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六四與民主

一年容易又六四。香港人是否應該放下這個「六四情意結」？近兩年討論得特別多。想法與「城邦本土派」較接近的李怡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該放下愛恨交纒的六四包袱了」，刊於五月廿一日《蘋果日報》蘋論專欄。 李怡是回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呼籲港人放下包袱，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的說話，而有所發揮。被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認定是地下黨員的梁愛詩，經常為中共說項，有時甚至以「中央代理人」的架勢，勸港人「愛國」，即愛她的「貴黨」，又經常粗暴抨擊香港的法治。灰記對她的言論向不以為然。如今她又再發功，要求香港人放開因「67年反英抗暴」、「89年政治風波」而引起對中國的「感情愛恨交糾纏」，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

灰記對梁愛詩忽然要港人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摸不著頭腦，很多中國內地人和香港人都正在為中國的民主出一分力，一些港人參與大陸的勞工以及弱勢團體的維權活動。很多人認為，在中共壓制一切民主改革的聲音中，這些艱難的，經常受共產黨官僚打壓的「依法」維權活動，對推展中國的進步，即所謂「為國家的民主出一分力」，有一定貢獻。因此，港人不必梁愛詩「勸勉」「為國家的民主出一分力」，反而要質問她和她的「貴黨」，為何要阻撓港人，以至中國內地人為中國的進步而努力，她的「貴黨」可曾「為國家的民主放一點權」？

李怡認為，如果梁愛詩把「為國家民主出一分力」改為「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便十分同意。我不知道李怡為何認為沒有或很少香港人「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香港由八十年代到現在，起碼一些聲稱民主派的人或多或少有爭取過民主，是否盡力是另一回事。近年加入了很多八、九十後，他們不只在普選問題上，在各種公共議題都積極發聲，甚至有帶頭示範作用，如反高鐵的八十後，以及反國教的九十後，都是反對中共要融合(吃掉)香港，要思想上控制香港下一代的抗爭。

灰記同意這群八、九十後比上一代的六、七十後，以至四、五十後，少了「六四包袱」，更關注本土，但至少他們相當一部分，受父母影響也好，受老師影響也好，對八九年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並非漠不關心，他們也許對支聯會每年「悲情一夜」的哀悼儀式並不認同，但絕非「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想法。在這裡順帶一提，今年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的小書《六四小渡海》，就是一本立足香港本土的六四書寫，希望藉回顧港人當年所作所為，重拾港人的鬥志。

年青一代，以至如灰記這類老餅，除了要記憶六四，亦關注大陸維權活動，除了基於人類的同理心，亦因為明白大陸維權活動的艱難與這個冥頑腐朽政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香港並非能完全與這冥頑腐朽政權分割，而且現實是這政權正對著香港步步進迫。正如李怡也不能否認香港與中國綑綁的關係。因此，灰記完全想不通，香港人只管份內事，只「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的情境是怎樣？

「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和海外聲援的作用極有限。同樣，香港的民主也只能靠香港人去自主爭取，靠中國改變而帶來是不可能的。」李怡乾脆這樣為文章作結。其實，沒有人不同意中國的民主只能靠在大陸的人去爭取，香港人從來沒有想過去「領導」在大陸的人去爭取中國的民主。但在大陸的異議者也好，維權人士也好，他們都極需要外界的聲援，而今時今日，基本上只有被中國綑綁了的香港人還在關注著這些爭民主人士的命運。重要的是，這些維權和異議者，很多都是曾參與八九民運或受其啟蒙的一代，香港人即使只是道義的聲援，也是當年未完成的「責任」。至於作用有多大，已是別話。

香港的民主當然也只能靠香港人自主爭取，但即使「中國沒民主，香港沒民主」這兩句話太被動，中國一成不變，繼續強硬專橫到底，還是有機會「和平演變」對香港的民主進程有利呢？而兩者是否有一定的互動呢？即使不是「唇齒相依」，被中國政權綑綁這個事實，香港人不可能不生出對中國發生的事「愛恨交纒的感情」。就以習近平上台後發生的種種，已反映以他為首，充滿「亡黨亡國」焦慮的中共紅二代當權派，對大陸和香港都採取了強硬，主動出擊的策略。除了要「壓服」大陸所有異議聲音，也希望一、兩年內，以解決香港「普選」問題作為令香港人「貼服」「最後一著」。

其實僅僅是數年前，香港人和廣州人就有過一場互相支援的「撐粵語」運動。而據一些廣州「撐粵語」人士理解，中共當局之所以要加強「推普廢粵」，就是因為廣東話是連結香港人和廣東人的語言，而透過這種聯繫，香港人的示威集會爭取公義，以至爭普選、悼念六四等的活動，有「示範」作用。而參與六四悼念，果能令一些香港人和內地人重拾一些被生活壓平的記憶與是非心，以扺抗中共以至特區政府的龐大遺忘機器，甚至搶奪六四「話語權」的操作(今年香港建制不是出現了針對支聯會的「六四真相」團體，「質疑」六四屠殺的說法，情形有點像日本政府默許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謊言」操作。暫時只是未加入「學術」外衣，難保將來有「識做」的學者加入合唱團)。

因此悼念六四並非只是發夢和傷感一番，而是有現實意義。繼續書寫和反思八九六四，亦至關重要。 而中港民間交流的政治、社會、文化「啟蒙」活動，一直斷斷續續進行著，但打壓越來越厲害，例如較早前中大校內曾試圖邀請大陸異議作家王力雄講他倡議的遞進式民主，但長期被中共監視的王力雄被阻撓出國；最近廣州中山大學原本邀請了香港中大政治教授周保松親往與學生交流，但在更上層的壓力下被迫取消，但中山大學的老師和同學依然擠滿了大課堂，跟周保松在網上交流，顯示內地人，特別廣州人，嚮往自由民主的公民意識的逐漸形成。

在中共高壓下，在中港矛盾被兩方面一些極端份子不斷激化下，這些互相支援的民間交流會否式微，未可逆料。但看不出這些中港民間相互支援及交流，與「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有甚麼矛盾﹐也看不出「為中國民主出一分力」與「為香港民主出一分力」有甚麼根本矛盾。

也許李怡也覺得自己說話過了頭，他繼後又寫了一篇「保住香港是六四最重要的教訓」，刊於五月廿四日的《蘋論》。 這文章他重新肯定紀念六四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的正面意義。 灰記不是支聯會的支持者，無意替支聯會行禮如儀的悼念活動辯護，也無意反駁李怡所言「… 香港人缺乏獨立的意志，未能擺脫依附強權的心態，因此對六四的反應是要促進中國民主，並望因此而獲得對香港民主的賜予。」因假使中國有朝一日落實民主，那麼她的執政黨就要透過人民的授權，接受人民的監督。而灰記幾可斷言，果真能促進中國民主，必有香港人爭取本土民主的努力在當中。那時候香港的民主不會是執政黨的賜予，而是香港人爭取回來的。

至於「保衛香港核心價值」、「保衛香港這個最後堡壘」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不也說過「反倒退」嗎？灰記亦有條件地認同李怡所言「但是，真正的民主思維應該是反向的，也就是說，不是中國實現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而是保住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的核心價值才能促進中國民主。假如有促進中國民主意願的話，就應該循毛澤東當年提倡的『先建設許多小中國而後成就一個大中國』，先保住香港的核心價值，發展香港的民主，而後希望能影響和促進中國民主。」 這條件就是不要虛妄地以為香港能與大陸切割。

一個陳太是怎樣「煉成」的

應該可以安享晚年的陳太，不甘寂寞也好，為香港前途「憂心忡忡」也好，拉籠了一些學者、前高官及前兩局議員，在紛雜而沒有明顯分別的「溫和」政改方案中，再搞一個「溫和」方案。她與其他「溫和」方案提議人一樣，希望能在北京可接受的框架下，有所作為。

這些「溫和」方案的一些共同點是不敢觸動現時組成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頂多提一下取消公司票和團體票，以及第四組別(原政界)新增委員由民選區議員代替等，然後是提名門檻八至十分一，即所謂低門檻，以保證溫和泛民可提一個候選人。這和去年李柱銘「一時糊塗」，提出了又馬上收回的政改建議沒有大分別。

政改諮詢雖云由三頭馬車，林鄭月娥，袁國強、譚志源主理，但中共的強力主導，路人皆見。只有白痴/自欺欺人的人才相信特區政府仍有自主權去收集港人意見，「凝聚共識」。那些自以為「世故」、「現實」的泛民政客、前高官、學者、專業人士，知道最終話事的是中共，便希望透過「溝通」、「妥協」，希望中共最終能「大發慈悲」，讓一個「溫和」泛民屬意，甚至只是可以接受的人入閘參選，於願已足。無他，在一些「世故」、「現實」的人眼中，普選也是走過場的，最重要是出選的那二至四個人，都是他們可以預計/可接受的人，可以代表他們認為的「主流利益」。說穿了就是現存的政商格局不變，最多小修小補。

他們某程度跟建制派想法差不多，至少是與「開明」建制如曾鈺成等的想法接近。問題始終是中共的「心魔」，不能有他們「控制」不了的人當候選人。至於普及而平等、普羅市民的選舉權等，其實並不最重要。大家都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但實際上還是精英主義那一套，先篩選候選人，然後市民只有用選票參與簇擁的份兒。「溫和」泛民的訴求其實是可以有足夠自己友進入提委會參與篩選，沒有篩選只是口號。

或者有人會說，難道「阿豬阿狗」都能當候選人嗎？那麼便很混亂。現在立法會分區直選、區議會直選只要有若干合資格選民提名即可，即所謂公民提名，很混亂嗎？加拿大多倫多市長(相當於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只要交報名費便可當候選人。但絕不會「阿豬阿狗」都會選上。

其實西方社會通行過百年的普選，都不會選上主流社會不能接受的人當市長、總統、首相。因為大部分時間大多選民都是「溫和、理性、務實」的。香港人更是如此。再說，不合「溫和」泛民、建制和中共胃口的人當選，也是人民理性的選擇，反映市民對現行政經秩序的不公和荒謬有更深的認知和不滿。因此，說公民提名「激進」其實是抹黑廣大市民，是精英主義作祟，是不相信群眾。這一點，「溫和」泛民、建制和中共如出一轍。

換言之，公民提名其實是最溫和最公道的提名方案，反而由一小撮人去作篩選的方案才是極端做法。灰記又要不厭其煩，這種極端心態，其實精英思維作祟。精英們自以為能力、智慧高人一等，自己那套最正確，他們通常都是握有權力的人，權力越大，精英心態越重。

陳太這位前殖民地高官，首位華人布政司，九七過渡至特區第二把交椅，公務之首的政務司司長，最後因為董建華的高官問責制會架空她，及改變以往公務員的遊戲規則而請辭。陳方安因緣際會，受末代港督彭定康賞識而被提拔當布政司，其實政治立場一向保守。灰記以為，由專制殖民政府訓練出來的高級公務員，大多出身名校，然後在殖民地最高學府香港大學畢業，先天性覺得高人一等，在華人「同胞」中以精英自居。這些在「奴化」教育制度出人頭地者，不脫買辦本色，在英國統治者面前，最多只能說是循規蹈矩的官僚，既沒有受選舉洗禮，更遑論有甚麼政治理想。

在政治上呼風喚雨的仍是殖民地「主子」，即使要被迫放棄這「寶貴」的殖民地，仍然不忘找來彭定康當末代港督「搞局」。這裡要補充一下，曾經以日不落帝國自豪的英國，國力於二十世紀逐漸衰落，全世界的殖民地於二戰後興起民族主義，誓要趕走殖民主義。英國人也了解到殖民主義不再光采，加上前殖民地紛紛獨立，成為英聯邦成員國，於是1966年殖民地部與英聯邦關係辦公室合併成英聯邦辦公室，然後於1968年再被外交部合併成外交及聯邦事務部。

彭定康的確是超級政客，三兩度散手，搞搞親民騷，便輕易把他的新華社以至港澳辦對手比下去。無他，來自老牌民主國家的肥彭，受過被選民唾罵以及離棄等的洗禮，豈是那群在專制政體下高高在上，放不下家長式官威的中方官員可比。來港短短五年，肥彭「播下」了不能結果的「民主種子」，香港在「九七大限」前有幾年「民主實踐」︰立法局新九組變相令港人每人手中有兩票，雖然票值不相等，但立法局的代表性大大加強。在當時仍屬朝氣勃勃的民主派佔主導下，一些較進步的議案，例如集體談判權，獲得通過，一些不合時宜的法例，如嚴苛的公安法被大幅度揚棄。當然這個「民主春天」註定短命，狡猾的英國人不惜違背中英已談妥的過渡安排(中英的秘密協議，反映香港人只是中英角力的棋子，從來不受尊重)，在臨離開前幾年搞政改大動作，只是希望讓國際社會以為他們留下一個後來被中共拆毀的民主制度(其實極其量只有一半，因為肥彭本人不是由香港人選出來的)。

肥彭一去，這位中方不大信任的殖民地第二把手陳太，在中方「平穩過渡」的考慮下留任，負責做其小特區的「宰相」，協助那個被「欽點」的董建華施政。正所為「改朝換代」，九七前幾年，肥彭在馬卓安政府全力支持下，同中方在政改問題上鬥法，不亦樂乎。陳太得肥彭信任而全權處理香港的日常運作，這是殖民地華人公務員的「最高成就」。九七後，陳太要「服侍」的不再是政治老練的英國人，而是一個曾經生意失敗，被中方看中可以信賴，來自商界的人。

董建華的管治如何失敗，不用多說，但那支以陳太為首的，沒有甚麼政治理想的公務員/官僚隊伍，沒有了英國人那支盲公竹，也只能沒方向地循規蹈矩。當董建華要搞高官問責制時，公務員/官僚隊伍連循規蹈矩的依傍也沒有，陳太更加由肥彭時代掌握全體公務員命運的高峰跌至大權旁落的低谷而請辭。

不過，這位被美英吹捧為「香港良心」，不被中方信任的過氣官僚，始終心有不甘，始終希望在香港政壇發揮「餘暉」。由殖民地到特區官僚，她從來都是建制中人。這位恤髮、飲high tea比遊行表達政治訴求重要的「上流人士」，吝於為爭取民主付出，被批評忽然民主也無話可說。

零七年陰差陽錯，因為民建聯港島區立法會議員馬力病逝，被泛民簇擁參與港島區立法會補選，對手是同屬前殖民地官僚，因推行廿三條失敗而請辭的葉劉淑儀。在泛民協助全力拉票下(公平一點說，她有落力落區拉票，也從來未如此接近過群眾)，陳太以十七萬對十三萬票擊敗對手，當選立法會議員，一時給人「泛民共主」的感覺。然而，正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曾官至政務司司長，甚至可能曾想過自己可以當特首的陳太，似乎並沒有受真正直選洗禮，無心無力轉換一下身份，監察一下這個她曾效命多年的政府。零八年立法會換屆，她只當了一年忽然「泛民」議員，便「急流湧退」。

此後，偶而招開記者會，偶而接受記者訪問，偶而出現七一遊行。剛過去的特首小圈子選舉，港大民調計劃曾舉行民間公投，陳太也前往投票。當建制選委紛紛表態投票梁振英時，陳太呼籲「泛民」投唐英年以阻止梁振英當選，隱約流露她與香港傳統資產階級如李嘉誠等的意識形態相近，抗拒「紅色」資本。因為不受中方信任，錯過當特首機會，陳太總給人半心半意，玩票性質「爭取民主」，更遑論「帶領」群眾。無他，這些前殖民高官，有的是公務員規矩，缺乏的是與群眾接觸，了解民間疾苦，心態上從來就是建制一部分。

這次政改，學者戴耀庭率先提出佔中爭普選概念，然後與朱耀明、陳健民正式提出「和平佔中」爭普選，在中方、特府及建制一遍抨擊及打壓聲中，逐漸凝聚一些關注民主人士、民間團體及泛民政黨中人。佔中三子可能心中都希望能凝聚一個可和中方「有商有量」的方案，避免佔中真的發生，無奈佔中參與者絕大多數擁抱能體現普羅市民公平抉擇的方案，即公民提名元素。佔中三子亦只能接受群眾的選擇。

只是陳太起先要利用這個佔中平台，加入她的政改方案讓參與佔中者選擇，結果絕大部分參與者不領情，覺得她的方案和其他「溫和」方案一樣，乏善足陳。但陳太願賭卻不服輸，指三個方案都有公民提名元素，令六月廿二日的全民投票沒有選擇，削弱全港市民的選擇。要補充一點，一些民調也顯示大多數市民認同公民提名。

佔中運動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算是中共和建制要正視的群眾運動，否則中共和建制不會千方百計打壓。陳太卻只想著利用佔中平台推銷其不得人心的方案，輸了便一刀兩斷，要另起爐灶，表現相當霸道和機會主義。無他，這位走慣上層路線的人，其實很難抒尊降貴與普羅市民平起平坐，爭取他們的支持。

這位陳太也許在想，美國副總統拜登也千方百計找藉口見她和李柱銘，endorse她的政改訴求，應該很有份量，為何佔中人士如此不識抬舉，把她的方案當成垃圾。灰記反而認為，陳太既然冒著被中共官媒及左報大罵「勾結外國勢力」的風險，提出的卻是如此「溫馴」，希望迎合中共的方案，實在有點「小題大做」。灰記重申，陳太既然如此受美國政府歡迎，why not到美國遊說，歷史上「勾結外國勢力」的革命者多著呢，孫中山、毛澤東都曾被罵「賣國賊」，沒有甚麼大不了。只是要行如此「激進」一步，便應如孫中山、毛澤東看齊，大膽走大步一點。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當腐敗的清廷和國民政府無到，有雄心壯志取而代之。

問題是這位英國人訓練出來的英美「寵兒」，擺脫不了官僚謹小思維和買辦心態，難當「革命」/改革者的大任。

 

 

 

 

 

 

 

轉貼︰前線記者的失語–記《灰記思索大時局》發佈會

文章轉自《樹上飛馬》博客

這個發佈會很有意思，就在對主流傳媒愈來愈不信任的時刻，五、六、七、八十後的記者(主要是電視新聞)冒著黃雨來到明麗的北京道1908書社，聽三位講者及主持(杜耀明、潘達培、新書作者盧敬華及主持羅淑儀) 分享前線記者的迷思及困局。

由進一步出版的《灰記思索大時局》集輯了前線記者盧敬華過去五年在網上寫的文章，最初，盧以灰記客為名開blog，為了「填補平常的失語」，用自己的方法去議事去看世界。換句話說，分析此書所寫，正看見主流媒體的不能、不願、不想寫。而此本「篩選版」足有六百多頁，寸多厚，說不得的份量。當中包括今天傳媒不能、不願說的：價值判斷(左傾) 、西藏議題、國際視野。

已離開媒體工作的潘達培直言：「電視新聞本質是膚淺的，只是捕捉某種情緒，某些Sound bite 而不是展開深度的討論。而今天的記者的訓練，除了學化妝、練聲、讀稿外，還學什麼? 」已在浸會大學新聞系任教超過二十年的杜SIR，不失幽默地說：「採編寫的技巧，就好似飛髮鋪的洗剪恤，只是基本功，好快學識，但價值觀唔係，宜家採訪就好似開個研討會，你一句，佢一句，再加一兩個專家及官方之言，就叫做了平衡報導。」他再語重心長地說：「記者的本質是尋求公義，而不是維持所謂的客觀、平衡報導，當建制讓我們做不了什麼，政客庸俗不已時，就是要做一個好記者。」全場默然幾秒。不知在場的年輕記者如何消化。

杜Sir也反問盧敬華：「書內每篇文章，都可以係一個故題，點解唔行前一點，多做點，也許可以成為故仔?」盧敬華答：「唔，也許我們也有自我審查，如有關西藏議題，真的連問也沒有問過老細。不過，西藏話題不單是國內禁區，香港學者、傳媒連碰也不碰。」的確，此書不少篇章都是討論西藏自決及被暴力漢化的苦痛，那種今日西藏，明日香港的人文關懷及焦慮通書可見，因此，也得到西藏作家唯色的迴響，寫了一篇很有份量的序。

另，本土兩個字的解釋及演釋，早成兵家必爭，但杜Sir卻認為此書「用國際視野來談本土」，雖然很有博客文章散漫特色，東談西說，但無論說的是西藏、利北亞、沙地亞拉伯、沖繩或綠島，最後都是拉回香港，討論香港當下的情勢。潘達培也說主流媒體的國際視野只限大國的大事，其他的，老細就只會問你：同香港有什麼關係? 去到外地，最好就是採訪一下當地華人的生活，這樣就叫做有關連，叫做視野了。

此外，杜Sir 也問盧何為左傾? 在今天，當階級矛盾及人文關懷有衝突時，如自由行的討論，作為左傾人士，如何進入討論? 這樣的一條難題，盧生沒有即時回答得很清楚，但又談何容易，期待日後更深入的討論及分析。而作為五十後的盧生，當了前線記者超過二十年，在香港絕對前是異數，而他在七十年尾在加拿大留學時，吸取的「毛派」、世界主義、站在人道立場關心弱勢的價值觀及識見，幾十年來繼續滋養他的人生，即使不能在主流媒體好好發揮，仍用自己的方法，不求吸精，嘗試把議題拉長拉闊，持久地默默地耕稼，單是這份堅持，我想，已很值得有心當前線記者的朋友參考了。而作為五十後，在一片只重年輕花樣而不重歷史思考的時代，盧生的議論又提供了別樣的關注及見解，這也在豐富了香港故事的聲音了。

香港人揮之不去的「大陸成分」

聯合國會於五月八日在在瑞士日內瓦就香港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進行聆訊，社區組織協會早前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會派員出席聽證會，並向委員反映香港新移民備受歧視，政府沒有具體滅貧政策等，要求聯合國敦促港府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保障新移民。這一則新聞，引起不少網民留言抨擊，內容不外是指社協這些社工「縱容」、「包庇」新移民「搶福利」，如果政府被迫修例，後果不堪設想。有些留言更以陰謀論看社協的行動，認為進一步助長大陸「殖民」，「裏應外合」，香港城邦自治更難保云云。

在未討論這些近年「困擾」無數港人的中港矛盾前，灰記要提一下，這個所謂聽證會，並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聆聽香港非政府組織的訴求，而是香港官方代表向人權委員會報告落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情況，委員有疑問會提出質詢，非政府組織代表只能旁聽，沒有任何發言權。非政府組織如果要遊說委員，應該是之前已透過書面向相關委員作出遊說。

灰記年前代表記協跟一些團體及泛民政黨一起「參與」聽證會，人權委員會負責的委員只是在午飯時候，抽了半小時在會議廳外給我們這些香港非政府代表講幾句而已。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旁聽，最多只能在會議空檔打游擊找那些委員講兩句，說政府官員講大話，委員有否興趣聽是另一回事。整個過程其實相當「屈辱」，因為是官方遊戲，民間團體完全沒任何正式參與，更遑論有影響力。當然，香港雖「貴為」發達社會一員，但人權、勞工、文化政策落後，不用非政府組織，聯合國一些較有心的委員也會經常批評港府落後，敦促落實人權法的內容。

現在回到「正題」，中港矛盾白熱化，自由行旅客一些「不文明」行為，成了內地官方媒體、網民和香港網民互批的焦點。而來自大陸的新移民，久不久就會成了scapegoat。灰記也有一些新移民朋友，他們也訴說感受到本地人歧視/仇視的眼光，加上生活於基層，無處可逃，覺得很沮喪。

可能有人會怪責社區組織協會，現在風頭火勢，還走去聯合國「告狀」，刺激香港人，加深族群矛盾。但灰記對這些看法不以為然。社協作為協助弱勢的團體，貫徹始終，當年政府立種族歧視條例時，社協已提出要把新移民納入，成為受保障的族群，眼見新移民受歧視/仇視情況越來越嚴重，不惜忤逆主流民意，到聯合國申訴，是勇氣之舉。即如九九年居權爭議，當大部分市民對那批因人大釋法而失去居港權的港人在內地子女投以厭惡眼光時，個別民間及宗教團體不惜忤逆主流民意，堅持協助這批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公義，亦屬難能可貴。

說起移民，非單程證的移民大致有以下幾類︰1)少數在港工作的外國人(通常是歐美日韓人士)住滿七年可申請永久居留權(做家務助理的南亞婦女便沒有這樣的權利)，他們不少都是來工作幾年，未必有興趣長期留港；2)一些香港南亞裔人士如回鄉結婚生育，基本上可帶同配隅及子女來港定居，要申請也不複雜；3)主要為大陸人的優才和專才，透過輸入人才計劃移民香港，他們可以帶同配偶和子女一起來港工作和生活，住滿七年有居留權；4)一段時間主要是大陸人的投資移民計劃，買六百萬以上的樓可定居，現已取消。

大部分香港的新移民都是透過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名額，由大陸移居來香港。根據入境處資料，配額分配如下︰「60個分配給持居權證子女 ，30個給分隔兩地十年或以上的配偶(即〝長期分隔配偶〞)與隨行子女 ，以及60個給其他類別的申請人，包括分隔兩地少於十年的 配偶與隨行子女、內地無人撫養而需要來港投靠親屬的兒童、來港照顧年老無依父母(即在港沒有其他子女)的人士，以及在內地無人供養而需要來港投靠親屬的長者。」換言之，單程證的目的是讓港人在大陸的配偶及子女有秩序的來香港生活。

單程證的出現，是因為中國是一個限制人民出入境的國家。一個印度裔、美國裔、日本裔的香港人，只要配偶和子女有香港簽證(或免簽證)，便可帶他們來香港生活，申請定居，毋須甚麼單程證，住滿七年便可成為永久居民。當然，這些外籍香港人可能只佔香港人口兩、三個百分點，並非補充香港人口的主要來源。補充香港人口的主要來源，除了香港出生的嬰兒(八零年代開始便一向偏低)，就是來自中國大陸，與香港人有著極密切關係的這些持單程證人士。

稍為涉獵一下香港歷史都會知道，香港從古代到近代英治，主要人口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所謂原居民，不就是宋、明，以至清代由中國大陸南移的一些客家人，還有就是不被朝廷認可的水上人家，蜑家人。英國殖民統治香港，香港人和大陸人自由往還，充滿流動性。大家的身份隔閡並不明顯。1949年共產黨席捲中國，走親蘇路線，受東西冷戰影響，香港這個兩地人民可自由往還的自由港，終於在五十年代實施邊境管制。在香港和在大陸出生的命運從此有了「天壤之別」。

那個年代香港聚居二百萬人，當中有不少是逃避內戰及共產黨統治的人，這批人小部分是資本家或有點錢的人，大部分都是國民黨基層或普通百姓。灰記的父母都是在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來香港，屬被稱為逃避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灰記就是「難民」之後，不少第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是「難民」之後。灰記之所以在香港出生，是因為灰記的「難民」父母是在香港認識。可能有不少「難民」有父/母、兄弟妙姊妹或子女留在大陸(灰記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舅父和姨姨都在大陸)。五十年代開始，因為東西冷戰，中國被圍堵及封鎖，不少「難民」與中國大陸的親人相隔。

六十年代又有另一次「難民」潮，這次是逃避餓荒及政治迫害，人數以十萬計。「難民」當中，可能有部分來香港尋找親人，更多是為了走投無路來到這裡(灰記童年父母經營一所公寓，接待過一批又一批來自家鄉的偷渡客)。那時香港的經濟不算好，但香港社會普遍同情這批「不速之客」，向他們送水送食。當港英政府要遣返部分「難民」時，有不少香港人沿途相送，甚或阻擋遣返的「猪籠」車前進。這批能留港的「難民」，很多來自廣東，沒有多少學歷，即使有也不被承認，除了部分找到香港的親人，很多都是隻身來港找生活，六十年代香港輕工業開始起飛，他們就是廉價勞動力。

然後「文革」結束，七十年代末很多大陸人透過申請或偷渡，告別這個「共產主義」實驗失敗的國家，他們當中有不少是東南亞華僑，五、六十年代因為當地排華(例如印尼)也好，為了「革命」理想也好，為了「認祖歸宗」也好，一批又一批的東南亞華裔青少年到中國大陸讀書，或「貢獻祖國」。這批包括「歸國華僑」的新移民，大部分都在大陸成家立室，來到香港從頭開始，由基層做起。他們在香港稍為安頓以後，便想著大陸的家人，但那時候單程證制度未確立，家人能否來到香港，生殺權在大陸公安手中。往後的居權爭議，都是由此而來。

灰記想講的就是，由四九年到現在，除了原居民及戰前大陸移民、戰後「難民」之後及其下一代，一些南亞及歐籍人士，香港的人口組成主要都是不同年代的大陸難民/偷渡者/逃港者或合法來港者，以及他們在香港或大陸的配偶和後代。至於為何是大陸？不帶「有色眼鏡」便十分容易理解，「異族」通婚通常都比較少，香港華人與華人通婚是常規，華人在本地找不到對象，如果要成家立室，很自然到大陸找對象。

現在離九七已十七年，居權爭議亦過去，但這個單程證制度依然是規管著香港人在大陸的配偶及在大陸出生的兒女來港的制度。要知道，基本法廿四條規定中國籍港人在香港以外所生子女擁有居港權，這群港人子女嚴格來說不是「移民」，而是一出生就擁有居留權，如果他們在加拿大、馬來西亞、英國…出生，可以馬上來香港生活，在大陸出生就要向公安申請單程證才能來香港。至於配偶移民，全世界大部分社會，特別民主社會，都不會阻撓，拖延本國公民在外國的配偶及需照顧的兒女移居本國。香港人在大陸的配偶就往往要等上多年才能來港定居。

灰記說了那麼多，無非想指，由於歷史和文化淵源，香港人口的「大陸成分」無可能抹殺，就算有香港人開口閉口說大陸人是支那人，但都不能抹殺香港人都有支那人成份。而無論「大陸成分」還是「支那成分」，都絕不等於「中共殖民」。不排除中共在九七前後，部署一些人員「滲透」香港，正如可以肯定早在「解放」前，中共已開始在本地「培植」「地下力量」，不少土生土長，甚至讀番書的港大學生都是他們的「培植」對象，今天貴為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就是中共「培植」的港大精英。

因此，把大陸新移民一概看成「中共殖民」，是無視歷史和現實，無視大陸很多民眾也不滿中共政權的現實，灰記就認識不少痛恨中共腐敗，不喜歡大陸生活沒安全感的新移民。至於說新移民「搶福利」，與「綜援養懶人」一樣「似是而非」，無視綜援是需要審批的最後安全網，並非人人有份的禮物。無視一人千多元一個月的綜援金不會令一個有手有腳，有能力就業的人放棄工作和尊嚴。無視很多厭惡性的基層工作都是新移民擔負。

事實上，領取失業綜援人士佔綜援人士的比率很低，六成是長者綜援，其餘很多是單親家庭，因為婦女離婚要獨力照顧子女，不能外出工作而領綜援。這當然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但一個聲稱發達城市，聲稱國際文明都會，是否就是回以一句「鬼叫你要嫁香港啲老伯、窮鬼」或「冇人叫你嫁嚟香港」(這些單親綜援人士不少是嫁來香港的大陸女士)？如果香港人因為種種原因要跟大陸人結婚，子女在大陸出生，是否就只能換來一句「冇人叫你返大陸結婚」或「要家庭團聚不一定要在香港」？

灰記一向支持香港真正自治，甚至歡迎提出港獨議題，支持爭取香港有權審批移民，但絕對不同意以狹隘「排外」的心態去談港獨，去審批移民。而香港政府確實有權審批來港家庭團聚的外國移民，及透過輸入人才計劃的大陸及外國移民。亦即是說，香港政府原則上是有移民審批權，現在只剩下單程證審批權。如果港府真的可以拿回單程證審批權，是否要改變它的目的，為何要改變它的目的？如果單程證再不批給港人大陸配偶，是否違反人權法？(一個香港人與一個外國人結婚，港府可以按程序批准她/他來港，一個香港人與大陸人結婚便不能來香港，講得通嗎？)基本法講明中國籍港人在香港以外的子女有居留權，他們總要有途徑來香港吧。

好了，有人認為香港需要一個自主的人口政策，不能無限制地輸入人口。問題是香港嬰兒出生率長期嚴重偏低，需要補充人口。港人在外地(主要在大陸)出生的嬰兒是很自然和合理的選擇，他們能及早來港生活及接受教育，就很容易融入成為香港的一份子。

再說，香港一些人現在常掛在口邊的「文明」，批評內地人一是財大氣粗，一是舉止不文明，不守秩序、隨便讓小孩隨街大小便等。其實這一切的不文明及髒亂，離香港並不太遠。港人的財大氣財，在八，九十年代肆虐，那些咀臉不會比現在的大陸土豪好看多少。香港六、七十年代，很多小孩在公共屋邨的溝渠邊大小便，以至大便，排隊打尖也是常有的事，直至八十年代仍然隨街棄置垃圾。灰記不是說要「縱容」小孩當街大小便的行為，也清楚彈丸之地的香港的承受能力有限，不能無限制地接待不管來自甚麼地方的旅客。香港人可以要求甚至鞭策政府正視承受力的問題，但不應該利用一些大陸人因為來自「鄉村」的一些不合城市規矩的行為「大造文章」，去激化兩地人民的矛盾，甚至殃及大陸來的新移民。

灰記始終認為，對香港自治與「文明」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的專制霸道；來自越來越「共幹化」的特區領導層；來自那群為了一己之私，「媚共」的後殖民「高等華人」及其「富二代」(大家還記得三月香港富二代李家誠在北京充當爛頭卒，罵港大有關特首與政府民望的民調不公正，「反中亂港」，要給錢其他大學搞自己一套民調的「霸道與無知)；來自生活腐化，思想「極左」的傳統「左派」， 把焦點放在一些大陸旅客的「不文明」舉止，以至來自大陸的新移民，不去直面那些擁有財力及公權力的中港精英權貴，逐步蠶食香港人文價值，香港一制較文明進步的價值，是一種奇怪的錯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