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為加沙發聲

示威人士於修頓集合

示威人士於修頓集合

參與這個活動可以改變些甚麼?參與這個活動是否為了心裡好過一點?灰記不知道。七月廿七日大約有四、五百人自參加這活動,有來自不同團體和個人,當中以信奉伊斯蘭教的南亞裔人為主,其次是華裔香港人,亦有外籍人士,公眾人物有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他是少有具國際視野的議員)和甘浩望神父, 是較少看到的跨國族抗議示威活動,抗議的對象是以色列政府。

除了作為國際城市,香港人應高舉一些國際公義外,在今年特別嚴峻的言論和表達自由受壓的「白色恐怖」陰霾中,包括新近網上資訊平台「主場新聞」因主要股東蔡東豪恐懼而突然停辦,更應堅持實踐各式各樣的權利,包括作為世界公民的權利。

全球有超過一百個城市先後舉行過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暴行,參加者除了阿拉伯人,亦有不同國族的人,包括猶太人。由七月初的空襲,到近日的地面襲擊加空襲,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一千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害,絕大部分為平民,當中百多名兒童,婦女亦不少。數千人受傷。以色列方面則有廿七名士兵攻襲加沙時被殺,三名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

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起初聲稱,因為哈馬斯在西岸殖民區擄殺三名猶太少年,所以空襲加沙進行報復。但美國的Daily Intelligency 7月25日報道,以色列當局承認那只是一個哈馬斯附屬組織的擅自行動,並非哈馬斯下令。這消息亦被BBC記者Jon Donnison證實。而哈馬斯最近才與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簽署協議文件,籌建聯合政府,結束七年以來的敵對狀態。有論者認為,哈馬斯不會在此刻作出如此愚蠢行動,因為此舉會令哈馬斯與西岸自治政府的和解落空。但內塔尼亞胡則乘勢利用此機會大開殺戒。

美國正統猶太教徒抗議以色列的好戰國策

美國正統猶太教徒抗議以色列的好戰國策

以色列此種對巴勒斯坦的長期佔領、封鎖,以殖民區切割西岸,令當地民不聊生(連清潔的食水也缺乏)的政策(數年前以色列單方面取消在加沙的殖民區,全面撤走,代之的是全面封鎖加沙,把加沙變成囚禁巴人的大監獄)。加上久不久以狂轟爛炸,地面部隊攻擊加沙,造成平民重大傷亡,藉以進一步震懾當地人民。正如已故美籍巴勒坦學者,Orientalism、 Covering Islam等書的作者薩伊德(Edward Said)所言,以色列和背後撐腰的美國長期以來所做的,就是要把巴勒斯坦人退化成不再思想,不再關心的行屍走肉,而由於生活太淒慘而覺得生無可戀,形成一種集體絕望。薩伊德稱此為一種「種族隔離」政策。

針對以色列的政策,全世界的示威者大致的訴求是立即停火、以色列結束封鎖加沙。更長遠的訴求是以色列退出西岸佔領區,及撤走殖民區,令巴勒斯坦可以真正立國等。

這類全球性的民間呼喊沒有即時作用,至於長遠有否作用?視乎各國人士的努力。以色列是富裕國家,每年亦從美國獲得數以十億計美元的軍援,比起肢離破碎的巴勒斯坦,基本上可以予取予擕。不過,長期國際民間壓力,有可能迫令當地政府作出一些杯葛以色列政府的行動。

說到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 灰記要說一個在此博客說過的小故事。七十年代末,灰記在加國留學時,暑假在當地的樂施會當義工,有 一天被指派往銀行,把抗議南非種族隔離主義,要求加拿大幾間大銀行取消借貸予南非政府的宣傳單張(傳單如提款單般大小),混入提款單中。灰記當時對南非種族隔離主義認識不多,但單單了解南非全國佔大多數的黑人被剝奪政治權利,已覺非常不公義 。其時,歐美不少國家仍與南非保持良好關係,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袖不是在坐牢便流亡海外,索韋托起義被血腥鎮壓不久,南非白人政權看來也很富裕和強大。

不過,經過全球民間的持續壓力,包括無數如灰記這類人的「小動作」,最終連最支持南非白人政權的英國和荷蘭政府,都不得不對南非實施全面制裁,令南非孤立於全世界。後來南非白人政府被迫宣布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反抗白人政府非洲人國民大會亦與南非白人達成「種族和解」。值得一提,可能南非黑人極痛限當年的種族隔離政策,現在黑人主導的南非政府為了抗議以色列的暴行,率先驅逐以色列大使。

示威人士最終在以色列領事館所在的海富中心外集會

示威人士最終在以色列領事館所在的海富中心外集會

但一個南非政府並不足夠。今日看來,全球民間杯葛以色列政府運動必須努力不懈地持續下去,才有機會迫令以色列政府,以及在其背後撐腰的美國政府放棄他們的政策,令巴勒斯坦人不再活在美以支配下的困局之中。

而香港是以色列在東亞的最大貿易伙伴,有參與者就提到,香港人可做的就是杯葛以色列產品,基督教徒可遊說其他信徒及教會,暫停前往以色列的宗教之旅,直至以色列停止其「種族隔離」暴行。當然,在香港要發起持久的杯葛以色列行動,一點不容易。在英美傳媒長期偏幫以色列的報道下,即使歷次「衝突」都是以色列以大量屠殺巴勒斯坦平民告終,佷多香港人仍自命客觀,採取以巴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看以巴問題,而不把巴人看成一個受壓迫的民族。

網上一些人把矛頭指向哈馬斯,指這個恐怖組織不理巴勒斯坦人的死活,不斷挑釁以色列,令以色列有藉口可以不斷攻擊巴勒斯坦人。有人甚至乾脆說不特別喜歡以色列政府,也知道巴勒斯坦人受苦,但支持以色列的行動,因為有以色列就沒有巴勒斯坦,有巴勒斯坦就沒有以色列。如果哈馬斯得勝,將會有更多以色列人死亡。

更有人嘲笑如灰記這類譴責以色列暴行的人,說只懂在網上自言自語,在道德高地喊話,以色列不會良心發現,死的仍是巴勒斯坦人。不過, 無論如何,巴勒斯坦人會感謝世人對他們的支持。

巴人一位參與七月廿七日示威的居港巴勒斯坦人,就表示有數百人出來支持巴勒斯坦人受感動。她在集會上發言指,巴勒斯坦人最大的困局是被佔領和封鎖,長期生活在不正常、被剝奪生計和希望的狀況下。她說,現在加沙超過一半人口屬青少年,他們生長的環境,令他們想像不到有任何前景,結果只能孕育心中的仇恨,覺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不少論者也提過,很多加沙人未必喜歡哈馬斯,但都贊成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砲。這當然有點阿Q,正如那位居港巴勒斯坦人說,那些火箭砲對以色列有 如爆仗。但她也認為,自己雖不贊成火箭砲,但巴勒斯坦人如此被佔領和封鎖,這種反抗也是legitimate。

她繼續說,如她這類不在加沙或西岸居住的巴勒斯坦人,在外國(她曾在美國反歐洲居住)很容易和猶太人做朋友,證明仇恨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當中以色列政府責任最大。對她個人來說,以巴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一國方案,即在一個國家內兩個民族都是平等的公民(現在以色列境內有約20%阿拉伯/巴勒斯坦裔公民,他們的待遇比猶太人差很遠,是以色列境內的二等公民。但生活在以色列總比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加沙和西岸好。他們大多贊成一國方案)。

一國方案,又令灰記想起臨終對巴勒斯坦前景憂心忡忡的薩伊德。他十多年前一本名為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OSLO AND AFTER的書,1993年奧斯陸協議沒有解決佔領區和猶太殖民問題,因此沒有帶來真正和平,對美國和以色列極盡忍讓的巴解領袖阿拉發特,空想著可以繼續和平談判,建立他的巴勒斯坦國,造其元首夢。但反而不斷被美以指摘對崛起的哈馬斯等極端組織,對巴勒斯坦人的起義 Intifada鎮壓不力,最終被以軍軟禁於拉姆安拉(04年鬱鬱而終。亦有不少醫學專家指他反毒死)。薩伊德呼籲巴勒斯坦人不再寄望於傳統的巴解組織或哈馬斯。他在結尾的篇章Emerging Alternative in Palestine寫道︰

「…一個新的世俗民族浪潮緩慢湧現,暫時很難說這是一個政黨還是陣營,但現在它是一個開始引人目光的團體,真正獨立及有廣泛代表性。主要代表人物是 Haidar Abdel-Shafi醫生和 Mustafa Barghouthi醫生…以及我自己(薩伊德)…在(灰記按︰2002年)12月中,我們聯署了一個聲明,該聲明在阿拉伯和歐洲傳媒有廣泛報道( 美國傳媒則不聞不問)。我們呼喻巴勒斯坦團結及扺抗,以及以色列無條件結束軍事佔領。…聲明最進取部分是聚焦於改革巴勒斯坦內部情況,最重要是加強民主;改革決策制度;…恢復法律地位和司法獨立…。最後及最重要訴求是要求新的議會大選。」

他還提到,以色列境內亦有數百名後備軍人拒絕前往佔領區服役,一些記者、社運人士、學者和作者繼續批評當時總理沙龍的對巴政策。薩伊德呼籲這些力量互動合作,為結束以色列軍事佔領巴勒斯坦而努力。

薩伊德當時已認為巴勒斯坦立國不切實際,轉而支持一國方案,指一國兩民族平等共處更能體現和平。薩伊德的轉變,顯示一個真心關懷自己民族的人,放棄追求國族虛榮,在現實的基礎上再尋出路的「智慧」與承擔。不過,他03年病逝,無法繼續推廣他的主張。

而Barghouthi醫生與眾多社會人士,包括薩伊德所組成的大聯盟Palestinian National Initiative(PNI),希望透過持續非暴力抗爭解決巴人的困境。

PNI一個不妥協的原則是,「只接受獨立於哈馬斯、任何原教旨主義運動和巴解當局的組織加入」,亦與一些以色列組織合作,抗議以色列在佔領區興建封鎖巴人的圍牆。

他們聯繫全民抗爭以色列的佔領,策略之一是,在以色列的封鎖、禁運、剝奪、打擊下,協助巴人留在西岸和加沙。因為只要巴勒斯坦人繼續留下,以色列的佔領行動便失敗,如果巴人都離開,以色列便成功。

不過,這種非暴力抗爭並不受以色列政府歡迎,Barghouti 醫生便不只一次被以色列當局拘留、毆打,膝部重創。2012年在一次示威中被以色列士兵投擲的催淚彈擊中面部,入院留醫。

兩年前,他接受訪問時說︰
「(非暴力抗爭)更有效因為可以吸引更多人,而非一小撮人參與。亦令到以色列再沒有藉口說他們是衝突的受害人,顯露現實的以色列其實是壓迫者、佔領者和種族隔離制度的創立者。」

他認為以巴問題有兩個解決方案,一個是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至少包括1967年前被佔領的土地及以東耶路撤冷作為首都,所有猶太殖民區必須剷平。或者一個不再只為猶太人而設的民主國家,所有公民都有平等權利。但他指摘以色列把他們困在棋局的一角,那裏甚麼選擇也沒有。當他們提出兩國方案,以色列仿效前南非白人政府,給他們如同南非解放前那些黑人聚居的貧困及令人絕望的homeland。而如果他們說,這樣的話,情願要一個一國兩族的國家。如此一來,他們又被指摘企圖毀滅以色列。

因此,Barghouti醫生認為和平進程已死,加上前所未有的增建猶太殖民區及奪取巴勒斯坦土地,大大限制了巴勒斯坦立國可行性。但他仍對非暴力抗爭抱很大希望。

而相信如果沒有國際強大的支持正義的聲音(主要來自民間),Barghouti醫生不會那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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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自由發聲的時候,不懂「必要的沉默」(修訂)

發聲與沉默不必對立,發聲的人未必以沉默為忤,沉默的人亦不一定討厭別人發聲 。土生土長此地的灰記不懂年度作家董啟章必要的沉默(必要的沉默原文),在這個沉默依然是基本權利的地方,倒覺得繼續發聲的必要,以免連沉默的權利也一併消失。

「語言的墮落」、「溝通之不可能」…都可能成為發聲的障礙,但發聲的最大敵人是基本權利的消失。權利消失了,一切必要或不必要的選擇也隨之消失。沒有人可以保證權利的永不消失,無權無勢的人唯有堅持發聲,在龐雜喧鬧中體現基本權利,似不可避免。

沉默作為一種權利的確重要,但沒有龐雜喧鬧,那種沉默只會是一遍死寂。慶幸這裡仍然是龐雜喧鬧,還未到達如面對納粹主義步步進迫時的道德考驗,但權利的逐步消失,至少逐步被收窄的陰霾卻開始濃罩。因此,在有自由發聲時,實在不能輕言沉默。因為當發聲不再是理所當然時,沉默也難獨善其身。

而這種發聲與沉默的死局,不久前才影響著千千萬萬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那時很多人沒有不發聲的自由,自願也好,不自願也好,都要發出同一種聲音。維持必要的沉默,不寫檢討書,不去告發別人,不去落井下石,需要無比的勇氣,也會帶來身心的痛苦和災難。那些曾經地位「崇高」的作家/知識份子,一個個走進「牛棚」,接受改造,沒有發聲的自由,也沒有不發聲的自由,沒有沉默的自由,也沒有不沉默的自由。 一些人最終選擇死亡來回應比當今很多文學家所面對的非人化unbearable百倍的現實。

而比必要的沉默更艱難,更不可能的是堅持發聲的自由, 極少數拒絕同一種聲音,要發出自己聲音的人, 當中大多都付出生命的代價,不少人被迫瘋,或者被迫瘋後被殺掉。那種瘋狂和死亡的狀態並非文學的想像,而是活生生的歷史。

直至今天,在中國大陸發出不同聲音也非理所當然,很多人因此被監視、軟禁、以至判刑。幸而今天很多不想發出同一種聲音的人,還可選擇必要的沉默。

但是不是人人可以如此?也未必。被認為叛逆的西藏僧侶便一再被迫「發聲」,被迫「愛國」,連在宗教裏尋求必要的沉默也不可能。

而那個曾經大規模剝奪沉默/發聲權利的中共政權,也開始把他們在大陸的作風,移植/影響這個城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聯辦以至一些中資機構,甚至煤氣公司等不是向在香港留學的大陸學生,以及向員工派發反佔中的簽名表,要求簽署。雖未至如大陸以往曾發生的不可以沉默,一定要發聲,否則後果嚴重。但一些學生和員工已表示感受到要簽名「發聲」的龐大壓力。

因此,在這個未完全被同化的城市,此時此刻,灰記只懂自願發聲無比重要,不管是怎樣不堪的聲音,可笑的聲音,粗鄙的聲音,蠻不講理的聲音…只要出於自由意志而不是被迫表態 ,也值得慶幸。只要還可以自由發聲,必然有不同於,甚至針對不堪、可笑、粗鄙、蠻不講理…而發的聲音。

意見紛紜、政見對立,雜音、噪音等乃平常事,語言的變化,好的壞的,每一個社會都會發生。此時此刻的香港的確撕裂、對立氣氛嚴重,但發聲是否只變成單純的表達立場,沒有深入的說理陳義,顯然不是。

至於發聲者是否已形成一種道德「霸權」,指摘沉默是罪,更是言過其實。改編自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問誰未發聲》充其量是泛民為民間公投的一種訴諸感性的軟銷,一種gimmick,創作人和泛民想也沒想到歌曲是要求人人表態,也沒有如此能耐。

正如灰記開首所言,發聲與沉默相輔相成,了解發聲意義的人,絕不會踐踏沉默的人,因為很多時沉默的人都是處於弱勢,即使他們想發聲,也沒有人願意聽。一些所謂同情"弱小"的聲音,就是為弱勢無可奈何的沉默而發。

任何開放社會(香港依然算是其中一個),不能阻止發聲被濫用。語言的不斷「墮落」,也由來已久,不是始於今天,也不單只香港。商品化、消費主義、快餐式文化、長工時令人疲於思考,當然有也政治的「污染」…,一些簡單的、吸引眼球的、耍小聰明的言詞大行其道。所謂廣告式字眼,希望一句說話總攬一切。這一切,第一位華人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討厭政治的高行健,早有著墨,他十多年前在香港也提出過文學遠離政治、商品的「污染」,不為「政治」服務, 他的立場未必人人同意,但乾淨俐落。

文學家有文學家的執著,但流行的用語,「污染」的用語,是否皆一無是處。灰記就覺得「語言偽術」的確傳神地捕捉了梁振英,以至一些特區官員愈來愈「統一」的說話技巧和語言特性。至於說到「暴力」兩字被不斷濫用,譬如「議會暴力」,也其來有因,最近期的例子是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在建制派佔大多數的議會下,任何議案、規則都可以輕易通過,包括縮短議員發言時間。不但如此,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隨意剝奪議員的發言權,那些受影響被迫遷的居民的理據,一些獨立專家學者的意見,政府和建制議員全不理會,霸王硬上弓,強行通過撥款。

這些堂而皇之在議會粗暴通過的法案,主流傳媒通常一句獲大多數議員贊成通過,好像這些議員代表了全香港大部分市民,實情在功能組別議員的把持下,最多市民支持的泛民議員反成了少數。而通常這些極具爭議的法案,總有反對的市民在立法會外表達政府總聽不入耳的意見,當中一些市民按耐不住做出推鐵馬,撞門的動作,這些行動常常被主流傳媒形容為暴力衝擊,卻很少提到政府和建制議員合謀,對市民生計生存的粗暴剝奪,於是有人把這種形容為議會暴力,也是無可厚非。

最重要是,「語言偽術」、「XX暴力」的「濫用」,並沒有妨礙一些願意深入探討問題的人繼續說理。至於有公眾人物說話「比喻不倫」或「誇張」,並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看不過眼的,可以撰文反駁指正,忍受不了發聲的龐雜喧鬧,大可不參與其中,尋找他心目中的恬靜,或「必要的沉默」。但實在沒有必要像仙人般走進凡間, 如導師般指指點點,這個詞用得不好,那個詞用得不好, 然後哀嘆這群凡人「對語言的忠誠或至少是尊重的大規模淪落」,取笑凡人發聲的徒勞。

平汪再說,公眾人物是否比喻不倫,也屬見仁見智。就以梁愛詩以交友來形容中港關係,富豪第三代羅寶文以拍拖來形容中港互動為例,一些作風嚴謹,「憂國憂民」的人其實也有過類似的比喻。今年去世的西藏共產黨創辦人平措汪杰(平汪),是中共體制內對西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命運極關注的人。他臨終前在家人協助下完成,在香港出版的政治遺囑《平等團結路漫漫,對我國民族關係的反思》一書,就認真地以婚姻來形容大陸中央政府與各地域民族的「平等關係」,他說婚姻法內的離婚權,是要保證夫妻平等互愛,否則受委屈的一方有權提出離婚。他是要提醒仍聲稱信仰馬列主義的中共,不要忘記列寧講過的民族自決權(即有權決定是否加入或離開一個多民族國家)。他有感於中共長期不尊重各民族的獨特歷史和文化,不是平等互利的看待各「少數民族」,而是以大漢沙文主義(於夫妻關係而言,就是粗暴的大男人主義)對待各「少數民族」,而一再提醒中共早已忘掉的各民族的自由抉擇權。

事實上,中共慣用的統戰術就經常強調交朋友,把統戰對象暫且看成朋友,客客氣氣,甚至表現尊重。到了對象脫不了 /要依賴中共,即所謂已成了「我的人」時,便露出以我為主(或平汪所講的沙士主義/大男人主義)的真面目。因此,作為中共地下黨員,梁愛詩的交友論是有感而發的坦白,並非胡亂比喻。

最後,回應一下文學家以必要的沉默,以對應這嚴苛的現實。灰記想到了比香港或其他開放社會嚴苛得多的西藏,那裡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自焚來回應,過程中有人默默忍受被火燒的無比痛楚,有人痛苦地呼喊,不少人留下遺言。

灰記不知道這是否必要的選擇,也無資格歌頌或低貶這種選擇,只知道歷史上,從未有過幾年間有那麼多人選擇自焚這種結束生命的表達方式。而自焚的選擇,至少說明兩點,第一,發聲和沉默都不再是可行的選項,第二,嚴苛的現實已變得unbearable。

對於百多名西藏人選擇了最「極至」方式,「超越」所有文學的想像–真實的死亡, 來回應現實的非人化,仍可自由發聲的灰記沒有選擇沉默。於灰記而言,在西藏人不能自由言說的困境面前,沒有沉默的權利。

當然,灰記常要為發出有意義的聲音而感無力。無力不是因為如文學家般受不住語言的「純潔」被「污染」,無力是因為希望參與理解和討論紛亂/嚴苛/撕裂的現實越感吃力。吃力在於認知的不足,想像力的貧乏,意志的淪喪,與人無尤。

 

在香港看西藏電影 (2)—一個境內藏人的宣言

「我不是要拍一部廣為人知的娛樂片。這部影片反映了西藏人的困境—無助而沮喪。」

Leaving Fear Behind(不再恐懼/無畏),這部由境內藏人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拍攝的記錄片,是當知項欠和他在藏東相遇的藏人的一次集體宣言。他由07年10月到08年3月在藏東採訪了108個藏人,主要問他們對中國主辦奧運會的看法,但亦有很多關於西藏現況的感想和看法。
當知項欠和協作人比丘久美喜措拍攝完畢沒幾天,就被中國公安逮捕。09年底,於青海以「分裂國家罪」,判監六年。他及時把毛片運往瑞士,由當地的「為西藏拍攝」前輯完成。

當項片除了採訪,亦穿插不少他向著鏡頭的獨白,也是他入獄前對自己故土的最後宣言和感受吧︰

「現在中國常說,他們在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和語言,他們一直向全世界發放這訊息,為此成立了很多機構和部門,然而他們說的和做的完全是南轅北轍。如果他們真的想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和語言,他們就應該把住在藏區的漢人撤走,在整個藏區必須實施和使用西藏的文化和語言,否則談何保護。不可能。」

「他們以建設文明城鎮為藉口,很多西藏人被強制搬遷。這些地方的建築從外表上看去很好。外人或許會認為西藏人得到非常優厚的待遇並且生活很幸福。而事實是西藏人不能自由地說出他們遭受的苦難。」

事實上,拍攝這記錄片不但自己冒風險,受訪者也承擔說真話的風險。他在旁白中亦點出拍攝最主要的困難之一,是與人們面對面卻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不過,很多受訪者對他說,如果他能將影片送給達賴喇嘛,他們那怕付出生命也不後悔。當他向受訪者說可以遮蔽他們的樣貌時,他們說,如不以真面目示人,給中國人看了便沒意思。顯示了決心和無畏。

轉經輪然後他隨著一個推著轉經輪的婆婆來到一個小寺院,一群長者秘密聚集,看達賴喇嘛接受美國國會金質獎章。看著這個場面,老人不是膜拜便是抺眼淚。有老人說,只要能死前看一下達賴喇嘛,100只牛和1000只羊也抵不過。一位老婆婆不失幽默,說如果達賴喇嘛能回到西藏,會高興得跳進河被淹死。然後一個長者說,達賴喇嘛回來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但難以實現,跟著便哭起來。

鏡頭到了室外,一個年輕的女牧民對著鏡頭說,達賴喇嘛回來就是我的心願,說罷笑著轉身便走。然後一個男子打開鏡箱的門,裡面全是達賴喇嘛的相片。他說曾放在廳上,被警告不能展示達賴喇嘛的照片,現在只能偷偷收藏。

達賴喇嘛是很多西藏人的核心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灰記也曾因公於07年10月(與影片拍攝初期同一時間),同樣到藏東採訪。當地人很少願意主動跟漢人遊客交談。負責接載我們的司機跟我們混熟以後,知道香港跟大陸不樣,便主動向我們說出心裡話。他說他們內心是恨著漢人,至少八成以上藏人的心是向著達賴喇嘛的。我開玩笑說,你這樣說不怕後果嗎?在旁的一個藏人政府宣傳人員,裝作甚麼也沒聽到。他的表情灰記解讀為默認司機的說話,畢竟他們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

前文談《對話》,內容講到達賴喇嘛對「投身」中共的阿沛阿旺晉美的看法。這影片亦有僧侶透露藏人官員被威迫利誘反對達賴喇嘛。中共要求這些官員在文件上簽字畫押,以顯示忠心,答允在公開場合表示不歡迎達賴喇嘛回到西藏,換來物質的犒賞。

有僧侶乾脆說,達賴喇嘛不在西藏,根本談不上有宗教自由。這令灰記想起最近揶揄提前佔中的學生的基督教聖公會主教鄺保羅,他曾說過中國宗教自由沒問題。不知他聽到這些普通西藏人的說話會有何反應?西藏佛教和新疆伊斯蘭教固然受嚴厲打壓,大陸內地希望獨立於官方組織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活動亦受打壓,談何自由。

而鄺保羅並非在中共威迫利誘下說出這些話。這些香港宗教領袖,以至香港其他領域的「領袖」,灰記不理他們是否為個人利益著想,這種千方百計要順應中共當權者,妄顧中國大陸無論藏人或漢人的生存狀況,以為這樣才能讓社會和諧的想法,終將會把香港僅存的自由與自治斷送。而香港社會的上層正充斥著這些人。

回到影片的「主題」,普通西藏人對京奧的看法。中國爭辦奧運會,與達賴喇嘛代表談判,曾令西藏人有過「遐想」,西藏的局面會有所改變。但…

一位女士說,西藏人沒有獨立和自由,中國人有獨立和自由,她不想看奧運會;一位在路上的僧侶說,奧運會應該支持和平與自由,西藏人沒有和平與自由,不想看;一個青年乾脆說,達賴喇嘛參加這屆奧運會是千千萬藏人的心願;一位僧侶如此總結,原本很高興中國能主辦奧運會,因為中國答允會保障中國地區和西藏有更多民主、自由、基本人權。但中國獲得主辦權後,甚麼也沒有改善,而且壓迫愈來愈大。

對很多藏人來說,壓迫發生在每日的生活當中。有牧民說,政府大量圈地,不准放牧,把藏人遷到一個地方圍起來。他們會支付補償金,不接受就說你違法。他們把土地放滿荊棘,令它長不出農作物,目的就是造成一種西藏人無法生存的環境;另一位牧民說, 中國人就要外界相信西藏就是窮困,需要他們援手。但其實西藏有的是土地及豐富的資源。他們就像哄孩子一樣,哄我們搬遷。目的要開發我們的資源。

西藏人與香港人同樣面對粗暴的規劃和發展,但西藏人要抗爭更困難。此外,他們更面臨重大的語言和文化危機。一位青年說,一個西藏人便有十到十五個漢人,到處都說著漢語,談甚麼保護西藏語言和文化。

文化班影片末部,採訪了一個為牧民開辦的非官方文化及語言學習班,由一個二十歲青年發起。他的目的是希望藏人親如一家,希望不懂藏語和文化的人可以有機會學習。一位婦女讓兩個孩子來這裡學習,希望孩子掌握一些技能和藏語。

這個學習班令灰記想起西藏官方愈來愈傾斜漢語的所謂雙語教育政策,愈高班越愈少用藏語。最近藏人作家唯色發現一些政府的工作證,漢字部分沒錯誤,藏字部分有超過20%的錯字。她苦笑道,超過20%錯字應該考試不過關。

這宗「小事」反映藏文的嚴峻處境,一是西藏人的藏文水平在官方偏漢語政策下沒落,二是政府部門也懶得請一個有一定藏語水平的老師校對一下,覺得藏文有錯字沒有甚麼大不了。想當年港英政府,中文翻譯的政府告示可能文法有些古怪,但絕不會發生錯字的情況。這顯示中國殖民者對當地語文的鄙視到了一個甚麼程度。如果連藏人也習以為常,後果如何,不難想像。

謀生途徑、語言、宗教、文化面臨如此衝擊,西藏人無助與沮喪可想而知。如果說香港現在面對中共愈來愈粗暴的干預和衝擊,西藏可能已進入民族和文化「生死存亡」之秋。

片末導演呼籲所有西藏人,無論境外還是境內,都要思考如何讓西藏回到西藏人那裏,不能靠一人之力,必須大家同心協力。「我們不要求完全獨立,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我們的主要主場,循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不知道有多少西藏人看過這影片,是否有受「感召」?當知項欠六月出獄,正在調養身體。零八年至今,西藏情況不斷惡化,已有超過一百三十名西藏人自焚。除了自我犧牲,西藏人心中的憤恨還有甚麼出路?

在香港看西藏電影(1)-對話

七月九日,1908書室一連播放幾部西藏電影,其中包括《對話》和《無畏》

七月九日,1908書室一連播放幾部西藏電影,其中包括《對話》和《無畏》

不經不覺,香港人為西藏而舉辦的活動已經過了幾年。早幾年的「香港與西藏同行」,以至現在七月七日至十一日的第二屆「西藏電影節」。不知這幾年,又有多少香港人對西藏人的處境多了關注?

寫這篇文章時,正值藏人作家茨仁唯色及其丈夫王力雄從蒙古旅遊回京,被中共國保短暫軟禁兩三天。唯色在facebook留言,說軟禁目的應該是為了阻止她前赴美國使館邀請的晚宴。她因為與另一位郭建梅律師同獲「國際婦女勇氣獎」而獲邀參加這次(七月九日)晚宴。

當然那些「大中國愛國者」會說,為何一定要參加美國使館的晚宴,這分明是勾結外國勢力,當 了美國人的棋子。你中國駐外使領館不也是與當地民間有交流, 也會宴約一些當地有代表性的人吧,人家會否禁止這些人與你中國交流,說他們勾結外國勢力呢?這是赤裸裸的踐踏人權,在中國無日無之。

一位電視台的舊同事跟進報道這件踐踏人權事件,致電灰記詢問香港有否了解西藏的「專家」,可以評論一下事件。灰記衝口而出,介紹了這次電影節的講者之一,張耀良大律師,他是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執委。結果由於張大律師不在香港,接受不了採訪。灰記後來再想想,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不是在香港嗎?也是這次電影節的講者之一。不過,電視新聞電光火石,當我再和舊同事談起滕彪時,他說已完成了剪輯,有當事人唯色的回應,沒有第三者評論。

灰記說出這個小插曲,第一,要再一次提醒香港人,大陸異議者的惡劣處境,而唯色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是其中一個了解西藏現況重要途徑;王力雄過去幾年其中一項努力,是致力於大陸漢人與藏人,以至維吾爾人的溝通,希望盡可能消解雙方的誤解與仇恨,將來中國發生甚麼變化也好,可以避免種族流血衝突。如果這個政權進一步不理智,用更嚴厲的專政手段對付他們,令這些僅有的漢人、西藏人和維吾爾人橋樑被拆掉,只會令民族仇恨的消解更無望,流血衝突變得更難以避免。

第二,也和第一有關聯,這次電影節播出的其中一部電影,是王我於今年完成的《對話》,講的就是王力雄(唯色也在片中出現)如何透過互聯網科技,成功舉行一次漢人與達賴喇嘛的對話。而其中一位對話者就是這次電影節的講者滕彪,另一位是江天勇,也是維權律師,他們代表網民向達賴喇嘛發問。

《對話》灰記較早前已在YouTube看過,這次是第二次看。對於關注西藏,以至大陸「少數民族」處境,以至中國的狀況的人,看這部電影可說「百感交雜」。 在陰冷的北京,王力雄與唯色這處看上去溫暖舒適的住家,2011年春節,曾經發生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件,由王力雄主持,滕彪和江天勇負責發問,達賴喇嘛負責回應,一場中共禁止的藏漢對話就在中國境內,也在中國境外展開。

灰記印象最深刻是這幾位漢人對這位藏人的尊者的尊崇(唯色看到自己的尊者感動得落淚更不在話下)。而達賴喇嘛亦不失幽默,說如果大家能嗅到對方的味道,便真是在坐在一起了。

儘管灰記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也感到達賴喇嘛的charisma,不是靠威嚴,而是親和力。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把從網民提出的三百多條問題中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幾條,回答得很清楚之餘,亦留給聽觀眾想像空間,例如對09年逝世,被一些西藏人視為賣國賊的阿沛阿旺晉美評價,說他雖然在中共體制內說了一些違心的話,但他內心仍是關心西藏民族的命運。

他說,阿沛阿旺晉美1951年代表噶廈政府,在沒有知會達賴喇嘛下,在北京與中共簽訂「十七條」之後,回到拉薩向他說,他在協議上只簽了自己的名字,沒有政府蓋章,可以不承認。他說,從這件事中,可看出阿沛阿旺的西藏心。(當然,在軍力懸殊下,達賴喇嘛為了避免流血的「武力解放西藏」,只能同意「十七條」)。

灰記對這段話比較有印象是因為偶而會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境內藏人高層,聲色俱厲地大罵達賴喇嘛是「分裂祖國的魔鬼」,不知這些高級藏人是否內心深處也有一顆西藏心,祖國對他們而言是甚麼?

有人問到達賴喇嘛曾說過西藏的政治問題可以拖五年、十年,但生態環境的破壞不能等。達賴喇嘛表示對西藏生態環境嚴重受破壞憂心如焚,但對中共和漢人一意孤行的做法沒法阻止。灰記能想像他跟境內很多藏人一樣,內心相當焦急和痛苦。

又有人問到,如何可以約束流亡藏人的激進勢力。他答道,他的中間道路,即留在中國實行真真正正的自治,並非每個西藏人都同意。西藏青年會便主張完全獨立。他說自己已經退出政治平台,不再擔任流亡政府的任何職務,而流亡社區是民主社會,大家有權提出自己的主張。

灰記相信,在中共心中,藏青會必定是「達賴集團」的其中一支。總之習慣了一元化,習慣了專制的中共,不會理解達賴喇嘛,或其他民主社會紛雜的主張和意見。總覺得全世界都在陰謀顛覆中國,或以「顛覆」作藉口,維持其專制統治。西藏人爭取宗教自由如是,香港人爭取民主如是。

達賴喇嘛又提到,中共向外宣傳他「惡毒」阻止/破壞北京奧運會,他反駁不只一次公開支持北京奧運會。在中國仍爭辦奧運會時,他便曾在美國公開說,支持北京取得奧運主辦權。這又令灰記想起08年奧運「聖火」在香港巡遊時,港大女生陳巧文在尖沙咀為西藏人高舉雪山獅子旗,不一會就被如臨大敵的警察包圍,不讓雪山獅子旗在電視螢幕出現。

在這場對話結束後一年多,12年底,王力雄在影片中再接受訪問,提到一年多前,在官方不打擾的情況下,成功舉辦那次對話。但那次對話只是開始,本來希望開展多些藏、漢民間與民間之間的對話,可惜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滕彪等的一批維權律師被失踪了很長時間,被拘禁期間受虐待。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唯有無限期擱置對話。

隨後,王力雄提到藏人自焚這種最激烈的自我犧牲手段,是在境內聲音完全被壓制下觸發的。他回到達賴喇嘛在對話中講過的支持北京主辦奧運會,說很多西藏人曾寄望京奧能改善西藏的狀況。京奧舉辦前六年,達賴喇嘛的代表努力與北京的代表談判,希望西藏有所改變。但經過六年的努力,一點成果也沒有。談判完全是中共的國際公關手段。

08年三月,達賴喇嘛沮喪的宣布談判失敗,沒有任何成果。境內一些藏人知道這個消息後極憤怒,期待多年的良好願望落空,中國人再一次欺騙他們,於是便爆發示威抗議浪潮(包括那次被中方電視台極度渲染的「拉薩騷亂」)。中共則採取強硬措施,禁止任何有組織活動,寺院和僧侶被嚴密監控。個別人士的個人行動,那怕是散一下傳單,喊一聲「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軍警便出動把那人帶走。任何聲音都被禁止。

王力雄說,在這情況下,藏人只能想到自焚這種震撼性舉動,惹起國際關注。但國際關注也走到盡頭,過去達賴喇嘛成功把「西藏問題」國際化,能做的已做盡。王力雄說,沒有一個國家會為了一些價值,不惜犧牲本國利益。因此,流亡政府要走出新的道路。

而這條新道路,就是王力雄設想的落實基層自治。好處是有「法律保障」,可利用合法維權的方法爭取基層自治。只要每條藏人村落實行了自治,聯繫起來的更大範圍的自治便有可能性。灰記相信王力雄不至於天真地認為中共黨組織不會操控基層農村組織,但在沒有其他任何改革可能性之下,是否值得藏人去嘗試?不知道多少藏人聽過他的這個構想,又是否認同?

影片結尾部分,王力雄仍在構思藏、漢、維吾爾人對話溝通的可能性。那個時候(13年初)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仍未被拘禁,王力雄和唯色到中央民族學院和伊力哈木見面,仍然能夠自由交談。他們談到新疆「七五」事件,伊力哈木談到維吾爾大家族傳統,常被漢人官員走來查問,這個是誰,那個是誰,誤會聚眾鬧事。他笑說自己家族就有三十多人。交談中,一名陌生人走來問他們談什麼,他們反問這人是誰,是否學院的人,那人說不是便走開。他們推測這是其中一個監視者。

而影片結尾用文字說出伊力哈本土赫提於今年一月被帶走,然後以「分裂國家」罪名被拘捕。

在影片下半部,王力雄提到一個令人十分擔擾的情況。他說12年曾到德國慕尼黑,帶著維吾爾朋友的介紹書,希望拜訪當地的世維會,但對方拒絕與他見面。他說,像他這樣一個最能了解維吾爾人想法的漢人,有朋友介紹,也拒絕見面,即表示維吾爾人組織已經完全放棄與漢人溝通,覺得屢屢受漢人欺騙。他們等待的是一個中國動亂的時機,便能以暴力方法獨立。王力雄想像,這情況出現的話,不會如現在的所謂恐襲,而是民族仇恨的總爆發,將會是血流成河。他哀嘆這完全是中共專制者的愚蠢,不斷製造矛盾、對立的結果。

而西藏人會否在毫無出路下,也走上維吾爾人的「恐怖主義」道路?另一部由境內西藏人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冒著坐牢危險而攝製的紀錄片Leaving Fear Behind(無畏),當中有很多西藏老百姓的心聲,再談。

七一漸變

七一遊行人數創紀錄,不用警方、港大民調及政府「確認」,參與遊行及留意四方八面影片及圖片的市民心中有數。一個地方如果至少七分一人口走出來,表達要求民主的清晰訴求,必然會有後續,例如群眾和反對派會繼續佔領政府總部和或廣場,迫令政府答應人民的要求。

而通常有超過七分一人口出來遊行,表示這個國家/地區的政權已經徹底失去民心,即使利用軍警死撐,也不撐不多久,政府領導最終都被人民轟下台。當然,直至被轟下台的前一刻,當權者都會用盡種種方法維持其統治,有些希望用巧言欺瞞群眾,例如「承諾」局勢穩定後舉行大選之類,有些索性鎮壓。於是,一段時期的流血衝突,白色恐怖,甚至酷刑、黑獄也在所難免。因為當權者「被迫瘋」了,即使人民如何理性非暴力,國家機器不會手下留情。不過,所謂民心所向,很多時這些執意與民為敵的當權者,亦會眾叛親離,軍警最後一刻抗命亦時有所聞。

當然歷史沒有寫包單,人民抗爭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到目前為止,發展地區民主轉型成功的例子並不算多。 人民最終勝利只是一種信念。

香港的確特殊,七一遠超五十萬人遊行後,沒有反對派膽敢擔起大旗號召群眾繼續佔領廣場,要求馬上落實公民提名真普選及要求完全管治無能的梁振英政權下台,香港亦不如外國,爆發流血衝突,造成死傷。這一點灰記理解,因為香港人面對的不只是梁振英政權,而是他背後「龐大」的北京政權。這個北京政權有血腥專權的傳統,有過百萬的軍隊,反對派還沒有人有膽識當第一個「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姬」,或者第一個魏京生、李旺陽、劉曉波…測試中共嗜血的底線。

這是香港人的「幸運」,因為不會為政治付出血的代價,也是「缺憾」,因為香港人成了另類政治侏儒 。十幾年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保障」下,香港 人習慣了「耐心的等候」,「被動的爭取」,為的只是選出一個向市民問責的政府,一個代表市民監督政府的議會。但這種等候竟也愈來愈像等待果陀。

不但如此,朝著向市民問責政府,代表市民監察政府議會相反方向的管治手法和議會文化變本加厲,這種轉變近兩年尤劇烈。傲慢行政主導,即行政霸道,連同如橡皮圖章,夠票就郁的立法會,香港人在不同政策和法案中,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被矮化的滋味。

香港人沒有主體意識(只因中國人的包袱) ,香港的政黨沒有執政意識(只因中共不容許),香港的反對派不敢抗爭(怕被人批評暴力,怕與中共完全鬧翻),這些都已屬老生常談。脫離了港英殖民統治,卻擺脫不了「子民化」的被殖民意識,擺脫不了另類政治侏儒的命運。

只有個別人士例外,例如劉山青,他在八十年代初英國人跟中共談判前,到大陸串連民運人士,那時鄧小平已經決定把一批民運人士重判,劉亦被中共抓捕判監十年,他沒有想過要獲得減刑而認罪求情,把牢坐到底,比一些大陸政治異見者更硬淨。

灰記總覺得,劉山青的經歷很有象徵意義,第一,香港的民主化始終離不開大陸的民主化,不是香港要依賴大陸的問題,而是兩地的民眾都面對同一强權,只不過大陸人直接面對,香港人間接面對但亦愈來愈變得直接。第二,香港也有勇敢直面中共強權的人。

學民特首辦前的螢光棒,被批評不環保

學民特首辦前的螢光棒,被批評不環保

說回七一,一群年輕人的「不甘心」,在成年人依然思前想後時,決定為抗爭踏前一步,學聯的大學生與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兵分兩路,中學生前往特首辦等候梁振英上班,向他表達訴求,大學生在遮打道通宵守候,預演佔中。

 

第一次清場前一刻

第一次清場前一刻

青年學生和普通百姓的「義舉」,令本地政治文化出現微妙的變化,雖然只是一個開始。一些政治人物,如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梁耀忠、何俊仁及幾名年輕區議員,無論抱著甚麼心態也好,願意與抗命的群眾一起被捕,而不是袖手旁觀,怎樣說也是一種進步。

而七月三日,泛民議員向前來答問大會的梁振英高聲抗議後離場,亦屬首次。可惜的是,他們迅速煞有介事的譴責黄毓民擲玻璃水杯,客觀效果又再次與梁振英和建制派站在同一陣線。

要知道,梁振英在此時此刻是反對政治針對的總目標,泛民不是在第一次見記者時,曾一度高喊梁振英下台嗎?即使黃毓民行為過了火位和不智,泛民也絕無必要去保護梁振英(泛民譴責暴力客觀上就默認梁振英是暴力的victim),保護一個推動行政暴力和議會暴力的人。灰記想起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被台灣民眾潑漆油的事,覺得大快人心,是台灣人向中共甚麼台灣前途十三億中國人有決定權的霸道(先不去説十三億中國人民在中共專權下,連基本人權也不保),是對中共高高在上的跋扈憤怒的回敬。而梁振英就是中共小小的一伙。

連政見屬保守的盛智文,也沒煞有介事的譴責暴力,反而揶揄說,如果他是梁振英,被擲杯會一笑置之。一個屬建制的外國生意人,可能真的受過民主的洗禮,更在乎執政者的胸襟,反而香港那群泛民的潔癖顯得有點幼稚。如果泛民有心做成熟的反對派,實在要好好想想他們在反對什麼。

無論如何,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以後,香港的政治會跟以前不一樣。關鍵還是市民的「覺醒」,不再犬儒式的「和理非非」,而是了解抗爭的意義和代價。而當晚有不少普通市民願意與學生一起公民抗命,亦顯示民心思變。

至於一些警察使用不必要的警力和武力清場,把被捕的五百多人羈留超過半天才放人,跟著政治檢控主辦七月一日日間遊行的民陣負責人、司儀,連司機也不放過(不排除政治檢控陸續有來),北京官媒繼續狠批「佔中演習」及七一遊行,梁振英不但漠視市民的訴求和憤怒,還批評佔中预演浪費警力,可視為中共直接指揮梁振英政府所帶來的改變,即大陸的專政意識及下三濫手段在香港顯現。

香港人大概也要面對拖延真正民主改革的「虛假普選承諾」,以及繼續反抗者的被鎮壓,沒有甚麼幻想餘地。

如果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人劉山青是為了「真正共産主義革命理想」自動送上門(劉當時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今天眾多開始拒絕「子民化」,拒絕當另類政治侏儒的香港人,終需面對中共以種種形式的「君臨」此地。 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包括灰記,避無可避的考驗已經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