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有普通話與廣東話的投訴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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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及面書上,有人轉貼《南方都市報》報道的一則新聞,名為「投訴合唱團"出街"」。講約二十幾名廣州的大學生組成的廣州投訴合唱團,於聖誕節當日在廣州鬧市大合唱,唱的不是例牌的聖誕歌曲,而是針對一些城市問題的「串燒」歌,當中有廣東話和普通話,例如「點解點廢氣滿街,PM標準冇哂意義」、「拼爹坑爹無能為力,外地戶口上學艱辛」、「越愛你越疼你才罵你」。據同學介紹,香港投訴合唱團有到廣州作交流,而所有歌詞由同學共同譜寫。換言之,廣州投訴合唱團的成立,多少受到香港投訴合唱團的啟發。

09年成立的香港投訴合唱團,也是效法北歐芬蘭的投訴合唱團。合唱團最初由芬蘭藝術家Tellero Kalleinen和Oliver Kochta-Kalleinen發起,他們明白人生不滿事十常八九,城市人或多或少都有看不過眼的事情。他們嘗試將抱怨的負能量轉化為另一種更強大的正能量,於是成立了投訴合唱團。

據香港發起人之一湯舜的說法,投訴的動機是要改善問題,若只為罵而罵便會失去意義,而投訴合唱團在這個對投訴不信任的社會環境中,希望重提投訴本身對社會的信任。香港的組織者有感於政府及社會強調「和諧」,有意無意製造「投訴擾亂社會秩序」的論述,希望以正面的態度,利用創意回應這種主流論述。

只要上YouTube,便可收看很多香港投訴合唱團的演出。灰記也曾在示威中,聽過到投訴合唱團抵死的歌聲。由於中港兩地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氣氛不同,香港的投訴內容較尖銳,對官員冇情講,對深層次矛盾更多揭露很自然。但儘管廣州的合唱可能避免過份敏感的內容,能夠有民間自發,關懷社會的組合出現,始終值得支持。

廣州投訴合唱團的出現,再次引證香港這個資訊比較發達,言論空間比較廣闊的特區,所作所為對內地有心人士有正面作用。這就是香港對內地的貢獻之一,這些民間交流的意義在於兩地互動之下,公民意識的增強,社會「主人翁」的身份增強,以及一些兩地的共同價值觀建立,不總是官方愛國統一思想的那套,而是更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那套。

廣州的大學生組合的成員表示,「希望用一種適合年輕人的方式,表達出我們對當下社會的關注及體現個人觀點。」「為的就是讓更多的人對現在的社會現象做出回應。」

合唱團也有不懂廣東話的外地學生,有團友利用注音幫助他們唱出歌詞,有同學自豪道,基本能順利唱完廣東話部分,好開心。

不知怎地,這位同學的講法令灰記想起又再被官方提起的打壓粵語措施。外省同學除了普通話外,亦願意用粵語表達,同學亦強調體現個人觀點,這些都隱隱然流露對一統的不以為然,對多元,以至差異的期許。但在習慣在一統天下中發施號令的中共執政者,這些對多元和差異的期許,自然是「精神污染」,而「精神污染」的一個來源,就是較自由講廣東話的香港(想想最近內地官方突然在網上禁播無線備受好評的劇集《天與地》)。而在他們心中,其中一個防止內地人被「精神污染」的方法,就是消滅廣東話。現在是廣東地區,未來就是香港地區。

因此,扺制官方的一統語言與捍衛表達自由如今只能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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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曾蔭權?

胡錦濤和溫家寶是否和港人開玩笑?明明民望極低的曾蔭權,在他最後述職時,兩位北京領導人都一致肯定他以及特區政府的工作,胡錦濤還提到他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獲各界好評,又說甚麼香港社會進一步和諧、理性。實情是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深,居住問題,基層生活問題,小商戶生存問題,言論自由收縮問題…..。「和諧理性」只是中共官方的宣傳口號,拜託胡錦濤不要迫香港人照單全收。胡溫對曾蔭權的肯定,實情是對香港人的侮辱!

有評論說,北京為了下屆特首接任順利,防曾蔭權臨走「玩嘢」,會按下對曾蔭權的不滿,客套地評價其工作表現。灰記只能說,客套也不用充分肯定他。況且,以曾蔭權的奴才性格,夠膽做些甚麼破壞交接的事情?

那邊廂,在述職時,曾蔭權感恩戴德地說感謝領導人對他的鼓勵和包容,這只有中國這種唯上的社會,奴才性格的地方官才說得出的肉麻話。老實說,你曾蔭權私下如何感激胡溫是你閣下的事,但公開場合如此向你的「老細」擦鞋,實在丟盡香港人的臉。暫且不說曾蔭權的認受性,也不談民主社會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並沒有絕對從屬關係,都是由人民選出,作為代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的首長,即使面對的是「高一級」的政府首長,最多便說說感謝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支持的客套話,斷無可能說你個人感謝你的領導人對你如何如何。因為你的領導人對你如何如何,與香港七百萬人實無相干。

再者,鼓勵和包容其實是甚麼意思?是鼓勵曾蔭權你繼續向金融商地產傾斜(溫家寶就說過要他「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即繼續食老本,為大陸的國企搵大茶飯,繼續不理會小商戶和基層市民的死活)?是包容你繼續不理會市民的嚴峻居住問題,不理會越來越惡化的貧窮問題(溫家寶除了例牌式地希望他搞好經濟和民生,沒有再提深層次矛盾了)?如果是這樣,鼓勵包容你曾蔭權等於加深對廣大香港市民的禍害,即鼓勵包容曾蔭權繼續與民為敵。

因此,作為有點自尊的香港人,看見胡溫在電視機面前,衝著大部分對曾蔭權和特區政府不滿的香港人,說甚麼充分肯定他和團隊工作的話,然後看到曾蔭權向胡溫獻媚,沒有為香港人保持半點尊嚴,怎可能不感到氣憤。

曾蔭權十二月廿六日晚見記者時,「春風滿面」,甚至流露他幾年前一朝得志那個「得戚」樣,無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平平安安做到收工,為自己的仕途畫上「完美」句號,即所謂做好呢份工。但他為誰做好呢份工,大家心知肚明。

無奈嗎?真的很無奈。無奈亦突出由中共幕後操控(加上香港金融地產既得利益勢力的影響)的特首選舉,以至特區管治是如何脫離廣大市民,特別基層市民的意願。曾蔭權現在可以趁唐英年和梁振英走到台前而鬆一口氣,中共亦希望把港人的注意力引向這個小圈子選舉,最好令港人錯覺以為唐英年和梁振英真的是在競選,真的在爭取全港市民的支持。

作為有尊嚴的香港人,面對胡鬧選舉出來的的特首,面對只懂照顧金融地產財團利益的政經秩序,只能繼續與之離心離德,不要如胡溫那樣,鼓勵包容對廣大基層市民、小商戶的剝奪,對貧困長者的冷漠,對理想主義青年的輕視,對壟斷財團的縱容。

以生命之名

花園街排檔大火造成嚴重死傷之後,排檔商販成了眾矢之的,連聖公會主教鄺保羅的聖誕文告也把矛頭指向排檔商販。針對有排檔商販不願朝行晚拆的失言,說為何因為小小事情便要我們這樣做,而大加鞭撻︰「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小事!我實在無辦法想像,香港人竟然已經冷漠到認為,財物或『搵食』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和寶貴!」

鄺主教的說話當然十分得體,人的生命當然寶貴,商販也的確失言。不過,把火災責任完全歸咎於商販,把人命傷亡完全歸咎於商販,並不公平。 第一,火警涉縱火成份第二,被大火波及的舊樓有劏房影響逃生通道等問題,而劏房的火警風險不比排檔為低。最重要是劏房「氾濫」,反映小市民居住困難的問題。小市民負擔不起租住完整一個單位,要住劏房,關鍵在於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及向金融地產傾斜的經濟政策。

坦白說,即使商販如何自私,只顧搵食,但政府現在利用龐大輿論壓力,加上食環署的強硬執法,商販要繼續經營,最終也要就範。但商販就範了,是否代表火警的風險沒有了,小市民嚴峻的居住問題解決了呢?

面書上就有人轉貼︰

「多個宗教團體於兩天前舉行了『從花園街大火看小販及住屋政策』研討會,邀請當區區議員、關注住屋權利、小販和市集的團體、及居民一起討論。會 上小販訴說維持生計的辛酸,對近日政府提出的建議方案的不滿。居民不滿個別排檔的所為,擔心排檔密集容易引起火警。但當談及解決方案,居民和小販也不同意 朝行晚拆,也不同意政府取締排檔,但一致同意留架不留貨和改善消防。也有與會者提出灣仔和外國就嘗試過設計既安全又美觀的排檔設計。

難得的是,大家雖然利益不同,卻可以一起對話,求同存異,想出解決方法。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大家一起商談,總會找出解決辦法。」

這些宗教人士就是不滿政府及主流傳媒把大火責任完全歸咎於排檔小販,希望居民和小販能商談出可共存的解決方案。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考慮民間的反建議,還是要硬性執行「朝行晚拆」。

同是宗教人士,灰記就認為這些宗教團體比鄺主教更能體會人的生命的寶貴,因為他們了解到人命犧牲背後的重大社會問題,了解到基層市民共存,不被分化的重要。

不僅如此,鄺主教批評港人個人主義,妄顧公共利益所舉的另一例子,更讓灰記不敢苟同。他說,每當大型工程發展項目動工,居民擔心樓價、景觀或交通受影響而定必反對,認為港人應考慮大多數市民利益作出遷就,若繼續擁有排外心態,「憎人富貴嫌人貧」,只會摧毁香港的生命。

鄺主教是否活在宗教的象牙塔內,不知民間對政府發展主義說不,並非純然因為自私,相反,更多是為了公共利益,例如反對市建局的市區重建操作,是因為市建局此舉只是為了與地產商合謀賺大錢,妄顧小市民的居住權和小商戶的生存權;反高鐵是因為這花費巨大的大白象工程,對大部分市民來說毫無意義;也有人因為環保原因反對大型工程倉促上馬。這些都反映部分市民已開始反思,只惠及財團利益的賺錢至上發展邏輯,對大部分市民未必有利,香港社會的運作應該更符合公義,即符合大眾市民的利益。鄺主教的說法給人的印象是在為政府各財團說話,並沒有顧及公眾利益,除非他認為政府和財團的利益便等於公眾利益。

因此,灰記反而覺得鄺主教的文告在「摧毀香港的生命」,因為一個沒有公義心的社會,是沒生命的社會。幸而聖公會雖然是大教會,並不代表廣大的香港市民!

語言的幽靈

「推普廢粵」烽煙再起。根據廣州《信息時報》報道,12月16日廣東省政府網站發布《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下稱「規定」),從2012年3月1日起實行,目的是推廣普通話。按照「規定」,明年3月起,廣播電台、電視台及其網絡音視頻節目以普通話作為播音、節目主持、採訪的基本用語。使用方言播音的,應當經國務院廣播電視部門或者省廣播電影電視部門批准。

「文件」還指出,違反「規定」需承擔法律責任。學校等教育機構違反「規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並通報批評。廣播電台、電視台及其網絡音視頻節目違反「規定」的,由廣播電影電視、新聞出版、信息為業等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並由有關部門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

另外,亦禁止招牌廣告用正體字。
 
其實這些規定已制訂了超過十年,很多省份早已實行。看來中共要獨尊普通話的決心越來越大,各區域語系,包括粵語的流失危機越來越嚴重。

推普令其他方言消失並非危言聳聽。去年廣州舉辦亞運會前夕,曾爆出官方要「推普廢粵」的傳聞,引來千計網民上街示威反對。有關注粵語承傳的當地年青學者對記者說,近年普通話成為唯一教學言語,小學生講不好,不懂講母語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如果再加強「推普廢粵」,再過一兩代,粵語在廣東消亡並非不可能。

灰記並不反對推廣普通話,有一個共通語言,方便不同地域的人溝通,確有其需要,但為此而犧牲語言的多元化,則屬得不償失。現在全世界有識之士,都關注語言及民族的消失(被「強勢」文化所征服),認為是文明的倒退。

出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哲學家Jacque Derrida,臨終前一年(2003年)在一個有關西方與伊斯蘭關係的論壇上提到,反對任何文明衝突的提法,認為只有誠意對話,放下成見,才能有望消除西方與伊斯蘭的敵對狀態,而阻止對話的重大障礙是傲慢心態。

西方的傲慢見諸其歐洲中心主義所衍生出來的帝國/殖民主義。對此,生於阿拉伯地區一個猶太家庭的Derrida,有切身體會。法國殖民統治者把阿拉伯及猶太語言驅逐出學校,獨尊法文,是對Derrida及其阿拉伯鄰居(他住近阿拉伯社區)是一種語言和文化的剝奪。他和很多學者都關注,很多言語和文化在現代化之名義下消失,認為是完全違反文明的。對他而言,真正的文明就是言語和文化多元,真正的世界大和解,只能建基於言語和文化的多元。

中共統治者的傲漫,見諸其漠視地區和民族差異,漠視方言/民族語言的繁雜和活力,要求言語文化一統的中央集權心態。「推普廢粵」、「推普廢藏」等種種獨尊普通話的舉措,都是違反語言和文化多元,是一種違反文明的霸權。「推普廢藏」更可被視為帝國/殖民主義操作。西藏人、廣東人起來反抗,捍衛母語和民族文化,天經地義。

至於現在仍然可以廣東話教學的香港,也有人以實用主義心態鼓吹放棄母語教學,因為普語話的市場大得多。灰記從不反對學習普通話,現在很多學校也設有普通話課,但是否要全面放棄母語教學,必須三思。在此灰記要推薦一篇幾年前葉一知寫的文章,題為「普通話不等於中文」,寫得很有意思,打破了很多學普通話會書寫更好中文的迷思。

「先以英文為例。常聽人說,很多外國人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寫出來的英文卻錯漏百出,不合文法。我認識一個朋友,到加拿大留學多年,說起英文來口若懸河,後來回港工作,老細彈回他寫的文件,說不明白他寫甚麼。我一看之下,發現一頁的英文幾乎每句皆錯。為甚麼那些外國人和這個操流利英語的朋友,不能「我手寫我口」?

第二,香港曾經作家輩出,他們的祖籍不單不是廣東,更來自全國不同的方言區,為甚麼他們又能寫出一家之言?答案很簡單,除了他們有古文根底,也因為他們多讀白話文,而白話文(書面語)不等於普通話。

再以內地為例,如果用普通話就能寫好文章,何解不少內地刊物篇章,都充斥著不知所云兼夾死唔斷氣的中文?又為甚麼我們看那些簡體字說明書時,總會看得一頭霧水,不知其所指?

這就說明,我們從來不是「我手寫我口」。這是任何人稍加推敲就能想到的。我們說話一定比寫文章用詞淺白和粗疏,任你普通話說得如何流利,換成文字卻變得平平無奇。……」

最重要是,如果把普通話定為唯一的漢語/中文,會大大窒礙文學想像和創意,是對漢語文化的扼殺︰

「用普通話達不到中文好的效果,尚屬次要。如果誤將普通話等於中文,那不是出於北方話的辭彙和語法,我們怎辦?是否棄之?或當成錯誤看?「係」一字被我們視為廣東話,嚴禁入文,但以白話文寫成的巨著《紅樓夢》,這個字處處可見。如果以北方話為中文的唯一標準,《紅樓夢》還有沒有資格位列四大名著?

這類問題數之不盡。例如普通話規定我們要說「喜歡」(歡喜)、「整齊」(齊整)、「輪番」(輪流)等,並指括號內的是粵語詞,不能用於白話文。可是括號內的詞語卻廣泛用於文學作品:歡喜–曹雪芹《紅樓夢》、魯迅《朝花夕拾》;齊整–吳敬梓《儒林外史》、李寶喜《官場現形記》;輪流–吳承恩《西遊記》、巴金《秋》(舉例而已,不能盡錄)。那麼,這些經典白話文作品常用的詞,是否因為廣東人多用而不能用於白話文?或者反轉問,如果普通話等於中文,我們的中文課程鼓不鼓勵看這些「錯誤」的作品?

最令人憂慮的是,很多不學無術的教育人員,一聽到以普通話教中文,便奉之為中文的『標準答案』,慢慢形成排斥其他方言區的造詞,窒礙語文和文學的發展。」

「普通話並非『萬有文庫』,如果只以普通話為「標準答案」,中文就像有十條河斷了九條,生機全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家,長期窒礙中國文化的發展,如今我們又要罷黜方言,獨尊普通話,結果同樣令文學和語文窒息。據容若引《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的變遷和發展》,指出在1959年以前的四十年內,漢語書面語(白話文)不斷創造新詞,不斷吸收方言詞、文言詞和外來詞,這些數以千計的詞又通過白話文進入普通話,使『文』與『話』的詞彙大大豐富,構詞能力大大增強。如果一直以來書面語受制於文化專制主義,不許創造,不許吸收,把方言詞一律排除於『現代漢語』之外,後果如何,不敢想像!」

作者鄙視那些以愛國之名鼓吹普通話教學的人,堅決認為普通話不等於中文︰

「推動普通話,值得鼓勵,但如果這個社會誤將普通話當成中文,則萬萬不行,因為這樣等於排斥中文。中國語文博大精深,課程包含春秋哲學、唐詩宋詞、明清小說,近代散文,乃擁有幾千年燦爛文化的語文,是文化的結晶,其內涵之深厚絕非普通話一種方言可以涵蓋。如果我們只期望學生借普通話寫合乎基礎語法的八股文章,那索性取消中文科,改設「商業用基礎漢語」算了。將中文鎖定為普通話,是出賣中國文化的行為,才是真正的漢奸。」

灰記崇尚多元、平等,從來對愛國及XX中心主義沒有興趣,所以不會以廣東話比普通話更古老更正統來反擊「推普廢粵」。但中共的語言大一統主義的禍害卻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血腥星期二,「悲壯」星期二

中共的暴力國家機器終於出動。

在面書上,有朋友轉貼《東方》即時新聞︰「21日零晨東方消息:受到烏坎村維權怒火的引發,汕頭市潮陽區海門鎮昨日亦爆發10萬村民維權大暴動!海門村民抗議當地政府不理民眾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增建燃煤發電廠,污染環境影響漁民生計,昨日集體上街示威,迅速佔據鎮政府大樓、堵塞粵東大動脈深汕高速公路,當局派出近千武警、特警暴力清場,現場消息指至少6人死亡、近200人受傷。」

海門的示威也是被迫出來的。其中一名林姓村民批評道︰

「原先的發電廠已經對海門造成嚴重污染,當地早已成為癌症村,政府在沒有舉行過任何聽證會,徵詢海門百姓意見的前提下,又準備興建第二座燃煤電廠。事件激發群眾怒火,遂自發到鎮政府抗議阻止工程。」

那邊廂,朝陽的鎮壓造成傷亡,這邊廂,圍困烏坎的武警大部分撤退,一個由廣東省政府委派的工作組已前往當地,局勢稍為緩和。據有線電視廿一日報道,「烏坎村村民晚上搬走用來防止外人入村的樹枝路障,回應公安早前拆走封著村口的臨時圍欄,指是向當局釋出善意。廣東省派出由高層官員組成的專責小組到陸豐調解,明日跟村民會面。村代表要求釋放早前被捕的三名青年,取消他們的犯罪指控,由國內外最少五家媒體陪同薛錦波的家屬領回遺體,如果不獲回應,後日會繼續遊行。」

無論如何,廣東東部近日爆發的連串示威浪潮,揭示中共「發展是硬道理」的運作,未必惠及廣大人民,甚至影響人民的傳統生計,情況越來越嚴重。人民為了自己的生存權起來抗爭,天公地道。

雖說鳥坎局勢稍為緩和,但廿一日,中共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指罵境外傳媒、教訓村民的講話光碟曝光。有線電視播出了部分內容。面書上,有同行把這位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的惡話一字一句記錄下來︰

「找幾個記者來吵一吵,外面說得你愈難聽,我愈高興,你麻煩了。到時候你的上一級把你撤了 ,把我撤了又有甚麼好處?⋯⋯ 再派一個市委書記來,也不見得比鄭雁雄好多少。哈,這個話是玩笑話,但是也有一定道理。境外的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

「你不再鬧,不再違法,讓政府覺得靠譜,估計不會再亂來,那我連武警都不用請,你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呀?大好幾百個武警、警察駐在這裡,我們邱市長(邱晋雄)的錢包,一天一天癟下來,我告訴你。」

「現在只有一批人,感覺是一年比一年辛苦,誰呢?當幹部的,包括我,以前的市委書記哪有這麼累,甚麼事都得管?權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責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聰明,一天比一天難管,國家政策我也身有感受,像這樣負責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國外幾個爛媒體,爛報紙,爛網站!好壞都顛倒了,他們負甚麼責任呀?啥事幹不了,巴不得把你們打成一團,社會主義大亂,他們就高興。有事找政府,不請外人說短長。」

不知怎的,這位半禿頭的官員的講話,讓灰記想起廿二年前八九民運,戒嚴前李鵬很不情願地與學生代表見面時,那種「無奈」要「抒尊降貴」,勉強在電視機面前與學生「對話」的「委屈」。無論當年的總理李鵬,以至今日的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那種深入骨髓的官大人心態,並沒有兩樣。

不同的是,正如鄭雁雄所言,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聰明,說穿了,就是人民的權利意識提高,不再像以往一樣,任由官府說了算。至於說,百姓一天比一天難管,則洩露了中共掌權後的官老爺心態沒有改變,或越來越嚴重。不是說人民政府,不是說工農政權嗎?不是百姓才是主,官員才是僕嗎?

灰記往內地採訪機會不算多,但也接觸過一定數量的官員,見過很多像鄭雁雄,或比鄭雁雄更擺官架子的人。印象中,只有十多年前一次採訪,遇到一位極樸素、沒架子,正直及相當開明的某省宣傳部科長,很有中共所宣傳為人民服務好幹部的典範,而他少說話多做事,盡力幫助灰記及同事採訪的踏實作風,至於仍令灰記回味。當時同行的人都異口同聲,這位幹部真是共產黨的「活化石」。當然,灰記深知多一兩個這樣的好幹部,也不會改變這個異化的官僚體制。

回到鄭市委書記那兩句「有事找政府,不請外人說長短」。網上流傳鳥坎村事件來龍去脈的影片,由村民親身講述他們被貪官私賣土地,過去幾個月上訪多次不果,被警察暴力對待的經過,然後無奈走上抗爭不歸路。不知這位官老爺有沒有看過?

最新消息,廣東高層的介入,暫時與村民代表達成協議,即官方答應村民三點要求,而村民亦暫緩遊行計劃。負責談判的村民代表林祖鑾說︰「我想寧倒把烏坎村民的訴求完整做好,就是秋後算帳,我也不在乎。」說得平淡,但也很「悲壯」。而這種「悲壯」的無奈,正在全國各地漫延。

烏坎的命運

薛健婉(互聯網照片)

這一陣子,廣東陸豐的烏坎村成了世界的焦點。灰記在北美洲的報紙國際版,亦看到大篇幅報道村民反抗收地護村行動的新聞。本地報章以頭條報道村民的抗爭亦屬正常。

面書上有人取笑《蘋果日報》的頭版報道比《明報》慢了一天。可能為了彌補自己的慢動作,《蘋果》標題寫上「民主起義」四字,不知對村民是好事還是壞事。

烏坎村村民能同心合力,堅持竟月,甚至當村黨委和村政府撤走後,自發選出不同宗姓的人當村代表,實行真正自治,是相當了不起的事情。基層民主,中共由八十年代談到現在,雖然有實行村代表的普選,但農村政權仍然要牢牢掌握於中共村黨委,即中共幹部的手中。當然,中共最希望幹部受到村民愛戴,在村代表選舉得到支持,便名正言順成為人民的幹部。但村民往往選上願意為村民也為自己爭取權益的人,這些人大多不是由鄉鎮一級官員委派的村幹部,而是願意挺身而出「對抗」村幹部濫權的村民。

至於幹部為何濫權,為何與村民離心離德,為何村民反對強迫收地的事件此起彼落?大陸很多學者,包括體制內的學者已說了很多。自由派的學者認為政治改革跟不上經濟改革的步伐,公權得不到適當制衡而肆意侵犯民權,而大陸新左比較關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是否已深入各領域,好像三農專家溫鐵軍所言,資本尋租最快捷方便是徵地圖利(烏坎事件據悉與地方官員私自變賣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跟發展商碧桂園合作發展房地產有關)。當然,新左的論述往往留有餘地,譬如他們例必指中央早已洞悉問題,利用政策糾正,例如近年對農村的基建投資,對農民減免稅項,打擊非法徵地等。

不過,正如在網絡上非常活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于建嶸,早前在香港的「我在中國」論壇所言,即使中央如何表態支持農民權益,並層壓式要基層幹部執行,但實際上並沒有相應的資源配合,據稱地方財政赤字高達十萬億,政府歸還農民權益的承諾根本沒法實現,再加上體制性的腐敗、貪瀆,地方矛盾衝突便只能在中共中央「關懷」農民下此起彼落。烏坎抗爭只是其中一例,但亦引起于建嶸的關注,《蘋果》報道,他於十二月十八日專程到烏坎,但到東海鎮村口有重警把守,無法進入。他指烏坎事件與官員處置失當有關。

互聯網照片

微博上,有人廣傳薛健婉流淚頭像,她是早幾天懷疑被村幹部打死的臨時村代表薛錦波的女兒,她父親為了替村民討公道而賠上性命(還有幾個村民被官方拘留),父親死後,薛與男友均稱會繼承薛錦波遺志,抗爭下去。于建嶸對照片回應道︰「身為父母,我能無視孩子這悲哀的眼淚?」,然後在深圳網民聲援烏坎的照片上簽名以示支持,其他的簽署人包括大陸法律學者賀衛方、法律學者何兵、律師子李志勇等。

于建嶸在「我在中國」論壇上再三希望基層人民,包括農民,要以法律方式,以非暴大方式抗爭。當時有人問道,如果政府以暴力方式對待民眾,民眾是否有權以暴力抵抗,于建嶸與同場另一講者,獨立作家野夫異口同聲說,民眾當然有權作出抵抗。但他們再三強調非暴力抗爭至關重要,因為他深信一旦發生暴力,受害的仍是基層人民。

官方一方面雙規涉嫌違規徵地賣地的黨員幹部,但另一方面並沒有答應村民派村代表對話解決問題的要求,甚至圍封烏坎,斷水斷糧,又在附近地區調派大批武警在村落外圍把守。據前往當地採訪的記者形容,氣氛肅殺。現在大家關心,官方是否會武力鎮壓,釀成慘案?

無論烏坎村民的命運如何,此事一再反映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已主宰中國大陸,徵地令大批農民失去賴以生活的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的後備軍。在資本主義運作得比較成熟的香港,徵地問題同樣嚴重,新界大批農地被大地產商屯積,隨時等待政府開綠燈大建豪宅;市區舊樓收購強拍,驅趕負擔不起重建後樓價和租金的業主和住客。仍聲稱土地公有的中國大陸,村民上訪仍然有一定理據,所謂依法維權(維權結果則是另一回事),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特區,平民被剝奪基本居權利,卻是在法律的名義下進行。

無論烏坎村民的命運如何,他們團結在理直氣壯的「捍衛公有土地」、「捍衛家園」的旗幟下,得到內地、香港以至國際的關注和支持。但回想香港的「捍衛家園」運動,包括灣仔利東街,包括菜園村,包括深水埗……結果都是家園被毀,抗爭者往往受主流媒體抹黑,甚至被告上法庭。

近兩年,樓價高企的問題越趨嚴重,帶動租金物價飆升,小市民生活大受打擊,大家開始喊出「地產霸權」口號。問題是反地產霸權不能訴諸法律,只能訴諸政治,因為做著與烏坎村幹部及同謀者類似「勾當」的香港發展商,均是在香港法律護航下,在香港最大土地擁有者香港政府合謀下,「理直氣壯」地進行。香港人只能透過政治,迫令政府改變政策,例如修改法例,減少偏坦財團,例如加建公屋,例如引入租金管制等。這些都是涉及不同階級群體的利益,只能透過相互的政治博奕解決。

如果說烏坎事件反映官員有法不依、違法違規等濫權現象,是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公權力沒有適當制衡所造成,那麼香港的「地產霸權」等深層次矛盾卻是法律的不公義問題,如何制衡公權力,也不能制衡金融地產財團的強大胃口。問題還是回到政治,回到為普羅市民利益著想的政治改革。所以說到底,烏坎村民與普羅香港市民實有共同的命運,就是抵抗不同形式的官商資本運作。

附錄︰《傳統復興,對鳥坎村事件的一些觀察》

雜談「佔領」美國西岸

當「佔領」三藩市聯邦儲備局行動持續,12月12日,鄰近城市奧克蘭有千計示威者於早上五時集合,遊行至奧克蘭西部的貨櫃港,企圖阻止港口的運作。

據報雖然警方如臨大敵,但沒有驅散示威者,令示威者得以在貨櫃車入口組成picket line,向工人解釋行動原因,並成功阻止部分貨櫃運作。

組織者說「佔領港口」,是響應「佔領西岸」的行動。因為美國其中五個主要港口在西岸,而貨櫃的輸入輸出,是為了1%人的財富積累而作。而選擇「狙擊」的貨櫃公司,都是壓榨得比較厲害的老闆。例如洛衫磯港口曾經有工人穿上呼籲組織工會的T恤而被解僱。此事亦是「佔領西岸」的導火線。

不少貨櫃公司為了節省成本,要求貨櫃車司機自僱,成為獨立外判商,工錢以逐個貨櫃計算。換言之,在繁忙時候,司機在貨櫃車上的輪候時間不被計算。他們因為是獨立外判商,所以不能組織工會。據稱,西岸的示威者正介入司機組織工會的訴求,是「佔領華爾街」所引發的「佔領」行動推展至支援勞動者,以及向勞動者解釋「佔領」行動意義的「第二階段」。

在「第一階段」的「佔領」行動,示威者成功在金融中心的據點搭起帳篷一段較長時間,惹起注意,之後被警方下令拆走帳蓬。有組織者認為有必要把行動擴散,工人被解顧而引發的「佔領」港口示威行動「成功」延續「佔領」行動。

這些行動被當地電視批評,說是破壞經濟活動,影響工人收入。不過,接受訪問的是貨櫃碼頭發言人,小型貨櫃公司老闆等,沒有貨櫃車司機的聲音。亦有主流報紙寫了專題,質疑為何甚少黑人參與佔領行動,並訪問了一些當地黑人。有被訪者說,不公義的事情,包括經濟上被剝奪,是大部分黑人的生活寫照。現在連白人也感受到經濟不公,希望他們能明白黑人長年累月過著的是甚麼樣的生活。

灰記不知參與「佔領」行動是否以白人為主。不過,美國的種族壓迫,緣自以白人男性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制度,並沒有因為奧巴馬上台而有重大改變。「佔領」行動要聯繫黑人,以至其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不在話下。

灰記也不知道香港的「佔領中環」可以如何演進。但香港的基層受剝削,工人受壓迫的情況比美國更尖銳。如何把「佔領」行動與基層及勞工「運動」連結應該是邏輯的一步。

除了「佔領西岸」,美國關注人權的民間團體,對美國警方粗暴對待示威者(最「經典」的場面是警察向著坐在地上,手被綁起的「佔領」示威者肆意噴射胡椒噴霧)作出「反擊」,希望作出修例,限制警方濫權。

最近加州柏克萊在人權分子推動下,市議會正研究修例,希望限制警方隨便增援。民間團體發言人稱,自從九一一以後,濫用警權的問題越趨嚴重,任何事件警方都可以界定為危急情況,然後要求增援,聯邦調查局等亦可乘機介入,升級成為大規模的行動。現在他們正草擬修例,任何這類增援行動不能抵觸當地的法律和價值。例如和平示威即使堵塞交通或未經批准也不能隨便定為危急情況。此外,警方不公平對待少數民族及非正式工人/移民,亦受關注。

看到這段美國人起來「監察警權」(POLICING THE POLICE)的報道時,香港的警方進一步濫用權力,政治檢控「六四」晚遊行往北角警署的示威者。而在港府的縱容下,曾偉雄手下的香港警察對付示威者的手法越來越粗暴,沒有警告便噴射胡椒噴霧;李克強訪港期間對市民及學生,甚至傳媒的高壓手法等。看來全世界的統治者心態沒有兩樣,視民意如洪水,視「不聽話」的百姓如仇敵。

不知道美國的「佔領」行動會怎樣演變,但願這個資本主義頭號帝國的人民真正覺醒,帶頭衝擊以至改變這個不公義的制度。至於當中要付出怎樣的血的代價,灰記不敢講。有軍警在手的統治者,不會輕易就範,正如有龐大警力的港府,也不會輕易就範。

灰記雖然對《時代雜誌》沒有甚麼好感,認為它的報道充滿美國中心主義,但既然它選出示威者為今年的風雲人物,灰記也不會反對。灰記反而關注,隨著全球(包括大陸和香港)的示威浪潮的增大,暴力的風險增加,主要是統治者會施加暴力鎮壓示威,以維持既有秩序,抗拒改變。至於改革/革命是否最終必須訴諸暴力,灰記希望人民的智慧能作出解答。因為人民往往是血腥暴力的最大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