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中呼喊

「47人案」一周年,「失語」成大勢之際,「無可救藥」的「左膠大愛」神父甘浩望(甘仔)於2022年1月6日中午到赤柱監獄外,聲援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被囚於監獄內的何俊仁、黎智英、尹兆堅、楊森、林卓廷、梁錦威、曾健成、朱凱迪、岑敖輝、傑斯、譚凱邦等,以及無數無名坐牢的青年。赤柱是第一站,第二朝他又到了荔枝角收押所聲援被收押在那裡候審的胡志偉、「快必」譚得志等。然後、下午又到政府總部外靜坐,爭取釋放被捕人士。預料往後他會再到其他監獄聲援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政治犯。

神職人員「大愛」應屬理所當然,「神愛世人」,作為基督/天主教上帝的忠實僕人,踐行公義和大愛才是正道。只是有太多並不「純粹」的神職人員,愛權力多於愛其上帝,服務權力多於服務世人,甘仔這類「不識時務」的神職人員反而變得愈來愈「珍貴」。說甘仔「不識時務」,除了「大愛」之外,仍相信上世紀六十年代曾流行一時的毛澤東主義,確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然而,正如西藏宗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曾嚮往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念,說某些方面與佛教不謀而合,說明宗教與這個在二十世紀影響巨大的無神論政治意識型態也有交集,不然,為何有那麼多基督徒也信奉(或曾信奉)它(大陸民國時代,基督教青年會就曾是共產黨人的「庇護所」),不然,為何那麼多人嘲笑共產主義者如宗教般迷信馬克思主義。對甘仔來說,耶穌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和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都是他踐行的理想,並無矛盾之處。

理想終歸理想,這次他要求林鄭政府考慮全面特赦/釋放政治犯,相信很多人會認為是「一廂情願」的天真。甘仔當然知道自己提出「不可能的要求」,當在場記者問這樣做是否有用時,他回應不是有否作用的問題,而是需要做的便去做。甘仔強調,香港現在很需要發聲,特別為眾多在囚者所遭遇的不公發聲。說到有沒有用,其實聯合國、一些外國政府和人權機構早前都曾作出過類似呼籲,中國和香港政府把國際社會對香港人權的關注一概斥為「干涉內政」,甘仔作為來自意大利的天主教神父,有朝一日會不會被視為「外國代理人」?相信當他被標籖「外國代理人」時,他會反駁說「我是上帝的僕人」、「我很想成為中國人」。在一齣講述他的紀錄片中,他曾透露身後想葬於中國。

甘仔在請願行動中提到兩個神職人員的名字,一個是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周守仁,另一個是剛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香港聖公會牧師管仲鳴。他期望兩人作為「橋樑」與官方溝通,爭取釋放政治犯。甘仔這個期望,對十分保守的香港基督/天主教圈子相信註定要落空。不過,至少對管仲鳴,一位對殺人嫌犯陳同佳表現出「大愛」的牧師來說,甘仔的期望需要回應。蓋那些被以言入罪或和平示威被囚的政治犯,當中不少是教內「兄弟姊妹」,有些更是最近才皈依基督/天主教,例如何俊仁、胡志偉、尹兆堅,不是也值得關懷嗎?他/她們為信念而非為貪念殺人被囚 ,不是更值得關懷嗎?他或者其他神職人員,有否為過那些政治犯禱告?有否探望過他/她們?還是服膺權力,視這些在囚者如社會毒瘤,必須切割?此刻,灰記又彷彿聽到「世人都犯了罪」這句出自基督教聖經的話。

聲稱仍然希望協助陳同佳往台灣受審的管仲鳴牧師, 現在多了一個政治身份,就是選舉委員會委員和立法會議員。還有差點忘記,他亦是北京市政協委員,而正正因為他有這個身份,才能自動當選選委會第五組別的「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成為選委,因而有資格循選委會界別出選立法會並勝出。據稱他是歷來第一個神職人員擔任立法會議員,其進身本地政界於宗教圈子亦不無爭議。事奉神還是效命政權,這是很多人對管牧師的質疑,特別「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代替「港人治港」之後,每個有資格參選的人都是經過「認證」,是政權認可的「愛國者」,如今的「愛國」比鄧小平時代有所不同,鄧時代不要求愛黨,更可以批評黨,所謂共產黨是罵不倒的,現在則要擁護共產黨,至少也要尊重黨。當然,管仲鳴可以說事奉上帝與尊重黨並沒有矛盾,正如中國大陸由共產黨領導/管理基督/天主教會一樣,都是沒有矛盾。那麼,甘神父要求政府特赦政治犯呢?要知道,甘神父比管牧師更相信共產主義,更實踐「為人民服務」!噢!又差點忘記,甘仔說過自己信奉的是共產主義理想而非共產政權。

還是不要難為管牧師了,回到他所「代理」的陳同佳吧。2018年陳同佳在台灣殺害了女友潘曉穎潛回香港,被港府以「洗黑錢」判刑,2019年10月刑期屆滿。急於為女兒討回公道的潘母於2019年初求助民建聯李慧琼、周浩鼎,希望能將陳同佳移送台灣受審。林鄭政府亦以陳同佳案為契機,聲稱要修訂「逃犯條例」,將中國內地、台灣納入司法互助區,才能解決問題,不過,台灣當局一直的立場是要透過兩地協商解決問題,不會承認「逃犯條例」。而因為林鄭強行修訂而爆發的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令香港發生潘母後來所形容的劇變。兩年多過去,當潘母知悉去年12月台灣和福建當局透過《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將潛逃福建的台灣殺人案疑犯遣回台灣受審時,曾在立法會選舉前呼籲陳同佳自願返回原籍的深圳,再由當局透過《兩岸互助協議》將其移送台灣受審。潘母並就自己誤信民建聯李慧琼、周浩鼎,「被人有計劃地利用」導致香港急劇變化,請求港人原諒她「誤信豺狼」。她又呼籲李周二人、以及協助陳同佳的管浩鳴,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履行承諾,為潘曉穎討回公道。

潘母要求李慧琼和周浩鼎兩個政客履行承諾相信亦會落空(李、周去年都好像曾說自己在此事已沒有角色),至於有神職人員身份的管仲鳴 ,除了將陳同佳不能到台灣受審的責任推給台灣當局,以及仍堅持修訂「逃犯條例」是最理想做法外,會否願意盡力督促政府積極解決問題,真是天曉得。然而,無論陳同佳歸案的問題是否能解決及如何解決,港府強行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至香港的劇變已無法挽回,很多香港人仍然每日深深感受著這劇變的影響,以至逐漸「失語」。

這讓人「失語」的劇變於去年底今年初更來了一個「小高潮」,繼《蘋果日報》被逼停刊及創辦人黎智英與多名高層職員被收押,獨立網媒《立場新聞》的前總編輯鍾沛權和署任總編輯林紹桐,以及四名前董事,包括吳靄儀、何韻詩、方敏生等,以「發布煽動性刊物」被捕。前董事們拘押一天後獲准保釋,兩位總編輯則要還押,加入甘神父聲援的在囚者行列。《立場新聞》亦隨即宣布停運及遣散員工。剛踏入2022年 ,另一獨立網媒《眾新聞》於1月2日亦宣布兩日後停運及遣散員工,負責人楊健興和李月華於1月3日會見記者時稱,《立場新聞》負責人被檢控和停運觸發他們決定短時間內決定停止營運,認為不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繼續記者工作,無可奈何選擇停運。他們更指自己作為專業記者的理念沒有改變,改變的是環境,新聞自由空間收窄至一個令她/他們無法安心工作的地步。

對很多人來說,近年興起的獨立網媒,指那些沒有內地官方或財團背景的網上新聞/資訊傳媒,對新聞/資訊多元化貢獻良多,一些傳統傳媒不會報道,或以一面倒親官方立場作報道的新聞,這些網媒都有非官方立場的報道,平衡了愈來愈「一面倒」的傳媒生態。被逼停運的《立場》和《眾》是其中最有公信力和最多人看的中文網媒,英文則是Hong Kong Free Press,現仍運作。少了兩個有較多編採人員(特別是《立場》)的網媒,其他更小型的網媒,即使繼續營運,發掘新聞和追蹤報道的能力大打折扣,大多數情況就是跟進新聞,當然仍可報道傳統傳媒不會報道的新聞,但報道的規模和覆蓋率已大大削弱 ,現在說網媒開始進入「失語」狀態亦不為過。

至於傳統紙媒,在《蘋果》停刊後,《明報》被視為唯一仍可以盛載溫和異見,對民主派和抗爭者態度較友善的報紙。不過,1月10日隸屬中聯辦的《大公報》忽然向《明報》發砲,抨擊它刊登了前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的一篇文章,是否想「接過《蘋果》的煽動角色」,警告若《明報》真不是想接過《蘋果》的煽動角色,就應該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該篇名為《權力魅惑狂獻祭 知識分子作羔羊》的文章,是在港大拆走紀念「六四」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中大移走「民主女神」及嶺大清除「六四」浮雕後刊登。《大公報》指羅永生的文章對於《國安法》的落實作出種種毫無證據的抹黑,對於反中媒體的停運不但如喪考妣,更上綱上線,亂潑污水。批評羅在談到港大拆除「國殤之柱」事件中,引用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故意令人看到雲裡霧裡,但內容核心就是為反中媒體、為「反中偽術品」鳴冤。更進一步指責羅肆意抹黑攻擊《國安法》,誣指《國安法》「旨在展示權力的強度和深廣度是如何無堅不摧的祭獻儀式,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正是在刀鋒口上的羔羊」,指其言論的目的就是煽動社會的憎恨和對抗。官謀殺氣騰騰的論調,讓人不寒而慄。而《明報》則於同一日刊登了《文匯報》前主筆兼評論部主任,現任香港文化協進智庫副總裁韓成科反駁羅永生的文章。未知《大公報》針對《明報》及羅永生措辭嚴厲的文章,會否令《明報》再加強自我審查,而更陷入「失語」狀態。

與此同時,該官媒亦砲轟台灣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的一篇分析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文章支持「港獨」、鼓吹「香港自主選擇結盟對象來圍堵中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並引述法律學者意見,指吳有可能觸犯國安法。而這篇文章於去年獲香港記者協會「人權新聞獎」。吳叡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稱,《大公報》的文章背後真正目的是借著他的文章打擊記協。這個運作了半個世紀,由前線記者組成的工會,儘管人微言輕,一向敢於為新聞自由發聲,亦有為「督促」傳媒操守盡言責,但過去一年不時被官方點名批評,其命運如何,很多記者和關注傳媒生態的人均感憂慮。

除此之外,知名與不知名人士繼續被判重刑。1月4日,被政府清盤的支聯會,其前副主席鄒幸彤繼因前年六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囚12個月後,再以「煽動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實際上2021年6月4日晚維園並沒有舉行「未經批准集結」,因為場地早已被警察圍封),判刑15個月,其中10個月分期執行,即共22個月。此外,她與其他支聯會成員如何俊仁、李卓人、梁錦威等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等候審訊。這段時間,亦有數十名不知名人士被控暴動、非法集結等罪被判刑,不少刑期達三、四年。到目前為已有近千人被判刑,仍在押或保釋等候審訊亦百計。

鄒幸彤於判刑前的陳情文寫道:「不過短短半年,但六四已經極速從公認的良知底綫到公認的危險紅綫。支聯會、六四紀念館、國殤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圖書館六四書籍都不能幸免。同一段時間,蘋果、立場停運,到今日,眾新聞都沒有了。可以預見,公共平臺談論六四空間完全消失……」「文字獄的風氣,不是從這一單案開始,也不會在這一單案終結,捍衛言論自由的唯一方法是繼續説話。文字是有其内在生命力,永遠無法被法律、被權威所定義。……即使法庭繼續審判我的文字,也不會是我停止寫作的理由……」除了她一往無前的敢言外,一些在囚者亦不時透過信件訴說近況,表達心迹。而甘浩望神父亦指,若能接受現在的不穩定,雖然不知道即將發生何事,也不會害怕。最重要是聆聽內心,若內心要發聲,應該跟從它。

這些「失語」狀態下「孤寂」的呼喊愈來愈珍貴,然而也令人百般滋味。發聲的代價如何衡量?還是服膺「沉默的自由」、「自由的沉默」以自保?然而,心靈的沉默又會是一種怎樣的「自由」?真是「費煞思量」的內心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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