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偉雄可以矇混過關

作者︰蔡芷筠

其實對這個人相當厭煩,但還是不得不再次提起他。不是為了加入嘲笑、謾罵的行列(當然他被嘲笑、謾罵也是活該的),而是驚覺此君模仿大陸公安的行事作風,如果屢屢得逞,沒法阻擋,像推土機一樣,只會把香港僅剩的自由法治傳統毀滅,葬送香港的歷史意義。

電台聽眾除了指摘這位警方一把手濫權兼缷責外,自然少不了做市民便要規行矩步的聲音。而體諒「中央領導人」訪港,不要令他不高興的聲音也不少。但這些人忘記了,香港走到今天,略有法治自由的形神,殊不容易。正如某大學法律教授所言,法治和自由是十分脆弱的東西,很容易被侵蝕殆盡。

這次李克強訪港就是充分表現了大陸的官本位、官威文化對民權的侵蝕。那些體諒警方保安安排的聽眾,忘記了表達自由的真諦,即能向有關官員表達異見,記者能近距離採訪有關新聞。這次警務處長曾偉雄對表達和採訪自由的踐踏,遠超前人,與大陸公安無異,這便是大家擔憂和憤怒的地方。

跟同事開玩笑打賭這個人會否下台,同事流露無奈的表情,說沒可能。灰記只能心領神會,知道此人以至曾蔭權的防民思維,都是中共強力「維穩」下的產品。特區政府以至警方的濫捕示威者、政治起訴、網絡廿三條、國民教育硬上弓等,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共要透過香港管治者強加一國概念於香港市民。曾偉雄只是此一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其下台便意味此一政策受挫敗。「永遠正確」的中共不會輕易就範,有樣學樣的特區官員也不會輕易就範。

然而,灰記與同事,以至更多的香港人就是不服氣,不服氣不是因為有如此水平的警務處長,不服氣是為何如此水平的警務處長好像可以穩坐泰山。而他之所以好像穩坐泰山,便是有權對他進行調查的立法會,有能力發揮輿論壓力的傳媒,以及港大校方,都沒有採取針對曾偉雄的行動。

明明他在立法會的「解畫」與受影響的當事人,包括港大校方、港大學生李成康、NowTV新聞記者、穿「六四」T恤麗港城居民的說法完全不同,為何立法會不能成立特權專責委員調查曾偉雄有否講大話,以及有否違憲違法?為何港大只發表軟弱無力的聲明,不舉行記者會與曾偉雄對質,還匆匆成立檢討將來政要訪問港大如何安排的專責委員會,由親政府的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主持?為何大部分傳媒老闆輕易放過曾偉雄的天方夜譚?為何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遲遲不表態?

以上的種種,令人哀嘆了立法會在保皇/建制派把持下,政府如何荒謬的政策,官員如何荒謬的表現均能過關;哀嘆大部分眼望北京的傳媒老闆不會對官員動真格,真正發揮輿論監督功能;哀嘆大學高層之缺乏堅硬脊樑,不敢直斥權貴之惡。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繼續開會,傳媒新聞主管會和唐英年等會面。這一切都不會對曾偉雄和特區構成壓力。看來曾偉雄可以矇混過關,繼續他的「強硬執法」。

灰記也許要反思,即使面書上一片曾偉雄下台聲音,即使千五名港大校友及市民聯署聲討曾偉雄,即使百多名大學學者聯署要求唐英年及曾偉雄檢討和道歉,即使三百名記者求曾偉雄道歉,這些民間聲音對北京,對特區政府都是「少數」聽不入耳的異議聲音。他們有政治建制、傳媒老闆、大學高層等的護航和配合,可以不理這些「少數」的聲音。

也許警員粗暴對待學生、市民以至傳媒前線記者是一種預演,也許特區政府正步北方主子的後塵,只懂高壓對付異議聲音,把社會撕裂,把理性埋沒,把不滿推向極端。剩下的便只有赤祼祼的暴力。

讀書人的風骨?

究竟有沒有讀書人的風骨這回事?灰記在想。

近日港大因李克強到訪所引發的警方濫權事件,徐立之的表現成了很多朋友討論的焦點。此事也令灰記想起六十年代美國校園被軍警入侵,向反戰的學生們進行鎮壓。不知當時這些大學的校長們有否為了保護學生,向政府說不?灰記又想起「五四」時代保護學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台灣戒嚴時代保護學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究竟他們是傳統還是例外?

身邊的好友對徐立之這位長期在象牙塔內生存的高級識份子(其實那一位大學校長不是),好像流露了幾分諒解,說他在校內是最高領導,很少接受學生的挑戰,又缺乏與政權交涉的經驗,於是在事發前固然沒法知道警方的部署,事後也沒有經驗去回應,成了一塊戰靶。

灰記提醒好友,身為大學之首,關鍵時刻便要表現出應有的風範,如果「讀書人的風骨」,「大學的自由風氣」這些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說話有任何實質意義的話老實說,大學校長和高層是既得利益者,保持與統治者良好關係十分自然,全世界皆然。在大學越變越商業化和庸俗化的今天,要徐立之可以如蔡元培或傅斯年一樣,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氣,可能是對他不切實際的期望。

蔡元培當年面對的是北洋政權,處於列強企圖操控中國的艱險年代,要保護反政府,反列強侵略的愛國學生,要承受的風險可想而知。傅斯年面對的是敗走台灣,充滿挫敗感和疑懼的獨裁者蔣介石,要保護不滿獨裁統治的學生所承受的風險亦非同小可。他們的修養和視野,是這一代只顧籌款及爭排名的大學領導望塵莫及的。

然而,在一國兩制未完全正式宣布滅亡前,香港的校長們要捍衛大學的自由,要保護學生的表達權利,其實風險遠比蔡校長和傅校長所處的年代為低。為何徐立之表現得如此窩囊?究竟要求警方道歉,全力支援被警方欺負的學生透過司法程序向當局討回公道,如此基本的補救措施為何如此困難?為何校長偏偏想不到,講不出來?這次事件突顯政權為了顯示權力的「威勢」(其實是傲慢),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的作法,徐校長下不為例的息事寧人作風,不能阻止這種權力歪風。他是如好友所說,長期處於象牙塔的「幼稚天真」,還是不敢得罪權貴,特別是中共權貴的謹小心態?其實無論前者或後者,都顯示香港校長們的可憐。

要知道,香港大學校長不敢面對權力,或向權力獻媚並非始自徐立之。2000年,同一所大學便發生過鍾庭耀事件。當時的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為了討好董建華,在董的私人助理路祥安要求港大停止對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的民意調查(因為董政府民望偏低)時,不是捍衛港大的學術自由,即維護做民調的學者鍾庭耀,而是聽命路祥安,向鍾庭耀施壓。鍾庭耀無奈將醜聞公開。最終在公眾壓力下,鄭耀宗和黃紹倫被迫下台。

當然捍衛校園自由及學術自主不力的不只港大,中大也「同病相憐」。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前中大校長劉遵義便是一位爭議性人物,其爭議性不在於在政權壓力面前不能挺直腰板,而是主動向權力獻媚以及主動破壞校園民主和自由。

董建華是公認糟糕的管治者,也沒有任何公認的成就,中共為了補償他提前下台,賜給他一個政協副主席的銜頭。這個劉遵義也跟著頒予董建華榮譽博士,引起很多校友不滿,二千人聯署反對,學生亦到場抗議;中大學生報情色版被社會保守輿論狙擊,校方不是維護學生的表達自由,而是在淫審處未作裁決之前,率先發出警告信予12位中大學生報編委,在受到輿論指責之後,又改口稱之為「勸戒信」。學生報在面對淫審處的覆審以及後來的司法覆核中,均沒有得到校方半點的支援。學生報在高院裁決獲勝後,校方仍然拒絕撒回該警告信;校內各院院長,以往由院內成員推選產生,劉遵義改為校長委任,又削減校董會及教務會非學校行政人員的數目,取消學生代表,旨在強化校方高層行政人員的權力,及消除學生代表的聲音。這些舉措,在在都看得出這個大學校長思維與專權統治者一脈相承。

而去年中大學生會欲永久安放民主女神像於中大校園,被即將退休的劉遵義反對,更顯這位讀書人缺乏風骨,只懂向中共獻媚的心態。他的繼任人沈祖堯表現亦十分閃縮,中大校方與學生現仍就民主女神像的安放地點爭持中。

此外,現正推動港大持續進修學校院升格為大學的李焯芬教授,正為政府當局力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必修科,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奴化意圖已被不少中學老師及學生洞悉。然而,李焯芬和教育局的官員想法一致,覺得教師和學生的憂慮多餘。除此之外,在全球對核能的安全大大考憂慮的一刻,李焯芬卻為大陸當局的核安全問題說盡好話,完全看不見大陸腐敗的官僚體制下,層出不窮的妄顧大眾安全的事故,也說明高級知識份子與政權同流的「迷失」。

因此,徐立之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香港這群高級知識份子的集體現象。至於為何有蔡元培及傅斯年等的典範,灰記只能猜想,「五四」的時代號召,對當時的學生和知識份子有著很大的影響,所謂「偉大的時代」出現「偉大的人和事」。由殖民地到現在的香港,教育一向只強調實用,缺乏理想,中、小學是填鴨式教育,大學也沒有甚麼宏大的願景。到了今天,大學則更淪為職業訓練所,在如此功利物質的世代,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意義更變得虛無。

話雖如此,徐立之和那些大學校長們的表現,之所以引起社會如此大的反響,證明社會對知識份子/讀書人還是有一定的期望,至於這是否一種對他們的錯愛,已是別話。

都市的「囚徒」

外傭居權案,政府代表律師稱,香港政府曾立法規定外籍囚犯和越南船民不被視為通常居住香港。換言之,即使被囚禁超過七年或在難民營居住超過七年,也不被視為通常居港,沒有申請居留權資格。這位來自英國的大律師,未必熟悉香港情況,提供資料的一定是港府中人。

灰記以為,把外傭與囚犯/船民類比,是香港官員的Freudian slip,是官員潛意識對外傭的看法,就是把她們看成次人一等,不被接納的一群。囚犯要「改過自新」固然不易被主流社會接納,那些逃避迫害,期望有更好生存機會船民,也是被主流社會排斥的一群。

把外傭與囚犯及船民類比,顯示了香港政府的「核心思維」。不過,政府律師及官員這個Freudian slip,也讓灰記想起外傭在香港的生存狀態是如何的不自由︰除買東西等任務外,廿四小時在僱主家中,廿四小時困在僱主家中,沒有所謂下班,只有晚上退回自己狹小房間的些許空間;每星期一天或指定假期才可獲「假釋」,沒有自己的家,因為再困在那個狹小的房間,不會有半點自由和釋放的感覺。所以沒有任何去處也要在街上流連,為的是要離開一星期「囚禁」自己六天的地方。「服刑」(合約)期滿,遣返原居地或繼續「服刑」(續約)/轉換「囚禁」地方(轉僱主)。

這就是這些貢獻良多的基層勞工的真正命運。香港政府以至僱主們心底裡看偏這群來自「落後」/貧窮國家的窮等人家,不會認為對這些勞動者有任何不公平之處,例如她們收取比低工資減半的薪酬也好像理所當然,更遑論要給予她們居港權了。

除了政府律師把外傭等同囚犯和船民,還有美孚居民對女童庇護站的敵視,在在都顯露這個社會缺乏包容的程度,已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灰記在面書上看到有人貼上「給她們一個家, 支持關愛走下去」的一則聲明,好奇的查看,原來是一群曾受「關愛之家」幫助的人,聲援家舍的肺腑之言︰

「我們是一班曾經入住過關愛之家的女孩子,是受過關愛之家幫助的女孩子。我們成立這個專頁,是希望讓大家認識和支持關愛之家的工作。關愛之家曾經是我們的居所和避難所,在我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關愛之家提供一個溫暖的家給我們。這個家雖然沒有爸爸和媽媽,但是我們中間有愛。

 十二年前,何修女本著天主的愛,創立了關愛之家,專為有需要的女孩子提供短暫的住宿和輔導服務,十二年來,經學校及社署,還有其他社福機構轉介了很多很多的女孩,給了她們一個家,陪著她們走過了最艱難的成長路。

 十二年間,受助的女孩子,一直一直長大成人,現在有攻讀博士學位,有設計師,有社工,有會計,有文員,有學校教育工作者…….有些已成家,有些仍求學。這些在社會上各個崗位上努力不懈的成年人,曾經是普通的孩子,有些在叛逆期時走在邊緣,有些因為家庭父母出現問題而需要暫住院舍,無論如何,她們因為有這個家舍的幫助,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切。
  
 修女支撐了這個機構十二年,沒有政府的資助,默默地付出,默默地用愛,陪著我們那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長。……」

為甚麼要發表聲明,原來專門收容因種種原因而無家可歸的少女的「關愛之家」,因為位於何文田舊舍的大廈被收購,須九月底遷出。該機構斥資一千多萬購下,兩個相連約二千多吹單位,作為關愛之家的新家園。但在裝修期間被部分美孚居民反對,阻止工人開工。

據《星島日報》報道,雖然機構總監何修女向居民解釋,她們收容的並非曾犯法或有「嚴重問題」的少女(即使曾犯法或有問題,便要被拒諸門外嗎?)而是無法與家人相處、父母離異或受虐待問題困擾的十四至十八歲少女,但居民依然不理解。她與社工出席居民大會時,受到八十多名居民「砲轟」,說「關愛之家」若然搬入,對居民造成很大影響,包括女童會帶來很多細菌,影響老人健康;經常有女童搬出、搬入,保安員難以辨識居民身分。

而協助美孚居民的深水埗區議員沈少雄表示,居民明白該團體是做好事,所收容的亦非不良少女,但始終認為團體在屋苑內設立家舍,感覺不太良好,擔心成為先例,「其實居民也處於『兩難』,一方面想幫他們,但又不希望有陌生人出入,最理想是她們另覓地方!」沈稱,居民已委託律師,詳細研究大廈公契條文。

灰記在這裡又看到xenpphobia非理性的威力,為何女童會帶來很多細菌?這些女童既沒有危險,為何怕她們進出家舍,保安要核實身份,向家舍負責人查詢一下便可以。最典型的偽善來自區議員的說話,團體是做好事,但不要在我的家園做。所謂「其實居民也處於『兩難』,一方面想幫他們,但又不希望有陌生人出入,最理想是她們另覓地方!」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門面假話,議員和居民根本就不同情這些女童,如果真的想幫助她們,很簡單,歡迎她們來此「落戶」便可。

最新消息是家舍負責人擔心這些女童受歧視,打算再找別的地方「落戶」,但時間倉卒,又因已用去大筆金錢購下美孚單位,匆匆賣出要負擔高額印花稅。希望政府可介入協助。這群少女的命運,就是因為香港社會的intolerance,而一波三折。

來自貧窮「落後」地區的外傭,收取微薄的薪金,作出了大大促進香港經濟的貢獻,希望獲得較公平的對待,來自破碎家庭的少女,希望有個避難所/庇護站,讓自己走出困局,但面對主流港人的intolerance,大家都成了不受歡迎的都市「囚徒」。

 

延續記者、市民和港大校友的義憤,要求曾偉雄下台!

李克強訪港如臨大敵的安保措施,違憲地粗暴地打壓記者的採訪權、市民的知情權及表達權,惹起極大反彈。

但敢於發出強硬聲明,直斥警方及權貴的不是者,只有前線記者—-三百名記者及市民,與前線記者組織記協及攝協一起遊行譴責警方違法違紀,要求警務處長曾偉雄道歉,不少記者甚至高叫曾偉雄下台,以及市民—-超過一千五百名港大校友及市民聯署譴責港大校方捍衛校園自主不力,斷送港大言論自由;對警方違紀暴行感到髮指,要求曾偉雄下台。

但社會上的「賢達」、港大校方及傳媒管理階層的表現卻窩囊得可以。那幾個疑似特首候選人固然為警方劣行文過飾非,其餘的社會「精英」、人代政協,鮮有旗幟鮮明地譴責警方毫無道理的擾民及侵權行為。 最多聊備一格地說,貴賓的安保十分重要,但警方執法不能越過火位等。甚至為警方開脫,說早前有社民連青年「衝擊」曾蔭權,令警方對保安極為敏感云云。

他們這些表現,實在是有意漠視政府越來越收緊表達權利(例如動轍以妨礙公眾秩序拘捕示威者;動轍以不成比例的警力對付示者)的事實。而警權的膨脹和整個特區政府向北京叩頭,全面服膺中國「維穩」國策有莫大關係。

香港政府這次藉李克強訪港而更進一步,警力赤祼祼的入侵私人屋苑及大學校園,灰記以為並非如一些社會「精英」如港大教育學院院長程介明所言,是警方無心之失的越軌,而是有意而為的部署,企圖把警方限制示威自由,以至採訪自由合理化、常規化,影響極其深遠。

前線市民及記者看到了,站出來予以譴責,難道社會「精英」蠢得看不見嗎?非也,是位置的問題,越接近高層的人,思想難免容易被統治階級同化。社會「精英」如是,大學管理階層如是,傳媒管理階層如是。

因此明明警方粗暴阻止記者採訪,把記者區設於根本不能採訪的位置;明明政府新聞處發放「採訪片段」的做法有違傳媒採訪自由的原則(以往的做法是,如果空間狹小,如官員探訪民居及社區中心,可協調選派個別傳媒代表拍攝,再分發傳媒機構選用,傳媒稱之為做pool),個別傳媒可能會於報道和社論表達不滿,但作為傳媒管理階層的組織,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卻沒有任何表示。被問到前線記者遊行表達不滿時,其代表也只說會向警方了解及跟進。傳媒管理階層組織如此軟弱表現,警方自然安心繼續阻撓記者採訪,政府新聞處自然安心繼續派發官府的「採訪片段」。

至於港大校長徐立之,他雖然「更正」了原先那句「港大已不是香港的大學」為「港大不只是香港的大學」,但有港大校友指為Freudian slip,即原先「錯說」那句才是他的真心話。事後,他對警方侵權行為多次發表聲明,表達不滿,八月廿三日更登報表示遣憾,又對自己保護港大自主不力道歉,但已不能彌補先前港大被警方侵佔所造成的傷害。

雖然他說堅決捍衛校園自主及言論自由,但事過境遷,誰相信他的話。要知道, 他連要求警務處長曾偉雄道歉的勇氣/智慧也沒有。港大校友要求於本星期五與徐立之對話,徐立之是否願意接受校友門的鞭策,甚至對校友們傷痛感同身受,加入他們聲討警方暴行的行列?(亦有港大校友撰文《香港大學百周年,發展及校友事務部辦事不力》,指港大事件非徐立之一人之責。)

聲討警方暴行不只是港大校友的事,而是全港市民的事。如果大家對這次李克強安保事件掉以輕心,便正中中共及特區政府下懷,讓他們名正言順以「維穩」之名,隨意打壓言論和新聞自由。灰記以為,部分記者以及港大校友要求曾偉雄下台的口號提得很好,期望香港社會能盡快蘊釀一個「曾偉雄下台」的社會運動,迫令曾偉雄下台,至少要他公開道歉。因為曾偉雄擔任「一哥」的強悍及無理表現,是「維穩」國策落實香港的具體表現,能夠挫挫這個鷹派警方頭目的銳氣,亦能挫挫「維穩」國策的銳氣,令中共和特區政府的如意算盤不那麼容易打響!

記者和市民的怒吼與(準)統治者的恐怖心態

前線記者憤怒了?約三百個記者及市民,遊行往警察總部,抗議政府為了「保護」李克強,過度使用警力,不合理地限制記者的採訪自由。

他們並非無理取鬧,因為警方把李克強當成「瀕危動物」,好像鎂光燈稍一接近,他便會被熔化。所以把記者採訪區劃至根本不能看到這位理論上要來多接觸香港人的北京領 導人。如果記者不願後退,便千方百計阻擋記者的鏡頭。有記者被推撞,有記者被搜最私隱的銀包,不一而足。

記協主席麥燕庭在警察總部說,特區政府過度「保護」北京領導人不始於這次,但這次做得最離譜。灰記以為,警方在私人屋苑對穿著「平反六四」T恤住客和記者,以及在香港大學內對穿著「平反六四」T恤學生的粗暴侵權行為,是對住客和學生莫大的侮辱行為,十分可恥。麥燕庭還指,警方把示威區劃至老遠,李克強根本無辦法看見那些示威者,令表達自由名存實亡,因為李克強根本不會接觸到任何異議聲音。

這邊廂記者和市民被侵權感到憤怒無比,那邊廂有人以準統治者的心態看人權,覺得為了領導人的「安靜」,侵犯人權沒有半點問題。

好友把三位準統治者(疑似特首候選人)稱作恐怖份子,因為讓他們治理香港一定會變成恐怖之城!

為甚麼說他們恐怖,灰記馬上心領神會。好友不滿三個疑似特首候選人漠視市民和記者的憤怒,條件反射式的為政府接待李克強時,採取如臨大敵的保安措施保駕護航。

第一位特首熱門,商界太子黨唐英年說有必要保證政要訪港順利進行,還用英語說“I think that is completely rubbish, that we have violated civil rights, nor have we violated freedom of  speech." 指批評政府侵犯公民權是垃圾,政府也沒有侵犯言論自由。又說對警隊的專業評估和專業處理有信心。

另一疑似候選人,從港英投向中共懷抱的范徐麗泰則說,不認為警方濫權。「我知道近日批評警方的聲音很多,我相信警方憑這次經驗下次會做得好些。」不過,這位人大常委較早前則向傳媒表示,並不了解有港大學生在副總理李克強到訪港大期間,被警方禁止活動的詳情,她說若自己代入有關學生的位置,穿上一件與六四事件有關的上衣,是有意識的行為,相信警方的保安工作,是想讓李克強訪港時能留有好印象,她本人亦希望這樣。

又說,希望社會人士顧全大局,雖然本港有言論自由,但市民應知道如何運用,不能遇到不喜歡的事就進行抗爭,亦不表示一定要中央官員遇到示威,而政府應想辦法紓緩市民心中不快或怨氣。

至於來自香港傳統「左派」陣營的梁振英,則說不覺得警方的保安特別嚴格,外國也是如此。又說警方有專業判斷,不會沒端沒事動用大批警力。

這三個人完全從迎合北京的心態,即統治者的心態去看事物,自然看不到市民和記者被無理侵權的委屈。於是,唐英年一句垃圾惹起反彈,記者們馬上回應,「唐英年垃圾,曾偉雄垃圾」。正如麥燕庭所說,警察通例講明警察要協助記者採訪,警察公共關係科的警司亦保證過,警方和記者會互相合作。但到頭來是警方要記者屈從。唐英年以至梁振英所說的專業判斷根本就是rubbish,根本就是向李克強獻媚。

至於梁振英說,外國也是如此。灰記要告訴他,他所講的外國可能是朝鮮或一些專制國家。中國領導如果訪問西方,不會看不見西藏人、法輪功以至台獨人士等的示威。而西方國家領導隨時會被擲鞋或擲雞蛋,溫家寶訪問英國時,不是被學生擲過鞋嗎?所以他說不覺警方這次保安特別嚴格,是瞪著眼睛講大話。

那位深謀遠慮的范徐麗泰心態的恐怖不惶多讓甚麼穿上一件與六四事件有關的上衣,是有意識的行為,相信警方的保安工作,是想讓李克強訪港時能留有好印象」,充分表現她只唯上的心態,就是不能刺激北京領導的任何神經。「希望社會人士顧全大局,雖然本港有言論自由,但市民應知道如何運用,不能遇到不喜歡的事就進行抗爭,亦不表示一定要中央官員遇到示威。」市民有憲法賦予的表達權利,向誰表達都可以,沒有顧全大局這回事。為甚麼「中央官員」不可以遇到示威?他們不是說要「執政為民」的嗎

范太太還說,香港有自由,但只在家及自己的地方。但現在就是在自己的家園也沒有自由,看看那位穿「平反六四」T恤的麗港城居民,不是在自己的家園失去自由嗎?看看那些要向李克強抗議的港大學生,不是在自己的校園失去自由嗎?范太太,你還有甚麼話說?

三個疑似特首候選人,以至特區政府唯恐北京主子不高興的奴才心態,要向北京靠攏的心態,只會令這個社會越來越恐怖。香港人,不論記者,不論市民,要捍衛自己的自由便有靠團結一起。這次記者和市民的怒吼,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倘若李克強在港有看電視看報紙

倘若李克強有看香港的電視和報紙(不是指鳳凰衛視和以及大公文匯及一些親建制媒體),他會有甚麼感想?

他會為自己因為要探訪麗港城公務員住戶,令一位因為穿上「平反六四」T恤而被警員強行拖走禁錮的住客,而感到抱歉(要知道,那個住客並非要跟李克強過不去,而只是穿了一件「平反六四」的T恤,便在自己居住的屋苑受到警察如此粗暴的對待),還是很欣賞香港警察跟大陸公安視人權如無物的作風看齊,特別為了顯示高層領導的官威?如果李克強欣賞香港警察鷹犬式(對不起用了侮辱那些無辜動物的形容詞)的表現,為了他免受搔擾而無所不用其極,會否也責怪香港報章(除鳳凰衛視和大公文匯外以及一些親建制媒體外)太過自由主義,太不懂宣傳之道,居然不懂把那段穿「平反六四」T恤住客的新聞「和諧」掉,傳達全港市民熱烈歡迎領導人的和諧訊息。

李克強一下機便說要多走走、多聽聽、多看看。只是李克強不會不知道要走的、聽的、看的都是預早安排的。不是預早安排的一概免走、免聽、免看。要表達訴求的示威者,那怕只是毫不政治敏感的雷曼苦主,在內地經商受不公待遇的苦主,一概不能在李克強視線範圍,稍有不服者警察便粗暴對待,更不要說社民連等的示威者了。

雖然香港市民擁有憲法所保障的表達自由,但向大陸國家領導人表達訴求的自由從來不可能實現,李克強訪港當然也不例外。所以說李克強的多走走、多聽聽、多看看都是套話,他是來做騷。只是「保護」他的警力實在不成比例,擾民程度變本加厲吧了。

這次李克強還挾著「送大禮」的姿態來到,大談中央支持香港,好像要香港人知情識趣。實情是大陸也大大有求於香港這個金融窗口,頂多是互惠互利。

就是在一片香港「背靠祖國」的論述中,香港人,主要是政府官員、建制人士等,越來越要向香港人示範大陸「得罪」不起,不要讓領導人感到「不和諧」。所以香港大學要請李克強來主持校慶,便要讓李克強聽不到,看不見「不和諧」,於是把校園自主,校園自由也雙手奉送給特區政府和警察,由警察接管香港大學,於是學生不能在自己的校園向李克強請願,穿著「平反六四」T恤的學生欲離開一教學大樓,便被十多名警員方粗暴推撞,最終在推倒在地上。

灰記想起民國兵荒馬亂時期,大陸一些有骨氣的校長如蔡元培,面對政權的強大壓力,會全力保護學生不受警權干擾。但我們這位要在大陸「搵錢」的港大校長徐立之,卻引狼入室,任由警察隨便打壓不順眼的學生。

徐立之後來在接收學生請願信時說,要平衡自由與安全。灰記想問一下這位以往表現尚算開明的校長,學生即使到李克強主禮的大堂外示威,有何安全問題?是警察粗暴對待你的學生,是你的學生因為警察的入侵而構成安全及自由問題。正如那位被警察推倒於地上的學生含淚所說,希望「校方不要為了政治向中央獻媚,要徹底捍衛大學的價值。」如果說大學還有多少價值,便是那越來越萎縮的自由。

徐立之說︰「現在港大不再是一所香港的大學;香港大學是在中國國土上的一所國際大學。」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要跟大陸的大學看齊,要監管學生的政治表現,要放棄得來不易的一點點自由,為了的是「向中央獻媚」?

面書上一片聲討特區政府和校方的怒語︰

「幾名警員涉嫌非法禁錮、蓄意傷害他人身體導致受傷,可以用私人傳票方式向曾偉雄提出起訴。」

「可哀,可怒。不可姑息寬恕。」

「本人僅以區區澳門小民,贈予鄰埠掌舵者: 『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于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梁啟超)」

「用古人的說話,徐立之今天可謂失禮,斯文掃地。他默許警察暴力推倒一位學生,他讓中央官員成為一家大學百年典禮的主角。港大人,你為甚麼不憤  怒!?」

「強烈抗議李克強來港擾民,差佬強入校園為無恥政權打壓學生」

……..

倘若李克強有看香港的電視和報紙,看到學生被限制,被推倒……,會有何感想?會否憐惜那些純真的年青人,覺得特區政府小題大作,看輕閣下的接受能力?還是覺得香港的大學,自由主義仍然太盛行,學生的政治審查不過關,甚至如向他獻媚的徐立之和特區政府般,沾沾自喜的說,港大已不是香港的大學,而是中國國土上的一所國際大學,香港已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是中國國土上的一個國際城市,正式宣布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不過,李克強也且慢沾沾自喜,即使沒有了兩制,中國人的覺醒,對權利和自由的認知不會稍減,六千餘億維穩費打造的「和諧社會」,一點也不輕鬆。

藏人地區,再見自焚

在面書上有人分享一則新華社也承認的新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名年輕僧人自焚而死。

BBC中文網報道,設在倫敦的自由西藏網說,這名自焚僧人是29歲的次旺羅布。報道說他在周一中午在甘孜州的道孚縣自焚後死去。據報道,當地旅館一名接待人員目睹了自焚事件。他通過電話對記者證實了自焚事件。他說那名僧人在自焚前曾經散發傳單。

自由西藏網說,自焚的僧人次旺羅布來自靈雀寺。他喝了汽油,並把汽油灑在自己身上之後點火自焚。目擊者說,自焚僧人高喊「西藏人希望自由」,「達賴喇嘛萬歲」和「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等口號。

西藏女作家唯色在Twitter上推道︰

「收到藏人消息:今天,8月15日,在四川省甘孜州道孚縣,靈雀寺僧人次旺羅布(諾果)29歲,在縣城呼喊達賴喇嘛萬歲、西藏要自由等口號,拋撒傳單,用汽油焚燒自己壯烈犧牲,軍警企圖搶奪諾果遺體,但在民眾的包圍下未能得逞。諾果遺體被送往靈雀寺,但該寺現已被軍隊包圍。呼求關注!

「收到藏人消息:09年2月27日,四川省阿壩州阿壩縣格爾登寺24歲僧人扎白自焚被軍警槍擊致殘;11年3月17日,該寺21歲僧人平措自焚遭軍警毒打而犧牲。11年8月15日,四川省甘孜州道孚縣靈雀寺29歲僧人次旺羅布自焚而犧牲。這三起僧人自焚事件,證明了藏地現實的殘酷。」

僧侶自焚,令灰記回到六十年代,還是兒童時期依稀見過報章上有越南僧侶自焚,感到十分震憾,不明白為何和尚要自焚,覺得活活把自己燒死是何等殘忍、痛苦和令人不解的舉動。後來大一點,好像在電視也看過這些畫面;後來再大一點,知道和尚自焚是表達對自由與和平祉願,希望美國撐腰的南越政府和越共不要再打仗,不要再壓制人權,不要令國家繼續陷入生靈塗炭的悲慘局面。

第一個自焚的越南僧侶是廣德長老,他於1963年6月11日自焚,抗議吳廷琰政權壓迫佛教徒及取締宗教自由。據真空法師(高玉鳳)在《真愛的功課》的記述︰「看到他勇敢和平地安坐,全身著火。他靜止不動,四周的人卻在痛哭,在街上跪拜下來。」同年,有更多僧侶自焚犧牲,包括願向法師、妙光法師、清慧法師。真空法師寫道︰「自焚看來是一種暴力行為,但如果我們進入自焚者的心中去體會,便會發現這是無私的奉獻,是愛的表現。要打動鐵石心腸的人,需要付出極其珍貴的獻禮,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據說這些勇敢的自我犧性行為,後來終於觸動了美國青年學生,積極反對政府派兵往越南。不過,當時越南交戰雙方處於冷戰高峰,思維兩極化,越南僧侶的自我犧牲並未能令交戰雙方反省,南越政府認為這些僧人是越共的同路人,而越共也懷疑他們背後受美國操控。四、五十年過去,戰爭開始被人遺忘,越南共產黨與美國人修好,但他們有否想起那些自焚的僧侶?

這兩年年輕的西藏僧侶再度用這種平常人來極為殘忍、痛苦的自我犧性舉動,向外界呼籲關注藏人的命運。年輕藏人僧侶的自焚,更令人感到震撼。第一,中共統治西藏超過五十年(由五九年算起),這些年輕僧侶都是紅旗下長大的藏人,受的都是「愛國主義」教育,並非「舊社會」過來的人;第二,中共聲稱改變了西藏貧窮落後的局面,改變西藏「農奴」社會的黑暗制度;第三,中共對西藏寺廟和僧侶進行嚴格的管理。為甚麼這些在新中國下長大的藏人會有如此大的委屈,對已離開西藏超過五十年達賴喇嘛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回想起當年那些自焚的越南僧侶,得不到充滿冷戰思維的交戰雙方的理解,但至少引起自己同胞和美國社會的關注,令越來越多人反對美國介入越南。再看今天這幾位自焚的西藏僧侶,並不如真空法師所言,能「打動鐵石心腸的人」,中共的警察對自焚的僧侶沒有半點悲憫,中共統治者更不會有任何善意回應,也得不到國際社會的任何關注。但也許他們的犧牲已在藏人心中播下種子,令藏人更為團結。

回想四、五十年前,越南陷入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你死我活的戰爭,沒有空間裝載僧侶的和平理念;再看今天漢人的功利實用主義與藏人普遍注重靈性生活不容易調和的矛盾,僧侶站在藏人的最前線,表達藏人不容易為漢人理解的憂思︰先不說對藏人的高壓統治。藏傳佛教在藏地逐漸式微,民族言語逐漸消失,自然環境的巨大破壞,在在都威脅著藏人作為一個民族的生存。

四、 五十年前,越南僧侶的「極端」自我犧性行為,表達的是對和平的渴求,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即在中國版圖下,享有真正意義的自治,也是一種藏漢共存的和平主張。問題是年輕藏人僧侶的「極端」自我犧牲行為,表達的已不再是對和平的渴求,而是對中間道路未能早日獲得落實的焦慮與絕望,從而演變為更「極端」的行為,即中共所講的「暴亂」,實在令愛好和平,關注藏人命運的人感到極大憂慮!

 

「捍衛勞動尊嚴 對抗排外仇恨」

八月十五日晚上下班,途經地鐵站,看見有人笑著臉要求路過的行人簽名,笑容很可親,但卻要人簽名排斥外傭,加入了近期建制派政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新民黨等,以及建制人物如李慧琼、葉劉淑儀、梁愛詩、鄭耀棠、謝偉俊、范徐麗泰、劉健儀等的排外大合唱。同一天,一批團體甘冒主流社會的大不諱,發表題為︰「捍衛勞動尊嚴  對抗排外仇恨」的聲明,表態支持外傭爭取居留權,向外傭「雪中送碳」。

假如我是離鄉別井,來到香港打工的外傭,看到這份聲明(聲明有英文版本),多少感到欣慰和溫暖。特別居留權司法覆核所掀起針對外傭的xenophobia(仇外心理),令原本已感受到被看輕被忽視的她們十分難受和困惑。說被看輕被忽視,是灰記經常觀察到的情況。灰記住在一個小康/中產屋苑,大部分家庭都僱有外傭,那些小朋友很多都把照顧他們的「姐姐」、「姨姨」看成奴僕,經常呼喝和不聽話,這完全是因為父母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令小朋友有樣學樣。有時候看到僱主、外僱和小朋友一起吃飯,僱主只顧和小朋友說話,小朋友「扭計」只管哄小朋友,一句不要鬧,要聽「姐姐」話的說話也沒有,完全把照顧孩子的外僱當作透明。

灰記知道這些是僱主不經意的表現,但就充分表現他們完全不把外傭當作一回事的心態︰上班時要外傭全力照顧好小朋友,有空時便只顧親子樂,完全沒有意識外傭的存在,這其實是骨子裏看不起人家的表現。灰記有時想,在這種充滿功利的主僕關係下成長的小朋友,會學懂尊重別人,特別是基層貧窮人士嗎?

說回那份聲明。這些「雪中送碳」的團體和人士,絕大部分都是關注弱小的團體,有宗教團體,如香港基督徒學會、葵涌村基督徒基層團體、米蘭會關心社會小組、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等;有勞工團體,如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職工盟、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等;有學生組織,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中大學生報、浸大學生會、理工大學學生會等;有居權組織,如居留權大學、居留權委員會、關注跨境兒童權益聯席;有基層組織,如基層發展中心、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社區發展陣線、深水埗社區協會等;有婦女組織,如新婦女協進會;有性權組織,如紫藤、香港女同盟會等;有政治組織,如社會民主連線、四五行動、左翼21、公民起動等;有人權組織,如民間人權陣線、人權監察等;還有青台、影行者、草根文化中心等,未能一一盡錄。

老實說,這次「雪中送碳」,要冒主流社會的大不諱,所以都是一些真心追求公義、包容、人權的團體。議員方面,有梁國雄和陶君行具名支持,而李卓人所屬職工盟以及何秀蘭所屬公民起動都有發聲,是相當難得的極少數。

他們力陳政府和建制派所炮製的論述是為了製造恐慌,希望港人理性一點。只是,xenophobia從來都是不理性的,看來這個聲明頂多只能立此存照,為香港有過包容的聲音作見證︰

「對於有政黨及有個別立法會議員指出,外傭上訴得直的話,會引致數以十萬計外傭及其家人來港定居,掠奪社會資源。我們認為,此等言論是附和政府對外傭實施的不平等待遇及歧視政策,結果只是引起社會恐慌和分化,製造族群歧視和仇恨,其言論極之荒謬而且不負責任。我們呼籲香港市民擦亮眼睛,別讓這些自私和無恥的政黨、政客所蒙騙。」

「事實上,外傭被剝奪居港權一事,只是冰山一角。在香港現行的法例下,外傭長期飽受不平等對待,例如多年來一直被人詬病的兩星期條例(強迫他們中斷合約後,兩星期內找到新僱主,否則立即離境)、外傭不受「法定最低工資保障條例」的保障、外傭工資的制訂,增加或削減,都是由行政會議十數成員自行決定,從無諮詢外傭工會或社會的意見;港府沒有盡力監管違規的外傭中介公司,以致不少外傭需要支付高於薪金十倍或更多的佣金來尋求新工作,以免被遣返。」

「我們認為,外傭和其他非中國籍在港工作人士一樣,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貢獻良多。他們照顧港人家庭,釋放婦女勞動力,讓夫婦可同時工作,社會收入和消費亦同時增加,令整體經濟得以受惠。無人可以否認,香港經濟得以繁榮發展,外傭的貢獻應得到肯定和認同。可惜的是,當他們透過正式的法律渠道,只為爭取與其他外籍人士同等權利時,卻換來政府的冷漠回應,甚至威脅要縮短合約期;部份政黨、政客更刻意排斥、肆意抹黑和政治抽水,此等回應,實在令人齒冷!」

另外,有線電視《時事寬頻》節目早前亦播出有關外傭居權爭議的專題,在傳達主流論述之餘,算是有空間讓外傭說話,表達她們的看法。

卡梅倫胡錦濤難兄難弟

原來近年英國越來越不願批評中國人權狀況,除了經濟上有求於中國,最重要還是英國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那有資格再批評別人。

新自由主義對工人及低下層的打擊,加上緊跟美國的「反恐」戰爭,把伊斯蘭教徒看成洪水猛獸,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看成威脅,於是要「維穩」。「維穩」的對象自然是統治者心中的洪水猛獸和威脅。於是警方被縱容殘暴對待那些處於窮困社區的「威脅」,因為那些被忽視的人,不會受主流社會及傳媒的注意和同情。無論下了台的工黨,以至現在台上的保守黨卡梅倫都不會反省造成騷亂的原因,因為他們不會承認新自由主義是造成貧富懸殊、失業高企、普羅人民生活質素下降的原因,他們只會繼續高調「維穩」、「平暴」,大規模拘捕參與騷亂人士,把一切責任推給「黑幫分子」和「暴徒」。

不單止如此,中國社會所出現的株連也在英國出現。一名涉嫌參與搶掠的青少年,與母親及八歲的妹妹一起被逐離所居住的公屋。這是赤祼祼的秋後算帳,赤祼祼的侵犯最基本的人權,居住權。無怪乎青少年的母親抗議道︰「我明白有人要負上法律責任,但我相信,我們的人權完全被剝奪了。我兒子只不過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去了一個不應該去的地方。作為母親,我毋須要為我兒子的行為負責,可是他們現在因為他的行為而懲罰我了。」但當地議會領導強調要用強硬手段阻嚇「暴徒」。

「維穩」與「平暴」,這兩個近年在中國很流行的名詞,想不到也可以用於英國的社會現狀。一個號稱「自由民主」社會,一個被批評「專制」的國度,對付窮困人士和「少數」民族的手段竟然十分相似。中國城管、公安、國保無時無刻對「維穩」對象監控、拘禁;英國警方亦針對窮困社區及非白人,進行執法,被警方暴力對待者不計其數,被殺的也有過百,當中有多少是「罪有應得」的「暴徒」?

最可笑的是,中國在胡錦濤一聲社會管理,特別互聯網的管理下,對互聯網、對手機短訊進行強力監控,想不到強調訊息自由的英國,其首相卡梅倫,竟把這些騷亂歸究於「黑莓」手機的短訊功能、及社交網如面書等的擴散效果,揚言要管制。卡梅倫與胡錦濤的思維竟然如此相似,證明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各國統治者不肯正視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對普羅市民的剝奪的事實。

中國政府口頭上的反省可能還好一些,至少中共也會承認徵地/圈地出現的不公情況,也會公布改善貧窮問題的政策(落實得如何是另一問題),也會承認腐敗問題嚴重。畢竟,那塊「社會主義」旗幟,還是要舉著。而英國等的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是不會承認權力與資本的勾結,不會認為私有化政策和削減福利是對普羅市民的剝奪。但無論中國,還是英國,都要面對社會矛盾日深階級對立嚴重的問題

無論,中國還是英國,統治階級不願放棄既得利益,分享勞動成果,便只能用高壓手段對付社會不滿。而處於底層的人的反抗只會越來越激烈。在中國,這被稱為「群眾性事件」,在英國,這被稱為「暴亂」。

騷亂是被忽視者的語言

英國早前的騷亂,主流傳媒集中報道打砸搶等場面。的確,有個別乘機搶掠的行為,讓統治階級和主流傳媒輕易轉移視線,亦令抗議活動被越描越黑。至於向警車放火,打碎銀行玻窗璃等,並非暴力行為,是對警方暴力及資本主義經濟核心–銀行的抗議。相比之下,從網上看到英國警方對付示威者的粗暴手段,遠比縱火暴力。學生Kit Withnail 被警察重擊頭部,血流如注及嘔吐,被送往醫院救治。類似他被暴力對待的示威者數以百計,但鮮有主流媒體報道。而只要有一個警察被推倒地,主流媒體便大做文章,說有警員被打傷。

諷剌的是,這次倫敦北部的騷亂,起因是當地以西印度群島移民(及其後代)為主的社區,不滿警方殘酷殺害一位手無寸鐵的年青父親Mark Duggan。而近年來,英國警方這類針對有色人種及低下階層的殘殺行動,已經有過一百宗,但都被主流傳媒輕輕帶過,說甚麼黑幫分子/匪徒被警方槍殺等,殺人的警察亦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這次據目擊者說,Mark是被警員按在地上向面部開槍。當他的女朋友趕到現場,警方阻止她查看Mark的屍體,顯然是因為他的死狀太恐怖。如先前百起的警方殘殺行動,這次被殺害的Mark也被主流傳媒形容為gangster (黑幫分子)。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肆虐的今天,警察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角色越來越明顯。他們針對那些因為政府將公共企業私有化,因為政策傾斜於財團,因為削減福利及公共開支而被剝奪的低下階層色人種。英國自八十年代保守黨戴卓爾太太上台,便瘋狂向工人階級及低下階層進攻,新工黨繼承這種新自由主義運作,工人及低下階層,以至一般年青人均受其害(香港也有類似情況)。而那些窮困社區,便成了警方針對的目標,所謂窮人、失業者較容易「犯案」。而窮困者當中有不少是被主流排拒的有色人種,因此這不僅是階級問題,也是種族問題。警察與窮困者的對峙和矛盾,加上警察的暴力政策,造成這次英國大規模的騷亂。

正如馬丁路德金的名言︰「騷亂是被忽視者的語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長期被deprived的人,終有一天會將憤怒爆發出來。英國的騷亂,聯同歐洲多個國家的示威、罷工活動,反映資本主義到了一個極嚴重的危機,工人及低下階層必須聯合起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現附錄︰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大會宣言,讓大家進一步了解歐洲左翼對這次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看法。

Declaration of the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 Conference

2011年6月11-12日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在倫敦召開大會,達成了本宣言。

全球經濟危機已步入第四個年頭,所有跡象已表明它不是以往「常規的」週期性衰退,而是一場在規模和破壞力方面堪比1930年代大蕭條的系統性經濟危機。和大蕭條一樣,本次危機的發展也被經歷了若干階段:信貸緊縮,金融崩潰,全球衰退以及當前以大規模失業為代價的「經濟復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競爭加劇和主權債務危機。站在左翼的立場尋找導致危機的各種原因,它們是因為追尋利潤最大化而產生的呢,還是因為被新自由主義產生的具體問題束縛了呢?但不管怎樣,要想克服當前的危機將很困難。

為了防止2008-2009本次經濟危機發展成像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最願意做的工作就是大規模地提高公共支出和借債。2009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赤字增加相當於國民收入的5%。他們拒絕民眾拋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呼籲,反而把日益增高的國債當作其實施財政緊縮政策的藉口,這將助長新自由主義、威脅到福利國家的生存。但當前歐洲遍及政府各處的資產階級右翼力量卻在強制實施這些政策。

不過由經濟危機引發的劇烈階級鬥爭已經開始嚴重威脅到統治階級了。這種情況首先在埃及、突尼西亞乃至阿拉伯世界廣泛出現了。由美國和歐洲支持的阿拉伯國家由於實行私有化導致了大量年輕人失業、食品價格高漲等經濟情況,伴隨著人們長期以來對本國政府貪污腐敗、野蠻、歧視女性等現象的不滿,於是政治危機集中發生了。這場革命展現了人民驚人的革命力量,雖然其前景暫時不能確定,但現在革命已然回到了政治日程。

除了阿拉伯的革命浪潮以外,在2010年歐洲也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抵抗運動:法國民眾抗議退休金改革的鬥爭,葡萄牙、西班牙的大罷工,希臘多次爆發的大罷工,英國、法國、義大利的學生運動和葡萄牙的反血汗外籍臨時工(anti- precarity)運動。西班牙5月15日爆發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口號是「要真民主」、「不當政客和銀行家的商品」,它與此前發生的數萬青年人參加的廣場運動相互呼應。年輕人已經在全國建立了自己「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s),並自我組織起來,充滿自信地堅持自己的不合作主義。這種局勢吸引了很多人的同情,這很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國家。在希臘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但希臘人更為活躍,他們把廣場運動和罷工運動結合起來。

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勞資談判運動說明嚴峻的局勢已經波及到了美國。這一方面是由於共和黨去年11月在茶黨(Tea Party)的幫助下贏得了中期選舉的勝利,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工人階級持續鬥爭的結果。工人運動在長達一代人的時間裏一直被新自由主義侵害,現在終於迎來了反擊的機會。

要進行大規模的持續反擊,反資本主義左翼就要和那些有大量普通工人參與的、民主而敢於鬥爭的工會運動相結合。為此我們要拋棄階級合作的政策,因為它經常主導著工會組織,並已經成為工會領導人牽制工人鬥爭的工具。只要反資本主義左翼不斷加強對工會的影響,草根工人不斷增強信心和自我組織能力,我們一定能夠拋棄這些舊的觀念。

具體地說,我們要做到:

  1. 捍衛工人們和普通民眾的民主與社會權利,支持青年人反對政府財政緊縮的行動,民眾要有自己獨立的聲音,努力制定出完全獨立於老闆、政府等機構的政策,在工會組織裡尤其要這樣;
  2. 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右翼,嚴厲批判所有對新自由主義妥協的所謂社會主義黨派,包括工黨、社會民主黨等;
  3. 在進行民眾動員、競選活動以及議會鬥爭時,要向人們展示與資本主義社會決裂後的未來景象。與資本主義的決裂,我們既要發動全體民眾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寡頭政治,也要開始就如何建立一個工人和普通民眾廣泛參與的民主政府的問題進行討論。
  4. 我們要持續地、創造性地制定出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戰線策略,批判地與一切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其他政治力量、社會運動與工會組織進行合作。

 果我們能夠在反對財政緊縮政策運動中堅持做到這些舉措,將很可能會取得積極的效果。這次危機的嚴重程度必將使我們面對意識形態的問題:財政如果不緊縮,那又能怎麼辦呢?西方的統治階級早已拋棄了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思想,而反資本主義左翼要反對削減公共支出、公共服務機構私有化和債務審計運動(campaign for an audit of the debt),就必須提出一套與利潤邏輯完全不同的方案,比如把銀行、能源、鐵路國有化,把大型工礦企業交給工人進行民主管理,對收入與財產實施更合理的稅收,取消金融投機製造的債務,投資環保事業,既能降低碳排放,又能實現更多就業等等。我們堅決支持冰島人民拒絕為破產銀行抵債。

反資本主義的鬥爭還要繼續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相配合。美帝國主義已經被伊拉克的崩潰嚴重削弱了力量,埃及和突尼西亞的革命也在繼續削弱它。但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已經對西方列強在中東重建霸權的軍事干預亮了綠燈,我們激進的、革命的左翼必須既要支持反對卡達菲的鬥爭,還要反對美國、法國、英國和北約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當然我們仍然要繼續反對其佔領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鬥爭。

「反恐戰爭」的一個惡果就是助長了歐洲和美國的種族主義與排外主義。一些官員們像默克爾、薩科奇、卡梅倫都發表了反對文化多元的言論,以討好極右翼勢力(比利時的懷爾德(Geert Wilders),法國的勒龐(Marine Le Pen),英國保護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從而使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具備一定的民眾基礎。長期以來羅姆人是歐洲各地種族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我們要建立廣泛的聯盟反對種族主義和恐伊斯蘭症,反對法西斯組織的選舉活動與街頭活動,這是我們的重要任務。

為此我們要重新組織社會鬥爭與政治鬥爭的聯合陣線,努力團結被壓迫階級,破壞統治階級分化瓦解民眾的技倆。因為那些投降者和膽怯者所造成的社會道德敗壞,嚴重助長了反動的意識形態。要重新組織社會領域的鬥爭,我們還必須要樹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階級意識。

顯然時局已經向我們激進的、革命的左翼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要組織起來提高能力應對這些要求,包括擴大隊伍、進一步紮根工人社區等等。另外我們還要通過更廣泛的合作來加強力量,反資本主義左翼應該建立像資本主義那樣規模的國際組織。因為我們自己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只有聯合起來才能更強有力。我們希望通過廣泛的合作和討論,我們能夠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反資本主義組織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