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左派」與宗教

在面書,常常看到一些開口「革命馬克思」,閉口「革命馬克思」的活躍留言者,對任何事物的結論都是必須「依靠革命的工人運動」或「依靠真正革命的馬克思左翼運動」云云。老實說,自命左傾的灰記看到這些「教條術語」也實在吃不消。當然,在這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灰記又是該死的自由派,小資溫情主義者了。

這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令灰記想起當年與加拿大的毛派組織的一些交往。這些朋友現在都已是長者,不知他們是否還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還是覺得理想幻滅?灰記還記得相熟的幾位朋友很「單純」,也很有承擔,例如當中就有至少兩三位學歷頗高的黨員,為了走進工人階級隊伍當組織者,放棄白領工作,當起藍領產業工人來。

當時灰記廣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位曾經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西班牙人跟灰記也很稔熟,因灰記的關係,與這群毛派朋友也有幾面之緣。他問灰記,為甚麼加拿大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都來自信奉天主教的法語區?灰記說不知道。他說,跟他們談過,發覺他們都是原來信奉天主教的,現在就以馬克思主義替代宗教。他說,共產革命也罷,宗教也罷,歸根究底,是信仰問題。早前灰記與朋友新春聚會,也輕輕提到共產黨與基督教組織的類同,有朋友說起那些團契的交心活動,跟共產黨無異。灰記插咀,所以共產黨最忌宗教,因為大家都是「改變人類心靈的偉大工程」。

談起強迫信仰,今時今日,政教合一的國家已不多,除了小部分以伊斯蘭教治國的政權,如伊朗、沙地阿拉伯等,大部分人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信奉宗教。而以「馬列主義」作為「宗教」的國家也寥寥無幾,只剩中國、朝鮮、古巴和越南。這些國家中,相信朝鮮「政教」合一做得最徹底,把「馬列主義」和東方專制王朝的傳統結合得「天衣無縫」,金氏統治者成了實際的天子,只是包裝了極庸俗的「馬列主義」術語吧了。而金氏王朝居然能逆世界的大潮,今天已是第三代,比中國秦朝還厲害(秦朝到了秦二世便滅亡),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與金氏王朝「唇齒相依」的中共政權,除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極致外,顯然比較像個「現代國家」,但共產黨對宗教的恐懼與防範之心並無稍減,要嚴控宗教,特別是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來自西藏的藏傳佛教,因為中共深明「宗教狂熱」的力量。此外,眼見「馬列主義」已失去宗教作用,便代之以「愛國主義」,即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句題外話,由中共系統「脫隊」而出的法輪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中共最感難以應付的「宗教」組織。

回到當年的「紅色邂逅」。當年這些朋友的確也把打算「吸納」的對象分類,灰記被定為「進步人士」,加上非當地人,不打算久留,所以並非他們大力發展的對象。而灰記少年時期曾到過大陸探親,目睹大陸的一些「現實」非左派書本上描述的那麼光明,覺得這些毛派份子對中國的想像實在太過一廂情願,後來便漸行漸遠。

不過,「共產革命」話語的宗教力量的確不能忽視。即使灰記只是短暫與這些毛派人士「過從甚密」,也感染了他們漠視生命和自由的「革命世界觀」。魏京生於七十年代末,寫了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觸怒了中共老太爺鄧小平,被判刑二十年,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但因為魏京生揚棄「馬列」語言,甚至有自由主義傾向,灰記竟然也認為魏京生是「反革命」,覺得他只是個人主義,沒有為工農群眾「無產階級」服務,所以雖覺判刑過重,也認為「罪有應得」,被同學指摘無人性。

而中共支持的赤柬,七十年代推行瘋狂的「共產主義」實驗,把數以十萬計城市人放逐到農村,最終暴政導致數以百萬計人死亡。灰記也曾為赤柬辯護,覺得西方社會誇大死亡人數,隱然認同「革命必須有代價」。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死的是一百萬人還是三百萬人,都是活生生的個人,赤柬犯下了反人類罪行。當年灰記也被朋友譏為「極左」。

諷剌的是,幾十年後的今天,同樣的情況幾乎重複。話說去年初艾未未被失踪,香港人遊行聲援,面書上聲援艾未未的留言此起彼落。但自命清醒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卻不以為然,說艾未未只是西方的寵兒,說雖然不支持中共的做法,但不要為艾未未「造神」。其實聲援的人很多都是說言論自由是的基本權利,必須捍衛,沒有要追奉艾未未的意思。

當然時代不同,中共早已取消了「反革命罪」,但沒有停止鎮壓異己,只是大力祭起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民族主義大旗」,作為對付異己的意識型態武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也「甘之如飴」。於是艾未未成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馬前卒」,甚至艾所聲援,被四川當局無理拘禁的譚作人,甚至拍錄像追查豆腐渣工程的艾曉明老師,一律被label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幫閒。

更有甚者,當時溫家寶回應失去兒女的家長要討回公道的呼聲,信誓旦旦的要徹查豆腐渣工程,最終不了了之。四川地震究竟有多少枉死的寃魂?至今仍縈繞多少家長心中?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卻竟代中共官方總結四川地震是純粹特大自然災害,傷亡無可避免。還以日本地震海嘯,官方也隱暪實情,質問為何厚此薄彼。

其實沒有人要厚此薄彼,也沒有人盲從西方社會,只是果然「革命世界觀」「改造人類心靈」幾十年來並無二致,「馬列主義」以集體之名,所謂最終為全人類解放的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過渡,以保存「革命成果」,繼續漠視生命與自由。

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那位不少港人熟悉的甘浩望神父,這位宗教人士原來也是對「文革」有憧憬的理想主義者。經常掛在咀邊便是嚮往一個「新天新地新社會」。然而這位甘神父與那些在面書上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有基本的不同,他雖然固執/執著,卻沒有高高在上,真理在我手中的傲氣,經常與香港及大陸的貧窮弱小在一起,亦捍衛基本人權,包括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這也許是宗教的一些正面影響,例如寬容、憐憫、謙卑等,所謂宗教的慈悲,令甘神父雖受毛派馬列主義影響,卻少了仇恨與戾氣。最經典是他一直以來進行一項mission impossible,就是搞簽名運動,要求中國廢除死刑,這是神父的宗教情操蓋過「馬列主義」者常有的鬥爭意識。這可能是宗教與「革命左派」結合的其中一個最好的示範。

灰記自認缺乏「革命理論」根基,不敢再多批評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但作為一個崇尚多元及希望人類身心得到最大解放的人,便十分抗拒那種唯我獨尊的霸氣,不管來自宗教、「革命運動」以至現存既得利益秩序。

從艇戶到菜園村

一月廿八日,在理工大學一個課室,二、三十人,大部分為學生,一起觀看一九七九年油麻地避風塘的「風光」。在超八菲林影片中(現在播出的媒介當然是DVD光碟),當年被稱為艇戶的水上人家生活面貎重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看這些生活及採訪片段應該是「全新」體驗。不過,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資本主義社會,貧窮弱勢受欺壓的現實沒有消失,只是受欺壓的對象對不同吧了。

看著那些要由繩繫著,在狹小的艇上活動的小孩,看著避風塘超惡劣的環境,灰記的思維回到八十年代初,回到避風塘的艇上,回到那兩位居住那裡的義大利神父上。其中一位是頗多人熟悉的甘浩望神父,這晚上,他與很多當時還未出生的年輕人一起重溫香港基層弱勢的艱苦抗爭歲月。

電影片段播出後,甘神父甘仔以義大利人慣有的幽默感,述說當年在艇上居住,兩次沉艇的經歷,揭開這段艇戶抗爭歷史的序幕。當年因為沒能力機械化,沒法再出海捕魚的艇戶,到岸上打工,遺下妻兒在艇上生活,因為當中有不少跟他們結婚的女子來自大陸,沒有身份證而不能上岸。生活在避風塘不但環境惡劣,打風的日子亦危險,一些小孩亦試過被海水吞沒。他們渴望一家能到岸上生活。

甘仔提到艇戶事件由七十年代初一直至八十年代下旬才逐步解決。一向樂觀的他說,只要堅持便能達到目標,無論時間多長。作為支援者甘仔及當年的青年學生及組織者,亦付出一定「代價」,甘仔為艇戶絕食,亦曾因為拉隊到港督府請願而被控非法集會罪成,守行為十八個月。當年他們在一些有正義感的大律師協助下,上訴至英國樞密院,結果法院維持原判,因為整件事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為甚麼是政治問題?因為一九六七年,港英殖民政府為了對付反英抗暴的左派人士,制訂了嚴苛的公安法,三人一起可被控非法集會。這些公安惡法到彭定康時代,英國人撤走之前,才在以民主派為多數的立法局通過廢除。可惜九七政權移交後,臨時立法會恢復公安法,雖然較港英舊法有所改良,但仍賦予警員太大權力,示威者隨時踏地雷,一旦政府當局要「懲處」公民抗命者,隨時有藉口「拉人封艇」。所以,九七前後,示威請願者均有被政治檢控的危險,亦有不少人「以身試法」,包括長毛議員。

當年有份與甘仔一起被檢控的是另一位講者是嶺南大學的教授陳順馨,當時她是一位剛畢業的社工,義務支援艇戶而被檢控。在陳順馨眼中,當年的港英警察相當惡,平民百姓要抗爭要承受很大的壓力。而港英亦擅長公關技巧,製造矛盾,例如抹黑艇戶「打尖」上樓,剝奪其他輪候公屋人士的機會。實情是他們希望獲得輪候申請的機會,而沉船等意外造成的災難,好像木屋火災的災民,獲得臨時安置亦天經地義。好在,當年的傳媒好像較多元化,主流傳媒亦有不少同情艇戶的報道,對港英政府構成一定壓力。

灰記以為,當年仍是文人辦報年代,除了一些較獨立的報章,還未完全走資的左派報紙扮演鞭策港英政府的角色,令報道不至完全一面倒。今日在龐大的中國籠罩下,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跟香港超級地產富豪壟斷的資本主義結合,由大財團或其代理人操控的傳媒歸邊是大勢所趨,公民的抗爭行動被主流傳媒抹黑已是一個大家要面對的現實。不過,正如與會的菜園村支援組成員葉寶琳所言,抗爭不是為了吸引傳媒注意,是否抹黑非抗爭者能左右。

 

 

宗教人士在被暴力清拆的菜園村祈禱,祈求村民平安。

是的,特區政府為了取悅大陸政府,為了長官意志,為了高鐵站所在的西九的地產發展,為了盲目發展主義等,犧牲菜園村村民的生活方式不止,在村民由不遷不拆到願意以復耕計劃搬村,口頭上說會協助,會人性化處理,重建菜園村是當局和村民的共同願望。但村民覓地搬村所遇到的困難,政府當局從不過問,更不要說協助,只是不斷催促村民買地,讓「新界王」劉皇發「主持大局」。結果「發叔」拍心口說路權問題三十萬可解決,卻原來要割回約10%已買下的土地,供從未露面的私路持有人建丁屋發財,否則路權費要加至五百萬。這不是赤裸裸的土豪惡霸打刧嗎(參看這則報道)?

 

  當然主流傳媒(報紙只有《蘋果》抱同情村民態度)不分青紅皂白的偏頗報道,說菜園村村民貪得無厭,說他們不應有特權,卻原來清拆新界土地,只有原居民才擁有特權,政府要另覓地替他們建好丁屋安置,還有大筆賠償土地的費用。非原居民如不願接受一般徙置,也只有四十萬至六十萬的「補償」,加上才少得可憐的「青苗補助」,如一棵香蕉樹補助數十元,便要把你踢走,菜園村村民重建新村,集體買地已十支付千多二千萬,一些村民要自行再集資支付重建費用。葉寶琳反駁自稱公信力最高的《明報》社論的抹黑,說得很詳盡

 
 

 

宗教人士在菜園新村土地上祈求新村盡快建成

無論如何,從油麻地艇戶到菜園村,香港主流社會的發展主義,即所謂中環價值未改。殖民政府與後殖民政府亦沒有兩樣,強權加公關技巧加謊言處理弱勢市民的訴求。所不同者,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官商合力「打造」的經濟秩序,公共資產私有化,公共事業商業化等,對平民大眾更為不利,小市民的生活空間和選擇更狹窄。加上有一個集權資本主義宗主國在幕後操控,小市民的困境只會與日俱增。唯一寄望是困境下的醒覺及抗爭。

 

灰記天真的認為「走投無路」,醒覺會加快來臨。在貧富差距加劇,人民生活無保障下,越來越多人會覺得現行的社會秩序不能讓人發揮人性、自我、同理心,必須起而反抗,這是一月廿八晚理大課室裡一位理社工系學生的精警發言,灰記以此共勉。

附錄︰葉寶琳就《明報》的反駁的反駁︰《大是大非,菜園村民被侵權豈能說合理》

六二六的大新聞與小新聞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電視最轟動,最搶先報道的新聞是美國流行歌王米高積遜心臟病發猝死的消息。熱愛音樂的身邊好友成長期深受米高的音樂薰陶,還不無感觸地說,即使近年醜聞纏身,他仍創作上乘的音樂供歌迷享受。公司較要好的同事亦走過來分享米高逝去的傷感。

灰記並非樂迷,但不會沒有聽過米高的歌曲。對米高的死訊,灰記雖未至傷感,也會感到惋惜。其實灰記多年前有機會寫專欄時,已寫過米高,寫了對他不斷整容及漂白皮膚的不解。聞說這次他心臟病發是因為濫用止痛藥,而濫藥原因之一是整容的後遺症—不時感到痛楚難耐。若屬事實,則更為可惜。灰記一向支持美國黑人爭取平權,(知道歷史上非洲人被歐美白人當貨品搬販賣,然後對他們極盡剝削,還「教育」他們接受自己為次等種族,稍有公義心的人都會感到義憤)。其實作為受英國人殖民統治的香港人,理應同情所有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包括美國黑人。可惜香港主流愛白厭黑,傳媒不少同事,上至管理人員,下至司機,經常「黑鬼」前、「黑鬼」後,甚是刺耳。

作為基層黑人子弟,米高憑過人的音樂及舞蹈天份,在藝壇發光發熱,凝聚全球不分種族的歌迷,這種疑聚力能對抗種族偏見。從全世界各國歌迷對他的哀倬,可見他依然有巨大影響力。灰記感到惋惜的是,本來是極討人歡喜的黑人孩子,成名後卻對自己的面貎及膚色不滿,不斷整容漂膚,以至越來越不似人形。當然灰記亦深明不應強求藝人有政治意識,自覺捍衛自己的膚色種族,況且整容美白已成世界大趨勢,米高也許只是追趕時髦,何必深究。然而,灰記始終覺得隆鼻美白,是白人優越主義的延續,必須扺抗。米高,安息吧!

626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電視新聞不情願處理的新聞是近千居港權家長及支持者遊行至政府總部,以及隨後在遮打花園舉行燭光晚會,抗議十年前人大釋法,剝奪那些家長在內地子女居港權的消息。對傳媒和主流社會而言,這些家長只是「偏執狂」,就如內地精神病專家孫東東指那些老上訪九成有偏執病一樣。堅持信念與偏執一線之差,傳媒及主流社會貪新厭舊、健忘以及輕視弱小,不也是一種病態。

在晚會看到那些家長老而彌堅,一直與他們同行的甘神父「甘仔」又講又唱,陳日君樞機現身表示支持,還有當年指揮若定的傅嘉慧,有居權大學的義工,有個別支持他們的社運團體、議員、社工、老師。據一直協助居港權家長的天主教正委成員說, 立法會終於通過一個建議,促請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商討,將現在用不著的單程證配額中的四十個,撥給那些當年釋法後在香港爭居權失敗的成人子女,排隊申請,解決剩下的約六、七千的居港權個案,令居港權事件可以暫告一段落。特區政府有否誠意和魄力為這群弱勢中的弱勢與內地當局談判,拭目以待。

十年了,特區政府167萬曠世謊言早已被人忘得一乾二淨,但卻要這群居港權家長承受苦果。灰記間間斷斷報導居港權事件,聽過無數對他們的冷言冷語。經常聽見的就是這兩句,呢啲成年子女唔係就係想嚟香港打工,唔係就係想嚟囉綜援,乜嘢家庭團聚吖。入境處縱火悲劇後,有傳媒同事說為何這些家長一定要子女來定居,導致縱火案;有轉工擔任某電影老闆的公司高層的前同事說,為甚麼他們不回去想辦法,要在此非法賴死,灰記回駁說他們別無選擇,況且特區政府不守法(釋法應是法院向人大提請),違承語,她說政府不守法他們也不能不守法,灰記無語。灰記也曾目睹在街上尋求支持的居港權子女被路人破口大罵,說他們不守法,香港冇金執……

居港權爭議令香港極度分化,新移民進一步被歧視。造成這種局面,特區政府和內地當局同是主兇,前者不願承擔應有責任(永遠把新移民看成負擔,看成次人一等),後者為了面子(所謂居港權不純粹香港內部事務),以及要利用單程證控制來港人口(順便貪污)。當權者的無能以及私心,要居權人士埋單。更令人髮指的是,中聯辦及民建聯為了選舉等的政治需要,剝奪了他們的基本權利作後,再把居港權作為魚餌,誰聽話誰有單程證,真是無恥之極!

十年前當灰記看見居權人士徐權能、吳嘉莉以勝利姿態走出終審法院,異常感動,覺得香港終審法院做了一台好戲,捍衛了香港的自主,也捍衛了港人內地子女的權利。然而,六二六釋法以後每況愈下,由中共支配的人大常委,一次又一次推翻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悍然釋法,破壞兩制。而特區政府對北京越來越卑躬屈膝,捍衛高度自治的擔子落到民間社會身上。

但千萬不要忘記,居港權是捍衛高度自主的第一仗,這一仗香港大部分市民為了私心,為了對內地人的歧視,為了167萬的謊言,支持特區政府率先破壞高度自治。今日高度自治越變越脆弱,香港人應該深刻反省。晚會中有人說,如果特區政府能成功向內地當局爭取,或許明年不用遊行集會。無論如何,六二六是香港悲哀的一日,是否有遊行集會,歷史也會記著的。

與基督教右派擦身而過

基督教右派及教育界保守派,因為反對同性戀而不惜將家暴條例扭曲,誓要將同性同居者踢出受保障範圍。為了掩飾歧視同性戀者,美其名家暴條例不能只保護同性同居者,而要惠及所有同住人士。實情是家暴條例已保障夫妻、異性同居者、離婚及前同居者、此等人士的子女、同住有親屬關係人士,唯獨遺漏了同性同居人士(因而有機會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因此政府不得不作出修訂的補救)。

為求達到道德清洗的目的,基督教右派及教育界保守派會繼續追擊同志團體,散播「傳統」家庭受威脅的言論,在講道或早會,向教徒及學生灌輸排他意識,將「非我族類者」描繪成道德、精神以至心理狀態都異常的可憐、可憎或可怖一族。

灰記在學生時代,亦曾接受過類似的灌輸。灰記後來有幸接觸眾多「異端邪說」,對反帝反殖的左翼政治、各類社會改革運動等多了認識和認同,而遠離右派保守陣營。但不知道身邊的同學有多少繼承右派保守價值,或甘當沉默的大多數。

上世紀七十年代灰記就讀一所與美國保守基督教會有著密切關係的中學,初中時的校長以演講生動見稱,而且愛在集會講道時評比本地及國際時事。事隔多年,灰記已把這位校長的演說忘得七七八八,但還清楚記得他在講解基督教聖經所說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時,用上的北愛爾蘭教派衝突的例子。

他說,愛爾蘭共和軍向英軍進行恐怖襲擊,英軍施以報復,理所當然,因為英軍在那裡是保護平民百姓。校長說得興奮時,還用廣東俗語說︰「嗰啲友仔fung過嚟(指共和軍攻擊英軍),啲英軍咪fung番過去職(指英軍還擊)。」還說天祐女皇,英國在恐怖主義威脅下沒有被擊倒。

灰記當時年幼無知,沒有疑問為何愛爾蘭共和軍要向英軍襲擊,為何有了愛爾蘭還有一個北愛爾蘭。當時的報紙國際新聞佔主要位置,少年灰記也愛看國際大事,也聽聞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的衝突,但並不意識到,英國主流傳媒對北愛的報道,都有立場和傾向性,絕少試圖從愛爾蘭共和軍這個「恐怖組織」的角度,或者從英國人是外來佔領者,英軍是佔領軍的認識來看事物。

香港國際新聞是翻譯外電而來(到今時今日也大部分如是),自然跳不出英國政府設下的框框,受這些資訊影響的少年灰記,也只會人云亦云。現在當然懂得將校長的說話,解讀為體現了被殖民同化後「比英國人更英國人」的表現,對愛爾蘭共和軍這個英國人眼中的他者充滿仇恨,亦因為狹隘的教派觀念而看不起被清教徒認為落後的天主教徒。

那時候,中東局勢亦同樣緊張,校長又引伸舊約聖經「以色列必復國」的預言,除了以預言正確來證實基督教是有唯一真神祝福的宗教外,亦為美國偏幫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大力辯護,說在阿拉伯國家包圍下,美國有必要武裝以色列,令他們有能力保衛國土。

無知的少年灰記,自然不懂得反問校長,那些建立以色列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並非基督徒,而是猶太教徒; 也不知道那塊所謂應許地,並非空無一人的荒漠,而是名為巴勒斯坦,世世代代有著阿拉伯人(佔大多數)和猶太人(佔少數)居住的土地。

少年灰記更不會知道,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一九四七年所立的以色列國,是在屠殺,驅逐以及壓制巴勒斯坦人的種族主義政策下催生的。而這些巴勒斯坦人當中,有部分是基督徒,過世前為巴勒斯坦人命運憂心如焚的著名學者薩伊德(《東方主義》等書的作者),便是生於現在依然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岸的一個基督教家庭。

同理,當年主要依賴翻譯歐美通訊社文章的本地國際新聞,不會提供比校長的立場有所不同的資訊,令少年灰記可以早點「開竅」。不過,灰記在這裡要申明,灰記生長於右派家庭,少年時絕不看左報。當年左報的反帝反資反殖立場,想必對愛爾蘭共和軍和中東局勢有不同的說法吧?

今天隨著北愛敵對陣營簽署了和約,愛爾蘭共和軍似成了歷史。(灰記仍然記得,當年看到共和軍成員Bobby Sand 在被英軍困禁時絕食而死的新聞時,心靈所受的震撼)。然而,巴勒斯坦人的災難依然繼續。(即使哈馬斯是恐怖主義組織,也不能抹殺巴勒斯坦人長期被以色列欺壓的事實。)

上月灰記和好友參與了由幾位港大學生發起的遊行,譴責美國縱容以色列攻擊加沙,濫殺巴勒斯坦人。遊行隊伍大部分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裔和阿拉伯裔人士,以及來港打工的印尼家務助理。華裔香港人佔不到十分一,政黨則有社民連。灰記遇到而認識的基督教人士是陸漢思牧師。(至於香港反抗運動的中堅分子甘浩望神父,則較早前到過以色列領事館抗議。)

灰記到維園集合途中,看到一群基督徒在派發傳單,宣傳教會活動,曾有衝動告知他們抗議加沙浴血的活動。灰記好奇的是,大部分的基督教會如何看待加沙浴血,是否如當年灰記的校長一樣,為美國和以色列的暴行諸多辯解,只看到以色列永不滿足的安全問題,而不願了解巴勒斯坦人幾十年來土地被佔領,長期受打壓的嚴重不公?

灰記更好奇的是,當年的校長,今天的基督教右派,是屬於少數派,還是陸漢思牧師和甘浩望神父才是教會的少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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