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連海的聲明」

通告

我現在保外就醫,在醫院治療並聲明拒絕與任何人接觸及打擾我家人,我要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希望關注我的人不要就我的事多談,我希望我的事能盡快淡下去,這樣才有利於國家和社會,也有利於我的家庭。

本人認同司法機關對我的處罸,希望其他人不要就此事談甚麼。

本人支持認同並感謝政府,並就以往對政府過激的言論深表歉意。

特此聲明
趙連海
2010年12月28日」

這個在趙連海網誌上發表的聲明,仍未能證實是否趙連海本人親自寫的聲明。到目前為止,趙連海仍下落不明。

他的前代理律師李方平說︰「 至今仍無法與趙連海聯絡,未能確定這篇聲明的真確性。」李方平表示,趙連海無法跟外界聯繫的情況下,在網誌上發表有關聲明,是不正常的 。」

曾經高調說要為趙連海爭取司法公道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 如果趙連海真的保外就醫,應讓他公開露面,否則等同「搬監倉」,並會劉夢 熊說,會繼續要求內地當局,追究處理趙連海案的大興法院有法不依,程序不公正的問題。

本地facebook很快對聲明作出回響,有人寫︰「很難想像他受到多少逼害才寫下此通告…願他平安」;有人寫︰「大家都明白是說什麼」;有人寫︰「 讀後不寒而慄。啊應該是「寒而慄」。」;有人寫︰「 唉,似聽見骨節崩裂,一寫一驚心的悔改書」;有人寫︰「趙連海的聲明使人有一種無力感… …無論如何衷心希望你們一家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樂」

內地推特有人寫︰「是为连海握着一副好牌突然求和而惋惜,还是对监狱把连海弄到屈服愤怒,还是两者都有点,我是两者都有,第二种情绪更强些。」;有人寫︰「有点失望,赵连海的承受能力还不如刘无敌,中共在诺奖一公布时立刻让刘霞见他,应该也是想软硬兼施」;不知是否對趙連海的「聲明」感到不滿,有人寫另一位維權人士,在法庭「利誘」,「認罪」可獲緩刑,依然不肯「認罪」;更亦有人聲稱曾在毒奶粉事件同趙連海接觸,對趙連海作風有保留,所要出此聲明並不令一意外︰「 新日志: 我所理解的趙連海 http://zuo.la/vm

香港關注內地的人對趙連海較體諒,內地異見人士似對趙連海有更高要求,這正正反應趙連海其實是一個普通人,只是中國這個「不普通」的國家令眾多普通人要承受不必要的壓力。灰記在想,無論「聲明」是否寫得過了頭,是否對中國政府過於歌功頌德,看的人心裡有數。甚至那些認同、支持、感謝政府的說話,也可讀成反諷。

灰記又在想,這個「不普通」的國家就是要製造「恐懼」。正如有朋友用scary來形容這個「聲明」。類似的說話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零晨聽過,那時香港的電視正播放在北京發生的血腥與恐怖,灰記那時無言以對,內心是悲哀還是恐懼已說不清。現在灰記會對朋友說不要被「恐懼」得逞。將來這個政權會否製造比廿一年前更大的「恐懼」,不得而知,但至少廿一年後的今天,他們製造「恐懼」的能力和效果已大不如前。如果說趙連海在「恐懼」面前「倒下」,也只證明他是血肉的普通人。

這個「不普通」的國家的總理早前上電台跟網友對話,有人問了一個「普通」問題︰「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第一是要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給予自由和權利。」這位總理「冗長」的答覆的第一點,也是很多社會的人民最普通不過的權利,也是包括趙連海及眾多維權人士(不去說如劉曉波等異見人士)理應享有的最「普通」權利。

這位被異見人士稱為「影帝」的總理,說話往往「言重深長」,但實際上能起多少作用,很多人質疑。不過,這位二十一年前曾陪同黯然下台的前總書記,在他所屬的政黨製造血腥恐懼前,前往天安門慰問學生的官員,也是現在這個政權極少數願意說「普通」人話的領導層成員。雖是少數,卻是為「普通人」免於「恐懼」而背書。

灰記雖不滿建制,但作為普通人,卻願為這個背書而努力。

活佛與主教,無神論者眼中的刺?

在推特上看到西藏自由女作家唯色在其博客的新貼文「趕明兒,見到一個活佛,一定要問︰您有證書嗎?」,顧名思義,是講「中國特色」活佛產生形式的荒謬。原來四川省宗教事務局在十二月廿四日向藏傳佛教活佛頒發證書,一共有二十名「愛國愛教」活佛及五名轉世活佛接受頒證。

 

照片來自四川文明網

參與「見證」活佛「誕生」的高級官員包括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李崇禧,省委常委兼省统戰部部長陳志光。而主持頒證儀式則同是中共官僚系統的省宗教局官員。儀式完畢後自然有高官的講話,亦即訓話。

例如李崇禧強調,「我省廣大藏傳佛教界人士特别是廣大活佛在促進藏區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中發挥了积極作用,绝大多數藏傳佛教界人士是愛國愛教的,是黨和政府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基本力量,黨和政府對廣大藏傳佛教界人士是充分信任的。全省藏傳佛教界人士要继續弘揚爱國愛教的優良傳统,積極配合黨委、政府宣傳贯徹黨的藏傳佛教政策,……维護藏區社會和諧穩定。」

陳志光則告誡活佛們,「廣大藏傳佛教界活佛要牢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做一個守法愛國的中國公民;要珍惜藏區歷史最好形勢,做一個心持菩提的利樂僧人;要認清國際國内基本形勢,做一個遠见卓識的代表人士;要正视活佛這個崇高榮譽,做一個名符(副)其實的信教群眾的心靈上師。」

 
 

照片來自四川文明網

灰記不知道這些西藏活佛是否懂聽漢語(不懂聽的應該有藏語翻譯),聽到這番訓話之後內心深處有何感受。作為宗教人士,他們理應遵守的是宗教的教義及所屬寺廟的規章傳統。他們落到此地步,是自願還是被迫?

 

灰記不懂宗教,但至少知道西藏的佛教傳統深厚,活佛的認可有他們一套歷史悠久的傳統,絕對不是中共官員口中的「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即使是要愛國,也不是愛中國而是愛西藏。至於要配合這個六十年前入侵西藏的政權,積極配合黨委、政府宣傳贯徹黨的藏傳佛教政策,不談半句中共對西藏宗教的大肆破壞,對灰記這個無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已經充滿黑色幽默,對西藏人來說,相信想更是哭笑不得。

先不指那些為黨為政府服務的赤裸強姦宗教自由的說話,「做一個心持菩提的利樂僧人」、「做一個名符(副)其實的信教群眾的心靈上師」也是肆意貶低宗教地位的侮辱說話。一來一個無神論者向宗教人士講心持菩提,講心靈上師已經十分荒謬,更可況這些無神論者早已背棄自己的理想,毫無半點人文關懷,賤視人民,特別是「藏區」人民,有甚麼資格教訓那些在藏人心目中本有崇高地位,被藏人誠心尊敬的活佛。

灰記幾可斷言,那些不肯積極跟中共合作,拿不到活佛「證書」的出家人,可能在藏人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只是這些更關懷其受壓迫人民的活佛,若要接觸和維護他們的人民時,隨時可能被抓捕。果洛藏族自治州藏傳佛教事務條例,當中第四十八條便規定︰「……活佛默認、袒護、縱容、支持教職人员聚眾閙事、非法集會的,由縣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收回其《活佛證》,不得以活佛身份從事佛事活動和社會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共產黨作為無神論政黨,中共政權作為世俗政權,本來沒有半點問題。問題是中共這個傲慢政權,只能讓人民「膜拜」它,不能「膜拜」宗教,所以對宗教特別忌憚,因此要加倍控制。但另一方面又要全世界接受中國人有宗教自由的「事實」,否則就是于涉中國內政,強加西方價值於中國,這才是問題所在。

對被它武力「征服」的西藏/圖博特人(Tibetans)固然如此,即使是對中國宗教人士也絕不手軟,不過,這些宗教人士多為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奉者(相信伊斯蘭教也不會相差很大,特別新疆有信奉回伊蘭教的維吾爾人也被諸多限制和防範),統戰部屬下宗教局管理三自愛國教會(管基督教)及天主教愛國會(管天主教),理由又是排除西方影響,要自主自強等套話。

就以基督教為例,親官方的說法是三自教會是鑑於西方基督教會宗派林立,每多紛爭,影響了中國的分支也如是。三自教會是基於這樣的背景統合各不同宗派的基督教會,同原來的西方國家的教會脫離了關係,基督教在中國更富有「中國特色」,不受西方的意識型態的影響。

只是這麼多年來,仍然有基督教人士希望與原屬的海外教會保持聯繫而被政府打壓,還有很多家庭教會的出現,因為很多教徒不信任三自教會。無他,因為三自教會並非獨立自主的組織,而是隸屬宗教局的半官方組織。最讓人感到好笑的是,這個三自教會不敢統計教徒人數的增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若教徒人數增長得快,怕被上級怪罪。

至於以梵蒂岡教廷為領導的天主教,中共更不放心。所以一定要掃除梵蒂岡的影響力,一如掃除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影響力一樣。方法就是把宗教儀式及宗教人員牢牢控制,於是有「非法」祝聖主教的鬧劇。本來梵蒂岡為了息事寧人,很多時也會追認或共同祝聖他們認為也可以接受的神父當主教。但中共近來變本加厲,「非法」祝聖之外,又強迫主教、神父參加官方主導的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為此而強行帶走或通緝主教。總之就是要盡力切斷神職人員與梵蒂岡的關係,令身在梵蒂岡的教宗越來越忍無可忍。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曾如此說過),還是「人類的救贖」,有興趣的人可以繼續研究和爭論。但發展至今天的現代社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有一套理性處理信仰問題的方法,就是政教分離及信仰自由,即是政權不受某宗教的支配,也不支配宗教,信不信教由人民自己決定,沒有人可以強迫。信仰自由同表達自由、言論自由等都是不可分割的基本人權。因此,中共要支配宗教,搞顛倒的政教合一,由無神論者去操控宗教組織,從而希望操控教徒的思想,是逆歷史的潮流而行。

共產黨人相信/堅持無神論,無可厚非。如果他們真的對自己的「信仰」有信心,對自己聲稱服務的人民有信心,歷史的發展會證明他們正確,傳統宗教會基於人民的「覺醒」而自然消失。其實,假使有朝一日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社會終可實現,自由自在自主的人類如果有人仍然選擇宗教,又何嘗不是一件美事,何必把宗教當成眼中的刺呢﹗

國際都會、土地、多元生活方式—菜園村獲獎的啟示

常硬銷自己是甚麼亞洲國際都會、世界級城市的香港政府領導層,思維貧乏,視野單向,除了地產、金融、消費外,看不到任何人文景象。香港的主流傳媒亦好不了多少,經濟發展等於炒樓炒股,事事講「效益」,「效益」就是那些虛幻的經濟增長指標。即使開始質疑「大市場、小政府」的觀念,但要求政府的作為依然是加快發展步伐,大興土木,以未必有需要的基建,如開到西九的高鐡,以及房地產發展為主導。香港以大商場、外觀醜陋的超高大建築物為標誌(對比香港狹小空間更覺畸型),把平民百姓「更渺小化」的發展方向正蠶食每一塊土地,每一個社區。

高春香代表菜園村村民領取「年度公民獎」(獨立媒體照片)

就在這個時刻,從網上及《獨立媒體》得悉,內地以敢言見稱的《南方都市報》在十二月十二日深圳舉行深港國際生活大獎,將「年度公民獎」頒給石崗菜園村村民,表揚他們「展示了一個公民社會應有的權利訴求和抗爭樣本。在利誘面前,他們選擇故土情懷;在權力面前,他們選擇民主抗爭;他們呈現了現代城市生活中難得赤誠的家園熱愛,也貢獻了一次對普世價值的精彩闡釋」。

《南方都市報》是廣東省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旗下一份報紙,以敢於觸碰敏感新聞及話題見稱。而南方集團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的傳媒集團,《南都》的姊妹報《南方日報》是廣東省委的機關報,即黨報。《南都》在廣東省委眼下,在大陸對傳媒的強力監控下,能有如此「進步」及人文關懷的視野(早前頭版創意地刊出空椅子,以呼應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勝過很多自我審查而冷待此一值得深入討論的盛事的香港傳媒),的確讓香港絕大部分抱殘守缺的傳媒汗顏。

再看看頒獎禮的主題︰「反對深港各自爲陣、表層交流;反對以GDP爲尺規度量生活;反對千人一面、陳詞濫調;提倡新銳生活方式和個性化生活細節;反對持單一標準的成功學;主導以美好對抗功利!」反對以GDP為尺規度量生活;……反對持單一標準的成功學;……」不正是對香港社會主流價值的當頭棒喝嗎?

再回到這個「年度公民獎」,《南都》的編委苟驊頒獎予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時說︰「香港法制非常健全,NGO組織非常活躍,公民社會發育已經非常成熟,這給深圳官方和民間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鏡鑒,也是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提升深圳軟實力的最直接的借力點。」也許相對於內地一些地方政府的暴力圈地,香港政府的強拆顯得「文明」一點,但官商的唯利是圖,對多元非主流生活形式的賤視,堅持單一發展觀,則這個頒獎禮的主辦者未必能察覺。

葉寶琳拍攝

不單如此,就在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領獎之後,這個被頒獎嘉賓過譽的城市,其政府正對這群「在利誘面前,選擇故土情懷;在權力面前,選擇民主抗爭;呈現了現代城市生活中難得赤誠的家園熱愛,也貢獻了一次對普世價值的精彩闡釋」的村民,進行無情打擊。除了沒有著力為村民(因為他們並非有勢力的原居民)買下的土地解決路權問題,讓他們盡快建村搬村;更違反在立法會「人性化」處理的承諾,在參與重建計劃的村民的居所旁突擊進行清拆,弄成廢墟處處,目的就是要影響仍未能搬村的村民日常生活。這個醜惡技倆,擁有上水馬屎埔大批土地的發展商恒基早已施展過,果然香港官商思維完全一致。

而最令人憤怒的是,官員年初還在立法會假仁假義地說重建菜園村是政府與村民的共同願望,但現在卻聲稱年底要清拆十五戶,差不多三分一參與重建村戶的房子,讓他們流離失所。如果說這是「人性化」,也只能說是「醜陋」的「人性」,官員講一套做一套的「惡劣人性」。特別是主流傳媒差不多已把菜園村遺忘的時候,此種「人性」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何以有如此「醜陋和惡劣人性」,想來想去單一發展主義思維埋沒了人文關懷的人性,只講求官僚程序和「效率」,看不見多元生活的珍貴,反覺村民不願意上樓是故作刁難。在這個政府的官員的內心深處,可能覺得如果菜園村順利搬村成功,並成為生態村的「典範」,開了一個先例,「後患無窮」。因為據說還有十多條非原居民村仍然存在著。

「反對貪婪短視,對城市殺取卵;倡導用創意啟示未來,用簡單生生可能;反對財富崇拜、炫耀性消费,把時間等同金錢;反對文藝穿上意識形態外衣,圈錢圈地……」深港國際生活大獎的評審,深圳公共藝術中心主任孫振華很反對單一發展主義,他的說話,讓灰記想菜園村村民的歌聲︰「……簡單的快樂,可否再續延下半生,你的發財大路,可否不進入我家……」

不知道香港政府和建制有否留意深圳的頒獎典禮,有的話又會否聽得入來自內地的反思,以及菜園村民的心聲?

冷戰思維與敵我思維—中共的「內外交困」

日本將以新指南指導國防戰略。所謂新指南是針對中國軍事「擴張」的防衛部署,被中方指為新的冷戰思維。

說到軍事擴張,戰後以至現在最窮兵黷武的莫過於日本的盟友美國。美國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大贏家,其軍事、政治、社會的影響力遍及全球,蘇聯解體前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可以抗衡一下。戰後歐美的民權運動興起、福利社會讓人民生活有保障,或多或少與民間左翼思潮,以及建制要與「社會主義」競爭有關。

曾經見證過蘇聯解體的英國左翼政治活躍份子Tariq Ali,寫了一本小書叫THE IDEA OF COMMUNISM(《共產主義的意念》),當中提到蘇聯自斯大林死後,由布里茲尼夫(Brezhnev)當蘇共總書記,被中國批評為修正主義(revisionism)的「超穩定」時代,普羅市民,特別工人,的確能過著「生活無憂」的日子,物資短缺及要排隊購買食物是事實,但不用擔心失業及饑餓貧困也是事實(當然,蘇聯的體制仍是極權主義,依然壓制言論表達自由,但思想上的禁制已不如斯大林時代的得心應手。此外,官僚的特權與腐敗亦令人民不滿,亦埋下蘇共滅亡的種子)。一些原先比蘇聯更先進的東歐集團國,如東德、捷克,以至波羅的海三國等,人民的生活比蘇聯更豐裕。

面對這樣的競爭,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自然要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福利主義盛行,年青人一代不少更受共產主義、左翼思潮影響,反叛建制,希望建立公平公義的理想新世界,可惜東歐陣營的體制太僵化,提供不了思想的養份,也沒有太多可借鑑的地方。他們轉而向古巴的哲古華拉和中國的毛澤東尋找智慧,不過,古巴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亦非理想,特別後者更乏善足陳。

「社會主義」理想的「虛幻」,敵不過資本主義的現實。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要向資本主義學習,美英兩個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資產階級,覺得對工人階級讓步太多,率先「起事」,列根及戴卓爾夫人強硬統治,國內大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福利,賤賣公共資產,即所謂私有化政策,全面向商界財團傾斜,從此,基層甚至中產過著動盪不安的日子;對外要壓倒蘇聯東歐陣營,與最終擁抱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暫時結盟。一九七九年,中國入侵越南,兩個原「社會主義」盟友反目,讓美國從越南撤軍的「屈辱」中得到一點安慰;然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和美英等聯手杯葛八零年莫斯科奧運會(老實說,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跟美國現在佔領阿富汗如出一轍,前者獲親蘇的阿富汗共產黨政權「邀請」,維護「革命政權穩定」為名;後者扶植親美政權,以「反恐」為名。只是美國卻能脅迫盟國派兵奉陪,中國以及俄羅斯等只能默許美國的霸權行為罷了)。

話說回來,蘇聯的「全民社會」和中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沒有讓人民當家作主。缺乏人民的授權及監督,政權容易腐敗墮落。禁制人民言論思想自由,亦令社會和經濟一潭死水,令人民越來越不滿。加上美英列根(列根之後布殊延續,布殊之後克林頓亦奉行新自由主義)及戴卓爾夫人(她之後,無論保守黨還是工黨,均走右翼自由主義之路)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顛覆」,蘇聯東歐終至變天,即所謂「復辟」資本主義。

中國其實亦在「復辟」資本主義,只是不准人民挑戰執政共產黨的絕對權威,把敢於批評中共的學生和支援他們的人民,用軍隊鎮壓掉。二十年過去,全世界在新自由主義「蹂躪」下,開始反思經濟動盪、貧富懸殊惡化的原因,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普遍走向右傾、排外,新移民/ 基層成了經濟不景的代罪羔羊,一個又一個的右傾政權勝出,如英、法、德…等。美國的奧巴馬「新政」換湯不換藥。反而美國的後園—-拉丁美洲,人民相繼選出較照顧基層利益,較捍衛公有資源的左傾政權,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拉圭…等。但總體而言,由列根、戴卓爾夫人啟動的,敵視基層及工人的惡質資本主義當道。

與之相呼應的是美國(英國跟在後面呼喊)在全世界的戰略部署,在歐洲拼命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版圖,以制衡俄羅斯。在東北亞則繼續其圍堵中國政策,日韓是十分重要棋子,日本的新指南應是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亦即是中國作為日韓以至美國的廉價工廠的價值越來越低,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威脅越來越大,因而產生對中國的防範。

中國官方新華網反駁日本的中國軍事威懾論,指「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無意也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

「按人均計算,中國軍費也只有日本的7分之1,而中國的領土面積幾乎是日本的26倍。」

「日本的這種思維錯位正是西方社會一些勢力緊抱「冷戰思維」不放的表現。」

的確,曾經侵佔中國,為眾多中國人民帶來災難的日本,今天說出中國軍事威懾的話,確實有點刺耳。不過,資本主義的遊戲是競爭、掠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成因亦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競爭、掠奪。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參與了競爭、掠奪的遊戲,即使如何韜光養晦,也不免露出鋒芒。中國在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中的所作作為,除了不侵佔人家的領土,跟以往帝國主義者究竟有多大分別?

俄式及中式「社會主義」實驗暫告失敗後(Tariq Ali的小書指,歐洲的資本主義要經過幾百年的拉扯才戰勝封建主義,中間曾經歷帝制復辟,一些基本人權如婦女及少數族裔投票權,要到十九、二十世紀才實現。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幾十年歷史,而且不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俄、中的失敗便宣判社會/共產主義死亡,未免過於武斷),的確沒有了道德感召,失去了話語權。

所謂歷史發展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今天俄式及中式「社會主義」被唾棄,如果中共黨人依然相信共產主義理想,便必須反思這個聲稱解放全人類的政治體制可以如何達至?正所謂end does not justify means(不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正是中共一直以來的「革命實用主義」,即最重要是奪取政權維持政權,實踐的是那碼子的社會主義不打緊,人民生活是否過得好不打緊,曾經許諾的民主、人權、自由是否落實不打緊,導致中共喪失民心,對內對外,只能以龐大的軍費和維穩費支撐大局。

害怕失掉政權所造成「草木皆兵」的心態,動輒把批評者/異見者定性為敵人,輕則監控,重則收監,讓中共政權變得極度被動。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是顯著例子︰如果說西方社會要以他們的價值「強加」中國,這是因為中共提供了太多「彈藥」給他們;如果說劉曉波言論親西方,這也是中共的高壓統治以及對他的迫害讓人投向西方懷抱。中共以軍隊鎮壓學生平民,以公安秘密警察監控打壓人民,即使如何聲撕力竭說自己愛好和平,也必定被別有用心者,如日本右翼政權「抹黑」成對外軍事擴張。

中共要化被動為主動,唯一方法是積極回應《零八憲章》的訴求,積極回應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陳述。換言之,中共所提倡的「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在同人民大和解的前提上。大和解意味和人民在平等的基礎討論如何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大和解亦意味官僚特權和利益會損失相當一部分,這亦是中共官僚利益集團的死結所在,要官僚們讓利等於要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讓步,殊不容易。問題是拖延下去,最終可能導致另一次更大規模的「六四」屠殺或暴力的「亡黨亡國」,導致官僚們政權失落後利益特權盡失,甚至被憤怒的人民清算。

只可惜據聞中共未來執政者,以習近平為首的太子黨死硬集團,將不惜一切維護這個父輩打下來的江山,中共對內對外可能更為強硬,令美日等別有用心者更有機可乘。

阿桑奇的失落於面書

受網民擁戴的阿桑奇(Julian Assange),在被控「強姦」罪受番審期間,沒有被美國《時代》周刊(Time)選為2010年的風雲人物。灰記對此並不感到出奇。正如奧斯卡選出的最佳電影,在灰記心中往往都不是實至名歸的電影,最多只能說是很能反映美國主流意識型態的電影。而美國主流意識型態保守、狹隘,以美國為中心,以世界為他者,灰記早已感到厭惡。

《時代》周刊號稱開明,其實比《新聞周刊》(Newsweek)更保守,更大美主義。這些美式主流意識型態幾十年來「潛移默化」地影響全世界,包括中國的中產專業人士。中國的中產專業人士可能為中國的崛起而高興,但在批評老美對中國這個未來世界的NO 1 不識抬舉之餘,其實完全接受了美國那套個人努力可改變命運,可戰勝一切的個人主義,否則如何合理化其「努力」得來的中產專業地位?

美國主流崇尚個人英雄主義,以對抗團結的集體力量,如工會力量、人民力量,甚至有意無意把工會力量、人民力量同共產極權相提並論,這在主流荷李活電影尤為明顯。所謂「風雲人物」選舉也是崇尚英雄主義的表現,因為絕大部分獲選者都是個人,而非群體。

今年「風雲人物」的獲選者是facebook(面書)的創辦人薩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正是符合這種憑一己智慧,坐擁數十億美元王國,影響億計人生活的典型。灰記是facebook的用戶,不會抺殺薩克伯格的貢獻。但互聯網上的社群多著呢,facebook的意義是有幾億人的參與,他們為facebook,為薩克伯格注入多彩多姿的內容,沒有這幾億個用戶,薩克伯格和面書便甚麼也不是。但在崇當個人英雄主義的世界,這幾億人的力量只能被描寫成被動地接受聯繫, 甚至是朱克伯格的子民(《時代》的執行編輯史坦高爾(Stengel)指薩克伯格是幾億面書「子民」,穿T恤的國家元首),而不是面書的共同創造者。

也許是史坦高爾及《時代》管理階層的保守心態令薩克伯格成為幾億人的元首,因為據說編採部很多員工均屬意被網民公認的阿桑奇為本年度「風雲人物」。阿桑奇是非牟利團體維基解密(Wikileaks)的主理者,但這組織還有很多參與者,包括美國、歐洲等不同國家的異見者,他們合作揭露政府,特別美國政府的陰謀和暴行,例如在伊拉克濫殺無辜, 無疑是比薩克伯格具爭議性得多。美國政府千方百計要把他引渡到美國受審,可見維基解密對美國政府的「殺傷力」。

阿淼奇早前接受英國《衛報》的讀者網上提問,曾經談到西方政府所容忍的資訊自由,言論自由,其實對現存政治經濟支配力量毫無影響力,改變不了現存政治經濟運作。這些訪問內容曾被中國官方《新華網》轉載。中國如獲至寶般轉載的原因顯而異見,阿桑奇抨擊西方世界言論自由的蒼白無力,中國官方以此來「引證」言論資訊自由的無關痛癢。

不過,阿桑奇當然不是說言論資訊自由無關痛癢,而是需要比保守的主流傳媒更開放的言論理資訊自由,突破「國家機密」的言論資訊自由。他們要做的是希望發放的資訊可以改變人民固有的想法,目的是改變現在西方政治力量和大財團所操控的世界秩序。參與了國際資本主義遊戲的中國政府,對傳媒、互聯網的嚴密監控,對「國家機密」的隨意定義,完全為了扼殺人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維基解密的參與者和阿桑奇絕對不會認同。事實維基解碼所發表的資料,不少亦令中國政府難堪,例如最近就披露美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今年二月一份備忘錄,指中國油公司把委國政府以五美元一桶(二月份油價桶八十美元)賣給中國的廉價石油倒賣,賺取可觀差價。反映中國腐敗的官僚(中國油公司是國營的)利用意識型態相近「兄弟」國家的友情賺錢,錢才最要緊!

是的,維基解密令人重新思考言論資訊自由和「國家機密」,意義非比尋常,阿桑奇的命運更值得關注!

和平獎、Sophie scholl和大國的倔強

電視瑩光幕播出熟悉的映像,一齣幾年前在戲院看過的德國電影《蘇菲最後的五天》(Sophie Schol—Die letzten Tage),牽引著灰記的心神。電影台編節目的人在這兩天選擇重播這齣電影,很可能是呼應十二月十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

這齣電影改編自納粹德國的一件真人真事,德國年青女子Sophie Scholl,以及她哥哥Hans和一位友人Christopher Probst因在大學散發反戰傳單,於一九四三年被捕判極刑。電影故事講述Sophie她們被捕後至處決短短五天的心路歷程。他們自己和另外三人組成秘密組織「白玫瑰」,目的是喚起更多德國人以非暴力的消極扺抗形式,推翻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因為假若法西斯德國戰勝,將為世界帶來不可估量的災難。

令灰記特別印象深刻的,便是在納粹人民法院,Sophie和Hans的自辯。人民法院主審法官Roland Freisler以教訓語氣,指他們發表反希特拉和反德國言論,辜負了國家的裁培。不過這個少年時跟很多德國少年一樣,參加過納粹少年團的大學生回應說,希特拉正帶領德國人走向窮途末路。法官用更嚴厲的語氣指當大部分人為祖國努力效命,前線的將士正為國家奮勇作戰,他的言論不負責任。Hans反駁說,他曾在前線服役(當醫務兵)半年,知道戰爭的驚人破壞,對無辜生命的摧殘,德國亦無可能戰勝英美和蘇聯。「你沒有去過前線,但我有。」

當法官指他的言論會受到人民唾棄,他們的陰謀不會得逞時,Hans說,如果你和希特拉不害怕我們的言論,我們現在便不會在這裡。當法官最終宣判他叛國罪名成立,要接受問吊時,他勇敢地回應︰「今天你可以吊死我們,明天你將被吊死。」

比Hans年輕三年的Sophie亦一樣勇氣十足。她對法官說︰「無論如何,總要有人帶頭。我們寫的和說的是很多人的心裡話。他們只是不敢說出來吧了。」稍後,她向法官直言,「你明知戰爭己告失敗,你只是不願意面對。」

被判死刑後,她從容就義︰「如果沒有人為正義而犧牲,正義又怎能彰顯。在這美好、陽光燦爛的日子,我要離去。但如果有更多的人醒覺,起來行動,我的死又有何足惜!」

這三個青年,被判決後當日隨即被處決。如果他們沒有被處決,會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八年前(一九三五年)他們的一個被囚德國同胞,記者及和平主義者Carl von Ossietzky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至死也不獲准到挪威領獎。)

這場審判,亦會否讓人想起劉曉波的審判,或是那他篇「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香港電台《鏗鏘集》於十二月十三日播出「我沒有敵人—劉曉波」)

灰記不想把當代中國跟納粹德國比較。事實上,劉曉波也許比Sophie Scholl他們幸運,不至於被問吊,但現在的中國比當時的德國進步了嗎?「盛世」的和平時期和平表達政見被重判十一年監禁應該發生嗎?(更不要說中共統治前三十年被逼害至死的政治犯不計其數)。當代中國經濟強大,而當時的納粹德國已成強弩之末,本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個國度。偏偏兩個政權又總是有那麼多可比較之處。

譬如Sophie和的哥哥Hans在納粹人民法院(中國也叫人民法院),向主審法官說︰「如果你和希特拉不害怕我們的言論,我們現在便不會在這裡。」是的,一九四三年的納粹德國已逞現敗象,整個國家只能靠謊言及高壓統治,包括剝奪人民的言論表達自由,苦苦支撐下去。這些勇敢的青年人敢於說出真話,是垂敗的納粹當權者所畏懼,千方百計鎮壓這些言論合乎他們的思想邏輯和心境。

今日中國不是在國際社會舉足輕重嗎?為何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微不足道」的言論如臨大敵?即使是起草和「糾集」別人簽署《零八憲章》,也是憲法範圍內的表達自由。歸根究底,只能理解為害怕劉曉波及《零八憲章》。但為何一個正登上世界舞台的國家跟一個敗象已逞的國家,對自己人民自發的言論的處理手法如出一轍,只是懲處的力度輕重不同?

灰記認為Sophie和的哥哥Hans說出了真理。難道劉曉波也是說出了中共不願面對的真理?我們看看劉的最後陳述︰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難道就是害怕人民的選擇,才不願讓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表達自由?難道就是害怕人民的選擇,便容不下不同意見?難道這個逐漸強大的國家,政權是建立在浮沙之上,只能倔強地支撐大局,受不了半點風吹雨打?

說到不同政見,不得不提一下香港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他在議會辯論「釋放劉曉波」議案時說,他十分尊敬劉曉波先生的人格,雖然未必認同劉曉波的政見。梁國雄是托洛茨基/共產主義者,他沒有明言自己對崇尚自由主義的劉曉波政見上有很大矛盾,但他接受了言論自由的真諦,就是讓所有不同的理念、政見均可以公開發表,接受討論和批評。

梁國雄早前到挪威奧斯陸的中國大使館前,領頭高呼「釋放劉曉波」,正蘊含著兩個政見不同的人,在人權和言論自由立場上的一致。

當然,長毛也只是中國特區下的一位議員,是中方定性的反對派,但他好歹也是一個共產主義信徒。內地還有一些依然信仰共產主義的體制內外人士(不是毛左),深受極權主義之苦,也不再認同文字獄的統治方式。

「公道自在人心。」還以為這是劉曉波的發言,原來是早幾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的在記者會的說話。她在十二月十日頒獎禮後發表書面聲明︰「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人利用諾和獎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司法主權。這一正義立場得到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重要國際組織理解與支援(灰記按︰全世界國家及組織數以萬計,最後不派代表觀禮的國家只有二十個)。」

「事實充分說明,挪威諾委會的決定不能代表世界大多數人,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偏見和謊言站不住腳,冷戰思維不得人心。這場政治鬧劇絲毫動搖不了中國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一些人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無獨有偶,當年的納粹德國不但禁止任何德國人領取諾貝爾獎,亦猛烈抨擊諾貝爾和平獎,還運用其影響力,令挪威朝野對是次和平獎保持距離。例如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拒絕參加和平獎的相關典禮。挪威保守派報刊《晚郵報》(Aftenposten)批評Carl von Ossietzky是攻擊了自己國家的罪犯。

今日中國指西方國家欲藉和平獎干涉內政。強大的國家希望把持國際事務,影響別國的行為,特別超級大國的霸道的確令人不忿。美國便經常被國際正義人士指摘。不過,在發展中國家以至發達國家影響力日增,逐漸強大的中國其實也不例外,中國這次要求各國不派代表出席這次和平獎頒獎禮,不也是干涉別國的內政嗎?

日前看了一篇名為︰「中國又要"韜光養晦"」的文章,作者為曾任《深圳法制報》編輯,現居美國的大陸經濟學家何清漣。這位熟悉內地政權運作的經濟學者,指中國有十年後取代美國的「雄心」︰

「今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中國公眾和在華外國人士眼中的中國國家地位觀》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是,10年後,中美兩國仍是全世界的主要領導力量,其中有過半被調查的中國公眾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這項調查借了民意調查的殼,用的只是"超過美國"而非"稱霸世界"這鋒芒畢露之詞,但官方以10年後的"世界第一"自居之態隱然若現。」

作者指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被官方網站轉載的一篇重要文章「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旨在安撫別國,並非永遠不變的國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四字箴言」,其實內有玄機︰

「只是"韜光養晦"之策的名聲並不太好,即使中國外文出版社也譯為"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即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最好先隱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適的機會。」

也許十年後,中國已能超越美國,可以有更大的發言權,但如果中共不履行自己的憲法,尊重自己的承諾,中國人民沒法享受基本人權,即使中國在國際上可如何頤指氣使,但其言論將如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般蒼白無力,甚至被世人恥笑。而劉曉波以及Sophie Scholl等光明磊落的言行,將被世人懷念。

空椅子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香港時間晚上八時舉行,中環遮打花園數百人看大瑩幕直播。有線電視直播台及網上有直播。相信大陸政權會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網上有關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消息,有心的網民想會千方百計的翻牆圍觀。

灰記抱恙,沒有到遮打花園,在家中看直播。最醒目是台上劉曉波的肖像,以及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阿格蘭身旁的空椅子。阿格蘭的致詞除了向劉曉波致敬,指他沒有犯罪,令人聯想起南非的曼德拉外,其實已十分照顧中國政府的感情,表揚中國的經濟成就,只是苦口婆心的勸導中國政府尊重基本人權,成就必更大,對世界和平必有重大貢獻。

阿格蘭又舉超級大國美國為例,指美國常被批評,包括入侵越南以及國內的人權狀況,例如有色人種的次等待遇。六三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時,美國的白人主流社會並不認同,但他相信獎項目對美國有色人種的抗爭是一種鼓勵,令美國逐步邁向種族平等(灰記認為離邁向種族平等還有一大段距離)。他亦批評美國以自由為名,利用反恐踐踏人權。

他這些說話明顯是要中共明白並非只針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頒獎給劉曉波是要中國政府正視其簽署了的兩份國際人權公約,既然已接受了普世的人權觀念(灰記聽過溫家寶講過中國認同普世價值),必須身體力行,不能再以言入罪。只是中國政府並不領情,繼續抨擊諾貝爾和平獎是鬧劇,頒獎給劉曉波是干涉中國內政。

頒獎禮的高潮是阿格蘭把獎狀放在空椅子,然後六十年代挪威著名女星,演過瑞典名導演英瑪褒曼不少電影的麗芙烏曼,以英語朗讀劉曉波在審判時只能朗讀四分鐘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看她聽她控制得宜,卻不乏感情的表達,把一篇原已十分有感染力的平和呼聲,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不少在場者以及在電視旁的灰記動容。典禮簡單、莊嚴,亦很平易近人,充分顯示這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國家的高度文明。

 

挪威入夜後群眾和平示威,要求釋放劉曉波(國際特赦照片)

附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體設施和軟體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耳蝸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自由、和平、民間社會—被背叛的承諾

互聯網傳遞一首改自《國際歌》的《自由歌》,同一首音樂,配上不同的歌詞

誰來高舉自由的火炬?
誰來召喚那熱血的心?
顫慄的羊羊何時奮起?
劃破長夜的沉寂。
多少次被雨打風吹去,
嘗盡了恐懼的淒厲。
多少次命運瀕臨絕境,
前方埋伏汹湧的危機。

喊出自由的聲音,
信仰滲透到背脊。
洗浄大地污泥,
讓奮鬥的成傳奇。
拱起悲愴的良心,
自由公義在崛起。
衝破黑霧萬里,
將血淚都耗盡。

這首由關注底層民眾的大陸維權人士楊銀波,於十二月七日錄製而成的作品(音樂取自唐朝樂隊對《國際歌》的搖滾演繹),獻給十二月十日的「人權日」,「為了那些追求自由,捍衛自由卻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歷史上、當今的、未來的人而寫。」不過,這首搖滾樂已被大陸的網站刪貼封殺。

封殺的原因不言而喻,十二月十日「人權日」,是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日,身在獄中的得主劉曉波固然未能親自領獎,他的太太劉霞被軟禁,身處大陸的所有被邀約觀禮的嘉賓全部失去行動甚至通訊自由,更遑論出境。甚至一些跟劉曉波沒有關係的「敏感」/異見人士同樣遭殃。

共的一次鎖國行動,漠視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把中共認為有麻煩的人鎖於國內。

《自由歌》的歌詞,腐敗墮落了的中共官僚看了,覺得「反動」及「影響不好」也很自然,在「敏感」時刻要把它封殺掉也很自然。只是灰記在想,這首改編自《國際歌》的歌曲,搖滾化後的相同旋律,那些自命共產黨人的中共官僚,是否仍然熟悉,或已完全忘掉當中的意義?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英特納雄耐爾即INTERNATIONALE,國際主義的實現還很遙遠。打倒了舊世界的中國共產黨,卻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利益集團。中共為了抗拒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改變,例如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等的一些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民主的改變,一律打成西方價值觀,把自己及自己所統治的國家龜縮/倒退至只剩下大漢民族主義。

要進一步印證這些離馬克思以至當年歐洲共產主義者的奮鬥十萬八千里的中國共產黨人,只需再看十九世紀末,短命的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後,歐仁巴迪埃所作的《國際歌》第三、四段的中譯︰

(三)壓迫的國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雜稅榨窮苦;
富人無務獨逍遙。
窮人的權利只是空話,
受夠了護佑下的沉淪。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
平等!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四)礦井和鐵路的帝王,
在神壇上奇醜無比。
他們除了勞動,
還搶奪過什麼呢?
在他們的保險箱里,
勞動的創造一無所有!
從剝削者的手裡,
他們只是討回血債。

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對勞動階層的剝削是赤裸而明顯。今日中共主導下的所謂「社會主義初階」,其實更類似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硬件和城市建設
當然先進很多,但由官僚權貴所操控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跟《國際歌》所描畫的景象何其相似!狄更斯、左拉以至高爾基等筆下的悲慘世界,不正是現在農民工的寫照嗎?

那些富得在瑞士銀行擁有億計民脂民膏的中式資本主義權貴官僚(維基解密資料),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國際化」,但國際主義理想免談,《零八憲章》以至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是簽署國)所包含的普世公民基本權利免談。

臨近和平獎頒獎,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被外國記者問得不耐煩,索性板起面孔訓人,說甚麼休想藉提問詆譭中國形象。又說公道自在人心,國際主流社會不認同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頒獎不能改變劉曉波是罪犯的事實云云。真有大國崛起的氣焰。還是中國千年不散的天朝氣焰?或是自卑又自大的表現?

雖然仍然強制大學生修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個天朝不敢再仰仗馬列主義,不敢跟隨前蘇聯設列寧獎般,設馬克思、毛澤東、甚或鄧小平和平獎抗衡諾貝爾獎,反而求救曾經被他們打倒的「孔老二」來挽回天朝些許面子。當年緊跟中共的前香港《文匯報》駐京記者劉銳紹,便在《明報》大批這種為我所用的無恥作風︰

北京搞孔子和平獎,再一次呈現出地地道道的為我所用、政治私利壓倒一切、任意扭曲歷史和真理的霸氣。這令我在腦海中即時跳出1973年發動的瘋狂大批判情景——排山倒海的「批林批孔」運動,把孔子批判得體無完膚,說他是「頑固的維護奴隸制的典型反動代表」,並稱讚秦始皇    消滅儒家學說、「焚書坑儒」做得好。那個火紅的年代,幾乎令天下人都相信孔子是個大壞蛋,我當年也參與其中,批判過孔子的一些主張(例如「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但我後來在學習班裏提出「孔子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因此被認為「思想有問題」、「劉夫子保護孔夫子」。我在新聞界的別名(夫子),就是這樣得來的,不是因為我有孔子的學養,而是因為我與孔子同樣思想不純。

我深深記得,當年人們批判「孔老二暴政不仁」,並舉「孔子殺少正卯」為例,大書特書。如今,舉辦孔子和平獎的人則稱讚孔子宣揚博愛,遠勝「製造炸藥來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諾貝爾」,所以諾貝爾不配有和平獎。這種無限上綱的說法令人強烈感到文革鬥爭意識的嚴重後遺症。諾貝爾發明炸藥,原意是為人類發展著想的(開山劈石不需浪費人力),但後來被人用作其他非正當用途,怎能以此貶低諾貝爾和平獎的價值呢?而且,中國人早在唐朝就發明火藥,成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一,這樣能否說中國人不配有和平獎呢?

劉銳紹所講那個舉辦孔子和平獎的人,可能就是評委會主席譚長流。此人的水平,跟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姜瑜不遑多讓,充滿大漢沙文義,或曰天朝意識,說甚麼中國十幾億人,幾千年文化,有詩經、楚辭,挪威幾百萬人的小國怎能指指點點。

不過這個「孔子和平獎」也真搞得一塌糊塗,得獎人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其辦公室說不知情。然後連戰沒有出現,便不知在那裡找來一個六歲女孩代領那十萬人民幣獎金。

當然,為了對應諾貝爾委員會的非官方性質,這個孔子和平獎評委會也聲稱是「民間組織」。只是,對「國情」稍有認識的人,也會清楚,沒有官方的祝福(背後策動),涉及和平獎這樣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活動,沒有一個「民間團體」可舉辦得起來。果然,發出採訪頒獎禮邀請函的正是文化部。

 

除了「民間」孔子和平獎,中國駐挪威機構亦發動當地華人「自發」抗議劉曉波獲和平獎。如此種種急就章的舉動,以及氣急敗壞的言論,似乎看不到大國的自信和從容。而內地的真正的民間聲音不是被封殺,便是只能在小範圍的網絡流傳。而中共最新的氣急敗壞舉動是禁止六人或以上聚餐,以防有人為劉曉波「飯聚」。

 

當年巴黎公社及《國際歌》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工人翻身,公眾積極參與管理的社會仍未出現。但當中所追求的言論表達自由、輿論監督、平等投票權等公民權利,已被越來越多的社會所接受。拉丁美洲「落後」國家一些左翼政權,如委內瑞拉、波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均由人民用選票推舉上台。委內瑞拉的查維斯政權雖然推行了不少有利基層民眾的政策,受到歡迎。但當他提出總統終身制,並付諸公投,眼睛雪亮的人民亦以選票向查維斯說不。

 

西方價值不適合中國那套辯辭已變得越來越蒼白。況且,中共未執政前也曾信誓旦旦的鼓吹民主自由,並利用民間組織,傳媒宣揚其政治主張,抗衡國民黨獨裁統治。

 

因此,今天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那張空椅子,象徵的正是中國人被背叛了的承諾。

《左邊的特拉維夫》與西邊的圖博特

在推特看到有人強推的一篇有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博文,名為《左邊的特拉維夫》,登在博客「掛在輪迴的臍帶上」。

博主是定居以色列的中國詩人/紀錄片制作人唐丹鴻,她寫的不多,但很有份量。灰記對以巴問題甚感興趣,雖然寫了一些對以巴問題看法的文章,但均是透過書本網絡知識的認知,沒有實際的體會。現在有定居以色列的中國人的親身體會,灰記怎會錯過。

唐丹鴻跟一位到中國學醫的以色列人大衛結婚,然後隨他回以色列生活,現在於特拉維夫大學教授中文。這篇文章主要講一些她接觸過的以色列人對以巴戰爭與和平的看法。

文章由她的丈夫把公事包遺留在診所開始,這公事包差點被以色列軍火專家用引爆。無人認領公事包的恐懼,無所不在的保安檢查以為是理所當然。但她的以色列朋友,一名左派記者伊坦的說話提醒他「反恐」操作背後的政治意圖,目的是讓恐怖分子/巴勒斯坦人深植以色列人腦海。

「你是不是覺得如果沒有這些安全措施,恐怖分子就會專挑這些場合殺人?你不覺得任何一個想殺人的人都可能做,而並非只有巴勒斯坦人?你只想象著被襲擊、被殺,可忽視了自從隔離牆修好後,從西岸越境過來已不可能;你也忘了隔離牆有些段越過了巴勒斯坦邊界,還有猶太人把定居點修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盤上(灰記按︰猶太殖民區),這引起的侮辱與欺壓感你不會去體驗;你也想不起來巴勒斯坦人的大多數跟你我一樣,只想過太平日子。

這幾年以色列的車禍倒不少,人彈一個都沒有。以色列的社會治安與別國也沒有甚麼不同,別的國家的社會治安措施並非特指某個人群,但在以色列,一個無主包、無處不在的保安翻包檢查,鞏固的是腦中對巴勒斯坦人的敵意和防範,盡管你連他們的影子都見不著。我們指恐怖分子對兒童進行仇恨洗腦,也有猶太人在把對巴勒斯坦人的敵意植入下一代的大腦。這就是中東的荒誕。」

博客提到這位記者正在拍攝一部紀錄片,講二戰時猶太人欲回歸巴勒斯坦,被當時的英國殖民者所限制,當地猶太人組成游擊隊暗殺英國殖民官員。這些游擊隊員也有少數阿拉伯人。

「就是說,儘管很多阿拉伯人反對猶太移民回歸,但還是有阿拉伯人同情猶太人的遭遇,並施與了援手。伊坦發現的文獻中提到的阿拉伯人,如今大多還健在,仍住在以色列。……在伊坦看來,正是意識形態因素,使這些文獻被有意掩蓋封存了。這些猶太游擊隊中的阿拉伯人,被巴勒斯坦人看作叛徒羞於提起,也在衝突的硝煙中被猶太人選擇性地遺忘。」

唐丹鴻有一個鄰居叫耶胡達,也講述了幾十年前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他的祖輩跟阿拉伯人的
一些交往︰

「獨立戰爭中,很多阿拉伯村莊的巴勒斯坦人離開家躲避戰亂,也沒有想到回不來。而以色列政府則立刻將猶太難民遷進這些村莊,也即佔領並安置。耶胡達的姨媽全家是從伊拉克來的猶太人,當時被安置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阿拉伯村莊裡。進阿拉伯人房屋的猶太難民發現,很多人家餐桌已經布置,做好的食物放在一邊,正準備吃晚餐,顯然那些阿拉伯人是忽然間倉促逃離的。

有一天夜晚,耶胡達的姨媽住的房子有人敲門,是一個阿拉伯男人,說他是房子的原主人,想回家取一些東西。當時屋裡只有耶胡達姨媽和她的幾個孩子,她很害怕。那男人說如果不開門他就石砸門,但請她最好開門,他不會傷害他們。耶胡達的姨媽開了門,那男人的確是原主人,他進來迅速從一些角落找出金銀珠寶和現金,離開時忽然拿出一塊金子,塞給耶胡達的姨媽就走了。也許他感謝她為他開了門?也許他同情這些剛從阿拉伯國家逃回的猶太母子?

而耶胡達的父親當年有一個小舖子,顧的店員是一位阿拉伯人。戰爭爆發後,阿拉伯店員不敢留在這邊,只好舉家逃難,家具用品等東西很多,丟下就一無所有了。耶胡達的父親就把自己的卡車送給了店員,讓他帶著家小財產開走了。就此一別。那位給金子的阿拉伯男子和耶胡達父親的顧員,成了難民。也許他們現在就在西岸?在加沙?」

這些「普世人性」的表現,畢竟敵不過上層政治軍事以至意識形態的操作,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敵意越來越深,六七年的「六日戰爭」,阿拉伯國家大敗,死去二萬士兵。以軍死亡近千,伊坦的父親在戰爭中陣亡。「前輩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爭取求存和立足,他們對以色列的故土之情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但我不想繼承受害者情結,我覺得對持續的悲情和敵意應該保持警惕,因為今天的我們已不是受害者。」

以色列人不但已不是受害者,而且是巴勒斯坦人的加害者。但在以色列「愛國主義」灌輸下,要認清這事實,特別自己有摯親傷亡而仍能把悲情和仇恨昇華的人,畢竟是少數。所以當灰記看到一位九十歲的巴哈,在丈夫被阿拉伯人割掉頭顱幾十年後,第一次向唐丹鴻透露自己的感受時,眼不期然紅了起來。

我(唐丹鴻)問她︰「你恨那些殺死了他的人嗎?」

「不,從未恨過。」她平靜地看著我。我相信這位鶴髮老者。

「為甚麼?」

「儘管我們當年不得不回來,儘管猶太人可以說︰當時的巴勒斯坦是一片無主之地,而非一個國家。但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畢竟在這裡生活了幾百年,這裡就是他們的家。即便是兄弟倆,如果一個家曾經是哥哥的,但弟弟已繼承多年,哥哥要回來重新分家,也會發生衡突。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相安共處了幾百年,正是大量猶太移民回歸,要建立一個猶太國,與巴勒斯坦人發生了衡突。」

我(唐丹鴻)問︰「因為回歸以色列,你對巴勒斯坦人抱有負疚感嗎?」

她說︰「是的,無論先前這裡是否一個國家,他們畢竟也在這兒生活了很多代,這裡已經是他們的家園,這是事實。正是因為我們回來,他們失去了在這裡生活的權利。」

我(唐)說︰「可你們當年無處可去,很多國家都拒絕接收猶太難民,而且如果沒有歷史上的數度排猶,特別是大屠殺……」

「可我們不是巴勒斯坦人的受害者。悲劇從羅馬帝國毀滅以色列就開始了,排猶和大屠殺逼迫大量猶太人成為難民,最後卻是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在共同承受這一悲劇。我不恨那些殺他的人,是認為本尼(巴哈的丈夫)是人類悲劇的犧性品。我這一生都為此悲哀。我們需要巴勒斯坦人的理解、同情和接納,爭取和平共處。」

唐丹鴻又寫到︰「本尼和巴哈的女兒波伊特,也是以色列有名的左派民間社團『四個母親』的活動人士。這個社團致力於猶太女性與巴勒斯坦女性間的對話和溝通。我受邀參加她組織的一次活動︰邀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血液中心一起捐血,用於救治持續發生的巴以衡突中受傷的人。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匯聚於同一容器,將輸入無論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的身體中。」

巴哈和她的女兒善意的希望以巴能和解,但在大政治層面卻越來越渺茫。以色列無論工黨,利庫德集團,即所謂「鴿派」和「鷹派」政府,他們對以巴衝突的認識均沒能達到巴哈的高度,不是尋求巴勒斯坦人的「理解、同情和接納」,而是長期地,不同程度地壓制、剝奪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土地的生存權,令越來越多巴人走向極端,哈馬斯在加沙選舉中勝出是一個警號,換來的是美以不承認這個民主選舉結果,為了懲罸巴勒斯坦人,對加沙實施封鎖,製造更多的人道災難,也製造更多仇恨。

唐丹鴻還提到特拉維夫跟耶路撒冷的分別,特拉維夫文化氣息多元化,知識界政治較左傾,對猶太原教旨主義感到疏離,耶路撒冷是右派以色列的集中地,他們浸沉於跟阿拉伯人的仇恨和悲情中。但看來左派對猶太原教旨主義只是消極的疏離,影響不了政治,以色列政府依然右派當道,實施對巴勒斯坦的強硬政策,由於雙方實力懸殊,巴勒斯坦要扺抗以色列的支配困難重重,若以色列人不像九十歲巴哈那樣「深切反省」,以巴和解/和平固然渺茫,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也成疑問。

唐丹鴻亦是一位同情西藏/圖博特(Tibetan)等「少數」民族遭遇的漢人,甚至對中國西藏政策對藏人所造成的傷害深感歉意。兩年前三月「西藏騷亂」,她寫了一篇文章︰《西藏︰她的痛楚,我的恥辱》,講述她所認識的西藏/圖博特及當地人︰

「在我偶遇或長期交往的藏人們中,他們有的坦言,就在幾十年前,西藏曾是一個有自己的政府和宗教領袖、有自己的貨幣與軍隊的弱小封閉的國家;有的緘口不言,不想談,流露出逝水難追的無奈與認命,也迴避與我這個漢人談,似乎擔心引起尷尬;有的認為無論說法怎樣,兩個民族淵源久長的交往是一個歷史事實,雙方都應該小心地維護那緣份與情誼……他們有的對那條鐵路、對那些命名為『北京路』、『江蘇路』、『川藏路』的路感到焦慮與憤懣,有的則懷著欣喜與接受;他們有的說那每年幾個億的投入也換得了你們想要的東西,甚至更多;有的說你們投入,你們也破壞,而且破壞的是我們所珍重的……我想說的是,儘管他們形形色色,有一點卻是共同的:他們有自己的歷史觀,更有一種深入骨髓的宗教感。」

談起宗教感,這位曾經專訪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的漢人,感受到這位被中國政府不斷妖魔化的藏人領袖的巨大感召力︰

「……我的朋友中,有的曾冒死翻過雪山去見到過他。他們告訴我,他們無一不是在見到他的時候百感交集,失聲痛哭。他給他們祝福,問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並叮囑他們不要恨在西藏的漢人,說他們也是為了生活才來西藏的。

兩年前在特拉維夫大學我聽過他的演講。那場演講的內容是關於宗教的。與聽眾問答時,有人問他對『失去國家』的看法,他說一切都歸於慾望的膨脹與因果,因此應思考怎樣避免輪迴式的傷害;……他是一位政治人物,但更是一位幼年就出家的僧侶。他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的政治方略也是在建立在宗教思想的土壤上的,這與漢人以及世界上大多的政治人物完全不同。正是「中觀」的宗教操守使他反對極端,正是慈悲的終極關懷使他對人–無論藏漢都加以愛護,避免無論藏漢哪一方人命的無謂犧牲,使他放棄了獨立訴求,一次一次地呼籲交流、溝通、談判。……

因為實力太懸殊了,我們太人多勢眾了,太霸道了,除了槍炮加金錢,文化破壞加精神強姦就沒有別的方式換來「和諧」。……」

軍事上政治上以至經濟上牢牢控制西藏的中國政府,似乎認為一但這位西藏人的精神領袖去世,西藏的「麻煩」會「迎刃而解」,但實情這種強權霸道正孕育圖博特新生代的「極端意識」,唐丹鴻繼續寫道︰

「前不久,我在某有關西藏的論壇上讀到了一些激進的藏人的帖子。大意是:我們不信佛,也不信因果輪迴。但我們沒有忘記我們是藏人,沒有忘記曾經的祖國。現在我們相信你們漢人的哲學: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你們漢人跑到西藏來幹什麼?西藏是藏人的西藏,請你們滾出去!

當然,在這些貼子後面,也跟了人多勢眾的大量漢人「愛國者」的帖子:無一例外充次著「殺」、「滅」、「血洗」、「達賴騙子」等等我們耳熟能詳的暴力崇拜者的『萬丈豪情』。」

相信有看過灰記客留言版的朋友,也領教過大漢民族主義者的「萬丈豪情」。親身體驗/獨立思考跟政治宣傳/國族運作對抗,往往是雞蛋對抗石牆。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同情者如是,在中國的西藏同情者如是。唐丹鴻對西藏的命運感到焦慮︰

「西藏正在消失,那使她美麗也使她溫和的精神正在消失,她正在變成我們,正在變成不想成為的我們。面對被迫異化的焦慮,她有什麼選擇?是保持她的傳統與文化,並使那古老的文明獲得新生?是燈蛾撲火,以卵擊石,成全我們漢人民族主義者血腥的可恥的救世榮光?」

唐丹鴻能超越漢民族主義,是「普世人性」發生作用,正如那位對巴勒斯坦人苦難感到內疚
的以色列人巴哈。只是這種「普世人性」是燈蛾撲火,以卵擊石的「淒美」與「無奈」嗎?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