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 The Messenger 與被習以為常的帝國陰暗面

看《封鎖新聞線》(Kill The Messenger) 這類美國「傷痕」電影，除了好奇作為美帝國意識型態，或曰美國夢製造工場的荷李活，會如何呈現美國的陰暗面外，也有點「懷舊」原因。無他，雖然灰記離毛派「激進」政治愈來愈遠，但對中美洲尼加拉瓜革命(Revolución Popular Sandinista)多少還有點「情意結」。

有「情意結」的原因很簡單，拉丁美洲人民渴望擺脫美帝的「魔掌」，渴望「獨立自主」愈來愈見希望。近年不少拉美國家的左翼政黨紛紛透過民主選舉上台執政，拉美國家亦懂得相互聯結以抗衡美帝的霸道。而當年尼加拉瓜的革命和轉型或多或少啟發了後來拉美國家的「民主改革」想象吧。

拉美的左翼民主改革，即透過民主選舉上台執政，實施不同程度，成功與失敗的改革，正好反駁中共及被「洗腦」的憤青們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中國，如果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那麼學習比你「落後窮困」的拉美國家吧！民主自由並非西方的專利。這亦是灰記對拉美，對尼加拉瓜的「情意結」所在。

70年代末灰記在外國就讀大學變得左傾的時候，正藉尼加拉瓜桑地諾游擊隊推翻獨裁者索莫查(Somoza)，建立由桑地諾全國解放陣線(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所領導的革命政權，成為繼古巴之後，第二個在美國「後花園」建立起來的左翼政權。

灰記在此要扯遠一點，講講所謂「自由」的「反共堡壘」的迷思。灰記未到外國受「激進」左翼思潮衝擊前，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右派少年，國民黨／「自由中國」的擁護者。還記得中學時很喜歡到油麻地與佐敦之間(可能是西貢街)的一間已忘了名字的右派書店流連，閱讀「自由中國」在台灣如何「實踐民主自由」，對抗「萬惡」共產主義的書籍，偶而也會閱讀中南美洲「友邦」的「民主經驗」(當時很多親美的所謂「民主」國家仍與中華民國保持邦交)，對這些國家的領袖甚有好感。其中一個就是索莫查。

猶記得1970年代初，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在聯合國的席位後，因「國家風雨飄搖」而頗感失落的灰記，在《香港時報》頭版讀到尼加拉瓜總統索莫查「雪中送炭」，「適時」訪問中華民國，與總統蔣中正會面，然後兩國如何如何合力對抗共產主義，捍衛自由世界的報道時的「激奮」。灰記後來當然知道這兩名高喊捍衛自由世界的統治者，都是自己國內的大獨裁者，而拉美那些所謂「民主」國家都是名過其實，甚至實行高壓統治，統治者都是由美國扶植的附庸。

更「有趣」的是，蔣介石父子政權，在繼位者蔣經國1988年逝世時，已經統治了台灣接近五十年。蔣經國生前也曾想過死後把總統之位傳給下一代。而索莫查於1979年被推翻時，其家族亦已統治了尼加拉瓜超過六十年。所謂「民主自由」國家竟與封建皇朝無異，而美國政府完全無視這些矛盾，只要符合它的帝國運作便「隻眼開雙眼閉」。否則，即使你是「貨真價實」的民主政權，也沒有好下場。

在尼加拉瓜革命前幾年，智利民選的左翼總統阿倫弟因為要推行不合美國胃口的改革，觸動了美商的壟斷利益，美國經濟制裁不果，於是在中央情報局幕後的慫恿和合謀下，1973年智利軍方發動政變，執政不到三年的阿倫弟在總統府被亂槍打死，親美的皮諾切特上台實行軍事獨裁。灰記在加拿大認識的拉美同學，就有兩個是逃避皮諾切特的恐怖統治而流亡加拿大。

幾年後，在加拿大的校園，灰記與這兩位同學，以及來自其他拉美「民主」國家的流亡學生，一起興高采烈「迎接」尼加拉瓜的革命成功。其時一位因為反對索莫查統治而流亡加拿大，在灰記就讀的大學教書的尼加拉瓜學者，在校園慷慨陳詞，訴說在索莫查及其統治集團不斷壓榨下，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後一小撮富人在首都馬拿瓜(Managua)保安最嚴密的地區過著如何奢侈的現代化生活，儼然另一個世界。

然後這位學者出人意表的宣布，革命政府已委任他為臨時駐加拿大大使，希望加拿大人多多關注百廢待舉的尼加拉瓜。灰記依稀還記得有人質問這位臨時大使，尼加拉瓜會否步古巴後塵，成為獨裁的共產國家。這位學者大致回應說，尼加拉瓜的革命政權主要由農民、商人、教會人士組成，馬克思主義者只佔一小部分，最急切要做的是土地改革，讓農民分享土地，改善生活。因為大部分土地都被前獨裁執政集團及大地主壟斷。

後來證實這位學者外交官所言非虛，尼加拉瓜雖然親蘇及親古巴，但並沒有走古巴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名，實行一黨專政的教條「馬列」黨國主義舊路。尼國於1984年舉行民主選舉，桑地諾領袖奧爾特加(Ortega)以超過六成選票當選總統。然後1990年、1996年及2001年的總統選舉，都由偏右政黨勝出，桑地諾在野。到了2006年及2011年的大選，桑地諾再次勝出，奧爾特加再度擔任總統。

這位學者外交官所講的土地改革亦逐步完成，農民分得土地，大地主的壟斷終結。革命亦帶來教育及文化改革，短短五個月，全國識字率由不到五成升至接近九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0年特別嘉獎尼加拉瓜的掃除「文盲」運動。

不過，在美帝的「後花園」實行有利大部分基層人民的改革是「原罪」。革命剛成功，屬於民主黨的總統卡特警告桑地諾不能「輸出革命」。1980年，共和黨的列根上台擔任總統後，和70年代初推翻智利民選阿倫弟政權的共和黨總統尼克遜一樣，因仇共情結而對桑地諾政權極度反感，為了阻止拉美的左翼革命浪潮，首先就要消滅尼加拉瓜這個初生未穩定的革命政權。於是除了對尼加拉瓜實施貿易禁運外，由中央情報局在與尼國北部接壤的洪都拉斯和南部接壤的哥斯達黎加訓練右翼游擊隊(contras)，游擊隊的成員大多來自索莫查的「國民警衛軍」，目的是顛覆尼加拉瓜革命，推翻桑地諾政權。

真人真事改編的Kill The Messenger講的就是一名記者把美國中情局、右翼游擊隊與加洲黑人社區毒品泛濫串連起來的「驚人揭露」，以及他為此而付出代價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Gary Webb(由Jeremy Renner扮演)，是加州《聖荷西水星新聞》，一份地方報的記者，經過一年的深入調查，主要透過三名毒販的證詞而寫成名為Dark Alliance：The Story Behind the Crack Explosion的系列報導。三名毒販分別是加州黑人社區的大毒梟Ricky “Freeway” Ross，以及兩名尼加拉瓜人 Oscar Danilo Blandón Reyes, 和 Meneses Cantarero。

電影對Meneses Cantarero(由Andy Garcia飾演)的背景沒有什麼著墨，對美國試圖利用右翼游擊隊顛覆尼加拉瓜革命亦沒有怎樣觸及，這種「去政治化」的處理很多時亦是荷李活「傷痕」電影的局限。

查實Meneses Cantarero在革命前是尼加拉瓜的大毒梟，其家族與索莫查家族關係密切，其一名兄弟是馬拿瓜的警察首長，其餘兩名兄弟是效忠索莫查的軍人。其實美國緝毒署早在尼國革命前已有他的檔案，但因他與索查家族關係密切，革命後，他與一些和索莫查政權有密切關係的貪腐和罪惡分子，獲美國政治庇護，並成為在美最大的尼加拉瓜毒梟，Oscar Danilo Blandón則為其工作。 兩人利用部分販毒得來的錢，資助尼國右翼游擊隊。Meneses還兼任右翼游擊隊的「保安及情報」主管，而Blandón則成為美國緝毒署的線人。

Meneses於1990年因携帶750公斤可卡因被尼加拉瓜當局拘捕並在當地服刑，影片安排的情節是主角飛往尼加拉瓜，賄賂監獄人員得以和這名大毒梟見面。

電影還加插了由Ray Liotta扮演的中情局僱員John Cullen，毫無先兆地出現於主角面前，誠心「懺悔」，訴說自己為了愛國加入中情局當臥底，混在拉美的左翼圈子，與左翼青年建立友誼，甚至超友誼關係。然後這些滿懷理想的青年一個個不知所蹤。然後他「語重深長」的說，其實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的國家有「開放的選擇」。Liotta再進一步訴說自己後來參與販毒活動，暗示與中情局有關，然後又「語重深長」地指權力如脫繮野馬(大意)，暗示中情局「胡作非為」不受監察。

這個情節是完全虛構，真實事件並無名為John Cullen的人出現過。而Dark Alliance系列報道最具爭議的地方是Gary Webb找不到中情局人員作證，也沒有具體證據指中情局涉及與右翼游擊隊有關的販毒活動。

不過，灰記反而對這個虛構情節感到興趣。這也許是導演的「夫子自道」，在反共意識嚴重，左翼被妖魔化的主流荷李活世界，難得有人肯為左翼理想主義說句話。但願這也反映美國社會的走向，即愈來愈多人意識到美帝國意識型態的灌輸，「扭曲」了對世界以至美國社會的認識。事實上權力部門如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派臥底滲透「激進」組織進行破壞，亦被證實發生過很多次。

再來到電影的「核心」部分，即Gary Webb因為報道了令權力部門難堪的” inconvenient truth”，而被主流傳媒杯葛，終身不被任何傳媒錄用，並於2004年吞槍自殺的故事。整齣電影抱同情的視點，甚至有點把他「英雄化」。不過，大致上主角「沒落」的過程與現實相距亦不太遠。

美國全國性的大報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在這系列的爭議性報道出現後，並沒有就報道所指涉的中情局與游擊隊和毒䲷的關係，以及最重要的，黑人社區受這發生在外國的「政治性」毒品禍害(毒䲷把在拉美種植的毒品運往美國出售)再作跟進，反而集中力量指出Dark Alliance不專業和倉卒立論之處(例如整個報道沒有中情局的官方回應)，而中情局亦樂意安排人員接受採訪，反駁Gary Webb的指控（但其實由始至終他都沒有明言中情局涉及販毒或知情)。於是，Gary Webb由揭露權力部門黑幕的敢言記者，很快就成了不專業，缺乏誠信的陰謀論者。

而這齣以Gary Webb為題材的電影於他死後十一年公映時，《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報道主管再次撰文重申當年他們反駁Dark Alliance的論點，並「勸喻」有志從事調查報道的年輕記者不要為了當一時的「英雄」而妄顧專業，發掘事實要講求客觀和搜證云云。

時下香港很多人因為來自中國的權力部門／「強力」部門的「胡作非為」而充滿危機感，有很多關於主流傳媒主動配合權力運作，或被收編的「陰謀論」，灰記當然不會以「陰謀論」來看待當年美國主流傳媒對Dark Alliance的取態。不過，中情局前年發布了一篇內部文章“Managing a Nightmare: CIA Public Affairs and the Drug Conspiracy Story”，闡述中情局如何處理這次公關災難。而令中情局最安心的是，主流傳媒對對Gary Webb的敵意遠遠超過對中情局的質疑，於是中情局不需要做什麼「公關化粧」，事件便輕易由中情局的公關災難變成了Gary Webb的個人災難。

然而，Gary Webb並非無中生有，與中情局關係密切的右翼游擊隊涉及販毒亦非新鮮事物。早在1985年美聯社記者Robert Parry 和 Brian Barger已作過尼加拉瓜右翼游擊隊販毒以支付軍費的調查報道，美聯社起初拒絕發布他們的報道，後來勉強讓他們繼續跟進，而絕大部分傳媒亦沒有跟進。最終Barger被迫離開美聯社，Parry亦被通訊社禁止再跟進事件。據說列根主政的白官幕後有施壓。

雖然，Parry和Barger的調查報道在美國主流社會並沒有帶來太大的反響，而且記者生涯亦受打壓。但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因而展開聽證，由現在貴為國務卿的民主黨人克里主持這個特別聽證會，並於1989年發布了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NARCOTIC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的報告。報告指有足夠證據顯示游擊隊涉及販毒，美國政府知情，但由於不想影響對尼加拉瓜的戰爭而坐視不理（至於除了知情，有否美國權力部門的人涉及其中，可能永遠是個謎)。換言之，Gary Webb只是於十年後重拾這個被忽略的新聞，再作深入調查吧了。

從Gary Webb，以至Robert Parry 和 Brian Barger的遭遇，大致可看出，沒有如中國的中宣部掌控傳媒下，美國主流傳媒與官方的「默契」，或曰意識形態「一致性」，當「捍衛自由世界」，或曰「捍衛美國利益／國家安全」的「努力」，因權力部門的一些「出軌行為」破壞了一直被宣傳的「民主、自由、人權」想象時，主流傳媒的把關人會特別謹慎，特別「體諒」官方，對暴露陰暗面的人特別苛刻。而事實上，除非出現不計後果，來自權力部門的whistle blower(但她／他也可能被抹黑而失去可信性，甚至有可能乾脆被滅口)，要真憑實據指控權力部門的「出軌行為」幾乎不可能，舉行聽證會也難以了解真相，而且往往是「馬後砲」的修補，因為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兩黨長期壟斷了政權，大家都有執政機會，不會認真到令自己政黨執政時「綁手綁腳」。當然有事後監察總聊勝於無。

而只要黑暗的事發生在遠離美國的「黑暗世界」，只要美國權力部門不在美國「胡作非為」，美國人亦大都漠不關心。可能基於要「捍衛國家安全」、「捍衛自由世界」的「必要之惡」的迷思，也可能基於「天下鳥鴉一樣黑」的犬儒心態。因此聲稱世界民主「中流砥柱」的美國，其權力部門陰謀推翻別國的民選政府，如智利的阿倫弟政府、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政權(1984年大選勝出，但右翼游擊隊仍然進行破壞，直至1990年偏右政權上台時才停戰)，美國主流傳媒和主流社會都不關注。

至於反共游擊隊販毒禍及加州黑人社區，為何也引不起美國主流傳媒及主流社會的關注？灰記只能推測，被美國人從非洲「買」回來的「黑奴」後代，也被視為遠離美國的「黑暗世界」的他者(美國依然是種族／階級問題嚴重的社會)。就好像遠離美國，包括中國的「美國貨」離岸血汗工場一樣，工人如何被剝削也難引起美國主流社會的關注一樣。

對了，「外判」黑暗，「外判」踐踏人權的暴行這不就是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聰明之處」嗎？美國的權力部門／「強力部門」如中情局已經在世界各地「胡作非為」了幾十年，害人無數，所持的理由也是為了「國家安全」，這一點和緊隨美國之後的第二，或第三帝國中國(因為還有俄羅斯)完全一樣。所不同者，美國政府聲稱威脅其「國家安全」者多數遠離美國，而中國政府要對付的多屬其國民。

再回到Ray Liotta的「懺悔」，一切源於權力如脫繮野馬。權力部門其實如同革命黨，未腐敗墮落前，「理想主義」蓋過一切，為了「理想」可以不擇手段，即使腐敗墮落權力的運作蓋過一切後，被揭露後亦不乏「自圓其說」的「道理」如「國家安全」。一旦「道理」也站不住腳，便千方百計令人習以為常。而對抗權力腐敗唯有眾人的醒覺，拒絕習以為常(這齣電影的出現也算是拒絕習以為常的表現吧)，這比幾年投一次票要困難得多。這亦是有了「民主自由」，卻非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依然必須顛覆的「常態」，這亦是非教條「馬列」的左翼，在崇尚自由民主之餘，對西方的殖民／資本帝國，特別是美國，一直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原因之一。

「今日台灣 明日香港」？「昨日台灣 今日香港」？「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台北陰雨的星期日，市民繼續外出，繼續享受休息日。小區的咖啡店坐滿人。

在一間小咖啡店「偷聽」了兩位中年婦女的談話(其中一位帶著小女孩)，「年青人都去投給時代力量」丶「投給宋楚瑜的一半是綠營」丶「國民黨根本沒有新人更替，只有繼續是老模樣」丶「國民黨就是弄權和弄錢」。一句「小英」之後就是聲量較小的台灣話，灰記再「偷聽」也理不出個所以然來。

大選剛過，這兩位婦女茶聚時發表一下政見，正常不過。然而，這兩位婦女如閒話家常般講政治的不經意情景，卻不經意「撩起」如灰記這類對政治有點興趣的「老餅」的感觸，因為一切得來不易。這位女士也許未曾經歷過，但也許聽說「莫談政治，不要觸碰政治」的肅殺時代。

從國民黨兩蔣獨裁時代到今天，台灣人所走過崎嶇的抗哥過程，所經歷過「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當中多少血淚與創傷，先行者前仆後繼地付出沉重的代價，被判重刑以至喪失生命，所謂從獨裁到民主的「鎮痛」/「劇痛」，不能倖免。

而且「民主的到來」亦非理所當然。流亡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吳仁華，在台北一個選後記者會也提到，近幾十年中國人為爭取民主可能比台灣人付出了更巨大的代價，但中國依然固我地拒絕讓民主價值紮根。二十年前吳仁華也曾到台灣觀看第一次直選總統，當時他還抱著大一統思想、親國民黨的心情觀戰，把台灣新生的民主聚焦於統獨之爭。二十年過後，他看到台灣民主的日趨成熟，超越統獨藍綠的爭議，欣賞和祝福之餘，亦建議台灣人不妨用民主向對岸叫陣，「你要和平統一，我要民主統一」，必令共產黨進退失據。

 灰記欣賞台灣民主成熟之餘，並沒有一些香港朋友的「興奮」和「代入感」，只是默默地遊走於一些造勢晚會。這邊廂眼見蔡英文當選已無懸念，民進黨的支持者搖旗吶喊之餘，一切又是那麼「輕鬆平常」，數以萬計市民的集會，只需百多名警察象徵式的存在，與香港幾百人的集會便動轍出現百計「如臨大敵」的警察，與其說是維持秩序，不如說是以擾民手段「威嚇」示威人士的景況形成強烈的對比。

另一邊廂，往敗象已呈的國民黨造勢晚會，支持者像要完成投票前最後的儀式，有人一早已接受失敗，在途中已表示要再等四年再看看，一切也是很「沉穩日常」。「美中不足」的是國民黨被揭發動員八千公務員前往造勢大會，被轟愚蠢和不必要。

看見台灣人從容地享受著，也義無反顧地要捍衛他們爭取得來的民主自由時，仰望天空，想起充滿壓抑和荒謬的香港，灰記生起了莫名的孤寂。生長在「中華帝國」的一個邊陲彈丸之地，灰記這代人「享受」過大英帝國殖民主義者要準備「光榮撤退」時的一切「美好」，卻從來被否定作為「土生土長」之地的「主人」身份，也內在化了由此衍生的「無力感」。

「無力感」令殖民地成長的一代以至數代先後依託於英國和中國，依託英國會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依託「中英聯合聲明」，依託中國的「改革開放」。依託之餘，有「能力」者亦紛紛移民以求政治保險，特別是「六四」屠城以後。

二十多年後，香港人所依託的「一國兩制」早已走樣變形，特區政府在中共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當特首後，徹底成了北京的傀儡。面對不可依託的中國，殖民地成長一代以至幾代沒有移民者震驚／憤怒之餘，很多人又談論起那本帶侮辱性的BNO，英國(海外)國民護照－－－沒有居英權，入境英國可能被拒(以前曾發生有人持BNO被拒入境英國的事)，這是大英帝國忽悠殖民年代香港人的一招，如今卻成了老一代港人的「最後一根救命草」，寄望有什麼「不測」可獲英領事的「眷顧」。諷刺的是，英國早已把其「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國的責任忘記得一乾二淨。

灰記帶著這份孤寂，在上文曾提及的的記者會，聽到「長毛」梁國雄說：「香港現在還在美麗島時代。」這句話聽來其實充滿「苦澀味」。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仝人發起集會要求民主(美麗島是黨外人士主理的一份政治刊物，創辦人為施明德)，被警方以催淚彈及警棍驅散。主要的抗爭者以「叛亂罪」被重判，其中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其餘被判有期徒刑12至14年的有黃信介、陳菊、呂秀蓮、林義雄、姚嘉文等。史稱美麗島事件。

雖然國民黨暫時壓下了這次民主集會，但經過幾十年的抗爭，民主訴求已經得到台灣人廣泛認同，例如美麗島事件後，國大代表以至縣、市一級的選舉，無論是被判刑者的辯護律師還是家屬，代替被判刑者出選時，均紛紛以高票當選，清楚顯示民心所向。蔣經國要繼續獨裁高壓統治亦愈來愈困難，再加上美國的壓力，終令小蔣在其逝世前一年「順應」民主潮流，解除了國民黨1949年敗退台灣後實施了38年的戒嚴令，之後亦解除了黨禁和報禁，台灣的民主浪潮終將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淹沒。

正所謂No Pain No Gain，除了1946年發生了令台灣人震驚和憤怒的228事件(有如89年北京六四屠城) ，自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敗退台灣，實施戒嚴，以反共之名實行獨裁統治以來，當地先後出現過多次被鎮壓的民主／抗爭行動／運動。最早期當推《自由中國》事件。

1949年11月創刊的《自由中國》原本由蔣介石支持出版，由雷震主理的「反俄抗共」政論雜誌，並由「德高望重」的中國自由主義宗師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殷海光等擔任編委的《自由中國》可算是國民黨黨內民主派的旗幟刊物。

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人雷震和殷海光，眼見韓戰結束，中共軍事威脅大減，深信台灣可以逐步實現民主憲政，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中國」，於是在批評共產主義的「禍害」之餘，亦刊登鼓吹民主自由的文章。但國民黨領袖獨裁、以黨治國的方針卻絲毫未改，蔣介石仍以反共之名獨攬大權，並打算長期連任元首，雷震亦終於由一名蔣介石的追隨者變為其批評者。

本來老蔣可以暫時容忍幾個國民黨「養」的文人寫寫批評文章，作個「民主窗櫥」但雷震等偏偏要付諸行動，就是要組黨參政，實踐民主政治，而且不但要組黨，還要聯結台灣本省的菁英(轉換成現今香港的場景，就是建制派／中共地下黨聯合泛民「作反」，是不能想象的)。這對獨裁者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老蔣下面的軍事法庭終於在1960年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將雷震判監十年。

雷震被判刑，標誌台灣錯過自228事件後一次本省外省人「政治和解」的機會。而國民黨蔣介石父子為首的當權派延續獨裁統治，結果就是加深台灣人對來自中國的政權的反感，深化本土和台獨意識。

好像戰後出生的施明德，在青少年時期已立志考入軍隊，在內部推翻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1962年，年僅22歲的施明德在小金門擔任砲兵軍官時，因與一群台籍青年組織台灣獨立聯盟，被捕後被刑求至全部牙齒剝落，其後判無期徒刑。

蔣介石於1975年逝世，生前早有「封建」的父傳子安排，但蔣經國不好太著跡地即時「登基」，遂由沒有「殺傷力」的嚴家淦「捱義氣」擔任過渡性質的總統。這對一些政治犯來說卻是一個「好消息」，他上任隨即宣布特赦，坐了15年牢的施明德於是得以出獄。換言之，施明德遠在美麗島事件之前已因為爭取台灣獨立而付出過沉重代價。

而鼓吹台灣獨立的不獨有本省人，還有外省人的第二代鄭南榕。他在80年代先後創辦多份雜誌，鼓吹言論自由、反對國民黨政權、爭取台灣獨立等。1989年雖然已解除戒嚴，但公開主張台獨仍然犯禁，警方以「叛亂罪」要逮捕他，並包圍鄭的雜誌社威脅採取行動，鄭聲言寧死也不接受拘捕，最後引汽油自焚而死，享年四十歲。如今，台灣除了有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也有鄭南榕紀念館，台灣人的本土認同與台灣的民主一樣、已然確立。

除了台獨意識，左傾／共產意識亦因為國民黨的獨裁和謊言統治而在一些知識分子心中滋長，他們因為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反而對共產主義產感到好奇，但白色恐怖時期，對共產主義好奇要冒極大的風險。好像陳映真和丘延亮等，就因為「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以及「陰謀預備成立叛亂組織（民主台灣聯盟）」等「罪名」，在1968年被捕及判刑。陳映真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適逢75年老蔣逝世，嚴家淦當過渡性總統宣布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獄。丘延亮則過了三年多牢獄生涯，後來往香港做研究和教書，近年才回到民主化後的台灣。陳映真則堅持中國大一統，90年以後常居北京，受中共禮遇。

回看美麗島時期的香港，正是麥理浩新政的「成熟」期，毛派／國粹派的崩潰期，社會運動仍針對個別不公事件(如金禧事件、艇戶事件以及一些清拆事件)單幹期，本土和民主意識仍在萌牙(香港要到80年代初才有區議會選舉，91年立法會才開放部分直選議席)，中英卻要就香港的前途即將展開鬥爭的「矇矓期」。

回首49年以後的香港政局，由於戰後英國人搶先進佔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中共「解放」中國大陸後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於是默許英國人繼續殖民統治香港。

本來49年前香港與大陸來往頻繁，兩地人民亦自由出入，並沒有明顯的區分。49年後大陸實行「共產統治」，大量不接受「共產統治」的中國人先後逃往香港，成了香港的主要人口。而早期由於南來人口眾多，大部分人為了逃避戰亂和政治，只顧埋首「搵三餐」，這亦是香港最持久、最核心的價值。至於依然關心政治的人都離不開國共爭執。而香港實際上亦是國共鬥爭，以至國際冷戰的「熱點」。換言之，中共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之同時，台灣的國民政府亦以香港作為其反共的橋頭堡。

香港當年的確與台灣關係密切，中華民國足球隊全部由香港球員代表，香港人以僑生身份可優先升學台灣，畢業後可定居當地，地位比較「優越」。不過這種密切關係建基於認同國民黨政權，正如香港的傳統左派必認同共產黨政權一樣。一旦這種對政權的認同起了變化，那種密切關係便不再，甚至招惹麻煩。因此一般僑生即使了解國民黨的專權、貪腐與無能，都不敢輕言流露。好像灰記中學時的地理老師，回港後在學生面前大數國民黨的不是，還說如在台灣說這些話便有牢獄之災。

國民黨在香港的legacy亦好不了多少。1956年雙十節當日發生右派暴動，事緣徙置事務處職員在李鄭屋村徙置區拆除青天白日旗，引起親國民黨右派人士不滿，最終釀成騷亂。右派分子不但向政府建築物縱火，亦攻擊左派的工聯會辦事處及國貨公司，襲擊左派人士。黑幫分子亦乘機介入，勒索途人要帶青天白日旗。工廠亦出現騷亂，右派工會及工人要求廠方開除左派工人。

港府除宣布戒嚴外，亦要求英軍與警方聯合維持秩序。五日後騷亂平息，一些參與騷亂的右派頭面人物，包括黑幫頭子被遣送台灣。短短五日的暴亂，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傷，1000人被捕。事件顯然是右派份子藉拆青天白日旗而乘機向左派機構及工會報復洩憤，是在港國民黨分子發洩在大陸挫敗「屈辱」的一次暴亂。不過，由於香港人普遍反共，也因為年代較久遠以及國民黨七十年代逐漸淡出香港，以後香港主流社會很少談論及批判這次右派暴動。

反而1967年的左派暴動，雖然起因有著工人爭取權益的「正義性」，有著殖民高壓統治、政府人員貪腐、民生困苦的背景，有著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活活打死的暴行，有著眾多「無辜者」被判監兩年的「政治審判」，但因為也有著中國「文革」極左政治的陰影，有著共產黨在港機構其後的瞎指揮以至其後真假土製炸彈禍及無辜，以至名播音員林彬被燒死警員被打死的左派暴行。於是整件事被香港主流解讀成左派「恐怖主義」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創傷，其「反殖」性質被恐共情緒抹殺。

當然，一心向著「社會主義祖國」，一切緊跟共產黨的香港傳統左派，其「反殖」並不會像台灣人反國民黨一樣，衍生本土的主體意識。在他們的字典裡，「愛國」永遠行先，在「愛港」之前也要加上「愛國」。

反而全球「保釣運動」的前後，一些受外國解放／左翼思潮影響的青年，在七十年代辦起雜誌如70雙周刊，宣揚反殖及關注本土社會問題的訊息，亦同時參與社會行動，適逢殖民威權政府因六七暴動的教訓亦採取懷柔政策，沒有強力鎮壓。不過他們始終是少數派，由國粹派／傳統左派當道的學界、青年，以至工會組織，宣揚的仍是「胸懷祖國」的訊息。

及至1976年「四人幫」倒台、毛神話幻滅，震盪國粹派學生青年以至傳統左派分子。但重新掌權的鄧小平一聲「改革開放」，曾經跟大隊猛批他「走資派」的傳統左派重歸大隊「貢獻祖國」，全力擁護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到了鄧小平一聲要「收回」香港，中英「為」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香港傳統左派亦緊跟中方拒絕三腳櫈，即不能有港方代表參與的立場，跟在中方後面搖旗吶喊。

而以香港上層精英為主的「維持現狀派」很快亦接受香港主權終將移交中國的現實，由起初往英國游說給予香港英籍居民居英權落空，到後來寄望英國在談判桌上盡量為港人爭取最大程度的自治與自由，到接受「現實」後紛紛向中共投誠。一些華資大戶則藉往大陸投資的機會，走上層路線，建立與中共高層的關係，以保障其既得利益。

至於那些後來被稱為泛民主派，來自壓力團體和學生組織，有多少「反殖」意識的人，不會留戀殖民統治，雖對中國「社會主義神話幻滅」共產黨卻依然專政有所憂慮，除爭取早日落實香港的民主以保障香港的自治，即所謂「民主回歸」，也寄望共產黨改革派能逐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因為很多人(包括灰記)相信「中國冇民主，香港冇民主」。

當然，「六四」槍聲「驚醒」了這群泛民（以至灰記)，泛民與中共的關係也轉趨惡劣，好像司徒華和李柱銘就不能再擔任基本法草委，以後亦不能再踏足中國。回想起來，以泛民為首的香港改革力量的確比較被動﹐或許司徒華生前那句「反倒退」可以概括泛民的心態，即是能守住香港的自由已經很不錯，一日中共繼續專政，一日香港休想有民主自治。

這種被動式抗爭也許出於無奈，泛民怎樣說一直以來都算反抗力量的「中流砥柱」，但青年世代卻不再接受。眼見中共的統治及對港政策愈趨強硬，青年世代已缺乏耐性，衍生出「命運自主」、「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本土意識。

但即使出現了「轟烈」的雨傘／佔領運動，最終也只能迫令泛民議員否決「假普選」的政改方案。然後中共及梁振英政府「步步進迫」，政治檢控抗爭者(不過法庭仍能秉持公正, 不少抗爭者被判無罪，罪名成立最多也監禁數星期))，安插強硬派人物掌控大學校委會以干預校院自主。而中國當局某些人已不介意破壞「一國兩制」的指控，「銅鑼灣書店五子被失蹤」事件，北京當局所編撰的說法，以及迫令當事人作出的「表演」，在在都表示中共不會再理會香港人的感受，「我們已經容忍了你們香港人十八年，你們仍然再不識趣的話，休怪我們不再客氣」。

如果如「長毛」所說，香港現在仍處於台灣美麗島時期，香港人要面對的並非當年國際上「四面楚歌」的孤立政權，也不是經過黨外抗爭者前仆後繼的犧牲後，開始被動搖的專政機器。香港人更沒有台灣人幾十年抗爭傳統所凝聚的台灣人意識。香港人可憑藉的只是英國人要「光榮撤退」時急就章的半民主自由體驗，以及到今日為止依然較可靠的法治傳統，但面對的卻是更強大更專制的政治力量。

也許「長毛」所指的是香港人終於認識到不能再迴避抗爭要付出巨大代價(例如被重判)，若不在今天，也會在不久的將來，不能再心存僥倖。香港不再有羅永生教授所形容的「虛擬自由主義」遊戲，有的是見真章的政治抗爭vs政治打壓。這是任何準備抗爭的人，青年世代、傳統泛民、政治素人、本土／港獨理念者、大中華理念者都要認真思考，甚至要有面對長時間「寒冬期」的思想準備。

再回到那中、港、澳民主人士出席的選後記者會。前學聯秘書長，前年雨傘運動「主角」之一周永康就提到「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還「促請」中華民國候任總統蔡英文關注香港，不能坐待香港「淪陷」，現在台灣應該有獨立的香港政策。另外一位學生代表羅冠聰亦提出台港聯盟，對抗中國民族主義。

的確，香港雨傘運動期間蔡英文曾經為香港人打過氣，最近李波事件，蔡亦曾表達關注。不過，擔任總統之後她要面對的事情，和要承擔的責任很不相同。她首要做的除了捍衛台灣人的尊嚴，更要進行人民渴望已久的社會改革以促進經濟民生，令人民生活改善，這是台灣人對她期望和考驗。如果中共再香港再做一些破壞「一國兩制」的「荒謬 」，她也許會利用這張「香港牌」，批評一下中國，聲援一下香港，強調一下台灣民主、自由、人權的可貴。

的確，國民黨曾經把香港作為基地，但其實國民黨原本就是黨外人士革命的對象。就如上文所提過台灣女士「國民黨只懂弄權弄錢」，即使今天國民黨與民進黨和其他政黨一同參與民主政治，但這個前壓迫者若不痛定思定，尋求真正的改革，對內依然故我，對著中國繼續「民建聯化」，則只會愈來愈泡沫化。台灣人只會繼續透過選舉，建立本土政權管治自己的國家。當然，台灣人有了民主並不代表會一帆風順，財閥壟斷、官商勾結貪腐、貧富懸殊基層困苦等不會自動消失，台灣人依然會繼續就各種社會及政治議題進行抗爭。

今天勉強能把台灣和香港扯在一起，就是中國因素。面對中國因素，香港人是繼續妥協退縮，最終徹底歸順，還是勇敢抗爭，台灣人看在心裡會有盤算。如果香港人繼續妥協退縮，台灣人只會更名正言順的遠離中國，畢竟他們向中國說不的條件比香港人強得多。也許兩地民間互動交流可一些互相促進和支援的作用，好像台灣太陽花一代與香港雨傘一代已有很多接觸。

最重要的是，正如那位在台大畢業的澳門代表鄭明軒所言，香港人以至澳門人不能只羡慕台灣，面對比國民黨強得多的對手，能否脫離自己的comfort zone，能否壯大公民社會，都只能靠香港人和澳門人自己的努力。

至於那個中國因素，吳仁華就表示不要只看官方，大陸民間其實也會受台灣民主價值的影響。至於中國民主浪潮是否終於淹沒獨裁總統，就要看中國人民的「覺醒」與不懈的努力。而現在與很多中國人互相敵視的很多香港人，也不要忘記中國也曾發生過轟轟烈烈，感動香港人的民主運動。

 

在不安與徬徨中看「毛記」

「廢」是「廢」，但已踏進灰色之年，不能算是「廢青」。至於香港人嘛，百分百，但不必自豪，也毋須自卑。是否要找尋「集體認同」？哪裡去找？至於不安與徬徨⋯⋯

不安與徬徨開啟了香港的2016，至少網絡世界如是，「自由」消失的恐懼瀰漫Facebook的帖子，至少「黃絲」世界如是。幾千人走到中聯辦，抗議「一國」以侵害人身自由的「恐怖主義」方式，以踐踏「兩制」中香港自治的方式，越境「擄人勒索」以「綁架」香港的「出版自由」。

然後一個「抽政治時事水」，主要parody無線新聞的網上搞笑娛樂節目「毛記電視」，它所舉辦了戲仿無線「勁歌金曲」的「第一屆毛記電視勁曲金曲分獎典禮」，亦成了「本土盛事」。不但收費電視台NOW全程直播，不少「本土」團體效法先前集體戶外觀看世界盃外圍賽香港主場對中國的「生死戰」，再在多區集體戶外收看「分獎禮」，真箇「本土無限中loop」。

除了填詞人黃偉文在節目中表達了對月底二讀「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關注，再次反映香港人對表達自由，包括二次創作自由被收緊的憂慮外，「分獎禮」更成了尋找「本土」身份認同的寄託。「毛記電視」亦通曉「民情」，至少是網上「黃絲世界」的民情，讓三十年前從澳洲來香港尋夢，最近才在網上「爆紅」(相信也不會持久)的河國榮獲「香港區最受歡迎男歌星獎」，並與獨立音樂人MC仁同台合唱宣揚「本土意識」的rap歌《真・香港地》：「同熱愛這片土地  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  生與死  也是香港地。⋯⋯」  。

「本土」、「創意」、「自主」、「表達自由」亦成了整晚節目的「關鍵詞」，網上「瘋傳」直播過程，感動、讚嘆之聲不絕，甚至以「劃時代」、「歷史性」來形容之。

灰記沒有如一些朋友般追看直播，只是選擇性看了相當一部分。撫心自問，聽到個別歌詞會有一點觸動，但整體而言，與其說感動，倒不如說感觸。

最直接的感觸是，在一片「創意」聲中，整個節目，以至「毛記電視」的出現，都擺脫不了壟斷了香港電視傳媒幾十年的TVB的「陰影」。當然，「笑吓勁歌金曲有乜唔好？」，「笑吓TVB新聞同佢地啲記者有乜唔好？」但平心而論，除了因為那些二次創作的歌曲涉及一些香港人關注的社會議題外，歌詞是否首首都「yiu心yiu肺」地「到肉」，還是「未曾細味已陶醉」的「集體治療式亢奮／慰籍」？當然，「苦中作樂，『集體治療式亢奮／慰籍』有乜唔好？」

不過如果真的要說到戲仿的「創意」，這次的「分獎禮」未必能超越全盛時期的TVB，以及全盛時期的盧海鵬。當年他在TVB 戲仿自己勁歌金曲的節目中，無論是與廖偉雄搭檔parody達明一派，還是自己「演繹」張國榮、徐小鳳、羅文，唱著那些「無聊」卻又幾抵死的歌詞時，那種令人笑出眼淚的「yiu心yiu肺」，真是一時經典。

此次，這位一代「扮嘢王」也憑一首替Shell軟銷的二次創作歌曲《幾好相與》獲分「最佳廣告歌曲獎」。而《幾好相與》正是改編自盧海鵬擅於parody的已故歌星羅文所主唱的《幾許風雨》(盧當年也曾parody《幾許風雨》)。當盧海鵬出現時，全場站立熱烈鼓掌，向這位TVB全盛時期的搞笑icon致敬，不無諷刺。

更諷刺，更令人感觸的是，除了「本土」、「創意」、「自主」、「表達自由」，「多謝Shell」成了整晚的「關鍵詞」，甚至是最頻繁出現的「關鍵詞」，亦是令灰記感到最不舒服的關鍵詞。老實說，Shell與「毛記電視」的關係灰記並非這晚才得知，《幾好相與》也並非第一次看到，但「多謝Shell」真的是too much了。

「多謝Shell」亦反映在財團支配的高度商業化社會，講「真正」的本土自主談何容易。特別關注香港大白象基建工程泛濫，以至全球生態災難的人，不會不明白石化工業在當中扮演的角色。灰記讀書時已了解到西方的主要油公司為了控制世界主要的油田，以及石油買賣，如何透過其母國的政府(當然以美帝為首)，支配和影響中東、非洲以至南美的產油國，必要時透過支持聽話的代理人搞政變或用其他恐怖手段維持其影響力，從而不斷製造仇恨。這亦是中東「恐怖主義」頻生的遠因。

而環境污染、生物涉危、氣候反常、地球暖化等不能「撥亂反正」的原因，也是與石化工業等既得利益集團脫不了關係。當然，說到底都與資本主義高消費性社會已經「積重難返」有關。因此，「多得Shell」唔少才真。「Come on，講乜大道理。香港人想抖吓氣，搞吓笑輕鬆吓啫，冇商業贊助邊搞得成咁盛大嘅場面。」這亦是灰記感觸的原因。

還是回到「創意」吧。 這晚的男主角河國榮除了獲得「最佳男歌星獎」之外，他所唱的《亞視永恒》亦獲「金典獎」。顧名思義，《亞視永恒》歌詞是以亞視近年的不堪，不斷重播舊節目充斥時間卻仍沒倒閉而「嬉笑怒罵」一番。不知怎的，灰記看到這位在無線霸權旗下，「半紅不黑」也說不上，因為洋面孔長期扮演一些被定型的外國人小角色，最後離開無線的「失意」藝人(灰記只陳事實，沒有低貶河國榮之意)，盡情「唱衰」他初來港時曾短暫效力過的亞視(參演《夜流漓》)時，亦有所感觸。

儘管「亞視永恆　執笠嘅係你」，但「仲未埋尾」的亞視其實亦曾經積極奮鬥過，甚至以「創意」威脅過有大台之稱的無線。1980年，仍未改名亞洲電視的麗的電視，推出連續劇《大地恩情》。而無線同時段則推出《輪流傳》，由甘國亮監製，首五集由後來貴為大導演的杜琪峰當編導，其中一個助理編導則是另一名後來貴為藝術片大導演的王家衛。不過，無線如此強勁的組合，收視也不敵對台，《輪流轉》最終被迫腰斬。

平情而論，《輪流傳》其實是相當「精緻」的製作，在當年來說可算有點「前衛」，也可能過於「前衛」而變得「小眾」，敵不過大眾口味，容易親近的《大地恩情》。總之，當年電視還有競爭性，未完全形成一台獨大時，主流電視台也能刺激出「想像和創意」。

不過，隨著無線壟斷收視和廣告的格局形成之後，無線「播乜垃圾都穩賺」，亞視長期虧蝕局面終於出現。儘管如此，九十年代亞視亦曾製作過「創意澎湃」，贏盡口碑的《我和彊屍有個約會》。此後亦不時出現一些創新的綜合和時事節目，不但不用parody大台的節目，反而令「不思進取」的大台也不得不向亞視「偷師」應變。

灰記還記得當年收看亞視先後由黃韻絲、林敏聰主持的，以取材時事的「嬉笑怒式」節目時的「驚喜」，覺得仍依賴曾志偉和陳百祥的「硬滑䅲」的無線真的很差勁，很差勁，不知從何時開始罷看無線，繼而罷看電視了。

至於新聞報道。在兩台未淪為「官方喉舌」之前，八、九十年代都「鬥得不亦樂乎」。九十年代亞視在詹瑞慶擔任新聞總監時，亞視新聞更見口碑。而這位新聞界「翹楚」亦「看得透」，覺得九七後主流新聞「無甚可為」，索性移民外國。

而九七以後，特別近年亞視逐漸「大陸地方電視台化」以及無線逐漸「大陸中央電視台化」之後，兩間收費電視台，特別有線電視新聞的口碑，已經遠遠抛離兩間免費電視台。

因此，讓灰記感觸的是，慵懶保守的廣告商、霸道的TVB、慣性依賴TVB，或曰「冇要求」的家庭觀眾，合力扼殺了「創意」，講求「創意無限」的網絡新媒體卻仍然要parody早已成「化石」的TVB。不是說網絡世界與看TVB的世界是兩回事嗎？但看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霸道的TVB早已成了「化石」，但依然讓人像夢魘般擺脫不了，就像TVB「上賓」王晶和陳伯祥「有錢大哂」的「醒目仔邏輯」，依然讓人像夢魘般擺脫不了，也像香港像夢魘般擺脫不了「官商合謀」的宰制。這也是否香港人的「集體詛咒」(灰記絕無意冒犯仍在TVB新聞工作的朋友)？

最後還是回到河國榮和MC仁那首最不像parody大台勁歌的《真・香港地》：

同一個諗法  我同你同一種人

雖然你有你忙  我有我忙 佢有佢忙

各有各行業  但係聽過同一首王傑

廣東道旁北京道旁  啲喼塞爆同一個海港

大把小店摺埋就係  我地呢一個香港

右面有好多金行 左面有好多藥房

面目全變  仲係唔係我地嗰一個香港

經過幾多風暴啲樓價仍然屹立不倒

慈雲山下馬鞍山下  依舊死做爛做

新機場唔再新  但係話想整多條跑道

舊車廂唔再用  但新車廂有故障訊號

新老總 新報紙  新TV 新主持

邊個話事我唔懂事  基本上唔再係白紙黑字

經過幾多清洗真港仔仍然係真港仔

見過幾多瘋狼真港人仍然係真港人

有人會痾到黃金片地  搞到有陣黃金味

有人會睇到唔一樣  樣樣野怪塊土地

有人會屈人宿娼嫖妓  有人會選擇離地

有人會認為呢個係六八同九既問題

呢度既官員一齊吹水點會居安思危

七百萬隻螞蟻  唔容易走晒一齊

向住同一個電視睇  一定會鍾意梁烈唯

係真香港人  當然會識英雄輝

係真香港人  可以睇埋同一篇潮文

你一崇拜馬雲  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

I Rap the Police

I Rap the Government

跌得起輸得起  搵首歌笑下自己

真港人至叻  唔駛靠人個個靠自己

唔怕攬住飛唔起  駛乜怕要同人地比

要有訂企  首先要企硬自己

歌曲講出了香港近年的種種「不堪」現況，但如何理解和面對，則仍然可以是複雜和多元，畢竟香港人並非只有一種，亦非非此則彼。但願「本土」、「創意」、「自主」、「表達自由」不會被不安與徬徨徹底「俘擄」，尋找「集體認同」的「本土之路」愈走俞窄。

元旦考驗－－書商李波被「綁架」事件

2016年元旦，三數千人遊行撐全民退保、反對大白象工程以及要求梁振英下台，是首次沒有民陣這個「大台」組織的元旦遊行。人數少應該是意料中事，經過04年79日身心極疲累，沒有「具體成果」的雨傘佔領運動，香港人仍在「低迷」和「恢復」的階段，遊行這類表態性質的政治活動，議題亦沒有「急切性」，很難再出現「大場面」，更遑論什麼升級行動。

反而一月底前政府要強行通過版權修訂條例，網民和泛民政黨是否真能為了反對「網絡23條」而放下彼此的不和（主要是部分網民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先前「懶懶閒」的不滿)，令議會內「拉布」的議員「有咁多得咁多」，議會外表達不滿的群眾數以萬計，合力阻止仍未「完善」的條例草案通過，將是港人另一次考驗。

說到考驗，元旦日又有一宗「考驗」香港自由、安全和「一國兩制」的案件，專門出版中國大陸禁書的書商，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日前懷疑被人「綁架」回大陸，李太新年伊始打破沉默，到警署報案，並在警署前接受《蘋果日報》記者的訪問。

李波被「綁架」前，書店的其餘股東和員工相繼在泰國和中國大陸「被失蹤」。李太稱，其丈夫明知自己處境危險，已經兩年沒有到過大陸，一心以為待在香港有安全保障，怎知也出事。據《蘋果》報道，落案的警員起初對李太說，李波身體智力正常，有手有腳，有出境自由，拒絕即時跟進。至傍晚則突然有三名人口失蹤組探員到李家向李太詳細落口供。

李太懷疑「綁架」他丈夫的是大陸公安，證據是其先生在大陸打電話回港與她聯絡時表示：「暫時回不去，要配合調查」、「他們要我協助調查，如果我表現合作，就可以從輕」。

李波「失蹤」前，已有多名與大陸禁書有關的人在中國大陸和外國被捕／「被失蹤」。香港另一位書商姚文田，因打算出版由中國流亡海外的異議作家余杰所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觸怒大陸當局，於2013年10月在深圳被捕，其後中國當局以偷運化學品「罪名」判監10年。姚的兒子姚勇戰在父親被捕後，曾公開要求習近平學習其父親習仲勛的正直和寛容，容納香港人的異見，讓身體欠佳其父親回港。姚勇戰八九民運時在上海讀書，參與了上海的學運，「六四」後被捕判刑，是因「六四」入獄的唯一香港學生，一年後在港英政府斡旋下提早獲釋，現居美國。

2014年5月30日，《新维》、《臉谱》雜誌的出版人王建民也在深圳被公安抓捕。

到了2015年11月，銅鑼灣書店的另一股東桂民海在泰國失蹤，法新社稱獲可靠消息，瑞典籍的桂民海是被中國當局派人到泰國擄回中國，和他一起被擄的還有已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的中國異見者姜野飛和董光平，以及兩名法輪功學員。相信桂被擄與他準備出版一本涉及習近平私生活的書有關。另外，該書店及出版社的三名員工吕波、張志平、林榮基亦同時在深圳「被失蹤」。

從以上的案例，李波被中國公安／國安在香港「誘捕」的可能性極高。如果屬實，即牽涉中國執法人員在香港非法執法，嚴重破壞「一國兩制」、香港「高度自治」的惡劣事件，香港人絕對不能容忍。理論上，作為執行「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特區政府，其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以至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警務處處長盧偉國，獲悉這件事後應感到震驚，義無反顧的向北京交涉。但到目前為止，只有林鄭向傳媒表示在調查之中。

而明眼的香港人也心中有數，這個在最近到北京「述職」的梁振英。其實說到要到北京「述職」已經是矮化了香港。民主社會，市長和中央首長一樣，都是由人民選出來，都是向人民負責，中央首長並非市長的老闆。而且經常出現市長和中央首長分屬不同政黨不咬絃的情況。現在梁不但要「述職」，北京還一改以往特首與中央首長平坐，其餘中港兩方的官員分坐兩旁的安排，讓先後接見的習近平、李克強坐在中間主席位置，梁振英與京官分別坐在長桌的兩旁，完全是梁振英心甘情願接受矮化再矮化的結果。

一個非民選，甘心被北京矮化的香港特首，一個視眾多不滿他的香港人如仇敵的中共地下黨員，會效法民選的日本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他為民眾反對美國長期駐軍而向首相安倍晉三抗議般)，為捍衛香港的「高度自治」，維護香港人的人身安全不被共產黨侵犯，向北京嚴正交涉嗎？當然不會。而林鄭月娥亦不是陳方安生，只會為自己的仕途右思右想，扭曲自己來逢迎北京，不會為自己相信的價值堅持到底。灰記雖然對份屬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陳方安生沒有多少好感，但相信她是香港少有敢逆北京意，敢於捍衛香港自治的官僚，也因此不見容於北京及北京「欽點」的特首。

因此，期望梁振英及那群愈來愈聽北京話的港英舊臣會為李波奔走，會為中國公安／國安的無法無天憂心，簡直是椽木求魚。預期香港政府會不了了之。而大部分香港人亦會抱事不關己的態度而當看不見。

其實特區政府配合北京在香港執法已經有先例。流亡國外的北京八九民運人士周勇軍，08年為了探望在中國病重的母親利用買來的馬來西亞護照從澳門到香港，期望可經香港回國，但被香港入境處揭發利用假護照入境而被捕。本來，周行使假護照來港，入境處把他拘捕，根據香港的入境條例作出檢控，完全是香港自治的份內事。但這個軟弱的特區政府，這個擦鞋特首曾蔭權卻應中國當局的要求，讓他們派員來香港把他誘往深圳拘捕，自願送出自治權，送出香港的尊嚴。協助周勇軍的律師何俊仁曾把事件公開，但這個警號引不起關注。周勇軍現仍被囚禁在四川，健康情況不斷惡化。

老實說，李波事件，以至先前眾多的事件，並不單單是民運人士及中國禁書出版商的事，而是全香港人，甚至建制派也要關注的事。大家不要以為不涉政治就平安大吉。

很簡單，中國多年來越省抓人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事，不少記者因為報道了別省的負面新聞，而被別省的公安「綁架」回去受審，一些商業糾紛亦以「綁架」方式處理，「綁架者」往往是公安或與公安有關的人士。如果李波等的事件不能「撥亂反正」，難保以後香港商人與大陸官商有任何商業或其他糾紛，大陸當局不會派人來香港「執行家法」。

當然，由黨領導的建制派龍頭民建聯，他們很多共產黨「自己友」會說，「你地唔反中央咪冇事囉」、「邊會郁吓就綁架咁離譜」。但灰記懷疑他們內心深處一樣有恐懼，中共「自己友」內鬥「唔係人咁品」。看看當年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為求保命由重慶「叛逃」到成都，向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被他「背叛」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派重兵到不屬他管轄的四川省會成都(重慶是直屬中央的直轄市)，包圍位於成都的美領館要人。最後美國決定賣中共中央一個人情，把王立軍交給由北京派來的國安人員，最後促成薄的下台及被捕判刑。換言之，共產黨為了內鬥來香港搶「自己友」並非天方夜譚(Update：前《文匯報》副編輯程翔指以往亦聽聞共產黨派員來港綁架「自己友」北上，執行「家法」)。

事實上，香港傳統「左派」，除非是「左毒攻心」的人，內心都會慶幸生活在香港，慶幸港英政府留給香港法治、自由和安全，只是礙於「民族主義」和「黨性」而不能宣諸於口而已。如今他們的「同路人」梁振英就像明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般，不斷「引入」大陸事事要管的黨委文化、以我為主的鬥爭文化，不斷要香港被大陸融合／融化，不斷矮化香港的自治，蠶食香港較「先進」的管治傳統。這些多少還有「理性」的「老左」只能看在心內，甚至「被迫」搖旗吶喊，真是可憐復可恨。

李波事件絕對是一個警號，一個考驗香港人的警號。中共的「非理性」是否到了只求壓服港人，不管香港變成怎樣的地步？香港獨立評論人協會以及香港記者協會已去信中聯辦及中國廣東省公安廳，要求澄清銅灣書店股東及員工是否被捕、人身安全及法律權利等問題。泛民政黨，以至還珍惜香港法治、自由、安全的非共建制派會否一改常態，不再掉以輕心，在立法會窮追猛打，誓要香港官員負起捍衛香港自治的責任？

最後，仍然關注香港自由與福𧘲的人，2016年註定「疲於奔命」，但願並非「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