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南洋的政治與浪漫,《我們在此相遇》等放映記   

5月14日(周日)早上在茶餐廳用早餐時,避也避不了的香港「中央台」TVB24小時新聞畫面,播放的是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貿易高峰論壇。

那個基本木無表情,笑也笑得特別勉強的習近平,吃力地要模仿比他從容百倍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次並非如當年出席對抗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三世界團結運動大會」(如不結盟運動)或「社會主義大家庭場合」(嚴格來說當年出席這些場合多是毛的大管家周恩來或毛的副手劉少奇),而是參與世界資本主義掠奪,在和平共處、友好對話、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價值」的套話下,要爭逐經濟以至政治支配地位,若以毛澤東時代的語言來形容,就是競逐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當年美蘇中的恩怨糾纒,換成了今日美中俄的相互盤算,不變的是資本主義依然是世界規則,「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了惡夢。

《我們在此相遇》在吉隆坡雪華堂作全球首映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令灰記感慨良多,中國無論以社會主義二哥,還是以資本主義新貴出現,其地區「大阿哥」意識沒有改變。四月灰記與江瓊珠到訪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兩個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去了吉隆坡、怡保、檳城、新山及新加坡做巡迴放映,此舉當然不是受到梁振英開口閉口「一帶一路」的鼓舞,而是「一帶一路」民間/個人往還源來已久,不用習近平和梁振英大吹大擂。這種坦誠,建基於真摯友誼的民間/個人交往,與官方那種互相猜度,各有計算,犧牲民眾利益的合作不同,別有一番風景,好像江瓊珠專誠為南洋朋友首映新作《我們在此相遇》,一齣她形容為很浪漫的紀錄片,也包括順帶放映《709人們》,都是不帶任何計算的文化交流。在紀錄片的內外,中國因素無遠弗屆,而我們亦註定要顛覆官方的「一帶一路」論述。

 《我們在此相遇》的一位最耀眼的受訪者就是華裔馬來西亞「老左」,人稱老闆的張永新,所謂「老左」就是當年一群受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人,如何希望改變正脫離英國獨立的馬來亞(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直至1965年馬新才分道揚鑣)。這些「老左」大多數是華人,有不少參加了由中共援助以至指揮的馬共,因此馬共與同樣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泰共、菲共以至曾一度統治柬埔寨三分二地區的赤柬有所不同,被認為帶有強烈大中華民族主義色彩,所謂「共產主義」/「中國威脅」,長期被馬來民族主義者利用來壓制華人公民權利的手段,馬來人與華人的隔閡也長時間被統治階級所利用。

左起:陳允中、張永新、江瓊珠、劉嘉美、李凱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永新的「老左」經歷別樹一格。老闆讀中學時已經參加左翼團體主辦的地下讀書會。中學未畢業已投入政治活動--反越戰反對國內的政治黑暗,最終於1968年當局以內部安全法將其拘禁(未經審訊可拘留兩年,還可以不斷延期),其時他未足20歲。老闆在影片說得很輕鬆, 和平示威一關就是8年多,集中營過得很愉快,因為和很多比他年長的政治犯關在一起,學了很多,長了見識。

老闆獲得自由時已是70年代中,他沒有選擇參加馬共打游擊,而是參加人民黨的反對政治。也許在他的心中,跨族群的政治抗爭才適合他的性情。參與了政治反對派20多年後,他感悟到人的改變殊不容易,政治抗爭之外,文化所起的作用更深遠,此後便以出版和賣書為志業。

老闆與當地華社的文化人不同,不以中華為核心,出版的書籍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不少書籍講的都是當地、區域以至世界議題,還有走出國門,推動區域文化交流之舉,第一站是印尼文化重鎮日惹,並決定在那裡開書店,除了賣書也希望串連當地文化與政治有心人。由印尼開始,老闆對江瓊珠說,希望可遍及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其他城市。

若沒記錯,江瓊珠在印尼的一個集體觀光活動中問老闆為何要去觀光,老闆回以 “Solidarity奇怪的問題, 故作不解。導演傳神地捕捉了這位「老左」的性情,有著左翼的團結/集體意識,卻不乏個人幽默感。在放映後,老闆不斷「質問」導演為何不逐一依次講述被訪者,講完一個再講第二個,清楚明白,為何要講一下這個又講那個。不知這是老闆獨有的幽默,還是他真的「不懂」電影!  

但可以肯定,老闆既不是本土派(至少不是狹隘的本土派),更不是大中華主義者,而是仍相信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他和香港的長毛梁國雄一樣,最欣賞的是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革命者哲古華拉,他和朋友於吉隆坡開設的左翼書店閣樓有哲古華拉的肖像。他的故事,必會衝擊香港那些淪落到為中共塗脂抹粉的黨國「老左」,也必會衝擊那些凡事香港優先的狹隘本土派,如果他們有興趣看《我們在此相遇》的話。

影片開首時,老闆與一位州議員在兩年前淨選運動的示威場合相遇,談到馬來西亞政治的小進步。小進步是現在示威不怕被驅趕被抓捕,十年前公開場合穿著反對黨的T恤也會被抓,這是州議員說的;當然要夠人多,人多他們便不敢動你,這是老闆說的。

檳城大山腳,導演、嘉美與凱倫

州議員叫李凱倫,選區在檳城大山腳,是受訪者最建制的一位。江瓊珠比較片中其他幾位受訪者,問他是否選擇了一條最舒服平坦的道路。他隨即回應目前自己有三條控罪在身,視乎檢控官是否決定提控。這些控罪只有威權社會才有,例如聲援一個被捕學生,就以和平集會法被捕,例如他們抗議警方拆除聲援現在仍在獄中的前副首相安華的戶外宣傳版,說警方不專業,便以煽動罪被捕(與香港的反對派動輒被檢控很相似)。

大約二十年前,李凱倫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大馬執政黨分裂,首相馬哈蒂與其接班人副首相安華不和,安華被捕坐牢。李凱倫看到連副首相也不明不白被逼害,覺得很震撼,於是積極參與學生運動,後來加入了安華所建立的反對黨公正黨,上次選舉當選了州議員。在影片中,議員的活動相當儀式化與沉悶,當主禮嘉賓,頒獎嘉賓。李凱倫只能利用發言時間講講當今大馬的政治不公。而看清楚一點,他參與的活動大多跨種族,聽清楚一點,他也多以馬來語發言。有別於舊政治人被種族籓籬所束縛,新一代自稱進步的政治人都希望打破種族隔膜,不再局限於自己的族群,例如近年的淨選運動都有馬來人、華人及印度裔共同參與。當然,這一切都只是開始。

作為自稱進步或左翼的政治人,凱倫與嘉美一起布置的住所,客廳也掛了哲古華拉的肖像,不但如此,客廳儼如會議室,有白板有大量座椅,方便與同道開會交流。來自香港基層的太太劉嘉美強調住不慣這類千多二千呎的豪宅。嘉美也是受訪者之一,若嫌老闆一生為同一個理想而不斷奮鬥不夠浪漫,一個香港人與一個馬來西亞人的相遇和結合,應該可以稍稍滿足喜歡浪漫故事的人。

不過,嘉美卻是非一般的太太。「我從沒想過要結婚」,作為女性主義者和崇尚左翼政治的人,嘉美從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檳城與凱倫一起生活。「為什麼一定要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不能他到香港。」 一段長距離,未定棲息地的浪漫,最終因為李凱倫當選了州議員而鐵定移師馬來西亞。嘉美說要移居大馬,有一個身份比較方便,就是由婚姻關係所定義的太太身份。但嘉美始終是女性主義者,再三強調是自己選擇到大馬與凱倫一起生活,不是跟隨丈夫到大馬生活。影片的某一刻,江瓊珠問嘉美有否懷念香港,嘉美想了一下,眼泛淚光,再說不下去,這個鏡頭為嘉美的女性主義多添了一分「美麗與哀愁」。

嘉美拒絕定型的女性角色,活躍於馬來西亞民間活動,聲援及書寫不同的抗爭運動,例如沙勞越原住民的反水霸行動。有次在沙勞越與原住民婦女一起在廚房煮飯,江瓊珠問她是否喜歡煮飯,她特別強調自己平時不煮飯,只有這些集體有如公社般的場合,大家一起勞動她才有興緻。她邊參與活動邊採訪活躍分子,然後寫成書出版,名為《有些人行動,十一個馬來西亞抗爭故事》,雖然角色由從前在香港的勞工和婦女組織者變成現在旁觀的作者,但關注的議題並沒有兩樣。

在沙勞越原住民村落出現的還有陳允中,他是沙勞越人,政治啟蒙在台灣,早年特別關注原住民所受的苛待,甚至為此而哭泣,為此與家人一度冷戰,後來在香港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及政治抗爭。馬來西亞出生成長,台灣、美國留學,香港生活,他示範了跨國界的經驗。左翼的國際闗懷是一個原因,結識了香港的伴侶也應該是推動他把關注焦點移至香港另一的主因。導演江瓊珠常感嘆,原來希望影片多點浪漫氣息,但政運社運的伴侶開口閉口就是政治社會的大事,很少觸及「兒女私情」,令自己的構思落空。

但導演不必感到失落,若劉嘉美的女性主義實踐與掙扎,陳允中對人類平等的執著與激情不夠浪漫,還有一位比較obscure的受訪者區美寶。 

不少看過《我們在此相遇》的當地朋友都認為區美寶與其他受訪者格格不入,覺得她坐在香港國際特赦辦公室,憶述當年營救被囚禁反對派領袖蔡添強的遭遇及感想,是影片最沒有互動最冷場的部分(可能因為沒有區美寶與蔡添強相遇,沒有兩人的現在式)。但不知怎的,灰記第一次看影片時,卻被Mabel那種看似淡然的表述所觸動,逝去的政治與愛情追憶起來更添哀思,抑制著的記憶更顯淒美。果然,導演江瓊珠透露,聆聽Mabel的馬來西亞故事是她拍攝這影片的最大動力,沒有Mabel就沒有《我們在此相遇》。而電影最開首的設計,在片名《我們在此相遇》出現前,現已貴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的蔡添強在一個淨選運動場合以馬來語發言,和Mabel的追憶交織,差不多有著為影片定調的作用,足見導演對Mabel獨白之情有獨鍾。

美麗的怡保

《我們在此相遇》除了馬來西亞的政治與風情,也有近年香港人熟悉的場面,嘉美參加過的基層婦女與勞工行動,凱倫在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時參加過的反世貿,陳允中參與過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雨傘運動,為朱凱迪與羅冠聰助選等。不但馬來西亞的朋友,香港的朋友也會感到似曾相識。

如果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官方主導的上層政經遊戲,《我們在此相遇》所描述的就是民間/個人自發的「一帶一路」,相互為了民主、人權、公義,為了對抗政權的壓逼而作的連結與交流(當然這種連結與交流絕不會被習近平及梁振英所認可與贊助)。因此,在中國猛烈推銷「一帶一路」之際,選擇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首映,別具意義。事實上,當地的社運/政治活躍分子都異口同聲指中國利用投資欲政治上影響馬來西亞昭然若揭,絕不是習近平所說的互不干涉內政。例如前年禁止梁國雄和黃之鋒等入境參加六四紀念,雖說是馬來西亞政府的決定,但壓力卻是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今日中國的干預可能只是驅逐外國人出境,明日可能就是逼害馬來西亞當地人。當年中國以「共產主義」之名輸出革命,今日中國以資本主義之實輸出威權專制「價值」,當然這些「價值」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方與上層與中國官方的共同「價值」。

《我們在此相遇》片末有Mabel參與中國709大抓捕一周年到中聯辦抗議的活動,也有維園六四集會,香港與馬來西亞的民間情誼,也避不了中國因素。因此,在當地放映看似與馬來西亞人無關的《709人們》也有一定意義。有興趣看講述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開始瘋狂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影片的,都對中國的強大深感憂慮,除了人道主義的同理心外,專制獨裁的中國坐大,並積極發揮影響力,只會令威權的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政府更肆無忌憚,或更有藉口濫權。有組織放映活動的馬來西亞人告訴灰記,他們這次沒有在華社宣傳放映《709人們》,其中一個考慮是怕中國大使館知道了會作出干預。這是否他們過慮,灰記不得而知,觀乎梁國雄與黃之鋒的遭遇,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放映抗爭電影別具意義。

最後灰記想說說,當梁振英推「一帶一路」獎學金時,大部分的反應都是嘲笑此舉荒謬,為何不鼓勵學生去歐美交流而去貧窮落後的國家,這是十分典型的中產思維。但灰記總覺得,世界不只有歐美,學生多看看不同的世界不會有害,老師和家長要做的是鼓勵他/她看事物要有批判思維,不是照單全收。對關心反對政治的人,即使最高壓的國家,也總有異議者,總有人文關懷的學生。中國不是有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者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實幹著嗎?有心的老師,何不鼓勵學生利用獎學金,在「一帶一路」尋找與官方論述有所不同的故事(或讓多些歐美國家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交流也不壞)。

好像在我們的「一帶一路」最後旅程,在威權的新加坡,於曾被政府打壓,充滿歷史滄桑的南洋理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的一個演講室內,來自香港的有心教授,連續兩日為當地和來自馬來西亞,以至中國的學生與市民,放映包括江瓊珠的《我們在此相遇》、《幾乎是,革命》、《愈抗爭愈美麗》,以及《709人們》等的抗爭紀錄片,也算是民間對官方「一帶一路」的一點顛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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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除了服侍專制政權,你還懂什麼嗎?

每次聽共幹的粗暴發言,都令人無名火起三千丈,說的就是那個中聯辦所謂法律專家王振民。少一點歷史、政治知識,可能很容易被這個中共「護法」嚇倒。據不同傳媒報道,他在一個「一國兩制」研討會表示「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形容是將中央逼到牆角。這就是典型的思想入罪,是習慣了言論自由的香港人難以想像的,其實王振民這樣說,香港人感到心寒才是,「乜料呀?講吓都唔得呀!諗吓都有罪呀!」

這些充滿中式大家長思維的黨國極權主義者雖然口口聲聲人民,但從來都把手無寸鐵的人民不當人,頂多是「子民」。所以無論大陸人還是香港人,能「好好活著」就是他們共產黨大家長的恩賜,所以香港這一制之所以能運作,是共產黨的寬大和好意,你們香港人要知恩圖報,要識做,不要諸多要求什麼民主普選,所以不斷粗暴釋法,所以抛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國家主權及全面管治權」。

現在香港人愈來愈清楚,鄧小平當年願意與英國人簽訂聯合聲明,實行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當時中國在共產黨各方面的折騰下(先不去說大饑荒和「文革」等所造成的大規模死亡和人道災難),整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百廢待舉,極需要香港和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毛式空想「共產主義」實驗失敗,鄧小平在保住毛澤東這塊共產黨神主牌之餘,決定經濟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結果在沒有任何權力制衡下,最終發展成今日共產黨壟斷一切的權貴/國家資本主義。不過,當年共產黨內外,多少有一些反省毛澤東/共產黨極權統治禍害的人,有些敢於揭露共產極權真面目,要求民主的,如魏京生,被判十多年牢獄重刑(已比毛澤東時代要殺頭有所進步),有些戰戰兢兢的要求體制內改革,共產黨有限度放權。1989年北京學運是改革力量與保守力量矛盾的總爆發,結果政治上極保守的鄧小平利用軍隊浴血北京,以屠殺方式把這場民主運動鎮壓下去,並在黨內進行大清洗,把任何政治上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員幹部清洗掉,但仍逼迫接替趙紫陽做當家的江澤民走資(1992年南巡講話)。

對那些享受著權力和經濟利益(先不說貪腐)的共幹,現在是最好還是最壞的時候?香港主權回歸這二十年,中國一方面經濟取得空前成就,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國際舉足輕重的大國,但另一方面,貧富/官民差距日大,社會矛盾更深,被剝奪土地、生計的人民抗爭不絕,表面繁榮富強下共產黨最高層經常提醒黨員再沒有危機感,會「亡黨亡國」,對異議者和維權者動輒控以「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也許共產黨的危機感是真實的,不願與人民分享權力,接受人民監督,黨內已沒有任何改革力量,只能利用恐怖手段加利誘令人民就範,延續其統治,一旦再沒法利誘(經濟出現問題),恐怖手段失效,如洪水般的民憤只會衝崩中共政權。

所以,當王振民說全世界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香港,他只是說對了一半,因為香港此刻仍然有言論自由,批評中國的不合理現像,特別是共產黨的專橫是應有之義。在任何民主社會,人民都享有辱罵政權/制度的權利,如果大陸人同樣享有言論自由,辱罵中國制度最厲害的地方一定回歸大陸,因為他們才是直接體驗共產黨統治的人。而且王振民沒搞清楚,「辱罵中國制度」表示香港人還關心中國的發展,還希望中國的制度有所改進,所以不存在「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人民沒有義務尊重和敬畏政權/制度。

王振民著香港人不要批評中國制度。首先,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制度並不是「人民確立」,王振民所講百多年來中國「發生兩次重大的政權輪替」,第一次相信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清室遜位,中國建立亞洲所謂第一個共和國,此後的民國政權並不穩固,形成南北對峙局面,1927年國民黨的蔣介石在國共合作北伐途中清黨,屠殺大批共產黨人,此後國共成了死敵。在蔣介石國民黨追剿中共至西北延安之際,共產黨藉日本侵華及西安事變站穩陣腳,並藉「聯合抗日」休養生息並擴軍,在內戰中戰勝厭戰的國民黨軍隊,一舉推翻國民黨政權,即王所說的第二次政權輪替。

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期間,中共不斷宣傳中國要民主,要美國式民主,不斷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獨裁貪腐,人民受苦沒自由。如果說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是當年共產黨的政綱,它顯然沒有兌現承諾,在民主社會,沒有兌現承諾的政權會被人民用選票趕下台。王振民要人民(無論香港人還是大陸人)尊重敬畏政權/制度,是因為他是獨裁專制政權的馬前卒吧了。真正比較讓華人感到驕傲的政權輪替發生在台灣,因為它是用和平方式,由人民一人一票決定的政權輪替,是台灣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爭取回來的民主權利,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與人民扯不上關係的帝王式,或曰流蔻式政權輪替。

再回到「祖國內地人民已確立這套制度,(香港)要有起碼的尊重、要有敬畏之心」,再加上「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這兩句話,再聯繫王振民的老頂,不論胡錦濤還是習近平,你一句我一句「亡黨亡國」來看,共產黨杯弓蛇影的缺乏自信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這也是所有獨裁專制者的通病 ,而一心想學做毛澤東的習近平,只會將這種妄想症推至極致。

不要說鼓吹港獨只是口水,即使付諸實行,只要不涉武力,也不會出現威脅國家存在的情況。(難道中共自知如十九世紀末的清室般,所謂百萬大軍和航空母艦下海都如當年的北洋艦隊般不堪一擊,所以怕得要死?)而在任何民主自由比較充分的社會,所謂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無日無之,地方首長也不一定要賣中央首長的帳,屢見不鮮,王振民只是嚇唬嚇唬那些沒有歷史、政治知識的人而已。在這個博客講過多次的沖繩反美軍基地/琉球獨立抗爭,當沖繩與本土日本出現矛盾時,沖繩人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小小的縣民而對日本中央心存敬畏,沖繩首長也不會因為自己官小而要對首相唯唯是諾。由沖繩人民直選出來的縣知事翁長雄志,不需要對首相安倍晉三必恭必敬,還逼得安倍要跟他見面,談邊野古美軍基地問題,雖然各自表述,安倍堅持邊野古基地要繼續興建,翁長堅持要停工,要美國撤軍。而最終日本中央以大壓小,工程繼續,翁長沒有退縮,甚至參加了沖繩人民的示威集會。而伴隨反美軍基地而生的琉球獨立運動也是方興未艾,沖繩人可以獨立作為政綱參選,不怕被DQ,沖繩人要求獨立,沒有日本官員說「令國家感到心寒」,關鍵還不是日本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制國家嗎?

至於有中國黨國主義者公開說(相信王振民還不敢公開說),因為沖繩原本是琉球王國,被日本藉廢藩置縣而吞併,沖繩人有權要求獨立。灰記勸這些人還是少開口為妙,否則就會進一步暴露天朝黨國主義的醜陋,因為同一邏輯完全可以應用在西藏和新彊,特別是前者,本來就是一個神權國家,直至1951年,他們的統治者在中共軍隊「兵臨城下」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實行所謂「一國兩制」,但西藏人民在中共強迫「改革」中抗爭不絕,1959年一次起義,導致其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選擇流亡。現在西藏人不要說要求獨立,就連宗教自由也被剝奪,母語和文化正被消失。那些天朝黨國主義者同情過西藏人嗎?為什麼不同情?難道中國搶奪回來的就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國土,他國搶奪回來的就是殖民帝國侵略得來的土地?

再舉英國數年前容許蘇格蘭獨立公投,以至加拿大魁北克省曾先後兩次舉行獨立公投的例子,「近年有人想把香港從國家分離出去,令國家感到寒心」或「若這個安排令國家感到麻煩,成為一國的障礙,甚至威脅國家的存在,任何國家都無法繼續兩制的安排」都不是必然的。香港面對的困境是主權要回到一個獨裁專制國家,所以當年英國「拋棄」香港人時,「道義」上也要與中國談出一個讓他們認為香港人可以放心的方案,好讓他們體面下台。而中國當年也多少有自知之明,如果宣布九七直接統治香港,港人必爭相移民逃難(特別發生六四屠殺之後),對剛想重投世界資本主義,準備「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中國是一大打擊,因此有了「一國兩制」這堵防備專制中國的「防火牆」 ,但這堵「防火牆」在專制中國主權下防火性能註定十分有限(因為專制是有慣性的,很難自制,再加上香港實在有太多向專制者獻媚的人),現在是香港人「火燒牆腳」多於「將中央逼到牆角」王振民根本是本末倒置。

而回到「港獨」,現在無論王振民及其他共幹,或獻媚幫閒如何疾言厲聲,也「挽回」不了香港年青人對專制獨裁中國不信任以至厭惡所產生的「離心」 。中共及其香港代理或許只能透過洗腦教育期望灌輸現在還是小孩的香港人一顆「天朝黨國心」,但相信也會遇到家長們的抵制。而事實上,他們現在表面上是針對「港獨」,實際針對的是所有認真要求自治,爭取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政治權利的人--共幹和幫閒不只一次指港人爭取普選是要顛覆國家,是外國勢力的圖謀等。香港人,尤其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代,對「一國兩制」的承諾本已充滿疑惑,眼見現在中共變本加厲的踐踏香港一制,如同他們奪取大陸政權後已輕易違背承諾一樣,怎會有心情「面向祖國」。

況且,港人無論如何忍讓,識做,也滿足不了專制獨裁者的胃口,他們今天針對的是「港獨」,明天「民主自決」,後天「民主自治」⋯⋯最後是權利被侵害的反抗者(現在中共在港代理不是一方面說要「大和解」 麻痺傳統泛民,一方面藉DQ和檢控打壓自決、自治和進步民主派嗎?)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教訓仍然歷歷在目。相信不少香港人對處境感絕望而求退,所以有所謂第二、三次移民潮(其實大陸人不也一樣,有點錢和能力的都想著移民或安排家人移民)。至於留低者是否「坐以待斃」?灰記只能重申,大陸如此高壓下,依然有維權人士、維權律師、709 家屬,在殘酷政權面前堅強地,有尊嚴地活著,香港人需要那麼絕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