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與健吾

   這個話題在去年末曾經牽動過灰記的心情。作為前線記者,沒有專門知識,更沒有甚麼真知灼見,所以不會以知識分子自居。然而,在採訪生涯中,遇過無數教授學者,亦閱讀過無數引起或企圖引起討論的文章,對知識子的言論有一定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自命立足邊緣的人,對充斥市面,出自教授學者的無數陳腔濫調更應多加批判。不過,灰記只是前線記者,不是甚麼專欄作者,或曰作家,自然沒有途徑透過傳統傳媒容納的「公共空間」表達異議。
   受不少人(包括灰記)尊敬的馬國明-馬老闆,寫了篇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文章,內容有很多地方原本可以引起廣泛討論,例如本地知識分子與改革社會運動(如果有的話)的關係;又例如本地知識界是否或如何落後,對眾多社會事件無法對口或失語。
   不過,最令灰記及身邊朋友注意的,反而是一篇名為「給馬國明先生的信」的文章,作者健吾。灰記孤陋寡聞,不知道有名曰健吾的新進作家。據身邊也有寫作的老友說,是年青一輩頗具代表性的文人,也因為如此,灰記更要說話。
   本來人家是否知識分子,與灰記毫不相干。不過健吾要利用馬老闆跟知識分子這名稱糾纏,自說自話一番,卻令灰記對他有話兒。「我不承認我是『公共知識分子』」,我不知道馬老闆在看到一個他的文章完全沒有涉及到的人,忽然寫信告訴他我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會怎樣反應。
   明明是沈旭輝在《明報》「公共知識分子」系列,把健吾模塑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為何要投訴馬國明呢?好像馬老闆和沈旭輝等合謀將公共知識分子的名字強加在他身上般。的而且確,馬國明唯一誇讚的公共知識分子是梁文道(至於是否誇讚過度,可以再討論),不是健吾;馬要批評負責《明報》「公共知識分子系列」訪問的人弄不清理念,因而缺乏真知灼見,說的也是梁款、馬傑偉、沈旭輝,並非健吾。
   其實如果健吾有細心閱讀馬文,他應該知道馬並不同意沈旭輝將參與或介入公共事務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所以如果健吾認為沈旭輝將太多包袱強加於自己身上,不要把帳算到馬老闆頭上。
   「周渝民唱《我不是F4》,不是因為他不屬於F4這個群體,而是因為他不可以代表F4整個群體。」健吾想說甚麼呢?即使他「委屈」承認自己是「公共知識分子」,也沒有人會認為他有資格代表所有「公共知識分子」。根據健吾的邏輯,他也應該否認自己是「作家」,因為他不可以代表整個「作家」群體。 
   「…公共知識分子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責任更要面向公眾?因此,在網路時代,有知名度,『別人』就會認為利跟名而來,你就有義務接受別人批評、吐口水、妒忌和憎恨,那麼,我為什麼要當公共知識分子?」對不起,健吾,如果知名度會帶來別人批評、吐口水、妒忌和憎恨,不管你是公共知識分子、作家、明星、政治人物….,也會有如此遭遇。如果你要寫東西,除非是日記,否則你都期望別人會讀到,別人讀到的時候,會同意或不同意,會贊成或批評,不管你是公共還是私人,不管你是有機還是傳統,不管你是否以知識分子自居。
   馬老闆在誇獎梁文道時,形容他博學多才,不避引經據典,又能夠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在媒體引領話題…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亦說梁從不逃避公共知識分子的稱號。在此灰記不會猜測,健吾是對號入座還是感到酸溜溜。
   「或者,當『有機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我心底的最後目標。….我也有做研究和參與學術討論。香港公共不公共,知識不知識?請別把責任放在我們肩上。我們不是怕責任,而是我相信,這些「期望」會很快變成「責難」或其他更難聽的字詞。」我不知道健吾遭受過甚麼責難,但如果當「有機知識分子」是他心底的最後目標,那便朝這方向努力,幹嘛要理會別人的無理要求。
   健吾說要有開明的老闆和編輯可能重要,但不要忘記我們處於全球化資本高度壟斷的年代,健吾所稱許的《信報》不是賣給了香港最大資本家的第二代嗎?馬老闆在文章中不厭其煩的舉天星皇后公共空間為例,就是要突出香港政府與資本的權力和財力結合如何逐步消滅百姓,包括百姓反抗官商壟斷,的公共空間,知識界這場捍衛公共空間、本土文化以至社區網絡的鬥爭中如何缺乏針對性,有見地的論述,以反擊財團與政府的發展主義主導下的所謂發展與保育平衡的主流論述。(其實馬老闆說整個知識階層落後於形勢如果屬實,有如何開明的傳媒老闆和編輯也於事無補。)
   不管是「有機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問題是對「市場(實質是大資本支配市場)至上」、「金融地產發展至上」現況的態度。健吾說「相信市場」,說「重要的是知識包裝至大眾也可以明白」,但他相信的是怎麼樣的市場,他包裝的又是甚麼知識。在MILK寫關於明治維新時,婦女雜誌與女性身體主義的關係有髪型師看得懂又怎樣。
   歸根究底,寫文章也好,做研究也好,都需要有立場有態度。葛蘭西講有機知識分子,是從左翼馬克思的批判立場出發,不是從維護建制的立場出發,不是從休閒消費文化的角度出發。健吾,你要做有機知識分子,Which side are you on?

牧師的淚光

牧師說得紅了眼,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臨終向他懺悔,如果可以重新開始,不會選擇這條路。同性戀者臨終的悔意讓牧師更堅決要讓這群迷途的人回歸正途。

牧師再三強調關懷他們,教會用於他們的資源一點也不比常人少。不過牧師還是堅決反對將同志納入《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對於同志團體做的一個有關同性同居暴力個案調查,高達三成同居者發生過暴力問題,牧師沒有特別感應,只再三強調男同志性行為患愛滋病比例比一般人高六十倍。他怕別人以為他歧視同性戀者,所以又重申接受、容忍同志社群,但不能鼓勵人坃火,向著不健康不道德的路途推進。歸根究底,一男一女結合組成的家庭神聖不容侵犯,有家暴條例便沒有同志,要保護同志便要同時保障共住的長者和板間房的住客。同一屋簷下全人類受保護,不能優待和突出任何一個群體。

牧師其實不會不知道,防止暴力並非只得一條家暴條例,任何施暴者都有不少法例可作針對性檢控。家暴條例旨在讓在親密關係中,受伴侶暴力對待的人可有申請禁制令免受伴侶不斷騷擾,或強制施暴的伴侶接受輔導等的民事保障,皆因覫密關係中的暴力牽涉千絲萬縷的感情及權力等問題,與一般暴力情況不同。

家暴條例在一九八六年制訂時針對的是夫妻、同居者(當然是異性)及他們的子女。去年修訂時,將涵蓋範圍伸延至前配偶、前同居者(也是異性),以至同住的親屬,由最親密關係者,延伸至有血緣關係以至因為婚姻而成為親屬的同住人士,獨獨將同性同居者排除出外。立法會有關法案小組以及人權團體指這樣做會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聯合國去年十二月再次重申,不同人士,包括不同性傾向者,都應享有平等的保障和待遇。這次政府修例只是順應現今世界的人權觀,並沒有特別優待同志。反而因為宗教或道德原因將同志排除於保障範圍才是真正的歧視。

其實也不能說現有的家暴條例不保護同性戀者,例如一個同性戀的兒子因為自己的性傾向而被母親的同居新男朋友粗暴對待,他可以申請禁制令,只是他是否很容易向法庭說出自己的性傾向。還有其他同性戀的親屬理論上同受保護。未知牧師以及其他異性婚姻的捍衛者會否認為這群家庭裡的同性戀者沾污家庭的神聖?還是只要他們隱藏性傾向,甚至回頭是岸,教會和道德團體自會伸出同情之手?至於回歸不了正途,以至公然同住,實踐自己性傾向的同志,不但不受祝福,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套也不能應用於他們身上,因為他們畢竟被論斷成異端。

在牧師的淚光中,寬容始終有限度。希望這不是宗教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