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持久戰的開始

好友說，729一定會有很多人走出來，至少九萬人是多還是少？對中共及其附庸特區政府，可能如果沒有零三年「七一」反23條那麼多人，就不算多人。人多人少，民心向背，大家有目共睹。對灰記來說，最重要是普通人的覺醒，這次中學生、家長及教師作主導的反國民教育運動，是普通市民自發反對中共進一步控制香港的運動，而且並非如每年「七一」表表態的遊行，而是學生、家長、教師及市民組成了聯盟，不少參與者抱有作持久戰的決心。

灰記在遊行隊伍中，除了聽到「反對洗腦教育」、「吳克儉下台」外，亦不只一次聽到遊行者跟一起遊行的親人、朋友說，「一定唔能夠俾佢推行國民教育，如果推得成，下一步就係23條立法。」這種「覺醒」是十分重要的，國民教育並非單一議題，而是中共要操控香港的重要一環，反洗腦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要知道，中共在幕後主導的國民教育，這是赤祼祼的破壞一國兩制，粗暴干預香港內政，香港政府竟沒有多少自主權。灰記還要向港府多踏一腳，是你們雙手奉送特區的自主權，可惡！

因此，向中共投誠的譚惠珠，以至港府領導層的林鄭月娥、吳克儉，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成員張志剛、甚至掛名負責「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委員會主席李焯芬…，都赤膊上陣，竭力為國民教育保駕護航，即使眾多市民上街後，林鄭及吳克儉仍然堅持九月在小學推行國民教育；而「左報」更不遺餘力抹黑729遊行，甚至公然侮辱參加遊行的家長無腦。無他，強推國民教育是中共的旨意，叫停國民教育不由港府作主。正如當年撤回23條立法，最終由中共決定一樣。

話雖如此，縱然港府自廢武功(由疑似黨員任特首，怎不可能不自廢武功)，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仍未作廢，而香港人亦只有依靠這些基本權利抗爭到底，別無他途。

國民教育之所以是一重要戰場，因為中共深明，要「收復」殖民地時代長大，以及殖民時代從大陸移居的香港人的心，是mission impossible，當然識時務者和甘當順民者除外。因此「抓教育」，塑造「愛國愛港」的娃娃就成了重中之重，再過它十年八年，經過「偉大的改造心靈工程」，香港人心自然「回歸」。

中共這種心思，跟隨黨走了數十年的老港共最清楚，其中一位是傳統「愛國」學校「教主」吳康民。為了黨的事業，退休了的吳老亦赤膊上陣，寫文護航。但這類喝了數十年黨的「狼奶」的老黨員，經歷過這個政黨走向專制獨裁變質，卻沒有能力或沒有勇氣全面反省，結果最終只能訴諸「敵情」思維，為「洗腦」教育開脫。

因此，明明是一群中學生自組的學民思潮，不希望自己的學妹學弟被充滿黨國意識的國民教育所荼毒，明明是一群家長受這些中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和熱誠所感動，亦發覺課程完全要求學生正面認識被中共騎劫的中國，以至作為教課書範本的國情手冊肉麻地為中共歌功頌德，不怕貽笑大方，所謂「無私、團結、進步」的執政集團，把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形容為世界上最優越的政治制度，因而「驚醒」要為自己的子女做一點事，組成家長關注組叫停「洗腦」的國民教育。

在這位看不起和不信任殖民地時期長大的香港人(親共者除外)的老港共眼中，任何事情背後一定有複雜的敵情和陰謀詭計。

「…所以我一再表示，現在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的時候，如果不義正詞嚴地站出來，如果中央以及其駐港的聯絡辦，不正視這種嚴峻的局面，不採取有效措施，恐怕將來的發展會更加嚴重。

利益集團等攻擊梁振英的班子，迫使麥齊光辭職之後，自以為初戰得勝，陸續製造事件，逼梁振英屈服或者下台。此計不成，現在便集中打『國民教育』這一仗，並動員學生、教師、家長齊齊出動。又是叫囂、又是刊登廣告、又是示威遊行。好像學校因『國民教育』而走向『世界末日』，學生因『國民教育』便是受強迫『吸毒』一樣。」

老港共是在詆譭學民思潮的同學和關注組的家長，香港利益集團(好像親共的就不是利益集團，李嘉誠等當然是利益集團，難道他們跟中共沒有利益關係嗎？那陳啟宗就不是利益集團了嗎？)、「港英餘孽」、泛民主派有何盤算是另一回事，他們要抽反國民教育運動的水亦是另一回事，但絕對不是利益集團等動員學生、家長、教師「搞事」，吳康民這樣說是侮辱港人智慧，侮辱關注組和學民思潮及敢言的老師，如果他還有半點integrity，應就自己的失言道歉。

但問題是他故意失言，故意上綱上線，因為推行國民教育是黨在香港「收復人心」的重要工作，面對民間強烈反彈，只能危言聳聽，希望恫嚇怕部分意志薄弱的市民，令他們退縮。

老實說，自從中共無所不用其極，自從中聯辦不避忌走到台前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把梁振英送上特首「寶座」，「攻擊」梁振英這個黨人特首，是捍衛一國兩制，反對中共明目張膽干預香港內政應有之義，絕對不是甚麼陰謀詭計。因為是中共及其同路「攻擊」香港這一制，摧毀香港自治在先，香港人只是退無可退的站起來吧了。

 灰記以為，吳康民撰文，除了響應黨的號召，也順便發洩怨氣。這類老港共心理不平衡，有其原因。他們在港英年代為中共賣命，受港英政府的欺凌，以為盼到九七中共收回香港，港共可以大展奉腳。但事與願違，中共從現實出發，拋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安撫非共的香港人，港共做不了治港核心，做不了特區政府領導，只能做輔助特區政府管治的保皇黨。更甚者，中共實用主義掛帥，選中那個不願放棄英國爵士銜頭的「港英餘孽」曾蔭權，代替「愛國商人」董建華做特首，怎不教吳老這類老港共氣憤。

問題是中共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專制政黨，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吳老沒勇氣高舉港共旗幟，反對「港英餘孽」治港，因為作為黨人，跟黨決裂便失去了退休待遇，這是很多跟黨走了半輩子的人轉不頭來的物質原因，精神上當然亦設法說服自己黨縱有千錯萬錯，今天的局面得來不易，中心思想永脫不了為黨盤算。於是，心裡不服氣便只能「單單打打」、「陰陽怪氣」一番，這是在港中共同路人的「痛苦」，但作為有自由意志的香港人，明白是一回事，但絕不能體諒，因為傳統「愛國」陣營是中共的馬前卒，為了完成黨交託的任務，是不惜與大多數港人為敵。

因此，吳老及眾多護航者「輕描淡寫」說國民教育內容如有偏頗，改了便是，其實暗藏極大殺機。但事到如今，仍珍惜自主的香港人，只能「迎戰」，向中共倒行逆施說不。最後奉上學者黃國鉅的文章《國民教育，錯在「國民」》，以反駁由特區政府以至港共人士，包括吳康民所說，外國也有國民教育的謊言，以正視聽。

「…觀乎民主自由國家，只聞有『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而未聞有『國民教育』（北韓、伊朗等獨裁專制國家自然除外）。公民教育的目的，是讓人民認識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從立國歷史、憲法精神、政治制度、人民基本權利等，培養成有意識和責任感的公民，是智性的認識，與所謂國民教育的『認同祖國、培養民族自豪感』的感性認識，兩者風馬牛不相及，且互相牴觸。

甚至連政府自己的諮詢文件，引用日本、新加坡、南韓、意大利、法國、愛爾蘭等所謂『外國例子』，都只見有『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一詞，而未見有任何國家推行『國民教育』一例。然而，諮詢文件卻竟然以『不同國家推行國民／公民教育的課』來描述之，可謂偷換概念的極品。…

國家認同並非什麼天經地義之事，一個人沒有義務認同國家，對國家有否感情，也是自然而然，不應通過教育手段來達致。等於一個美國人，討厭美國在國際上橫行霸道，要移民加拿大，也是他自己的選擇，其他人無從置喙。如果硬要推行，所謂的認同，就變成簡單的『我=它』，硬把自己投射到一個更大的群體上。（如策發會文件提到的所謂『we-ness』的建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把認同對象一些負面的東西排除掉，這認同才能成立。於是，認同的後果，就是掩蓋自己國家民族歷史的醜惡面，文過飾非、塗脂抹粉，造成認知上的扭曲和盲點，認為自己國家『什麼都是好』，『什麼都是對』的沙文主義。…

况且，香港「回歸中國」，成為「中國人」，既非香港人自己的選擇，也非香港人奮鬥的結果。試問什麼人會對一些並非自己選擇的歷史事實，表示感動認同呢？答案恐怕只是一些隨風擺柳、沒有原則的人的虛偽行為。…」

「弔詭」的是，以往香港教育局的指引是「德育及公民教育」，也是「一個唔該」改成「德育及國民教育」。中共要特區政府推行此一「偉大的改造心靈工程」的「決心」盡在其中，而實用至上的中共，不「強求」你愛中國，最重要是你順從中共政權，讓它「千秋萬世」，這是推行「國民教育」的唯一目的。

太平洋中綠島的想像

猛如洪水的國民教育，連同港式填鴨教育，貽害莘莘學子。灰記在講「心儀」多年的綠島前，必定要再詛咒卑劣不堪的國民教育。灰記以為，國民教育毫不必要，特別是還有言禁和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國民教育是罪，而偏偏香港的宗主國就是一個充滿言禁和各式各樣政治犯的一黨專制國度。

灰記終於有機會到「心儀」已久的綠島走一趟。這個在台灣東面，坐落太平洋的小島，景色的確優美，吸引主要來自台灣本島的遊客，參與不同的水上活動。當然，灰記並非只為了欣賞綠島的景色，更沒有參與任何水上活動，而是希望「重溫」歷史，「感受」一下這美麗小島殘酷的一面，探訪那幾座曾經禁閉一個又一個政治犯的監獄。

島上的居民說，不喜歡現在的喧鬧，很緬懷綠島過去的恬靜。這令灰記想起青少年時代已熟悉的《綠島小夜曲》所描寫的靜，「…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姑娘喲妳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雖然現在的說法認為《綠島小夜曲》並非描寫綠島，但這首歌曲卻曾與被迫「滯留」這小島的人扯上關係，其中一個在此坐了23年牢的政治犯高鈺鐺，出獄中風後曾託家人傳話說自己是《綠島小夜曲》的作曲者，但不久去世，死無對證。

而曾在綠島坐過政治牢的柏陽，在2001年造訪曾坐牢九年的綠洲山莊(七零代以後，大部分的政治犯都在此服刑，現在成了人權紀念公園，供遊人重溫白色恐怖時代的歷史)，也提到《綠島小夜曲》的創作傳說。

「…當時政治犯送到綠島後，被迫苦勞，圍起一圈鐵絲網，以咕咾石砌屋，並在其中挖一鴻溝區隔男女囚犯。其中的一對不知名的囚犯，不知是夫妻還是情侶，偶以字條互訴情衷。一天，其中一人寫了一首詩想要拋過鴻溝給對方，不幸紙條掉進鴻溝，兩人極為恐懼，先後失蹤。紙條由管理員撿起後，呈送警備總部秘不外宣。由於詩文內容優美感人，更無怨恨之詞，內部人員深受感動，口耳相傳，六○年代遂由名作曲家周藍萍譜為「綠島小夜曲」。至於這首詩的作者，是男方或女方，迄今不詳。…」(《「綠島小夜曲」的著作權保護》)

不過，現在台灣人都傾向相信這是一首並非描述綠島的情歌，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呀搖 …」 在白色恐怖時代，這兩句歌詞亦曾被審查，懷疑暗喻台灣國民黨政權像一條在黑暗中搖搖欲墜的船，作曲作詞人周藍萍和潘英傑被有關單位多次查問，不過，這是首純粹的情歌，任憑情治人員如何有想像力，怎也查不出作曲作詞人有任何反政府的「陰謀」。

然而這首沒有任何反政府「陰謀」的美麗情歌，一度成了禁歌以後，反而是很多流亡海外台獨異議者的精神歌曲，甚至被形容為台灣國歌。灰記則曾長時間想像，一個又一個被關押的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內，夜幕低垂的時候，想著自己未必能活著出去，偷偷啍著這小曲︰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的向妳傾訴… 這綠島的夜 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喲 妳為什麼  還是默默無語 」把心愛的台灣，把想念的愛人…統統寄情於歌詞之中。

在攝氏35度的高溫和猛烈的陽光下，灰記和朋友在碼頭坐環島公車，車上就只有我倆，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就來到座落離太平洋沿岸不遠的綠洲山莊，現在變成人權紀念公園，以前的監獄變成人權博物館。在公園近海處的其中一塊巨石，就寫上蔣介石最愛的題字「毋忘在莒」(比喻要收復國土)，大門的右邊赫然看到四個大字「滅共復國」，「愛國」宣傳味道極重。

綠洲山莊，不經意以為是甚麼風景區，但其實真正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於1972年建成，綠洲山莊只是對外的稱謂，反映冷戰時聲稱「自由世界」一員的中華民國，對自己有大量政治犯，其實亦有所忌諱。但解決的方法不是開放言禁、黨禁，而是自欺欺人地掩飾。這個監獄山莊，囚禁過很多大家熟悉與不熟悉的台灣人，柏陽、施明德、施明正(施明德哥哥，響應弟弟獄中絕食而死)、呂秀蓮、陳水扁、李敖、陳映真、姚嘉文 、王幸男、陳菊、余登發…當中不少後來成了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人，陳水扁和呂秀蓮更曾當選台灣總統和副總統。

雖然這些政治人物，部分後來被指腐化墮落，或者以權謀私，如陳水扁，或者到大陸向中共獻媚，如李敖，但他們都曾為台灣的自主、尊嚴以及民主化而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灰記在想，強制的國家主義和一黨獨裁，企圖利用政治灌輸和政治迫害製造虛幻的國家認同及國民身份，只會引起反彈。特別對著經歷不同國家統治，但有著自己獨特歷史，經常要為生存而奮鬥的台灣人，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台獨或台灣人自決其實是台灣近代發展必然的步伐。

在綠島人權紀念公園，灰記又看到監獄遺址的牆上，已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然後，灰記再漫步到離感訓監獄不遠處的新生訓導處的遺址，這是五十年代瘋狂反共年代，關押/改造政治犯和共軍戰俘的地方。

在那個國民黨戰敗據守台灣的日子，面對對岸新成立，朝氣勃勃的中共政權(中共專制、腐敗、墮落、迫害異見人士則是後話)，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國民黨政府，把共黨分子、左傾分子、甚至只是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關押於這個新生訓導處勞役、洗腦，高鋒時有二千政治犯集中於此，當中有近百女士 。當局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強迫政治犯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的口號。五三年曾發生「再叛亂案」，處決十幾人。

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早已在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中表露無遺，那時只是國民黨「光復」台灣一年多。由當局查禁私煙引發的群眾起義，罷工罷市，官民衝突，令國民黨的統治陷入重大危機。國民黨最後派軍隊鎮壓「叛亂」，屠殺大批台灣人。民主化後，李登輝代表國民黨向受害人道歉，建立紀念館，有名有姓的遇害者10324人，實際死難人數已不可考。「二二八」事件，台共/ 中共地下黨亦有參與組織武裝鬥爭但失敗，不少共產黨人被捕被處決。這是國民黨瘋狂反共的背景，但實際上，國民黨專制、腐敗、無能的統治，對本省人以及原住民的歧視，經「二二八」後，已播下台獨的種子。

諷刺的是，參與「二二八叛亂」的台灣共產黨人，其實是配合在大陸的中共，希望有朝一日「解放台灣」。多得台灣的民主化，令親共左傾的作者可以著書立說，灰記正閱讀台灣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藍博洲寫的《台共黨人的悲歌》，內容由一九六八年元旦一件自殺事件講起，當時仍未成為政治犯的柏陽，一月底在《自立晚報》連續三天寫了關於一個名為楊揚的年青人的自殺事件。原來這位年青人在旅館自殺後，檢察官召柏陽往驗屍，因死者留有給柏陽的遺書(楊揚是他的讀者)。內容如下︰

「柏老︰

以你老的盍(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像，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啟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

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獎劵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揚(思中)上」

《台共黨人的悲歌》由這封遺書開始，追尋楊揚父親張志忠和母親季澐，由「光復」以後，到五十年代初先後被處決，中間的活動印記。張志忠，原名張梗，台灣嘉義新港人，上世紀二十年代往廈門讀中學，接觸台共人士蔡孝乾等，三十年代往上海参與反日活動，後赴延安加入中共，參加新四軍。日本投降被中共派往台灣，以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委員及武裝部長身份，整合台灣的親共力量。「二二八」事件後負責組織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失敗後，欲再整合軍事力量赴山區打游擊不果，潛伏兩三年後，與妻子季澐先後被捕。季澐於五零年底被處決，張則於五三年被判死刑，整個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亦被搗破。張志忠雖被刑訊迫供，始終沒有出賣同志，是一名硬漢子，於五四年被處決。而楊揚自幼成孤兒，由叔父養大，因出自共黨家庭飽受歧視而性格「怪異」，最終自殺了結不幸和短暫的生命。而張志忠幼女素梅亦不幸於中學畢業後，罹患腸癌病故。

為理想為革命犧牲的人，那個年代真是不勝枚舉，與獨裁專制底下堅持信念而犧性的人一樣，都屬可歌可泣，為人類留下珍貴的「身教」。

我們看看台共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主張︰

(一)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二)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三)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四)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反對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

再回到那兩句褪色的口號「共產即共慘  台獨即台毒」，其實台獨主張並非由民進黨開始，而是在日治時期由台灣共產黨提出。這個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台共，在政綱上寫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及「建立台灣共和國」。而一九三一年中共台灣支部取代台共，亦沒有放棄台獨主張。另外，於三二年在廣州成立的台灣民主黨亦主張台灣獨立，「本黨根據民族自主的精神，推翻異民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而以建立台灣漢民族的台灣民主國為目的」。

而這種民族自決的主張，亦受到當時國共兩黨支持。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於黃埔政治部講演＜孫中山和台灣＞時，說到：「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虐待的情形，委實和高麗並無兩樣。

所以，我們主張台灣民族應該獨立。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應該採取的路線，是聯合與台灣同一境遇的朝鮮，及我們東方被壓迫民族，對抗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 。」

至於中共，也曾支持台灣獨立運動，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提及：『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之後，如果朝鮮人，想要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對他們的獨立鬥爭將加以熱烈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

其實作為共產黨人，支持民族自決是很自然的事，蓋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前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的構想，後來更撰寫理論，支持民族自決，「殖民地社會中的弱小民族承受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為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列寧的最高提示也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台獨起源—從列寧民族自決論到台共綱領」)

當然蘇共，以至國共當掌有政權，或即將掌有政權時，都變成講一套做一套。民族和地方「自決和獨立」都成了「死罪」，一切都要服膺於一個大國的主體意識之下。灰記在想，1947年時的張志忠，是否仍記得台共的台獨綱領，還是到了延安參加中共以後，慢慢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成了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作為共產黨人，當時的張志忠，是否仍是「赤誠」地相信，共產黨人掌權後，真能「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真能「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還是早已習慣由上而下的組織命令和鐵一般的紀律？灰記又在想， 如果當時中共成功「解放」台灣，今天台灣是否還有民主化的希望？中共更「有效」的一元化統治，會否更能壓平島內所有「噪音」，不管來自老台共、原住民、自由主義者… 還是台灣的反抗會幅射到全中國？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最後，灰記回到「日治時期的台獨主張」的結尾部分，

「日治時期的台獨思想，有一值得觀察之處，即對中國並不採取敵視態度，島內外種種脫離日本的台獨行動，有些甚至還奠基於對中國的認同之上，且這種認同，非但是漢裔種族文化上之認同，而且還含有政治上的認同。

相對的，中國對台獨亦不排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支持贊同的。

雙方之所以如此，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有幻想，希冀先以台獨為策略性的過渡，最終，仍希望能回歸中國。

至於中國，在沒有能力幫助台灣，解除日本殖民統治之時，能鼓勵台灣獨立，脫離日本掌控，對中國自然有利，故也樂觀其成。」

好一句「是有些台灣人對祖國仍存大幻想」，這個所謂祖國，除了抽象迷糊，往往充滿欺騙性，最重要是在地人民的親身經驗和選擇，尤其當大家看到，國家原來是一小撮人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時，有甚麼馨香。由綠島開始，台灣人的痛苦經驗，台灣人所發展出來的自決意識，是對盲目的「國民教育」和一國意識最有力的回話。

爸爸媽媽憤怒了

由學民思潮發起的「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聲勢越來越大，過千家長聯署「爸爸媽媽齊來叫停國民教育」，登報發表聲明︰

…教育局頒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中的「國民教育」概念，偏頗、倒退和落後，未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之餘，教學示範中更不乏荒謬和匪夷所思的例子，令我們感到擔憂和憤怒。…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叫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試行計劃，並且重新啟動全面的公開諮詢，以家長、前線教師和學生為重點諮詢對象；…我們不反對子女深入認識中國，但對中國的認識，應超越狹隘的國族主義，並引入更能與世界接軌的「公民教育」內容，包括探討公民在本地、國家及國際層面應擔當的角色，以及培養公義、和平、多元、包容、人權和民主等普世價值；我們認為，教育本來就應該著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從多角度出發，客觀持平地認識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狀況，同時教育學生理解和尊重多元民族文化。…

雖然灰記一向對港英統治無好感，認為港英時期的教育是扼殺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填鴨教育(九七後則變本加厲，填鴨加洗腦，香港學生可算是全球最不開心的其中一群)，但灰記也不能抹殺港英時代成長的一代，多少有點國際視野，少一點狹隘極端的思維，而這種相對包容的心態，亦是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城市所必須的。而這些家長最年青的也有在港英時期成長的烙印，眼見「洗腦國民教育」是在中共要求及「引導」下，香港傳統「愛國」陣營和黨人當道的特區政府聯合推行的「硬任務」，目的要製造一批盲目愛黨的「愛國」分子，必要時可以盲目排斥異己，排斥多元，為黨所用。他們為了自己子女的成長著想，「忍無可忍」地要站出來說不。

這種心態，其實與不少港人心態一樣，眼見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以至不講原則的建制派，越來越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如無物，即共產黨在親共派的簇擁下「殺到埋身」，退無可退下所引發出來的「擔憂和憤怒」。

國民教育的偏頗、狹隘真是不勝枚舉，總之就是那幾句，「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祖國好，香港好」。不過，一直擅長宣傳的中共，隱瞞、扭曲歷史的事例也是不勝枚舉。來自傳統「愛國」陣營家庭的傳媒人安裕，就偏頗的國民教育，寫了一篇名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文章，當中就有對中共長期宣傳的抗戰提出質問。

在引述他的質問前，灰記要指出，很多當年跟共產黨走的人，都是為了出於單純的愛國心，希望挽救中國免於滅亡，而非擁護中共及中共所詮釋的馬列主義，如老愛國羅孚。至於他們今天是否覺得上當受騙，則各有各的修為吧。但中共式國民教育的欺騙性則並無改變，概中共在大權獨攬，沒有有力的民間監督以及缺乏民主參與的官僚體制下，為所欲為，沒有反省歷史的誘因。

再回到安裕的質問︰

「…我只想問志切提供『正面資訊』那幾位教師﹕抗日戰爭是誰打的？這肯定是國民教育，連《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從抗日戰爭催生出來，不可能不是國民教育了吧。我要的是一字一句確實證言，不要梁振英那種繞圈子式的，例如回答「基本上，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生死一戰」，然後拐個大彎說中共佔領多少敵後區，多少百萬人投入抗戰。我是問淞滬抗戰、武漢會戰、台兒莊戰役這些是誰打的。這三場戰役有勝有負，是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戰鬥。淞滬會戰，中國出動六十萬軍力，日軍三十萬，中國此役兵力佔全國總軍力六成，李宗仁在回憶錄說，『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死傷輒以千計，是我們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役』。這一戰打了三個月，中國軍隊陣亡十五萬人。十五萬是什麼概念，美軍在整場二戰東西兩戰線加起來死了二十九萬二千人。也就是說，一場淞滬戰役，中國死了美軍在整個二戰陣亡將士的一半。

抗日將領孫元良在口述歷史說，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戰役、常德戰役、衡陽戰役、緬甸戰役，『殺得屍橫遍野，鬼哭神號，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無一兵一卒參加……八年抗戰，國軍將官陣亡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名（張自忠、李家鈺）。與此比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一個團長都沒有陣亡……請問他們抗戰是怎麼抗的？』

這些多角度國民教育思考及內容，會出現在我們給孩子的課本裏嗎？」

如果說學習歷史和文化，認識中國現況及過去，才是自然培養「愛國情操」的正道(灰記本人則早已與愛國主義說再見)，抗戰歷史與國共恩怨，其實有很多值得讓下一代認知和評議之處，亦是學習的歷史上佳材料。但最重要能超越兩黨的黨派利益，才能有更中肯的認識。但現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都是中共主旋律的那一套，很難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認清歷史，只會繼續「無私、團結、進步」的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擊敗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和統一中國。雖然經過一些曲折，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成為在國際社會有影響力的第二大經濟體系。

中共及其代理人其實並不真的希望學深入了解「國家」，了解歷史，因為他們知道，經過真正深入的了解，中共的偉、光、正便會大打折扣，甚至被顛覆。所以「適可而止」的「洗腦」才合他們的脾胃。因此，教育局反智地建議初中不用教授歷史；因此，教育局依賴「愛國」團體制訂那本不堪入目的中國模式的國情手冊，向中小學推廣。

至於官方及建制中人，如那位曾掌管教育的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甚麼家長反應太激烈，學校有彈性推行國民教育，不存在洗腦問題，有甚麼家長可向學校反映；或者香港社會開放，不存在單方面灌輸等的辯詞，都是逃避回應問題，都是把香港人當成白痴。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頂得住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把國民教育強推下去，假以時日，必有收獲。只要有三、四成學生被「培養」成「國民小先鋒」，再加上到時23條立法「水到渠成」，政客們，包括泛民政客進一步受收編，傳媒進一步自律，順民社會便可大功告成。這是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的其中一步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盲目愛國主義的禍害屢見不鮮，國共都以「愛國」/「革命」之名迫害過無數人民。而德國的納綷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曾令本國和別國人民受苦受害。慘受核爆之苦的廣島人，對日本的愛國教育最有意見。灰記看過一則2003年的有關新聞，由《明報》轉載︰

「今年(2003年)3月自殺的小學校長敬德和廣（譯音）和在7月初輕生的廣島縣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山岡勝吉（譯音），均曾公開反對強迫學校升國旗和唱國歌，而這兩種做法正是日本政府近年積極要年輕人重新認同本身價值的舉措。文部省早於1998年要求各縣教育委員會整頓縣內各學校，限定在開學日和畢業典禮必須升國旗和唱國歌。1999年2月，廣島縣立世羅高等學校的校長，由於牽涉入是否在畢業禮唱國歌的爭論而自殺，此後縣內有122名初中、高中教師因反對在畢業禮升國旗和唱國歌而被懲處。…

福岡縣的教師便拒絕在學生成績表上，為他們的「愛國程度」評分。一名退休校長表示：「愛國主義在戰爭或國家發生危緊事件時很吃香，就如我們看見布希在戰時的支持率劇升一樣。但這樣的愛國主義很危險。」

日本的部分教育工作者汲取軍國主義的教訓，堅決反對「愛國」教育，雖然以自殺方式未免「悲壯」了一點。相反，香港最大教員工會，號稱泛民的教協，在反對強推國民教育上，態度低調及漠糊得多，要待學民思潮及家長們強烈表態後才加入抗議行列，其領導層之保守和後知後覺可見一斑。

教育進步同盟照片

從捍衛一國兩制的角度看，叫停國民教育是重要「戰役」，如果能迫令教育局停止九月的「試驗」，甚至驅趕那位漠視香港自治，漠視香港一制的尊嚴，秘密到北京「求救」或「領旨」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可增強香港人捍衛高度自治的信心。未知學生、家長、教師以至市民是否有此共識，團結抗爭，從反洗腦國民教育，反填鴨式考試主導教育開始，建設新的「香港價值」。

戰場上的明信片及其他戰場

灰記又要說句老套話，以人為本是否終於敵不過主義和意識型態，人始終是主義/意識型態的產物？

剛去世的日本老導演新藤兼人的遺作，《戰場上的明信片》，道盡兩者的「辯證」關係。雷影以日本臨戰敗仍不斷徵兵送死做背景，反映此荒謬政策對人民造成的創傷，反映天皇體制和軍國主義視人命如草芥的殘酷。

電影的所有人物，包括「運氣」較好，不用赴戰場的松山啟太(他是一百人當中僅有幾個，因為抽到「好籤」而沒有被派往打必敗的仗，因為1944年後，日本已成強弩之末)；託松山把妻子友子寄給他的明信片帶回給妻子的森田定造(森田戰死)；接替哥哥定造「迎娶」嫂子的三平(亦被徵召而戰死)；先後對三個男人(森田兄弟及松山)投入感情的友子；友子的家翁和家姑(家翁因兩子戰死的悲傷加上不堪操勞而猝死；家姑不堪打擊而自縊身亡)，以至那個對友子「虎視眈眈」的區長等，都是主義和意識型態，即日本天皇萬歲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犧性品」。

而友子在明信片所寫的，沒有你在身邊的節慶，倍感寂寞(大意)，是對「集體主義」的最有力回話。

但即使是反戰題材，偉大導演的演譯的確有其見地。松山和森田被一枝籤分隔，命運各異，特別松山戰後回到家鄉，發現妻子和自己的父親私奔了，道盡人在主義/意識型態的「操弄」下的荒謬。為國犧牲的代價是甚麼？

灰記印象最深刻是友子這個角色，看來是默默承受的傳統日本女子，到後來所爆發出來的情感與欲望，是對加諸女性的主義和意識型態的最終「反叛」。電影的結局，兩位被戰爭，被主義和意識型態詛咒的倖存者，把代表承受所有傳統的祖屋燒掉，重新栽種上金黃的農作物，雖很有反戰味，但這是還未結束的戰爭！

對灰記而言，之所之戰爭還未結束，是因為主義和意識型態的操作並末停止。二戰後的冷戰也是一場歷時近五十年的戰爭。今天沒有了「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之爭，但戰爭仍未結束，依然有不少以國土統一、國家安全為名的戰爭，由大國主導。美國的反恐愛國主義也是很「厲害」的主義/意識型態，主流美國人深受影響，至少對此似是而非的意識操作沒有作出抗拒，任由美國窮兵黷武，發動各動大小的戰爭。美國人可能不像當年垂敗的日本人一樣，遠赴戰場代表著自己的死亡。今天的戰爭更可怕，殺傷的對象主要是平民，軍人的傷亡機會低得多。但今日被派駐外國的美軍，取代了當年東亞的日本兵，成了憎惡的對象。

對主義/意識型態，由此引伸的戰爭的反思，並非主流產物。日、美的反戰呼聲始終佔少數，愛國主義仍是主旋律，但這些反對聲音有份量。如新藤兼人、金井正、黑澤明等的反戰電影，大江健三郎的書寫，喬姆斯基的政論…。這些反對聲音能否影響人心，甚至與愛國主義教育抗衝，不好說。

回到香港的現實，只有國族主義可以售賣的中國共產黨，在完成了黨人治港的部署之後，加緊推動國民教育，九月由小學開始，進行有害的愛國教育。這事引起一群中學生及部分家長的反彈，齊起反對。現在有約三分一學校暫緩推行國民教育科。但教育局聲明，最遲於一五至一六年度，必須推行國民教育科。

灰記以為，愛國主義已經糟透，現在是歌頌中共的國民教育，則更災難性。特別現在中共自詡大國崛起，要在世界資本主義戰場爭奪，行徑與歐美列強已相去不遠。現在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訓練出大批誓要中國第一的仇外「憤青」，他們可能就是中國窮兵黷武的後盾。

國族主義的殺傷力，在於其盲目性，例如，XX地方自古以來是我們的地方，XX地方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XX是民族分裂的罪人…他們只要你熟讀這些方程式，不要深究其中的來龍去脈。於是有甚麼問題都是外國的錯，都是「反華」勢力的陰謀。

灰記就曾經在外國見識過愛國主義的厲害。話說1979年，中國突然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兩個共產陣營「兄弟」反目，北美的報章亦大篇幅報道。當時灰記一位朋友，喜歡與外國人來往，生活非常洋化，與她談起這場戰爭，她劈頭一句，「我是中國人，當然支持中國打越南」。灰記必須承認，當時亦多少受「民族意識」影響，偏向中國，但對中越起戰仍感到頗為意外。後來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才多少有點了解。當時參與研討的主要是毛派人士，亦有部分持中立態度。毛派大罵越南想當東南亞共產陣營盟主，有對別國的領土野心，中國是出於解救別國免被越南侵略之心而開戰。

不過，有較持平人士則認為，中國打越南是為了向歐美交心，而最重要是赤柬倒行逆施的「共產實驗」，三年統治死去全國人口三分一，最終被越南支持的洪森政權所推翻，越南有大批軍力派駐柬埔寨，中共為了牽制越南，解救這個比自己更冷血的盟友而打越南(當然越南和洪森政權亦非善類，但洪森政權推翻赤柬，對水深火熱的柬埔寨人而言，絕對是 lesser evil)。

中國當時侵越的理由是領土受越南騷擾，以及越南華僑受迫害，這些都是表面理由，蓋領土爭議涉及很小地方，赤柬迫害和殺害華人比越共多得多。

亦有人說，當時「文革」剛結束，鄧小平需要提升自己的威望以掌權，於是祭出民族主義旗幟，派兵打越南以肅清政敵。但無論原因在那裏，這場肯定是不義之戰，但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沒有這回事，只有中國人當然擁護中國這回事。

這場完全不必要的戰爭，中越雙方均損失慘重，中國就有幾萬人被送往當炮灰，至今仍是禁忌。那首《血染的風采》就是紀念「為國捐軀」的解放軍的歌曲，諷剌的是，「八九六四」成了民運歌曲。現在我們高唱《血染的風采》時，有否想到這場不義的「自衛反擊戰」，以及無辜的犧牲者(就像成為強弩之末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依然要徵召人民入伍去送死)？

鄧小平說過「韜光養晦」，卻打了一場愚蠢的不義戰爭，消費了民族主義，浪費了多少青春的生命。溫家寶說過「永不稱霸」，但這位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總理，能阻止中共的野心家利用戰爭而「上位」嗎？

而為甚麼統治者都著意灌輸愛國主義/民族意識？這又令灰記想起當年在外國的那位朋友，「我是中國人，當然支持中國打越南」，不管這是否侵略戰爭，不管歷史已不斷證明戰爭的禍害。這是灰記堅決反對任何的主義和意識型態的灌輸，特別是大國/強國的灌輸的原因，因為只有大國/強國才有能力發動戰爭。

給大國的火焰

facebook照片

看到這則消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2012年7月17日中午，在嘉戎瑪康（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當地大寺草登寺（格爾登寺子寺）18歲僧人洛桑洛增在草登鄉自焚犧牲。…幾天前，剛整理了48位自焚藏人的簡况，此刻又要更改相關數字，令人悲慟！深深頂禮！」藏人作家唯色以悲傷的心情，在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寫上這則消息。這是自零九年藏人自焚「抗爭」開始，第49位自焚者，當中至少36人犧牲，包括這位洛桑洛增。而相信洛桑洛增也不會是最後一位自焚犧牲的藏人。

這是極令人擔心的趨勢。且看看唯色的統計， 09年一宗自焚，11年14宗自焚(12宗境內，2宗境外)，12年至今已有34宗自焚(33宗境內，1宗境外)。當中絕大部分是十多至二十多歲的年青人。究竟這種痛苦地自我犧牲的「浪潮」幾時可以停止？

這些自焚者，當中十二位留下遺言，由唯色把遺言翻譯成漢文。節錄部分如下。

第一位自焚者扎白被提到留有遺書︰

 「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洛桑說，半小時後，札白就在市場上點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彭措自焚前向幾位朋友說︰

「我無法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8日我將向世人表現一點跡象。」在他的遺物中的筆記本有這一段話︰「運氣和信心是勝利，失望和疑慮是失敗。」

丁增朋措留有四份遺書。選錄其中兩份︰

「同胞們，勿要失望，勿要怯懦！自他交換的道友們，請為持佛法的兩位堪布和僧人們想一想，我們怎能相信一個不允許我們信仰宗教的政府？」

「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留下錄音遺言的一部分︰

「我已經四十多歲，一直沒有勇氣像你們那樣做，以至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揚做了一些貢獻。

在21世紀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許多英雄兒女獻出寶貴生命的一年，我也願貢獻自己的血肉?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犧性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麼偉大，我誠心誠意地懺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孽，特?是金剛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許對自身的虐待和犧性，我在此虔誠懺悔。…

再次說明，我做出這一行為，絕無貪圖名譽、恭敬、愛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清淨的，虔誠的，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宜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事實上臨終之際，若有嗔恨心很難得解脫，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們的引導者，願以此供養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眾生未來獲得究竟佛的果位；並為國內外諸多高僧大德長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為了雪域政教永世長存：…」

朗卓的遣言︰

「…
祈願雪域西藏的高僧大德們永久住世。
祈願民族脫離漢魔。在漢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這痛苦難以忍受。
此漢魔強佔藏地，此漢魔強抓藏人，無法在其惡法下續留，無法容忍沒有傷痕的折磨。
此漢魔無慈悲心，殘害藏人生命。
祈願（嘉瓦丹增嘉措）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安多壤塘兩唐兄弟錄音遺願︰

「…但是你們要按照我倆的遺願行事，如果我倆落入漢人的手中，你們不要做任何無畏的犧牲，我倆不願任何人為此受到傷害，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如果你們為了我倆而傷心，那就聽從學者和上師大德的話，學習文化不要迷途，對本族要情同手足，要努力學習本民族的文化，並團結一致，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按照遺願行事是我倆由衷的願望。」

安多尖扎︰

「皈依三寶，祈願世界和平。祈願尊者達賴喇嘛回歸故里。為了守護西藏國，我將献身自焚。」

曲帕嘉及索南聯合遺言︰

「對我倆來說，沒有能力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經濟上，也?有幫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倆為了西藏民族，特?是為了達賴喇嘛尊者能够永駐世間並且盡快返回西藏，而選擇了自焚的方式。告知和我倆一樣的西藏青年們，我們希望而且也相信大家會立誓，永遠不在藏人間進行內鬥，要團結一致，守護住西藏的民族赤誠。」

作為漢人的諸位，看到這些遺言，有何感受？對灰記而言，遺言即使有仇漢的說話，也絕對能體諒，因為藏人的而且確受殖民統治。灰記半生被英國殖民統治，而英國殖民者比中共殖民者的統治藝術高何止十倍，但灰記依然對英國人沒好感，更何況被中共粗暴壓制的藏人。不過，遣言仇漢的調子不多，更多是關懷民族前途的赤誠，這些西藏年青人除了令人感到惋惜，也的確令人感動。

 也許有人認為，這些自焚者大多局限於僧侶，也許並未觸動西藏社會。但以灰記對西藏粗淺的認識，佛教和僧侶階層在西藏社會仍有巨大影響力，中共在西藏搞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也未能「消除」藏人的「迷信」傳統，只能利用政府權力強力控制西藏的佛教體制，連靈童轉世都要管到底。

四十多宗自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今年首七個月，顯示西藏僧侶越來越不能忍受信仰自由和傳統受壓制。唯色就不只一次的提到，自零八年三月發生藏人抗暴事件以後，中共加強對寺廟的監控，僧侶被迫政治學習，大批軍警到處巡邏，抓捕「暴徒」。灰記就曾在網上看過應是西藏公安/武警流出的錄像片段，詳盡記錄公安/武警到西藏社區大舉拘捕的情況，充滿肅殺氣氛。事實上，西藏及四川藏區等大都處於半軍管狀態。換言之，僧侶階層以至整個西藏社會都受到極大牽連。

如果說零八年的抗暴(源起是三月十日中共軍警粗暴鎮壓僧侶示威，引起藏人不滿，起來反抗)，是藏人的暴力抗爭，最終面對中共龐大的軍警機器，被更大的暴力壓下。則這兩年在極其壓抑的環境下，在過度維穩的操作下，在漢人政權加速殖民的變動下，憂慮民族身份消失、家園變天的藏人，在「絕望」中，只能選擇自我犧牲以表志。

在硬了心腸的中共眼中，這種自我犧性是「添煩添亂」，更重要的是「社會影響不好」，所以要更強硬地壓制「僧侶生事」，引來藏人更多自我犧牲的想法，「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如果活不下去的想法繼續擴散，悲劇會接踵而來。

看來中共統治階層是沒有人有智慧，有膽色，有能力去回應藏人自焚的訴求；看來達賴喇嘛也沒法制止藏人這種自焚抗爭(灰記不會相信中共的宣傳，自焚是「達賴集團」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唯一寄望國際社會，特別聯合國介入事件，但中共今天財大氣粗，西方國家大都抱著犯不著為六百萬藏人激怒中共的心態。事情好像進了死胡同，年青的生命會不斷「過早」犧牲，這是灰記百感交集的原因。

作為還有多少自由說些「分裂祖國」的話的漢人，灰記只能繼續以微弱的文字關注五十年來，大部分時間被外來政權鐵腕統治，仍未被「壓服」的雪域民族的命運。

前面就是太平洋 and 國民教育

國民小先鋒(喬靖夫上載)

在講太平洋之前，想講講facebook上的幅照片。這幅相是與這兩天「國民教育」之爭有關，這些穿上類似軍服的學生，比童子軍更神氣，手上拿著童子軍及其他學生制服團體所沒有的槍，她們就是國民小先鋒的成員。灰記在想，這些學生知道槍代表甚麼嗎？老師又為何要她們進行類軍訓的槍操？如果她們多了解歷史(當然不能靠「國情手冊」去了解)，能否認識戰爭與殺戮的無情、荒誕，好像文章會提到的台灣老兵所感受的無情與虛幻一樣？

要求小小年紀學生槍操的國民小先鋒副主席，就是被學民思潮黃之鋒迫得大失師長儀態的余綺華。她拍枱指黃之鋒聽傳言說她有意參選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為何不直接向她求證，又說她沒有這個想法。但其實黃之鋒正就傳聞向她求證，可能態度不夠「溫和」，可能對「國情手冊」和國民教育鞭撻等太厲害而令她「火遮眼」。奇怪第二天又有報章說她正考慮出選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證明黃之鋒並非無的放矢。

有傳統「愛國」團體教聯和工聯會背景的余綺華老師，堅持由教育局贊助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委託浸大中國研究所，再找內地有中共背景人士參與編撰的「國情手冊」，以及國民教育科沒有洗腦和偏頗之嫌，完全是傳統「愛國」人士一貫思維作風。蓋教聯、工聯會、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國民小先鋒，都是同一系統的產物，即中共在港培養一國意識的體系，相信隨著時間演進，這種以中共為中心的一國意識體系會更見明顯。

灰記隨便找找某學校有關「國民小先鋒」的網頁，便能找到「愛國」運作的軌跡，學員學習升國旗及槍操；與內地少先隊交流；參觀中國派駐到索馬里護航的第三批護航艦隊徐州號和舟山號導彈護衛艦，跟艦隊總司令王志國少將見面；跟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中共地下黨員)、大律師譚惠珠(向中共投誠的前港英精英)等見面，學習基本法等，完全是中共所要宣傳的那一套，如再加上國民教育科的強行灌輸，未來盲目愛國，即解放軍愛人民，共產黨解救中國的神話會在新生代隊伍復活。

即使不盲目愛國，西瓜靠大邊的識時務者可能更合中共脾胃，蓋中共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政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幻滅後，所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統治手段，那些新舊「愛國」者其實都是做著自欺欺人的把戲，有點兒骨氣的香港人，怎能服膺這種廉價的「國民教育」。幸而有學民思潮這群中學生，香港才多少有點希望。

現在回到太平洋。太平洋代表疆界，還是無疆界？穿梭太平洋的島民，不管有否疆界觀念，不少被牽扯到疆界、國族以至國家權力的紛爭中，不是為了自己的部族而戰，而是為「征服者」而戰。很多戰死沙場，部分倖存者，至今仍得不到「始作俑者」一句道歉、「表揚」……

「消失的年齡階段」藝術展，藝術家希巨蘇飛以都蘭阿美族老兵為題材，希望引起台灣社會對原住民老兵的關注。

這些島民，包括被日本吞併的琉球住民，以及大清帝國割讓予日本的台灣漢人及原住民等。他們都曾被日本帝國驅使去當「日軍」侵略他國，其中台灣有八萬漢人成為台籍日本兵，再加上十多萬軍伕，而統稱「高砂義勇隊」的原住民日本兵，前後則有約四千人，他們被驅往參與侵略東南亞的戰爭，當中有三萬漢人戰死沙場或失蹤，四千原住民亦有重大傷亡。台籍日本兵及他們的家屬，一直都有向日本政府索償，但最終日本政府只願意付予僅日本兵十多分一的賠償，甚或更少，一些還生存的老兵為了一口氣拒絕領取，說要日本政府永遠欠他們一筆帳。

台籍漢人日本兵因為屬台灣「主體」居民，受關注程度較高，屬「弱勢」的原住民日本兵的命運則更黯淡。

一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及殖民主義有所反省的日本人，柳本通彥，於九十年代中拍攝花蓮三阿美族日本兵，他們的日本名字分別是平山、松原和中村。透過這三名老人及其部落的故事，柳本把台灣原住民負肩日帝重擔的悲劇，告訴日本人和台灣人。他還寫了一拍攝簡介，名為《一個日本人拍攝台灣原住民的傷痕》。其中一些說話頗「發人深省」︰

「當他們到靖國神社參拜的時候，竟哭著說他們『聽到戰友的聲音了』。靖國神社是祭祀日本在前進亞洲太平洋的侵略戰爭中死的士兵、也是軍國主義所避諱的日本媒體上很少被提起的地方。但我覺得記錄者有必要將眼前的真實原封不動地拍下，於是我採用了他們參拜時的情景鏡頭。在他們要出征時，都是被灌輸著『不可活著回來，我們要在靖國神社見面』這樣的觀念。我想沒有比這個更能如此清楚告訴我們日本的皇民化教育的可怕性。」

「……有多數的日本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留給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創傷之大而感到戰慄，並深覺此問題不可置之不理。男女老少不管對太平洋戰爭的評價和思想如何，會有如此的心情，也許是因為這些台灣人日本兵所一路背負過來的歷史重擔過大的緣故吧。」

「但最讓我切身感到的是被外國和強大民族持玩弄的他們這些少數民族的悲哀，他們在日本時代，民族固有的宗教和風俗習慣被禁止，代代相繼的教育關係也被切斷。戰後，由於從大陸來到台灣的政權得勢，原住民們也突然被取了個三個字的中國名字，而他們的後代子孫也被當做是中國人來教育。就這樣同一個家庭裡，被分為受日本教育和中國教育兩種。

隨著經濟的成長，部落共同體慢慢衰落，年輕人雖都往都市發展，但工作和生活方面很難安定，能寄錢回家貼補家用的人很有限。而留在部落的老人們雖接受孫子們的照顧，但祖孫兩人在語言上並不完全能溝通，只能呆望著愛玩電視遊樂器的孫兒。」

作為居於台灣數千年的原住民，自從本世紀的「皇民化」及「中國化」後，其命運亦起了重大變化，自主性頓失。民主化後的台灣，原住民發聲機會增加，訴說自己故事的機會亦增多。

「『我們原住民沒有做人的權利和位置！』一個秋天的下午，昏暗的客廳，依稀看得到一個阿美族老人因為戰爭在他的臉上留下的槍傷，緩緩的道出這句話。他們的一生有四個名字，日本人的名字、台灣人的名字、中國人的名字、和被迫丟棄的媽媽給的名字。他們是一群被迫多重人格分裂的族人，他們經過日本的殖民、新台灣的欺騙、中國的大革命、古寧頭戰役、抗美緩朝…。」

這兩兄弟當年被騙去打徐蚌會戰，弟弟(左)留在大陸，哥哥(右)乘機偷走回台灣。三十多年後，哥哥到大陸，幾經辛苦，終於找到落戶大陸的弟弟，只是兩人已步入壯年。

現在原住民不用靠別人為自己發聲。在台東都蘭，阿美族藝術家希巨蘇飛辦了一個名為「消失的年齡階級」的藝術展，以雕塑展現原住民老兵的姿態。除此之外，他還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協會會員薛宏甫，於2008年合作拍攝有關老兵的紀錄片《路有多長》，採訪都蘭阿美族的老兵，總共十多位。不過，這次被訪的老兵不是為日本帝國主義「賣命」，而是被國民黨騙去大陸打內戰。

這套紀錄片由台灣公視投資，但作為製作人之一的希巨蘇飛，不懂商業世界的運作，不懂版權問題，結果因版權由公視擁有，紀錄片不能繼續推廣。現在，人們要看這齣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便要親臨都蘭糖廠遺址，直接找希巨蘇飛或其家人，以私人方式放映。希巨蘇飛自我解嘲說，沒有公視投資根本完成不了這齣紀錄片，但仍覺紀錄片就此放在公視的資料室冷藏，實在可惜。

回到紀錄片。因為時間關係，灰記沒有看畢整套紀錄片，但所看的片段都拍得很細緻，歷史片與當事人的記憶交織，偶而配以與阿美族有關的影像和歌舞，提醒觀眾這些台籍老兵的真正身份。

據老兵們的回憶，1945年日本人撤退後，來台的國民黨軍隊沿路帶走了各部落青年族人，拐騙他們參軍。由於原住民一直地位低落，極少有受教育機會，一些青年族人以為當兵可以受教育，受別人尊重，於是很樂意當兵。直至到了高雄的哈瑪星港口才知道這是個騙局，國民黨要直接把他們運往中國參戰。他們有些要跳船，隨即被亂槍打死，海水染紅。其餘被嚇得瑟縮一角，迎接著他們的是無止境的殺戮。

而約有六十位都蘭青年亦被拐騙入伍，當年離開部落的青年大多未滿十八歲，就阿美族年齡階級，屬pagalungay，也就是最初階的少年預備階級，因為離開了部落，未能依循傳統升階認證儀式，消失的時間將他們永遠凍結在少年階級，無法晉升為勇士。

被拐往中國戰場的老兵，面對的是殘酷的戰爭，以及為了生存而必須把自己變成冷酷的殺手。

永遠凍結在少年階級的倖存老兵，以幽默、平淡，不一而足的語氣，回憶那段與他們無關，又被迫參與的戰事。

「被共軍圍困一個月，沒有水，要喝自己的尿，最後連尿也沒有了。」

「我被俘虜後，又被派去參加抗美援朝志願軍，在零下二十度的朝鮮﹐穿的是草鞋，腳凍得沒有感覺。冰天雪地，想著沒有可能生存下去。」

「知道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血腥鎮壓台灣人，覺得為甚麼要替國民黨去賣命。」

「在戰場上你要比別人殘酷才能生存，你要殺人。」

……。

希巨蘇飛和薛宏甫拍這紀錄片的目的，除了讓多些台灣人認識這段歷史外，也希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老兵，不管戰死的、被中共俘虜留在大陸或回到台灣的，表示一點意思，「表揚」一下他們，為他們立個碑。但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到現在都不作為。希巨蘇飛說，雖然原住民現在地位提高了，但人數少，在只有選票的政客心中沒有份量，這些原住民老兵人數更少，所以沒有人願意幫忙他們。灰記在想，內戰敗得一塌糊塗，是國民黨一大污點，偏安台灣的國民黨未必願意從原住民老兵的命運，反省國共內戰對人民所造成的莫大傷害；至於民進黨再執政，相信只顧建立台灣國意識，原住民參與中國內戰的事，絕不是他們會優先處理的項目。

不但政客漠不關心，台灣民間亦興趣不大，《路有多長》在新竹影展放映，觀眾只得四名。灰記以為，不管路有多長，被中國政治拉扯進去的台灣原住民，一定要向國民黨政府討個說法。他們的努力才剛開始，但他們的做法，正好要那些拼命鼓吹國家意識/愛國主義的政客看清楚，國家意識/愛國主義並非理所當然，終有一天，那些被拐騙者會像幽靈般回來，回到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荒謬、虛無的位置。

回到香港的國民教育，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的人，要做的就是要「回到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荒謬、虛無的位置」，例如他們要灌輸解放軍為人民的意識，就要紀念「六四」，繼續揭露解放軍屠殺手無寸鐵人民的歷史；例如他們要灌輸共產黨解救中國的意識，就要繼續揭露中共執政以後的種種災難，「反右」、「大躍進」、「文革」…以至現在官商集權統治，「團結、無私、進步」地以維穩機器壓榨人民，來突顯國家意識/愛國主義的荒謬、虛無。

 

前面就是太平洋(一)

前面就是太平洋，前面就是遠離陸地，遠離紛爭的汪洋，可能。

土生土長於城市的灰記，對一望無際的大海心存恐懼，也充滿好奇，好奇人類先祖的能耐，能冒著奪命風險穿洋過海，到可以棲身的陸地，找尋新生活。但在以大財團作主導的全球化消費主義的今天，這些想象已所剩無幾。

居住台東都蘭的阿美族，正在慶祝豐年節。

而遠古時代，穿梭太平洋的人類先祖，跟中國人沒有多少關係，其中的南島人，據說很早，四、五千年前，就來到這個東瀶太平洋的大島嶼定居，然後他們一些部落再從這島嶼再到太平洋西岸的其他島嶼，甚至大陸生活。

這個島嶼現在是不少香港人艷羨，較少中國大陸人懂得欣賞的台灣。灰記所看望著的太平洋，背靠就是台灣的東部，還未被發展主義完全征服的台東海岸，是不少南島人，台灣原住民的故鄉。

這個東岸令人「艷羨」的地方真的不少，民風簡樸，自然風景隨處可見，公園草地隨便進出，沒有大閘和鐵欄，任何人可自由睡在草地或木椅上，居民大都講求綠色生活，漁農業生機仍在。更重要的是其對發展主義的抗爭仍持續，希望保有較切合社區和諧，較少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

以反美麗灣事件為例，台東的杉原海浴場原屬公有的海灘，九十年代初已有發展商看中這美麗的海灘，計劃在海灘上面興建一所大型渡假酒店。當地居民持續抗爭，雖然阻止不了酒店的興建，但暫時能透過司法程序，迫令發展商停工。當地人說，反美麗灣事關重大，如果發展商成功令酒店開業，「打破缺口」，其他的發展項目便如雨後春筍，把台東變成如墾丁的「渡假勝地」，被一大批又一批的旅客所吞噬，這是他們所最不想看見的。

反美麗灣令灰記想起香港政府提出的發展大嶼山計劃，把屬於大眾的海灘，私有化給發展商建水療中心，觀光酒店等。大嶼山是香港少有的離島後花園，愉景灣、機場以至迪士尼的發展已大大破壞這個自然大島的生態及恬靜生活，若把島南一帶的海邊小鎮再發展，後果不堪設想。只是香港人是否有足夠意識及決心抗拒這種對香港整體有害無益的財團運作。

反觀台東當地不少人都對自己居住的地方，還有著自己的個性，還未被全球化的消費主義侵襲成功而感到驕傲。例如就灰記所見，台東市雖然有一間麥當勞，一間家鄉雞，一間Starbucks，卻並非當地人的那杯茶，市內小店小舖林立，連一個大一點的商場也沒有。當地人好客風氣也令遊客心情舒暢，特別灰記這類來自精神異常繃緊的香港的旅客，與店東或相遇旳居民隨便寒暄幾句，確實放鬆很多。

而這些人與人之間簡單的互信，在全球化消費主義的今天，已不多見。

最重要的是台東人的「執著」，香港反官商勾結、反地產霸權、反消費主義氾濫的80後也好，捍衛本土者也好，都可以從中獲得啟發。當然，香港的發展主義已經病入膏肓，大部分香港人依然是「發展是硬道理」，不會質疑為誰發展，為何發展，更不會質疑資本主義全球化這頭橫衝直撞的「怪獸」，會「車毀人亡」，受害的還是一般人。

香港的本土反全球化雖然困難得多，但還不是無事可為，除了要反對「發展」大嶼山，回購領匯及兩隧可以是一個抗爭戰場，特別領滙對庶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對小商戶毀滅性的打擊，都是打著恢復社區經濟活力旗幟的人需要著力反對的。此外，舊政總西座的保留是另一戰場，民間如能爭取保留西座，挫一下林鄭的霸道銳氣，顛覆一下推土機的邏輯，也是十分重要。

台東人反大型發展，反美麗灣渡假酒店，以至世界很多反全球化的本土運動，說明資本主義全球化這頭橫衝直撞的「怪獸」，其經濟神話逐漸被人識穿，其對本土資源的剝奪及對環境的破壞，令更多人失去「自主」生活，令更多社區解體……，亦逐漸被更多人認識。

因此，灰記雖是旅客一名，卻對台東人的抗爭經驗有不少共鳴。

 

 

 

 

編寫《國情手冊》的人真的相信自己所寫的嗎？

這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說成世界最美好的事物，真不知編寫的人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

這份把中共執政集團形容為 「進步、無私與團結」，並稱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的手冊，對中共的歌功頌德，超過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因為《人民日報》偶然也會關注腐敗問題，也會講講體制改革。且看部分內容︰

「中國執政集團以服務國家，服務人民 ，管治理念和方向相近，確保政權延續和社會穩定。 確保施政穩定，能有效推動長期政策，延續性強，不致因政黨輪替而大幅改變，造成政策上朝令夕改。 確保國土完整，行政、立法、軍事上統一，解決了自滿清以來的軍閥割據，列強瓜分，黨爭等長期苦難局面。 提升國內各族各地人民，以及海外華人的向心力，促進中國內地與海外華人的團結合互助，對抗分裂活動。 保留中華民族傳統，防止政府成為某宗教、某種族、利益集團的工具，彰顯政府平衡社會各界利益的功能。」

這份宣傳味十足的所謂教育手冊，離「真正」教育究竟有多遠？原來這份替中共宣傳的手冊，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製，於今年6月份開始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向香港各中小學派發。

灰記以為，大學淪落到這地步，為政權塗脂抺粉，毒害青少年，實在令人失語。原來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的主管是「土共」陣營悍將薛鳳旋。這位前港大地理教授，曾經叫對中共收回香港缺信心的香港人跳海，後來有一大段時間沉默起來，不如劉迺強般大肆抨擊「不聽話」的香港人。原來他的研究所悄悄炮製這份內地人看了也會當笑話的中國國情手冊，香港「土共」難道就是最後一批中共的「信仰者」，是因為愚昧，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看看派發手冊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同國民教育中心一樣，都是傳統「愛國」學校校長，「土共」陣營人士主導，由特區政府付鈔，平時就是「招待」中小學生參觀，「認識祖國」，當然是「土共」所描繪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祖國。

灰記也接觸這些「左校」校長，個別可能較開明，會承認中共的錯誤，一些強硬派就前一句中國的今天得來不易，後一句中國國情複雜，必須穩定局面，只有共產黨能做到。因此，他們的黃均瑜、楊耀忠不會認為國情手冊偏頗，覺得正面描述中國政權很合理，只要基於事實。

問題是，即使報喜，手冊連基於事實也做不到。簡單舉一些例子，譬如「確保施政穩定，能有效推動長期政策，延續性強，不致因政黨輪替而大幅改變，造成政策上朝令夕改。」但在五、六十年代中共政策的左搖右擺，明明新民主主義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忽然幾年間要大躍進，要社會主義總路線，要搞人民公社吃大鑊飯，搞得人民疲於奔命。

而「文革」更是中共自己也承認的大災難，所謂「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邊緣」。災難性的後果是無數「跟不上」朝令夕改的政策的人民，以至公職員，以至社會知名人士受批鬥，甚至肉體消失。灰記並不十分推崇美式兩黨制，就是因為這兩個政黨大同小異，都是為有錢人服務，即所謂資產階級政權，無論外交和內政，政策的變化其實不大，人民希望有大改變，真正以民為本，卻經常落空。但他們好歹也可以選票表達不滿，好歹也可以懲治腐敗官僚。當然，華爾街那群(與財金官員共謀)欺騙人民血汗錢及政府公帑的金融集團，完全不受制裁。這就是金融資本之惡。

「確保國土完整，行政、立法、軍事上統一，解決了自滿清以來的軍閥割據，列強瓜分，黨爭等長期苦難局面。」實情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已經癈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國土完整不是主要問題，問題是國共兩黨打內戰，大家都不能以民主方式解政治矛盾。因此，問題是內戰令生靈塗炭，如果以民主方式解決政爭，可能可以減少很多痛苦。再說，中共不是口口聲聲說蔣介石專制獨裁，即國民黨搞一黨專政，說專制政黨必導致貪污腐敗嗎？中共當時不是口口聲聲推崇美式民主，言論自由嗎？只是打敗國民黨後，已忘記自己許下的承諾。

至於行政、立法，軍事其實就是黨指揮一切的代名詞，與國土完整無關。毛澤東時代的個人獨裁和無法無天，還未被清算，今日依然共產黨政法委指揮法院怎樣判案。正是這種缺乏任何制衡的一元化政治，令到共產黨濫用權力，對民權的侵害不會比國民黨時期少。

正是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今天中共的貪腐肯定超過國民黨時期，最高層的子女、太子幫等，佔據大部分國有資產，中高級官員很多都把貪污得來的錢轉移海外，香港是其中一站。因此說中共「進步、無私、團結」只會貽笑大方，實際中共已蛻變成為一個派系傾軋，縱橫交錯的利益集團。他們與民爭利，強徵強拆土地等，造成每年數以萬計的群眾性事件，有些還非常暴力。

至於說「提升國內各族各地人民，以及海外華人的向心力」，所謂「向心力」就是「少數民族」被漢化，有一些無奈接受，有一些反抗，如西藏人。到現時為止已有三十多宗藏人自焚事件，抗議宗教和文化的不自由，抗議他們真正的領袖達賴喇嘛不能回國。而西藏地區基本成了軍管狀態，何來向心力。

而西藏人被中共殖民的苦難，近年來開始受到一些港人關注，早前舉行過與西藏同行的集會，不少左翼人士都支持西藏人有自決權，而非手冊所言的分裂。「七一」遊行當日，有聲援西藏的攤位，好像是首次於「七一」出現，證明西藏人的命運越來越受一些香港人關注，亦證明手冊所講的向心力，對很多民族來說，並非事實。

至於說到「保留中華民族傳統，防止政府成為某宗教、某種族、利益集團的工具，彰顯政府平衡社會各界利益的功能」，根本就不是事實。中共是以馬列主義起家，以蘇聯為師，甚至可說是斯大林扶植的政治勢力，建黨的目標是打倒中國封建傳統，建立工農政權。中共建政後，以政治強制手段，消滅很多被認為落後的中華文化傳統，「文革」更是以革命之名，消滅中華民族傳統，以至消滅西方傳至中國的優秀文化的高峰，任何人都可以被判「反革命罪」，不少人馬上肉體消失。這種以馬列革命之命的破壞舉動，災難性不比任何宗教，種族暴行為小。

概括而言，中共相對國民黨而言，曾經有過進步的歷史，但就是因為一元化的體制，黨官權力過大，造成災難性後果，令中國人民長期受苦，絕非手冊所言的優越體制。而中共體制內的人，包括溫家寶，也不斷呼籲政治改革，否則無以為繼，這些相信只有浸大研究所和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的人才會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

因此連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不敢為《國情手冊》背書，認為內容有偏頗之錯。民間對這種一面倒唱好的教材，更不以為然。問題是，「愛國主義」教育已經是香港政府的大計劃之一，至少在中共、中聯辦、「土共」的要求下，《國情手冊》並非只是其中一本教科書，而是當局有意作為示範教材之作。這是崇尚獨立思考的教育工作者、家長、學生，以至市民都必須反對到底的偽劣產品。

而這些偽劣產品，正是這些中共最後「信仰者」會不斷炮製的貨色，誓要把「黨國萬歲」變成香港的「核心價值」。至於他們是否相信自己所寫的，灰記在此也隨俗說一句，「謊言說一百遍就是真理」，也許他們也希望學生們跟他們一樣，令自己相信手冊所寫的一切。

「七一」遊行後雜思

上街的確是應該，單是感受那種一眾市民可以自由享用平時被汽車獨霸的馬路，也是值得。這一點其實並非小事，是可以令人反思日常生活形態。例如竟日車來車往，行人被迫在擠擁的人行路上，所象徵的狹小生活空間，而香港地小人多，土地資源珍貴的主流論述，常常被建制及經濟權貴利用，鼓吹土地只是賺錢工具。

香港人亦習慣了這種說法，或曰意識型態，是近年才較多人關注所謂公共空間的問題。爭奪和擴展公共空間，其實也是對抗政商權貴把土地作為少數人賺錢，由大部分人供養的生活型態。公民重佔馬路，賦予馬路的生命，是彰顯市民權利和意識尚佳方法。看著一批又一批市民與街頭演講者的互動，看著市民自在地於馬路遊走，或歌唱、或高呼口號、或靜默走過，看著市民守望相助，互相呼應，看著即使不參與遊行的市民的旁觀和關注，真的很有這城市屬於我們大眾的感覺。

感覺是短暫的，這個城市並未屬於廣大的市民，政治上的民主固然有待爭取，經濟上的壟斷，透過金融地產所表現出來的對土地和公共空間的擠壓，對受薪一族的操控和壓榨，在在都提醒市民大眾，我們距離解放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七月一日這天只是暫時的解放。而這種解放，即使只是形式的解放，也會越來越受執政者和權貴的敵視，至少是希望控制這種群眾自發的「主權伸張」，因此可預期這種官民、警民角力會越來越白熱化。作為一介平民，有的只是屬於自己的身體以及意志，也明白越多人聚在一起，走在共同道路上，民氣才能彰顯，官警才會有所顧忌。

Zulu Lo照片

因此，人雖然並非一堆數字，但遊行人數永遠是官民爭議的課題。facebook上，便有人貼上一個在智能電話上的短訊，她在遊行時偷聽兩個前線警員的對話，他們除了估計遊行人數至少二、三十萬，還表達了一些前線警察的心聲。不知這段短訊是否創作，但前線警員的確有相當多的不滿。早前有同行往中聯辦拍攝，臨走時一位老差骨很友善地走過來向他說，你們記者這陣子很關注這個花糟是吧，早就應該把它拆掉，根本是阻礙所有人，我沒所謂，過幾個月便吃長糧，「無眼睇」，然後記者和他大家發出會心微笑。

七月一日，由於不滿警方安排，等了兩個鐘頭後終於發難，大批市民走出高士威道己被警封掉，不准行車的另一邊馬路，整個高士威道短暫時間被數以萬計市民佔領，然後亦有等得不耐煩的遊行人士，推開維園的閘門，衝破警方防線走出高士威道。這是由於遊行人數太多，市民覺得警方沒有盡力疏導人群而出現的場面。前線警員估計至少二、三十萬，民陣估計四十萬，有不少遊行人士覺得不止此數。可是警方卻說高峰期有六萬三，與前線警務人員和很多示威者的估計相差太大，大得可笑。
至於港大的葉兆輝所估計的八萬二，甚至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九萬至十一萬，都和前線警察和示威人士估計的落差太大。如果說人數的「話語權」是官民必爭之地，警方和學術機構看來這次配合得很好，但有份在現場不斷走前走後觀察的灰記，覺得十一萬也是不能接受的低數字，是對走出來發聲的市民的一種侮辱。

唐山大地震照片

以大力壓低數字來減少政府的壓力，這些技倆路人皆見。但幾萬人要六個小時才能完成由維園至金鐘的示威，也實在出奇的牛步吧。但灰記現場所見，駐足圍觀演講者也好，攤位也好，不佔多數，也不會停很久，大部分人都是不斷地前進，是受警方人群管制時才停頓。所以官方和學術界的所公布的數字，只會更令示威者不滿，更不信任政府和梁振英。

梁振英七月一日晚一整晚沒有回應「七一」遊行。第二日回應道，無論形式，無論人數，市民訴求會虛心聆聽，與廣大市民一起爭取，達到市民訴求的目標。與廣大市民一起爭取？幾十萬市民上街要求他下台，指摘他沒誠信，反對中聯辦治港，他怎樣與市民一起爭取自己下台，爭取自己不講大話，爭取把他抬上特首寶座的中聯辦不干預香港事務？看來都是天方夜譚。

更無恥的是，替他助選有功，剛加入行會的前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說大批市民遊行表示市民求變，梁振英的隱中求變可回應市民訴求。但他和梁振英，以至很多政攻客都患有厚顏和選擇性聆聽的通病，遊行人士最大的訴求是梁振英下台，這一點他和梁振英都未能回應。

至於那位林鄭月娥，語帶相關的說，希望示威遊行盡量保持和平理性，以免市民及前線警員受傷害，但她有否了解警方管理階層下的指令是否合理，是否真的疏導示威者。要知道，遊行時間越長，對其他市民的影響越大，是誰令大批示威者呆等兩個鐘頭？看來這名「好打得」的林鄭，是以其強拆舊政總西座的霸道強猂本色登上新政府第二把交椅，擺明「挑機格」，但政府山之爭她是否已經穩操勝劵，她不要高興得太早；現在更進一步向「七一」上街的市民「挑機」，是否自視過高？

話說回來，在泛民分裂，把「七一」遊行當成九月立會選舉的宣傳機會，沒有一致及時的政治訴求，雖然遊行最多人叫的口號是梁振英下台，但「泛民」沒有挑戰梁振英的決心，亦是很多示威者看在心裡的事。這種散漫的局面，很容易被當權者拆解。不知經過這麼多年的「七一」遊行，以至今年比較聲勢浩大的場面，市民會否只沉緬於這種短暫的「當家作主」，「泛民」是否繼續沉醉於被遊行人士「抬舉」的假象中，只懂繼續被動的回應特區政府的施政？

但看到不少遊行者堅毅的目光，獨立的步伐，更多的年青面孔，灰記也許應該相信很多市民和新一代，心清眼亮，決心與自己僅有的家園「共存亡」，決心令自己的家園變得更切合平民百姓的願景，除了自由、人權以外，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方式，可以逐步衍生，一種對普羅市民更有保障的生活，可以落實。

獨立媒體照片

而這些大無畏的青少年，不願香港下一代受洗腦教育，七月二日以至以後都會「狙擊」聽胡錦濤order，玩親民的梁振英及高官們。他們更是我們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