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日，港人的政治零年？

在吃早餐的時候，聽到一對約六十多歲，衣著中產，貌似夫婦的男女對話。女對男說，下午會否出來撐梁振英，男的未回答，她已搶白道，僭建好小事啫，又唔係掘馬路，唔知點解啲人咁針對佢，我覺得佢做咗幾多嘢。男的此時回應，啲人覺得佢個位係呃番嚟做，唔係僭建咁簡單，然後說某某叫他出來撐梁振英，他已謝絕。還說了兩句灰記從小到大都聽過無數次的話︰我對政治冇興趣，風花雪月至啱我。

灰記看看手頭及鄰坐手頭的《蘋果日報》封面標題，「香港不能只剩一片紅，後日用腳還我本色」。他們大概是看到這標題而「有感而發」。這令灰記想起不只一次聽到電台一些聽眾對元旦遊行的回應。最記得是一位女士的說話，大意是僭建事件梁振英某些地方是說了謊，然後話鋒一轉，說有沒有人敢出來說，從來沒有說過謊，為甚麼要對他死纏爛打，為甚麼不給他時間做實事。

灰記在想，茶餐廳的夫婦以及電台的女士，是否香港人的主流，即所謂沉默大多數？這種唔好搞咁多嘢，讓政府做實事的心態，與民建聯為首的建制派政黨/團體的政治很類近，所以不能說民建聯沒有群眾基礎。至於那位男士的政治冷感/厭惡政治的心態，亦十分常見，甚至可說一直是香港的主流意識。

早年因為難民心態，為求一個暫時的安居之所，對所居住的香港沒有半點歸屬感，也不會對殖民政府有甚麼要求，只要還有一點生計便於願已足。對政治有興趣的都只是延續大陸的國共鬥爭。殖民政府亦很聰明，不會讓你沒有生計，甚至有意識地「教育」年輕一代只求向錢看，不談本地政事。

「六七暴動」，或曰「反英抗暴」，主流香港人亦以厭倦政治/政治冷感的方式，默許了殖民政府的鎮壓，認同了政治現實。由中共當權派在香港的代理，即港澳工委所發起的暴動，在中國政府撐腰下，希望香港和澳門一樣，殖民統治者可以繼續統治，但要看中共的代理及香港傳統左派的面色，猶如一個看守政府。

澳葡政府投降在先，令港澳工委「勝利沖昏頭腦」，但英國人的政治意志比衰敗的葡國人強得多，在得知中共仍「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不打算馬上收回香港，便對中共代理幕後指揮的「反英抗暴」不客氣，大肆鎮壓，很多左派群眾被捕被虐待被判刑。傳統左派的一些過激行為，如放置土製炸彈，燒死林彬等，亦嚇怕了主流香港人，激不起香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之餘，令主流香港人更接受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沒有政治口號/非政治化統治。其實這種統治方式，比中共及香港傳統左派的泛政治化，口號滿天飛的宣傳更能迎合香港人厭倦政治的心態，是相當「高明」的政治。

「六七暴動」後，中共繼續默認英國人的統治，傳統左派著重引導受統戰者「認識祖國」，多於關心殖民地的社會矛盾。反而一些土生土長，較有獨立思維的青年人起來反對殖民統治，屬香港本土政治覺醒的第一代，但當時的影響力很有限。此時英國人亦汲取了「六七」的教訓，逐步改變統治方式，所謂七、八十年代開始的香港「黃金歲月」，即經濟起飛，社會逐漸富裕，法治人權進步等。諷剌的是，中英政府不諆而合，香港「經濟」城市的定位，預設的鳥籠政制，香港人只能被動地跟隨中英談判得來的軌跡前行。在經濟向好，生活有所改善的情況下，大部分香港人亦繼續甘於政治冷感，如果沒有「六四」。

簡單來說，「六四」或多或少喚起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但亦打破了香港人寄望民主自由在中國開花的好夢，再次顯露中共專制政體的殘酷性質，即為了政權穩定而不惜殺害人民，即使人民並沒有推翻政權的意圖。這對香港人來說是震撼性的經驗。「六四」是令政治冷感的香港人較大規模地「政治覺醒」的歷史事件，不過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覺醒」是否得到鞏固，還是只停留於一年一度儀式化的政治表態呢？而它的反作用是令更多人更遠離政治，所謂移民潮、所謂爭取居英權就是這種要遠離「政治的殘酷現實」的表現。而那個時候，這種「殘酷現實」還未「殺到埋身」。香港人只有被動地渴望中英談判能為這地方帶來「防備」政治的「安全門」/「防火牆」。

今天，政權移交十五年後，「政治的殘酷現實」已經躲避不了，「安全門」/「防火牆」已逐漸失效，香港人終於要面對由「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作標誌的「政治的殘酷現實」，法治面臨更大更根本的衝擊(見諸法官被前律政司司長批評判錯案，見諸律政司司長再就居港權，無理要求法庭提請人大釋法)；政府的霸道作風更肆無忌憚(見諸梁振英漠視議會及行政程序，企圖以「民粹」壓程序理性及公平原則，見諸梁政權紅人，市建局主席張震遠，漠視市建局訂下的八成門檻政策，漠視法律上賦予單一小業主的基本權利–業權，利用傳媒及「民粹」情緒，壓迫一個小業主向多數小業主及市建局屈服，即所謂「顧全大局」)；人權自由更被侵蝕(見諸官媒被整頓，更多傳媒被要求歸邊，見諸警方對反對政府的遊行集會提出苛刻不合理的限制)……。

而頻繁的政治活動，即所謂「搞咁多嘢」，也是對這種「政治的殘酷現實」的回應。但長期習慣在中英夾縫中生存的香港人，沒有了夾縫的「保護」，顯得手足無措，只能是零散回應式的政治。回應式政治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能累積，不能壯大。有人歸咎於香港人缺乏身份認同，這也是近年不少人希望追尋的一種凝聚力。

作為一個流動的﹐外向的，被定義為「經濟」的城市，香港人怎樣達至政治，以至身份認同，殊不簡單。於是有人訴諸想像殖民時代的「美好時光」，以港英龍獅旗作號召，與排拒內地人的「反蝗」者互相呼應，但這些是否香港政治認同的主流？這種認同是否過於偏狹？但如果不這樣，可以如何凝聚和動員香港人？無數茶餐廳的夫婦以及電台的女士的出現，是否與這種「政治失敗」(包括標榜進步的泛民政黨的互相傾軋，缺乏方向等)有關？究竟香港人要如何轉變，才能面對新的政治形勢？

香港人是否要改變一下只崇尚醒目、變通、講求效率、只求解決眼前問題，不想長期投入，不談社會願景的做人作風(體現於政黨就是只求選票，不求政治願景)，而這樣的改變一點不容易，因為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如何長期投入，如何累積，如何參與創造社會願景，因為要投入參與創造社會願景，要付出不能計算的代價。

儘管如此，香港人跌跌碰碰，亦參與過無數政治社會事件，這些事件都可以作為創造社會願景的元素，例如何謂發展，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如何重新定位(特別與大陸改革力量的關係)，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是一種迷思，還是可注入新的元表？…… 。因此，無論元旦日倒梁遊行有多少人，無論梁振英最終是否下台，香港人是否會把這日看成政治零年，不同範疇，不同崗位的人，重新出發，為建立共同的社會願景，付出努力，作出改變？

社運老兵

有線電視最近播出了幾位七零年代初的「激進」青年的「想當年」專題故事，名為「社運先鋒」。當中有兩位曾以70社運老兵名義，絕食聲援三個多月前的反國教運動，他們是侯萬雲和岑建勳。另外一位是以講故事形式聲援反國教的雄仔叔叔。事隔四十年，當年的「熱血」青年與今天的「熱血」青年聚在一起，繼續為改革社會奮鬥。

七零年代，一些有別於傳統左派及受其影響的國粹派的青年，由於受到西方反戰反建制的思潮影響，加上對當時香港殖民社會不公平/腐敗現象的不滿，除了辦雜誌，如70年代雙周刊，介紹新思潮及外國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更希望透過行動改變社會。「弔詭」的是，當時美日在流球群島(沖繩)地位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把沖繩撥歸日本，但保留在沖繩的美軍基地，順帶也把釣魚台/島歸日本管轄。這引起在美國的台灣學生的不滿和抗議，今日貴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就是當年在美國發起保釣運動的學生青年之一。據70其中一位成員侯萬雲回憶，當時70年代雙周刊的核心成員吳仲賢(已故)，提出可以利用保釣運動上街，挑戰殖民統治。侯接受電視記者訪問時說，當時根本不知釣魚台在哪裏，也不在意對它的爭論，只是希望鼓動香港人的民族情緒，起來反對英國人統治，目的不是保家衛國，而是反對殖民統治。這與當時中共默認殖民統治，充分利用香港的政策完全不同。

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突然被警方拘捕，拘捕的原因竟是與半年前向到訪的胡錦濤抗議有關。這件事，連同近年警方強硬對付反政府示威者，令人再次感到時光倒流。七零年代，香港公安法非常嚴苛，據侯萬雲回憶，三個人聚在一起穿同一款服裝(除了校服及制服)，都有可能被干涉，甚至控以非法集會。他們提出「保國土、爭人權」其實就是一種爭取集會自由的抗法行動。七一年是保釣行動的高潮，也是抗法行動的高潮，不斷有保釣示威，不斷有人被捕，侯萬雲亦曾被捕。他對記者說，被捕後判守行為，守行為期間再示威被捕就要入獄。但他不理會，守行為期間照樣上街，幸好沒有再被捕。

那份70年雜誌應該是香港抗爭史的重要文獻，除了報道當年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反貪污捉葛柏、保釣示威，也揭露當時的社會問題，如童工、木屋區、貧窮等，對英國人極不客氣。例如有一期以英國米字旗做封面，然後畫了一個小孩在旗上小便，以示抗議。侯萬雲對記者說，當年同情香港基層的英國人葉錫恩女士，對雜誌侮辱英國旗表示反感，覺得自己 受到冒犯。反而殖民政府對此並沒有追究。年前另一位70核心成員莫昭如對記者回憶過，曾經有一期封面向英女皇開玩笑，結果觸怒殖民政府，準備提出起訴，最終不了了之。

正所謂爭取自由從來不易，香港人雖然沒有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但現在市民享有相對大的集會自由，也是前人努力的成果。不但保釣運動有人被捕，以後的民間抗爭，如七四年的新蒲崗工廠區反加價示威，雄仔叔叔(阮志雄)等因向工人宣傳亦曾被捕。這次被捕，雄仔叔叔也曾在他的獨腳戲《麵包與黑玫瑰》中「演出」過。令灰記感意外的是，當時雄仔叔叔是拿紅油擲向警員，以抗議警員拘捕他的同伴。結果法官只判罸款，還把保釋金當作罸款。相比之下，今日雖云集會權利受保障，但警方動輒控告示威者襲警，不少示威者因此而被判坐牢，時代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話雖如此，當時示威權利並未確立，雄仔叔叔回憶道，特別涉及與工人有關的示威活動，警方會強烈打壓。他之後就有人被判入獄。即使麥理浩實施新政，但殖民惡法並沒有消除。七十年代末就有不少支持艇戶上樓的人被捕，判守行為。現在任教嶺南大學的陳順馨就是其中一個被捕者。她年前向記者回憶，他們打算上港督府請願，但接載請願者的旅遊巴在海底隧道的銅鑼灣出口已被截停，洋警官帶同警察上車，然後整車人駛往中央警署直接拘捕。

因此今天的集會自由，當中曾經有幾代人付出被捕甚至判刑的代價。香港迅速在二十年左右實現集會自由，其實也同英國人撤退有關。特別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後，香港人所表現的政治覺醒，英國人也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準備「光榮撤退」。英國人的確精明，知道要留下好印象，就是放鬆管治，迅速民主化，這就是彭定康於92年來香港當港督的背景。

這次英國的「光榮撤退」，與二戰後它被全球反殖浪潮所唾棄的確不可同日而語。先前的英國殖民地，當地人民以主人家的身份，透過流血或不流血的抗爭，向英國人說再見，好歹建立了主權國家。香港的情況則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對英國人有較曖昧的「感情」，面對一個專制的未來宗主國，面對一個剛血腥鎮壓人民的冷血政權，絕大部分香港人情願與英國人「合謀」，支持彭定康短命的民主改革，而不惜得罪未來的宗主國。雖然明知沒有「直通車」，未來要在新宗主國的「鳥籠」下，捍衛/爭取那脆弱一國兩制所承諾的高度自治與自由。

因此，無論殖民地時代，以至九七以後，香港人基本上並沒有以主人的身份爭取民主/社會改革。七零年代的反殖社運，是否一次較具主體意識的運動，正如岑建勳所言，土生土長第一代自覺爭取自己的權利？無論如何，四十年過去，由於宗主國的專制主義與香港人某程度享有及嚮往的自由格格不入，香港無法與中國「自然」融合，香港人受不了中國家長式的「關懷」及威嚇，因此，香港的反抗運動，在中國政權越來越「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只能變得更「激烈」。

如果說四十年前是土生土長一代，首次以香港為家的反抗運動，今天的反抗運動是繼承那種以香港為家的精神。建設香港的家園，廣大的市民應該有更多的話語和參與權，這種參與和話語權要體現於施政者的認受性和對市民的問責。在現在的鳥籠制度下，體現不了這種認受性和問責性，於是只能透過抗爭方式，市民走上街頭捍衛自己的話語和參與權。

四十年前，土生土長的社運分子不單關心身處的家園，也關懷不同地區受壓迫的人民，所謂國際/世界主義精神，他們曾經為南非人對抗種族隔離政策、孟加拉人爭取獨立、越南人反抗美軍暴行……而吶感。今天的社運老兵，也抱著同一心情，他們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但絕不敵視大陸人。他們看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命運相通的地方，比不同之處為多，無他，大家都面對一個專制的政權。而大陸維權的抗爭絕不比香港的反抗運動少，這是中港人民最大的命運共同點。

當年逃港的大陸「同胞」受到港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體諒，當年的大陸「同胞」為香港社會付出不少血汗。今天在「中港矛盾」激化，反「蝗蟲」聲高漲下，年青人一代對社運老兵當年的理想主義，是否有所體會，還是因日常生活的「壓迫感」，而把他們歸類為只講「理想」的「老左膠」？

向羞辱人的述職把戲說不

(學民思潮在銅鑼灣宣傳元旦日倒梁遊行，不少市民圍觀。獨立媒體照片)

每逢看見所謂中央領導人接見香港特首和官員的場面，灰記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都廿一世紀了，你共產黨不也說過為人民服務的嗎？換句話講，中央領導人也好，香港特首也好，理應是被人民選出來，人民有權罷免的公僕。既都是人民選出來的公僕，就無所謂中央與地方高低之分，也無所謂地方官員要向中央官員述職的問題，因為大家都要向選出他們的人民負責。灰記想像不到紐約市長要向美國總統述職，也想像不到倫敦市長要向英國首相述職。

要向中央/宗主國述職的大多是獨裁/威權政治的表現，例如當年香港殖民地總督要向委派他的英國首相述職，因為殖民主義，除了是一種侵略，也是一種獨裁/威權政治，總督並非由殖民地的人民選出來。今天香港由殖民地所謂回歸中國，其實沒有擺脫獨裁/威權政治，因為中國政府是一個獨裁/威權的政權，沒有人民授權，也不受人民監督。而這個香港特首，也不是由香港人普選出來，而是由千二名所謂選委，大部分根據中國那個獨裁/威權政權的話事人的意志「選」出來的。因此，他只能卑躬屈膝地述職，聽領導的話，迎合領導的意志，而不是向香港人負責。

這次梁振英到北京所謂述職，灰記更感百倍羞辱。理由十分簡單，無論從甚麼角度，梁振英在僭建事件已誠信破產，是一個完全沒有公信力的人。除非香港人犬儒至認為政客都是說謊者，誠信不是問題，最緊要「做得嘢」(再說，梁振英這幾個月的表現，證明他只是得把口，並非做得嘢的人)。而這個在很多香港人心中完全沒有公信力的人，北京的所謂中央領導人對他好像若無其事的，還要利用述職把戲替他撐腰。最離譜的是那個胡錦濤，竟然大讚新政府面對不少困難，迎難而上，團結協作，表現出良好的精神面貌。明明是無能和大話官員一個接一個，如吳克儉、黃錦星、陳茂波等。難道梁振英包庇這些官員就叫團結協作嗎？

不單如此，胡錦濤還說︰「特別是你們堅持把民生為先作為施政的理念，著力解決市民關注的一些住房、扶貧等問題，得到了廣大市民的認同，中央對你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支持的。」怎說也好，梁政權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是天大的笑話，要解決住房貧窮問題，需要一個有真正廣大市民認受，即普選產生的政府和議會作為起點。胡錦濤簡直在開玩笑。而梁振英說香港有賴中央領導，亦是唯上的「擦鞋話」。

看來由胡錦濤親自拍板推上特首坐椅的梁振英，在中共「永遠正確」，唔衰得的作風下，會被保護起來，也更加成為唯唯是諾的中共傀儡。你中共要繼續利用龐大維穩費維持你的腐敗統治(不止是貪腐，更是制度的衰敗)，中國大陸的人民也不會啞忍下去。而香港人受夠了獨裁/威權的述職政治也好，不願受羞辱也好，捍衛中共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好，堅持廉潔公信力政治也好，如今已沒有不倒梁的藉口。

因為反國教運動表現突出的學民思潮，其發起人之一黃之鋒最近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點名打壓。但這群中學生並沒有退縮，最近更走出來響應倒梁運動。三個多月前，在廣大市民怒吼下，梁振英政權擱置了慘不忍睹，禍害無窮的國民教育指引。這個國民教育「大計」亦是胡錦濤於07年，為沒有了任何道德感召力的中共，繼續壟斷政權而推出的。這次倒梁行動，針對的不單是梁振英，更是胡錦濤在內，令無數梁振英可以「騙取」特首職位的獨裁/威權體制，因此難度更高。但香港人還有犬儒的選擇嗎？

「反日」千萬重

十二月十三日電視以頭條報道內地紀念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的儀式。特別在日本右翼勢力抬頭的情況，紀念南京大屠殺相當有意義。 日本一些右翼民族主義者，和保守政治勢力，以優越姿態，一直看不起亞洲其他國家的人，即所謂「脫亞入歐」。這種日本優越主義心態令由日本保守勢力把持的政府，一直不願真誠反省自己在二戰對亞洲其他民族所犯下的戰爭罪行。這是日本縱然是亞洲最先進的國家，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學習，但始終未能贏取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包括灰記，心悅誠服的根本原因。而日本政府不肯真誠反省戰爭罪行，反映於久不久便有政府內閣成員甚至首相走到供奉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引起鄰國的抗議。

而在內地紀念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時，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郭紹傑和楊繼昌走到日本靖國神社抗議，高喊「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被在場警員帶走扣留，問話後獲釋。本地不少報紙有報道。而facebook亦有人討論此事，不過，這群人因為討厭中共，連帶一些帶有「正當性」的反日活動也「妖魔化」。譬如稱呼郭紹傑和楊繼昌為「賣港賊」，說他們「丟哂香港人的架」。灰記覺得奇怪，為何兩名港人到日本向日方抗議被扣留是「丟架」和「賣港」行為？即使這群港人要與內地人劃清界線，但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香港人亦曾飽受日本皇軍的凌辱，向現在仍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抗議，即使作用不大，也絕無理由對這些抗議者作出人身攻擊。

又有留言者說，日本殺的是外國人，中國殺的是本國人；又有人說中共治下有八千多萬中國人死亡，對比下日軍只殺了二千多萬中國人。亦有人說被日本人殺了仍可追討賠償，被中國政府殺了甚麼也沒有。灰記看到這些留言，真有「夫復何言」之感。難道由於反共，就變得如此「非理性」，把基本的普世人文關懷拋諸腦後。無論甚麼民族，甚麼政府，屠殺手無鐵的平民，都要受到強烈譴責和追究責任，不管是本國政府還是外來政權。日本政府至今仍不肯停止參拜屠殺別國人民的甲級戰犯，姑息靖國神社供奉甲級戰犯，是對自己國家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缺乏反省的表現，不可不應被抗議和譴責？兩個香港人前往抗議除了遭受日本警方的無理阻撓外，為何還要被一些香港人「非理性」地謾罵？

如果根據這個邏輯，中共對西藏人的暴政便「情有可原」了，因為針對的是外族，非中國人。

當然在這群謾罵者的心中，會覺得為何保釣人士不向也濫殺無辜的中共抗議，只知反日。但問題是，保釣人士當中，很多都對中共倒行逆施十分不滿，是中聯辦的示威常客，如曾健成、古思堯等。向中共暴行抗議，跟向日本不反省暴行抗議 ，根本沒有矛盾。

不但如此，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更要將反日思維昇華，針對日本的種族優越主義加以鞭撻。蓋一切殖民/侵略行為，都源於種族優越主義，英法殖民主義、德國納粹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南非種族隔離主義、猶太復國主義……。中國人/香港人不但要聲討這些種族優越主義，更要鞭撻中國的民族政策，特別對西藏、新疆的的「殖民」統治。

而西藏接近一百人自焚，抗議中共高壓統治，實已是最強烈的警號。只是中共除了是專制主義者外，中國漢人的沙文主義，一向看不起西藏人，把西藏人看成「劣等民族」，可以任由中國漢人擺弄(見陽光時務王力雄對中共統治西藏的批判)，實在是源於跟日本軍國主義不相伯仲的種族優越主義思想。

所以如果要挑剔的是，一些香港保釣分子可能「昧於」民族主義，對中國政府的種族主義可能缺乏認識，未能從反日而反省到中國與西藏和新疆，以至蒙古的關係。但不管如何，紀念南京大屠殺和抗議日本靖國神社供奉甲級戰犯，都是正義的行為。

風和日麗的星期日

facebook上，有同行留言道，在風和日麗的星期日，被困在密封的辦公室，一點不好受。灰記大有同感，特別想起不定時，長時間的工作，要嗎就是為了替財團資本家賺取超級利潤而賣命，要嗎就是為了替財團資本家宣傳賣命，繼續延續賺錢至上、人人為己的「自由經濟」意識型態。特別香港這個「自由經濟」的「奇蹟」，人們更是要被調較至畸形地「熱愛」工作，好像爭取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都是伸手拿福利的「懶人哲學」，卻不知以地產金融為首的財團資本家才是利用傾斜的制度的「伸手牌」。但願香港人能開始醒覺，不再視「福利主義」如洪水猛獸，甘心當「自由經濟」(實質地產金融壟斷)的奴隸。

正所謂「吊頸抖下氣」，在風和日麗的星期日，灰記前往觀看香港對朝鮮的東亞盃足球外圍賽。為了避開奏國歌的環節，灰記刻意遲到。在前往大球場的路上，聽到了朝鮮的國歌，感覺比較有氣勢及「動聽」。當然灰記不會因此而對朝鮮政權多一分好感，坦白說，當今世代仍然有父傳子的政權，實在太不可思議了。至於那首《義勇軍進行曲》，不關乎作曲和填詞者，而是除了中共政權違背建政前種種承諾，獨裁貪腐更甚於當年國民黨外，更要其在港的代理政權威迫利誘學校要擠壓學生對這首歌的感情，令灰記更不願意為這首歌而站立。

在風和日麗的星期日，香港隊沒有創造奇蹟，以零比四大敗於朝鮮，顯示香港足球與亞洲強隊的真正差距。不過，完場後二、三千香港隊的支持者，包括灰記，站立向香港球員鼓掌致意，感謝他們全力以赴及表現出一定的反抗能力。灰記還要向那位韓國籍的港隊教練金判坤致意，感謝這位外國人為香港足球作出的努力。在無能也無心的政府，在可能有點心但腐敗無能的足總，在一些無知自大亦自私的球會老細所編織的足球圈勉力而為，最終贏得要聽球會老細話的球員由衷尊敬，真箇是要嘔心瀝血。

不過，灰記向教練和球員致意之餘，更感香港球壇的絕望。一個客籍政權(主要聽命於中共和權貴，並非民意授權)，不會真正為主體港人謀福祉。既然坐擁萬億計儲備和盈餘，及無數官地，也不願為香港人的基本居住和退休需要打算，對足球這些玩意的需要視而不見便理所當然了。看看大球場和旺角場長年差劣的草地狀況，便只知道這是一個只知石屎建築，不懂林木草地護理，以發展石屎森林，地產金融打拼的政府，如何徹底使人不存希望。而這種食老本的短視作風，註定推動不了需要長期投入，默默耕耘的足球運動。

因此，在風和日麗的星期日，「長毛」梁國雄議員於《明報》世紀版寫了「拉布完了，拉布萬歲」，鞭撻這個把四十萬長者當人質的無良政府，也順便鞭撻建制和泛民議員。

「且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些異議、非議、建議民建聯：資產申報上限應由十八萬六千增加至三十萬；自由黨：資產申報上限應為五十萬；工聯會：不設資產上限；工黨：不設資產上限；民主黨：不設資產上限；人民力量：不設資產上限；『社民連』：不設資產上限；『街工』：不設資產上限；『民協』：不設資產上限

粗略計來，立法會內連那些無黨派議員在內，有逾四分之三人反對政府「長生津」撥款建議！而且，所有異議者都希望梁振英政權能與人為善、高抬貴手、不要硬闖，以策萬全，提議當局將追溯期鐵定於十月一日，讓長者毋須因從長計議而少拿追補之津貼。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大家殊不知道梁振英正是藉追溯期做文章，挾受惠長者為人質。

此後，形勢急轉直下，工聯會首先封嘴，民建聯翻臉變臉轉軚，保皇議員亦迅速歸隊，在中聯辦的指揮棒下表演『勤王大合唱』。」

民建聯、自由黨、工聯會也罷，聲稱要「對抗」梁振英政權的「泛民」及人力，除了明知自己是少數，投反對票除了「立此存照」外，對政府並沒有實際威力，卻不想想其他方法，盡量給予政府壓力。現在畸形的議會，多數市民支持的「泛民」，在一半議席是小圈子的功能組別的「對沖」，淪為少數，以投票對決必輸的情況，要「有所作為」，便不能「循規蹈矩」，行禮如儀。這就是為何越來越多市民投票給所謂「激進」派如「長毛」等的原因。他們看到議會的荒謬，與其看建制派做橡皮圖章，規矩「泛民」繼續規行矩步地當「反對派」，不如選幾個人入去搞局。

不談長者那可憐的二千二元特惠生果金要資產審查是何其荒謬，不談民間倡議十多二十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可行性高及相當謙卑的三千元退休保障，只談「泛民」政黨所提出的免資產審查。明知投票必輸，怎樣向利用議會手段向政府施壓？想來想去，拉布是可行的手段。但「泛民」主流可能守規矩守慣了，對拉布這樣符合議會程序的武器也不想用。當然主流傳媒對的拉布的抹黑，市民對拉布的意義的不了解，令這些被主流民意牽著鼻子走的政客不敢拉布。況且拉布要出心出力，這些議員也許壓根兒不想「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

灰記感到奇怪的是，除了規矩「泛民」，先前信誓旦旦要以拉布搞抗爭的人民力量也鳴金收兵。於是，特惠生果金事件最終只有「長毛」一個人孤軍作戰，成了主流傳媒眾矢之的︰

「…然而，既然功能團體議員肆虐，大部分議員已唾面自乾，自食其言，政府自然成竹在胸，儼然奴隸總管，鞭撻豬仔議員，命之蓋上橡皮圖章，唯一可以阻止這部忤逆民意的投票機器者，就是曠時廢日、長期抗爭的拉布行動！在親共喉舌攻訐抹黑，保皇議員詆譭斥責，泛民主流割蓆疏離之下，我除得人民力量仗義支持，及三數有心同事私下勉勵之外，一時之間，頓成眾矢之的，雖然不乏爭取全民退保之同志以及民間社團之聲援，以致相逢道左的陌生市民鼓舞，在立法會裏，令我不覺想到魯迅先生的一首詩：『寂寞新文宛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當年他夾於國共兩黨操縱的文壇中，不過對良知負責，堅持做人的原則，就要眾叛親離，內外夾攻，今日立法會為權貴操縱、惡俗播弄，早已喪失為民鼓興呼的膽力，泛民諸君憂讒畏譏，優柔寡斷，小風小浪，尚不敢揚帆出海，他日惡浪滔天，又談何乘風破浪。」

如今，特惠生果金在政府「打茅波」下獲通過。連提高資產審查至三十萬，多惠及一些貧窮老人也沒有。正所謂「神仙過海」，以後要迫使政府搞全民退休保障更加渺茫。「泛民」在特惠生果金「無心戀戰」，在風和日麗的星期日，民主黨號召市民上街反梁振英，結果只有不足一千人參加，動員能力真是弱得驚人。不知這是否跟民主黨以瑣碎的技術理由，如其副主席單仲楷說梁振英的不誠實是在當選前發生的蠢話(又是要命的循規蹈矩)，不願第一時間支持彈劾謊言特首梁振英有關，因而受反梁市民杯葛？因為民間反梁行動陸續有來。

談起「泛民」的循規蹈矩，落後於形勢，也許和香港人一向認命、短視、惜身的作風有關。facebook上有人轉貼星期日《明報》安裕日記的「五賊」，提到韓國由專制獨裁走向民主，人民需要付出代價︰

「那天在電視上看到劉霞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的影片，空洞洞的房子裏一個剃了光頭的女子獨自在哭。那是情感抒發的嚎啕，壓抑兩年的感情在四個外國人面前猶如缺堤般一瀉而就，站在我旁邊看電視的年輕同事輕蔑地說了一句『這個政權』。相比今天的南韓，中國以及香港的民主路遙遠得多，但連曾經下令軍隊屠殺示威者的南韓都能夠享受民主，實在沒有理由會對自己失去信心。南韓的今天是長年的民主運動積累而成，沒有即食民主快餐，也沒有不流一滴汗就一蹴而就。」

韓國的民主化，當中有血腥鎮壓、酷刑、自焚、監禁等血的代價。香港人未必要如韓國人般付出，但連利用議會規則全力跟逆民意的政府抗爭也不願意，何來付出更多的抗爭呢。現在香港有個不合作運動，人人可以參加，就是交稅時少交十元，以表達對毫無誠信可言的梁振英政權不滿。少交稅的代價不會很大，但灰記不知道是否會有很大效果。但這只是開始，相信民間不同的抗爭方式會陸續有來。最重要是香港人要逐漸改變認命、短視、惜身的作風。在政治抗爭如是，在足球抗爭如是，因為民主無即食麵，足球也沒有即食麵。

在風和日麗的星期日，灰記胡扯了。

一個溫和的西藏人

多倫多西藏人社區的小餐館。

自由可貴，這是很實實在在的老生常談。灰記面前的T.S，出生於七十年代西藏一個偏遠的牧區，附近是一個中國軍營。他輾轉來到北美洲的多倫多，失去了故土，得了自由，但他其實並非甚麼政治活躍份子。他和一些同年代、更後期的西藏人一樣，父母出於希望兒子(西藏和很多傳統社會一樣，仍然重男輕女)學習藏文及傳統文化，冒險，包括冒著長時期不能見面的風險，把兒子送到印度西藏人的流亡中心達蘭撒拉上學。他就是這樣，十二、三歲時和幼小的弟弟，在父親帶領下千山萬水投奔達蘭撒拉。

灰記估計那是文革結束後不久的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任中共總書記時，統治西藏比較寬鬆的歲月。那個年代，中共的實際掌權者鄧小平亦比較實事求是，願意派人接觸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的代表，他懂漢語的哥哥喜樂頓珠。鄧小平那句「名言」，「除了獨立，甚麼都可談。」T.S也懂得，並不斷重複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路，說藏人只是要求自治和自由，和鄧小平所說的沒有矛盾。

在繼續T.S的故事前，想回應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西藏自決的批評，第一，在這些人眼中，任何不擁護中國大一統的都是XX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卻看不到自己的民族主義，自己的法西斯。第二，他們經常以達賴喇嘛所講的大西藏區來攻擊他胃口太大，說甚麼幾百萬西藏人「霸佔」那麼多土地。但他們卻看不到，原來這些都是西藏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地區，中國漢人以鄙視眼光所稱的「化外之地」，是自然環境和生活條件相當惡劣的地區。而作為西藏人的傳統領袖，達賴喇嘛沒有理由不理會生活在現今青海和四川的西藏人的訴求。事實上，現在的青海、四 川，以至雲南，有著很多藏族「自治州」、「自治縣」。再加上西藏自治區，就是西藏真正自治的地理基礎。達賴喇嘛對中共也是不斷作出妥協，只是中共不理睬吧了。

再回到T.S。他還記得兒時在西藏上學的一些情景，課室掛上了毛澤東像，還有馬克思、列寧等的肖像。那時還是人民公社年代，他說。他學漢文，也學藏文。他說當時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一家要勞動賺取工分，用工分來換取生活所需。他又要勞動，很難兼顧上學。而且回想起來，學校學習的，很多是政治宣傳，譬如達賴喇嘛是農奴主的首領，利用宗教來麻醉人民，利用傳統習俗來束縛和壓迫廣大西藏人民，舊西藏政府都是牛鬼蛇神，達賴喇嘛是最大的牛鬼蛇神。

他流露開朗天真的笑容，而這種笑容在充滿計算的華人社會十分罕有。他說現在他心目中的尊者達賴喇嘛，曾幾何時，是童年仇恨的對象。他父母仍然保有西藏傳統宗教信仰，但在那個「革命」年代，只能偷偷點香，甚至不能跟兒子談論任何有關西藏傳統的事情。

「改革開放」後，T.S的父親有「更高」的目標，就是希兒子們學習「真正」的西藏文化，藉著較寬鬆的政策，取得往達蘭撒拉的簽證，悄悄把T.S和他的弟弟偷運出境，到達蘭撒拉讀書。T.S以輕鬆的語氣複述父親兩手空空回西藏時的遭遇(他父親後來曾再回達蘭撒拉探望過他們一次)，邊防人員問他兩個小孩去了那裏﹐他說留在達蘭撒拉讀書。西藏當局也沒有懲罸他。

然後，在達蘭撒拉，他的看法開始轉變。他說達蘭撒拉的教育並沒有把你鎖在舊西藏傳統，除了藏文，也學英語及其他現代學科。他中學是在印度人辦的教會學校完成。在他心中，達賴喇嘛並非要回到舊西藏，而是希望西藏人與現代文明接軌。當然，一些「悟性」較高的學生，可以繼續深造藏傳佛學，兩者並沒有必然衝突。而在印度二十多年，最大的體會/得著，是作為藏人社區一份子的身份認同。

問他對西藏前途的看法，他說作為一個有別於中國人的民族，曾經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及政治、經濟制度，很多西藏人內心深處當然希望獨立。但他亦很現實的分析西藏人現在的處境，了解到中國是不會讓他們獨立，而且中國比西藏強大得多。所以，他認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即是留在中國換取真正意義的自治。

幼時視為牛鬼蛇神的達賴喇嘛，今日卻是令人景仰的尊者。「達賴喇嘛鼓勵西藏人多學習漢語，跟漢人打交道，因為現實是很多漢人移居藏區，不會離開。漢語是全中國流通的語言，不學好漢語很難有好的前途。」T.S一再提到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

T.S感慨道，正如中間道路所代表接受現實的溫和態度，為何中國政府不理不睬。大家對此都感到納悶。灰記想起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都很關注的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的話，專制主義者是不會讓你有真正的自治，因為你們有了真正自治，他們就不能再專制(大意)。

灰記又問T.S，持你一樣想法的西藏人多不多？他想了一想，說大部分人都這樣想。「我們只想多點自由，並非要跟中國政府敵對。」事實上，T.S留在西藏的另一個弟弟，現在加入了當地政府當幹部。不過，他不能將他真實想法告訴他在西藏的家人，每次通話只講家事，怕連累家人。T.S也不否認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投入，某一些現代建設也是西藏人需要的。問題是西藏人是被動接受，還是有自主權的問題。當灰記向他提到香港一國兩制的得失，T.S以羡慕語氣說，如果西藏能像香港那樣也不錯。聽到他這樣說，灰記一時無語。

對於已經超過九十宗的藏人自焚，T.S感到很傷感。他並不贊成如此結束寶貴的生命，但這些藏人接二連三不惜犧牲性命，希望換取其他藏人更好的未來，這種無私心態，又怎可批評。而有這麼多人願意以性命來作出呼籲，也反映當地嚴峻的境況。他說能夠改變這情況的只有中國政府。只要中國政府放鬆他們統治西藏的方式，情況會改善。灰記又想起王力雄有關專制主義的話。

十二月十日，來自世界各地的西藏人及支持者，會齊集紐約聯合國總部，要求聯合國介入西藏自治訴求，T.S會和數十名來自多倫多的藏人前往參與。他說如果國際社會繼續冷待藏人要求自由的訴求，中共繼續冷待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只會令西藏人，特別年青一代，唾棄溫和路線，走上激進甚至暴力之路。特別是達賴喇嘛圓寂之後，情勢更不可預測。

每一次談起西藏的情況，總是令人沮喪。T.S說了一個故事，反映了他的開放與樂觀。他說在美國讀大學時，班上只有他和一個來自中國的漢人，這人的父母還是幹部。在美國白種人佔絕大多數的班上，他們因為是少數而成了最好朋友，無所不談，包括敏感的西藏問題。灰記離開後，在乾冷的北風下，細味T.S不帶仇恨的語氣，久違的天真、開朗笑容，更覺今日中共治下西藏境況之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