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的種種，再談「八九六四」與「本土」

「筆者敢說這些『涼薄冷漠』的年輕人對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種種兇殘虛偽與無恥的深惡痛絕，絕對不亞於上一代的社運人而甚或因為更切身而猶有過之。」「六四」悼念爭議，「本土／建國」的理論導師練乙錚替一些要與中國徹底切割的年輕人說話，認為他們對中共專制之惡比上一代社運人更有切身之痛(見《信報》5月30日刊出的《昨日之怒：「香港人的89．64」初心是什麼？》)。

灰記當然不會懷疑主張切割者對中共的憎厭。灰記甚至認為，中共一黨專政的黨國獨裁體制，強迫人民「愛黨愛國」，並愈來愈赤裸地要把這種意識硬套入香港社會，這個名義上的自治區，並大力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促使愈來愈多痛恨中共黨國專制的年青人產生自決、獨立的意識。

灰記在意的並非自決、獨立的意識，而是那種因為痛恨黨國而對所有中國人都心生厭惡，甚至仇恨的心理。是這種心理令一些主張切割的人完全漠視中國民間過去一直以來的對黨國專制的種種抗爭以及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他們同時亦漠視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這些中國人更一百倍切身感受和厭惡中共政權種種兇殘虛偽與無恥。

的確，支聯會的愛國不等於愛黨，把聲援中國民主與愛國掛勾讓不少依然會到維園集會的人(包括灰記)感到吃不消。連長期參與中國民間非政府組織活動的中大學者，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也在Facebook感嘆，說當現場唱起《血染的風采》時也感到渾身不自在，覺得這個共和國與他有何相干，說更傾向以世界公民身份悼念「八九六四」。相信6月4日晚維園萬計市民當中，相當部分並不認同支聯會的愛國情懷。但由不認同愛國去到憎恨中國人，要與中國完全切割，中間存在很大的空間。專誠往維園參與集會的，相信都不是憎恨中國人，主張與中國完全切割的人。

正如當晚一位有份上台發言的大專政改關注組代表表示，與支聯會有意見不同的地方，但不妨礙大家一起悼念「六四」死難者。她沒有說意見不同之處在哪裡，但相信當晚相當部分參與者和她的心態一樣，對支聯會的「中華情結」也好，集會的安排好，口號好⋯⋯有這樣那樣的意見，但有感於支聯會二十多年來的堅持，特別義工們年年無私的付出，讓大家可以順利參與悼念活動，也就不再斤斤計較口號啱唔啱聽，這個環節有冇意思。畢竟年年「六四」前中共要把所有中國人滅聲，年年「六四」當晚萬計港人為死難者發聲，聲援當前中國被打壓的維權活動(今年就呼籲關注709維權律師被捕事件)，這個意義大於個人心理的完全滿足。

說口號／綱領的爭議，由來已久。很久以前已有人提出「平反六四」太封建，是中共思路的什麼平反寃假錯案，最終仍是希望「好皇帝」的出現。當然亦有人認為不一定要由中共來平反，民主化後的中國政府自會「平反六四」。今年，「本土／建國」理論導師練乙錚除了敦促大家好好了解「本土派」青年「冷漠涼薄」的原因，還要建議支聯會修改「平反六四」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甚至建議支聯會去掉愛國兩個字，以迎合「本土派」的去中國心理。(見《信報》6月6日刊出的《天下三分，六四悼念不再疲憊》)

其實真的不明白練先生為何要那麼苦心硬要支聯會迎合「本土派」。既然說「天下三分」，「本土派」要討論「六四」也好 ，要告別「六四」也好，與支聯會有何相干？同理，支聯會愛不愛國，如何悼念「六四」又與「本土派」何干？再說，難道支聯會接受了練先生的建議，改名改口號，一些根本對中國不聞不問的「本土派」就會「回心轉意」，認同支聯會的工作，認同悼念嗎？

既然是「天下三分」，香港到目前為止還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那就各有各做吧。一些「本土派」要罵不願與中國人完全切割的香港人「大中華膠」，要罵以世界公民身份關注中國人權和民主的人「左膠」，這是他們的自由。但這些「大中華膠」和「左膠」不會因為被漫罵而放棄他們的關懷，也懶得回應他們「本土優先」的口號，因為他們參與本地的抗爭很多時都比一些「本土派」積極得多，看看反東北規劃、反領展霸權、反高鐵撥款、爭取全民退保、爭取勞工權益、反張德江訪港、抗議法國名牌化粧品向中共叩頭、取消香港敢言藝人何韻詩演唱活動⋯⋯，都是一些「左膠」／「泛民」在參與。

當然，所謂「天下三分」，各有各做，「左膠」的抗爭「本土派」不一定要參與，但抨擊「左膠」不關注本土議題，不參與本土抗爭就是天大的謊話。

說真的，「左膠」當中，不少對自決、港獨的訴求並不抗拒(灰記就是其中一個)。問題是現在的港獨訴求，往往與仇視／看偏中國人掛勾，或曰被一種港式種族主義所騎劫。「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人有冇民主關我乜事，甚至中國有民主香港未必有著數等的論調都是源自這種狹隘的心理。「左膠」好，「泛民」好，從來都沒有認為關注中國就要放棄關注本地，相反，他們主力仍是參與本地抗爭。這與練乙錚「毛左」時代一味誘導青少年認識和擁護「偉大社會主義祖國」不可同日而語。

不知道練乙錚今日要求「成年人」事事要包容、理解「本土派」青年，是否一種對他當年曾參與誘導青少年「愛國愛黨」的補償？但硬要把港人的「八九六四」情結，或曰「八九六四」的初心，說成與「本土派」的分離／切割意識不謀而合，著實讓灰記這類「老餅」感到受冒犯。一位朋友在看完練的文章後說，練乙錚要討好某啲後生，做乜要拉埋我地落水，我又冇叫嗰啲後生一定要悼念「六四」，「八九六四」絕對係對香港人嘅一種啟蒙，由殖民地奴化教育中覺醒，感情上亦前所未有咁接近大陸人，第一次覺得做中國人唔感到羞恥。

這種樸素的心境很多人都經歷過，「六四」屠殺後很多人(包括灰記)終日淚流滿面，為死難的「同胞」感到哀慟，並非如練文所言的初心：「⋯⋯這個初心陳義比較低，主要不是從大公的義理出發替國家民族說民主事，而是以小私的恐懼為動力替港人保港自保。這個89．64以來便存在的初心，與今天主張分離的年輕人的本土意識/本土優先不謀而合。」

練說，「八九六四」死傷者／受害人與50年代的鎮反、反右、三年饑荒、60年代的文革相比，小菜一碟，為何之前的悲劇港人沒有強烈反應，只關心「八九六四」，關鍵是前者發生時港人生活在英國人的「蔭庇」下得以偏安。「五、六、七十年代裏，大陸多次政治運動死人無數罄竹難書，論殘酷要比天安門大屠殺殘酷很多倍， 但香港人『處之泰然』，社會上波瀾不興，試問是何原因？很簡單，港人在當時穩如泰山的英殖統治之下偏安『河』南，面對大陸不斷發生的慘事，本地人隔岸觀火，南來人不堪回首更要搵食餬口，有閒情善心寄望大陸『民主化』的人，除了一些稀有的非左派知識分子之外，少之又少。」

的確那時香港人多抱難民心態，大部分人政治意識不高，只有親國民黨和親共產黨兩派之爭。不要說關注大陸的「民主化」，本地社會的不公亦多逆來順受。但這是否就表示香港人不關心「大陸同胞」的死活呢？又未必。那時港人郵寄食品、日用品接濟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大陸親友，沒有排拒，相反積極對逃避迫害和饑荒走難到港的內地人施以援手。灰記童年時，就曾目睹一批又一批由內地走難到香港的同鄉，在父母管理的出租公寓暫住，直到能找到工作自力更生為止。這種關懷並非「從公的義理出發替國家民族說民主事」，而是樸素的人民／鄉親感情。

這種叫人民感情也好，「同胞」關懷也好，宗族親友感情也好，一直牽連香港人和內地人，畢竟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中國大陸移民／難民及其後代，即使在東西冷戰，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對抗，美國封鎖中國／中國竹幕時代也阻隔不了這種感情。而「八九六四」之所以劃時代，是因為這場被血腥鎮壓的政治運動不同於之前的慘案，是一場席捲全國，人民自下而上自發的民主運動(比它早十年，主要發生在知識分子圈的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對它有啟蒙作用，部分參與者亦是當年民主牆運動的「老鬼」)。而之前的慘案，無論鎮反、反右以至文革，都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自上而下發起，以整治反對者、整治人民以至整治黨內政敵的政治運動，與「八九六四」的性質很不同，雖然最終都是人民遭殃。

而香港一些先行者(並非司徒華為首的支聯會)，早在七九年已與中國大陸的民主派串連，其中一位串連者劉山青更因此而被中共抓捕重判十年監禁，91年刑滿返港。整個1980年代雖然是中英談判和決定香港前途的人心惶惶時代，但同時也是港人經濟及文化優越感爆棚的時代，香港人亦開始關注本土以至中國民主發展的時期。在殖民統治倒數的階段，香港人剛萌牙的政治意識並沒有因為經濟及文化優越主義而生出政治大香港主義，對中國共產黨內以至中國民間的自由化投以關注，寄予希望(當然恐懼中共的會選擇移民，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以往那種樸素的感情被注入了新的政治願景，中港人民互動爭民主。

因此，1989年4月，被元老們罷免的自由派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由悼念活動而引發的學生／民主運動，一些香港人(並非司徒華為首的支聯會，更非傳統親中愛國機構)很早便作出聲援，其中一個最早成立的聲援組織是四五行動。5月4日由學聯在遮打花園舉行的集會，很多中環上班族參加，大家暫時忘卻為錢勞碌的生活，在殖民地及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唱起《國際歌》及《義勇軍進行曲》，中國從來未如此親近過。而這種親近並非「毛左」時代的「革命愛黨愛國」，也非後來沒有了革命的「愛黨愛國」，而是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爭取民主自由的那種親近，香港人終於擺脫殖民統治去政治去中國的那種親近。這就是當時香港人因為「八九」民運的啟蒙而衍生出來的一種新的本土政治意識。

整個五月，大街小巷，市民日日熱議中國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各行各業、街坊組織、以至業委會都紛紛自發搞聲援活動，整個城市前所未有的政治化，也前所未有的「和諧團結」。及至「六四」槍聲一響，打破了一切美好的想像。很多香港人紛紛回到現實，如練乙錚所言，移民人數又再次颷升。但還有很多香港人並沒有因為要自保而停止關注中國。每年「六四」集會是重要象徵。

當然，1989年時那種政治啟蒙，或曰新的本土政治意識，在今天的一些「本土派」眼中可能好out好「老餅」，好中華情花毒，灰記不會反駁。但那時的初心，容或夾雜憤怒與恐懼的情緒，但絕不是為了自保，更不是為了切割，與今日的一些「本土派」沒有半點不謀而合之處。

最後想說的是，練先生一時要支聯會迎合一些「本土派」青年，一時又硬要把「六四」悼念與雨傘運動對立起來(好像參加了「六四」悼念就像中了降頭，不會再參加其他抗爭活動)，製造世代之爭，並警告「老餅」們不要倚老賣老，「動輒對年輕人的主張與行動表示不滿和義憤」，好有「愛護」年輕人的理論導師風範。Well! 灰記容或不夠前瞻，追不上時代潮流，也沒有大志和能力擔當理論導師，但絕沒有半點年齡歧視，所以不會特別刻意討好年青人，也不會認為一些「本土派」青年可以代表整個青年新世代。

只要你有點民主人權觀念，你便不會與「八九六四」切割

5月30日《蘋果》報道，四川工人符海陸在微信銷售「銘記八酒六四」(酒狀物，貼紙除印上銘記八酒六四字樣，亦有「六四」時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留。同時被捕的是詩人馬青，她曾在微信推薦此酒狀物。另外，曾參與八九民運的陳雲飛，去年清明組織二十多人，到「六四」死難者吳國鋒墳前掃墓被捕，罪名也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吳年邁的父母也曾一度被拘留。經過一年的拘禁，陳即將受審，但罪名則改為「尋釁滋事」。而「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則於6月1日開始被軟禁。

這是每年「六四」前在大陸經常發生的事情，中共為了禁制紀念「八九六四」，都會嚴厲迫害發聲者，連掃墓也不准。而在平時，中國官方亦防民如防洪水，名義上法律容許的各種維權活動，屢遭打壓，近年尤甚。不但維權人士一個個遭殃，最懂法律的維權律師亦一個個被拘留、起訴和判刑。

相信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對中國的獨裁專制，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感到荒謬和難以接受。而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對那些面對中共高壓統治，依然不惜犧性人身自由，不惜受酷刑虐待，膽敢用不同方法記憶「八九六四」，以不同形式維權／抗爭以延續八九民運精神的中國人，致以崇高敬意，投以關注的眼神，更積極的會作出聲援。

香港這個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暫時仍不必直接面對中共的高壓統治，依然有一定自由和人權保障。因此久不久就會有支聯會和一些「泛民」團體到中聯辦抗議其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聲援失去自由及被酷刑虐待的中國維權人士／抗爭者。這些活動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認為理所當然，甚至是應盡的道義責任。畢竟無論有人主觀願望想中港如何如何切割也好，稍為頭腦清醒的都會認識到香港人和內地人有某種唇齒相依，大家不同程度都面對著中共這個政權。

這些聲援中國維權人士／抗爭者的活動，和每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一脈相承。香港人要記住中國大陸曾經出現過的民主運動、改革訴求，更不能忘記這場無數內地人積極參與，無數香港人投入心力聲援的民主運動，被冷酷的槍彈和無情的坦克，被中共的頑固勢力鎮壓下去。儘管八九民運被中共血腥鎮壓，被中共禁止記憶，但當年民運精神以各種方式，例如不同的維權／抗爭活動在中國大陸被繼承下來，著力推動中國的進步(而八九民運亦並非石頭爆出來，1976年反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四五運動，以至70年代末的北京之春，這些前人的改革呼聲，都對後來者有啟蒙作用)。

很多論者都說過，香港人的最重大政治啟蒙，就是1989年全民投入聲援那場遠在北京的民主運動，甚至有人稱之為本土第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往後不少香港人一改只關心賺錢的經濟動物觀，多關注香港以至中國內地的政治和社會事件，較積極爭取香港的民主改革，都源自「八九六四」。

因此，無論從作為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的角度出發，還是以「八九六四」作為香港本土最重大的政治啟蒙來看，紀念「八九」、悼念「六四」以至關注中國大陸的維權、抗爭活動都是合情合理，而且必須。至於悼念「六四」是否一定要到維園，近年來都有不少爭議。灰記的看法是，儘管支聯會的悼念形式有不少讓人吃不消之處，但始終維園是最大的平台，最能顯示人心之不死，最能給予中國內地那些不死之人心的精神支持，給予中共當權者精神壓力。因此，灰記和很多人一樣，仍會選擇誠心默默坐在維園一角，管它是否「集體精神病」。

當然，若有人恥與支聯會為伍，要另起爐灶，搞自己的紀念活動，悉隨尊便，只要不是如「城邦國師」陳雲般，一邊說要悼念又一邊罵別人好悼念，好似精神分裂便何。正如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言人說過，悼念「六四」不須「大一統」。

灰記除了感慨那些用一種鄙夷、不屑的心態搞所謂「六四」悼念的人外，也納悶那些拼命宣揚悼念「六四」可以劃上句號、「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民主關我乜事，甚至中國人不配有民主的人，究竟喺度諗乜。

灰記很難想像，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會說出阿拉伯之春關我乜事、馬來西亞潔淨選舉運動關我乜事、台灣228事件關我乜事、南韓光州屠殺關我乜事、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關我乜事、西藏自由運動關我乜事⋯⋯的話。道理很簡單，作為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雖然主力關心直接影響自身的本土事物，但不會對鄰近地區以至世界各地所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漠不關心，只是關心程度不一吧了。他們大概都會對為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而作出犧牲的人，不管是那一個國家的人，懷有敬意，對鎮壓異議聲音的政權作出批判，對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感到厭惡，會為世界任何地方民主有所推進而感到高興。也絕沒有某某地區的人不配民主的優越心態。

換言之，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是說不出「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民主關我乜事，以至中國人不配有民主的話。偏偏香港一些傾向獨立／建國的學生和青年，卻一再發表此類言論，他們的腦袋究竟發生了甚麼問題？

這些學生和青年的「無意識」言論，就連平時言論右傾的港獨支持者黃世澤也看不過眼，撰文聲討之：

「⋯⋯1989年北京大屠殺之所以人神共憤，除了這是軍隊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民眾外，這更是用上坦克車等戰場上殺人武器來大規模屠殺異見國民，這是與納粹德國將異見人士一併送到屠殺來自歐洲各國猶太人的集中營，並一併以毒氣或其他方式虐殺是同級反人類罪行。作為一個尊重人道的人，都有責任悼念在反人類罪行中不幸遇害的受害者，不論是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猶太人，亞洲戰場南京大屠殺中的中國人，1947年反對國民黨殘暴統治在二二八事件遇害的台灣人，上世紀文化大革命中的遇害過千萬中國人，以至受中共影響極深、殺人不眨眼的赤柬所實施的大屠殺，人類都有責任去銘記死難者，不要讓事件重演。作為港獨派，今年更加有理由去聲討1989年北京大屠殺、去悼念死難者。孫曉嵐沒有聽到馬恩國大律師引述中國官員講的，對付港獨是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雖然譚惠珠急急澄清，但因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訪京團的夜蒲艷照曝光，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這句話變成了黃色笑話。但在北京仍然拒絕就北京大屠殺道歉，並將涉事軍官當成戰犯審訊時，筆者有理由相信，北京為了反對港獨，真的可能不惜動用解放軍屠殺香港人。

⋯⋯不要怪這麼多人對所謂本土派或口嚷要獨立的人諸多懷疑，太多年輕人只是跟隨個別有政治私心的所謂權威論調起舞，完全沒有認真思考過爭取香港獨立的真正內涵。有不少泛民的主張，與獨立主張本身並無衝突，甚至是一脈相承的。現時這麼多年輕人受這些半桶水、包裝一流，但內容爛透所謂本土主張所迷惑，孫曉嵐的言論，實在令筆者此等真心支持港獨的人感到非常擔心。年輕人可以抗拒支聯會的中華民族主義立場，但反人類罪行是沒有停止悼念的餘地的。」(《悼念北京大屠殺豈有句號》5月30日)

當然，一些對「本土派」青年學生「溺愛」的理論導師也少不免趕忙為「與六四割切論」辯解，例如李怡就說與「六四」及支聯會的切割，其實是針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對梁振英所說的『香港是國家一部份，與全國人民血脈相連，香港市民應關心內地發生的重大事情』的根本切割。⋯⋯現在香港人到外國，多不會說自己是Chinese，而是有另一個新詞：Hongkonger。這幾乎是香港人的整體情況，許多人這樣做卻不明說，而新一代則要清楚表明這種『天然獨』的切割態度。」(《世道人生：新一代的六四取態》6月1日)

灰記明白地下黨人梁振英討好中共的黨國／大中華民族主義好難頂，中共的天朝大一統霸氣好難頂，一些中國內地人的不文明舉指、陰暗不正之風好難頂。香港人要建立自己的本土身份認同，甚至產生獨立意識亦十分自然。只是導師和「本土派」青年學生也不肯去明白，那些「六四」難屬，那些堅持記憶「八九六四」的大陸人，那些內地維權人士／抗爭者／異見者，不少其實也厭倦黨國／ 大中華民族主義，厭倦天朝大一統霸氣，對一些中國內地人的不文明舉指、陰暗不正之風亦感厭惡。正正因為他們多少嚮往民主、自由，在專制下更感人權之可貴，才醒覺要揚棄容易被專制者利用的狹隘民族主義，不但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少內地人因為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而身陷囹圄)，對近年興起的香港本土意識有更開放和包容的態度。

因此，即使是「天然獨」，只要對中國大陸的民運和維權／抗爭運動多一點了解，只要有點民主人權的觀念，也未致會與中國大陸的一切切割，完全不關注大陸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關注中國大陸不等如梁振英式的歌功頌德)。灰記之所以對一些極端本土派反感，主要原因就是他們不斷推銷狹隘的香港民族主義，極端仇視和看扁中國內地人。正是這種心態蠶食了基本的民主人權觀念，在陳雲的暴力語言下變成一種赤裸的種族主義，在李怡的軟性包裝下則是一種隱性的種族主義。歸根究柢就是本質化某個種族／族群，例如某國人墮落、某國人不文明、某國人不配有民主⋯⋯

也因此，「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些中共當權派害怕聽到的口號，仍然是值得奮鬥、聲援和關注的目標，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只要你有點民主人權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