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色

十月一日,菜園村舉行名為《用溫柔支持抗爭去菜園村過中秋》的音樂會,當日,身在被喧鬧的歌功頌德國慶活動支配的香港的閣下,如果不欲高調參加支聯會「贈興」的黑色遊行,菜園村是一個「避世」的好去處。當然,兩個活動也不是相互排斥。

這個音樂會也許不能改變命運,不能改變充斥中港統治階層的長官意志和硬件思維。這可能是菜園村的最後一個中秋活動,這一帶的村落和自然景色將會有重大改變,超過半個世紀的菜園村最終會成為歷史,如果將來還有人知道,還有人願意尋訪這段抗爭歷史的話。

上海街+003說到這裡,灰記要介紹一本名為PALESTINIAN WALKS: NOTES ON A VANISHING LANDSCAPE的書,作者是一個在英國讀法律,然後回家從事法律及人權工作的巴勒斯坦人Raja Shehadeh。 這本書 講述Raja在不同時候,七次在自己的土地漫步的經歷。透過觀察景色的改變,了解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改變,作者要講一個被佔領的民族的日常遭遇。

在西岸拉姆安拉(Ramallah)長大的Raja,從祖父輩的回憶,自己的親身體會,訴說巴勒斯坦幾十年來被以色列殖民政策改變的景色,從這些改變中,體味家園逐步被蠶食的挫敗感。拉姆安拉四周的小山丘,是他叔公常去小住的地方,叔公用石頭築成郊野小室,有時會在那裡住上六個月,還離繁囂。

那時候英國佔領巴勒斯坦,但殖民者對遠離海岸大城市的偏遠地區沒興趣,Raja的叔公可以自由自在生活,一生也沒有碰見過英國人。葡萄樹和橄欖樹,還有一些農作物,伴隨叔公切割建築用石頭的歲月。

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佔西岸和加沙。猶太人跟英國人不同,猶太人視巴勒斯坦為「應許地」,是他們祖先發源的地方,這對世世代代住在那裡的巴勒斯坦人是大災難。所有舊約聖經記載過的地方,如 希伯倫(Hebron),勒布盧斯(Hablus),杰理科(Jerico)耶路撒冷(Jerusalem),都成了那些猶太原教旨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誓要「奪回」的「應許地」,以色列政府亦於八十年代開始大量興建猶太殖民區。

Raja居住的拉姆安拉因為舊約聖經沒有提及,所以仍是巴人聚居地,後來還成了巴解政府的所在地。但二十多年來,拉姆安拉周邊建立了無數的猶太殖民區,專為貫通殖民區的公路鋪設了,為「保護」公路及殖民區而起鐵絲網和圍牆,把西岸的自然景色徹底破壞。

上海街+008佔領的早年,直至八十年代初,Raja還可以自由遠足,之後,他的行徑越來越受限制,一些以往可到達的地方被禁止前往;隨時被以色列士兵查問身分,阻止前進。有一次,他到杰理科渡假一天,回程時要苦苦哀求以色列士兵讓他回到突然宵禁的拉姆安拉。他感嘆生活的艱難,讓人沮喪的民族前途,無時無刻的屈辱和挫折,曾經想過到外國輕鬆地過生活。

「如果我和其他人離開,不再堅守對抗佔領,幾年之後我們會面對一個新的現實,就是腳下的土地被取走。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身處的困境對抗。」

Raja和其他律師,利用法律途徑,期望協助巴勒斯坦人保衛自己的家園。農夫Sabri Gharib二十多年來與以色列當局對抗。他是第一個敢於挺身作證,講出鄰近的猶太殖民騷擾的事實,包括被阻止到原來屬於自己的耕地耕作,自己和子女被開槍射擊,被恐嚇以及被以色列軍方無數次抓捕。

Sabri勇敢面對以色列人,在巨大壓力下保留自己的居所,但在以色列殖民的包圍下,他原來耕地被佔有。以色列興建的分隔牆將他與子女的住所分開,他的住所被劃進殖民區。作者探訪他時,他正狀告至以色列的高等法院。

Sabri沒有多少巴勒斯坦民族意識,他為了自己相信的阿拉和自己的土地,與以色列侵略者糾纏二十多年。他未能阻止殖民區的擴張,但始終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不過,他的無數巴勒斯坦同胞,被以色列政府和猶太殖民者趕離家園。

Raja在後記述及與一位到巴勒斯坦當志願人員的英國女人漫步的經驗,這次他們沒有碰到以色列士兵(因為是猶太假期),卻遇到兩個巴勒斯坦少年,要查問他們的身分。少年更以懷疑的眼光望著這位年長的巴勒斯坦人,和不知來歷的女士,覺得他們要看美麗,或者以往曾經美麗過的景色不可思議。

「美麗景色!每日有那麼多人死亡,你要我們關注這些景色?」「這依然重要。」Raja希望少年們可以欣賞自己家鄉剩餘的美景,但在這些少年心中,除了仇恨與殺戮,沒有甚麼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上海街+011Raja在結語說,他要向美景說再見,會有一段長時間不會回來,起碼在與以色列的鬥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災難完結前,也不會再來,如果在有生之年可以看見真正和平的話。

如果說無知的巴勒斯坦少年心中只有仇恨,那些掌握實權的歷屆以色列領袖,最終要把巴勒斯坦吞併,思想更屬荒唐。不斷擴建猶太社區的耶路撒冷市長Barkat最近再次重申︰

「在歐洲的猶太人被消滅了。大屠殺不會再在以色列出現,所以我知道為何我們一定不能將我們的安全作任何妥協。」

以色列政府不斷利用歷史上的猶太人災難, 作為以色列霸權行為,欺侮巴勒斯坦人的藉口,已經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但現實是,巴勒斯坦的政客無能腐敗,巴人暫時只能如Raja 和sabri一樣,死命留在家園,誓作以色列的「眼中釘」,不輕易被消亡的「眼中釘」。

拉姆安拉以至巴勒斯坦的景色,跟菜園村的景色相信很不相同;巴勒斯坦人的抗爭與菜園村村民的抗爭也不一樣。然而,Raja的叔公,農夫 Sabrir和高婆婆也許有很多共同話題,關於土地,關於自然環境,關於農作物,關於生存的奮鬥……。因此,菜園村景色的轉變,和拉姆安拉景色的轉變也許有相通之處,無論用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融合珠三角、以至全國」也好,「重回應許地」也好,最終只不過是掠奪土地資源,為不同利益服務,犧牲的是與土地建立了不可言喻的感情的住民。

菜園村村民現在成了官僚系統的「眼中釘」,當權者要把他們拔除,時間越來越逼近。但願十月一日的溫柔抗爭,以及其他的活動,可引起更多人對景色的關注,對盲目破壞景色的憤怒!

菜園村的「最後」聲明

早前因為抗議鄭汝樺講大話,被立法會保安無理拘捕的菜園村居民(不知背後是誰指使),九月廿三日再到立法會,他們連同其他反對清拆菜園村的團體和個人,參加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特別會議,發表感言。

可能害怕村民即場再次揭穿她講大話,也可能根本從頭到尾都看不起這群弱勢村民,鄭汝樺沒有到場,派出她的副手邱誠武應付。

IMG_1705那位年愈八十的高婆婆(黃金福),只是訴說她如何在半世紀前,在菜園村從零開始,建立家園,把子女養育成人,如今希望於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園終老,將要落空。而另一位住在元朗的婆婆亦發言,敍述自己與高婆婆在菜市場的交往,以及高婆婆的子女如何在大風大雨中,顫抖著身體協助母親賣花。

這些感人的發言,這些庶民走過的甘苦日子,這些極其卑微的願景,在三分鐘發言的限制下被打斷。說感人,灰記大概是一廂情願,大部分港人,起碼大部分傳媒,情願給「無限」時間那些大富豪長者講如何投資股票,以及家庭瑣事,而且不怕重覆乏味。而這些大富豪長者早已忘記他們那一代建立家園的血肉故事,在他們心中只有數字,多一個億,少一個億的數字,再沒有田園,再沒有社區可以引起他們任何興趣。

當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邊飲泣邊發言,反駁政府及鄭汝樺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過他們,較低層次的官員「落區」如人肉錄音機,令村民徹底失望。而經他們查問,與政府的講法相反,沒有任何村民,包括租客、業主同意政府的賠償方案,願意搬遷。

不過,當她要講到第三點,即最後一點時,三分鐘限時已到,小組主席劉健儀硬要斬斷高的說話,有團體代表說讓出半分鐘給她,劉沒有理會。直至湯家驊,以至代表地產界的石禮謙都發言表示,應讓高春香講完村民的心聲時,劉健議才不再堅持。

高續發言說,如果政府繼續玩弄手段,沒有誠意談判的話,她便在這裡作最後一次重申,不遷不拆是他們的立場。

除了村民,個別人士及團體的發言都點出政府假諮詢,不聽民意,不理會獨立專業意見的所謂「行政主導」的謬誤。例如梁啟智利用港鐵的設計圖,轉一轉腦筋,便得出政府所謂唯一影響最少的方案其實是影響最大的方案,而村民提出的反建議可減少一半影響,而石崗軍營方案更可將影響減少四分三,由原來的六十戶減至十五戶。

有人提出其他地區高鐵大幅虧蝕(如台灣高鐵),或需要政府繼續大量補貼(如京津高鐵),美國經過反覆論證,最後取消興建東北走廊高鐵,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的分析很有說服力。有新建議將總站放在使用量嚴重不足的落馬州站(即變相不用興建香港段),再作交通配套安排。保育人士馮炳德大罵政府的環評報告、社區影響評估遠離國際標準,馬虎了事。奇怪,這樣大型的工程,除了個別小型環保組織,所有環保團體都沒有關注,他們靜默得離奇。

個別說得精彩的發言人,獲得掌聲(因為參與這次會議的主要不是循規蹈矩的議員,而是民間人士),起初主持會議的劉健儀反射式的要求馬上肅靜,當高春香可以「超時」發言之後,當發言越來越熱烈之後,劉健儀也不再喝止掌聲(其實她不干預,掌聲也只會維持十秒八秒,完全不會妨礙會議進行),不管她是因為受某些發言所感動,還是明知這些會議不會阻礙「大局」(政府要做的事),不再堅持無謂的會議規則也是一種進步。

不過,這個特別會議,這樣重要的議題,引不起傳媒注意。對傳媒來說,高鐵上馬已成定局,即使有新的反對觀點,新的反對理據,也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至於在場的立法會議員,特別泛民議員,會否受到感動和啟發,順應龐大的反對民意(至少一萬四千封反對信),要求再重新討論興建高鐵的問題,包括停建的可能性,實在是一大嚴峻考驗。

菜園村,庶民自力更生的最後掙扎?對瘋狂發展主義的最後怒吼?

這群穿綠衣的菜園村村民,當中有不少是長者,他們可能甚少踏足市區,這一天,卻要踏進門高保安多的立法會議事大堂,聽聽房屋及運輸局如何將他們妖魔化。他們是興建高鐵香港段的犧牲者。

果然不出所料,局長鄭汝樺如錄音機般,例行公事般重申政府已諮詢村民,沒有更好的方案,必須犧性這條小村落。憤怒的村民即時反駁鄭汝華從來沒有諮詢過他們,「鄭汝樺講大話」這句抗議聲,換來主持會議的劉健儀下逐客令。

不但如此,被立法會保安驅趕的村民,包括一直投入關注的朱凱迪(被數名保安抬走,從電視直播畫面看,很難確定朱凱迪有高聲呼喊),竟然被抓到差館問話數小時,保釋後還要定期到差館報到,未知會否被起訴。

現在正有網上簽名運動,抗議立法會保安無理拘捕菜園村村民。

原來有條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不容市民「阻礙」議員,而立法會人員竟然有警務人員的權力。

灰記質疑,作為監督政府施政,作為市民代表的立法會,竟然有此惡法對待不滿的市民,簡直荒天下之大謬。先不理那些菜園村村民家園被毀,生活方式被消滅(特別那群長者)應有的憤怒。即使是市民在會堂內喧嘩一下,你立法會主席們驅趕他們便算了,為何還要來一招「拉人封艇」,把他們送進差館,這不是赤裸的威嚇嗎?

為甚麼立法會要比課室還要安靜守秩序,還要嚴厲?為甚麼市民和議員叫喊兩聲就是不可接受的「破壞」行為?怪不得香港的立法會會議是如斯的沉悶,完全沒有半點辯論氣氛,完全不能反映社會尖銳的矛盾。

為甚麼?因為官員歪理不容即時被拆穿,因為議會的監督根本乏善可陳,外界越少人感興趣越好,還是香港人根深柢固的偽理性(其實是一種奴性)?︰

明知立法會是由親建制者把持,所謂審議其實就是為政府的政策護航,小罵大幫忙(劉江華說,高鐵已經講了很多年,不要再爭論,要討論的是合理賠償問題,是典型的小罵大幫忙),最終政府欲通過的法案,欲上馬的工程,都會成事,卻只顧空洞的程序、秩序,任何破壞這些空洞的程序、秩序的行為,亦即刺穿所監督政府的謊言的行為,如菜園村村民的怒吼,都要扼殺。甚至默許立法會成為政府的幫凶,進行「白色恐怖」,把敢於抗議的市民送進國家機器修理。

菜園村的抗爭,意義重大,是關係香港主流的瘋狂發展主義,和多元生活方式的鬥爭,前者佔盡優勢,後者可能只是「垂死掙扎」。不過,天星、皇后抗爭所引發的民間反思,的確已播下種子,被官方以技術理由否決的一萬四千多份反對書,證明越來越多市民開始質疑盲目投入的基建項目。

這種高投入(興建高鐵可能要動用六百多億公帑),效益低(絕大部分市民不會利用這條高鐵往深圳或廣州)的大白象工程,將會如迪士尼樂園般尾大不掉,益了在西九龍總站(高鐵在香港段的唯一一個站)蓋建屏風樓的大發展商,以鐡路站作招徠,天價售樓,袋袋平安,公共庫房繼續為高鐵的超低使用量埋單。亦有人認為收回菜園村的土地其實是為日後新界發展地皮舖路。更有人認為,政府不理效益,誓要高鐡上馬,是為了向中共效忠,因為廣深港高鐵是中央政府拍板的項目。

主流媒體一早已經歸隊,因為盲目發展的基建主義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只有個別報張,如南華早報質疑高鐵的效益。菜園村的抗爭自然被排拒於主流媒體之外,剩下獨立媒體不時呼籲市民關注

菜園村村民被帶返警署當晚,有數十人往聲援,當中有當年敢於對抗政府和大財團,反對領匯上市而尋求司法覆核的盧少蘭婆婆。盧婆婆老遠從荃灣走到中環海傍警署聲援,是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庶民自力更生的生存/生活方式,不能再任由政府及財團合謀摧毀。

無論僅餘的村落,如菜園村,僅有的舊區經濟活動,如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日漸式微的社區經濟,包括正在被領匯摧毀的公屋社區經濟,在在都提醒我們,自力更生的生活形態是存在的,可行的,而且讓我們的父母得以養活下一代。

一些被這種生活形態培養出來的下一代,成了政府高官、社會精英後,背叛了這種生活形態,不但背叛,還要親手扼殺。這就是瘋狂短視的發展主義主導下的香港發展故事。

近年香港政府口頭說要環保,要可持續生活。菜園村的自給自足耕作不是環保的典範嗎?公屋及舊區街坊經濟活動不是可持續發展的典範嗎?但只要不符合政府及其所服務的大財團的利益需要,一律要謀殺。

灰記在這裡要表白,灰記也是貪方便的城市人,曾經十分鄙視城市舊區的雜亂,對田園鄉郊更是疏離,認為城市發展是理所當然。誰不想生活環境好一些,這是灰記和很多城市人的邏輯。

然而,當香港的城市發展越來越顯示單調一元的形態(「城堡」式的屏風樓,大型商場一個接一個,進駐的都是熟口熟臉的連銷店時),灰記越來越領悟,所謂多元現代的口號的空洞︰如灰記這類中產城市人,每日趕著集體運輸系統上班下班,進出大型商場,大型超市,每日的生活經驗早已由大財團這些big brothers所支配,而那些所謂社會專業精英,只是為這些big brothers所壟斷,內容單一貧乏的生活形態包裝一下。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 新左的前輩馬庫沙(Herbert Marcuse)所講的「單面向」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在廿一世紀的香港中產階級中比比皆是。問題是我們這群打工奴隸的不自覺,繼續為這個單一制度奉獻畢生血汗,阻止任何其他可能性,就如主流港人盲從立法會如小學課堂般的議事規則一樣。

都是曹仁超講得最赤祼,他是「單一面向」社會的「站著茅廁不拉屎」的「小頭目」,意即早出道,早炒股炒樓「成功」,騎著一大堆人「上位」,這些人早已不思考,也不容許別人思考其他可能性。當然這些人可以作威作福,壟斷上層,壟斷話語權,我們這群害怕轉變的中產「單面向」人,亦負有積極追捧,或被動默許的責任。

領匯上市的教訓,舊區重建的教訓,以至今次高鐵撞毀菜園村的教訓,會否令更多人覺醒,加入反對官商壟斷的瘋狂發展主義行列,灰記不敢盲目樂觀。不過,灰記敢斷言,由這群「站著茅廁不拉屎」的社會精英,在金融、地產大財團的利益主導下,繼續瞎指揮,再多興建幾條高速鐵路、公路,再多摧毀幾個村落公路,再多「重建」幾個舊區,只會令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缺乏人性,越來越令人疏離,最後成為名副其實的One Dimensional City。

要歸順的循序漸進,還是要揭示專制本質的原地踏步?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十分不利。」

中共地下黨的其中一位元老吳康民又發炮了,以上的一段話刊於九月十四日《明報》論壇版,題為「吳康民﹕『泛民』對政改是促進還是促退?」的文章,抨擊泛民總辭爭普選的做法。這段話可能道出了中共以及它的追隨者的心聲,民主只能是走過場的形式,關鍵是被選的人,無論是特首還是議員,都是要信得過的人(特首必定是,議員起碼要過半數是,越多越好)。

中共建政前,一方面與國民黨打內戰,爭天下,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傳媒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中共席捲大陸前夕,與各民主黨派合力制訂《共同綱領》,此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最根本大法。大法第十二條對政權產生的規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间,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机關。 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

 這就是六十年前中共對全國人民的民主承諾。當然,歷史證明中共赤裸而粗暴地破壞自己的承諾。 越來越多歷史資料顯示,於一九三四年遵義會議後,逐步在中共黨內掌權的毛澤東,從頭到尾都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爭取民主是口號,打內戰奪政權才是核心。

 毛澤東的中共和他的繼承者,與獨裁蔣介石的國民黨都不相信民主,不願接受人民監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是天大的謊言。所以每次中共說某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其實只是傷害中共的感情,同理,愛國就是要愛黨國不分的中國共產黨,這點再多說也嫌「長氣」。

 所謂「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說穿了就是要一個愛中共,起碼聽中共話的特首,和一個識時務的立法會。換句話說,有志角逐特首、立法會議員的人,都要想清想楚,我是否「阿爺」接受的人,怎樣才令阿爺接受。至於那些選民,在投票時也要想清楚這個特首候選人是否中央接受(對不起,相信中共不接受的人不可能成為候選人,如果有普選形式的話),想清楚這個立法會議員是否識時務者,不「忤逆」「阿爺」(不過,現在長毛、毓民等逆反份子都選了入立法會,增加直選比例並非形式,而是有中共不能控制的後果,所以立法會普選是更遙遠的事)。

要大陸民主黨派及人民歸順,中共很在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把黨外批評聲音消滅,把民主黨派完全壓服,收編在中共的體制下當花瓶。但在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人權、民主、自由的今天,在一國兩制,中共暫時只能間接操控的香港下, 要民主黨派和香港人乖乖歸順,對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來說,畢竟是新生事物。

二零零三年,中共希望藉廿三條立法,在法律上規限港人的自由,包括中共心目中的逆反組織活動空間,從而令歸順的過程快一點。但出乎意料之外,港人作出強烈反彈,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廿三條,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遭遇一次滑鐵盧。

二零零四年,立法會直選議席已循序漸進地增加至一半,再循序漸進地增加直選議席,中共恐怕不能間接操控立法會,因此當機立斷,不惜踐踏自己一手制訂的《基本法》,火速叫停立法會循序漸進的普選進程,違反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諾,如同違反自己在《共同綱領》作出承諾一樣,拖延真正意義的普選的意圖越來越明顯,原因是香港人「養唔熟」。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中共與其在港代理人經常一廂情願,要民主派「識做」,「聽聽話話」,「好好睇睇」。老實說,很多民主派亦天真地表現克制,即使不是「聽聽話話」,也盡量做到「好好睇睇」,政府拿來的法案,民主派的主流基本上都捧特區政府場,絕大部分都贊成通過。

吳老說公眾對立法會運作失望,恐怕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立法會根本廢了大半武功,對政府監察只淪為口水戰,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這是中共一廂情願,企圖將他們在大陸「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即黨和政府主導一切的那一套,拿來香港,但畢竟土壤不同,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把這一切都算到民主派頭上,顯然不符合事實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沒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

這幾段是全文的玄機,在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心中,所謂循序漸進,其實是天荒地老的進程,零五年比雞肋還乏味的政改方案,在吳老心中原來已是大進一步!其實零五年的方案,是計算建制派可以獲取更多議席而設計出來的方案(功能組別由區議會互選立法會議員,在現時委任議席及鄉事派的當然議席滲進下,建制派幾乎可以穩奪全數五個新增議席。)

灰記敢斷言,以後如有循序漸進的方案,也是以建制派,即是歸順的人獲得更多議席來作主要考量,如果泛民不願墮進陷阱提出反對,便要負上原地踏步的罪名,此乃吳老心中進一大步的政改方案的「陰毒」之處。不單如此,中共更可名正言順的繼續拖延普選,就如吳老上述的scenario。

當然,泛民總辭、變相公投的搞作,最終可能得個桔。但對民主還有多少祈盼的人,參與其事最重要是表達一種憤怒,至少要讓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知道,不要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在香港還有自由的空間,表達對高度自治的堅持是應有之義,而這種高度自治只能在真正普選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才能實現。

而內地開始有人提出回到《共同綱領》,要求中共兌現早已封塵的承諾,他們不想做順民,但他們這樣做,隨時會招致牢獄之災。

 

在香港,不願做順民的人依然有免於牢獄風險的表達機會,輕易放棄的話,對自己,對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都是一種「背叛」。

 

民主派為何害怕普選公投?又為何要從政?

社民連早前提出五區總辭,在補選以「2012雙普選」作單一政綱,利用變相公投作一次政治動員,即俗語所謂「曬冷」。然後迫令特區政府及中共對政改作回應。

這個建議出來以後,泛民以不同理由,包括技術理由,質疑社民連的建議。不過,原抱反對意見的公民黨,忽然提出先談判,後五區補選,當局再無回應便廿三人總辭的建議,比社民連的建議更進一步。

雖然公民黨口口聲聲說五區補選不是五區總辭,但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講法,不總辭又何來補選呢?所以社民連高興也來不及,馬上回應歡迎公民黨的建議。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泛民最激的政黨社民連,與最溫和的公民黨,在普選公投立場上開始融合,反而夾在中間的民主黨依然抗拒,依然以技術理由作擋戰牌。噢!忘記了一些泛民「一人黨」,馮檢基和梁耀忠開腔指罵公民黨以大黨壓小黨,迫人表態。梁耀忠對傳媒說,現在應合力集中討論政改方案。

天呀!身為泛民的梁耀忠,究竟知不知自己「所屬」的陣營最大的「賣點」是甚麼?不外就是爭取盡快落實雙普選這個民主的最起碼要求!由人大蓄意破壞基本法的承諾,叫停零八年立法會理應增加的直選比例,強行把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定為各佔一半,連循程漸進也不跟你玩,以及曾蔭權零五年抛出的那個比雞肋還乏味的所謂政改方案,到今日曾蔭權又違背自己「玩舖大」的選舉承諾,龜縮至只處理2012年的選舉安排。梁耀忠還不清楚中共和特區政府要幹甚麼嗎?難道這種盡法拖慢普選步伐,「拖得幾耐得幾耐」的把戲不是路人皆見的嗎?

如果泛民不爭取主動,繼續玩政府的政改遊戲,與其他親建制黨派以及那些不是真正獨立的獨立議員,究竟有甚麼分別?

馮檢基與梁耀忠的反應是本沒倒置,先不說社民連和公民黨提出建議時是否要諮詢他們兩位,就算兩黨沒有打招呼有欠「程序公義」,在泛民已無退路,必須主動出擊的政治現實下,馮、梁兩位批評之餘,實應積極思考回應,否則不如乾脆退出泛民陣營,一了百了。到時兩位的「政治前途」可能更為平坦也不定。

灰記不是不知道,在舊殖民主義思維加中共專制主義干預下,民主人士參政路途限制多多,馮檢基與梁耀忠,以至民主黨,在香港政壇付出過不少心力,每一個地區辦事處,每一個議席得來不易,每一個議席均有易手的危機。問題是,作為民主派,當初為何參政?不就是為了建設民主的香港嗎(有些可能還有建設民主中國的宏願)?二十多年過去,香港民主進程如蝸牛散步,越走越慢,越走越沒有方向,作為資深的民主派人士,難道還要「胡混」下去?難道真的要向大陸的民主黨派看齊,甘願做其名副其實的政治花瓶?

不要再說那些為市民服務的冠冕說話了,這不是你們與民建聯、工聯會……的區別所在。所以民主黨的反應是不長進的,而李華明指梁家傑總辭後出選九龍東必敗的論調,更突顯民主黨對議席的斤斤計較及小器,以及心底裡對市民的民主意識的嚴重不信任。

至於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謂總辭可能失去關鍵少數派的否決權,這個論調其實相當阿Q,政改鬧劇來到這個地步,民主黨自己都表示對政改方案沒期望,而中共和特區政府就是要拋出一個雞肋方案,讓民主派贊成也不是,反對也不是,就好像零五年一樣。所以在原地踏步與雞肋方案之間,那個關鍵少數意義又在那裡呢?

至於說會有人乘機通過廿三條惡法,對不起,當年叫停廿三條的是五十萬人上街的民心,而不是民主派的否決權,如果要計數,當年數字上仍然有機會強行通過這條法例,只是中共不想冒這個險而已。硬指廿三名泛民議員總辭,會變成當年的臨立會,可以通過很多「反人民」議案,這是有意誤導。回歸前的立法局,由於彭定康的政改,令民主派在立法局屬多數派。回歸後,沒有「直通車」,民主派即使有較多選民支持,在分區直選議席最多去到一半的情況下,民主派變成了少數派。不論是否分組點票,民主派議員根本無可能否決政府提出的議案/法案。所以,在現有政制下,泛民的少數派議席其實並不關鍵,關鍵是民心取向。

還是要借用毫不激進的呂大樂教授的說話作結,他九月八日刊登於《信報》名為「古怪的政改賭局」的文章,指民主派以往一直靠特區政府和中共犯錯而得分,不需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這次「玩大咗」︰

更有趣的是,就算泛民手上沒有好牌,卻往往會因為莊家犯錯(例如打壓人民或表現出一些不民主、不尊重自由、高壓的手段),而令它們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過去的運氣令泛民長期以來毋須認真檢討自己的底牌,只要莊家自己「爆煲」,那又可以繼續混下去,就算是「二仔底」,也照樣「死跟」。泛民從來沒有需要檢討實力,看看底牌,考慮一下自己的底線或談判的策略。正因為這樣,泛民中的「策略派」難成氣候,只要莊家有可能「爆煲」,全體必定歸隊,繼續以運動形式進行鬥爭,沒有議價、妥協的空間。

「問題是:今回政改也是同一性質的賭局嗎?泛民真的可以在不作策略調整的情況下進行鬥爭嗎?有一點是泛民必須清楚瞭解的,這就是今天恐怕真的要將底牌翻開了。本來五區辭職是一招虛招,「曬冷」靠嚇。現在莊家沒有即時反應,令泛民大有可能被逼上馬,要想想如何主動施壓。這次弄假成真不可能隨便一招半式搞個「民間公投」便瞞天過海,或組織一次集會便以為可以草草收場。今次泛民要開牌了。」

灰記認為社民連早已深知調整策略的必要,五區總辭也不一定是虛招,公民黨亦認識到這點。泛民的確是到了開牌時間,開牌無非是重拾當年的理想。如果好像呂教授所言,泛民的底牌原來是「二仔底」,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套用老毛的話,大不了重返井崗山—重投街頭政治,重頭再來,如果泛民真的有堅實的政治信念的話。

當然,對那些混了多年的政客來說,議席是生活/生存之道,不容半點風險,那灰記就勸她/他不要再掛著這個名不副實的民主派招牌。其實,政治這行飯,有沒有變相公投,風險指數一樣很高,特別在如此局限的政治制度下。所以,自稱泛民的從政者,是時候思索為何要從政了!


烏魯木齊會讓人反思嗎?

近日採訪新疆鳥魯木齊漢人示威的無線及NOW新聞記者,被武警毆打及侮辱事件惹起頗大回響。

新疆事件,在特首曾蔭權表示關注,香港新聞團體憤怒抗議,記者所屬機構發表不滿的聲明後,烏魯木齊的新聞辦突然召開記者會,反指香港記者煽動鬧事。此事惹起香港新聞界的更強烈反彈。

無線新聞一反過去「是是旦旦」作風,播出記者質詢烏市新聞辦主任的片段,又採訪被毆的主角,記者林子豪及攝影師劉永全,反駁煽動鬧事之說。連一些親中的政治花瓶人代及政協常委/委員,也紛紛開腔說會要求中央全面徹查。

不過,灰記預期事件會不了了之。理由十分簡單,一來當地新聞辦可以如此「瞪眼講大話」,必定有國安系統在背後撐腰。更重要是,大陸當局,由上至下,都沒有新聞自由的觀念。他們內部也許會檢討一下處置境外記者(香港記者屬於境外記者)的手法,但新聞作為官方喉舌,在大陸官員心中卻是不能「妥協」的「原則」。大陸傳媒在宣傳報導這類敏感新聞,必定要跟隨官方的統一口徑。境外記者不盡可靠,所以一定要用限制,以至封殺的手段,這是中共上至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可能寬鬆一點),下至地方官員,都根深柢固的想法。

所以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在回答記者詢問時,除了表示向有關部門「如實反映」香港各方的要求,還為新疆的公安武警打圓場︰烏魯木齊武警及公安,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為了及早恢復社會秩序,採取必要措施,過程中發生大家不願意見到的事情,已注意到新疆對此表示遺憾。

至於那些人代、政協常委/委員(包括民建聯及工聯會的頭面人物)深知這是發生在地方的事件,而且遠在新疆,不是「阿爺」犯事,所以出吓聲也不至於得失中共,上書要求中央徹查事件,一來可顯示事件與中央政策無關,二來也是一種姿態,應付一下香港新聞界,以及社會一時間的不滿,以免太落後港人形勢而已。他們不會真心以為有甚麼結果。

還是那位思維緊貼中共的前人大常委曾憲梓說得明白,他希望港人以「國家利益」、「香港利益」為重,淡化事件。「建國大典」在即,相信這亦是但求諸事順利的中共的心願。

至於新聞界,當事的機構會否為求討一個清白,為新聞自由而「窮追猛打」,灰記甚感懷疑。大陸當局只要派人與機構老闆說一聲,體諒一下複雜的國情,委屈一下,老闆又怎能說不。而特區政府早已自廢自治的武功,路人皆見,期望這個在大陸面前,伸不直腰的窩囊政府,為新聞自由據理力爭,天方夜譚。

或者最終擺和頭酒式的邀請香港記者,甚至傳媒機構高層再到烏市「採訪」,由當地新聞辦宴請一番,可能已是最俾面的做法了。

無論如何,這次事件讓香港新聞界,以及「左、中、右」各派,罕有的「團結」起來,憤怒發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畢竟採訪權也是基本人權,不容國家機器任意踐踏。有人便在FACEBOOK寫道︰「記者大叫:『政府可恥!』常常自命中立的記者終於也嘗到吶喊的需要,不是為叫而叫,而是體驗到不公義卻無處可訴,尚要被"老屈"。」

至於此事會否促使傳媒思考更「高層次」的新聞自由,灰記不樂觀。舉今年新疆騷亂以及去年西藏騷亂事件為例,單從香港的傳媒,很難了解騷亂背後的原因,以及中共鎮壓機器的所作所為,皆因本地傳媒對一些敏感新聞,例新疆和西藏的「分裂」問題,基本上採取自我審查態度,緊跟中共的大一統的宣傳路線。

今時今日,本地傳媒基本上已沒有魄力和膽量去探究中共治藏與治疆的得失。藏人及維吾爾人的真實想法更是缺席。至於被中共肆意妖魔化的達賴喇嘛,以及熱比婭,傳媒更不會有興趣/有膽量去採訪他們一下,聽聽他們那邊的故事。西藏事件及新疆事件發生了這麼久,灰記還未看過本地傳媒製作過比較全面的專輯,介紹這兩個「麻煩」地區的實際情況。當然,大陸新聞採訪限制,以及私自到那些地區採訪有一定風險是原因之一,但灰記認為不願觸碰敏感題材,便很容易以採訪困難來開脫掉。

當然在大一統的觀念支配下,大部分香港人只會覺得西藏人、新疆人很麻煩,很野蠻,中央投放了那麼多資源在他們的土地,他們依然不滿足,還要搞分裂。但如果有深入一些的報道,有多一點藏人、維吾爾人聲音(不是在鏡頭面前言不由衷的那種短問短答),也許會令多些人思考西藏、新疆,以至大一統主義所衍生的問題。

灰記始終認為,香港人不善用剩下那點自由空間,為大陸經常被踐踏人權的受壓民眾,被剝掉民族自主權的受壓民族,多說幾句公道話,是有負這個特殊歷史時空所託。

毛澤東教訓

早前大陸《新京報》報導︰湖南省地方標準「毛澤東紀念像」的制訂工作已完成前期調研,現已進入起草階段,預計年內頒布實施。據說這是針對毛澤東故鄉韶山紅色旅遊熱出現的大量粗糙失真、材料低劣的毛像,而採取的補救措施。

九月四日,香港有六百多個「達官貴人」,包括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民建聯議員陳鑑林、李慧琼,還有甚懂曝光的的立會新貴梁美芬等,浩浩蕩蕩參加中共掌權六十年的「共和國之旅」,到被稱為革命搖籃的井岡山朝聖。官方稱毛澤東在此建立革命根據地,為日後中共革命成功的起點。未知他們會否順帶到韶山朝拜一下毛的故鄉?

「建國六十年」,不止大陸,香港亦有舖天蓋地的慶祝活動。特區政府和社會「賢達」等「識時務者」值此表達心迹,討好主子。當然還有不少黨國不分的單純愛國市民,為「大國崛起」而亢奮。

灰記倒是好奇,在大陸統治階級壟斷的資本主義發展得如火如荼之際,又來「毛澤東熱」。官方亦一改八十年代初的口徑,不再批評把國家經濟推向瀕臨崩潰邊緣的毛式統治,轉而論說毛澤東時期所作所為,為鄧小平改革開放奠下基礎。一些中共地下黨人在香港開始宣傳這種論述,甚至暗視文化大革命也有積極意義。

說中共前三十年的統治,為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打一下基礎,完全不顧事實與邏輯,為的當然是對外宣揚中共一家親,以顯示這個專制政黨的「合法性」、「延續性」。「四人幫被捕」明明是中共的一場「宮廷政變」,是否定毛澤東及他的追隨者/接班人(即「四人幫」)的政治路線的一次政治反撲。

鄧小平以至劉少奇曾是毛派悍將。把毛澤東推上「神壇」,除了林彪,劉少奇也要負主要責任。鄧小平五七年堅決執行毛澤東的「反右」鬥爭,無情打壓「奉旨」批評共產黨的黨內外人士,因為政治上他也是一個毛派專制主義者。

劉、鄧與毛澤東的分歧在於毛澤東經濟上天馬行空的瞎指揮,與劉、鄧希望利用技術官僚搞經濟有根本矛盾。毛澤東相信「人定勝天」,劉、鄧多少還尊重經濟規律。所謂政治經濟,政治也是經濟,經濟也是政治,他們註定與毛澤東矛盾日深。

毛澤東後來把劉少奇看成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要肉身上把他消滅,是歷來專制獨裁者的心態展現,就是只許別人奉承、歸順,不許忤逆。五十年代中,蘇聯大獨裁者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成為黨總書記,發表秘密報告,力數斯大林殘酷統治的種種不是,最後導致斯大林被鞭屍。

不管毛澤東是否真的以為,劉少奇會在他身後作出「忤逆」他的事,但把這個黨內第二把手視為死敵,卻被歷史證明。他發動文革可能有種種冠冕堂皇的「革命道理」,但主因是要打倒劉少奇,以及與劉同路的一大批黨內政敵。劉少奇究竟犯了甚麼淊天大罪?不外乎比較尊重經濟規律,不外乎在蘇共批判斯大林後,反對搞個人崇拜。

劉少奇確不如毛澤東。他在中共瞎搞三面紅旗,餓死幾千萬人後,向毛澤東動氣說,死這麼多人,要上書的。劉怕成為歷史罪人,反映劉多少還崇敬天意,擔心自己身後的聲名。毛澤東可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甚麼也不相信的「獨夫」。為了表示自己永遠正確,死多少人在他心中並不重要。據說毛曾講過,如果發生核子戰爭,地球死去一半人,還剩一半人,可以迎來社會主義。那個鄧小平,據聞在「六四」時也說過死二十萬人保廿年江山的話。

如果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必須視人命如糞土,灰記只能說是人類悲劇。

那群朝聖者在井崗山會看到如瑞士般美麗的自然環境,但到處林立的髮廊酒家(或者為了今次六十周年大典而全被整頓),卻一點也不像「革命聖地」。當地的嚮導一定會大談毛澤東的豐功偉蹟。但這群超齡的學生,也許早已知道,也許不願知道,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毛澤東為了建立自己的山頭,奪取黨內領袖地位,早已對「同志」大開殺戒,例如在二十年代製造AB團事件,大批被指AB團(即反對布爾什維克–俄共多數派)的人被殘殺。而相信死者當中很多都未曾聽過甚麼是布爾什維克。

至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弄得人人自危,被無端刑訊迫供的人無數。諷刺的是,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合作,打擊馴服周恩來(即所謂經驗主義代表),和王明(即所謂教條主義代表)的政治手段。結果周恩來被馴服,王明七十年代死於蘇聯,之前未曾向毛澤東表示歸順。

這些毛式恐怖手段,相信很多老共產黨人刻骨銘心。但這些老共產黨人很多都已不在,部分願意反省共黨統治本質的,如李銳等,都已進入垂暮之年,難以對抗胡錦濤刻意製造的崇拜毛澤東熱潮。

近年的毛澤東熱,亦是對社會不公、道德墮落、貪腐等的一種反彈,這點很多人已談論過。

灰記倒想重溫,六、七十年代的激進青年,大批受這位當時「偉大」的「革命導師」的啟發(另一位一定是哲古華拉)。不單青年,一些左翼中、老年也受他的影響。在西方,他曾是很多人的「偶像」。

香港現在舉行法國新浪潮導演尚盧高達的電影回顧展,高達在六八年法國反建制運動高潮時,拍過不少「革命電影」,《中國女》和《東風》都是受當時中國文革熱潮的啟發而拍攝的。不過,高達畢竟並非入世未深的青年學生,對毛式激進政治、矛盾論等也作出調侃式的討論/質疑。或借用毛澤東的說話,如「美帝是紙老虎」搞吓笑。

因為文化差異所產生的神秘感,因為理想主義,因為美國發動侵略戰爭,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令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小部分人對毛澤東傾倒。毛派政治也曾盛極一時。今天,這些人起碼已是五、六十歲,很多已步向長者行列,仍然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死硬派,恐怕少之又少。但是否就要「覺今是而昨非」,全面否定當年所批判的東西,變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呢?

灰記想起一位老人家,這位出生於中國四川的加拿大牧師,曾經當過蔣介石的顧問,後來成為中共及毛澤東的忠實支持者,他叫文幼章(James Endicott)。灰記大學時代遇見他時,他已是八十一歲的灰髮長者。那時候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路線,他對此很有保留。

這位在中國出生和生活過的傳教士,一生堅信共產主義,對中國有深厚感情。他為了在自己的祖國加拿大宣揚共產主義,曾被傳媒形容為第一號人民公敵,曾被他所屬的教會驅逐,曾被政府威脅要告他叛國。在他心目中,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環伺下,中國的革命得來不易,所以對中共及毛澤東的很多作為,要從資本主義圍堵社會主義的大形勢下分析。因此,「六四」後,他雖然起初同情學生,後來卻認為軍隊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的小型「政變」。

文幼章沒有活到見證中共越演越烈的權貴資本主義。這位畢生信奉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西方人,他「錯愛」中共和毛澤東相信是出於對理想主義的執著,就如香港的甘浩望神父,依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有未實現的理想主義成分。

這些理想主義者的說話,有時與為中共辯護的「貴人俊傑」近似,但灰記似乎明白前者的心境,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必須堅持,窮人翻身,人類的平等自由依然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後現代資本主義的犬儒世界,用複雜虛玄的文字,嘲笑理想主義,嘲笑一切事物,最終其實是在擁抱現存制度。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毛澤東所代表的理想主義的確不容易打破。文幼章曾對灰記說,晚年的毛變得很形以上(metaphysical),弄不清他在搞甚麼?說時露出神秘笑容。當時灰記對中共的所作所為知道不多,沒有繼續追問。

灰記也不清楚,文幼章對中共的殘酷統治所知多少,知道後是否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圍堵社會主義解釋掉。今時今日,灰記這類自命左翼人士,可以理直氣壯的批判中共偽社會主義。不過,如果有人問理想主義要多少人命作代價,灰記驀然語塞。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灰記唯有寄望這句話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