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將以新指南指導國防戰略。所謂新指南是針對中國軍事「擴張」的防衛部署,被中方指為新的冷戰思維。
說到軍事擴張,戰後以至現在最窮兵黷武的莫過於日本的盟友美國。美國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大贏家,其軍事、政治、社會的影響力遍及全球,蘇聯解體前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可以抗衡一下。戰後歐美的民權運動興起、福利社會讓人民生活稍有保障,或多或少與民間左翼思潮,以及建制要與「社會主義」競爭有關。
曾經見證過蘇聯解體的英國左翼政治活躍份子Tariq Ali,寫了一本小書叫THE IDEA OF COMMUNISM(《共產主義的意念》),當中提到蘇聯自斯大林死後,由布里茲尼夫(Brezhnev)當蘇共總書記,被中國批評為修正主義(revisionism)的「超穩定」時代,普羅市民,特別工人,的確能過著「生活無憂」的日子,物資短缺及要排隊購買食物是事實,但不用擔心失業及饑餓貧困也是事實(當然,蘇聯的體制仍是極權主義,依然壓制言論表達自由,但思想上的禁制已不如斯大林時代的得心應手。此外,官僚的特權與腐敗亦令人民不滿,亦埋下蘇共滅亡的種子)。一些原先比蘇聯更先進的東歐集團國,如東德、捷克,以至波羅的海三國等,人民的生活比蘇聯更豐裕。
面對這樣的競爭,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自然要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福利主義盛行,年青人一代不少更受共產主義、左翼思潮影響,反叛建制,希望建立公平公義的理想新世界,可惜東歐陣營的體制太僵化,提供不了思想的養份,也沒有太多可借鑑的地方。他們轉而向古巴的哲古華拉和中國的毛澤東尋找智慧,不過,古巴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亦非理想,特別後者更乏善足陳。
「社會主義」理想的「虛幻」,敵不過資本主義的現實。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要向資本主義學習,美英兩個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資產階級,覺得對工人階級讓步太多,率先「起事」,列根及戴卓爾夫人強硬統治,國內大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福利,賤賣公共資產,即所謂私有化政策,全面向商界財團傾斜,從此,基層甚至中產過著動盪不安的日子;對外要壓倒蘇聯東歐陣營,與最終擁抱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暫時結盟。一九七九年,中國入侵越南,兩個原「社會主義」盟友反目,讓美國從越南撤軍的「屈辱」中得到一點安慰;然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和美英等聯手杯葛八零年莫斯科奧運會(老實說,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跟美國現在佔領阿富汗如出一轍,前者獲親蘇的阿富汗共產黨政權「邀請」,以維護「革命政權穩定」為名;後者扶植親美政權,以「反恐」為名。只是美國卻能脅迫盟國派兵奉陪,中國以及俄羅斯等只能默許美國的霸權行為罷了)。
話說回來,蘇聯的「全民社會」和中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沒有讓人民當家作主。缺乏人民的授權和監督,政權容易腐敗墮落。禁制人民言論思想自由,亦令社會和經濟一潭死水,令人民越來越不滿。加上美英列根(列根之後布殊延續,布殊之後克林頓亦奉行新自由主義)及戴卓爾夫人(她之後,無論保守黨還是工黨,均走右翼自由主義之路)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顛覆」,蘇聯東歐終至變天,即所謂「復辟」資本主義。
中國其實亦在「復辟」資本主義,只是不准人民挑戰執政共產黨的絕對權威,把敢於批評中共的學生和支援他們的人民,用軍隊鎮壓掉。二十年過去,全世界在新自由主義「蹂躪」下,開始反思經濟動盪、貧富懸殊惡化的原因,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普遍走向右傾排外,新移民/ 基層成了經濟不景的代罪羔羊,一個又一個的右傾政權勝出,如英、法、德…等。美國的奧巴馬「新政」換湯不換藥。反而美國的後園—-拉丁美洲,人民相繼選出較照顧基層利益,較捍衛公有資源的左傾政權,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拉圭…等。但總體而言,由列根、戴卓爾夫人啟動的,敵視基層及工人的惡質資本主義當道。
與之相呼應的是美國(英國跟在後面呼喊)在全世界的戰略部署,在歐洲拼命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版圖,以制衡俄羅斯。在東北亞則繼續其圍堵中國政策,日韓是十分重要棋子,日本的新指南應是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亦即是中國作為日韓以至美國的廉價工廠的價值越來越低,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威脅越來越大,因而產生對中國的防範。
中國官方新華網反駁日本的中國軍事威懾論,指「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無意也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
「按人均計算,中國軍費也只有日本的7分之1,而中國的領土面積幾乎是日本的26倍。」
「日本的這種思維錯位正是西方社會一些勢力緊抱「冷戰思維」不放的表現。」
的確,曾經侵佔中國,為眾多中國人民帶來災難的日本,今天說出中國軍事威懾的話,確實有點刺耳。不過,資本主義的遊戲是競爭、掠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因亦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競爭、掠奪。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參與了競爭、掠奪的遊戲,即使如何韜光養晦,也不免露出鋒芒。中國在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中的所作作為,除了不侵佔人家的領土,跟以往帝國主義者究竟有多大分別?
俄式及中式「社會主義」實驗暫告失敗後(Tariq Ali的小書指,歐洲的資本主義要經過幾百年的拉扯才戰勝封建主義,中間曾經歷帝制復辟,一些基本人權如婦女及少數族裔投票權,要到十九、二十世紀才實現。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幾十年歷史,而且不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俄、中的失敗便宣判社會/共產主義死亡,未免過於武斷),的確沒有了道德感召,失去了話語權。
所謂歷史發展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今天俄式及中式「社會主義」被唾棄,如果中共黨人依然相信共產主義理想,便必須反思這個聲稱解放全人類的政治體制可以如何達至?正所謂end does not justify means(不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正是中共一直以來的「革命實用主義」,即最重要是奪取政權維持政權,實踐的是那碼子的社會主義不打緊,人民生活是否過得好不打緊,曾經許諾的民主、人權、自由是否落實不打緊,導致中共喪失民心,對內對外,只能以龐大的軍費和維穩費支撐大局。
害怕失掉政權所造成「草木皆兵」的心態,動輒把批評者/異見者定性為敵人,輕則監控,重則收監,讓中共政權變得極度被動。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是顯著例子︰如果說西方社會要以他們的價值「強加」中國,這是因為中共提供了太多「彈藥」給他們;如果說劉曉波言論親西方,這也是中共的高壓統治以及對他的迫害讓人投向西方懷抱。中共以軍隊鎮壓學生平民,以公安秘密警察監控打壓人民,即使如何聲撕力竭說自己愛好和平,也必定被別有用心者,如日本右翼政權「抹黑」成對外軍事擴張。
中共要化被動為主動,唯一方法是積極回應《零八憲章》的訴求,積極回應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陳述。換言之,中共所提倡的「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在與人民大和解的前提上。大和解意味和人民在平等的基礎討論如何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大和解亦意味官僚特權和利益會損失相當一部分,這亦是中共官僚利益集團的死結所在,要官僚們讓利等於要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讓步,殊不容易。問題是拖延下去,最終可能導致另一次更大規模的「六四」屠殺或暴力的「亡黨亡國」,導致官僚們政權失落後利益特權盡失,甚至被憤怒的人民清算。
只可惜據聞中共未來執政者,以習近平為首的太子黨死硬集團,將不惜一切維護這個父輩打下來的江山,中共對內對外可能更為強硬,令美日等「別有用心者」更有機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