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愛國」

溫家寶單獨接見「老愛國」吳康民的新聞引起議論,吳康民說見面是私人性質,不是政治性質,其實是口不對心。他向溫家寶建言,未來特首要有維穩能力,不會是私人閒話吧。兩位「六四」後脫離左派陣營的中生代「老愛國」劉銳紹和程翔,對吳老被這位擺開明姿態的中共領導人接見有不同詮釋。程翔認為溫此舉是為了突出其鼓吹政改的形象(因為吳也寫文章鼓吹政改);劉銳紹則認為是安撫傳統「左派」的舉動(因為傳統「左派」在九七後至今仍然不能進入治港核心頗有微言)。

灰記比較贊同劉銳紹的看法,因為特首及立法會明年換屆,區議會今年底要改選,都是中共希望其在香港的代理人好好把關的「關鍵」時刻。選舉要依靠傳統「左派」累積的地區實力,適當時候要為他們的頭面人物打打氣,表示重視。

溫家寶接見吳康民,也讓灰記想起早前胡錦濤高調在深圳單獨會見李嘉誠,惹起傳統「左派」陣營不滿的新聞。吳康民還寫文章說不明白為何胡單獨接見香港首富。這次溫家寶請吳老談話吃飯,也許是一種安撫吧。

「愛國」、「愛國」,這個標籤常讓灰記納悶。談到愛便是很個人的東西,可是「愛國」、「愛港」卻常常要由當權者定義,生硬套進不同「類別」人士中,例如傳統「左派」被認為是「老愛國」,只因他們緊跟中共走,理解也跟,不理解也跟,甘心做黨的馴服工具便是了。又例如那些忽然「愛國」的「俊傑」,不理他們過去如何依附港英當局,擦英國佬鞋,總之及早轉軚,今天為中共的治國治港搖旗納喊便可。

而在中共當權者眼中,「愛國」必然「愛港」,總之聽話「顧存大局」便是了。因此,很多對香港對中國有感情,但思想獨立的人,便隨時被標籤為「反中亂港」者。今日香港的統治架構,就是「新愛國」(那些華資大戶、那些前殖民地高官、那些專業精英)為主的當家,「老愛國」(民建聯、工聯會等的中共外圍組織)為主的扶助。但這種政治結盟充滿矛盾,特別那些一心以為「守得雲開見月明」,九七後可以吐氣揚眉的中共地下黨員,現在身份還未能曝光,未能明正言順的接管政權,仍然要為一些前殖民地精英「保駕獲航」,所謂「有辱無榮」,心中的不平衡,可想而知。

只是這些「老愛國」與中共政權共生,即使自以為如何開明,也脫不了黨國思維的偏狹。概因跟黨走了這麼多年,脫離黨國思維要付的代價非同小可,不但要面對信仰危機,也要冒脫隊後生計的風險。所以,灰記對如翟暖暉、羅海星、程翔等那些願意擺脫黨國思維的「老愛國」相當尊重,皆因他們願意為自己的「醒悟」付出了被孤立,生計出問題甚至牢獄的代價。對那些久不久發牢騷,但又不敢「發圍」的「老愛國」如吳康民,便少了一份敬意,皆因他們在黨國思維的束縛,說話話難免前後矛盾,或曰不能暢所欲言。

誠然有報章編輯認為吳老的見解在「左派」陣營已屬難得,只因他承認「反對派」(建制/「左派」對泛民主派的稱呼)有他們的群眾基礎,要接受這個現實。這種承認香港政治現實的話語,是否代表他對這些希望盡快實行雙普選,真正落實港人治港的人有所包容,卻又未必。因為當泛民幾年前提出「2012年落實雙普選的競選政綱時,吳老回應說是變相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跟中共官方的想法其實沒有分別,視很多香港人的高度自治訴求為「港獨」意識。

他最近寫的了一篇刊於《明報》的文章,叫《誰能夠維穩誰便是真命天子》,講出他心中下屆特首人選的條件。作為長期追隨中共的人,自然不會放開懷抱贊成讓香港人自己選擇行政長官,此之為黨性。除了要北京祝福(即中共信得過的人)為首要條件,更認為北京對人選的第一要求是「維穩」︰

「維穩」就是維持穩定。北京對全國要求都是維穩,甚且維穩壓倒一切!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並不影響全國大局。但香港如果不穩定,既影響國際觀瞻,也不利於剛開局的「十二.五規劃」的「大展宏圖」。 

據《新報》報道,他強烈批評近日示威者對高官的「衝擊」,說出現肢體衝撞是香港恥辱,還把現在香港局勢形容為「太動盪」。他的這些言論,在在都顯示他相當保守的一面—不管肢體衝撞的原因,不理警員是否過份執法,把年青人打成「動盪」的源頭。這跟內地當局以鎮壓、抓捕、判刑作為「維穩」手段的心態沒有兩樣。

有電台主持人說他對內地有相當尖銳的批評,指的是今年初在《明報》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憂思》。吳康民在文中引述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說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的狀態。又引孫的文章指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短期問題誇大症與長期行為麻木並存,對於所有眼前遇到的問題,無一不草木皆兵,而對於關乎子孫後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一種體制性行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得壓制言論自由。為了壓制那些言論,我們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資源?……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想繞過民主這個坎兒。為了不民主,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編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論?

吳康民透過孫立平的文章,講出他對中國官商勾結現狀的憂慮。在同一文章,他還引述居住德國中國學者關愚謙參加官場飯局後,所描寫令他觸目驚心的酒後真言︰「……說他們談起官商勾結,貪污舞弊,買官賣官,包庇打擊時,如數家常,面不改容。當問起是否害怕有人揭發,他們笑道︰敢揭發的人有幾個?他們不想活了?別說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單位,也可以把它們擺平。有退下來的幹部說,當前處級以上幹部,可說沒有一個是乾淨的。又說,部隊裏不正之風,更說誰也不敢過問,哪怕你有再硬的後台,也不敢插手。」

這些很多人都聽過不只一次的大陸官商勾結(其實很好商家也是官場中人)所形成的特大腐敗霸權現象,這位「老愛國」有勇氣承認,的確值得一讚。特別他在文未所言,大有超越黨國思維的氣勢︰吾輩垂垂老矣,希望應該寄於年富力強的中青年,但是,他們如果秉筆直書口吐真言,往往會不容於權勢,屬於被花力氣封殺之列。但為了祖國的未來,為了「積薪」的「火未及燃」,凡我國民,人人都應爭取一個和平的民主改革,並為此大聲疾呼,否則國難多矣!

不過,言猶在耳,三月大陸網上有人提出中國「茉莉花革命」,他便急急寫文章為中共辯護,是為《中國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十大理由》,跟先前對大陸政局的憂思成強烈對比。灰記不打算反駁他的論點,例如是否有太子黨,例如中國民族問題不嚴重等。灰記只想說,吳老鼓吹「凡我國民,人人都應爭取一個和平的民主改革,並為此大聲疾呼」,但當體制內外有人身體力行,如為弱勢維權、簽署要求政改的《零八憲章》、這次「苿莉花」和艾未未事件,遇到中共當局的瘋狂抓捕、判刑,吳康民有否為他們說過一句公道話?他們不正正是「秉筆直書口吐真言,往往會不容於權勢,屬於被花力氣封殺之列」嗎?

吳老的前後矛盾,也許道出了中共同路人的終極局限,即使如何「開明」,到了政權受到人民「挑戰」時(其實只是發表言論,號召和平集會,或搞些行為藝術),便要歸隊「保駕護航」。這是灰記始終不能由衷尊重吳康民這類「老愛國」的原因。

「少數」的聲音

日本共同社報道,最高法院日前認定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集體自殺與軍方有關,最終判定大江並未損害他人名譽。

76歲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1970年出版的作品《沖繩筆記》中寫道,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役中許多平民在日軍的強迫下集體自殺。對此,當時的沖繩慶良間列島守備隊長等人以名譽受損為由,於2005年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大江及出版社岩波書店停止出版此書。在一審、二審判決認定平民自殺確與軍方有關之後,原告方繼續上訴。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決定駁回原告的上訴請求。

此案的焦點在於軍方和守備隊長是否向居民發出了自殺命令。最高法院未就此做出判斷,僅認為「原告的上訴理由是對事實的曲解,並不符合民事訴訟中的上訴條件」。大江在東京霞關的司法記者俱樂部會見記者時表示:「沖繩基地問題如今正迎來戰後的最大轉折點。(最高法院)在此時做出這一決定,這是莫大的鼓勵。」

94歲原告為前日軍少校、座間味島的守備隊長梅澤裕和已故原日軍上尉、渡嘉敷島守備隊長赤松嘉次的弟弟。原告認為《沖繩筆記》和1968年出版的家永三郎(已故)的《大平洋戰爭》中有關集體自殺的內容「使自己被認為沒有人性」。

1945年3月,54.5萬美軍攻打堅守沖繩島的日軍,這是二戰中最後一次大型戰役,持續了3個月,共有20萬人喪生,包括12520名美軍官兵、94136名日軍和94000名當地平民。在此次戰役中遇難的沖繩島平民,多數人是被日軍屠殺或強迫自殺,並不是死於美軍炮火之下。

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中學教課書明確記載了日軍士兵強迫沖繩平民自殺的歷史,當地居民擔心這段歷史會被遺忘。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 岡信勝曾要求刪除日本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本入侵亞洲國家的內容,包括強迫婦女充當慰安婦以及當地男子到日本工廠礦井當勞工等罪行。2007年,藤岡信勝又 要求刪除中學教課書中有關日軍強令沖繩平民自殺避免被美軍俘虜的內容,宣稱當時日軍根本沒有下達過這樣的命令。

沖繩縣博物館內,有一件雕塑作品,描繪當年日軍士兵用刺刀押7位平民集體自殺的情景,其中包括一個懷裏抱著孩子的婦女,上面還刻著「日本士兵屠殺平民,強迫他們殺死對方,然後自殺」的字樣。

沖繩戰役期間,從美軍戰艦炮火下逃生的日軍士兵霸佔平民藏身的山洞,自己潛藏起來,強迫平民出去自殺。日軍還根據守島日軍司令部的反間諜命令,殘忍殺害了上千名沖繩平民,原因只是他們堅持說本地方言,來自其他地方的日本人聽不懂。

當年幸運逃生的沖繩女居民回憶稱,她當場聽見日軍士兵如何強迫當地居民自殺,嚇唬島上居民說,一旦落入美軍之手,他們的下場將非常悲慘,特別是年輕貌美的姑 娘,要求他們自殺以免遭美軍侮辱。日軍向當地居民分發用於自殺的手榴彈。她說:「我們坐在一起,然後把手榴彈扔到地上,卻沒有爆炸。我們曾多次試著用日本 士兵給的手榴彈自殺。」(《文匯報》)

以上這段新聞,令灰記想起沖繩的和平祈念館及大江健三郎仗義為沖繩人執言的可敬。灰記訪問祈念館時最感震撼是閱讀沖繩人要為皇軍犧牲的紀錄,而這個原本周旋於中國和日本的島國琉球,十九世紀末才被日本吞拼。主流日本人一向瞧不起這些百多年前才「歸順」的邊民,不會同情他們的苦難。大江健三郎反其道而行,不但對呈敗像的日本不願及早投降以減少無辜傷亡,反而為了天皇體制的虛榮而白白犧牲近二十萬日軍及沖繩平民,看不過眼而提出批判。他對日軍要求沖繩平民為日本天皇作出無謂犧牲更為反感,還對沖繩要求獨立的聲音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大江健三郎這種勇於直面自己國家的霸權和冷酷,堪稱異見者的典範。他這類「少數」站在被侵略民族,站在本國被歧視族群(沖繩人、廣島人)一邊說話的人,需要承受來自日本主流社會的壓力,但為了勇敢面對真相,他沒有畏縮。他曾因為拒絕接受日皇頒受勳章而遭右翼分子恐嚇。

大江曾於「六四」期間,表達站在爭取自由的中國作家一邊的決心,在九四年領取諾貝爾文學獎致詞時說︰「我曾為韓國詩人爭取政治自由而絕食,天安門事件以後的今天,我仍為那些失去表達自由的優秀的中国作家們的命運擔憂。」不過,作為左翼作家,他對「社會主義」中國始終有情意結,因而被中國自由派人士批評,說他越來越不敢批評中國。

無論如何,作為日本的異議作家,大江健三郎能揭露自己國家的醜惡,其獨立自主的勇氣依然值得尊敬。而中國在追捧大江健三郎的同時,其實並沒有真正讀懂,或不敢閱讀大江堅決站在「少數弱勢邊緣」一方的人文精神。

大江對沖繩人的同情,很容易令人想起西藏的情況。西藏比沖繩更晚近被別國併吞(有趣的是,前身為琉球沖繩在十九世紀還是清朝的屬國,琉球國王登基由清朝派官員主禮;而西藏亦接受清朝派遣駐藏大臣。但除了這些形式外,琉球和西藏基本上是獨立於天朝的國家),西藏人被後來的宗主國中國統治所受的不公和苦難,主流中國的書寫不會有所記載。

近年西藏女作家及其中國人丈夫王力雄對這個「邊陲」地帶的真實情況多所披露時(在內地被屏閉的《看不見的西藏》博客可以看到很多主流傳媒不會報道的西藏消息,很多都是中共對西藏人的信仰和表達的殘酷鎮壓),但他們的書寫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他們甚至受到中國官方監控,限制離境,是隨時可能失去自由的異議作家。

中國官方既然相當禮待大江健三郎,其實也應學習日本政府對待異議作家的做法,就是容讓異議作家發聲, 才是「和諧之道」。以沖繩獨立為例,當地仍有約10%的人民希望獨立,日本政府並沒有對他們作出任何鎮壓舉動,對大江健三郎聲援沖繩獨立也沒有標籤為「沖獨」分子,因為一切在言論自由的範疇。可能中國政府會反駁,絕大部分沖繩人現在都沒有獨立的意向,日本政府自然毋須緊張。但中國政府不也說絕大部分西藏人擁護新中國,只是一小撮受「達賴集團」利用的西藏人在搞事嗎?既然藏獨那麼不得人心,為何不能容忍那些對中國主流社會起不了作用的的異議聲音,以顯示中國政府的胸襟和自信?

好了,藏獨聲音後面有西方反華勢力,唯色、王力雄等異議作家是西方的寵兒(艾未未等也是西方的寵兒),中國政府自有他們「維穩」的理由。可是,在日本右翼,甚至主流心中,大江不也是中國的寵兒嗎?在中日關係欠佳的今天,大江絕對可被標籤為反日媚中。但他儘管是爭議性的日本作家,依然沒有被剝奪說話的權利。最近他批評日本政府多年來瘋狂發展核電,是對廣島、長崎原爆死難者的背叛,也是非主流的聲音。

雖然很多左翼人士批評資產階級民主虛偽,不能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階層的意願。但資產階級的人權與自由,始終是人類進步的成果。在資產階級社會做一個非主流人士或異見者當然並不容易,甚至可以導致三餐不繼,即所謂經濟的懲罰。異見者往往要在孤立無援中掙扎,但憲法賦予了他們說話的自由,讓他們繼續發聲。中國聲稱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難道就連這小小基本人權保障的成果也發揮不起來?。

灰記不相信個人基本權利不保的社會,「大眾的福祉」會受到尊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國情」、「西方忘我之心不死」,藉口而已。



今天我們都是藝術公民

遊行的焦點草泥馬

四月廿三日,不管是二千五還是一千,藝術公民大聲行走出了「新天地」,在西洋街南,在彌敦道上,在廣東道上,在文化中心一帶,傳達了平民百姓十分珍惜言論和表達自由,香港這個訊息還稱自由的窗口尚有未完的歷史任務。

面書上有參與示威的朋友寫道︰「咋天遊行,最難忘的是廣東道的一段,正在享受購買名牌樂趣的自由行朋友,才是我們對話的對象。當我們用上發音奇特的普通話大大聲說:『釋放艾未未』時,他們就問艾未未是一個人名嗎? 為何要釋放 ……哎…香港除了有名牌的櫥窗外,我們真要堅守資訊外放的窗口角色。」

「這個行動意義實在很大,我們為沉默無骨氣的藝術館做了應該做的東西,更活化了辛亥革命的起動能力,革命不是發生在藝術館裡,而是在街上,而是在人群裡!」

這次遊行,大家學懂了一樣東西—不要輕易向警方無理限制妥協。事綠警方於遊行前一兩天通知遊行要於遠離行人道的馬路快線進行,但參與遊行人士覺得這樣限制示威人士與旁觀市民近距離接觸毫無道理,亦打破以往遊行路線在行人道旁慢線的慣例。在市民堅持下,警方僵硬了十多分鐘,最終在市民的壓力下,不再堅持無理的要求。這個越來越似維穩辦的警察部們,以為藝術家都是怕事怕越雷池半步的人,在他們第一次舉辦示威遊行時先施下馬威,結果在人數眾多的示威者堅持下自討沒趣。

事後,「藝術公民」的一位核心成員收到警方的口訊︰「昨天,有警察和我說,因出發時有人放波(他說不反對通知書列明不可放波,和遊行人數超越原先申請人數300多人(原先申請人數600人)所以向我作出口頭警告並會轉交刑事組調查,或会或不会起訴…我說那些人不小心放了手,小心就唔会困在招牌裏,他說他也这样想(暗笑),另外,我說多出的300多人不是我呼招而來的,他們都是因警察而來的,不要算在我們身上,不是白色恐怖嗎?大家都笑了起來!(公安法就是…….)」


希望市民會明白,越多人願意發聲表態,國家機器越不敢輕舉妄動。而整個遊行過程亦充分顯示,人民有表達空間,心情會舒暢一些,警方願意合作維持交通秩序,不會有甚麼混亂感覺。起初的一點「混亂」完全是警方的無理要求所至。

沿途不斷舉起手機、相機拍攝的內地自由行朋友,如果大膽一點把照片放上網,讓更多內地人看到,憲法所訂明的言論表達自由其實並非甚麼洪水猛獸,人民行使這些權利不會引起甚麼混亂,反而是官方過份強調維穩的歇斯底里,才是動亂的根源。

看到一對內地中年男女加入遊行隊伍,女的還高聲用普通話說︰「為了更美好的中國,請大家加入。」灰記不期然受觸動。在物質的誘惑面前,在高壓所製造的恐懼面前,內地人更多的選擇沉默、冷漠、遺忘,還是最低限度選擇保存記憶?

藝術站出來

「……表達自由不但是藝術創作的必要土壤,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構成元素。我們相信,所謂創作自由和表達自由,意味著公民可以無恐懼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立場。我們反對一切的審查形式。

我們想以一國兩制下僅存的起碼表達自由,為其它不能暢所欲言、基本人權不得保障的人們發聲。同時,在回歸13年,香港本土的表達自由也在緊縮中,以各種藉口包裝的政治打壓已經降臨到我們身上。捍衛國內的言論自由,就是捍衛我們自身的言論自由。

……

「藝術公民」期待未來的日子,更多人會與我們擕手,共同發出多元而堅定的聲音,做自由的人,幫自己幫別人。」

這是剛成立的「藝術公民」的宣言的一部分,標誌部分香港藝術工作者明白藝術也是政治,願意站出來參與政治事件,為被失踪的艾未未發聲,不僅因為艾未未是他們的藝術家同行,更重要的是言論和表達自由不分你我,愛好自由的人,均有責任捍衛這種經常被政權剝奪的自由。

這群藝術工作者的政治行動,打破了香港藝術界建制的沉默。香港藝術界建制曾經追捧在國際上知名度甚高的艾未未,認同他的藝術成就。但艾未未因為進行的藝術活動,涉及社會調查及維權事件,不為大陸官方所容,最終以被拘押,香港的藝術建制連發出關注聲明也久奉,在藝術表達受到官方踐踏時,竟沉默是金,怕得罪權貴,影響自己發展的前景,心態實在可憐。

無論如何,「藝術公民」終於站出來,參與政治活動,壯大公民社會捍衛自由的隊伍,在大陸政權加強打壓異議聲音,在香港政府為迎合中共統治思維而不斷收緊表達自由的今天,別具意義。

綜援何罪,綜援可恥

《經濟日報》報道網上熱傳一張清單,指今年四人綜援家庭一月可得2.2萬元,惹起很多網民不滿。不過,經社工核實資料,發覺很多誤導成分。這是近期一連串排斥新移民,排斥低下階層的極右情緒的又一次展示。

「綜援養懶人」這個由政府有意無意帶起的觀念,例如久不久把個別一些「呃」綜援的個案放料給傳媒,久而久之,主流社會便有領取綜援的人都是好逸惡勞的偏見。老實說,灰記對香港的病態「勤奮」不以為然,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迷思,把香港人塑造成只懂工作的奴隸,供大資本家壓榨。

香港是「全中國最辛苦的城市」,多年前廣州的《新周刊》已有這樣的說法。看到這樣的標題,香港人是否感到很驕傲?又為何感到驕傲?保安員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一般上班族每天工時動輒十小時,大家是否覺得理所當然?當勞工界提出要爭取標準工(好讓工人有較合理的作息時間)時,那些老闆和管理階層便條件反射的說福利主義殺到,影響香港競爭力,把人看成一部壞掉了便掉棄(辭退)的機器。

灰記真的想問問那些老闆和管理階層,一個人一星期要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他還有甚麼生活?長時間工作,收入勉強夠糊口,這種勤奮究竟有甚麼意義?做一個日復日的奴工,為的是讓這部只懂追逐無限利潤的資本主義機器可以繼續運行,為的就是資產階級永不滿足的胃口,有何意義?

既然工作體現個人價值只是一種迷思,厭棄工作其實是人之常情。只是香港不問因由的「勤勞至上」觀念,自然不接受沒有工作的人,更不會接受不願工作而領綜援的人。但其實只要上社會福利署的網站一看, 一個失業成年人成功申請綜援,每月獲1890元標準金額,平均每天約有63元,只能填飽肚子。如果兩夫婦有兩名兒女,成人每月各可領取1685元,兒童各可領取1880,加起來的是7130元。即使不用交房租,一家四口依靠這七千元生活是如何的拮据,不用再說明。藉著可恥的綜援金和失業的威嚇,加上香港人病態的勤奮意識型態,資本家可驅使廣大市民「任勞任怨」。

一旦要領取綜援,便要忍受歧視的眼光和揶揄。「綜援戶是特權階級」竟來自一些傳媒高層的口中,實在令灰記無話可說。跟思想較相近的同行談起,大家不約而同的說香港是無可救藥的極右社會,這些香港管理階層沒有同理心,沒有設身處地的自省。香港社會的撕裂和分化,除了那個只懂製造歧視的無能政府,這些管理人亦責無旁貸。

這些傳媒管理層可能對政府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賤視窮人則如出一轍。無他,他們是資產階級社會上層建築的同路人,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既得利益者。「勤奮向上」、「自力更生」的意識型態操作者。最明顯例子是歌頌那些不願領綜援,拾紙皮為生,過著非人生活的長者,而不去質疑香港沒有退休保障的荒謬;歌頌那些工作十多小時養家,身心交瘁,而不願領取綜援的貧困戶,而不去質疑香港極度貧富不均的薪酬制度,不去質疑自己的高薪厚祿並非完全「知識改變命運」,而是充滿制度偏見。

灰記當然無意提倡不工作去領綜援,因為綜援金額其實是可恥地少。灰記只是不滿這個極右社會對綜援的標籤已去到非理性地步。好像那位雞蛋仔伯伯因為領取綜援便成了「過街老鼠」,由政府放料,然後傳媒窮追猛打。但他們不去質疑為何一個七十多歲的阿伯要賣雞蛋仔,為何長者要領綜援,綜援金是否夠養老。特別先前歌頌老伯自力更生的《蘋果日報》的轉軚更突兀。為何一個如此富裕的社會,七十多歲的長者要「自力更生」?為何他領取的是可恥的,被「施捨」的綜援金,而不是曾為社會貢獻的應享有的退休金?

主流傳媒迷信極右資本主義的人人為己,自私自利,不願觸及制度之惡,所以不去追究香港政府不肯落實退休保障制度,不肯改革縮減貧富差距的薪酬制度,卻沉溺於斤斤計較阿伯「呃綜援」、某某「呃綜援」的煽情故事,實在萬分可恥。

中國阿拉伯友人的諍言

阿拉伯世界掀起的苿莉花革命,即使對美、以霸權及歐洲國家的在該區的勢力平衡可能造成衝擊,有利於打破西方支配世界的格局,但平民起來反抗獨裁政權的圖像太刺激中國的當權者,因而令中共對這場意義重大的阿拉伯革命甚為忌諱。以往站在世界被壓迫民族一邊的豪言壯語被中共領導層抛諸腦後。

作為官方喉舌的中國媒體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緊跟指令,少報道或只報道當地官方的觀點。中國傳媒這種做法,惹起一位巴勒斯坦人伊札特的不滿,在其博客寫了一篇質詢的文章,名為《阿拉伯人對中國媒體的十萬個為甚麼》。伊札特畢業於中國瀋陽醫科大學,現任職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北京分社社長。

半島電視台的出現,打破了西方媒體壟斷阿拉伯世界訊息的局面,讓更多人可以從阿拉伯人的角度理解中東和北非局勢。伊札特對中國媒體冷待阿拉伯世界人民自發的革命/變革,不以為然。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對於中國媒體只集中報道西方霸權如何圍堵和轟炸利比亞,他感到納悶︰「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對於中國媒體派記者前往採訪,卻只跟貼卡達非政府作報道,完全沒有反對派的聲音,更是感強烈不解︰「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除了利比亞,他對中國媒體對也門人民起義,以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無日無之的侵犯等均置諸不理亦很不滿,認為這是雙重標準,因為也門、巴勒斯坦的鬥爭也是反西方霸權的,只是也門和巴勒斯坦不像利比亞那樣,擁有豐富石油資源,對中國的經濟利益不起作用。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伊札特在三十年前踏足中國,對當時中國人的友善和單純,記憶猶新(參看他的《十萬個為甚麼的幾點註解》)。那時候中國仍高舉「反帝反資」,「支援阿非拉人民」的旗幟。經過三十年的走資,伊札特感受到錢如何令中國人改變,不再對外國人,特別他這類來自「落後」地區的人伸出單純友誼之手。

從伊札特的文章,灰記更了解今天的中國反歐美霸權口號,並不是從被壓迫者角度出發,而是純從自己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出發,遠離共產黨人應有的國際主義精神。有趣的是,伊札特的《十萬個為甚麼》惹來網民的熱討論,有贊成有反對,打破了中國傳媒單一報道的悶局。

中聯辦外的警示

除了間歇性口號,偶發的喧鬧聲,中聯辦外實際上很靜默。中外藝術家的1001 Chairs for Ai Wei Wei很文靜,就是靜坐,畢竟藝術家們同社會活動家不同。特別香港藝圈主流一向少社會關懷,更遑論參與政治。

艾未未的被失踪,正給予香港藝圈一個審視自己的機會—藝術與社會以至政治的關係。中聯辦外的藝術家們,先後與支聯會和社民連同在一個地點,關注同一個人物的命運。藝術家當中可能有的只為艾未未而來,可能有的會想到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的關連,因而想到其他被拘押、判刑的異議者以及維權人士。這些人組成了「藝術公民」的鬆散平台,發起一連串關注中國大陸異議者和維權人士,包括艾未未等的活動,四月廿三日會再有聲援活動,以顯示藝術家並非不吃人間煙火的動物。

空椅子上Ai Wei Wei and then you(艾未未之後是你),顯示挺身捍衛言論自由的重要。

看著欲往中聯辦前示威的支聯會,與中聯辦的「保安」—香港警察僵持不下,幾經辛苦,最後只有數名支聯會成員獲准帶同民主女神像到門前,絕大部分示威者被排拒於外;看著稍後抵達的社民連,數名參與者,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以跑出馬路被警員帶走作抗爭策略,最終獲警方同意放行到中聯辦門前示威,藝術家們會怎樣想?

為了堅持表達自由,「獨立特行」,艾未未身體力行,並為此而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而號稱有言論自由的香港,中聯辦前人數多於示威者的警員,近二十架候命的警車,氣氛雖未如大陸的恐怖,但那種不惜浪費警力的舖張,不能越雷池半步的架勢卻讓人納悶。看來這種舖張與架勢會越來越厲害,測試著敢於表達異議的人,包括藝術家,例如為艾未未塗鴉的少女。

至於中聯辦外的舖張與架勢是例外,還是警察國家的具體呈現,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