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無疆界,記阿古智子及其反修例新書

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2020年於日本出版的一本有關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書,今年六月於台灣出版中文版,書名為《香港__何去何從》,由芝竹、陳愛理和Esther共同翻譯。除了主要講香港,此書也有不少篇幅談及她親身體驗的台灣和日本,此外也提到一些她接觸過的中國人權律師和家屬。此書對香港反修例運動持同情態度,九七前後曾在港大留學的她,就像香港的一個朋友,「困惑」地看著一個曾經熟悉的地方開始變得糢糊、陌生。此後香港變化之大,相信在她這書面世的兩年前,很多人都難以想像。

一向慷慨好客的智子,於中文版出來後傳訊息說會寄給灰記一本。灰記收到書之後向她道謝:「Big thanks Tomoko, will read it soon」,她隨後回話:「Maybe my understanding is not that deep. 請你指教!」灰記隨即說:「這兩三年香港變得太快太多,要有深刻的認識,對任何人都困難。你能成書,多一個『外部』的觀眾已十分難得。」

不知道灰記為何說她是「外部」的觀眾,她其實是緊密接觸和關注香港的人才是。這並不是一本典型的學術書,阿古智子百忙中記下她在反修例運動前後於港台兩地的足跡及所接觸的人和事,作為學者,她要盡量「客觀」地邊叙邊議,作為一個人,她的感情投入和內心剖白令此書更「動人」。

對智子的朋友如灰記來說,這書很有親切感,除了書如其人般體現智子坦率的性格和她的人文關懷,也因為她所提及的不同場景,不同的朋友也曾親歷其境。對一般讀者來說,一個「不安」於冷氣辦公室內抽離遠觀外界的非典型學者,一個一直努力透過民間互動和對話,期望日本與中港台有更良性互動的行動型學者,無奈於大政治的劇變,更多的「敵對」者被製造,更深的藩籬被築起之同時,仍堅持盡可能參與任何可助了解現狀的活動,不錯過任何可助溝通的機會,在現今充斥犬儒、絕望的世道,是難得,也是經過現實洗禮的正能量。

「一切源於中國」,先從智子的「中國心」說起。她在1971年出生,小學時有不少老師有改革意識,即所謂左傾,對她有很深的影響。她生長的大阪有不少朝鮮/韓國人和部落民(類同印度種姓制度的「賤民」),都是受到歧視的族群,老師則教導她們不要歧視不同於自己的人,要懂得欣賞不同族群的習俗和傳統。智子說自己從小就對不同族群很好奇,對日本以外的世界很感興趣。她曾受訪說:「日本是很小的地方,我不想永遠待在日本,我想出去別的地方看看。後來做學術研究,便想到研究中國。」

成為學者之前,智子曾參與不少中國扶貧項目,持久關懷中國民間社會。成為學者之後,她也與一般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有別,最不同的就是她的「赤子之心」:由於關心基層中國人民,於是認識不少維權者,也因此認識不少協助維權者的人權律師,於是認識一個有別於中國官方對外宣傳的中國。

她對中國的認識很多來自民間的現場,曾經在辦公室向採訪者說,日本幾乎沒有像她那樣專門在中國做田野調查的學者。而她因為要實地接觸中國的底下層,完全不介意住在衞生環境惡劣的農民家,與他們做朋友。而這些農家連與她一起去採訪的中國記者也不願意住下,堅持回縣城的酒店住。而很多主流日本中國研究者不做田野調查,只用文字資料做研究,為了可以不斷到中國講學做研究,這些學者會自我審查,盡量避免批評中國。這其實和日本政府的取態相當類近,日本政府一向很少評論中國的人權問題。

直至2019年,智子每年都會到中國探望維權朋友,人權律師及家屬。她在書中「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一節提到她最後一次到中國是2019年3月,曾陪同許艷到江蘇徐州的一個看守所,許的丈夫余文生律師被拘押在該看守所。 余文生因為發表公開信要求修改憲法等政治改革而被拘押。「(許艷)在二0二0 年六月十七日突然接到江蘇省徐州市檢察院的電話,得知丈夫的審判已於去年五月秘密進行,市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智子寫這章節是回應中國於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她特別提到全國人大於5月通過此法時,「……讓我們這些研究者感到相當意外,對於香港人而言更是晴天霹靂。」她認為這是隨意擴大解釋《基本法》第十八條,十八條訂明:除國防外交之外,任何國家法律均不適用於香港,以及第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由香港特區自行立法, 亦認為「這做法也違反了國際公約《中英聯合聲明》(一九八四年簽訂)中,明確記載維持香港民主制度和『高度自治』。但中國卻不顧一切強行施行。」

她隨即於7月7日,參加了一個中國人權問題的線上研討會,並在該章節轉述會議發言人之一﹐香港大律師張耀良的悲嘆,「在香港建立起來的普通法體系,被活生生地破壞了。」她也提到會議的一個目的是回顧於2015年在中國內地發生的「七0九大抓捕」,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律師的何俊仁在會上表達了憂慮,「或許有一天,在香港也會發生『七0九大抓捕』!」

讀到這章節的感受就是,想不到這些憂慮那麼快便成真。說這話的何俊仁不但被控參與/組織不同的未經批准集結,共判監十四個月(以往這些罪行刑罰輕微,判社會服務令或監禁數星期,且多會緩刑),還因為是支聯會(2021年9月解散)前副主席,與前主席李卓人和另一前副主席鄒幸彤一起,被控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参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他們三人均不獲保釋,由去年開始一直還押。

而去年初發生的民主派初選案,更被形容為港版「七0九大抓捕」。47名有份組織及參與2020年立法會選舉(後延至2021年底舉行)初選的民主派人士,以《港區國安法》下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檢控。當中大部分人自去年初開始還押至現在,小部分獲保釋。一般預計此案可能最快後年才審結,一些被告可能在案件審結時已關押了至少三年。換言之,智子在文中所憂慮在中國內地的任意拘押,以另一種形式在香港出現。所不同者,如許艷般幾年見不到丈夫余文生(余於今年三月獲釋),連丈夫受審時也不能到法庭聽審,甚至事後才獲通知,此等政治犯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待遇還未延至這裡吧了。

在另一節「一家人來寄宿」,提到她在日本的一個中國聯繫。智子在東京的家有一個書房,是客房也是「避難所」,曾經接待來自中國的不同訪客,有朋友戲稱她的家為「東京小屋」。文章提到2019年底發生的廈門聚會案,許志永等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在廈門聚會討論時政,後來參與者相繼被捕。

她寫道:「二0 一四年,許志永曾因擾亂公共秩序,遭判處四年有期徒刑,並已服完刑期。出獄後,他一直沒有參與活動,這次也只是少數朋友的聚會;我不知道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要將所有社會運動還在萌芽期便完全消滅,然而我們家接待的,正是參與廈門聚會的一位人權律師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律師本人則因為擔憂被捕,躲藏在中國境內的某個地方。」

這三母子希望能到美國,當時暫住在秋田縣。「冬天在東北秋田沒有暖氣的小房間生活,實在太悽苦了。看到孩子們長期不能上學的樣子也讓我(這個老師)十分擔心。由於我們家曾接待過來日本留學的中國貧困家庭和維權律師的孩子們寄宿,雖然想到這家母子三人都來擠在同個屋簷下的決定太過侷促,但我在和家人商量後,還是決定接待他們來家裡來寄宿。」

事事上心的智子,為這家庭在日本合法逗留,為孩子逗留期間的學習和活動疲於奔命,好在有朋友和學生願意幫忙。後來爆發COVID-19,上課及課外活動停止,「兩戶人家六口人擠在一座小房子裡的生活,也漸漸到了極限。」最終透過美國一個基督教組織的協助,三母子獲得美國簽證。「三月十六日,幾乎就在日本關閉出入境國門前夕,他們平安抵達了美國。那個時間恰好到宛如奇蹟。」

智子感嘆曾親眼目睹中國許多律師和非政府組織成員被拘留和逮捕,學者和記者被剝奪出版和發言機會,不當解僱,甚至被控「尋釁滋事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同時亦

感嘆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的不足:「日本在接受別國難民方面等的條件,明顯不如其他先進國家。我不曾營運人權組織,因此對這些人的幫助是有限的。然而,我作為一個人,必須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做我必須做的事,做我能做的事。

然而,因為我幫助那些在中國可能被視為罪犯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中國政府或許已將我列入『海外敵對勢力』之中吧。」

現在該談到「香港人__何去何從」的「主人翁」,中式行事方式漸趨普遍的香港以及住在這裡的人。智子也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從1996至2000於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修讀博士學位,其間經歷了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她在「前言」講述了不少體驗:

例如初到香港獲一名單親媽媽接待,主人家將她們在窄小公屋單位的床讓給正在發高燒的她,第二天復原後與該單親媽媽和她的朋友,在略為骯髒的細小食館享受了一頓令她感動到「連舌頭都幾乎要一起吞下去了」的美食,「天啊,世上居然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例如香港人只講效率與速度的文化令她嘆為觀止,小巴的瘋狂速度和在「狹窄的山道急速上下穿行」的雙層巴士,令她「震驚到嘴巴快無法闔上」。「我自認是個相對溫和的『大阪人』,但當我開始住在東京生活,我對路上行人的緩步徐行,或一上了電扶梯就停下腳步的人都會覺得有些不耐煩。連這樣的我,也會對香港生活節奏的快速感到可怕。」

「香港人那種連大阪人也感到吃驚的『商人』氣質,可算是香港經濟政策培育的結果吧。……英國

殖民時期的香港,追求效率重於公平,減少了社會福利支出成本。回歸二十多年來,立法會得以經常地討論社會福利政策,香港住民要求更積極介入經濟政策,呼籲增加社會福利預算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然而,財富分配不均並未得到緩解,貧富差距的懸殊也達到了驚人的水準。」

香港回歸中國的這個不尋常的國際大事,也觸動了這個日本人。「七月一日那天,臨時在『NHK香港支局』兼差打工。感受到自己見證了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的那一刻,記得我在高樓大廈林立的中環的電話亭裡,給在大阪的爸爸打了通電話,『爸爸,香港交還給中國了,剛剛回歸典禮才結束呢!』二十三年前的那時,還是街頭巷尾都有公共電話的年代。」

「已成遙遠記憶的香港」,2019年6月以後忽然又在她眼前出現,每日都想起香港,連發夢也總是見到香港。與從前賺錢和效率至上不協調的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影像,也終日盤踞她的腦海。「當我人在日本 只看報紙、電視和網路上的資訊,總有些東西感覺不到或看不到。我每天都會在社群媒體上收到有關香港的影片、照片和文字資訊,但那些訊息所傳遞的事物現象實在太複雜,讓我感到困惑。」

2019年12月5日智子乘夜機,6日凌晨5時抵港,大約十日前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取得壓倒性勝利,那時香港的重大衝突都發生了,局勢較為平靜。智子就在這幾天,見了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包括她幾個以前大學的同學、在香港認識的幾個運動參與者,一個曾在日本讀碩士,另一個兼職警署翻譯,還有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日本高中生和日本留學生……,也包括12月8日舉行合法的「國際人權日」遊行。透過這些人的說話和感情流露以及她的現場觀察,了解反修例運動種種面向。

或許對曾不同程度參與過反修例運動的香港人來說,她在香港之行所見所聞, 都是大家經歷過,甚至有更廣泛、更深刻難忘的體驗也不定。但不要忘記,這並非一本單純寫給香港人看的書,而是面向日本、台灣,甚至希望有中國大陸的人可以看到。對這些香港以外,對此地不熟悉的讀者而言,智子的「田野調查」和對香港一些公眾和政治人物的介紹,對反修例運動發生前的一些背景舖陳,以至運動發生後一些事件描寫,對了解香港的變化就顯得十分重要。而她的一些困惑與反思,包括民主自由的價值如何在家庭、學校、社區和友儕間實踐,也值得現在的很多香港人「細味」。

例如她在「2. 暴力與非暴力」這一章「自由還是賣國」的一節,提到她一個「藍絲」朋友對示威者暴力的譴責,不斷辱罵示威為暴徒、曱甴,對警察則無保留支持。「香港正在衰落。我們老一輩人建立的一切都被破壞、道德也被敗壞了。……怎麼能說殖民地時代有民主呢?香港回歸中國後,逐漸有了選舉。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的。想在英、美國面前搖尾乞憐,那不就等於賣國賊了嗎?」

這些香港年青人一概視為「廢老」的「廢話」,智子這樣回應:「現代的社會分化激烈,不同立場的人之間越來越難交流。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這個矛盾。我研究過中國的人權運動和公民社會,在某程度上我能理解香港年輕人對香港前途的擔憂。最近,連在旅日的中國人,甚至是日本學者,都發生了在中國被扣留的事情。我無意詆毀中國的一切,但我不得不批評中國當局限制言論和學術自由。透過在中國的大量實地考察,我親眼看到也聽到了中國的嚴峻現況。我覺得香港已經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了。」

在壁壘越趨分明,敵對撕裂越趨嚴重下,智子在保持自己看法的同時,依然渴望對話和溝通,她這種態度亦貫穿全書。雖然她同情理解香港的年輕人,但也深感「暴力行為加劇、公共設施遭破壞、交通受阻等現象」會令人不安,她感嘆:「上述提到一個示威者放火焚燒身穿綠衣男子的影片,也讓人震驚不已。起初我以為是假新聞,但當幾個訊息管道都證實是事實時,我非常失望。為什為要做出如此激烈的暴力行為,我從心底感到悲涼。」

她12月8日國際人權日處身示威現場,第一次被一群全身黑衣的示威者團團圍住時,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緊張感。「當下我才意識到自己在日本所聽所見、自以為瞭解香港示威的形象,是多麼缺乏真實性」。智子是透過「現場觀察體驗」以及接觸親歷者來驅除「不實」的印象。她和一位港大同學於 WhatsApp上作了詳談(「WhatsApp上的告白」一節),對一些暴力場面和「過激」行為多了一份了解。

「做那樣的事的只有少數人」「我為大多數反抗者感到自豪。他們非常勇敢」,她的同學為「勇武」示威辯護的同時,也懷疑部分破壞者的身份:「……可能是黑社會,也有可能是便衣警察,甚至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僱用的人。……」,這大柢也是當時很多「和理非」的心情。智子寫道:「她用『裝修』(decorate)來形容『破壞行為』。被視為親中派的集團企業、商店或飯店出入口相繼遭到破壞,鐵門和招牌不斷被塗鴉。……另一位朋友說:「雖然破壞了商店,但沒有發生任何盗竊行為。」「示威者投擲的『火魔法』(汽油彈)只是想設下路障,更多是為了不讓警察攻進來。」……換句話說,示威者的行動有一定的規則,這是對示威者有一定程度理解的態度,所以產生了『打理』和『翻修』這類不具負面意涵的詞彙。」

越多聆聽,對敵視中國內地和暴力的成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6.被撕裂的社會」一章,智子從自身以及不少居港日本人的經驗開始,嘗試探討為何香港近年急劇變化。「……各式各樣的語言都被使用,多元的民族、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一起生活,我在香港的時候,幾乎沒有感覺被當作是『格格不入』的人。相對日本,香港可以沒有壓抑感,可以自由表達自己,因這樣的感覺前來香港的人,在我身邊也有不少。」

然而,賺錢和效率至上並不能解決香港的貧富懸殊和貧困化,窮人越來越多,居住環境越來擠迫惡劣,還有更重要的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人競爭資源所引起的不滿和恐懼,香港年輕人即使大專畢業也「不能奢望可以獲得與上一代一樣的薪資漲幅與向上流動的機會」。中國影響,無論來自政治還是經濟都越來越顯眼。

「我在二0一九年到訪香港大學校園的時候,雖然到處都貼滿企業招聘會的簡介,但我發現不少都是使用簡體字。香港慣用繁體字,以簡體字書寫的招聘簡介,不是顯然打算優待中國學生嗎?我也經常會聽到,在歐美大學畢業的中國人,於香港工作時可以賺到很高的收入。」總之,香港市民與大陸新移民之間於「就業與商業經營、社會福利等方面都有互相爭奪資源的情形。」

智子留學港大時曾經租住過西環狹小的房間,對香港居住空間的壓力有第一身體驗。在「住宅不足下的新移民」一節,智子透過聆聽一位經營日語學校的香港人,再進一步介紹香港租金的壓力和中港矛盾。例如在日本大阪三萬日元就可以租到一間一人住房,在香港則平均要二十萬日元。「這樣的狀況連香港人也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如果去到新界的話,就有很多新移民居住。中小學都有大量中國人的子女入讀,但我們也無可奈何。對社會不滿的情緒就快爆發了。香港每日都在接收一百五十個新移民,在輪流等候公共房屋時,也會有讓他們優先的情況出現。」

「香港年輕人根本無法與這些人競爭。他們為了繳付房租已經夠辛苦,每個月還要拿出約三、四萬日幣(約台幣七千至九千元)給父母當家用。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在為生活所苦的同時還會捐款、會去關心西藏的問題,盡全力貫徹自己的信念。我常在想,他們到底是抱著什麼心情呢?」

在「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一節,智子透過日本最具權威的香港研究專家倉田徹,闡釋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殖民地管治是一個比現在更強力的獨裁體制。……即使沒有民主但也沒有什麼政治干預的環境下,香港社會還是可以保持自律性與主體性。……回歸後,經濟上推動『中港融合』,為避免香港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中國政府日漸介入香港社會。對此,香港社會出現了反彈,產生了『中港矛盾』。」

「既得利益者之間的利益不斷循環,貧者越貧的結構若不打破的話,香港是無法改變的。但是,現在可以見到的變化是來自中國投資、房地產交易增加,以及人口湧入。因此,香港的分裂會更進一步極端化,而這次,失去自由的恐懼正在既得利益者之間開始擴散。」「聲音量小的人們,以及因為被欺凌、壓迫、無法理性控制情緒的社會弱勢,他們所累積的負能量也將不可避免地爆發,容易使運動激進化。」不知道反修例運動的勇武激進派是否同意這種分析。

反修例運動發生於中文大學的示威者堵路、設置路障守護校園。「有些人批評他們阻斷交通、破壞路磚的行為,雙方對峙,現場極為混亂。」智子訪問了一個在校園留到最後一刻的日本留學生,轉述了他對學生/示威者「過激」行為的反思。留學生認為不能用自己一直以來所想像的「道德上的正確性」來判斷所有事情。

「……只要是朝著示威目的前進,有些矛盾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行為本身讓我們自己受損或者遠離目標的話,那就不能接受。示威者必須經常思考:『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命?』『暴力行為能否有效達成自己的目標?』因為不仔細思考的話將會讓自己有所損失。」

寫到這裡,智子也分享自己對「運動底線」的思考:「『勇武派』與『和理非』,其實並無法真正分得清楚。當然,犯罪行為在法律上應該要受到懲處,但若將其視為社會改革的運動過程,應該就無法以『這種是黑』『這種是白』等標籤化進行審判。每個人無時不在煩惱,時而前進,時而後退。但當權者卻毫不留情把示威者貼上『暴徒』的標籤,無視長期被壓抑的人們心聲,也不設法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亦沒有全面深入調查意外及事件。當權者的所作所為,都只是在全力擁護警察等與自己同陣營的人而已。」

實際上,當權者對警察的「全力擁護」,不但令示威者,也令很多市民承受來自警察的暴力對待。與智子WhatsApp的同學也有著不少港人同樣的經歷。她因為住近太子站的旺角警署,不時吸入警方頻密發放的催淚彈煙霧,以至生理期來之前的分泌物一直是灰色(灰記聽說不少女性前線示威者以至記者的經血是黑色的)。「也許是有什麼毒素跑進體內了,身體用特別的方式在排毒吧,政府沒有公布催淚彈的成分,誰都不知道其中有什麼化學物質。這是對人權保障的侵害。」

她有次習舞完畢往地鐵站途中遇到警察的水砲車向四方八面發射,有人被水砲打中,她亦無法呼吸,眼睛不停留淚,要不斷倉皇躲避,因而悲從中來。「這是香港嗎?我當下覺得非常悲傷,嚎啕大哭了起來。」

家在元朗的這位同學,也提到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傳言整個事件是黑社會故意做的。我們香港人想知道實情是什麼。獨立調查小組招聘的外國專家前幾天辭職了,真正的獨立調查儘管想做,大概也很難進行下去吧。」

當時社會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聲音很大,也得到一些溫和的建制人士支持,但在警方激烈反對下,要依賴警察「平定局面」的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代之由監警會聘請數名外國專家加入調查,但監警會一向主要由保守建制主導,又沒有調查權。外國專家要求有獨立調查權不果而辭職,拒絕為監警會背書。

2020年5月監警會發表了反修例運動警方執法調查報告,只批評警方在721事件沒有及時採取行動,說「警黑勾結」缺乏確實證據。而當時多間傳媒所攝製的專輯,至少能證明警方故意不及時採取行動,令襲擊者為所欲為。此外報告亦沒有譴責警方過度執法和濫用武力,只是建議警務處需要重新審視使用武力指引、是否跟法律完全銜接以及警務處需要自設法律顧問部門等。對很多參與或同情運動的人來說,這份報告避重就輕,不痛不癢,是典型小罵大幫忙之作。

回想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聲音,當中有人認為除了調查警方執法問題,也應調查反修例運動的成因,政府和示威者應負的責任等等。換言之,若果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當然也要看人選是否公眾信賴的人),除了警方的執法問題,人權受侵害的問題外,示威何以變得激烈和暴力,年輕人為何對政府有如此強烈的仇恨等,或許會有較全面的理解,政府從而作出回應和疏導,否則談何修補社會裂㾗,共建和諧社會?

然而,特區政府鎮壓運動之後,只顧利用新舊法例作大規模拘捕和檢控,即所謂「止暴制亂」,將所有不滿的聲音壓制下去。任何不符合當局「黑暴」定性的話語,都聽不進耳。兩年前出版,由中大政治學者馬嶽撰寫的《反抗的共同體》,去年出版,由中大傳播學者李立峯編輯的《時代的行動者 反修例運動群像》和今年中譯本面世,由阿古智子執筆的這本書,其實都是較客觀地去描述、分析以至理解反修例運動的著作,是管治者難得了解「理性反對聲音」的中介。

而對於過去「沉浸」於反修例運動的很多香港人,在「和勇不分」、「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大框架」下,大家都避免觸及政治上的分歧,以至對「暴力抗爭」的不同看法。這幾本書的公開討論,以至更多的運動後檢討和省思,對個人和社會其實都十分重要。

然而,正如上述智子同學的憂慮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著香港人:「……有一天孩子們會不能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我們也必須繼續說謊下去。即使是現在,我也幾乎算是在講假話了,我更改了臉書的名字,刪除了照片。我們這次的對話有沒有被錄音,這也讓我很擔心,澳門已經完全是這樣了。我們根本無法表達真實的自我,我們不知道誰在什麼地方看著我們。說實話,我無法想像五年後會怎樣。」獨立於官方的公開政治討論差不多已經絕跡。

此書面世後一年,北京宣布「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拖延了一年多的立法會選舉,其議席作出重大修改。雖然議席由70加至90席,但原來佔一半議席,即35席的地區直選議席減至只得20席,按比例則由一半減至剩22%。若以一人一票的自由選舉作為民主其中一個重要指標,智子的「藍絲」友人會認為是民主的倒退,抑或仍堅持「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的」呢?

不但如此,「完善選舉制度」後,要由由官方定義的愛國者管治,民主派今後即使欲參選(2021年的選舉民主派沒有人參選,或被一早取消資格。僅一些被認為向北京輸誠的前民主派如馮檢基、狄志遠參選,結果後者勝選),也先要被檢視是否忠誠愛國。最近有親北京人士不斷向民主黨喊話,要求放棄「反共」心態,「洗心革面」才有前途。

然而對「WhatsApp上的告白」的智子同學而言,愛國可以是另一種想像:「……我覺得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作家劉曉波是最愛中國的人,他和守護中國人權的律師們為什麼必須受到那麼多的迫害?為什麼要強迫我們『愛中國』?他們那些人愛的是中國,並不是愛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並不代表我們中國人,絕大多數香港人也都這麼認為。」

由北京引入《港區國安法》開始,以言入罪的恐懼變成了現實,「光時」案被告唐英傑因為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幡,而以「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判刑9年;《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的管理層和總編,也分別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被拘押,兩個傳媒亦被迫停運。這兩年因政府當局的大規模檢控,很多民間和政治團體,例如書中提及過的支聯會、民間人權陣線、香港眾志,以至沒有提及的很多團體都因壓力而自行解散;很多政治和公眾人物如書中提及過的何俊仁、黎智英、周庭、黃之鋒、羅冠聰、陳皓桓、岑子杰、梁國雄、區諾軒,以至沒有提及的知名及不知名人士,不是在服刑或曾經服刑,就是被拘押,要不然就是「流亡」海外。

智子向「藍絲」朋友說的「我覺得香港已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發生在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傳媒界……。自我審查已成了日常,相信不少香港人「感觸良多」。類似書中所提及香港文憑試的「爭議性」考題「一九00至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法?」(當時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批評「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感情」), 將不可能再出現。香港不少獨立製作的影片,尤其同情反修例的已不能在香港上映。很多「敏感」的書籍被公共圖書館下架,灰記於網上尋找不到馬嶽和李立峯那兩本有關反修例的書,相信圖書館會購入阿古智子這本新書的機會也很低。此外,除了親建制學者,越來越少學者願意公開評論政治事件或反修例案件。

換句話說,過往紛雜多元,激進、溫和、保守共存的社會,現在彷彿只容許政治上附和官方的聲音,連溫和的批評聲音也容不下。而阿古智子的書,正正要提供一個「溫和理性」和「兼容」的看事物方式。若香港容不下這種看事物的方式,智子會在自己的國家日本,在與對岸大陸關係越來越緊張的台灣繼續踐行。她不放過任何機會邀請香港人親身到日本,或在網上講述非官方的香港故事,如書中提到的周庭、區諾軒、劉慧卿、陳皓桓、何俊仁以及書中未及提及的「離散」香港人。最近未能在香港放映的香港影片《憂鬱之島》,智子曾安排在日本播放並邀請導演出席映後談。

也在隔岸看著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台灣,2020年初舉行總統和立委大選。由於北京透過香港政府重力鎮壓反修例運動,原本對臺灣人已缺乏吸引力的「一國兩制」,更缺乏市場,一般都認為鎮壓反修例運動是替民進黨的蔡英文助選,令原本處於劣勢的她選情反彈。而她亦不放過機會聲援香港人爭取自由,贏取了不少香港人的心。

智子在書中提到大選期間接受龍應台邀請到台灣實地考察,在「紅綠選舉戰」一節詳細講述了體驗。她先到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造勢晚會觀察,現場的熾熱氣氛令她感到震撼,「……『韓國瑜,凍蒜!』『蔡英文,下台』齊聲大喊的人們那般狂熱模樣,不禁讓我聯想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智子原來認為香港因素令蔡英文穩贏,但親身目睹「韓粉」的狂熱,以及韓國瑜不斷強調「臺灣安全,人民有錢」的經濟發展和庶民觀點,以及改善與大陸關係的政綱好像很受歡迎,也有一刻覺得自己可能判斷錯誤。

第二日她察覺不少香港人到了台灣。「投票日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十號,當我走在臺北市中心時,隨處都可聽見廣東話,為了聲援挺港的蔡英文,許多香港人來到臺灣。他們在捷運站發的傳單上寫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天中午我剛好跟香港來臺的朋友們一起吃飯,才跟他們道別,馬上又聽到〈願榮光歸香港〉。前來宣傳的人擧著『為自由而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智子在民進黨的造勢晚會舉行前遇到一位支持綠營的歐吉桑,熱情地為她穿上寫著「二0 二0,臺灣要贏」,並與她合照。本來作為研究者的她,應該盡量避免表態,但她說感性勝過理性,上傳了她和歐吉桑的合照到臉書。有熟悉台灣的研究者告訴她:「如果知道東大教授支持哪個陣營,可能會被有心人士利用。臺灣的媒體很恐怖的。」

不過,智子認為這種表態很必要:「現在的共產黨政權明顯管制言論、侵害人權;親共的韓國瑜陣營不僅對台灣民主,更是對於全球民主造成威脅。我當時想要表現這樣的想法。」

台灣大選結果「親共」的韓國瑜敗給了蔡英文。不過智子對台灣政局始終抱著審慎的態度,「我認為臺灣像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一樣,內部分裂結構顯著。即使經營的政權,但只要有一點醜聞或一點意外,就有可能讓對方陣營重新掌權」。

香港很多人出於對國民黨「親共」的厭惡,支持民進黨加強執法,以「掃蕩」來自中國大陸的「滲透」。不過智子覺得即使是民主社會,侵犯人權的法例不能漠視。在「4.「敵人」在哪裡」的「政權批判與「社會秩序」」一節,她想了解一些台灣人對《社會秩序維護法》和《反滲透法》威脅言論自由的看法。

案例是臺大政治系教授蘇宏達。蘇教授因為不滿民進黨政權下的故官博物館館長陳其南,於2018年宣布閉館三年,並推動故官「台灣化」的改革,於臉書傳了標題「誰消滅我們的故官,你所不知道的民進黨文化大革命」影片,一年多後的2020年初,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被警察審訊。對於蘇宏達的審訊,臺大表示「對此侵害言論自由之行為表達嚴重關切」,反而臺大學生會為審訊辯護,指「言論自由不應無限上綱」,因而受到批評。

蘇宏達「稍微興奮的」對智子講述受審的感受:「我被詢問了一個多小時,一直坐在椅子上無法動彈。臺大大概不會把聲明撤回,但也有學生反對臺大的做法。現在的臺大生幾乎都是『綠』,學生會長也一直都是『綠』的。」當局很快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也有人批評警察濫用權力。不知香港的年輕人對民進黨「侵犯人權」會有怎樣的看法,還是認為蘇教授的遭遇比起香港的異見者算不了什麼?

智子引述Yahoo!奇摩的網絡電視,2016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舉發案件六件,2019年達到一百二十三件,增加了二十倍,數字令她也感到有些驚訝。這和激烈的黨爭及選舉有關,「主要還是因為謠言和假新聞讓他們(民進黨)神經緊繃吧。」

立法院2019年底迅速通過的《反滲透法》,則是民進黨為阻止北京背後支持親中媒體等的滲透活動而制訂。「《反滲透法》明確禁止任何人不得受境外敵對勢力組織或其派遣之人,也就是『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捐贈政治獻金或違法餐(應為參)與選舉活動。它也禁止就國防、外交及大陸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秘密進行遊說。」在本法公布的半年前,立法院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修正案。「此一法律亦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資助中國當局、或是發展其組織者將受罰。」

臺灣的《反滲透法》和《港區國安法》修正案,會否令人想起在香港生效的《港區國安法》?這些法律其中相似的地方,是以「勾結外部敵對勢力」者為打擊對象。最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報告批評了《港區國安法》對言論、新聞和結社自由的打擊,要求港府廢止此一法律。智子也擔心台灣進行制訂相關法律,「但只要稍有不慎,現任政府也可以濫用權限,將其用在封鎖反對勢力上。」「『境外敵對勢力』的定義不明確,臺商或在中國的臺灣留學生會不會在沒有十足證據下就遭到懷疑」。

作為「現代中國研究」和「比較教育學」的學者,智子在思考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時,常和日本,以及「擁有殖民地統治、武力侵略、鎮壓及獨立等歷史經驗」的臺灣進行比較和參照。(「5.批判性思維和教育中立」)。智子四年前首次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邀請,並參與以戰爭為主題的演講。她之所以願意講述這個並非專門研究的課題,是因為演講活動是以「改變世界是我們的思想」為宗旨培養世界公民的態度,令她有所共鳴而答應演講。

正如上文說過,她小學已學習了居日朝鮮和韓國人以及部落民遭受歧視的問題。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時也聽過一些中國人講述過日本侵華的戰爭經歷。她的親屬幾乎沒有人參加過戰爭,只有她先生的外祖父到過中國參戰,受了傷還被當地人拯救過來。她對戰爭的想法可能與很多日本人不一樣。

「由於我的伯父曾受到大企業工會推薦,以社會黨黨員身分參選市議會選舉,因此我跟親戚、家人們談論政治的經驗是很愉快的。我們也常常討論戰爭責任,我和父親都對自民黨的部分政策持批判態度。」她這兩三年與中野區的一些學者、民眾,努力爭取保留位於其兒子小學新校址內的舊豐多摩監獄正門,作為戰爭教育基地,受到自民黨黨員的攻擊。這所舊監獄於二戰時曾監禁過不少反戰人士和良心犯,包括無產階級文學作家小林多喜二、文學評論家龜井勝一郎、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宗教家戶田城聖等。(書中「立足於日常生活,舊豐多摩監獄之門」一節有詳細敘述)

智子的演講內容包括日本的戰爭教育、「左」「右」思想團體傾向、媒體的報道態度、德國和日本對於戰爭責任採取不同承擔方式等。在Q&A環節,一個聽眾的提問令她相當驚訝。這人參觀過很多國家的軍艦,就特別讚揚日本的軍艦最乾淨,日本的軍人很有禮貎和紀律嚴明。「這也是日本令我害怕的地方,日本人似乎非常團結,會讓我覺得,中日戰爭將來如果再度發生,中國可能贏不了。」

智子對有人假設中日戰爭再度發生感到很驚訝,但大部分在場的臺灣人似乎都不認為這個問題很奇怪,與她的驚訝形成強烈對比。她認為「日本人似乎很團結」是一種錯覺,然後補充道:「但日本社會中的集體觀念,有時也令我感到害怕。」「即使感到不合理,卻會感到一種來自團體組織的壓力,必須遵從上級。」有位觀眾對她說:「妳的想法很開放,但妳是不是非典型的日本人?我希望所有日本人都像妳一樣。」(「家族的故事,分享戰爭的記憶」)

在智子這場有關戰爭的演講之後四年,國際以至東亞形勢急速變化,戰爭又再次成了全球的焦點。今年二月俄羅斯以阻止北約東擴為由,侵略烏克蘭,受到烏國軍民頑強抵抗,戰爭一直膠著到現在。而俄鳥戰爭亦令美歐為首的「民主」陣營和以中俄為首的「威權」陣營,進一步對抗。中國一直聲稱臺灣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武力「統一臺灣」的傳聞不絕,另一方面,美國以至日本都視臺灣為亞太「民主」陣營的一員。最近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說過若台灣有事,則等同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聯盟有事。美國因應亞太新形勢,採取「圍堵」中國的政策,也樂見日本修改憲法,加強軍事力量。亞太地區的戰爭與和平,再次惹人關注。

不過,對臺灣人來說,二戰後面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的慘痛經歷,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抗爭和付出人命代價所換來的民主自由,是臺灣獨有的歷史,必須受到尊重。智子透過「轉型正義之旅」,參觀曾關押和處決政治犯的景美和綠島的人權文化園區,聆聽不同受害人的故事,了解臺灣黑暗的過去。「譬如說,有人只因為所屬的學生會會長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就被帶走、屈打成招,並在監獄裡度過十年;有人只是跟獨立運動組織會員吃飯,就變成嫌疑犯,在嚴刑逼供下說出了朋友的名字;也有人為了獎金檢舉『匪諜』……」

除了「共產主義者」和「匪諜」,有台獨思想者也難逃厄運。智子介紹了景美園區的一名導賞員,在戰前日治時期出生的陳中統醫師。他在六十年代於日本留學時加入臺灣青年獨立聯盟。1968年回台探親,並於翌年結婚,但蜜月旅行期間被捕,理由是該聯盟的負責人具臺獨思想,陳中統也被認定為有意顛覆政府,遭判刑十五年。他比較幸運,因為是醫師,監禁期間主要在監獄診所看診,蔣介石逝世後獲減刑於1979年出獄。智子感嘆道:「他還是在沒有實際犯罪行為下,只因為有獨立思想,就被迫與新婚妻子分離,在與世隔絕的監獄度過了十年。」(「白色恐怖時期和轉型正義、景美和綠島的人權文化園區」)

除了著名的政治犯監獄,智子也在龍應台介紹下,參觀了一個位於荒野的「墓園」。一位名為徐慶蘭的政治犯被處決後,其弟在母親臨終時囑咐一定要找到哥哥的遺骸,於是鍥而不捨地追尋下發現了六張犂這個荒廢了四十年的埋屍地。據說埋在此地的屍骨,百分之五十八是外省人。「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導遊說:「有很多外省人,在臺灣沒有家屬可以領屍便埋葬在這裡。不會講日文不會講台語,不得已只好用國語溝通的教師或學生,因涉嫌從事地下組織活動而被捕。著名藝術家黃榮燦的墳墓也在這裡。他只因為畫了一個版畫叫《恐怖的檢查》,就遭到槍決。」

這個受難人的互助組織,和推動轉型正義的組織「二二八基金會」不同,是旗幟鮮明的反臺獨組織,支援從中國大陸來臺尋找親屬或家屬遺骨的人。在六張犂有一個巨大的紀念碑,標誌希望兩岸統一。那位導遊離別時對智子說:「中國是個大國,不好統治,草率進行民主化,可能會造成國家混亂。不考慮國家利益就行動,這樣是不行的。」

智子推測曾在馬英九政府擔任文化部長,本身也是外省人的龍應台,之所以要她到六張犂看看主要是外省人的白色恐怖受害者的遺蹟,「也許是希望我不要將複雜的歷史單純化」。而相信很多香港人,當讀到那位導遊為北京辯護的說話會感到驚訝,會覺得這些臺灣人與香港的親官方人士沒有分別。這也是民主化的臺灣可愛之處,雖然當地藍綠壁壘分明,「政治色彩散布到日常生活中」的氛圍令智子感到困惑。例如她被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職員質疑為何會替綠營的《自由時報》撰稿,而她一個居日的深綠台灣朋友,則不滿她與屬藍營的龍應台交往。

「不管講什麼、做什麼,好像總會被問:『妳到底在哪一邊?』這讓我相當困惑」。不過智子也覺得,「正是因為他們總是在認真思考自己生活的國家與所屬的社會,才會如此經常質疑對方的政治立場。」(「暴露於荒野的墓碑」)

香港人近年很喜歡到臺灣旅行,這兩年因為香港的變化,到台灣定居或暫住的香港人更多。理由很簡單,就是臺灣有「民主自由」。灰記之前曾參觀過綠島和景美,此時此刻於香港透過智子的書再重溫台灣殘酷的過去,再看看現在台灣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熱烈、激烈地爭論歷史和當前,有說不出的感受。說不出也許包含了不能說,正當臺灣人無忌諱地訴說、紀念、辯論,香港人從兩年前的激情、狂熱,以至書中所描繪的非常創意,在如今打擊「黑暴」、「港獨」、「外部勢力」的權力話語下,變成了充滿禁忌、以至失語。

在此地很多人失語的時候,智子轉述了也曾在香港生活過,被視為偏藍的龍應台的「仗義執言」:「追求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充分的參政是普遍的事,不單是香港,中國各地的人民亦想追求。」「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在中國大陸擁有不少書迷的龍應台因為這篇文章而遭到報復,其著作從中國網絡上及實體書店全數下架,一些「小粉紅」翻牆到她的臉書留下攻擊性的言論。不過在一遍「小粉紅」的狂熱留言中,智子總會發現對中國現實持批判的「清醒」聲音。「中國有許多東西都不可信。一般市民不能信,職員學生不能信。老師也不能信。說的人不能信,寫的人也不能信。不過,大家都努力的假裝相信。假裝得好的人,可以得到大量獎金或獎賞。我們就是因為如此的風氣,中國變成了一個充斥謠言、騙子橫行的地方;成為了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詭異國家。真是何其邪惡和悲哀呢!」(「如何回應解答」)

政權往往以謊言、仇恨操控民眾情緒,要突破謊言、仇恨,讓不同立場的人繼續溝通談何容易。智子接受傳媒訪問,發表對實施《港區國安法》的意見,認為「香港的言論空間一旦萎縮,就中國化了」,此番話令她一位久未聯繫的中國朋友憤憤不平,特別聯絡了她說:「香港本來就是屬於中國的」。而上文提過她的一位「藍絲」朋友也不再聯絡她,大家在臉書上互相點讚也消失了。智子有感而發:「想要讓彼此變得疏遠的人之間繼續交流真的很難,然而,人們必須以某種方式集思廣益,盡最大努力,克服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為了防止戰爭、保護和平,使人能夠作為人而有尊嚴的生活。」(「連結與對話」)

她在「結語」以此一段感言作結:「很諷刺的,儘管我生在民主國家並在此長大,但直到我開始與那些不屈不撓捍衛言論自由和法治的中國朋友來往後,我才開始深入思考言論自由的價值。朋友說:『香港人很堅強。雖然活得很辛苦,但我們還是沒有絕望。』如果我生活在香港,突然被奪走那麼多東西,我大概無法再憧憬未來是有希望的吧?」

儘管對香港感到悲觀,智子完成此書後,並沒有停止關心香港、以至海峽兩岸。在種種限制下,活動和交流繼續進行,貫徹她跨越國界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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