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特色「君臨」香港

獨立媒體照片

香港特區政府強行取締香港民族黨,實行黨禁,列出一大堆所謂理據,這些似曾相識的「理據」不期然,也很自然令人想到中國當局如何對待異見者/維權人士,想起中國特色的種種。

去年被監禁至死的劉曉波,是在2009年被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其中一個「罪證」,就是在網上發表「攻擊政府的煽動性」文章。於是中國憲法上公民享有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的條文,形同虛設。中國公民實際上並沒有言論自由,因為公開發表意見的後果是會受到政權的報復,會被判重刑。

個人言論尚且如此,你要組織起來發揮更大的影響,所受的打擊報復更嚴重。當年徐文立等要籌組中國民主黨,政黨未正式成立已遭受當局全方位打壓,數百人被捕、被拘押、被判刑,最高刑期是15年。

因此,當中國聲稱自己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聲稱自己的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時,大家都知道中國政府在開玩笑,都知道任何價值標準,在中國特色之下會變得面目全非。

近兩三年,因為709大抓捕而較多人關注的中國維權律師困境,更能說明中國特色的捩橫折曲。這些由中國大學培訓的律師,希望在中國的法律制度下履行律師的職責,替客戶當辯護人,便遭遇厄運。而只有中國特色(當然還有其他專制獨裁政權)的「法治」)才會令律師要冒人身安全風險去執行職責,只因為他們為政權不喜歡的人/社群辯護︰因為西藏人、維吾爾人,當局眼中的分離主義者/恐怖分子辯護,為法輪功、基督徒等,當局眼中的與境外勢力勾結的顛覆分子辯論,為堅決維護自已權益的訪民,當局眼中的尋釁滋事者辯護…。

律師們,你們可以自由執業,替客戶服務,但你要撇除分離主義者/恐怖分子、與境外勢力勾結的顛覆分子、尋釁滋事者…,否則後果自負。而後果是被喝茶、被監控、被失蹤、被拘押、被酷刑以至被判刑;百姓們,你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但批評要有建設性,不能惡意詆譭政府、不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不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不能這樣不能那樣…,你們有結社自由,但必須在共產黨授意和領導下才能結社,否則後果自負。而後果就是被喝茶、 被監控、被失蹤、被拘押、被判刑。這些中國特色的自由,七除八扣後還剩多少?甚至如「文革」時被逼死的「大右派」儲安平所言,「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在特區政府自動迎合下,中國特色步步進逼,香港的自由現在己進入了「多」「少」的階段,何時再進入「有」「無」的階段?相信不少港人感到焦慮。那個貎似九品芝麻官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典型殖民地培養的官僚,特色是只懂聽上級命令,如今煞有介事的學習新宗主國中共官員的強詞奪理,把一般民主社會公民行使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平常舉動,說成如黑幫、罪犯的犯罪活動,只能貽笑國際。

雖然灰記有點看不起陳浩天,覺得一個連非法集會也不敢的人如何推動港獨,也不認為只有獨立香港才有民主,但在人權、自由、法治的原則下,鼓吹港獨者有宣揚她/他的政治主張,以及組織政黨實現她/他政治理想的權利,只要不涉暴力,政府不能隨意剝奪她/他行使公民權。無論在網上或獲邀發表言論、組織遊行示威、接受傳媒訪問、參與立法會選舉,都是稀鬆平常的事,也是法治社會下的正常活動。西方社會都有分離主義者及要推翻資本主義的共產分子,以至鼓吹種族仇恨的極右分子進行政治動,以至參與選舉,甚少聽聞他們會受到禁制。這個博客也不只一次講到蘇格蘭、魁北克、沖繩、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這些國家都沒有因為有人/組織提倡分離主義就宣布違法要取締。因為這些民主國家會比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更懂得「群眾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相信人民有權利和智慧對不同的言論和主張作出判斷,不用政府為他們操心,什麼言論有建設性,什麼言論影響,什麼可以聽,什麼不能聽。

當然,到了分離主義差不多要成熟時,英國政府和西班牙政府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前者與主張獨立的地方政權達成協議,容許蘇格蘭人就是否脫離英國進行公投,後者則禁止主張獨立的地方議會進行獨立公投。無論如何,兩國政府都沒有如中國般把「分裂勢力」「消滅於萌牙狀態」,沒有剝奪主張分離者的基本權利,否則加泰隆尼亞地方議會就不會主張獨立者佔多數。

所謂現代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最重要就是公民權的確立,公民所享有的各種權利不會被輕易剝奪,也相信公民會合理行使權利。當然,在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的資本主義社會,愈來愈多人批評分配不公、經濟權力和成果集中在一小撮富人/資本家手中,大部分人的公民權其實未充分體現。但中國社會既沒有克服資本社會的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顯示不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相反,財富更集中黨的手裡,貧富差距更大),更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假惺惺」的民主自由,中國特色只是中共拒絕現代文明的捩橫折曲。

灰記不是戀殖者,不覺得香港人在英治時期享有多少政治權利。但你說老牌帝國也好,老牌民主國家也好,英國人的確沒有共產黨和中國人那種事事都要管的專制家長式心態。但在英國人後過渡期懷柔政策的「麻醉」下,香港人建立不起堅實的抗爭傳統,在中國特色「君臨」下,絕望、退縮、逃避…,不一而足。

因為認為上一代不濟,年輕世代很多選擇切割,與舊的爭取民主道路切割,以至與中國的一切切割。年輕人的燥動、焦慮可以理解,但有點灰記必須提醒,最懂與中國特色周旋,與中共鬥爭者,非被中共殘酷打壓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莫屬,除非堅決採取駝鳥政策,中國的一切都看不見,都唔關我事,中國「君臨」香港都唔關我事,否則,至少也留意一下人家的抗爭經驗,從中學習, 汲取教訓,如果你的抗爭是認真的話。

 

廣告

This ain’t my street, this ain’t my country

「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一齣講述白人警察殺死黑人少年的美國電視劇,出現了這兩句對白,這兩句對白相信會引起不少香港人的共鳴,講對白的是一個年輕的黑人退伍軍人。為了脫離黑人社區貧窮、罪惡的循環,不管黑人是這個國家「隱性」種族主義制度(因為明顯的種族隔離制度實在太難看)的最主要受害者,這名黑人青年選擇為美國窮兵黷武的國策效命。他退伍回來,一切沒變,黑人仍在司法不公下所受委屈,擺脫不了的貧窮、罪惡循環,最終又無奈選擇繼續為美國的海外霸權效命。為何說無奈,或至少是缺乏熱血與榮耀,沒有為美國自豪,因為他在集體高聲宣誓入伍儀式,始終不發一言。

灰記要講的其實並非這齣美劇,而是這名配角兩句對白所引發的想像,尤其會想到近日引起聯合國關注的新疆集中營,想到維吾爾人如何受中國政府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所蹂躪。灰記不知道突厥語是否有「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的說法,但肯定在他們大部分人心中,這種在自己家園成為異鄉人/受壓迫者的感受非常強烈。

對於說突厥語的維吾爾人而言,說漢語的中國人是殖民統治者,是代替滿州人的殖民統治者,中共政權如何否認也否認不了。事實上,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所實施的是類近種族清洗的政策,如強逼放棄信仰伊斯蘭教,強逼灌輸中國(共)國族意識,強逼學習漢語,把大量維吾爾人送到集中營改造等,實際上就是要清除一切維吾爾人的「民族特性」/「文化傳統」。而這種漢化過程必然引起維吾爾人的反抗,因此過程必涉及強制和暴力,集中營的出現,顯示那種強制與暴力已經到了一個超乎國家日常機構,如學校、警局、法庭、村委…能執行的程度,而必須大規模集中處理,據說被關進集中營的維吾爾人多達百萬。

說到這裡,灰記又想回到那齣美劇的一幕,有段時間,黑人配角厭倦了在街頭販毒,會走到退伍軍人福利部找工作,他遇到一個同是黑人的退伍軍人,這個人有點麻煩,到時到候總叫他幫忙看管座位,然後失蹤一會。後來配角好奇去看這位仁兄究竟走去做什麼,原來他在某個沒人的角落五體投地禱告—他是一名伊斯蘭教信徒,在今時今日的美國信奉伊斯蘭教會被視為異類,隨時有可能被視為「恐怖分子」,特別在軍隊內。

伊斯蘭與美國黑人扯上關係,成了黑人的抗爭象徵可追溯到幾十年前。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伊斯蘭抗爭者是已故「牙擦」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他1960年代曾因為反對越戰拒服兵役,被禠奪拳王資格,還被判入獄5年(後來聯邦最高法院推翻判決)。阿里對美國的種族主義深惡痛絕,曾公開說不憎恨越共,至少越南人沒有叫他「黑鬼」。他並曾參與主張暴力抗爭的民權組織「伊斯蘭國民大會」的遊行。

另一個更hardcore的黑人伊斯蘭抗爭者是Malcolm X,他是「牙擦」拳王的啟蒙導師,曾以仇恨的語言譴責美國白人的種族主義,並曾加入「伊斯蘭國民大會」,鼓吹黑人優越主義,反對黑人被融入主流社會,因而也被視為種族主義者。後來他遊歷非洲和阿拉伯地區後有所改變,退出「伊斯蘭國民大會」,繼續推動黑人自主,但唾棄黑人優越主義。最終於1965年被「伊斯蘭國民大會」的成員槍殺,享年40歲。

黑人作為自已國家的「他者」,選擇抗爭時選擇了這個國家的「他者宗教」。伊斯蘭也是近年歐美文明的「他者」,甚至成了所謂現代文明的「公敵」,在歐美主流語言下,伊斯蘭極端主義成了人類安全的最大威脅,特別在2001年9月11日以後。

適逢中國共產政權於毛後放棄「擁抱」阿非拉的「抗爭」,對外也放棄了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放棄「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贊成」的鬥爭思維,沒有「擁抱」西方人猜忌的伊斯蘭教,反而積極加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組織如世貿、世界銀行,爭取到美國放棄把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誘惑到歐美國家為了經濟利益而漠視中國差劣的人權狀況。而正是因為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中國共產黨政權更被美國拉攏成為「反恐」黟伴。除了「悶聲發大財」,也在美國默許下,以「反恐」為名,更高壓統治新疆的伊斯蘭「他者」–維吾爾人。

正如美國的海外霸權必然會造就極端主義,造就仇恨與暴力,中國高壓統治維吾爾人,也無可避免把維吾爾人推向極端,一些針對中國漢人的恐襲時有發生,中國政府的回應自然是加強對恐怖主義的打擊。然而,這種所謂反恐鬥爭,最受影響往往是維吾爾群體,特別習近平上台後,要擴大打擊面,連溫和的聲音也容不下。

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體制內的溫和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刑,他因為提出一些意見和批評,於2014年以「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中國的漢人無神論共產政權,對其他種族,不單止是維吾爾人,還有西藏人(以至蒙古人),不單止伊斯蘭教的「他者」,還有藏傳佛教、基督/天主教等的「他者」,無論溫和與否,實行沒有「差別」的鎮壓,總之要萬馬齊喑,臣服於五星旗和鎌刀斧頭旗之下,無論什麼種族,要認炎黃子孫,要學漢人大一統歷史,要揚棄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信教也要信共產黨統戰部宗教局管理的「佛教」、「基督/天主教」…,不容任何「非法」教會存在。

除了因為經濟利益,歐美近年減少譴責中國侵犯人權,對伊斯蘭的偏見,對「極端/恐怖主義」的恐懼與憎惡,也令歐美對中國以「反恐」為名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清洗」「隻眼開隻眼閉」。無論如何,聯合國人權專員終於發聲譴責中國政府的種族暴行,要求中國政府容許聯合國人員到新疆調查,是一個正確的開始,人權專員的話希望能引起國際更大的關注。

曾經以進步自居的中共,曾經聲稱站在全世界受壓迫人民一邊的中共,曾經支持美國黑人平權,奉「牙擦」權王阿里為上賓的中共,難道不明白一個道理,「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壓迫愈大,反抗愈大」。習近平政權以國家統一之名在新疆,以至在西藏所實行變本加厲的暴政,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感到髪指,更遑論那些受壓迫的維吾爾人和西藏人。

無論這種強制的、粗暴的中國大一統主義是基於政權的不安(亡黨亡國的憂慮),還是狂妄(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的妄想),是習近平政權自卑又自大的表現,都只會令人疏離、厭惡(當然也會死懼)。中共近年強行以一國壓香港的一制,催促香港政府收緊香港人的自由,壓港人自主,結果換來眾多香港人,特別年青人的離心,應驗了「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壓迫愈大,反抗愈大」的說法。而這種中式大一統民族主義,除了製造維吾爾人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或把西藏人引向暴力,亦催生了香港人和中國內地人互相敵視,一種容易被政客操弄的情緒。事實上,近年操控仇恨情緒的極右政治抬頭,愈來愈多國家受極端政權統治,由「瘋狂」政客操控,離失控和戰爭愈來愈近。這是後話。

無論如何,「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現在不只維吾爾人,西藏人(以至蒙古人),香港人也有這樣的情緒。中共習近平政權以為利用中國大一統民族主義情緒,就可以令十多億漢人為自己吶喊、賣力,鎮壓邊陲的任何抗爭/異動。問題是,只有維吾爾人、西藏人,以至香港人受剝奪,受壓迫嗎?中國無日無之的社會矛盾,人民面對無所不在的不公、剝奪、壓迫,都是緣於政權的荒誕與無道。

國家只是階級/民族壓迫的工具,國家終會消亡,中共應該對這些說法很熟悉。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前也曾質問,為何要愛蔣介石的中國(大意),當愈來愈多中國人心生「這不是我的街道,這不是我的國家」的情緒時,喪鐘也會為中共,為妄圖做終身獨裁領袖的習近平敲響。

 

709的宗教與政治

在上海街碧波押的放映會, 一位中年人說看《709彼岸》有點像看「恩雨之聲」的節目,為何特別要拍攝其中一位受訪者(郭飛雄太太張青)唸聖經,又要剪輯牧師為該受訪者禱告(輯自艾曉明的《神的孩子》),問灰記是否信教,是否也想利用影片宣傳一下基督教。灰記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搞得有點愕然,因為從來沒有想到這齣影片會給人「恩雨之聲」的感覺,幸而觀眾中很多人都表示沒有這個感覺,令灰記放下心頭大石,並隨即回應說,灰記沒有宗教信仰,但支持信仰和言論自由,既然有受訪者特別提到基督教信仰對她們如何重要,不會因為自己不信教而故意删走這些說話。灰記沒有回應唸聖經的片段,不覺得唸聖經便等於傳教。

一位年青觀眾也回應了那位中年人,指面對如此嚴酷的環境,尋求宗教的慰藉很理所當然,很難想象沒有這些心靈慰藉她們何以過日子。的確,回想起來,曾經採訪的維權律師和家屬,信仰基督教的真不少,但本地的主流教會和宗教團體,有多少會關注他們的命運,以至關注在中國受逼害的宗教人士?中共視宗教為「洪水猛獸」,會顛覆他們的統治,基督教、天主教便是「外國勢力」的代理,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則與「分裂勢力」劃上等號,前者是藏獨「分裂勢力」「迷惑人心」的武器,後者是新疆「極端/恐怖主義勢力」的溫床。

這個只信仰一己權力的政權,把自己也不相信的馬列主義定為一尊,不容任何信仰力量挑戰。其對宗教信徒的逼害,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新疆不時傳來消息,共產黨強逼當地人背棄伊斯蘭傳統,甚至要接受集中營式的「再教育」,虔誠的教徒被視為潛在的「恐怖主義」分子;同樣,西藏受人民愛戴的佛教僧侶是共產黨的眼中釘,中共推出活佛認證,由統戰部宗教局頒活佛證書給那些聽黨的話的僧侶,要求僧侶接受「愛國教育」,就是為了削弱達賴喇嘛和那些依然視他為全藏精神領袖的活佛/僧侶的影響力。然後,又勒令禁止新疆和西藏未成年青少年接觸他們的傳統宗教,美其名是「保護青少年」,實際上是要灌輸「愛國思想」以清洗他們民族的根源,所以也要逐步試圖取諦藏語和突厥語。被中國強行統治的西藏人和新疆人,以至較少人提及的蒙古人,要面臨「種族清洗」的厄運。 

這種強逼別人不信教,強迫別人做中國人的中式一尊與大一統桎梏,說穿了就是「擁護共產黨千秋萬代」的妄想,必然會受到挑戰。既然「共產黨千秋萬代」是一種妄想,必然帶有精神病性質,所謂妄想被逼害症由此而生。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病人是受害者,一個患有妄想被逼害症的政權必然是加害者。從政權動輒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維權律師/人士、抗爭者治罪,就是一種病態。維權律師是行使法律賦予他們替委託人辯護這個基本權利,因為委託人是不受政權歡迎的法輪功信徒、基督徒、西藏人、新疆人、上訪者……,當局就可以恣意剝奪律師和委託人的權利,律師如不聽話就要受逼害,由吊銷律師資格,到拘押酷刑,到控以莫須有罪名;一些發表政見的異議人士在行使言論自由時,亦被控以莫須有罪名,這一切稍為留意中國人權訊息的人都會知道,最近再被重判的秦永敏,人生一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獄度過,只因為他要實踐結社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這些就是極權/病態統治的「萬象」。

而中共這種病態統治,已開始影響香港的當權者,以病態的心理去解釋言論自由,說什麼言論也有限制,不能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那個原本並不活躍的「一、二人政黨」,香港民族黨,因為中共要進一步打壓香港的言論結社自由,香港警方便以「社團條例」把它拿出來祭旗,說民族黨危害「國家安全」。最可惡的是警方把言論表達自由故意與行動混為一談,警方這種言論等於行動的說法,就是和應中共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的霸王病態。其實,為什麼言論出版自由要和結社自由綑綁在一起,因為言論與行動是分不開,也是法律所容許,只要不牽涉暴力,這是為了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組織團體、發表政見以至參政是人民實踐其政治信念的不容侵犯權利,道理顯而易見。

至於是否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在一些民主開放程度較高的社會,都會讓人民自行判斷,判斷的方式一是透過選舉 ,二是透過公投,看鼓吹「分裂國土」的鼓吹者/候選人是否獲得選民支持。灰記在此博客已講過多次,加拿大𣁽北克、英國蘇格蘭、日本沖繩,以至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派的議會候選人不會被取消資格,鼓吹獨立的政黨可成為地區的執政黨,例如蘇格蘭執政的民族黨,曾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於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反對獨立者較多;又例如加拿大的𣁽北克人黨取得𣁽北克省的執政權後,亦曾單方面舉行加拿大政府不承認的獨立公投,加拿大政府並沒有阻撓。至於今年西班牙中央政府禁制加泰隆尼亞舉行獨立公投,要取締加泰隆尼亞地方政府,這種地方與中央的獨統之爭的發生,正正因為西班牙政府並沒有,或礙於民主憲法,不能透過限制加泰隆尼亞人的言論結社等政治權利,把加泰隆尼亞的獨派「消滅於萌牙狀態」。

因此,一些香港的共產黨附庸,特區政府、民建聯、工聯會為首的保皇黨說什麼「港獨有違天理」、說什麼全世界也不容許「分裂活動」,只是欺騙那些受大一統思想洗腦的無知市民。至於說民族黨鼓吹「民族仇恨」和暴力,灰記也明言反對「港獨本土派」的「狹隘的排外民族觀」,也不贊成他們的「勇武」說(其實民族黨只是在「吹水」),但這些言論距離引起即時公眾安全威脅還有十萬八千里,依然是法律容許的言論自由範圍,必須受保障,不同意陳浩天的言論可以如灰記般反駁,但官方不能因此而禁制民族黨。試想想,你香港警方在陳浩天家裡連一件武器都搜查不到,也舉不出民族黨有何具體的暴力行動計劃,怎能「屈」人危害公安和「國家安全」!

想深一層,中國的病態統治,在特區政府和保皇黨刻意逢迎下逐步滲透香港,一些人因「絕望」而萌生「去意」,個人層面是移民,政治層面是港獨去中國,這些心態便不難理解。至於香港的權貴們為何樂於犠牲可能對中港都有利的「香港獨特性」,拼命迎合中共的「融合政策」,那些中港「上層人士」的利益糾纒和交葛,為何要趕緊把香港剝奪殆盡,灰記無從,也懶得去理解。如果說「絕望」是現在一些香港人的普遍情緒,709事件會否對他們有所啟發?

《709彼岸》其中一個受訪者劉巍律師說,在國內時不斷思考中共這種暴政何時可結束,想到很絕望。709大抓捕之所以發生,正正因為人們在做事情,觸動了中共敏感的神經,因而遭受殘酷的打壓。但709發生後,沒有任何人退縮,大家仍舊敢於發聲,這就是希望。

觀看709的觀眾也不只一次談到,佩服他們在「絕境」中的勇毅,但也想不到他們可如何撼動這個頑劣的政權,也不知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作為709的拍攝者,灰記只是一個messenger,憑著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以及中港(民間)命運共同體的認識,會繼續當一個忠實的messenger。其他人同樣會依據他們不同的關注和認識,做力所能及的事。

也在場觀看《709彼岸》的甘浩望神父,早已遊走於中港之間,做著他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結合,與貧苦大眾同行的宗教與政治實踐。因此,對該中年人「恩雨之聲」的疑問毫不在意。反而因政權仍依杖中國傳統的株連暴行,維權律師/抗爭者為了了無牽掛的繼續維權抗爭,往往要付出妻兒遠走他方,長期分離的代價,令他特別有感觸,覺得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反問是否要抱獨身主義才能當維權律師/抗爭者,還特別提到他們的處境令他想起電影《沉默》,中世紀日本禁制外來宗教,面對酷刑折虐,以至殺之禍的傳教士,要被逼背棄自己的宗教的兩難。

神父以面對宗教試煉/試探來類比中國抗爭者的處境,令人想起「殉道」的艱難問題,的確教人沉重。此刻,灰記不管自己是否無神論者,唯有與神父一起默默的禱告,祝福那些在「絕境」中反抗的人們。

當709遇上「本土派」

在一次《709彼岸》映後談,某位青年提出一連串問題︰拍這影片的動機、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如何立足/保衛香港、行動的優先次序等。有朋友事後告訴灰記,這個「本土派」是來「踩場」。灰記當時也估計他是「本土派」,也想起一些「本土派」的典型思考方式︰「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諸如此類。

 

這位「本土派」朋友以提問方式表達,是想挑戰一下灰記這個「左膠」,還是他本人對這種典型思考方法也起了疑問?無論如何,這位「本土派」青年願意來聆聽中國維權律師/人士說話,即使來「踩場」也沒有以往一些「本土派」的氣焰,是不錯的事。

 

其實影片開首已開宗明義講了灰記拍攝的動機,709大抓捕發生了三年,王全璋律師生死未卜(最近已從他妻子李文足發送的消息,得知有律師見過他,有被喂藥和受酷刑的跡象),一些替709受害者辯護的律師如余文生、李昱函相繼被羅織罪名拘押。但中國肅殺的氣氛,並沒有令所有人噤聲,不少受過打壓的人繼續為人權和公義發聲。而選擇避難的人,也有他們的故事和要說的話。影片要說的其實就是這些,或者準確一些,影片是讓他們說話的平台。

 

至於說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同場的影片採訪者江瓊珠答得瀟灑,也懶得理會什麼立足本土、優先次序,除了沒有刻意要揭露中共的殘暴,因為中共的殘暴要知道的人都會知道,也提供了一個與中國維權/抗爭者的連結方法,「只要你當維權律師/人士是朋友,你就會關心他們,就會想到有何事情可做」。只是,對一些「本土派」人士來說,要超越「民族仇恨」,關懷水深火熱的中國抗爭者,是「左膠」大愛的不切實際。

 

灰記就拿著青年問是否要揭露中共的殘暴這句話,打蛇隨棍上,說既然「本土派」如此仇恨殘暴的中共,怎麼能對那些在中國第一線對抗中共暴政的維權律師/人士,不聞不問。維權/抗爭人士,現在動輒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即是他們的存在對共產黨來說,是威脅它的統治,這不是很符合「本土派」的要共產政權倒台的想象嗎?

 

爭取香港獨立/建國與關注中國人權並沒有內在矛盾,正如不少認同台灣主權、主張台獨的台灣人,都有聲援中國的維權律師/抗爭者,這是基於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共同價值的追求,超越了「民族」認同的界限,大家變了道上的朋友,道理顯而易見。只要懷著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共同價值追求之心,便不會有「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仲去關心中國做乜嘢」的心態。而對中國的抗爭和人權狀況不聞不問最符合中共利益,所以香港的保皇建制人士都對中國的惡劣人權狀況視而不見。至於「唔同中國切割,香港冇運行」,只是舵鳥政策,「我睇唔到,我睇唔到」,中港政權正在「溶化」香港,講切割,比民主派要繼續捍衛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更虛無漂渺。

 

因此,灰記繼續回應說,面對中共的同一暴政,中國的抗爭者站在第一線,香港人站在二、三線。大家有的是「前後方」的關係,有的是聯繫的必要。第一線/前方的抗爭形勢較好,二、三線/後方的情況也會較好,又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一些「本土派」硬要看不過,聽不到,是以虛幻的「民族仇恨」,代替了「理性」的現實思考。

 

最近劉霞離開中國往德國治病,在天津看守所失去音訊一千多日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其妻子終於獲得他仍生存的消息,她們有機會向外界表達心意時,都不忘感謝香港對她們的關注。李文足更特別提到,以往對香港無甚概念,這兩三年香港市民對被逼害709律師的關心與聲援,令她對香港很感恩。這兩位女士所表達的謝意,除了體現江瓊珠的朋友說外,或許正好解釋第一線與第二、三線的關係,香港雖然面臨「中國近了」的龐大威脅,但畢竟還有相對的自由與空間,去做處在第一線的抗爭者不能做的事,向全世界傳遞訊息、向中聯辦抗議、拍攝影片/出版書籍、在網絡發聲、參與聯署等,若不是受「國族仇恨」所「蒙閉」,香港人在為自己發聲之餘,必定會想到「唇齒相依」的中國抗爭者,想到為他們發聲,替他們打氣,因為大家都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當中國真的所有反對/反抗聲音也消失時,香港人離第一線也不會遠。

 

7月13日晚劉曉波逝世一周年追思會,中國抗爭者胡佳錄影講話指出,香港仍存在的空間,香港人對大陸人權的關懷,對中國內地的抗爭者非常重要,他們亦心存感激。而中國的民主對香港而言亦十分重要,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胡佳在今時今日重提很多人忘掉,「自決派」和「本土派」都拒絕承認的「政治現實」,別具意義,也別有一番滋味。

 

因此,灰記也再「苦口婆心」盡一下言職,假如「本土派」因為不安、仇恨而自我孤立,以為自己在草木皆兵中「孤軍奮戰」,看不到比他們勇武和命運悲慘十倍的大陸抗爭者,看不到行禮如儀的七一遊行為「港獨龍獅旗作「掩護」,看不到「泛民」和理非遊行集會也是「本土派」籌款、宣傳的場合,看不到「左膠」/民主派同樣十分珍惜言論結社自由,同樣受打壓,看不到同道與朋友,永遠以最大/唯一政治受害者自居,繼續甘受某些坐在書桌前的「港獨/本土」理論導師迷惑,這樣下去,「朋友」只會愈來愈少,道路只會愈走愈窄。

 

 

堅持到底,甘浩望的在地與本土

今天瀰漫歌頌青春的莫名情緒,老朋友江瓊珠卻選擇訴說一個「老外」的故事, 她導演的《甘浩望巡禮之年》6月28日、7月4日和13日於藝術中心率先放映。灰記是影片其中一個minor攝影師,參與這齣紀錄片製作和宣傳的朋友也有一大堆,無他,甘仔這個「老外」行走香港(90年代後較多留在中國)幾十年,做了很多事情,在傳統社運圈子獨當一面。因著神父的身份(在片中他解釋神父並非一份職業),因著左翼(甚至是毛左)的信念,因著與基層、邊緣社群為伍的實踐,他被不少人認識,甚至尊敬。

江瓊珠被問到為何要拍甘仔,她十分肯定地說,甘仔由上世紀70年代初由意大利米蘭來香港,參與過很多社會事件,例如營救劉山青、協助油麻艇戶爭取上樓、與露宿者親近、積極投入居權運動、到現在仍每逢星期日在金鐘為參與雨傘運動的教友主持彌撒,然後又為難民/酷刑聲請者奔走……,拍攝甘仔就猶如重溫香港的社運歷史,或是探視過去幾十年的某種社會面向。不單如此,甘仔的「中國心」現在雖然被認為不合時宜,卻也值得很多香港人細味。

從甘仔所投入的運動/事件看,絕大部分都並非主流社運/民運的著力點:當年屬「托派」的劉山青因為探訪廣州民運人士,在80年代被囚於中國黑獄十年,主流民主派拒絕關注,甘仔本著宗教和人道精神,與宗教人士、劉山青的同志如長毛等,以及極少數市民(當中包括歌星黃耀明)作出「營救」,十年如一日,雖未能令劉縮短刑期,不過,劉山青於90年代初獲釋回港,主流民主派也要沾光,司徒華和張文光走到紅磡火車站獻花;

油麻地艇戶是社會邊緣人士,當中很多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水上新娘,當年港英政府散布艇戶爭上樓是「打尖」的言論,漠視避風塘環境惡劣及危險,與今日港人內地配偶子女來港是與港人爭資源的論述有點相像,都是分化市民的技倆,但甘仔不會理會社會輿論,堅持到底,終於為他爭取上樓。而他與拍檔神父宋仔為了與艇戶同行,住在艇上,最終自己也獲分配公屋,成了後來他中港兩地走的落腳點;

他參與居權運動更是與「全港市民為敵」,不少民主派政客議員都不敢觸碰這個「燙手山芋」,但甘仔一於少理,到今日仍與居權家長每年紀念129終審庭的勇敢判決,和626的人大釋法;協助難民/酷刑聲請者也是與「主流民意」相違背的活動。只有雨傘運動算是甘仔「回歸」主流民主運動的一次。

但作為身體力行的左翼神父,甘仔走的路其實相當正路,正如他在片中面對身為神父與信仰無神論共產主義的矛盾的詰問時,辯稱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福音有很多類同之處,最重要是與基層弱小同行,這一點他顯然由青年到現在開始步入晚年都信守著,於他而言,沒有半點矛盾。

甘仔的言行當然不是「石頭爆出來」,作為「七十後」(他今年七十歲),思想啟蒙除了來自傳統的天主教教義,也必然受以1968年作為標誌的歐洲左翼思潮/運動的影響。而歐洲左翼思潮/運動,或多或少被「神秘」的毛澤東「革命理論和實踐」所俘擄。所謂毛的「革命理論和實踐」,就是現在大部分香港人反感,大部分中國人唾棄,以至很多歐洲左翼批判的「文化大革命」。說甘仔始終如一也好,冥頑不靈也好,他從不懷疑毛澤東搞「文革」的「初心」==是要建立一個 「共產主義新社會」,一個他嚮往,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只是實踐有所偏差。

到現在他仍然期望中國會有朝一日建立這個「新社會」,因此他與主流民主派和本土派不同,他歡迎一國一制,但他在片中再三強調,這個一國一制是在「新社會」基礎下建立的,與現在的一國和現在的香港一制都不同,更與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同。至於這是否於香港人有吸引力,相信他也不會在意,倘若有人揶揄他「咁鍾意一國一制,移民去中國啦」,他會說「我早就移民中國啦」。事實上,當年他原本打算經香港踏足他嚮往的中國,只是中國不歡迎他這個外國人,於是只能「滯留」這塊殖民地。

當甘仔說一國一制說得興奮,說到死也要死在中國時,江瓊珠突襲,問他「你好唔鍾意香港咩,點解唔可以留喺香港」,面對江瓊珠突如其來的「質問」,他輕聲否認自己不喜歡香港,並道出了他眼中香港的「特質」,「香港是一個基地,一個橋樑」。於他而言,香港是一個來來往往、川流不息、開放包容的地方。事實上,他幾十年來在香港的實踐,也引證了他對香港這個看法,或者確切一點,對香港的期許。無論關心難民、邊緣弱小,還是善待新移民,都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城市要做的事。當然,甘仔的看法在很多香港人,無論本土派還是建制派眼中都不討好。

也許甘仔開放、包容的香港想象已不合事宜,他也不會是時興「本土主義」追隨者所接受的人物,但弄至今日香港如此侷促不安,負面情緒蔓延,除了共產黨、本地權力精英和保皇/建制派等的「民族」壓逼外,香港人集體失卻自信,失卻思考/感受切身以外人與事的能力,變得「目光如豆」,動輒訴諸悲情,忘卻香港原本「基地」、「橋樑」的「特質」,原來川流不息的熱鬧,因而也助長香港的「死水化」。

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觀看《甘浩望巡禮之年》,細味甘仔的人生事蹟,別有一番啟發,至少對灰記這類依然抱有「左翼關懷」的人而言。甘仔由殖民時期的香港到中共操控下的香港,始終如一,堅持到底是他的座右銘。你質疑他的「毛左」思想,你不喜歡他「尊崇」一個獨裁者,但他的宗教實踐和人道關懷卻是實實在在的。於他而言,共產主義理論上的窮人大翻身很合口味,只是共產黨墮落腐敗,騎在人民頭上,正如很多教會和教會上層忘記了耶蘇基督的實踐與教誨,即所謂宗教的初心,變成與權貴為伍的壓逼者一樣,背棄信仰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共產黨和宗教權貴。比較他與香港某些「愛國」宗教人士的言行,便知一二。

甘仔,一個比絕大部分香港人更愛中國的「老外」,他愛中國與很多忽然愛國的機會主義者,以及很多「黨性高於一切」的傳統「老左」不同,他愛中國並不是因為「大國崛起」,中國充滿機遇,反而因為中國有比香港多很多的窮人、邊緣人,因而與他們一起實踐共產主義理想的機會更大。他的「中國心」其實源於一種很多人認為過時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精神,而非香港人/中國人所糾纒的國族主義,無論是「香港心」還是「中國心」,這亦是灰記不介意他「毛左」,樂於與他為伍的根本原因。

江瓊珠在片中問一位追隨甘仔的中國殘疾人士,她現在為殘疾人士奔走是否一種「甘仔精神」,她雖受甘仔啟發,卻不拘泥於「甘仔精神」,說這是「助人自助精神」。她說得理所當然,充滿自信,她令我想起中國很多抗爭/維權者,不管客觀環境如何,助人自助,還有甘仔的口頭禪堅持到底,這可能就是現今「惶惶不可終日」的香港人需要重拾的精神和鬥志。

今日人人都要談本土,有人更喜歡切割,由米蘭到香港到中國大江南北,甘仔都是深入社會底層,沒有人比他更在地,更本土。至於他的在地與本土是否不合時宜,他不會在意,他會堅持到底。

(請注意:這並非冗長沉悶的社運片,片中甘仔與人接觸的很多細節都十分有興味)

即使一國近了,專制正在成形

自從習近平提出「全面管治權」之後,北京明目張膽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以「港獨」這稻草人,逼迫港府(當中自然有人會主動配合)無理取消參選人資格,又以宣誓是否合規格大做文章,以釋法誘導法庭取消議員資格。中共要大力打擊香港民主/反對力量,壓制港人的自由和權利,昭然若揭。

 

最近兩個京官再喊話,那個喬曉陽說什麼「港獨」不是言論自由,全世界都不容「分裂國家」,又說不能挑戰國家憲法,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云云,而那個王光亞則威嚇說不能喊「結束一黨專政」,因為違反憲法,不能參選議會,林鄭則指不保證喊「結束一黨專政」不會有後果,緊跟北京主子的步調,完全忘卻了她要 做的是向香港人問責。那個早前擔當傳話人的譚耀宗應該感到很「威風」(當然還有那群同路人如鄭耀棠、王國健、吳秋北…),習慣了被「圈養」的人,早已失去了對自由的認知,只會仇視追求自由的人。

 

這些有權及接近權力的人,操弄一統「愛國」主義,把政權壟斷國家無限神聖化,欺騙/嚇唬一些不甚了了和那些迷信中國「帝國夢」的人。其實,一些民主國家處理獨立與分離的態度已經很文明,不會隨便「喊打喊殺」,更不會剝奪人說話的權利。不知喬曉陽是真無知,還是故意誤導,早於1980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已舉行過第一次獨立公投,那時親北京的加拿大工人共產黨,根據馬列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支持魁北克人有自決權,只是主張魁北克繼續留在加拿大,魁省工人尋求與加拿大全國工人聯合起來推翻資產級統治, 加拿大政府亦沒有「拉人封艇」,只是不承認公投結果而已。九十年代,魁北克也舉行過類似的公投。幾年前,蘇格蘭更在英國政府的同意下,進行了獨立公投,公投結果是多數蘇格蘭人贊成繼續留在英國。

 

至於最近西班牙政府暴力鎮壓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做法備受爭議。但西班牙政府不同於中港政權,沒有禁止「分離主義」言論,也沒有取消鼓吹加泰隆尼亞獨立的議會參選人資格,否則加泰隆尼亞的地方議會就不會有過半數支持獨立的議員可以推動獨立。日本也是喬曉陽口中的單一制國家罷,鼓吹沖繩獨立的人並沒有被說成違反日本憲法,也可以參與地方首長和議會選舉。無他,以上都是民主國家,憲法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即使涉及主權與政治,也不會為言論設限,與中央政府唱反調的人依然可以暢所欲言。

 

因此,無論中共和香港權貴怎樣裝得義正辭嚴也好,都掩蓋不了一個現實,一個殘酷而醜惡的現實,中國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獨裁專制國家,香港的當權者和迎合權力者正在摧毀「一國兩制」和香港自治,令香港與中國趨同。而面對獨裁專制,選擇反抗的人,任何難聽、荒謬的指控都會降臨她/他身上,失去自由、遭受酷刑以至喪失生命等的命運亦隨時降臨她/他身上。而所謂獨裁專制,說穿了就是權力得不到制衡,掌權者唯我獨專,恣意踐踏人權,就是這麼一回事。

 

被中共判囚前後11年,現仍在獄中的抗爭者楊茂東(郭飛雄),其妻子張青去年接受訪問時說,中國最主要的問題是政權專制,人民得不到自由和權利,這些道理很多老百姓都明白,但因為政權太殘暴,也太強大,人民只能保持沉默。但中國的改變始終會有人去追求,她丈夫自覺要擔當這個使命,並為此作出犧牲,她作為至親的人,便只能理解他,支持他,何況她認為丈夫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在獨裁專制的中國,選擇抗爭的代價十分沉重,大部分人都不敢輕言嘗試,因此,抗爭者正如中共所言,總是一小撮人。但即使在習近平個人獨裁的高壓和肅殺下,也不能讓所有封口,這一小撮人依然頑強。

 

這一小撮爭取自由的人,有不同領域維權人士,有人權律師,有政治異議者,各有不同訴求,但在中共政權眼中,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賣國賊」,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的野心家」。正如一介家庭主婦汪艷芳,她到美國替在獄中的丈夫唐荊陵律師領取人權獎,就被當局指「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一個手無寸鐵的家庭主婦,如何有能力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她覺得很荒謬。

 

專權者要維持其專制統治,總是拋出極其荒謬的罪名指控反抗的人,因為維持國家權力和資源的壟斷是專權者的最高目標,在他們心目中,任何爭取權益和自由的舉動都是衝著權力和資源的壟斷而來,是奪權而來的。所以中共總愛說「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牙狀態」,說穿了就是不願分享權力,不能接受權力制衡。在毛澤東時代,有一面「共產主義革命」旗幟可用,把一切異議者打成「反革命」,鄧後「走資」,不能以「先進」的革命者自居,便只能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這些最容易迷惑人心的口號來打壓反抗者,特別是高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幾年,「漢奸」、「賣國賊」如雪片飛,說不中聽說話的人便輕易成為「漢奸」、「賣國賊」。

 

這種泛濫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真是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在中國,婦權分子眾籌在地鐵賣反性騷擾公益廣告,換來「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引入西方資產階級女權意識,意在搗亂」的指控,主催者半年內被四度迫遷。在大學校園舉牌反性騷擾,也是「漢奸」行為,甚至被說成令大學蒙羞,是「不忠不孝」的行為。一切「老左」曾嚴厲批判的中國封建男權傳統,在「愛國主義」的需要下瘋癲回朝。

 

不過,在瘋癲肅殺下的中國,並非一切絕望。說出這些反性騷擾事件的中國內地婦權分子,曾經被中國當局刑事拘留,可以順利到香港的大學演講室分享她和同行者的經驗。她們受打壓是一回事,「反性騷擾運動」有寸進也是另一回事,至少已有9000人實名網上簽名,要求所屬大學建立反性騷擾機制(除了一些男生意識上的性騷擾,一些導師利用職權欺壓(包括性侵犯)學生相當普遍),個別大學也不得不在群眾壓力下,表示會認真考慮設立機制。

 

這位年輕的婦權分子明言中國現在的氣氛壓得人透不過氣,但她對抗爭仍抱有希望,她說那些行動主義者,只要有些微空隙都會爭取行動,網上只要有機會傳遞訊息,那怕訊息只能存活一分鐘、兩分鐘,一樣會抓緊機會。

 

她所說的情況不單存在於女權運動,也存在於其他抗爭領域。暫時在美國避難的人權律師劉巍對709大抓捕後(2015年7月9日起對人權律師的大規模問話、拘押和判刑)狀況極度憂心,她說有時看到暴政沒有盡頭會感到絕望,但709 案很多曾被捕的人和他們的家屬沒有退縮,依然勇敢的站出來為人權奮鬥,這就是希望。

 

709 案最為香港人熟悉的應當是現在「被失蹤」一千多日的王全璋律師妻子李文足,以及那幾位一直陪伴在她身邊的709家屬,判緩刑的李和平律師妻子王峭嶺、被判刑的翟岩民妻子劉二敏、獲保釋的謝燕益律師妻子原珊珊。四月四日王律師被失蹤一千日,她們決定由北京徒步往天津尋找王全璋下落,在國保公案嚴密監控下,仍然接受了外媒(當然不會有中國傳媒敢採訪她們),包括多間香港傳媒的採訪。雖然李文足她們後來被公安國保強行帶回河北,李文足一度被軟禁,但最終恢復自由。上星期她在幾位患難姊妹陪同下乘火車到天津二院要求會見主理王全璋案的法官,但法官繼續避而不見。這次同行者有獲釋的謝陽律師(他的妻子陳桂秋和女兒去了美國避難)。

 

(繼去年放映的《709人們》,今年七月開始放映的《709彼岸》,採訪了在美國的709受難者、家屬、人權律師和抗爭者,請留意中國維權律師關組的網頁。)

 

儘管中共繼續蠻不講理,繼續需要時無法無天,需要時玩弄法律,但正如在美國的法律維權人士陳光誠所言,在網絡時代,中共要讓所有人噤聲根本不可能。而無論女權分子,還是709家屬的抗爭,香港都可以扮演角色,香港的形勢雖然愈來愈嚴峻,香港愈來愈與獨裁專權的中國大陸看齊,但香港仍擁有的學術自由,可以讓女權分子以至其他異議人士到香港分享經驗,宣揚訊息;香港傳媒內的有心人,不與香港的黨報、投誠傳媒一般見識,本著記者的職責,本著新聞自由的理念,仍然關注和報道大陸的人權新聞。

 

灰記在此博客說過不知多少次,香港特殊歷史時空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必須好好利用。對中共來說,香港依然是一個窗口,它不能完全沒有香港,對中國的異議抗爭者來說,香港是個透氣口/訊息口,以及聲援基地 ,香港人和她/他們的關係互相依存,她/他們處在暴風口,直接面對中共的暴政,任何抗爭的成果對香港而言都是值得鼓舞的消息,至少不是壞事,而香港人所提供的支持和關注,於她/他們而言都彌足珍貴。

 

而唯有香港人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堅決維持面向世界,關注大陸的取態,香港的「特殊性」才不會被侵蝕貽盡。現在只求一己利益而一味討好中共的建制/保皇人士,一味叫囂「愛國愛黨」,恐嚇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會被追究,要求批評共產黨也要「必恭必敬」,是把香港「一國化」而自絕於國際;那些極端本土派故意看不到大陸抗爭對香港的重要意義,不把矛頭指向專制政權,而只管自說自話,甚至主動挑起新舊移民,以至中港人民矛盾,只會把香港推向死角。

 

具體可以怎樣做,各人有各人的具體情況,但不要放棄自己的任何權利,由生活工作,以至參選投票和意見表達…,即使一國近了,專制正在成形,都還有很多事情可做。即使社會變得愈來愈荒誕、政府愈來愈專橫、立法會愈來愈不知所謂、政黨和政治人物愈來愈令人厭惡,不要輕言厭棄社會紛爭、討厭政治黑暗而選擇冷漠,讓當權者為所欲為。

 

其實,看著中國大陸那「一小撮」被政權殘酷打壓,被污名化,仍不願放棄的人,又有何藉口選擇冷漠,選擇放棄!

 

那首歌,唱過也噓過,「國歌法」的種種

中共掌控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於十一月四日通過把大陸的「國歌法」加入基本法附件3,特區政府將循本地立法將這個強逼人民尊重那首《義勇軍進行曲》的法例引入,違者被囚。

引入「國歌法」聲稱針對「港獨」行為,包括在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賽事噓那首歌和展示「香港不是中國」或「香港獨立」旗幟。雖則灰記認為香港與中國切割、「獨善其身」的想法不切實際,但不同意港獨並不一定要擁護黨國,更無理由為中共禁制表達港獨的自由,包括禁止向那首歌say no,護航。

事實上,不只一些「港獨本土」派,灰記也曾在港隊主場賽事噓過那首歌,因為討厭中共高壓的黨國體制,因為反感中共粗暴以白皮書扼殺香港的民主與自治,因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是共產黨一大騙局。噓了一兩次後不想傷及喉嚨,抗議方式改為不站立或去廁所,總之就要不當那歌是一回事。

但這種不當那歌是一回事的取態,將面臨被秋後算帳。人大未正式把「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3之前,一些中共「護法」說此法要有追溯力,不少香港依附權力者也隨聲附和,最多只表示模棱兩可,完全漠視普通法以至中國刑法都規定刑事罪行沒有追溯力。至於奴才人人表態的「愛國」天經地義,聽到那歌要即時站立等的說話則如疲勞轟炸,令人神經衰弱。在中聯辦強力干預下,林鄭領導的特區政府只會為北京和中港權貴賣力,貫徹「國家行為」,無心亦無力捍衛香港人的自由,期望香港法庭為了人權對「國家行為」作出抵制看來也是期望過高,法庭能堅決排拒此法有追溯力已屬功德無量。

人大橡皮圖章通過「國歌法」納基本法附件3當日,一些團體遊行至中聯辦抗議,灰記舉腳認同他們的遊行口號:「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民建聯/保皇黨那些什麼「沒有國那有家」是百分百謊言,是膜拜權力者的托詞。人類長時期都不需要國家都能生存,部落社會和很多地方的原住民,他們和他們的家園都是被外人以國家之名鎮壓、屠殺和毀滅,被中共背叛了的馬克思主義,其最高目標是國家的消亡,人民至上,世界大同(是否鳥托邦是另一回事)。中共搞民族主義,以刑罰逼迫人民向其壟斷的國家政權下跪,沒有半點道德感召可言。

那些膜拜/依附權力者可能又會再說,歷史上國家的形成都難免涉及侵略和殺戮,國家也需要利用暴力維持統一云云,那個嗜血的梁振英更大張旗鼓揚言以國家名義殺人合法(他忘記了公義得到伸張時,那些下令屠殺平民的政要也要被追究責任。當然,很多專制國家的殺人行為,包括中國的「六四」屠殺,到現在還不能追究,因為公義還未伸張)。其實這些說法,不正正反映國家的暴力和矛盾性質,以及如何殘酷對付反抗/被征服者,什麼神聖、偉大,只是勝利者的語言。而膜拜/依附權力者也妄顧歷史的進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人權保障,這些現代文明積極的要令政權向人民負責,消極的也要質疑和限制國家行為的過度膨脹,傷及人權,共產黨與國民黨爭逐政權時,除了槍幹子,不也宣傳民主反獨裁嗎?只是奪得政權後才事事國家政權至上,視人民如草芥。膜拜/依附權力者卻從不敢批評半句。

事實上,當今成熟的民主國家都不會強求人民歌頌和愛護國歌國旗,因為愛國情懷無從強逼。就以美國為例,受壓逼者,包括北美原住民、被販賣的非洲人後代、其他少數民族和受壓制社群,經過不懈的爭取,有較大的空間去表達、去書寫他們的故事,去控訴國家暴力。而美國憲法亦保障了人民有不尊重國歌國旗的自由。當然,現實上對國歌國旗表達抗議要付出一定代價,例如拳王阿里,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兩名奪獎牌的美國跑手,以至最近以下跪方式抗議警方暴力針對黑人的美式足球員,都付出了事業受挫的代價。但至少成熟的民主國家放棄用國家暴力(立法收監)強逼愛國,總算是邁向文明的一小步。

回到噓那歌的場合,十月五日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對老撾,有球迷以噓聲繼續表達對那個國家政權的鄙視。不問情由,只懂刑法壓人的中共便急不及待派出饒戈平,配合無線電視(抑或無線配合共產黨?)指摘噓國歌犯法,要求特區盡快立法及立法後追溯噓國歌行為,充滿白色恐怖。

不過,幾日後香港主場對馬來西亞的亞洲盃外圍賽,球迷並沒有被嚇倒,灰記就見證有不少人依然發出不滿的噓聲。噓聲有來自那些穿上港隊球衣或支持港隊T恤的年青球迷。老實說,近十多二十年很多曾經愛看本地足球的長一輩球迷都轉而追捧外國球隊,這些年青球迷的熱情絕對是熱愛香港的表現,而且100%自發,沒有半點被迫。

為何「愛香港拒中國」?這是中共和香港那些權貴奴才所不願明白的,「愛國愛港」並不必然,一國之內有盛載不了的矛盾與衝突,更何況香港和現代中國從來都有鴻溝,否則就不需要「一國兩制」。故此,「愛港」不「愛國」一點也不出奇。 

這些年青球迷,不管香港如何「沉淪」,不管自己前景如何不明朗,以熱愛足球的方式,表達對家鄉的愛,不但觸動灰記,也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1980年代初,很多排拒中國的港人反應。當他們聽到香港會「回歸」中國時,實際至上、「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香港精神」活現,有能力大都移民或當太空人繼續在香港賺錢,沒能力的繼續為生活奔波,絕大部分人對香港前途抱觀望態度,取態被動,只有少數人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但無論取態如何,大家抱著矛盾和複雜心情,抱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和疑慮,「迎接」九七「回歸」的命運。

果然,「回歸」近20年出現了「愛港」不「愛國」,出現噓那歌事件。對此,習慣了專制、「以我為主」的中共卻只會諉過於人,說什麼殖民奴化教育根深柢固,卻從不反省何以在自己主權下的香港,很多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的年輕人會對「祖國」如此反感,對「國歌國旗」如此不敬?正如他們不會反省自己統治西藏接近60年,為何近年有百多名紅旗下長大的年青西藏人會為自己家鄉的不自由而自焚,只一味諉過已流亡海外接近60年的藏人領袖達賴喇嘛煽惑境內西藏人。

此種諉過於人的心態除了思想懶惰,也頗為愚蠢,如此一來,不正正說明中共的失敗嗎?達賴喇嘛早已流亡海外,英國人早已抛棄香港,中共直接或間接統治的兩個地方,都出現對現政權/宗主國的厭惡,前者藏人以死抗議,後者港人以僅有的自由空間發出怒吼,不是一句外國勢力的陰謀就可以解釋掉的。當然中共會依然故我,繼續以加強(即強逼)「愛國主義教育」和加強「執法」(即國家暴力)對付任何「離心」的表現。這是專制強權橫蠻和愚蠢的邏輯。

年青人「愛港不愛國」的噓那歌事件,亦令灰記想起很多往事。最深刻一次是殖民時代的198954日晚,在中環的遮打花園有過千人群聚集,當中有不少是穿西裝和套裝的中環上班族。那晚名為紀念五四集會,由學聯主辦,實際是為了聲援剛開始的北京學運。當晚大家至少唱了兩首歌,一首就是現在被噓的《義勇軍進行曲》,另一首則是《國際歌》。

無論《義勇軍進行曲》還是《國際歌》,當年在香港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都是被抑壓/揚棄的聲音不論是「六七暴動」後傳統左派與主流香港社會割裂,至「四人幫」倒台後「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神話破滅,造成大部分港人對與左派掛勾的中國民族主義抗拒與疏離,還是殖民政府一貫以來對左派的防範與擠壓到後過渡期忽然在代表資本主義價值的中環,由大部分並非傳統愛國/左派人士歌頌起來,的確超現實。

超現實還超現實,正如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所言,「這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亦沒有無緣無故的恨」,89年不少港人對《義勇軍進行曲》的愛,其一是緣自中國「文革」鎖國後相對開放的面貎,例如願意向先進社會學習,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相信很多港人都曾是當年中國女排的粉絲,1984年洛杉磯奧運中國女排奪金,很多港人為五星紅旗的升起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奏而感動不已。

其二是1980年代中國的文化復蘇,無論文學、電影、戲劇等都有探索精神和不少佳作,與「文革」時期只有8個樣板戲不可同日而語,文化中國的魅力亦「迷倒」不少香港人。當然,沒有人忘記中國仍是一黨專政,共產黨掌控一切的國家,香港人與中國異見人士串連會付出沉重代價,劉山青就因此在大陸坐了十年監(他算不算香港的政治犯?),但同時共產黨體制內外都出現改革思潮,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最後鬱鬱而終的黨總書記,都是被「太上皇」鄧小平玩弄、沒有最終話語權的改革派。怎說也好,1980年代是港人對中國改革最充滿期待的十年,無論今天一些「港獨本土」派如何批評當年學生鼓吹「民主回歸」,都不能抹殺「民主回歸」的邏輯,或曰願景,倘若中國的改革朝民主自由繼續走下去,一個真正民主自治的香港也不難實現。

1989年,香港人全民支持北京民運,多次數以十萬計,以至上百萬人的遊行集會,不正正是這樣的心態驅使的嗎?198954日晚遮打花園高唱的,不論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還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不也是港人對中港命運共同體的一次在地呼喚嗎?說愛國,也有一個dual含意,港人對中國有願景,因為對香港有願景,這是一次自發和真摯的「愛國愛港」情懷,不是今日中共硬銷那套膜拜政權的「愛國愛港」硬任務。

當然,對中國的願景落空,香港「一國兩制」的願景也變形、扭曲。而「八九六四」成了很多中年以上香港人和中國內地人心中的結,只是香港人還可以選擇每年抒發心中的鬱結,內地人要抒發的話要冒失去自由的風險。

「八九六四」的槍聲標誌中共拒絕朝民主自由的道路走下去。隨著中國經濟上走資,政治上繼續專權,搞其共產黨(現在則是習近平)掌控一切的官商資本主義,「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八九民運經常聽到的《國際歌》都仿佛消沉起來,轉而訴諸民族主義,或曰黨國主義的中共,則更倚重《義勇軍進行曲》在「革命」狂熱時期的「文革」,不但此曲的作詞人田漢被批鬥致死,「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更是被禁止的聲音。然而,多少港人對這首歌「百般滋味在心頭」。灰記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民族主義並非共產黨的專利,灰記又想起受反共父親影響的親國民黨童年,想起國共兩黨在香港爭逐「愛國同胞」的1960年代,共產黨標榜為工人和基層打拼的愛國主義,國民黨則標榜維護傳統中國,共產黨自命進步,因此能取代腐敗的國民黨。而灰記長大後在外國受左翼思潮啟蒙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曾短暫「著迷」,但大部分時間都採批判態度。正所謂批判與盲目反共之間有很大空間,80年代同情以至寄望共產黨內外的改革力量乃人之常情。而反對殖民主義乃作為左翼的基本倫理,不可能戀殖以至支持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更何況殖民統治者從來不會真正承擔道義責任,把香港人視為其需要問責的公民,一些「港獨本土」派流露的戀殖情結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對內地人的抗爭不聞不問,只因他們不是「香港民族」,亦顯得思維狹隘。

話雖如此,在「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的前提下,無論「港獨」訴求,還是噓那歌的行為,都沒有值得非難之處。而無論「國歌法」,還是對不同政治反對派的逼害,都說明香港民主無寸進之餘,更是倒退至準威權狀態,1980年代港人的恐懼與疑慮,因為「六四」的槍聲而終歸變成現實。然而只有那些被恐懼蠶食心靈者,才會與權力膜拜/依附者同流,忘記歷史,忘記港人對那首歌的愛憎關係,忘記「一國兩制」的矛盾與複雜,忘記港人自主自治的正當性,完完全全向「國家」的「統一意志」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