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層次的價值與人權

香港隊3月24日深宵作客卡塔爾,為這場九死一生的世界盃外圍賽盡最後努力,期望創造奇蹟。不過,灰記這次不是講足球,而是借港隊陣中來自不同國家的入籍兵,對近來被東方報業瘋狂炒賣的「假難民潮」,和伴隨之的南亞人和非洲人破壞社會安寧等帶有種族偏見「新聞焦點」,以及梁振英和部分港英舊臣乘機提出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抒發一下意見。

日前榮獲本地最佳運動隊伍的香港足球代表隊,自去年開始成為很多港人的「寵兒」。這支香港的national team,陣中除了土生土長的華裔港人,還有來自非洲、巴西、英國,以至中國大陸的入籍球員。因為去年中國足協宣傳中港之戰的海報,針對港隊球員有不同膚色而「出言不遜」,被香港傳媒視作種族歧視事件,加強了香港人對這支五湖四海,有層次的代表隊的關注和支持。香港人忽然間成了反種族歧視的先鋒。

當然,作為國際城市,香港理應是五湖四海、多元共融的地方,香港代表隊的「國際化」代表了真正共融的理想,即不管來自何地的人士,都可以平等地為香港出一分力,在香港找到人生的目標。至於說真正共融是理想,因為一般香港人的種族觀念其實仍然非常落後,最經典的例子是已經成為香港代表隊成員,來自非洲的法圖斯、基藍馬、艾力士,來自巴西有非洲血統的辛祖等,穿上香港隊球衣作賽時,依然會被在場的球迷「黑鬼」前、「黑鬼」後稱呼(儘管可能是稱讚「呢個『黑鬼』打得幾好」)。而當灰記在網上批評一下這些球迷時,竟有不少人留言,說稱呼「黑鬼」不算種族歧視。

黑人的膚色被無意識地調笑還有另一些「經典」:唯一曾奪世界足球先生的非洲利比利亞球員韋亞,被當年《蘋果日報》稱為「當紅非洲雞」,灰記曾致函《蘋果》抗議,說那麼多白人球員曾當選世界足球先生,又不見《蘋果》稱他們為「當紅白切雞」;最近東網的足球評述員,則在一場港超直播賽事,不斷把南區的黑人球員基奧形容為黑色物體,灰記在網上提醒評述員敏感一點。事實上,他們不會形容白人球員為白色物體,東亞球員為黃色物體,偏偏只會拿黑人球員的膚色來開玩笑,足證香港人的種族觀念落後。

老實說,灰記偶而也會政治不正確地稱呼白人是「鬼佬」,但絕對不會稱呼黑人是「黑鬼」。無他,所謂「鬼佬」、「鬼子」,foreign devil,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盛時代,中國人對欺壓者的稱呼。正如日本侵華時,中國人稱日本人為「日本鬼子」或「鬼子」,這些或多或少都是受壓迫者的語言。當然,今時今日這些帶有仇恨性質的稱呼可免則免。

至於非洲人,他們不單只不是殖民/帝國壓迫者,反而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最大受害者,不但非洲大陸被肢解,資源被隨意掠奪,非洲人還被賣往南北美洲當奴隸。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非洲人基本上是輸家,沒有多少得益,卻要為戰亂、資源掠奪、人為的、自然的災難付出重大代價,包括流離失所等。非洲人沒有欺壓其他人,卻仍要受偏見所累,某程度南亞人士的遭遇亦近似。當然,香港到目前為止還有一點「救贖」,就是香港人「把口唔修」,但不似其他地方,還不致出現針對個別種族的暴行。

不過,不知東方報業對非洲、南亞人士不斷的負面報道,會否改變香港主流華裔與少數族裔基本上和平相處,儘管大多互相不聞不問的格局?

再回到多元共融的理想。香港因緣際會,成為國際城市。之所以為國際城市,並不單只是貿易的自由,貨幣和股票的自由流通和買賣,還有是人員的自由往還,對人權、自由和法治的尊重等。難民申請者也好,酷刑聲稱者也好,反映的是當今世界仍有很多施行暴政的獨裁專制政權,人民為了逃避政治迫害,逃避不安全的生存環境,甚至為了兩餐溫飽,走到遙遠的他鄉。

國際人權公約、禁止酷刑公約,保障政治難民/酷刑受害者(很多時政治難民也同時曾受酷刑虐待)避免遣返原居地,難民更可獲政治庇護。提供庇護的主要是西方國家(香港並沒有責任接收難民,只由聯合國駐港的人權事務機構與港府協調審核資格)。審批標準其實相當嚴格,換言之,沒有獲批難民或酷刑受害者資格不一定表示他或她有心欺騙,濫用機制。

灰記幾年前曾為本地的酷刑聲請運作作過專題報道,無論人權組織或人權律師,都指不論難民還是酷刑受害者的資格審批,香港相比西方國家,成功率都出奇的低,特別是酷刑聲請,近乎零。接受採訪的律師說,他當然知道有虛假的聲請者,但絕不能相信真正的受害人比例如此低,一定是程序出問題。而相比西方國家,香港對難民申請者/酷刑聲者的支援也出奇的少,例如一些西方國家准許申請人工作,香港只提供比綜援更少的生活津貼又禁止工作,西方國家會提供較完善的翻譯,以及初步審核階段便提供法律支援,香港則只會提供基本翻譯,不會有法律支援等。

當然,尋找更好的生活,貧窮地區的人向富裕地區流動,都是很自然的事。特別現今全球的人蛇集團相當活躍,為了金錢而鋌而走險。強迫也好,利誘也好,很多「落後」地區人士,為了逃避各種逼害也好,為了經濟原因也好,被組織運往富裕地區,因而欠下債務也是經常發生的事。說得難聽一點,這也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種經濟運作吧。

而西方資本主義向世界擴張,也是依靠武力,強迫其他國家或地區開放。鴉片戰爭也許創造了一個香港傳奇,但當年英國人強迫對英國貨沒有需求的大清帝國展開雙邊貿易,利用戰爭侵佔清國的這塊邊陲彈丸之地,其霸道作風絕不能因「紳士的語言」而被掩蓋。而所謂條約和合同,最終都是武力作後盾的運作。

說來說去,灰記都想指出,今日西方國家之所以願意接收「落後」地區的難民,當然有人道理由,說得難聽一點,美歐國家天天向全世界宣傳人權、法治和自由,並以此來干預其他地區的政局,如果「見死不救」,排拒尋求庇護的人,是百分百的偽善。而更重要的是,「落後」地區之所以有今日的亂局,西方國家,特別那些曾經有過帝國/殖民主義歷史的國家,脫不了關係。作為對過去所作所為的「救贖」,西方國家「義不容辭」,更何況今天世界的種種亂局,與仍然希望支配世界秩序的美國,以及一些緊隨其後的歐洲國家有著千絲萬縷關係,早前叙利亞難民潮就是一個例子。

或者有人會說,香港又不是西方國家,又沒有侵略別人的歷史,為何要受「假難民潮」所困。灰記必須嚴正指出,香港並沒有如一些西方國家般,有收容難民的責任。而作為稱得上富裕的國際城市,履行一些保障人權的國際公約也是應有之義。而人權、法治和自由也不是免費午餐,有一定的不便,有一定的麻煩,一定的負擔。東方報業那些有關非洲及南亞人士的歇斯底理新聞當然並非無中生有。只是以偏概全,為了對非洲和南亞人士的偏見,便隨便同意梁振英、葉劉淑儀和李少光「危言聳聽」,隨便聽任香港政府放棄一個國際城市的國際責任,則必定因小失大。簡單來說,禁止酷刑公約除了保障外國的酷刑受害者免被遣返,也同樣保障香港人不受執法機關的虐待。觀乎香港警察濫權問題日益嚴重,多一個保障人權的公約還是必須。

現在灰記又要舊事重提,可能有很多「本土」人士會覺得很不中聽。灰記要說的是1999年的居權案,特區政府為了自己的行政方便也好,為了香港終審法院堅持香港司法獨立令中共下不了台,要照顧北京的面子也好,明明《基本法》只列明法院才有權就中央與地區關係的法律爭議,向人大尋求釋法,董建華政府卻越俎代疱,不合憲地向人大尋求釋法。而香港主流社會則基於對內地人的偏見,漠視港人的大陸配偶及子女有來港團聚的人權,相信了會有167萬人湧港的謊言,支持董建華政府引領北京侵害香港自治的舉動。

灰記之所以重提居港權舊事,是因為在「種族」偏見之下,香港人也在剝奪自己的人權。基本法24條訂明香港永久性居民(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或住滿七年的中國公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居港權。經過釋法之後,此類人士出生時,如其父母不是土生土長中國人,則其中一方必須已經成為永久性居民,釋法前終審法院的判決沒有此限制,即此類人士出生時父母即使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出生後只要父或母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此類人士即享有居港權 。

換言之,香港中國籍永久性居民無論在任何地方出生的子女都擁有居港權,現時每150單程證,其中60個配額是給港人內地出生的未成年子女。這60個配額並非特權,而是因為中國是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國家,港人內地出生的子女要來香港行使居留權,就需要中國當局批准他或她們離開中國。換言之,單程證配額是中港政府磋商,讓中港家庭有秩序來港團聚的措施。

若果香港中國籍永久性居民在中國以外,有出入境自由的地方如加拿大、澳洲、英國等(香港人熱門移民地區)出生,要回到香港居住便沒有單程證的問題。當然,一般而言,子女在外國出生的香港人,都已在當地定居,沒有在港家庭團聚的問題。但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很多入了外國籍,買了政治保險的香港人回流,回流時很多也帶同未成年子女,當中可能不少是在外國出生的,這些子女就是基本法24條所講,中國籍港人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

如果說由外國回流的香港人帶同子女回來定居不是問題,為何港人內地的子女來香港定居又是一個問題?這都不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嗎?

至於另外60個給予港人內地配偶的單程證配額,其實也是港人的權利。很簡單,港人如果與外國人結婚,可申請他或她來港定居,入境處不會有什麼原因不批准,配偶住滿七年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當然,選擇在那裡居住是當事人的事,香港人也可以與外國人結婚移民他國,中港家庭也可以定居大陸。例如不少中港家庭在深圳定居,(通常)丈夫舟居勞頓到香港上班,子女走讀香港學校。只是,子女必須來了香港行使居留權後才能入讀本地學校,這亦是他們的基本權利。

灰記之所以不厭其煩的談居港權和單程證,是有感於愈來愈多香港人,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也把單程證看成中共「殖民」的「陰謀」,而不是港人的基本權利。當然港方要有審批權,隨著配額用不盡可否減少這類配額等,灰記都不會反對。但問題核心仍是保障香港人與外地人組織家庭的權利。不能動輒就說什麼返大陸家庭團聚。難道香港人與泰國人結婚便說返泰國團聚,與日本人結婚便說返日本團聚?香港人與香港人結婚才有在香港團聚的權利,香港人與外地人結婚便喪失這種權利,這樣說通嗎?

至於「殖民」的「陰謀」,正如中港家庭也可孕育一個鼓吹港獨的梁天琦,雨傘期間,灰記在佔領區也遇上不少父母或母親來自大陸的學生青年,單程證「陰謀論」未必成立。而自從終審法院判定新移民住滿一年可申領綜援後,內地新移民申領綜援的數字亦沒有大幅增加,也說明新移民是搶福利的「蝗蟲」是言過其實。

若果說人權、法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五湖四海,多元共融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理想,捍衛人權公約、禁止酷刑公約,捍衛香港人與外地配偶及子女家庭團聚的權利,才是應有之義。灰記不但認為中國籍港人,也認為非中國籍香港人香港以外所生子女有居港權,因為這樣香港才更多層次,更國際化,更多元。

當然人權、法治、自由也罷,多元共融也罷,非要經一代人以至幾代人努力不懈才有機會變成日常的現實,不能依靠奇蹟。不過,香港時間3月25日凌晨,灰記卻希望在「國際化」、多層次的香港隊身上看到奇蹟。

 

在一片「勇武」聲中,想起一齣西藏電影和一本西藏「奇書」

近日一些「革命導師」不斷為暴力有效論加持,為「勇武本土」搖旗吶喊,網絡上似乎有一種氣氛,「暴力潮流,浩浩蕩蕩」。脫節的灰記沒有能力站在潮流前沿「指點江山」,卻總仍想思考。於是想起程翔早前提到的「今日西藏,明日香港」,也想起最近曾經看過的一齣西藏電影和幾年前看過的一本西藏「奇書」。

先看看程翔的「今日西藏,明日香港」。他是以一個中國愛國者和中共批判者說這話。他是「哀嘆」中共沒有吸取歷史教訓,「迷信」專制與暴力,當年逼走「一國兩制」的橋樑達賴喇嘛,逼出藏獨,今日對香港強硬政策,將大陸和共產黨的一套強加於香港,以一國壓兩制,逼出本土與港獨,逼出暴力。

當然程翔的「大中華」心境,西藏人以至愈來愈多的香港年青人都不會有感覺,特別是西藏人,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民族。他們對自己的國家被中國長期佔領,自己的民族長期被中國人壓迫感受很深,仇恨亦深。

tw_coffin_journey這齣西藏電影其實是瑞士人拍的﹐名為Tibetan Warrior。講在印度達蘭薩拉藏人流亡社區出生,現居瑞士的中年樂師洛登,眼見近幾年超過一百名藏人自焚犧牲,國際社會不聞不問,為的是怕得罪中國。為了抗議瑞士政府因為經濟利益,放棄為西藏人說話,他拉著插著雪山獅子旗的棺木,步行到首都伯爾尼,當面質詢瑞士貿易部長。其後他重訪他成長的印度達蘭薩拉藏人流亡社區,與藏青會的年青人會面,與前政治犯和文化人作政治討論,以及帶著滿腹疑問拜見其尊者達賴喇嘛,再回到瑞士的故事。

灰記要談的是洛澄在達蘭薩拉的政治掙扎和「覺悟」。洛登出生時西藏的「一國兩制」已經幻滅,流亡政府在印度成立,但幾十年過去,西藏的情況絲毫沒有改變,他甚至開始質疑達賴喇嘛所堅持的非暴力中間道路,這條「留在中國實行真正自治」的中間道路,中國一直沒有正面回應。

達賴喇嘛在記者招待會對暴力作出了回應:「暴力方式往往帶來災難,無論目標如何正義,利用武力只會摧毀你合情合理的目標。」聽到尊者講話的洛登自言自語,「為何暴力與恐怖主義會出現?」然後他到西藏青年大會的總部與年青人交談,年青時曾是藏青會德里分部主席的洛登對現在愈來愈多後輩支持獨立表示高興。「他們很熱血,即使他們採取武力,我也會理解和欣賞。」

tw_tibetan_youth_congress「我們的目標是西藏三省全面獨立。」藏青會主席丹增對洛登說。「我們受到很多批評,因為爭取獨立與達賴喇嘛的意見相阻。」然後洛登拜訪一位曾經在西藏坐過政治監的詩人。詩人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獨立宣言」:

「中間道路不是選項。即使我們能爭取到一些東西,但並非我要的。我要的是獨立。如果你問我有何方法可達至獨立,我沒有答案。獨立是我的權利,我知道我有權為此而奮鬥。但如果我說,我會利用軍事方式,這是不現實的。我沒有軍事力量。即使如此,我告訴比我年青的人,獨立是我們的權利。你們有權利用武力爭取獨立。西藏人甚至有權利用核武。

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擁有核武,例如美國、中國、印度等,因此為何我們不可以獲取。當我們提到一個國家及它的防務,我們涉及一個重要的議題。我們不應受一些哲學家如甘地的影響。」

然後洛登又遇到一位立場溫和的文化人洛桑,大家展開了對話。

洛桑:藏人治藏,這是我們爭取的目標。這是中間道路,這是雙贏局面。

洛登:等待那些拿著武器的中國人離開?

洛桑:是。

洛登:你怎樣教育他們?

洛桑:這是我們要爭取的,我們要跟他們談判。

洛登:談判是在雙方有對等力量才行。中國之所以不聽我們,是因為我們不對等。因此,我們只能抗爭。如果說他們武力強大,不能和他們對抗,我不同意。已經有120人自焚了。我認為用炸彈去炸中國人的街市更有效。但因為達賴喇嘛活佛,人們不訴諸暴力。和平共處當然好,但中國正不斷殺害西藏人和摧毀西藏。經過幾十年對西藏人的殺害,我說不出對中國人也要感到憐愛的話,因我不是達賴喇嘛。我們不與中國全面開戰,怎能取得獨立。不和中國開戰,你一世也爭取不到獨立。

洛桑:還是 「一國兩制」好,能學蘇格蘭便好了。

洛登   :如果我們要自由,就要把中國人趕出去。

tw_above_dharamsala相信很多香港「勇武本土」人士會為洛登的說話,以至詩人的「獨立宣言」喝采,覺得那位文化人洛桑太似「泛民」。洛登走在達蘭薩拉的街道,內心充滿憤怒:「有時現實是如此糟糕,你要變成如施暴者那麼壞,才能戰勝他們。」這些話應該觸動很多「勇武本土」人士。不過,作為佛教徒,他對暴力依然充滿掙扎,「我該怎樣呢?用槍砲殺人?我連螞蟻也不會殺。我父母是百分百佛教徒,他們傳授給我的也是百分百的佛教教義。」

懷著不解與掙扎,他終於看見了達賴喇嘛,藏人的尊者。

洛登:西藏的情況很危急,特別很多人自焚。傳媒沒有報道,有也是一兩行字。藏人很關注和憂慮。我在想我可以做點什麼。我沒有自焚的勇氣,他們很偉大。這麼多年,我仍看不出西藏的出路。這是我個人謙卑的看法。我在想可以怎麼辦,如何繼續鬥爭。想請教尊者的意見。

尊者:西藏的轉變已經超過六十年。第一,中國是人口眾多的強國。近年中國經濟強大,即使西方強國也要依賴和跟中國合作,這是現實。我們是為真理奮鬥。第二,我們不是要擊敗他人,而是要爭取有利雙方的解決方案。

西藏的困境令我們憂心,但現實上我們能做的不多。即使如此,西藏並沒有被遺忘,仍然有人關注。好像你,拉著棺木,製造影響,這些都是爭取的方式。我們要繼續爭取,我們不要指望即時見效的奇蹟。有時我們的年青人太熱血,但這樣只會激怒中國人。把中國當成敵人於事無補。對不對?對抗中國的唯一意義是你能夠擊敗它,但我們沒法擊敗它。所以我們必須小心忍耐。

在電影的結尾,洛登想到達賴喇嘛「我們不要激怒中國人」這話時,有這樣的「省悟」,「他說這話的方式令我對他充滿憐愛。這在平時是不可能的,平時只有他表達對我們的憐愛。因此,這也觸動了我,令我的看法有很大的改變。我一直都認為要為西藏獨立而戰,這件事之後,我跟從達賴喇嘛建議的非暴力中間道路。我認為這種軟力量才可以令西藏人和中國人和平共處。」

可能香港「勇武本土」人士會覺得洛登的「省悟」有點兒戲(其實起碼到目前為止,香港「勇武本土」的「暴力抗爭」不也是很兒戲嗎),可能吧。畢竟這只是一齣電影,雖然是聲稱表達「真實」的紀錄片。

tw_dalai_lama灰記反而對他那句「我對達賴喇嘛充滿憐愛」的話十分感觸。在電影中,達賴喇嘛談自己的意見時神情有一種莫名的悲愴,相信是觸動洛登的原因吧。這位已步入風燭殘年的西藏原來最高統治者,由青春走到白頭,見證自己國家不同時期對中國「徒勞無功」的抗爭,苦無出路,自己身後,非暴力的中間道路恐怕不保。他悲愴的表情的確喻意深長。

查實非暴力的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在1970年代才提出的。而1970年代末,中國亦由「文革」的「革命狂暴」走向「改革開放」,鄧小平說過西藏除了獨立,什麼也可以談。在此之前,境內外的西藏人其實進行過長時間的武力抗爭,但絲毫沒有動搖過中共的統治,而且受害的往往是西藏人。達賴喇嘛之所以說「不要激怒中國人」,相信是有感而發。

灰記亦順便轉而談談那本「奇書」,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雪域境外流亡記》(三年前的博文「宗教與政治的雜思」有談及)。此書由美國作家John F. Avedon,透過訪問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而撰寫完成,大陸學者尹建新翻譯成中文,原本作為中共內部了解「敵對勢力」的參考書。但西藏人民出版社卻於1988年3月在西藏拉薩公開出版發行。此書甫發行立即被搶購一空。一時間,書中的內容成為拉薩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但很快便被中共當局強令停止發行,回收售出的版本。不過,大陸的版本流到台灣後由當地一家出版社,經原作者授權後以繁體字於1991年再版,達賴喇嘛並為台灣版寫序。灰記手頭有一本。

IMG_9563這本小書中文版之所以在西藏引起哄動,相信主因是這是一本站在藏人立場寫的西藏現代史,對大批1959年以後出生的西藏人是極大的政治啟蒙。而灰記之所以記起這書,重讀這本書,是因為書中有一章節,「為西藏而鬥爭  1959-1984」,是講包括武裝鬥爭,以至準備實行恐怖主義的西藏(境外為主)抗爭史。

這章節亦講及同一時期,達賴喇嘛如何在流亡社區推動民主,把社會主義原則和議會民主兼收並蓄:「從幼年時代起,我就感到人民群眾多麼重要。因此,我認為任何有益於窮人、被壓迫者、最下層群眾的思想都是神聖的。從理論上說,馬克思主義也服務於大多數人---工人階級,這一點觸動了我;但在將這點付諸實踐方面,當今的共產國家都犯了些毛病,在這些國家裡存在一種僵化的氣氛,它事實上損害了人類生活的價值。另一方面,自由雖然必需,但人們行使這一自由的經濟機會也必須平等。所以,似乎兩種制度的某些部分都是需要的。」(114頁)

達賴喇嘛的政治理念,比當今香港很多盲目反共的「本土派」更有洞見。不過,達賴喇嘛要掛慮的不只是跟隨他流亡的十多萬人,而是西藏境內的六百萬同胞。其實自從1956年起,中共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陸續實行「民主改革」,強迫「公有化」,即沒收藏人的財產(主要是寺院的財產)、農產和牲畜之後,這些藏區的暴力反抗便沒有停止過。但在中國軍隊武力鎮壓,甚至出動轟炸機狂轟濫炸下,反抗徒勞,西藏人死傷無數。

於是大批藏人逃到達賴喇嘛仍是名義上首腦的西藏自治區,訴說中共的暴政,敦促噶廈政府不要再相信中國人,最終促成1959年的起義和達賴喇嘛出走。單是這次起義,就犧牲了超過8萬西藏人的性命。

1959年後,不願意臣服中國的西藏人組成了「四水六崗護國軍」,在境內打游擊。同時,美國中情局亦撰拔來自不同地區的流亡藏人,經過秘密訓練,成為國防自願軍,部分人再被空投進西藏,等候「全藏起義」的時機。

1962年中印因邊界問題發生軍事衝突。過去十年一真竭力保持與中國友好關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轉而求助美國。在美國中情局主導下,一支由流亡藏人組成的特種邊境部隊,代號二十二號營地,負責防守印度與中國海拔最高的邊界。透過加爾各答的無線電通訊,二十二號營地與境內的國防自願軍和游擊隊保持聯繫。印度軍方亦透過二十二號營地進行指揮。

另外有部分國防自願軍在西藏邊境一個極細小的古老王國木斯塘駐紮,伺機偷襲邊境的中國軍隊。木斯塘是尼泊爾的附庸國,換言之這些游擊隊是在尼泊爾默許下活動。在這些荒野地帶,只要中國軍隊人數差不多,每次突襲都會取勝。例如1966年「文革」初期一次突襲,殺死了解放軍西部軍分區司令員及全體參謀,搜獲大批有用的資料。「其中還有一份價值不㝷常的文件,在這份文件中中國自行透露,在1959年的叛亂中大約八萬七千名藏人喪生,而北京一直將這次叛亂說成一場小小的騷亂。」(134頁)

IMG_0893不過,邊境突襲對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沒有多少衝擊,而人數不多的自願軍長期在惡劣,缺乏補給的環境下,意志和體力是一大考驗。「有一位年青的游擊戰士,以前是西藏青年大會成員,應徵派到木斯塘是為了替換那些已達四、五十歲的人,他回憶說:『真是可悲!人們並不是死於槍彈,而是往返打一次仗就一命嗚呼。中國人只要一知道藏人又在進行襲擊,他們就會馬上派出巡邏隊切斷藏人的退路。人民解放軍精神十足,而我們的戰士卻連續奔波了幾個夜晚,因此這些上了年紀的人也就精疲力竭了。他們就拿出一罐咖啡,倒在碗裡,與湯湯水水攪拌在一起喝下去,這樣他們就支撐下去。但這樣幹過一兩次之後,他們的心臟都直往外蹦。』」(135頁)

「全藏起義」的時機始終沒有到來,國際形勢開始轉變。中蘇交惡,蘇聯口頭上對藏人的鬥爭感興趣,但從沒落實支持。中蘇交惡,亦令中美接近,七十年代初美國總統尼克遜決定與中國改善關係,中情局馬上停止支援西藏游擊隊。印度的邊境防守主要靠印度軍隊,對特種邊境部隊的援助亦隨之減少。

1971年孟加拉獨立戰爭,印度支持原為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脫離巴基斯坦獨立,這支特種邊境部隊還被印度派往東巴基斯坦參與對抗東巴軍隊的戰爭。伺機打回西藏的特種邊境部隊到頭來成為印巴爭雄的一粒棋子。

踏入七十年代,尼泊爾亦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1973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提出警告,如果尼泊爾不關閉西藏游擊隊基地,中國會直接採取行動。毛指的是木斯塘的國防自願軍。1974年,尼泊爾一面進行軍事部署,一面向木斯塘的游擊隊的首領旺堆將軍提出解決方案:「如果康巴人徹底投降,並解散各營地,尼方將提供近五十萬美元的『復興』援助,並保證讓這些康巴人享有土地權和房產權。」(137頁)但被國防軍的首席官員拉姆次仁拒絕,拉姆次仁更被尼泊爾當局軟禁。

後來尼泊爾對藏人發出最後通碟,若再不同意有條件投降,便會被逐出境。在形勢危急下,身在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作了錄音講話,要求國防自願軍解除武裝,亦同時派其負責安全局的噶倫扎卡拉到加德滿都,營救被軟禁的拉姆次仁。拉姆次仁獲尼泊爾當局釋放後,與扎卡拉一起前往國防自願軍的指揮部,扎卡拉携同了達賴喇嘛的錄音勸降。旺堆和其他高級軍官決定服從專者的勸告投降。不過,一位很受尊重,性格衝動的軍官帕村慷慨陳辭:「我從來未向中國人投降過,我又不能違背達賴喇嘛的命令。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全部返回西藏,寧可在那裡戰場上戰死,也不在恥辱中貪生。」(138頁)幾天後,兩名軍官隨帕村自殺身亡。

當尼泊爾當局知道游擊隊接受投降後便食言,拘捕及沒收他們的財產。旺堆帶同幾十個部下逃亡,有的逃到印度,旺堆則在戰鬥中死亡,為國防自願軍十多年的武裝鬥爭失敗劃上悲壯的句號。

另一方面,1970年,流亡社區的一群青年不滿流亡政府守舊和腐敗,成立了西藏青年大會。要留意的是,達賴喇嘛在西藏人心中有獨一無二的超然地位,對流亡政府不滿並不表示對達賴喇嘛不滿。藏青會後來「總結」秘密武裝鬥爭失敗的經驗,要訴諸恐怖主義。不過,可能因為達賴喇嘛有巨大的影響力,他轉向非暴力的中間道路,抑制了藏青會的激進主張,加上很多藏青會成員後來都成為流亡政府的官員或公務員,更會聽命於他們的專者。

曾經是藏青會領導的單巴,後來成了達賴喇嘛的助手,他的體驗可作旁證。「單巴隨同西藏領袖一道訪問了亞洲、歐洲、蘇聯、蒙古和美國。這種旅遊經驗以及他對許多青年大會同僚的觀察使得單巴確信西藏的不尋常希望並不在失敗的游擊隊,而是在傳統社會的力量,這一傳統社會已經重新建立並正在走向整個世界。」(144頁)

從1959年到1970年代初對中國的武裝鬥爭,起初應該不是達賴喇嘛的主張,那時他還很年輕,並未全面親政。但後來他一定知道,以至默許這條暴力抗爭路線。他由起初希望西藏獨立到後來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的真正自治,相信是經過深思熟慮,認為是最符合全體西藏人利益的方案。說得難聽一點,本來他就是西藏的法王,身份比皇帝還要神聖,他大可在外國高喊西藏從來不屬於中國,堅持舊西藏那套,甚且鼓動年青人施行暴力,以至恐怖主義,因為要犧牲的不會是他。但他拒絕一切虛榮與虛幻,除了致力發揚西藏最重要的文化資產藏傳佛教外,亦致力流亡藏人社區的現代化和民主化,與時並進。

當然,在專制中國愈來愈強硬下,非暴力的中間道路沒有寸進。境內感到「絕望」的西藏人這幾年以自焚方式明志,境外熱血的年青藏人又重提武裝爭取獨立,不惜再次成為國際政治的棋子。而所謂「今日西藏,明日香港」亦即表示香港的情況未至如西藏般「絕望」。

沒有人可否認香港的一制受到中國的一國嚴重壓制,但在「一國兩制」完全失敗前,爭取香港一制的「健康發展」仍有事有可為。至少無論激進本土還是泛民也好,都十分重視議會這個戰場。而由戴耀廷提出的「雷動計劃」,非建制盡力爭取立法會半數議席以抗衡政府和建制,雖然有點妙想天開,但理論上值得探討,也極需要有超越個人和政黨狹隘利益(包括精神上的滿足)的智慧和胸襟。而選戰以至議會抗爭絕對不需要暴力。

當然,現在很多年青人對「一國兩制」已不抱幻想,轉而嚮往自決/港獨。這些當然可以繼續討論和深化,什麼是香港價值?什麼是香港人?香港人可否是中國人?⋯⋯畢竟這是言論自由可貴之處,亦證明「一國兩制」即使如何虛偽,港獨言論至少暫時不會被禁止。灰記不久前依然可在共產黨掌控的商務印書館,看到被視為港獨的啟蒙書《香港城邦論》。

不過,如果香港一些年青人抱有電影Tibetan Warrior中某些要爭取西藏獨立的青年人相同的想法,他們真的要好好參考西藏的抗爭史,好好領悟幾十年來西藏人的犧牲,包括在游擊戰中戰死的無數西藏戰士,包括因為游擊戰走到末路而自殺的護國自願軍軍官帕村,包括中共以鎮壓「暴亂」之名殺害、監禁的無數西藏人,包括那百多名願意犧牲自己,不願犧牲他人的自焚者,包括西藏人的法王達賴喇嘛何以最終堅持非暴力的中間道路。

而對灰記而言,初二凌晨旺角發生的暴力,只是顯示仇警的義憤得到發洩,並沒有證明暴力抗爭有效。因為即使「革命導師」們如何推波助瀾,大家其實並未認真思考過暴力抗爭的代價,更遑論為此而作出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