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也不止十二年

二零一一年一月廿九日傍晚,中環遮打花園聚集了近一百位人士,紀念十二年前香港終審法院的勇敢與正義。

十二年來,每年這一天,遮打花園都會有這樣的聚會。年復一年,聚會由媒體事件,逐漸變成只有居權家長/子女,以及少數支援團體及個人所在意的事。

不過,今年的聚會再次吸引個別傳媒的目光,因為十二年後,特區政府終於讓這群由孩童期等候到成年,甚至中年的港人子女,可以輪候來港。個別在主流傳媒工作的記者,依然沒有忘記當年居權家長/子女由希望至失落的起跌,沒有忘記主流社會的自私短視,沒有忘記特區政府的罪行,他們希望製作專題故事。但又有多少空間讓居權人士訴說這十二年的傷痛與苦澀?其實傷痛與苦澀又何止十二年,九七前他們已在內地等待,等待跟父母一起生活。記者又有多少空間揭示特區政府的無恥?

灰記依然記得,零二年港府要遣返那些被剝奪了居留權的港人子女,個別的電視專題敢於逆主流,作出較同情居權子女的報道,他們包括港台《鏗鏘集》、無線《檔案》以及有線《時事寬頻》。那年臨近遣返,居權家長及子女在遮打花園露宿抗爭,但換來的是市民的歧視、辱罵,主流傳媒的抹黑。總之「一句講哂」︰「佢地點解賴死唔走」?那幾位原本相互認識的專題記者有時在場相遇,大家像有責任要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的默契,而這種責任感卻不容易在主流傳媒發揮。有時大家相視無奈,為甚麼同是移民/難民之後,大部分港人會變得如此冷酷自私?

灰記最印象深刻是在街上看到居權青年宣講他們的困境—權利被剝奪,在大陸一直都沒有任何途徑可輪候來港時,一名與他們年紀相若,西裝畢挺的男士,憤怒的指罵他們,說甚麼這裡不屬於他們,人大釋法清楚表明他們沒有任何權利,不要「賴死」。此君完全不去反省為何大家的父母同是香港人,面前的居權青年偏不屬於這裡。看著西裝青年理所當然的態度,灰記知道特區政府和主流傳媒的洗腦是如何的成功。

當年那幾位記者都不相信一百六十七萬的謊話,甚至認為要迎接一百六十七萬港人內地子女,也是政府應有之義。今年一月廿九日晚,兩位當年在場的專題記者重遇,話題依然離不開那天馬行空的一百六十七萬,不約而同直指當年的董建華及眾高官,包括已忽然民主的陳方安生,均欠下居權人士一筆債。

在居權家長/子女不屈不撓,年復一年的爭取,這筆債現在有了償還的曙光。港府早前宣布單程證餘額可供「超齡」子女在內地申請單程證來港,還要規定第一批申請人,其父或母於七九年之前領得香港身份證時,必須未滿十四歲,如果父母過世,便沒得申請。要還債還要諸多限制,特區政府真是「惡債仔」!要知道,這原是他們應有的權利,不是施捨,特區官員不要搞錯!

「等了十二年的家庭團聚,夠未?」一直協助居權人士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孔令瑜,寫了一篇文章指出這個「惡債仔」的「補償」嚴重不足與不公。一月廿九日晚上,孔令瑜亦如常在聚會上號召居權家長/子女繼續堅持,直至所有港人子女的權利得到確認為止。一直以絕食、靜坐方式支持居權人士的甘浩望神父,今年不再絕食,令關心他健康的人放下心頭大石,他以歌聲慶祝遲來的「補償」,但不會忘記還有20%左右不受惠「新政策」的人,會繼續跟他們一起爭取。當晚來參與集會的還有宋啟文神父、陳日君樞機、陸漢思牧師、張超雄、何秀蘭議員、梁國雄議員、街工、基層勞工、居留權大學、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居權家長/子女未完的路程不至完全寂寞。

早前保安局局長說,「新政策」會令萬計人士(即不足十萬)可申請來港,再加上「不合資格」的20%,頂多十二萬人。任何有魄力,願意以民為本的政府,都應該會很快處理好。當然香港政府會把責任推及大陸政府,說單程證是由內地政府審批,但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心態,與當年極不負責任地尋求人大釋法,斷送香港的高度自治的心態如出一轍。歸根究底,這政府就是欠缺承擔精神,特別是對那些被他們認為是貧窮弱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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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艇戶到菜園村

一月廿八日,在理工大學一個課室,二、三十人,大部分為學生,一起觀看一九七九年油麻地避風塘的「風光」。在超八菲林影片中(現在播出的媒介當然是DVD光碟),當年被稱為艇戶的水上人家生活面貎重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看這些生活及採訪片段應該是「全新」體驗。不過,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社會,貧窮弱勢受欺壓的現實沒有消失,只是受欺壓的對象對不同吧了。

看著那些要由繩繫著,在狹小的艇上活動的小孩,看著避風塘超惡劣的環境,灰記的思維回到八十年代初,回到避風塘的艇上,回到那兩位居住那裡的義大利神父上。其中一位是頗多人熟悉的甘浩望神父,這晚上,他與很多當時還未出生的年輕人一起重溫香港基層弱勢的艱苦抗爭歲月。

電影片段播出後,甘神父甘仔以義大利人慣有的幽默感,述說當年在艇上居住,兩次沉艇的經歷,揭開這段艇戶抗爭歷史的序幕。當年因為沒能力機械化,沒法再出海捕魚的艇戶,到岸上打工,遺下妻兒在艇上生活,因為當中有不少跟他們結婚的女子來自大陸,沒有身份證而不能上岸。生活在避風塘不但環境惡劣,打風的日子亦危險,一些小孩亦試過被海水吞沒。他們渴望一家能到岸上生活。

甘仔提到艇戶事件由七十年代初一直至八十年代下旬才逐步解決。一向樂觀的他說,只要堅持便能達到目標,無論時間多長。作為支援者甘仔及當年的青年學生及組織者,亦付出一定「代價」,甘仔為艇戶絕食,亦曾因為拉隊到港督府請願而被控非法集會罪成,守行為十八個月。當年他們在一些有正義感的大律師協助下,上訴至英國樞密院,結果法院維持原判,因為整件事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為甚麼是政治問題?因為一九六七年,港英殖民政府為了對付反英抗暴的左派人士,制訂了嚴苛的公安法,三人一起可被控非法集會。這些公安惡法到彭定康時代,英國人撤走之前,才在以民主派為多數的立法局通過廢除。可惜九七政權移交後,臨時立法會恢復公安法,雖然較港英舊法有所改良,但仍賦予警員太大權力,示威者隨時踏地雷,一旦政府當局要「懲處」公民抗命者,隨時有藉口「拉人封艇」。所以,九七前後,示威請願者均有被政治檢控的危險,亦有不少人「以身試法」,包括長毛議員。

當年有份與甘仔一起被檢控的是另一位講者是嶺南大學的教授陳順馨,當時她是一位剛畢業的社工,義務支援艇戶而被檢控。在陳順馨眼中,當年的港英警察相當惡,平民百姓要抗爭要承受很大的壓力。而港英亦擅長公關技巧,製造矛盾,例如抹黑艇戶「打尖」上樓,剝奪其他輪候公屋人士的機會。實情是他們希望獲得輪候申請的機會,而沉船等意外造成的災難,好像木屋火災的災民,獲得臨時安置亦天經地義。好在,當年的傳媒好像較多元化,主流傳媒亦有不少同情艇戶的報道,對港英政府構成一定壓力。

灰記以為,當年仍是文人辦報年代,除了一些較獨立的報章,還未完全走資的左派報紙扮演鞭策港英政府的角色,令報道不至完全一面倒。今日在龐大的中國籠罩下,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跟香港超級地產富豪壟斷的資本主義結合,由大財團或其代理人操控的傳媒歸邊是大勢所趨,公民的抗爭行動被主流傳媒抹黑已是一個大家要面對的現實。不過,正如與會的菜園村支援組成員葉寶琳所言,抗爭不是為了吸引傳媒注意,是否抹黑非抗爭者能左右。

 

 

宗教人士在被暴力清拆的菜園村祈禱,祈求村民平安。

是的,特區政府為了取悅大陸政府,為了長官意志,為了高鐵站所在的西九的地產發展,為了盲目發展主義等,犧牲菜園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不止,在村民由不遷不拆到願意以復耕計劃搬村,口頭上說會協助,會人性化處理,重建菜園村是當局和村民的共同願望。但村民覓地搬村所遇到的困難,政府當局從不過問,更不要說協助,只是不斷催促村民買地,讓「新界王」劉皇發「主持大局」。結果「發叔」拍心口說路權問題三十萬可解決,卻原來要割回約10%已買下的土地,供從未露面的私路持有人建丁屋發財,否則路權費要加至五百萬。這不是赤裸裸的土豪惡霸打刧嗎(參看這則報道)?

 

  當然主流傳媒(報紙只有《蘋果》抱同情村民態度)不分青紅皂白的偏頗報道,說菜園村村民貪得無厭,說他們不應有特權,卻原來清拆新界土地,只有原居民才擁有特權,政府要另覓地替他們建好丁屋安置,還有大筆賠償土地的費用。非原居民如不願接受一般徙置,也只有四十萬至六十萬的「補償」,加上才少得可憐的「青苗補助」,如一棵香蕉樹補助數十元,便要把你踢走,菜園村村民重建新村,集體買地已十支付千多二千萬,一些村民要自行再集資支付重建費用。葉寶琳反駁自稱公信力最高的《明報》社論的抹黑,說得很詳盡

 
 

 

宗教人士在菜園新村土地上祈求新村盡快建成

無論如何,從油麻地艇戶到菜園村,香港主流社會的發展主義,即所謂中環價值未改。殖民政府與後殖民政府亦沒有兩樣,強權加公關技巧加謊言處理弱勢市民的訴求。所不同者,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官商合力「打造」的經濟秩序,公共資產私有化,公共事業商業化等,對平民大眾更為不利,小市民的生活空間和選擇更狹窄。加上有一個集權資本主義宗主國在幕後操控,小市民的困境只會與日俱增。唯一寄望是困境下的醒覺及抗爭。

 

灰記天真的認為「走投無路」,醒覺會加快來臨。在貧富差距加劇,人民生活無保障下,越來越多人會覺得現行的社會秩序不能讓人發揮人性、自我、同理心,必須起而反抗,這是一月廿八晚理大課室裡一位理社工系學生的精警發言,灰記以此共勉。

附錄︰葉寶琳就《明報》的反駁的反駁︰《大是大非,菜園村民被侵權豈能說合理》

「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2)

在主流傳媒、支聯會及民主黨一輪歌功頌德的緬懷活動告一段落後,一月廿二日,一個由獨立媒體主辦,名為「承傳抑或批判?從司徒華一生檢視香港民主運動」的小型討論會,三位五六十後的講者,黎則奮、馬國明、羅永生,與主要為八十後的約三十位聽眾就司徒華legacy的正反面作交流討論。

講司徒華的legacy,灰記不得不提有線電視那五集名為《大江東去》的司徒華回憶錄。一家商業傳媒,以五小時的播出時間,讓一位民間人士臨終前訴說他的一生,的確是創舉。在傳媒競爭中,有線的創舉亦令其在司徒華逝世的報道中領先,不少文字傳媒均取材於有線的司徒華回憶錄。不過,灰記對回憶錄的觀感是,如果作為司徒華的親友、學生和追隨者,看他的回憶錄一定深受感動,亦人之常情。但作為第三者看這位公眾政治人物,則覺老人家決心要為自己立碑,而中國人立碑的心態就是「隱惡揚善」。觀乎回憶錄,老人家似乎站在「永遠正確」的位置說話,竟看不出臨終前絲毫的猶豫和反思。

在討論會上,當年有份創立支聯會的黎則奮Q仔指,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司徒華叫停六月七日的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是沒有「政治智慧」和「道德承擔」。而他是當面指摘司徒華,結果換來大批司徒華的追隨者的聲討。Q仔稱,司徒華曾激動地要罷工罷市罷課三天,是在張文光勸阻下,大家才同意減為一天。在回憶錄中他說原不同意罷工罷市罷課,但看見市民情緒需要宣洩,才同意罷工罷市罷課一天。然後港府高層說大陸派了一千人來香港進行破壞,他怕香港被搞亂才決定取消行動,還特別透露,現在大擦中共鞋的陳文鴻呼籲擠提中資銀行是搞亂香港。

究竟是三天還是一天,現在「追究」無從。其實灰記以為,在那個非常時刻,大家受情緒牽動,說話「過了頭」亦平常事。關鍵是司徒華是真的一向處事「冷靜」還是刻意遮掩/忘記自己「衝動」的一面?如果是後者,為何要遮掩/忘記自己的「衝動」,如此人性的一面?說「衝動」其實也不盡然,Q仔說當時中國國內形勢很混亂,鄧小平躲避了兩星期才露面接見「平亂」部隊。如果香港能做到孤立鄧李揚政權,包括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經濟上的孤立(陳文鴻的擠提中資銀行是其中一個方法),內地的改革派取代屠城派並非天方夜譚。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但被司徒華指摘搞亂香港的人當時是有一套形勢分析,希望結束中共強硬派的統治(這種想法是否過於天真是另一回事)。而如果Q仔記憶正確,司徒華亦曾表現得「進退失據」,並非如回憶錄般氣定神閒。

黎則奮指司徒華缺乏「政治智慧」、和「道德承擔」,是因為港府所謂中共派了千名人員來港搗亂,很可能是一個藉口。因為大屠殺以後,港人悲憤之餘,情緒亦高漲,皇后大道東新華社對面竟日有千計甚至萬計市民在討論民主自由,這種前所未有的自發性民主討論,讓港英政府擔心遲早挑戰其管治,必須阻止這種「群眾情緒」的蔓延。

灰記不知道中共是否真的派人員來港,將來解封的檔案可能也不會有所披露。但Q仔的質疑也有他的理據。第一,中共那時自顧不暇,怎麼會想到要搗亂香港?第二搗亂香港對中共有何好處,鄧小平要屠殺不也是為了「穩定局面」嗎?第三,如果司徒華他們如期舉行罷工罷市罷課,舉行和平示威集會,強調和平反搗亂,百萬計的人在街上和平集會,相信即使一千人來了,也不敢輕舉妄動,況且港英政府既然通知了司徒華,香港警方應掌握他們的行蹤,隨時採取拘捕行動。不過,無論事實如何,司徒華(好像李柱銘也有份)以立法局議員身份,聽到港府說中方派人來搗亂甚至進行暗殺而取消了六月七日的大行動。

灰記當時不知道Q仔他們的政治分析及內部爭論,聽到司徒華他們取消罷工罷市罷課以及和平集會的呼籲,甚感失落,覺得這樣把民憤壓抑下去會打擊港人難得的政治熱情。還記得當日無心工作,甚至乾脆不上班,在街上遊走、觀察,發覺跟灰記一樣失落的人很多很多,新華社對面的民主討論沒有中斷,人群不絕。如果大行動如期進行,場面將是極其壯觀。如果果真進行了大行動,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歷程會否不同?但歷史沒有如果。

司徒華等是為了個人安危(怕被暗殺)還是真的覺得香港會出現動亂?無論如何,他有份喝停了一次極大規模的動員,可能是香港史無前例的一次,也可能是扭轉香港民主運動形勢的一次。撇除他為了個人安危的動機,也許他是順應主流港人的想法—香港不能亂,也許是不想港人失去「理性」,也許是低估市民的覺醒和渴求。但他至死也沒興趣討論那次「路線」之爭(據Q仔回憶,老人家把大家的爭論提升至路線之爭的層次),讓大家錯過一次檢討歷史的機會。

如果說叫停八九年六月七日罷工罷市罷課是基於對政治形勢的分析,是不願「激進」路線得逞,八十年代初開始,直至九十年代初劉山青被內地釋放為止,司徒華未曾為這位因為聲援內地民運,到內地串連而身陷囹圄足足十年的港人奔走過,甚至今天常見的聲援行動一次也沒有做過,則只能解釋為對政見不同人士的硬心情,對內地政府的反應的精密計算。

提出劉山青在內地入獄十年,司徒華視而不見而感到不解的正是羅永生。當年他在中大學生會任幹事,是少數聲援和關注劉山青命運的人,他不明白司徒華為何整整十年也不為劉山青哼半句聲,直至九十年代初劉山青刑滿獲釋後才在張文光陪同下,帶著鮮花往紅磡火車站,搶先在傳媒的鎂光燈下迎接劉。當時一些曾經聲援、關注、企圖營救過劉山青的人,不屑司徒華他們那天的「抽水」舉動。

羅永生提到司徒華的認知問題,在場的江瓊珠馬上指出,司徒華並非認知問題,而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決定。在社運和政治圈,國粹派與托派的不和由來已久。司徒華在情感上傾向國粹派,處事作風亦甚受毛派影響,對托派無好感及處處防範,甚至抵制。而劉山青當時正是一個托派青年。另外,當時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擺上枱面,司徒華等民主派支持民主回歸,希望和中共建立良好互信關係,至少不希望做一些激怒中方的事。而當時中共仍然封殺托派,司徒華選擇對劉山青事件沉默,正如江瓊珠所說,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決定。

而此事上,司徒華以至眾多民主派受人非議之處便是缺乏民主人士應有的道義。即使劉山青是不受歡迎的托派分子,即使他往大陸串連顯得過於天真魯莽,但基於支援內地民運的大原則,基於反對中共政權專制反民主的大原則,聲援營救劉山青是自稱民主人士應有之義。

 劉山青事件絕對是司徒華一生的政治污點,但他在回憶錄隻字不提,在生前也沒有公開說過任何道歉的話。倒是他教協的接班人張文光,當時在《信報》寫了一篇名為「對劉山青事件的懺悔和覺醒」的文章,提到八九民運才令他覺醒,才覺得不參與營救劉山青「是一種陝獈的門戶之見,我看不到彼此思想分歧背後所共同擁有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人性、真誠,和對祖國同胞的熱愛和關切,對民主自由的嚮往和追求。」

為劉山青落力奔走的一位神職人員是甘浩望神父,他曾為此而絕食。司徒華臨終前,這位神職人員曾到醫院探訪,不知司徒華有否提起這件往事,有否表示悔意?

九十年代初以後,司徒華與劉山青,以至梁國雄等托派人士有過比較「友好」的關係。劉山青甚至曾加入民主黨,但終於因政見和處事方式的歧異而分手。江瓊珠認為司徒華也是審視過形勢才向「政治對手」伸出友誼之手,包括八九後香港的政治氣氛,包括他剛與中共當權派決裂。

十多二十年過去,中共政權依然強硬,甚至變本加厲,而晚年的司徒華亦回歸「國粹」/愛國的起點,回歸保守,也許是為了保守他的名節,也許他最介懷的依然是「反中亂港」的指控。他對「五區公投」的出爾反爾,他對梁國雄所代表的「激進」路線的排拒,他對公投所引發的「群眾動員」的「亂局」的擔憂,在在反映他不願意真正與大陸政權決裂。他有份創立的民主黨最終願意與中共及特區政府妥協,解決了香港一場政治及管治危機。

而司徒華的離去亦「適得其時」,成了「左中右」,官方以及民間主流均高度評價的人物,一個被評價為真正愛國主義者的人物。

不過,正如討論會上黎則奮所言,一個真正追求民主自由公義捍衛基層弱小邊緣利益的人,應不受愛國民族主義之惑,才能打破思維的局限。特別在今天,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政權以愛國民族主義作旗幟,包括毫不羞恥地祭起曾被他們打倒的孔子旗(在天安門豎立孔子像,在全世界成立孔子學院),企圖再次消費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以大一統意識型態麻醉人民,灰記只能選擇告別司徒華的愛國主義,告別他所屬的時代。

 

 

「失落」於「後司徒華」時代?(1)

一月九日,官台《城市論壇》以「司徒華情繫公民社會 公義夢前景細算思量」為討論題目 ,「總結」一星期的司徒華悼念活動。不過,還有跟著來一月底的追思儀式,以及下月維園的悼念集會,而相信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司徒華依然會被提起,跟「六四」死難者一起被哀悼。

灰記雖反對英雄、領袖崇拜,但也明白香港人作為主體,很多人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標誌性事件和人物。司徒華在近幾十年來香港的歷史進程,發揮過他的作用。他臨終前大半年,重病纏身,仍堅持在「六四」燭光晚會的台前,以支聯會主席身份,在眾人簇擁下,完成那個一年一度「祭英魂」的儀式。體諒老人家的同行說,「六四」和支聯會是老人家的心結,是支持他生命最後時刻與頑疾拼鬥的動力。

灰記當時沒有同這位同行說出心裡話,亦是多年參與「六四」晚會的感受,就是覺得這些儀式充滿「封建中國特色」,台上的發言也多乏善足陳。倒是晚會播出那些身在大陸高壓環境下的異見人士的錄音講話,更讓人有所思考。灰記當然明白,香港人需要這種「集體治療」,特別在中共越來越高壓的氣氛下,這種「集體治療」對不少人是重要的。灰記亦了解,主客觀原因下,支聯會與司徒華先生掛了鉤,大家認定/接受那個祭祠儀式,「捨他其誰」。

這種「集體治療」儀式當然會繼續。然而,老人家已離去,也不再是那麼回事。所謂「將軍一去,大樹漂零」,中國人總寄望站在「領袖」的後面搖旗吶喊,沒有了一個終身「領袖」,支聯會何去何從?副主席李卓人在《城市論壇》再次提出,要繼承華叔的遺願。但爭取民主自由是千百萬人的公眾事務,並非幾個民主代表的「終身榮譽事業」。何況在民主道路上,司徒華「路線」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灰記以為,支聯會從來就應該是一個全民組織,屬於每個關注民主自由的人,為的是支援內地的民運,為中國實現民主盡一分力。而香港的民主進步,亦是實現中國民主的一部分。不過,司徒華生前說過,狗尾(香港)動不了狗頭(中國)。說出這樣話,當然是基於他多年與中共以至殖民前後的港府的交手經驗,認識到香港彈丸之地的局限。然而這種認識,加上務實/實用的處事哲學所形成的保守主義,對比今天年輕人所講雞蛋碰撞高牆的理想主義,中間又有多少調和的空間?

記得當年,支聯會成立前,關注內地學運民運的人都曾利用各自己的方式表達。最早出來表態支持學運的是「四五行動」,當年「五四」,港人罕有自發在遮打花園舉行晚會,表達對內地民主事業的關注。這均是以司徒華為首的香港民主派未表態前的民間聲音。這足以證明不需要民主派代表,民間也有很多人會自發行動,無所謂誰繼承誰,亦無所謂誰領導誰。

支聯會成立過程的爭論,將來歷史會有公論。但有人希望壟斷這個組織,排斥政見不同人士則是鐵一般的事實。已故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仲賢,前公務員工會的主席黃偉雄,當年便曾被排斥。總之,容納異見、平等討論、尊重公平開放規則的民主作風,在香港的民間組織和政黨,並不見普遍。這是參與社運及從政者仍需努力之處。

李卓人在《城市論壇》說要繼承學習司徒華,同場的陳景輝補充說,要繼承學習他的優點,也要警愓他的缺點。灰記補充,司徒華的缺點也是中國傳統的通病,「鞠躬盡瘁,死而後矣」,就是不放權,不放心,幕前幕後也要發揮「餘暉」,往往造成「人亡政息」的「危機」。

李卓人這位中年人則指,現在的年輕人快閃、即興,沒有決心、耐力,對組織事務這些細水長流的活兒不感興趣,應該向「華叔」多多學習。灰記作為跟李卓人同代的中年人,對他的說法同意也不同意。即興、快閃,其實並非只是年輕人的通病,而是電子資訊時代的標誌。由中年人掌控的傳媒不知多麼貪新棄舊、即興快閃。而由中年人掌控的政黨組織不也在迎合這種貪新棄舊、即興快閃的傳媒生態嗎?不知多少政客議員,只著眼於傳媒鏡頭/錄音筆記下的極速時間。反而不少80後並不著意討好主流傳媒。

另外,資源也是是否能「艱苦卓絕」的一個主因,特別年輕人缺乏資源,一是加入傳統的民間組織/政黨當跑腿,要另起爐灶並不容易。

當然沒有人會否定在七十年代港英仍高壓的時候搞抗爭,需要高度組織能力、策略和勇氣,一旦有組織有資源,便可賴以長期抗爭。但正如陳景輝說,上一、兩代的運動者,以司徒華的「狗頭狗尾」論為代表,可能因為有鑒於今天對手,特區政府背後的中共的強大,只覺希望守成。就如司徒華生前經常說的,只能期望香港民主自由不會倒退,而忽略了時代的轉變,年輕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的反思和回應。

以「反高鐡」為例,看出年輕一輩的創意新思維及動員力,反而傳統民間組織及政黨陷於被動,那些泛民議員是在「反高鐵」的青年「鞭策」下才有所表現。只是,這場運動不能促使泛民組織、政黨及新一代的對話合作,把香港公共議題深化,逐步改變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市場」價值觀,認清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矛盾,以及任何危機最終只會轉嫁於普羅市民、工人身上的現實。

這個不奇怪,司徒華有份創立的民主黨其實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走的是中產路線。政府賤售公屋資產給領匯,其實就是一個全球化下,政權及資產階級勾結,以私有化形式,奪取市民的公共資產。民主黨所代表的中產「自由主義」者,迷信私有化,迷信在市場競爭中「自力更生」,因此跟建制派一樣,支持公屋資產私有化。今天大家均看清楚,公屋小市民和小商戶的利益被犧牲掉。民主黨以往亦不贊成訂立最低工資,也是因為盲信自由市場經濟。

同樣地,年輕一代反權威當然應該支持,怎可以一邊反對特區政府及中共的權威,一邊在運動上要「尊師重道」。當然,反權威到了一個極端,可能變成不信任任何組織架構。面對強大的政權力量,沒有組織分工,很難作「持久戰」。

問題是新時代的組織形態如何能落實民主參與的原則?這是很多左翼人士至今還是爭論不休的課題。司徒華所處的年代,是國共在港鬥爭的年代,而國共兩黨均受列寧式政黨組織的影響,先鋒黨領導「群眾」,「民主集中制」,一句話,依然覺得「群眾」落後,需要黨領導一切,黨內需要領袖或領導層統領。這種政黨組織形式的禍害,不用灰記再覆述。

灰記以為,既然城市論壇題目點出了公民社會四個字,新時代亦應以「告別領袖,公民平等參與」作為抗爭的新標誌。

 

 

 

 

五千多億儲備與一千生果金

一月十九日立法會討論公共財政,議員們異口同聲要求政府善用五千多億的財政儲備,不要再做守財奴。同日電台「烽煙」節目,亦討論如何善用這一大筆錢。灰記想到,貧窮及基層長者望穿秋水的退休保障,因為一群守財奴的僵化思維,而遲遲不肯落實,讓老人家活受罪。

這群守財奴,包括特首及眾高官,他們高薪厚祿,可安享晚年的長俸,外國很多同行望塵莫及。不知是否因為不用為自己的退休生活煩惱,所以以為人人退休後的生活都跟他們一樣悠閒寫意。

如果不是瞎了眼睛,走過香港的街頭巷尾,總會見到老人家拖著疲乏的身體,拖著一大堆厚重的紙皮,為的是多換十數個硬幣。社區組織協會去年估計,全港大約有萬多名拾紙皮為生的人,當中有六成是長者。

作為記者,灰記亦不乏採訪貧窮長者的經驗。不少長者不願意領取綜援,因為要審查入息,三數萬元的「棺材本」便說你超過入息限額。總之就是要你山窮水盡才「救濟」你。有點骨氣的老人家就是不想受這種氣。但這個政府永遠就是高高在上,總之綜援就是安全網,就是救濟。民間講了多年,希望取消對長者的綜援標籤,但那群用屁股思考的守財奴就是不願聽。

於是不少貧窮長者便唯有依靠一個月一千元的生果金過活。說起來,這一千元的生果金還是爭取了很多年,由董建華時代開始,到兩年前曾蔭權才極不情願下,把生果金由七百多元增至一千元。起初還說要入息審查,激起全民義憤,最後才在民意壓力下取消入息審查。一千元加丁點「棺材本」的生活是如何的拮据,相信只有那群用屁股思考的守財奴才想象不到。越來越多長者拾紙皮幫補生計,反映這一千元如何捉襟見肘。

實施超過十年的強積金千瘡百孔,金融中介人抽取可觀的管理費,基層勞工一來能積蓄的錢不多,二來一旦被解僱,強積金跟遣散費對沖,沒有了退休保障的意味。老來無依不但威脅著現在十多二十萬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長者(領取綜援也絕對談不上有尊嚴的退休生活),也正威脅被辭退或被迫退休的五十多歲基層勞工。

民間越來越多共識,全民退休保障應該落實,半官方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也認為應該認真研究,偏是這個政府充耳不聞。說到這裡,灰記想起九十年代末代港督彭定康曾提出過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但被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一句「車毀人亡」嚇退。不知是否這句「車毀人亡」,令這個政府不敢增加福利開支,包括對退休保障的投入,眼見政權移交後,貧富懸殊不斷惡化,貧窮人口包括長者不斷增加,依然死抱財政儲備不放,總之無所事事,蹉跎歲月。

再回到全民退休保障,民間倡議三方供款(勞、資、政府),由庫房水浸的政府先提供種子基金,大約數百億,越早落實越好。長者可以即時每月領取二千至三千元的退休金。這個計劃其實非常保守,政府的承擔亦有限。偏是這個中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毒的政府,最怕長遠承擔,把責任外判,教育、經濟和就業政策、人口政策、退休政策,全部望天打卦。

想到這裡,灰記倒覺得若這個政府依然冥頑不靈,全民不如高呼「回水」,例如每個成年人收回一萬元,甚至二萬元。對這個政府的財政一點影響也沒有,至少貧窮人士及長者有實實在的一、二萬元稍紓百物騰貴下艱困的處境。而不是聽這個政府口惠而實不至的托詞,年年「望梅止渴」。

跨越深圳河的紐帶

在居權家長十年來努力不懈的抗爭,港人在內地的成年子女終於能有配額申請來港。當年董建華提請人大釋法,打破無數中港家庭的團圓夢,超過十年後,總算是遲來的補償。

一直積極協助居權家長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隨即發表聲明,指這是「遲來的春天」︰

過去十二年來,爭取居港權的家庭,可謂歷盡千辛萬苦。即使他們的子女在二○○二年已經接受遣返內地的安排,家長們仍然每月上街遊行,在禮賓府、政府總部、立法會門外,不時見到他們的抗議和請願,要求港府儘快落實子女的居港權。每年的一月廿九日,他們一定會在遮打花園舉行燭光晚會,慶祝「一二九」的判決;每年六月廿六日,他們堅持在遮打花園舉行燭光晚會,抗議九九年六月廿六日的人大釋法。十多年來,這些活動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一直風雨不改地持續進行。

對比十一年前,香港政府亦轉了口風。十一年前說將有167萬人湧港(時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的邵善波更說數字遠遠超過167萬),香港各方面的負擔,包括綜援支出,均承受不來。現在又說可以補充年輕人口,照顧長者,減少綜援支出。事實香港出生率偏低,自然人口增長緩慢,當年港人的自私,特區政府的功利和短視,錯過了一次中港家庭大融合和補充年青人口的機會。現在適齡入學的兒童偏低,政府不願推行小班教學,弄至要縮班殺校,其實也是釋法的後遺症。

超過十年後,這群80後,甚至是70後的港人內地子女,港府不用花一分一毫培養,卻希望他們對香港作出貢獻,幫助減少政府開支,在在說明這個政府的短視,功利,不願承擔責任。更不要說那些更高的價值,人道主義精神了。

灰記要再次強調,香港根本就是一個難民/移民社會。灰記是第一代,很多制訂定政策的官員也是,很多當年支持釋法剝奪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的人,也是移民之後。同是難民/移民,或他們的後代,為甚麼總是歧視後來者?

灰記想起最近看了一本由一位深圳記者陳秉中寫的書,名為《大逃港》,寫的是五、六十年代,大陸的偷渡潮。特別提到六二年的逃亡潮。灰記要說的是,那時的港人對這群數以萬計的難民(當中有不少有家人在香港),寄予極大的同情。

當他們匿藏在山中(據說人數多達數萬),上千市民帶著食物、食水到山上救援,尋找親人。當他們被港英政府強行遣返的時候,數以千計市民在近邊境的公路兩旁,依依不捨的送別,送上一批又批的食物和衣物。甚至不惜躺在公路上阻止卡車前進。他們最終被警察強行拖走,無奈地目送有親友在其中的難民被送回深圳。

該書估計,六二年的逃亡潮,成功偷渡到香港的難民約二十萬。而由五零年至七零年,
大約有九十萬大陸人民,成功偷渡到香港定居。這些難民/新移民亦為香港作出巨大的貢獻。

六十年代,香港人雖然有三餐溫飽,但遠遠談不上富裕。普羅市民生活仍然艱苦,但一般並不排斥難民/新移民,並盡力施以援手,跟現在歧視排斥新移民的情況很不一樣。

那時候統治香港的一個外來政權,對絕大部分被統治的華人沒有感情,只為英帝國利益服務。
九七以後,理論上是回歸中國,兩地同是中國人社會。但這個特區政權卻視港人內地子女如「洪水猛獸」。可悲的是香港人富裕了,中產化了,卻變得冷漠自私忘本,造成居港權事件眾多悲劇。

167萬的謊言會否讓人反思?希望當日支持香港政府自毀自治,尋求人大釋法的港人,重溫《大逃港》的血肉故事,拋棄「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思維。

 

 

唐英年的表態

來屆香港特首熱門人選之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出席Roundtable的周年會議發表「偉論」,矛頭直指80後年青一代。唐英年對年輕人的「教誨」真是令人嘆為觀止。老實說,對灰記這類50後自命心中尚有一點火的中年人,真是樂見這幾年有年輕人願意走出來推動保育、反地產霸權、反官商勾結等行動,「驚動」香港政治、社會的一潭死水。

雖然他們人數不多,但獨立思考和反權威意識,令灰記印象深刻。特別他們沒有歷史包袱,亦不受上一代如「國粹派」VS「社會派」,甚至「托派」等的派別主義思想影響,更加能包容不同聲音和訴求。特別邊緣弱勢更受這群80後活躍份子的關懷。

出身富裕世家的唐英年,要他懂得體恤民情,關懷弱小,有點椽木求魚。唐英年看不到他所出身的資產階級在香港呼風喚雨多年,以往英資佔主導,八九十年代華資大戶盛世展現,均是壟斷香港的經濟成果。隨著經濟全球化,經濟公融動盪頻仍,資產階級的最上層不用擔驚受怕,有危機自有政府入市打救,要承受後果的是廣大小市民。近十多年,貧富懸殊不斷加劇,已是富裕社會最嚴重的。中產的利益亦不斷受損。

可能不吃人間煙火、思維貧乏的唐英年,不知怎樣反思分析這個「晚期」資本主義現在,但這個政權中人不會不知道這個社會充滿不穩定因素。只不過雖說「去殖」,但換湯不換藥的政權依然為資產階級服務,除非民間社會能團結施展強大壓力,這個政權是不會輕易讓步的。而這群80後正是促使民間社會反思「自由市場萬歲」、「私有化萬歲」等港人固有迷思的一鼓「正能量」。

唐英年對著講稿講話,講稿自然並非出於其手筆。至於是否根據唐英年的意思,還是幕後有「高人」指點,不得而知。如果是唐英年本人的意思,正好反映他的無知以及跟社會脫節。所以會指摘年輕人「不分青紅皂白,任何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及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的結論」。

其實「官商勾結」的結論豈止是80後,而是廣大市民越來越大的共識。如果能由「官商勾結」提高至這是一個資產階段政權,沒有公正性可言的認識,則普羅市民在防衛/爭取自己權益時,會更能認清事實,而不會純情的寄望這個政權忽然仁慈,或作為不同階層利益矛盾的超然仲裁者。

他批評追求民主的年輕人「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已講哂」,要懂得妥協。其中一位80後社會運活躍份子陳景輝輕易反駁,由掌握不平等權力的統治階級說服沒有平等政治權利的平民妥協,根本是風涼話(《蘋果日報》)。況且,這些年輕人除了示威發聲,根本沒有任何機制讓他們跟政府談判,何來妥協。況且,年輕人珍貴之處,就是他們很多均沒有自身利益考量,所以能勇往直,說出很多既得利益者,包括民主派不願說的真話。

至於說80後搞思想壟斷︰「呢個世界係豐富多元,我哋應該有包容的胸襟,尊重他人的想法同意見,而唔係對持相反意見的人動輒口誅筆伐。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好容易車毀人亡。」其實有這種心態豈止年輕人才有,政權中人不也是如此嗎?唐英年的領導,中共就是剛愎自用,以我為主的「鼻祖」,那些坐在空調辦公室的高官們,以屁股代替思考,不更比年輕人剛愎自用嗎?唐英年,你所屬的政府又如何尊重民意呢?

他把年輕人表達的憤怒,跟美國的槍擊事件混為一談,「我相信香港人絕對唔願意到政治或社會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哋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這是一條甚麼的底線?警方不斷收緊示威空間,特別路政署不惜破壞行人路必須至少闊三米半的規定,為中聯辦設身訂造一個超狹窄的公共空間,目的就是讓示威者不可能進行示威,要進行示威必與阻撓的警方發生推撞的局面。這是特區政權先破壞港人自由的底線。至於動輒使用過份武力,動輒控告示威者襲警和非法集會,也是特區政府率先破壞港人自由的底線。

唐英年這些強硬警告,除了可能是自己的想法,更可能要擺出強硬姿態,向轉趨強硬的中共政權交心,當然也包括那一群與大陸權貴資本主義臭味相投的選委(他們大部分也是香港的權貴精英),以取得他們的信任,可以順利坐上下屆特首之位。這是所有關注香港改革抗爭的人要認清的事實。換言之,無論那一個當特首,中共對港政策會是「靈活」(統戰民主派)而強硬(打擊邊緣弱勢),人民抗爭的代價可能越來越大,特別是邊緣弱劫勢的聲音,這個政權會加速滅聲。因此80後可能需要更有組織,更有策略地跟這個專橫的政權周旋。大家要做好寒冬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