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天朝」巧遇「帝國」，資產階級社會 與「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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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中國政府才向聯合國表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拒絕承擔聯合國更多的經費，這星期它的元首習近平卻帶著價值百億計英磅貿易合同，以及霸道的五星旗及大紅歡迎橫額(說霸道是因為這些是用來遮擋示威者的「道具」，由中國大使館提供)，以「天朝」的架勢訪問「衰敗」的老牌大英帝國，「享受」英國王室以至首相的「高規格」，免「尷尬」(不提中國的人權問題)的款待。

英國政府為了錢，完全忘記要接待的是一個視踐踏人權、鎮壓異己為家常便飯的政權的領袖，而且是一個比前其兩任更變本加厲，更講求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獨裁者，充分顯示此一資產階級政權的偽善與墮落。

不過，這個日落的帝國始終是老牌民主自由社會，儘管右翼保守黨要向中國共產黨叩頭，儘管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一副「有錢大哂」的模樣，警告向習近平提人權問題，是對習的不尊重，但英國社會固然沒有「歡迎習主席來訪」主旋律那一套，保守黨亦不能(也不願)如它的「天朝」上賓般，禁止民間以至傳媒對習近平訪英的質疑，以及對西藏現況、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

而讓香港人較有親切感的是，同時在英國的「香港小子」黃之峰上了《獨立報》的頭版，還接受了BBC等英國電子傳媒訪問。這小子亦不負眾望，直接批評習近平及共產黨違背讓香港人民主普選的承諾，卡梅倫怎可以相信他和共產黨商業上的承諾，也批評了英國放棄監督「聯合聲明」的落實。還勸喻英國政府應把人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

黃之峰在接受Channel 4電視專訪時說，自己因「佔領運動」現正被控三條罪，可能被判刑三日、三星期或三年，但相比在中國大陸現在已坐了五年、十年牢的異見者，他的付出非常微小。他的說話充分顯示他的政治智慧，三言兩語，把香港和中國問題一同逞現給英國的觀眾。

只是現在西方國家大都被中國表面經濟強大所惑，為錢叩頭者眾，中港異議者到西方尋求關注、支援作用有多大？起碼英國在保守黨執政的一日不可能為了中國、香港以至西藏的人權而得罪，遑論抵制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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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灰記這類西式「老左」來說，以重拾工人階級傳統為號召，要扭轉當年貝理雅出賣工人階級利益局面的工黨新領袖科爾賓，其「唔俾面」的舉動多少有點「興味」。這位被香港《蘋果日報》稱為「左王」的反對黨工黨領袖，願意向以毛澤東「繼承人」自居的習近平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顯示嚮往「社會主義」，或左傾的人並非自由民主的敵人，「曉有意義」。

而這個「左王」與那個經常大放厥詞的「左王」陳佐洱完全是兩回事。西方的左翼必定是重視基層／工人階級的利益，提倡惠及全民的福利政策，反對資本壟斷等，但陳佐洱從後過渡期開始就以保障香港資產階級的經濟壟斷，反對惠及基層的福利政策為己任。他那句「車毀人亡」(反對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全民退保諮詢)，簡直是共產黨人的恥辱。

因此，香港人也要認清西方的「左」與中國／香港的「左」的巨大差異。中國／香港的「左」主要是指那些「政治強硬」，漠視自由人權開口閉口「愛國」的人，而西方的「左翼」人士，除了關注基層，亦十分重視人的價值，對「愛國主義」亦多持批判態度。這應該也是很多嚮往「社會主義」的人的初衷吧！

說到「社會主義」和「老左」，灰記也想提一下香港地下共產黨元老吳康民，早前在明報一篇名為「世界有真正社會主義國家嗎？」的文章。吳在這篇文章提到，他曾到訪前蘇聯及解體後的俄羅斯，也到訪過北歐幾個小國。相比之下，北歐諸國人人豐衣足食，更像「社會主義」國家，反而踏進「社會主義」蘇聯(以及後來解體了的俄羅斯)，感受到的是「冷酷」與「貧窮」。他的見識並非什麼新發現，這些都是稍微留意時事和歷史的人都人盡皆知的事實，只是出自一個隱閉共產黨人口中，多少有點「唏噓」吧。

其實作為共產黨人，他在文章中所流露對蘇聯以至俄羅斯的「冷淡」與「輕鄙」，以及在文章尾部重提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不爭論」中國「姓資還是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等的說法；並以「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嗎？我不敢說也沒有評定的能力，只能用鄧小平的『不爭論』來做擋箭牌了。」這種帶點「縮骨」的說話作結，其實相當「悲哀」。

為什麼這樣說呢？無他，中共常自我貼金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他們現在希望所有人都忘記的是，「沒有蘇聯老大哥，就沒有共產黨」。由蘇聯培植，以至日本投降後，透過蘇聯紅軍的協助，比國民黨早一步染指東北，奠下了內戰勝利的基礎，奪得政權後在1950年代全面學習蘇聯，稱蘇聯大獨裁者史太林為「爺爺」等。在在都說明「社會主義中國」與「社會主義蘇聯」不能抹殺的一段「同志關係」，或「師徒關係」。

如今這位「老左」對前蘇聯以至現在俄羅斯的「輕慢」，對自己曾經「奮鬥」、「嚮往」的「社會主義」在不帶半點情感，以至「不甚了了」，只能說是反映仍然不肯徹底「清算」自己的中港「老左」／「老愛國」的「可憐」復「可悲」。

灰記還是要利用已故的前「老左」羅孚(應該與吳康民差不多年代的人）的經歷，「刺激」「刺激」一下這些仍然服膺共產黨的「老左」。羅孚曾對記者說，當年加入共產黨完全是為了抗日救亡，為了愛國，什麼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一概不清楚。就是覺得國民黨腐敗無能，認為希望在共產黨。

羅孚這類「老左」，一直相信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任職香港《大公報》（後來升至副老總)時，積極協助北京對外宣傳，「大躍進」那些完全造假的糧產，照單全收，中共中央說什麼便什麼。到了「文革」，一個個「老革命」被批鬥，才覺得有點兒不對勁，但也不敢不相信毛澤東，「四人幫」倒台，他開始有所覺悟，在自己的專欄提出「五人幫」，暗示「四人幫」幕後的黑手是毛澤東。

「文革」後的1979年，再次上台的鄧小平，受不了「嘈雜」的民主聲音，要取消西單民主牆，這位在香港負責統戰文化界的地下黨員，流露了令他走上被鬥爭之路的「自由派」思想，在專欄勸鄧小平不要如此做。1983年，他被誘往北京「開會」，隨即以「間諜罪」被拘控（據聞他提擕過的《大公報》下屬，後來貴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曾對他落井下石），後來以「認罪」換來在北京被監視居住十年。

「六四」槍聲一起，這位「老左」對共產黨徹底失望，1993年被釋放回港後，不再如其他曾經在「六四」後發聲明譴責中共的「老左」一樣，重新「歸隊」。而他的大兒子羅海星則在「六四」後因參與營救王軍濤、陳子明而被中共抓捕判刑五年。注重實利的英國，希望率先打破中英「六四」後的外交困局，在各方「奔走」下，1992年英國首相馬卓安訪華時「過問」香港人羅海星坐牢一事，令羅獲提早釋放。

「覺悟」後的羅孚應該是一個脫離了中共的自由主義者，愛中國但不愛中國共產黨。他年青時應該曾對中共對外宣傳的「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獨裁」著迷。加入了共產黨以至共產黨執政以後，可能受共產黨擺脫列強支配，走獨立自主道路的迷惑，一度看不到中共的獨裁與暴政，也在濛矓的「社會主義」宣傳下，一度看不到中共比國民黨更厲害，更深入國人骨髓的黨國主義。

至於為何如吳康民這類「老左」不能徹底「覺悟」？相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在黨中，身不由己」，而一輩子跟共產黨走，除了當初的理想，實際的利益也不容忽視。這亦是為何那麼多香港人「忽然愛國」的重要原因。因此，吳康民會寫北歐人人「豐衣足食」，蘇聯「冷酷、貧窮」，但絕口不提北歐的民主、人權、法治等的「普世價值，以及令蘇聯變得「冷酷、貧窮」的「列寧／史太林主義」，以及中國師承蘇聯的「毛澤東主義」是如何獨裁、人治、漠視自由等。

而這類「身不由己」的「老左」，在「關鍵」時刻必歸「大隊」，批評香港的反抗運動受外國勢力影響，反對派爭取民主是奪權，而漠視香港「半吊子」的民主、自由、法治正被共產黨、共產黨香港代理人及爭著向共產黨投誠的香港人加速摧毀。

回到吳康民文章的開場白「當前，世界上有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這事兒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也沒有人能提有力的論據，只有懸疑好了。」

其實在很多有言論自由及實行民主政治的地方，依然有人在熱烈討論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意義，以批判，但不一定反共的眼光看列寧主義的得失，有無數共產黨正接受人民的洗禮。只有中國或其他幾個聲稱永世由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質疑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不能質疑官方的共產黨，而並非沒有人能提有力的論據。

不過，據聞越南共產黨已打算自動「放棄」權力，接受人民監督，回到「為人民服務」的初衷。當然，具體如何「放棄」權力仍有待觀察，但觀乎越南共產政權近年的「民主化」努力，吳康民以及吳老的「貴黨」實在再沒有什麼藉口繼續其黨國體制了。

曾蔭權「淪落」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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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梁振英政權藉港大校委會佔多數的校外成員阻撓陳文敏任副校長剛過，那些「識時務者」的醜惡、愚蠢面孔不斷曝光之際，調查了三年半的曾蔭權「涉貪」案，廉署忽然宣布以《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起訴曾蔭權，搶過了那些如盧寵茂、李國章、李輝、李天命、王晶、屈穎妍等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表現，成了傳媒、網媒的新焦點。

網上對曾蔭權此刻被檢控有著不同，亦不一定相互矛盾的推測和解說，有人認為是特首爭奪戰前梁振英向有意角逐的各陣營的威嚇，並指出同屬「黨員」，一向被視為與梁振英不和，以往說話經常「單打」梁的曾鈺成，公開表示與梁振英關係良好，就是「買佢怕」。亦有論者如潘小濤把曾蔭權被檢控與李嘉誠被中國官媒「抨擊」一事聯在一起，指為對香港商人及公務員系統，即港英時代過渡過來的傳統權貴集團的「嚴重警告」：「香港的商場和政壇，再已不是你們主場，國家要全面接收香港。如果評李是向香港商界發出信號，則控告曾蔭權就是向公務員系統特別是高級公務員發出警告，要他們積極配合北京的政策和行動。」

曾蔭權這個「醒目香港仔」，被中共看中當「看守特首」，套用熟悉中共事務的劉銳紹的話，就是「因緣際會」為中共所用。可是曾蔭權這個「買辦特首」「自不量力」，以為「搭通天地線」，不知道自己是可用而非中共所信之人， 不懂得「自愛」，還習染了中共官場的不正之風(他因為「醒目」，一早懂得和中國官場打交道，懂得迎合「國家」的需要，不像陳方安生那樣「高傲」及「地方主義」而獲北京「垂青」)。

只是曾蔭權所代表的傳統資產階級(有份捧他上台的傳統資產階級)勢力今非昔比，例如昔日的江、胡較「尊重」香港傳統資產階級，現在中共權鬥勝利者習近平要做像毛澤東的「強人」，注定香港資產階級過往「呼風喚雨」的日子一去不返。換言之，曾蔭權的兩大保護勢力都「息微」，於是，習染了中國官場不正之氣的曾蔭權，做不了一個「超然」於利益瓜葛的特首，便無法退休後「遠離政治」，而是退休前被揭發與某些中港富豪過從甚密，當中或涉及利益關係而被廉署調查。現在正式被落案檢控，無論結果如何，作為首位當過行政長官的人被送上法庭，相信是曾蔭權始料不及的一生最大恥辱。

說曾蔭權不知「自愛」並不表示他的被檢控不涉政治（把幾個月可調查完畢的案件拖延三年半亦對他不公）。中共要香港非共的傳統建制「乖乖」聽話，要更加「政治化」，做生意不能只顧賺錢，要配合「國家」的需要，前朝公務員系統亦不能只按「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行事，要配合「國家」的需要。而所謂「國家」的需要，說穿了是中共政權生存的所有需要。

在抵抗中共要香港人「改土歸流」之餘，「做生意只顧賺錢」、「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大部分香港人口中的「核心價值」，是否有檢討甚至「清算」的必要？

首先，香港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從殖民時代開始，「老闆大哂」、「打工仔慘過做奴𡝯」已經成了被接受的現實，香港的勞工法例和福利制度莫說在發達地區，以中等發展地區的標準而言，也是非常落後。例如全球大部分地區實施了最低工資N年，香港權貴階層一直以「削弱競爭力」為由，拖延立法，有份拖延的當權者就是曾蔭權，當年他在工聯會和應下，以最低工資運動代替立法，拖延了幾年。而最低工資立法後，其實對老闆階層，特別那些大財團影響極輕微，因為最低工資實在太低之故。對「競爭力」影響最大其實是「金融地產霸權」下的高樓價、高租金，這已是老生常談。

另外，香港打工仔女習慣了的超長工作時間，也是全世界罕有。超長工作時間剝奪了大部分勞動階層的生活和自我發展空間，沒有生活及自我發展的空間，所謂自由與人權也屬空談。可是，香港的權貴階層一直以來都阻撓標準工時立法，以為長工時就是生產力的保證，卻不知道這樣可能適得其反。而一如既往，新貴「黨員」出身的特首梁振英並沒有半點「無產階級感情」，因為他是紅色和親共資本的代理人，而中共參與全球化資本主義遊戲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奴𡝯主」的心態不下於那些「做生意只顧賺錢」的傳統資本家，甚至因為急於掠奪而更aggressive。於是人家發達地區早有標準工時，且每周頂多四十小時，香港紅白資本家的叫價分分鐘每周五、六十小時或以上，而且愈遲立法愈好。

至於福利制度，香港殖民政府在大部分時間都讓香港人自生自滅，不幸者大多由志願團體救濟。及至七十年代，殖民政府知道社會怨氣日重，市民對政府的要求日高，才開始推出極低保障的公援制度(綜援的前身)，而打撃貪污的廉政建設也是七四年廉署成立後才開始。政權過渡前幾年，來自英國保守黨的末代港督肥彭想提出全民退保及改革一下福利，中共「左王」陳佐洱一句「車毀人亡」，「過客」的肥彭樂得收手。而共產黨員反對提高基層福利保障，亦可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

無論殖民、還是特區時代，香港的極端資本主義「特色」不變，偏幫老闆／財團的制度根深柢固，盲目發展主義病入高肓。因此，公務員系統所謂「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是否沒有檢討的必要？香港那些不能觸動既得利益的所謂土地、環保、保育等政策及行事方式，那些殖民時代遺留的委任制度要行之有效到幾時？

當然，認清中共紅色資本主義「本質」仍然是首要，無論習近平如何高呼沒有放棄「共產主義」，如何高喊「中國夢」（兩者其實有矛盾)，中共早已抛棄無產階級／普通百姓，兩者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中共式資本主義，因其更急於掠奪，更無視人的價值的「脾性」，因此中共對香港全面而強力干預無論如何都是壞事。

不過，幻想與資產階級及其代理結盟對抗中共則大可不必。無他，所謂資本無國界，有「國際視野」的資本家只會口頭「愛國」，那裡容易賺錢及對資本有保障便到那裡，李嘉誠「撤出」中港地區是明證。而那些沒有多少「國際視野」，長期靠香港，以至中國「搵食」的傳統資本家，也不會為了香港的「營商環境」而「捍衛我城」，他們不脫「買辦本色」，新主子上場便玩新主子的遊戲規則。而今沒有法治觀的中共要更強力更全面干預香港，「身嬌肉貴」的傳統資本家不撤資亦只會「明哲保身」(新鴻基郭氏兄弟及曾蔭權被檢控前車可鑑)，必要時遠走他鄉，絕沒有與大部分香港人共存亡的「雅興」。

這的確是最壞的時代，舊殖民主義換上更劣質的新殖民主義，抗爭之路更崎嶇，現實更容易令人變得犬儒。而中共步步進迫，要歸邊的「政治要求」，只會「造就」更多「賣X求榮」，比前朝買辦更劣質的「愛國」機會主義者／「識時務者」。不過，他們也應該知道與「吃人的政權」共舞的高風險，隨時落得「曾蔭權的下場」，甚至更悲慘的遭遇，翻看中共的鬥爭史便一目了然。

而「曾蔭權的淪落」亦顯示沒有人民真正授權，即由真正普及而自由的選舉產生的特首，一個主要向北京及既得利益集團「問責」的統治集團，只會受中共官場及中港利益集團的影響以至不能自拔，曾蔭權的繼任人梁振英的「行為不當」(還有那個陳茂波)比前者更甚。梁振英會否有「害人終害己」的一天？以中共擅於內鬥的傳統，大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