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義憤填胸」，「反右」技倆吧了！

查網上有關五區公投的新聞及評論，近九成都是口誅筆伐，大有"WITCH HUNT"(獵巫)的味道。高喊公、社兩黨可能觸犯煽動罪的民建聯，連言論自由的ABC也不顧，聽見起義、解放等字句便作出條件反射，替主子著急之情活現。

香港的中上層社會及傳媒，前所未有的歸一。中共所施加的影響力，本地建制權貴精英以及傳媒管理階層意會北京心意的著緊度均倍增。支持五區公投的民眾要面對是一幅厚厚的石牆。

港英年代獲頒爵士勳章的Sir Gordon Wu，九七後的「紅色」商人胡應湘跟大隊抨擊公投及起義，順帶指摘反高鐵的圍禮賓府及立法會行動。《信報》引述他說︰「係咪要衝擊嗰條線，政府總部你佔住抗議，到星期一政府官員要辦公，你仲佔嗰度，同六十年代學生霸學校有乜分別？同紅衞兵佔有乜分別？」

其實胡先生說漏了。建制派和工商專業「俊傑」利用各大識做傳媒平台的大批判潮，只不過是中共「反右」技倆的再現。五七年毛澤東受不了民主黨派的真心話，由號召人民大膽批評共產黨的「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變臉為「反右」運動。受中共當權者強大壓力又好，為了自保又好，積極討好當權者也好，各界齊齊批鬥那些被官方劃定的「右派」分子，言論上綱上線，肆意人身攻擊，不在話下。

掌握了政權的中共，把建政前批評國民黨專制獨裁，要推行民主，保障自由的豪言壯語，忘得一乾二爭。於是把民主黨派指中共不願接受批評，不夠民主，希望人民以至其他政黨可以監督執政黨，司法獨立，政黨輪替等言論，視為「瘋狂向黨進攻」，露出專制獨裁的嘴臉。而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形同虛設。

當年毛澤東及中共為求壓服未完全馴服的民主黨派，無所不用其極，將表現較為活躍的民主黨派頭面人物，而且擔任政府公職的章伯鈞和羅隆基打成「章羅聯盟」，但原來章和羅在民主黨派內從來意見不和。

「反右」被牽連者最少五十五萬。中共後來承認「反右」擴大化了，卻原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錯劃」為「右派」，然後陸續糾正。但章、羅等五位「右派」分子不能「平反」，以表示當年執行「反右」政策的鄧小平冇做錯。即「反右」正確，問題是「擴大化」。中共這種強權邏輯，真是嘆為觀止。不過，已故「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表明，不屑再玩要求中央「平反」的遊戲，以父親「右派」身份為榮，以今日民主黨派人士比共產黨人更屈從中共為恥。

這種收伏當年民主黨派的手段，大家似曾相識。但時代畢竟進步，香港在兩制下，尚有一定的法治和表達自由，不聽話的公、社兩黨，以及爭取社會公義和民主的民眾，仍然可以透過遊行示威、補選公投等方法表達意願，未至如當年的「右派」分子，沒有憲法及法治保障下，要受不同程度的無理處分，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其中北大學生林昭更在文革時期被處極刑。發展至文革，「右派」分子以及更多人命運更為悲慘，這點中共也不會否認。

再回應胡先生的批評。六十年代歐美爆發的學生運動，推動社會的進步，影響世界風潮。灰記六十年代仍是小學生，到七十年代中以後才到北美進大學，那時火紅的氣氛已消退得七七八八，不過，灰記依然有幸參與佔領校長室的行動。

話說當時當地政府要加學費，校內的學生反對，佔領了校長的辦公室，組成了鬆散反加學費委員會，灰記也是一員。灰記與十多位同學在校長室渡過了三至四天，還被委派到課室，用顫抖的聲音，呼籲同學反加學費，很多講師和同學皆表支持。

委員會後來還策動了罷課和示威，大約有二、三千名學生和講師浩浩蕩蕩走到當地政府辦公大樓，高叫反加學費口號。後來，當地的教育廳長亦要走到校園向學生解釋加費政策，當然大家不歡而散。學生最終未能迫令政府收回成命。

學生(包括灰記)這些行動，在胡先生及建制派心中的「過激」行為，當年被佔領辦公室的校長，被學生大喝倒采的教育廳長，均沒有半句批評說話。因為校長和教育廳長明白和接受學生有權以行動表達異議，不會覺得大驚小怪。

至於紅衛兵說，灰記倒要借曾採訪過的已故羅海星的說話反駁之。「六四」後因為營救民運人士，而被中共誘捕判刑的港人羅海星，出身左派家庭，六十年代赴內地升學適逢文革，參加了紅衛兵運動 。其實紅衛兵是在毛澤東號召下行事，聽命於中央文革小組，並非自發的社會運動。

羅海星說，當年充滿革命理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怎會不聽從，所以覺得批判審查「有問題」老幹部是為黨，為國家做事。後來逐漸明白自己只是被中共內鬥的一方利用，毛主席要借助紅衛兵鬥倒身傍的政敵劉少奇，以及他所代表的較務實路線。紅衛兵並非要造共產黨的反，他們的血腥暴力也是受到當權派默許。「文革」的無法無天是毛澤東炮製，並非紅衛兵引起。紅衛兵被利用完畢，很多都要下放農村，甚至遭受報復打擊，下場慘淡。

羅海星曾對灰記說，因為自己的經歷，厭倦政治運動，所以不喜歡參加示威遊行集會等的活動(不過，零三年也破例跟他的父親羅孚參加反廿三條大遊行)。不過，他對國是依然十分關注，對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高投入低效益的經濟操作，非常反感。說那些高幹子弟憑甚麼佔據國家資產，隨便就可以擔任國有大企業的領導。又說那些GDP的增長是嚴重破壞環境，浪費資源而成的。

灰記再沒有機會跟他談反高鐵運動。但他連曾蔭權利用公帑在禮賓府為自己建造魚池，也覺甚為不妥，相信對這個高投入低效益，浪費資源的項目，一樣會反感。反高鐵運動，以及年青人的愛本土行動，完全沒有官方策劃，更沒有任何血腥暴力，相信羅海星不會與當年紅衛兵運動相提並論，不會胡亂抨擊近日興起的各種抗爭運動。即使他不認同公投運動，相信也絕不會認為公、社兩黨在搞「港獨」鬧「革命」。灰記以為，如果能夠利用非暴力手段革命，是時代的進步呢。

服膺專制威權的胡先生等建制派人士，其實只是不喜歡別人挑戰權威，阻礙他們繼續在體制傾斜下，吃富貴大茶飯而已。

不過，政府仍準備遵守《基本法》及香港法例，如無意外，補選仍會進行。看來謾罵過後，建制權貴精英，主流傳媒只能以杯葛行動，「封殺」公投運動，令它變得無聲無息。他們能否如願，就要看多少民眾願意站到雞蛋的一邊，願意以卵擊石。

國際都會不如國際主義

昨夜回家途中在小巴上聽收音機，聽到事忙漏掉了的新聞︰南亞裔到銀行開戶口被拒。電台主持高調批評，金管局及銀行的做法與香港所自稱的國際都會很不相稱。接受訪問的巴基斯坦籍香港人bibi，以地道廣東話訴說母親找到了工作後，到恒生銀行開戶口出糧，銀行以巴國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國家為由，拒絕bibi的母親開戶口。

據協助少數裔的融樂會總幹事王蕙芬稱，這並非單一個案，至少有十五個以巴籍為主的南亞裔人士到恒生、東亞等多間銀行開戶口被拒，當中有副學士學生、家庭主婦、男士等。不知道事件曝光後，他們所受的嚴重不公平對待會否迅速獲得糾正，銀行會否作出道歉以至補償。例如bibi母親因開不到戶口(她所屬公司的出糧銀行是恒生)，兩個月也沒有薪水；有人開不到戶口連工作也失掉，因僱主懷疑其是否有違法行為等，銀行應為其荒謬行為向她作出補償。

這次事件當然並非個別事件，少數民族(除白人及日韓人等外)，在就學、工作，以至社會上所受的歧視已非新聞。拒開戶口事件的討論區，充滿侮辱南亞裔的言論，「阿差」前，「阿差」後，「攞香港人的福利」、「唔知喺香港幾幸福，仲要求多多」，看得灰記不斷搖頭。

這當然是種族歧視問題，但灰記認為也是階級問題。當年灰記在外國與共產主義組織過從甚密，其中一個原因是此類左翼組織十分接納少數有色人種，令身在異鄉的灰記有一種溫暖的感覺。灰記當時亦跟著這些左翼組織進行一些反種族主義的行動，例如到與南非(當年南非仍是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國家)有生意往來的銀行派發傳單，要求顧客杯葛這些銀行。(今日如恒生等這些銀行繼續歧視南亞裔，灰記也呼籲杯葛這些銀行)。

西方社會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由來以久，從殖民主義興起，西方人以君臨姿態侵略世界各地，以白人優越主義的世界觀了解及支配世界，非白人，包括華人，被視為次等民族。而大部分在西方社會生活的有色人種，因為歷史原因，多處於基層。因此，當地統治階層在經濟出現危機時，會使出分化基層招數，而首當其衝，往往是處於基層最無助的少數民族，成為右翼以至主流社會的攻擊或敵視對象(後來亞裔移民升遷，部分擺脫基層形象。這是後話)。

這種白人優越主義的世界觀現在雖然有所修正，但並沒有消失。所謂「崇洋」，亦是白人優越主義的一種表現。灰記幾年前在大陸採訪，曾親耳聽到一位北京著名律師高談白澳政策如何如何的好。這政策是澳洲基於白人優越主義，以及恐懼亞裔人「湧入」拖低工資及生活水平，而作出限制非白人移民的政策，於七十年代初才正式取消。律師認為澳洲已被非洲裔和南亞裔等有色人種「污染」，直指此等民族低劣落後。灰記聽著這個一身名牌的可能共產黨員(能成為中國律師協會的理事，相信入黨的成數甚高)，說著輕蔑亞非拉人民的說話，覺得甚是諷刺。

1955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參加在印尼萬隆舉行的會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組成不結盟運動，堅決站在被壓迫民族的一邊。今日走資崛起的中國，出現一大批中產權貴，他們穿好吃好，出入高貴場所，早已忘卻共產黨站在被壓迫民族一邊的理想，代之而起是要與白人平起平坐的大漢優越主義。

至於香港的華人，長期受英人統治，受西方文化影響，難脫崇洋心裡，對白種人一般友善，但對南亞裔與非裔人士，則一向鄙視。九七之後，特區政府大搞國民教育，「認識祖國」之餘，並沒有好好教育佔絕大多數的華人學生以至市民，尊重少數民族。去年通過的種族歧視條例，更是政府縮骨之作(政府機構虧待少數族裔，例如不提供他們所需的服務，竟可獲豁免)。加上平機會越見缺乏識見及魄力，非白種少數族裔的處境並沒有改善  。

以南亞裔為主的香港少數族裔，很多都講廣東話及英語，比只講英語的白種人更願意與香港華人主流溝通，但華人主流卻把他們拒諸門外。無他，種族也是階級問題，被視為貧窮的南亞裔人士，如同被視為貧窮的內地新移民一樣，都是統治階層用作分化打擊的對象。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那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想起現在少人提到的國際主義精神。

近年本土民主運動，多了南亞裔少數族裔的參與。今年元旦大遊行，他們一行數十人拉起橫額，一起與華裔港人爭取民主。但願這是本地種族共融的第一步。

和平起義VS槍桿子出政權

北京怒吼了。利用暴力掌握了政權的中國人，到今日為止的觀念依然是玉石俱焚，任何對他們政權有所挑戰的舉動，包括批評，都會利用國家機器，如公安及司法系統，暴力鎮壓之，如最近劉曉波的被判刑，譚作人的被起訴……因而種下了以暴易暴的種子。台灣實現了政權和平更替，但大部分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此中國人未能沾光。

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以過來人的身份痛陳中共政權不願放棄暴力，不願追隨世界的民主潮流，在意識型態真空的今天，在權錢結合的中國特式xx主義的現實下，統治舉步維艱。

反六四鎮壓而下台的趙紫陽，生前被軟禁在家，但依然關心國是，有更多機會反思中共統治的本質，點中了中國社會以暴易暴怪圈揮之不去的關鍵。專制主義者唯心地要成為永世不能取代的政治力量，不容反對聲音，將一切反對力量消滅於萌牙狀態。

但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管如何強大的政權，總有凋謝的一天。但專制主義者只懂拖延自己的滅亡，千方百計阻礙政治體制的重生，最終導致人民揭竿起義，以暴力推翻他們。中國的所謂治亂循環，歸根究底，就是專制主義幽靈的詛咒。

趙紫陽哀嘆「我們不懂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擺脫黨國思維的他，道出了中共黨人最深刻的領悟。而他最欣賞已故台灣政治強人蔣經國的其中一點，就是後者臨終前開放黨禁，令台灣的民主政治可以開花。(其實中共只要願意取消四個堅持，真正落實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和結社自由便可，毋須操心培植甚麼反對黨)。

中共希望以巨大的財富中的一部分籠絡人民，拖延改革，但比國民黨時期更深入骨髓的制度性貪腐，注定中共的「好意」難以落實。既然國民黨的貪腐導致民不聊生，以至盡失民心，因而丟掉在大陸的政權，今日貪腐更制度化的中共，為何不會失掉政權？部分覺悟了的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和平演變」才能救中國，卻憂心中共槍桿子出政權的迷思最終導致官迫民反。

「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用詞看似激烈，但也是無可奈何，況且也屬香港法例容許的言論自由之行使，距離暴力革命何止千里！公、社兩黨在政改死胡同中，提出五區辭職，以「落實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單一議題，利用補選機會，動員渴望盡快落實雙普選的市民投票表態，希望市民龐大的普選呼聲(當然取決於多少人投公、社兩黨派出的候選人一票)，能給予中共和特區政府更大的壓力，改變這個蝸牛式民主進程。

經反高鐵一役，越來越多人認識在功能組別/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不可能有效監督政府施政，民主的盡快落實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關鍵一步。

所謂全民起義，只是號召全民以選票向中共及特區政府拖慢普選說不，稍為有現代思維的人都不會想到武裝暴力。不過，北京掌權者從來迷信暴力，到今時今日仍不願意徹底改變戰時「共產主義」的政權架構，例如保留統戰部、政法委、地下黨等操作，不願向人民免受政治迫害，有權監督政府的現代化社會過渡。

當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及那些「俊傑」大呼起義不得時，有沒有想過搞統一戰線的統戰部存在，不正正反映了中共的戰爭思維，敵我觀念沒有改變？香港回歸後，依然神神秘秘維持一個龐大的地下黨組織，就是不信任香港的自治，準備隨時由中共自己友接管特區政權。

這不是未曾發生過，五九年的「和平解放西藏」，其實是撕毀了中共先前承諾的「一國兩制」藏人自治。當然藏人的確是「武裝起義」，或曰「叛亂」。但歷史已證明，中共承諾藏人的不是真自治，歷史也將證明，中共承諾港人的不是真民主。

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話，零三年「七一」提出「還政於民」的口號，亦曾令中共暴跳如雷，說英國是還政(權)給中國，不是還政(權)給港人，暗視這種說法是「港獨」。對著把人民看成洪水的專制政權，除非大家甘願當順民，謹小慎微，否則怎樣也會衝擊中共的權威，觸動他們的神經。因此，以港為家，決心爭取港人當家作主，落實民主制度的市民，便要有動輒得咎的心理準備。

「五區公投」有全民公決的意味，有還政於民的訴求，自然衝擊專制的當權者，需要他們在港的代理人和「俊傑」發砲攻擊。但巧妙之處是，香港法例容許議員請辭，沒有限制他們再參選，整個操作並沒有違反香港法例。所以他們只能用牽強的理由，恫嚇香港民眾。

相信中共不會授意人大再釋法，阻礙補選進行(假如他們這樣做，意味他們不介意公布一國兩制正式壽終正寢)。女「俊傑」梁美芬的私人議案︰辭職後在本屆立法會不能參與補選，即使通過了，政府又願意執行。社、民兩黨也大可找另外五位候選人參與補選，延續五區公投運動。

據聞建制派可能不參選，以降低投票率，以及減少公投議題的曝光機會(灰記對此依然存疑，中共雖然態度強硬，但習慣「寸土必爭」的實用主義政黨，不會放過任何進一步控制議會的機會)。即使如此，公、社兩黨其實早前己表明，若建制派不參選，可以找泛民其他人作「對手」。灰記以為，若建制派陣營沒有任何人參選，公、社兩黨應邀請民主黨及其他反對公投的泛民派參選，增加競選氣氛，鼓勵更多人投票。

民主黨等泛民派參選沒有任何損失，可能有機會增加議席。況且民主黨的劉慧卿，聲言未放棄爭取2012雙普選，可鞭策民主黨派出候選人，提出落實2012雙普選的公投議題，比 公、社兩黨更進一步。至於公、社兩黨，即使有機會損失議席，但如能將全民公決的精神體現，向中共政權說不，已對歷史有所交待。倒是民主黨等泛民派，會否怕觸碰中共「底線」，被公投等於變相港獨或半港獨的言論嚇怕，而不敢奉陪？

公、社兩黨利用香港僅有的法治與自由，抛出變相公投，令視民意如洪水猛獸的中共現形，可謂「高招」。但願看穿中共專制本質的香港人民，秉承劉曉波，以至胡佳等異議人士的精神，從容面對強權，堅持非暴力的抗爭，或曰和平起義，為中國社會擺脫以暴易暴，或曰治亂循環的詛咒，作出示範。

為甚麼？

昨夜坐地鐵回家途中，看到兩個身形高大的中年男子，突談起前晚立法會現場。其中較年青的像被問及當晚在現場上班的情況，看來他們應該是當差的。其實兩人並沒有真正交流，只是年紀較大的發表高論︰係人都知道起高鐵一定有益，唔知點解要反，呢班人讀乜嘢書架，係咪讀書讀到儍咗？

他們要下車，沒能再聽見他的高論。灰記定過神，想起了過去幾次反高鐵，圍立會的活動都身在現場。昨夜還拖著老骨頭，與年青人並肩坐到路上至深宵。為甚麼？是不是讀書讀到儍咗？

差不多一年前，灰記從身邊好友得知，菜園村被地政署人員用威嚇手段要作「寮屋」登記時，犬儒的認為這群基建犧牲者無可能抗爭，政府很快便能將事情擺平。灰記在主流傳媒混得太久了，直覺便認為清拆平房不會引起傳媒的關注，基建要上馬，反對者亦難以透過傳媒發聲。灰記這種以為「看透世情」的心態，曾惹起好友的不滿，批評灰記枉稱左翼。

堅毅的高婆婆

好友除了第一時間聲援菜園村村民，酷愛花草大自然的她，更感受到菜園村生活形態的不可多得，獨立自主，與大自然為善。隨後，當高鐵的高投入(接近七百億)，政府的環評報告的粗疏(各大環保保團體卻沒有半點興趣質疑)，沒有作社會影響評估，對受影響的居民諮詢走過場，西九方案並非唯一可行的方案，只為富人服務，平民得益不大等……這些質疑高鐵必定有益的資訊，逐步由極個別有心記者、網上媒體等發布，透過互聯網世界讓更多人知悉。

從起初好友在街上向人講解高鐵問題時，被人投以敵視眼光，甚至辱罵，至一年後，反高鐵成了一場群眾運動。灰記亦由起初的犬儒，變成運動的參與者。

當然，主流社會的基建主義依然頑強，相信地鐵那位與灰記年紀差不多的貎似差人阿叔並不孤獨，在絕大部分媒體有意壓抑質疑/反對政府高鐵方案的聲音下，一般人只會接受政府的訊息，或乾脆基建萬歲。不過，開始反省的人確是越來越多，除了年青人，平民百姓，不同階層人士也佔不少。

倘若不是民間的反響，那群泛民議員，特別是民主黨，會一如既往，審議基建是是旦旦。民主黨是在民間的壓力下才由棄權改為反對。而立法會財委會高鐵撥款，站在會外，向政府和建制派示威的人一次比一次多，也是灰記意料之外。

灰記每次參與其中，也很難說清自己的心情/感受。明知撥款在功能組別/建制派的把持下最終必獲得通過，但看見每次表決押後群眾的高漲情緒，聽到慷慨激昂的社會歌曲/國際歌，情緒也受牽動。

近三千人禮賓府前高唱國際歌

十六日晚上與好友及幾千群眾一起走上禮賓府，也是幾十年罕見。灰記記得只有六七年傳統左派「反英抗暴」，在中共港澳工委策動下，曾經包圍這個前港督府的，貼上大量辱罵港英政府的大字報。八九六四後，携款到北京聲援學生的李卓人及其他港人，一度被北京當局扣留，香港群眾衝上前港督府，要求當時的港督衛奕信營救。幾年前反世貿，大批以年青人為主的群眾走上這禮賓府，但人數沒有這次多，也未能完全佔領府前整條上亞厘畢道。

灰記沒有細思大會號召行動的目的，只覺那麼多民眾不願做唯唯是諾的順民，不甘心做中共以及特區政府屬意的經濟動物，為更高的價值，公義、平等、站在受壓迫者一邊……而發聲，讓人動容。那首近三千人頌唱的《國際歌》，歌聲響徹禮賓府的上空，也許標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該來的終於來了，撥款最終在一月十六日傍晚通過。灰記事後才從電視畫面看到警民衝突的場面，其實所謂衝擊，也只是民眾不甘心被警方擋著包圍立會的去路。警方第一時間出動胡椒噴霧、用武力將示威者大力按倒在馬路，不是 比那些被形容為暴民的人更暴力嗎？

灰記也不清楚何時走到其中一條馬路的中心，與年青人為主的擋路者一起，阻止鄭汝樺離開。事後在FACE BOOK上，看到有記者同行質疑圍立會、佔道路的做法，說有乜咁爽，不讓鄭汝華及建制派議員離去又怎樣？

灰記要告訴她一點也不爽，特別年過五十的老骨頭，坐在馬路四、五小時是相當疲累的活兒。但即使要表達一下對這個政府以及建制派議員的傲慢的憤怒，也是值得。事後看見鄭汝樺、葉國謙等民建聯政客偷偷離開的狼狽相，更覺圍困值得。據立會傳出消息，民建聯那群政客曾要求警方武力清場(葉國謙事後承認打電話給鄧竟成)，他們與人民為敵的心態竟如斯赤裸，實在令人嘆為觀止。難怪會外的口號是︰功能組別滾蛋、民建聯最無恥！

至於為何要圍困官員/議員，道理一字咁淺，群眾不再甘心行禮如儀的立法會議事方法。這個對越來越高漲的民意充耳不聞的政府/立會建制派，連暫停數月再諮詢也不做，強行通過撥款。把他們圍困幾小時，挫一下他們目中無民眾的官威有何不可。

至於有同行記者受個別示威者不禮貎對待而心生厭惡，灰記理解之餘也希望他們思考一下，個別的示威者並不代表所有示威者。而他們也要撫心自問，所屬的傳媒機構有沒有公平對待反高鐵運動？有沒有盡傳媒責任，將高鐵的爭議清晰明白讓市民了解？如果沒有(灰記認為大部分傳媒都沒有)，示威者為何不能對主流傳媒表達反感(方法是否恰當是另一個問題)。

抗爭當然不是貪爽，眼前是有能力行使暴力的國家機器—警察，但香港好歹還有未完全消失的人權保障，這邊路上百計的示威者，以歌聲、演講、口號與這個冥頑不靈的政府唱對台。

凌晨離開中環心藏地帶時，四周盡是一排排的警車，令人想起宵禁/戒嚴，氣氛不可謂不「恐怖」。兩天後，曾蔭權奴才、奴才的下屬李少光的強硬嘴臉，雖然可鄙，但灰記在想，這個政府會否如有法西斯傾向的劉迺強所想，受主子所命，強力鎮壓反對聲音？參與抗爭運動的朋友們不能掉以輕心，讓這個政權有機可乘。

國際歌與保皇黨

「起來，餓寒交迫的奴隸，起來，不願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舊世界打個落化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一月八日，當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劉慧卿宣布押後表決高鐵撥款後，包圍立法會的數千反高鐵人士，高聲歡呼，還唱了一首灰記耳熟能詳的歌曲—-《國際歌》。灰記身在現場，也與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齊聲高唱。

灰記在想，當立法會外揚起令人振奮的國際歌時，會內部分保皇黨議員聽後會有甚麼感想？灰記指的不是如詹培忠、張宇人、何鍾泰、劉健儀等，可能原來反共的生意人，而是民建聯和工聯會的議員，他們當中不少人，如譚耀宗、黃國健、葉國謙、王國興等，應該對這首國際歌也耳熟能詳。因為這首歌是他們緊跟步伐的中共的非正式黨歌，全球左翼/共產主義者，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階層的團結歌。時移勢易，走資後的中共，會不會認為這首歌引起尷尬，盡量避免使用，以至大陸年青人一代愈來愈少人懂唱國際歌？

高鐵是大陸權貴資本主義與香港壟斷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結晶產品，是專為富人而設的富貴鐵路，對普羅市民好處接近零，受影響的人政府懶理，或以為用錢可解決問題。而無論反對的理據再多，再充分，政府與保皇黨完全充耳不聞。這只證明一點，昔日的中共地下黨、親中共人士與本地傳統權貴精英合流，即使不合流也構成戰略伙伴關係。

保皇黨中的昔日「左仔」如譚耀宗等，應該反對過港英政府當年驅趕百姓的收地行動，反對過資本家的巧取豪奪，慷慨激昂的唱過國際歌，現在卻退化成一點人民意識也欠奉？難道香港換了一面旗，成為中共掌控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便萬事大吉，可以關掉腦袋，無論這個政府如何倒行逆施，也只做其舉手機器？

這些懂唱國際歌的保皇黨，難道不會好奇為何反高鐵的人要唱國際歌，愈來愈不滿特區統治的青年要唱國際歌？工聯會/民建聯等保皇黨，八九年的大陸學生、工人，以至香港的聲援人士，不也不停地唱國際歌，你們不也是曾經一度與他們一起高唱國際歌。

今日你們離棄國際歌，只能說明你們早已背棄理想，心中再沒有平民百姓、弱勢社群的福祉。你們會與從前反共的商人、專業精英議員、殖民地「餘孽」，聯手通過高鐵撥款。然而香港壟斷資本勢力橫行的今天，卻響起更清亮的國際歌，更多自發的聲音，聲討極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官商勾結、貧富差距、政制不公、人民未能當家作主，聲討你們這群與資本權貴合流，自甘墮落的前左翼人士。

不是「八十後」的問題，是屁股的問題

「八十後」被傳媒炒得熾熱，年青人又再次成為需要剖析的對象，需要解釋的問題。踏入中年，在社會上有一定位置的人，疑問年青人為何不循規蹈矩，為何不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奮鬥，要關注/投入與自己無關的事物。他們似乎忘記了，可能自己當年也曾反叛過，也曾是理想主義者。

幾年前的天星/皇后事件，就有成年管理階層說年青人怎會對天星/皇后有感情，懷甚麼舊。其實懷舊/集體回憶是特區政府，以至主流傳媒有意無意轉移視線的用詞。查實更多年青人投入天星/皇后運動，不是要懷舊，而是要找尋香港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脈絡。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帶，曾是很多抗爭行動的現場，由六十年代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以至後來無數的社會行動。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灰記便在天星碼頭參與過反思中共統治的活動。

天星/皇后抗爭期間，不同年代的活躍份子聚在一起交流，分享不同時代的抗爭經驗。大家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儘管回歸中國，香港的管治者並沒有揚棄殖民時代思維，用吸納分化的手段，化解不同聲音，並沒有真正採納民意，特別是基層弱勢的意見。

所不同者，在全球化的巨浪下，客觀現實急速變化，大資本家大財團的經濟壟斷越來越厲害，財富越來越集中。「自由市場」的神話逐漸爆破，基層以至中產自力更生的土釀越來越萎縮。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依然固我，重富輕貧，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自然產生強力的批判意識，自然對政府強烈不滿。

其實天星/皇后之前，反世貿行動已經揭開新世代抗爭的序幕，發展至今天反高鐵、廢除功能組別的抗爭，年青人的參與越來越多，在在說明統治者只求公關過骨，例如大玩完全欠缺基層社區參與的所謂保育計劃，並不明白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青人，對單一的地產「仕紳」化，巨無霸建築加大型基建，只有大財團才能染指的發展模式，感到越來越不對路，越來越反感。

然而，無論特區政府，以至大陸的統治者，都迷信這種單一發展模式，權貴結合的意識型態同路人/利益集團，必盡一切捍衛既得利益，所謂所處位置決定思維，或曰屁股決定腦袋，因此不理年青人及其他反高鐵人士停一停，諗一諗的理性訴求，反而由內地官員、特區政府、財團、專業精英、建制派政客組成的「巨人聯盟」，高姿態反撲，誓要讓高鐵撥款盡快通過，誓要一顯管治聯盟的權威，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活現。

針對「八十後」的言論，向中共投誠的劉迺強要特區政府強硬鎮壓反叛青年，親中共工人貴族(可能是地下黨員)鄭耀棠搬出中共恫嚇，說青年人的「激烈」行為讓中共震驚，親中共政治公關顧問(可能是地下黨員)程介南亂抛以巴衝突比喻，把與警察衝突的年青人說成恐怖份子……，在在說明這些人因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所佔據的位置，而完全缺乏反思，只看到年青人這樣那樣的不足，看不到這個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死胡同，無以為繼，最最受影響是那些have not者。

不過，正如《國際歌》的歌詞︰「……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是否能當家作主是另一回事，受壓迫的人最終必定起來反抗。而在每個時代，都不會缺少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無私精神。

元旦的二三事

在地鐡站發現了這個標語，和這位正前往中環參與遊行的長者。

灰記對「共匪」二字，有過不同的感受。童年時聽父親說，伯父是給共產黨綁架殺害。家庭的反共教育令灰記恨共產黨而親國民黨。在外國留學時，接觸當地的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對共產主義有過嚮往，對共產黨人有過認同。回到這裡生活了近三十年，對中共的改革有過盼望，最終因為中共利用軍隊殺害自己培育出來的下一代，繼續壟斷政權，走上層權貴資本主義道路，而鄙視之。

不知這位長者是否國民黨的擁護者，還是不恥台灣國民黨「媚共」。「共匪」二字對灰記而言很懷舊，灰記也不是要中共滅亡，只要它願意接受人民授權及監督(亦即落實民主及法治)就是了。不過，灰記欣賞這些「忠貞」之士，在中共要越來越牢固的掌控香港的今天，依然沒有半點恐懼，公開痛罵共產黨，誓要顯示香港顛覆精神不死！

顛覆精神存在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心中，除了力撐五區公投，還有投入近期熱爆的反高鐵運動。

長者之外，還有這位小朋友，帶領一大批成年人高喊遊行口號︰「基層市民支持五區總辭…功能組別，政治乞兒…曾蔭權貴，不理民意…政改方案，欺騙市民…政制改革大事，人民有權自決…。」小小年紀，聲音鏗鏘有力，歷兩小時而不倦，佩服！

這個訴求，也是廣大遊行群眾的心聲，所以小朋友亦不時帶領眾人高叫︰「釋放劉曉波，支持零八憲章。」

看見了偶像盧少蔄婆婆，想起她力戰政府及財團，受盡偏見的傳媒侮辱，政客、市民的蔑視。但領匯今時今日的橫行霸道，更覺長者的非凡智慧和勇氣。

未到中聯辦，警方如臨大敵，守衛他們老闆的老闆的代表。中聯辦亦門高警察多，搞群眾運動起家的中共，現在已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絕對不容許群眾接近，只搞私相授受的枱底政治。群眾想起一批年青人日前聲援劉曉波，在羅湖港界被大陸公安抓走，港警卻「愛莫能助」，還諸多狡辯。因此，小朋友又帶領大家高叫︰「抗議跨境執法，吳家聲(警察公共關係科主管)可恥。」

除了如臨大敵的警方，遊行最碍眼之處是一些政客站在高處嗌咪，聲聲多謝市民支持，以為遊行者是受他們號召而來，心態十年如一日。特別那些斤斤計較議席的民主黨政客，當他們喊出民主黨爭取普選的決心時，身邊這群基層市民馬上還以顏色，高喊基層市民支持五區總辭。

到達中聯辦對面的「司令台」，灰記和身邊的好友更感不爽，這群政客是在「閱兵」嗎？萬計市民經過這裡接受你們的檢閱嗎？何謂新民主運動？新民主運動就是小朋友所高喊的人民有權自決，市民要當家作主，我們絕不是政客的F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