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義憤填胸」,「反右」技倆吧了!

查網上有關五區公投的新聞及評論,近九成都是口誅筆伐,大有"WITCH HUNT"(捉女巫)的味道。高喊公、社兩黨可能觸犯煽動罪的民建聯,連言論自由的ABC也不顧,聽見起義、解放等字句便作出條件反射,替主子著急之情活現。

香港的中上層社會及傳媒,前所未有的歸一。中共所施加的影響力,本地建制權貴精英以及傳媒管理階層意會北京心意的著緊度,均倍增。支持五區公投的民眾要面對是一幅厚厚的石牆。

港英年代獲頒爵士勳章的Sir Gordon Wu,九七後的「紅色」商人胡應湘跟大隊抨擊公投及起義,順帶指摘反高鐵的圍禮賓府及立法會行動。《信報》引述他說︰「係咪要衝擊嗰條線,政府總部你佔住抗議,到星期一政府官員要辦公,你仲佔嗰度,同六十年代學生霸學校有乜分別?同紅衞兵佔有乜分別?」

其實胡先生說漏了。建制派和工商專業「俊傑」利用各大識做傳媒平台的大批判潮,只不過是中共「反右」技倆的再現。五七年毛澤東受不了民主黨派的真心話,由號召人民大膽批評共產黨的「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變臉為「反右」運動。受中共當權者強大壓力又好,為了自保又好,積極討好當權者也好,各界齊齊批鬥那些被官方劃定的「右派」分子,言論上綱上線,肆意人身攻擊,不在話下。

掌握了政權的中共,把建政前批評國民黨專制獨裁,要推行民主,保障自由的豪言壯語,忘得一乾二爭。於是把民主黨派指中共不願接受批評,不夠民主,希望人民以至其他政黨可以監督執政黨,司法獨立,政黨輪替等言論,視為「瘋狂向黨進攻」,露出專制獨裁的嘴臉。而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形同虛設。

當年毛澤東及中共為求壓服未完全馴服的民主黨派,無所不用其極,將表現較為活躍的民主黨派頭面人物,而且擔任政府公職的章伯鈞和羅隆基打成「章羅聯盟」,但原來章和羅在民主黨派內從來意見不和。

「反右」被牽連者最少五十五萬。中共後來承認「反右」擴大化了,卻原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錯劃」為「右派」,然後陸續糾正。但章、羅等五位「右派」分子不能「平反」,以表示當年執行「反右」政策的鄧小平冇做錯。即「反右」正確,問題是「擴大化」。中共這種強權邏輯,真是嘆為觀止。不過,已故「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表明,不屑再玩要求中央「平反」的遊戲,以父親「右派」身份為榮,以今日民主黨派人士比共產黨人更屈從中共為恥。

這種收伏當年民主黨派的手段,大家似曾相識。但時代畢竟進步,香港在兩制下,尚有一定的法治和表達自由,不聽話的公、社兩黨,以及爭取社會公義和民主的民眾,仍然可以透過遊行示威、補選公投等方法表達意願,未至如當年的「右派」分子,沒有憲法及法治保障下,要受不同程度的無理處分,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其中北大學生林昭更在文革時期被處極刑。發展至文革,「右派」分子以及更多人命運更為悲慘,這點中共也不會否認。

再回應胡先生的批評。六十年代歐美爆發的學生運動,推動社會的進步,影響世界風潮。灰記六十年代仍是小學生,到七十年代中以後才到北美進大學,那時火紅的氣氛已消退得七七八八,不過,灰記依然有幸參與佔領校長室的行動。

話說當時當地政府要加學費,校內的學生反對,佔領了校長的辦公室,組成了鬆散反加學費委員會,灰記也是一員。灰記與十多位同學在校長室渡過了三至四天,還被委派到課室,用顫抖的聲音,呼籲同學反加學費,很多講師和同學皆表支持。

委員會後來還策動了罷課和示威,大約有二、三千名學生和講師浩浩蕩蕩走到當地政府辦公大樓,高叫反加學費口號。後來,當地的教育廳長亦要走到校園向學生解釋加費政策,當然大家不歡而散。學生最終未能迫令政府收回成命。

學生(包括灰記)這些行動,在胡先生及建制派心中的「過激」行為,當年被佔領辦公室的校長,被學生大喝倒采的教育廳長,均沒有半句批評說話。因為校長和教育廳長明白和接受學生有權以行動表達異議,不會覺得大驚小怪。

至於紅衛兵說,灰記倒要借曾採訪過的已故羅海星的說話反駁之。「六四」後因為營救民運人士,而被中共誘捕判刑的港人羅海星,出身左派家庭,六十年代赴內地升學適逢文革,參加了紅衛兵運動 。其實紅衛兵是在毛澤東號召下行事,聽命於中央文革小組,並非自發的社會運動。

羅海星說,當年充滿革命理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怎會不聽從,所以覺得批判審查「有問題」老幹部是為黨,為國家做事。後來逐漸明白自己只是被中共內鬥的一方利用,毛主席要借助紅衛兵鬥倒身傍的政敵劉少奇,以及他所代表的較務實路線。紅衛兵並非要造共產黨的反,他們的血腥暴力也是受到當權派默許。「文革」的無法無天是毛澤東炮製,並非紅衛兵引起。紅衛兵被利用完畢,很多都要下放農村,甚至遭受報復打擊,下場慘淡。

羅海星曾對灰記說,因為自己的經歷,厭倦政治運動,所以不喜歡參加示威遊行集會等的活動(不過,零三年也破例跟他的父親羅孚參加反廿三條大遊行)。不過,他對國是依然十分關注,對大陸的權貴資本主義,高投入低效益的經濟操作,非常反感。說那些高幹子弟憑甚麼佔據國家資產,隨便就可以擔任國有大企業的領導。又說那些GDP的增長是嚴重破壞環境,浪費資源而成的。

灰記再沒有機會跟他談反高鐵運動。但他連曾蔭權利用公帑在禮賓府為自己建造魚池,也覺甚為不妥,相信對這個高投入低效益,浪費資源的項目,一樣會反感。反高鐵運動,以及年青人的愛本土行動,完全沒有官方策劃,更沒有任何血腥暴力,相信羅海星不會與當年紅衛兵運動相提並論,不會胡亂抨擊近日興起的各種抗爭運動。即使他不認同公投運動,相信也絕不會認為公、社兩黨在搞「港獨」鬧「革命」。灰記以為,如果能夠利用非暴力手段革命,是時代的進步呢。

服膺專制威權的胡先生等建制派人士,其實只是不喜歡別人挑戰權威,阻礙他們繼續在體制傾斜下,吃富貴大茶飯而已。

不過,政府仍準備遵守基本法及香港法例,如無意外,補選仍會進行。看來謾罵過後,建制權貴精英,主流傳媒只能以杯葛行動,「封殺」公投運動,令它變得無聲無息。他們能否如願,就要看多少民眾願意站到雞蛋的一邊,願意以卵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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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都會不如國際主義

昨夜回家途中在小巴上聽收音機,聽到事忙漏掉了的新聞︰南亞裔到銀行開戶口被拒。電台主持高調批評,金管局及銀行的做法與香港所自稱的國際都會很不相稱。接受訪問的巴基斯坦籍香港人bibi,以地道廣東話訴說母親找到了工作後,到恒生銀行開戶口出糧,銀行以巴國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國家為由,拒絕bibi的母親開戶口。

據協助少數裔的融樂會總幹事王蕙芬稱,這並非單一個案,至少有十五個以巴籍為主的南亞裔人士到恒生、東亞等多間銀行開戶口被拒,當中有副學士學生、家庭主婦、男士等。不知道事件曝光後,他們所受的嚴重不公平對待會否迅速獲得糾正,銀行會否作出道歉以至補償。例如bibi母親因開不到戶口(她所屬公司的出糧銀行是恒生),兩個月也沒有薪水;有人開不到戶口連工作也失掉,因僱主懷疑其是否有違法行為等,銀行應為其荒謬行為向她作出補償。

這次事件當然並非個別事件,少數民族(除白人及日韓人等外),在就學、工作,以至社會上所受的歧視已非新聞。拒開戶口事件的討論區,充滿侮辱南亞裔的言論,「阿差」前,「阿差」後,「攞香港人的福利」、「唔知喺香港幾幸福,仲要求多多」,看得灰記不斷搖頭。

這當然是種族歧視問題,但灰記認為也是階級問題。當年灰記在外國與共產主義組織過從甚密,其中一個原因是此類左翼組織十分接納少數有色人種,令身在異鄉的灰記有一種溫暖的感覺。灰記當時亦跟著這些左翼組織進行一些反種族主義的行動,例如到與南非(當年南非仍是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國家)有生意往來的銀行派發傳單,要求顧客杯葛這些銀行。(今日如恒生等這些銀行繼續歧視南亞裔,灰記也呼籲杯葛這些銀行)。

西方社會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由來以久,從殖民主義興起,西方人以君臨姿態侵略世界各地,以白人優越主義的世界觀了解及支配世界,非白人,包括華人,被視為次等民族。而大部分在西方社會生活的有色人種,因為歷史原因,多處於基層。因此,當地統治階層在經濟出現危機時,會使出分化基層招數,而首當其衝,往往是處於基層最無助的少數民族,成為右翼以至主流社會的攻擊或敵視對象(後來亞裔移民升遷,部分擺脫基層形象。這是後話)。

這種白人優越主義的世界觀現在雖然有所修正,但並沒有消失。所謂「崇洋」,亦是白人優越主義的一種表現。灰記幾年前在大陸採訪,曾親耳聽到一位北京著名律師高談白澳政策如何如何的好。這政策是澳洲基於白人優越主義,以及恐懼亞裔人「湧入」拖低工資及生活水平,而作出限制非白人移民的政策,於七十年代初才正式取消。律師認為澳洲已被非洲裔和南亞裔等有色人種「污染」,直指此等民族低劣落後。灰記聽著這個一身名牌的可能共產黨員(能成為中國律師協會的理事,相信入黨的成數甚高),說著輕蔑亞非拉人民的說話,覺得甚是諷刺。

1955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參加在印尼萬隆舉行的會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組成不結盟運動,堅決站在被壓迫民族的一邊。今日走資崛起的中國,出現一大批中產權貴,他們穿好吃好,出入高貴場所,早已忘卻共產黨站在被壓迫民族一邊的理想,代之而起是要與白人平起平坐的大漢優越主義。

至於香港的華人,長期受英人統治,受西方文化影響,難脫崇洋心裡,對白種人一般友善,但對南亞裔與非裔人士,則一向鄙視。九七之後,特區政府大搞國民教育,「認識祖國」之餘,並沒有好好教育佔絕大多數的華人學生以至市民,尊重少數民族。去年通過的種族歧視條例,更是政府縮骨之作(政府機構虧待少數族裔,例如不提供他們所需的服務,竟可獲豁免)。加上平機會越見缺乏識見及魄力,非白種少數族裔的處境並沒有改善  。

以南亞裔為主的香港少數族裔,很多都講廣東話及英語,比只講英語的白種人更願意與香港華人主流溝通,但華人主流卻把他們拒諸門外。無他,種族也是階級問題,被視為貧窮的南亞裔人士,如同被視為貧窮的內地新移民一樣,都是統治階層用作分化打擊的對象。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那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想起現在少人提到的國際主義精神。

近年本土民主運動,多了南亞裔少數族裔的參與。今年元旦大遊行,他們一行數十人拉起橫額,一起與華裔港人爭取民主。但願這是本地種族共融的第一步。

和平起義VS槍桿子出政權

北京怒吼了。利用暴力掌握了政權的中國人,到今日為止的觀念依然是玉石俱焚,任何對他們政權有所挑戰的舉動,包括批評,都會利用國家機器,如公安及司法系統,暴力鎮壓之,如最近劉曉波的被判刑,譚作人的被起訴……因而種下了以暴易暴的種子。台灣實現了政權和平更替,但大部分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此中國人未能沾光。

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以過來人的身份痛陳中共政權不願放棄暴力,不願追隨世界的民主潮流,在意識型態真空的今天,在權錢結合的中國特式xx主義的現實下,統治舉步維艱。

反六四鎮壓而下台的趙紫陽,生前被軟禁在家,但依然關心國是,有更多機會反思中共統治的本質,點中了中國社會以暴易暴怪圈揮之不去的關鍵。專制主義者唯心地要成為永世不能取代的政治力量,不容反對聲音,將一切反對力量消滅於萌牙狀態。

但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管如何強大的政權,總有凋謝的一天。但專制主義者只懂拖延自己的滅亡,千方百計阻礙政治體制的重生,最終導致人民揭竿起義,以暴力推翻他們。中國的所謂治亂循環,歸根究底,就是專制主義幽靈的詛咒。

趙紫陽哀嘆「我們不懂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擺脫黨國思維的他,道出了中共黨人最深刻的領悟。而他最欣賞已故台灣政治強人蔣經國的其中一點,就是後者臨終前開放黨禁,令台灣的民主政治可以開花。(其實中共只要願意取消四個堅持,真正落實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和結社自由便可,毋須操心培植甚麼反對黨)。

中共希望以巨大的財富中的一部分籠絡人民,拖延改革,但比國民黨時期更深入骨髓的制度性貪腐,注定中共的「好意」難以落實。既然國民黨的貪腐導致民不聊生,以至盡失民心,因而丟掉在大陸的政權,今日貪腐更制度化的中共,為何不會失掉政權?部分覺悟了的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和平演變」才能救中國,卻憂心中共槍桿子出政權的迷思最終導致官迫民反。

「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用詞看似激烈,但也是無可奈何,況且也屬香港法例容許的言論自由之行使,距離暴力革命何止千里!公、社兩黨在政改死胡同中,提出五區辭職,以「落實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單一議題,利用補選機會,動員渴望盡快落實雙普選的市民投票表態,希望市民龐大的普選呼聲(當然取決於多少人投公、社兩黨派出的候選人一票),能給予中共和特區政府更大的壓力,改變這個蝸牛式民主進程。

經反高鐵一役,越來越多人認識在功能組別/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不可能有效監督政府施政,民主的盡快落實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關鍵一步。

所謂全民起義,只是號召全民以選票向中共及特區政府拖慢普選說不,稍為有現代思維的人都不會想到武裝暴力。不過,北京掌權者從來迷信暴力,到今時今日仍不願意徹底改變戰時「共產主義」的政權架構,例如保留統戰部、政法委、地下黨等操作,不願向人民免受政治迫害,有權監督政府的現代化社會過渡。

當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及那些「俊傑」大呼起義不得時,有沒有想過搞統一戰線的統戰部存在,不正正反映了中共的戰爭思維,敵我觀念沒有改變?香港回歸後,依然神神秘秘維持一個龐大的地下黨組織,就是不信任香港的自治,準備隨時由中共自己友接管特區政權。

這不是未曾發生過,五九年的「和平解放西藏」,其實是撕毀了中共先前承諾的「一國兩制」藏人自治。當然藏人的確是「武裝起義」,或曰「叛亂」。但歷史已證明,中共承諾藏人的不是真自治,歷史也將證明,中共承諾港人的不是真民主。

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話,零三年「七一」提出「還政於民」的口號,亦曾令中共暴跳如雷,說英國是還政(權)給中國,不是還政(權)給港人,暗視這種說法是「港獨」。對著把人民看成洪水的專制政權,除非大家甘願當順民,謹小慎微,否則怎樣也會衝擊中共的權威,觸動他們的神經。因此,以港為家,決心爭取港人當家作主,落實民主制度的市民,便要有動輒得咎的心理準備。

「五區公投」有全民公決的意味,有還政於民的訴求,自然衝擊專制的當權者,需要他們在港的代理人和「俊傑」發砲攻擊。但巧妙之處是,香港法例容許議員請辭,沒有限制他們再參選,整個操作並沒有違反香港法例。所以他們只能用牽強的理由,恫嚇香港民眾。

相信中共不會授意人大再釋法,阻礙補選進行(假如他們這樣做,意味他們不介意公布一國兩制正式壽終正寢)。女「俊傑」梁美芬的私人議案︰辭職後在本屆立法會不能參與補選,即使通過了,政府又願意執行。社、民兩黨也大可找另外五位候選人參與補選,延續五區公投運動。

據聞建制派可能不參選,以降低投票率,以及減少公投議題的曝光機會(灰記對此依然存疑,中共雖然態度強硬,但習慣「寸土必爭」的實用主義政黨,不會放過任何進一步控制議會的機會)。即使如此,公、社兩黨其實早前己表明,若建制派不參選,可以找泛民其他人作「對手」。灰記以為,若建制派陣營沒有任何人參選,公、社兩黨應邀請民主黨及其他反對公投的泛民派參選,增加競選氣氛,鼓勵更多人投票。

民主黨等泛民派參選沒有任何損失,可能有機會增加議席。況且民主黨的劉慧卿,聲言未放棄爭取2012雙普選,可鞭策民主黨派出候選人,提出落實2012雙普選的公投議題,比 公、社兩黨更進一步。至於公、社兩黨,即使有機會損失議席,但如能將全民公決的精神體現,向中共政權說不,已對歷史有所交待。倒是民主黨等泛民派,會否怕觸碰中共「底線」,被公投等於變相港獨或半港獨的言論嚇怕,而不敢奉陪?

公、社兩黨利用香港僅有的法治與自由,抛出變相公投,令視民意如洪水猛獸的中共現形,可謂「高招」。但願看穿中共專制本質的香港人民,秉承劉曉波,以至胡佳等異議人士的精神,從容面對強權,堅持非暴力的抗爭,或曰和平起義,為中國社會擺脫以暴易暴,或曰治亂循環的詛咒,作出示範。

呂大樂教授,我們不怕衝擊,我們就要以卵擊石

人年紀大了,不免犬儒封閉,自以為是。灰記便經常被身邊的好友當頭捧喝,說灰記不願放開懷抱,接受新的衝擊。不過,經過身邊的人提點,灰記一般都願意面對新的衝擊,並不覺得與自己不同的思想和行為,必定是洪水猛獸。

呂教授寫《衝擊立法會已超出和平抗爭範圍》,批評反高鐵示威者的圍堵立法會的行為,殘踏議會民主,ends不能justify means,不能輸打贏要。灰記當時身在現場,倒想跟他糾纏一下「衝擊」以及「議會民主」的定義。

部分示威者的確與警方發生了衝突,但衝突是否等同衝擊立法會?事緣大會在功能組別及建制派議員要強行通過撥款後,號召市民包圍立法會,是警方阻止市民包圍立法會而引致是次衝突。

包圍立法會當然是十分高調的示威行為,要鄭汝樺見示威者,要滅特區高官的官威是否等同於衝擊立法會,又是說不清。大會從來沒有要求投贊成票的議員出來見群眾,如議員願意,可以隨時離開,葉劉淑儀不是施施然離去嗎?另外,鄭汝樺在大批警員護送下,落荒而逃後﹐翌日對傳媒說,有想過出來與示威者見面,但警方衡量過風險,才打消念頭。這裡先不去計較警方所說的「風險」,鄭汝樺的說話起碼也反映這個高官在某一刻感到有需要面對不滿的群眾。

當然在專權者的眼中,群眾聚集是不得了的事,當年法輪功成員靜悄悄包圍中南海,令中共震怒。一個把寫篇文章,簽個《零八憲章》視為顛覆政權的政府,包圍行動即使如何地和平,當然可以理解為暴力衝擊了。

十五日晚三千人包圍禮賓府是否衝擊特區政府?

然而,香港畢竟還不是大陸,呂教授雖云保守,應不至於與專權者一般見識,怎麼會得出這個結論?如果十六日圍立法會是衝擊立法會,十五日晚三千人走上禮賓府,要求曾蔭權出來見群眾,又算不算衝擊特區政府?

灰記不會否認有示威者辱罵警員,與警員爭奪鐵馬,但事出有因,與其他沒有與警方衝突的包圍立會人士也息息相關。當大會呼籲在場千計人士包圍立法會時,守在立會停車場兩邊的大批警員不讓群眾繼續前行,部分堅持前行的群眾必然與阻止他們警員有所推撞,這是本地以往示威發生過,全球很多示威遊行司空見慣的場面。外國的情況更往往激烈十倍(警員所使用的暴力亦遠為猛烈)。以呂教授的思維,外國些警民衝突應屬暴亂了。

老實說,灰記也不想看見這種場面出現,倘這次包圍立法會能像法輪功包圍中南海,或如十五日包圍禮賓府那樣令當局措手不及,則更加完美。但事物往往不能以個人意志轉移,灰記便只能就事論事︰第一,即便是被視為激烈的示威者,最多也只是用粗口罵警員,搶奪鐵馬。

行使可傷人的暴力其實是警員,第一,他們在未經警告下用胡椒噴霧射向示威者,第二,有一名青年欲跨過鐵欄,走往遮打道時,被幾名警員按到在地上,按倒後還大力把他的頭和身體撞向地面,這是警察百分百濫用暴力。不過,本地的公安法是壓制人權的法律,用大聲公也有可能被控襲警,但警方在示威執勤時如何抽水,受害者最多只能循民事索償。

就是因為這名被警員抽水的示威者發難,其他示威者陸續成功跨欄,坐到遮打道,更多更多沒有如傳媒及呂教授所說的衝擊者,也坐到路上。

另一邊的德輔道中,不知甚麼時候,警方也封了路,示威者,包括灰記,為了響應大會包圍立法會的號召,也坐到路上。坐到路上當然大家也有心理準備警方清場,甚至被抓進差館及被檢控。

灰記倒要告訴呂教授,在警方沒有阻止下,跨過欄杆坐到被他們封掉的馬路上,這種包圍立會行為相當平和,而灰記是不會與那些跟警方爭奪鐵欄馬,跨過鐵欄坐到路上的示威者劃清界線的,因為大家都是響應大會包圍立法會的號召。而如果沒有他們的發難,恐怕沒有機會堵塞立會停車場的兩邊出口,成功圍困鄭汝樺六小時。所以,不存在少數激進者與大多數和平示威者的分別。

灰記整晚坐在德輔道中的路上,警員雖然不斷調動,但大家始終相安無事,有時個別警員還面帶笑容。灰記和其他靜坐者是在包圍,或曰圍堵立法會。如果呂教授要用衝擊,用超越和平抗爭來形容我們,就由他吧。反正我們知道隨時會觸犯嚴苛的公安法就是了,但為了反抗心中認為不合理的事情及規範,也惟有平和地公民抗命。  

至於呂教授要求示威者接受立法不公平賽果,很多人有話兒。這次反高鐵運動的其中一個劃時代意義,就是民眾不再對立法會的走過場視而不見,要聲討這種港式走過場的「規範」與「秩序」。呂教授盲從一個不民主議會的遊戲規則,然後取巧的稱這些遊戲規則為議會民主,這種說法並不能令人信服。

如果把一切既定的議事程序、規範定性為議會民主,正如網上很多反駁呂教授文章的人所指,那麼內地的政協、人大的規矩也是議會民主,前港英的立法局委任加丁點間選年代的程序也是議會民主。如果再推論下去,恐怕功能組別的存在也是民主了。呂教授與中共及建制派的民主觀差別何在?

一個由政府和建制派/功能組別議員聯手把持,可以通過任何反人民的法案的立法會,一個代表多數民意的泛民議員連監督政府也稱不上的一個議會,呂教授要求所有希望香港改變的人依然要對它的規範與秩序逆來順受,答案只有一個,no way。

傳媒愛捕捉衝突場面,將之無限放大,以達至抹黑示威者目的,司空見慣;惡形惡相的劉迺強,以及民建聯等老早已發出警告,要求曾蔭權政權強力鎮壓 「過激」行為。香港的確有條嚴苛的公安法整治示威人士,由反世貿、保衛喜帖街、天星/皇后走過來的年青或沒有那麼年青(如兩度入獄的馮炳德,如被警察刻意剝光豬的利東街示威者,如在差館內被差人打又被屈襲警的謝柏齊等)的一代,早已心裡有數。

老實說,灰記那個晚上坐到路上,事前也並非毫無思想掙扎,不會不知道國家機器的暴力運用起來的「恐怖」。但灰記願意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一起以卵擊石!

為甚麼?

昨夜坐地鐵回家途中,看到兩個身形高大的中年男子,突談起前晚立法會現場。其中較年青的像被問及當晚在現場上班的情況,看來他們應該是當差的。其實兩人並沒有真正交流,只是年紀較大的發表高論︰係人都知道起高鐵一定有益,唔知點解要反,呢班人讀乜嘢書架,係咪讀書讀到儍咗?

他們要下車,沒能再聽見他的高論。灰記定過神,想起了過去幾次反高鐵,圍立會的活動都身在現場。昨夜還拖著老骨頭,與年青人並肩坐到路上至深宵。為甚麼?是不是讀書讀到儍咗?

差不多一年前,灰記從身邊好友得知,菜園村被地政署人員用威嚇手段要作「寮屋」登記時,犬儒的認為這群基建犧牲者無可能抗爭,政府很快便能將事情擺平。灰記在主流傳媒混得太久了,直覺便認為清拆平房不會引起傳媒的關注,基建要上馬,反對者亦難以透過傳媒發聲。灰記這種以為「看透世情」的心態,曾惹起好友的不滿,批評灰記枉稱左翼。

堅毅的高婆婆

好友除了第一時間聲援菜園村村民,酷愛花草大自然的她,更感受到菜園村生活形態的不可多得,獨立自主,與大自然為善。隨後,當高鐵的高投入(接近七百億),政府的環評報告的粗疏(各大環保保團體卻沒有半點興趣質疑),沒有作社會影響評估,對受影響的居民諮詢走過場,西九方案並非唯一可行的方案,只為富人服務,平民得益不大等……這些質疑高鐵必定有益的資訊,逐步由極個別有心記者、網上媒體等發布,透過互聯網世界讓更多人知悉。

從起初好友在街上向人講解高鐵問題時,被人投以敵視眼光,甚至辱罵,至一年後,反高鐵成了一場群眾運動。灰記亦由起初的犬儒,變成運動的參與者。

當然,主流社會的基建主義依然頑強,相信地鐵那位與灰記年紀差不多的貎似差人阿叔並不孤獨,在絕大部分媒體有意壓抑質疑/反對政府高鐵方案的聲音下,一般人只會接受政府的訊息,或乾脆基建萬歲。不過,開始反省的人確是越來越多,除了年青人,平民百姓,不同階層人士也佔不少。

倘若不是民間的反響,那群泛民議員,特別是民主黨,會一如既往,審議基建是是旦旦。民主黨是在民間的壓力下才由棄權改為反對。而立法會財委會高鐵撥款,站在會外,向政府和建制派示威的人一次比一次多,也是灰記意料之外。

灰記每次參與其中,也很難說清自己的心情/感受。明知撥款在功能組別/建制派的把持下最終必獲得通過,但看見每次表決押後群眾的高漲情緒,聽到慷慨激昂的社會歌曲/國際歌,情緒也受牽動。

近三千人禮賓府前高唱國際歌

十六日晚上與好友及幾千群眾一起走上禮賓府,也是幾十年罕見。灰記記得只有六七年傳統左派「反英抗暴」,在中共港澳工委策動下,曾經包圍這個前港督府的,貼上大量辱罵港英政府的大字報。八九六四後,携款到北京聲援學生的李卓人及其他港人,一度被北京當局扣留,香港群眾衝上前港督府,要求當時的港督衛奕信營救。幾年前反世貿,大批以年青人為主的群眾走上這禮賓府,但人數沒有這次多,也未能完全佔領府前整條上亞厘畢道。

灰記沒有細思大會號召行動的目的,只覺那麼多民眾不願做唯唯是諾的順民,不甘心做中共以及特區政府屬意的經濟動物,為更高的價值,公義、平等、站在受壓迫者一邊……而發聲,讓人動容。那首近三千人頌唱的《國際歌》,歌聲響徹禮賓府的上空,也許標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該來的終於來了,撥款最終在一月十六日傍晚通過。灰記事後才從電視畫面看到警民衝突的場面,其實所謂衝擊,也只是民眾不甘心被警方擋著包圍立會的去路。警方第一時間出動胡椒噴霧、用武力將示威者大力按倒在馬路,不是 比那些被形容為暴民的人更暴力嗎?

灰記也不清楚何時走到其中一條馬路的中心,與年青人為主的擋路者一起,阻止鄭汝樺離開。事後在FACE BOOK上,看到有記者同行質疑圍立會、佔道路的做法,說有乜咁爽,不讓鄭汝華及建制派議員離去又怎樣?

灰記要告訴她一點也不爽,特別年過五十的老骨頭,坐在馬路四、五小時是相當疲累的活兒。但即使要表達一下對這個政府以及建制派議員的傲慢的憤怒,也是值得。事後看見鄭汝樺、葉國謙等民建聯政客偷偷離開的狼狽相,更覺圍困值得。據立會傳出消息,民建聯那群政客曾要求警方武力清場(葉國謙事後承認打電話給鄧竟成),他們與人民為敵的心態竟如斯赤裸,實在令人嘆為觀止。難怪會外的口號是︰功能組別滾蛋、民建聯最無恥!

至於為何要圍困官員/議員,道理一字咁淺,群眾不再甘心行禮如儀的立法會議事方法。這個對越來越高漲的民意充耳不聞的政府/立會建制派,連暫停數月再諮詢也不做,強行通過撥款。把他們圍困幾小時,挫一下他們目中無民眾的官威有何不可。

至於有同行記者受個別示威者不禮貎對待而心生厭惡,灰記理解之餘也希望他們思考一下,個別的示威者並不代表所有示威者。而他們也要撫心自問,所屬的傳媒機構有沒有公平對待反高鐵運動?有沒有盡傳媒責任,將高鐵的爭議清晰明白讓市民了解?如果沒有(灰記認為大部分傳媒都沒有),示威者為何不能對主流傳媒表達反感(方法是否恰當是另一個問題)。

抗爭當然不是貪爽,眼前是有能力行使暴力的國家機器—警察,但香港好歹還有未完全消失的人權保障,這邊路上百計的示威者,以歌聲、演講、口號與這個冥頑不靈的政府唱對台。

凌晨離開中環心藏地帶時,四周盡是一排排的警車,令人想起宵禁/戒嚴,氣氛不可謂不「恐怖」。兩天後,曾蔭權奴才、奴才的下屬李少光的強硬嘴臉,雖然可鄙,但灰記在想,這個政府會否如有法西斯傾向的劉迺強所想,受主子所命,強力鎮壓反對聲音?參與抗爭運動的朋友們不能掉以輕心,讓這個政權有機可乘。

國際歌與保皇黨

「起來,餓寒交迫的奴隸,起來,不願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舊世界打個落化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一月八日,當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劉慧卿宣布押後表決高鐵撥款後,包圍立法會的數千反高鐵人士,高聲歡呼,還唱了一首灰記耳熟能詳的歌曲—-國際歌。灰記身在現場,也與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齊聲高唱。

灰記在想,當立法會外揚起令人振奮的國際歌時,會內部分保皇黨議員聽後會有甚麼感想?灰記指的不是如詹培忠、張宇人、何鍾泰、劉健儀等,可能原來反共的生意人,而是民建聯和工聯會的議員,他們當中不少人,如譚耀宗、黃國健、葉國謙、王國興等,應該對這首國際歌也耳熟能詳。因為這首歌是他們緊跟步伐的中共的非正式黨歌,全球左翼/共產主義者,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階層的團結歌。時移勢易,走資後的中共,會不會認為這首歌引起尷尬,盡量避免使用,以至大陸年青人一代越來越少人懂唱國際歌?

高鐵是大陸權貴資本主義與香港壟斷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結晶產品,是專為富人而設的富貴鐵路,對普羅市民好處接近零,受影響的人政府懶理,或以為用錢可解決問題。而無論反對的理據再多,再充分,政府與保皇黨完全充耳不聞。這只證明一點,昔日的中共地下黨、親中共人士與本地傳統權貴精英合流,即使不合流也構成戰略性伙伴關係。

保皇黨中的昔日「左仔」如譚耀宗等,應該反對過港英政府當年驅趕百姓的收地行動,反對過資本家的巧取豪奪,慷慨激昂的唱過國際歌,現在卻退化成一點人民意識也欠奉?難道香港換了一面旗,成為中共掌控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便萬事大吉,可以關掉腦袋,無論這個政府如何倒行逆施,也只做其舉手機器?

這些懂唱國際歌的保皇黨,難道不會好奇為何反高鐵的人要唱國際歌,越來越不滿特區統治的青年要唱國際歌?工聯會/民建聯等保皇黨,八九年的大陸學生、工人,以至香港的聲援人士,不也不停地唱國際歌,你們不也是曾經一度與他們一起高歌國際歌。

今日你們離棄國際歌,只能說明你們早已背棄理想,心中再沒有平民百姓、弱勢社群的福祉。你們會與從前反共的商人、專業精英議員、殖民地餘孽,聯手通過高鐵撥款。然而香港壟斷資本勢力橫行的今天,卻響起更清亮的國際歌,更多自發的聲音,聲討極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官商勾結、貧富差距、政制不公、人民未能當家作主,聲討你們這群與資本家權貴合流,自甘墮落的前左翼人士。

不是「八十後」的問題,是屁股的問題

「八十後」被傳媒炒得熾熱,年青人又再次成為需要剖析的對象,需要解釋的問題。踏入中年,在社會上有一定位置的人,疑問年青人為何不循規蹈矩,為何不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奮鬥,要關注/投入與自己無關的事物。他們似乎忘記了,可能自己當年也曾反叛過,也曾是理想主義者。

幾年前的天星/皇后事件,就有成年管理階層說年青人怎會對天星/皇后有感情,懷甚麼舊。其實懷舊/集體回憶是特區政府,以至主流傳媒有意無意轉移視線的用詞。查實更多年青人投入天星/皇后運動,不是要懷舊,而是要找尋香港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脈絡。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帶,曾是很多抗爭行動的現場,由六十年代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以至後來無數的社會行動。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灰記便在天星碼頭參與過反思中共統治的活動。

天星/皇后抗爭期間,不同年代的活躍份子聚在一起交流,分享不同時代的抗爭經驗。大家似乎有一個共識,就是儘管回歸中國,香港的管治者並沒有揚棄殖民時代思維,用吸納分化的手段,化解不同聲音,並沒有真正採納民意,特別是基層弱勢的意見。

所不同者,在全球化的巨浪下,客觀現實急速變化,大資本家大財團的經濟壟斷越來越厲害,財富越來越集中。「自由市場」的神話逐漸爆破,基層以至中產自力更生的土釀越來越萎縮。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依然固我,重富輕貧,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自然產生強力的批判意識,自然對政府強烈不滿。

其實天星/皇后之前,反世貿行動已經揭開新世代抗爭的序幕,發展至今天反高鐵、廢除功能組別的抗爭,年青人的參與越來越多,在在說明統治者只求公關過骨,例如大玩完全欠缺基層社區參與的所謂保育計劃,並不明白越來越多人,特別是年青人,對單一的地產「仕紳」化,巨無霸建築加大型基建,只有大財團才能染指的發展模式,感到越來越不對路,越來越反感。

然而,無論特區政府,以至大陸的統治者,都迷信這種單一發展模式,權貴結合的意識型態同路人/利益集團,必盡一切捍衛既得利益,所謂所處位置決定思維,或曰屁股決定腦袋,因此不理年青人及其他反高鐵人士停一停,諗一諗的理性訴求,反而由內地官員、特區政府、財團、專業精英、建制派政客組成的「巨人聯盟」,高姿態反撲,誓要讓高鐵撥款盡快通過,誓要一顯管治聯盟的權威,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活現。

針對「八十後」的言論,向中共投誠的劉迺強要特區政府強硬鎮壓反叛青年,親中共工人貴族(可能是地下黨員)鄭耀棠搬出中共恫嚇,說青年人的「激烈」行為讓中共震驚,親中共政治公關顧問(可能是地下黨員)程介南亂抛以巴衝突比喻,把與警察衝突的年青人說成恐怖份子……,在在說明這些人因為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所佔據的位置,而完全缺乏反思,只看到年青人這樣那樣的不足,看不到這個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死胡同,無以為繼,最最受影響是那些have not者。

不過,正如《國際歌》的歌詞︰「……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是否能當家作主是另一回事,受壓迫的人最終必定起來反抗。而在每個時代,都不會缺少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無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