，很多民主派亦天真地表現克制，即使不是「聽聽話話」，也盡量做到「好好睇睇」，政府拿來的法案，民主派的主流基本上都捧特區政府場，絕大部分都贊成通過。

吳老說公眾對立法會運作失望，恐怕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立法會根本廢了大半武功，對政府監察只淪為口水戰，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這是中共一廂情願，企圖將他們在大陸「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即黨和政府主導一切的那一套，拿來香港，但畢竟土壤不同，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把這一切都算到民主派頭上，顯然不符合事實。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沒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

這幾段是全文的玄機，在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心中，所謂循序漸進，其實是天荒地老的進程，零五年比雞肋還乏味的政改方案，在吳老心中原來已是大進一步！其實零五年的方案，是計算建制派可以獲取更多議席而設計出來的方案(功能組別由區議會互選立法會議員，在現時委任議席及鄉事派的當然議席滲進下，建制派幾乎可以穩奪全數五個新增議席。)

灰記敢斷言，以後如有循序漸進的方案，也是以建制派，即是歸順的人獲得更多議席來作主要考量，如果泛民不願墮進陷阱提出反對，便要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名，此乃吳老心中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的「陰毒」之處。不單如此，中共更可名正言順的繼續拖延普選，就如吳老上述的scenario。

當然，泛民總辭、變相公投的搞作，最終可能得個桔。但對民主還有多少祈盼的人，參與其事最重要是表達一種憤怒，至少要讓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知道，不要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在香港還有自由的空間，表達對高度自治的堅持是應有之義，而這種高度自治只能在真正普選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才能實現。

而內地開始有人提出回到《共同綱領》，要求中共兌現早已封塵的承諾，他們不想做順民，但他們這樣做，隨時會招致牢獄之災。

 

在香港，不願做順民的人依然有免於牢獄風險的表達機會，輕易放棄的話，對自己，對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是一種「背叛」。

 

曾蔭權下台！Why not！

今年七一缺乏焦點，今年七一人數遜預期，今年七一……

「曾蔭權」「仆街」「曾蔭權」「下台」就是清晰的焦點，從雷曼苦主到七一群眾。當然，今年的倒曾聲勢不能與零三年的董建華下台相比。在政府總部，這群人當中的百多人，與零三年的一大群人一樣，不願隨泛民到此一遊的慣性，懶理主流社會標籤「激進」，要在政府總部顯示決心，要求曾蔭權回應。然後，泛民之友《蘋果日報》黎智英的御用寫手又再次抛出制度論，說曾蔭權在港英時代能力不差，是壞制度令他管治失效(灰記從來不認同港英的殖民制度是好制度)，不應針對曾蔭權個人云云。做得不好叫他下台，與是否擁護現有制度是兩碼子事。況且，七一出得嚟行的，怎會不對現有政治制度感到不滿！

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惡毒的國安法之餘，亦高叫董建華下台。當時泛民除了沉醉五十萬人上街的「戰績」，對於如何繼續運動的勢頭，達至最大政治效果，卻是毫無大志。當日到達政府總部後，也是乖乖離開，生怕稍作逗留，便會被認為不夠守法，不夠斯文，不夠理性。然而部分群眾卻不同他們一般見識，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董建華回應。

零三年七一由反惡法，演變成倒董運動，結果惡法立不成，董建華最終亦要「腳痛」下台。不過，泛民由始至終都在「保護」董建華，泛民的代表以及他們的輿論代理抛出一個制度論，說要針對制度不要針對個人，說替代董建華的不一定比董建華好云云。然而，倒董是否代表不要一個更好的制度？泛民卻從來不願去深究。

他們更不願承認，在中共一直不願意放手讓香港人高度自治的政治現實下，這種否定政治其實是比較有效的對應方法︰既然這個制度產生不了向廣大市民負責的特首，既然這個制度產生的特首只會著重小圈子的利益，他的施政必然與民意相違背，必然造成民怨沸騰。要減少他對廣大民眾的禍害，暫時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縮短他的任期。如果市民的力量能實現變相罷免注定不稱職的特首，也意味中共不得不「應酬」一下香港民意，至少在與中共政治搏弈中成功顯示一下庶民可以說不的力量，就如同其他地區的不合作運動，非暴力抵抗運動一樣，說穿了，就是被剥奪政治參與權的人民，沒有義務幫助現行制度運作暢順。

其實泛民口口聲聲要改變現有政治制度，取態卻矛盾百出。由董建華至曾蔭權，每逢特首答問大會，泛民議員都咬牙切齒，攻擊特首的施政。但另一方面，又說對百分之九十的政府議案投贊成票。既然對政府施政的百分之九十都認同，為何又覺得現有制度選出來的特首有問題？既然認為特首缺乏認受性，為何又百分之九十贊同他的施政？然後派出梁家傑一本正經的參與小圈子的持首選舉，目的不是去搞小圈子的局，而是給小圈子選民多一個「選擇」，變相為小圈子選舉背書。如此政治白痴，怪不得泛民越來越被民間社會所不齒。只是為了私利，可以隨時出賣港人基本人權的民建聯及其他親中共親權貴政客更等而下之，泛民才不至完全被人民唾棄。這是香港的悲哀！

七一之後，曾蔭權的老友鄭大班沾沾自喜，說曾奴才依然得到中共的信任，要轟他下台並不容易。但作為政治鬥爭策略，要求管治失效，推展政治改革缺乏承擔的曾蔭權執包袱，絕對是針對問題核心。若然年底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繼續自欺欺人，為何仍然對他的政權繼續留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