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7 「暴力」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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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七」立法會和政總外添美道坐滿市民,幾千人看著吳亮星在泛民議員離坐向他質問時,快閃表決,在保皇黨佔多數下,粗暴亦很可能「違法」地通過了新界東北規劃前期撥款三億元。

看著大銀幕直播這個荒誕場面,在場很多人,包括灰記,一時不知如何反應,突然有人高呼︰「包圍立法會」,跟著灰記附近有一個年輕人不斷激動高喊︰「你地點解仲唔衝?」給像是他母親/長輩的人半勸半拉他離開。然後一個帶V剎面具的人用粗口咒罵在場站著不動的人。灰記忍不住喝道︰「你為甚麼罵人!」然後瞬間不見蹤影。一些人則向著講台向著人群高喊「左膠」之類的無意識句話。

現場有人落淚,不滿的情緒瀰漫,但大部分人都站在原位。然後枱上的組織者華哥、卓佳佳、周諾恒等先後發言,他們的發言除了譴責吳亮星和建制派外,並沒有呼喊在場人士作些甚麼,只強調希望村中的老人家及市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三億撥款並非世界末日,往後會不斷抗爭,推土機到了新界東北也會用身體抗爭。

面對一些人叫囂,周諾恒如此說(節錄)︰「……你要做一啲比較激烈啲的行動,幾十人,最多幾百人,你話比我聽,係米可以推番呢個政府。你覺得係,你覺得係,我希望有一日我見到大家,係組織得到幾百人,然後推翻呢個政府比我睇。……

我地呢個團隊,加加埋埋,被捕的次數係百幾次,我地的案底加加埋埋超過二十個。可能呢啲唔代表咩野,我地既能力始終有限,但我地的而且確已經盡力做,我地識得做,我地諗得到既所有行動。

今日有幾千人,可能大家覺得好唔忿氣,但我想講當日我地得幾十人時,我地已經兩次試過衝入去地政處的OFFICE,要佢地出黎見村民。我地得幾十人的時候,就係帶把鎖,鎖住地政處的大門,呢啲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我希望就算你地唔相信我地,唔同意我地既話,我希望呢啲朋友,你地可以有決心,可以一步一步咁建立自己的運動。

我希望下次再返黎呢個立法會,反對呢個東北運動時,大台唔一定係我地,但我地希望到時真係見到有一班更堅實的群眾,能夠有能力真係用行動叫停呢個議會,而唔係當人地花左幾年的時間,當人地去盡左佢地力去嘗試時,你地係度鬧。

如果要衝既話,講真,十幾人就可以衝架啦,你唔需要幾千人做你的掩護!」

周諾恒的說話最「吸引」灰記的地方,是當中的「運動倫理」,任何人都可以當運動的組織者,但當組織者必須付出時間和心力,甚至被捕的風險,以推動運動的發展。能夠有資格被稱為組織者,有些在台前,有在幕後,他們擔負的責任亦相當重大,包括參與者的安全問題。例如「六一三」那晚,組織者便不厭其煩地向留守等候警方清場的參與者解釋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希望參與者衡量自己能承受的風險。

如果說組織者有較大發言權,是的而且確由於他們付出的時間和心力較多,對運動有較深入的認識,因而可能有較準確的判斷。而任何政治社會運動都總有低潮,總有挫折,是細水長流,甚至是不斷失敗,才能取得一次半次的成功。真正投入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最能感受箇中滋味。並非一些坐在象牙塔內,以全能全知姿態論斷一切的「導師」所能體味。

亦可能由於一些「導師」的鼓動,近年多了一些姿態激進的團體,喜歡即興式的參與,當運動組織者的做法不合他們心意,便高聲破口大罵。這些團體成員總給人一種急於求成,「做嘢啦,點解唔做嘢」,來去如風的感覺。當然,正如周諾恒所言,任何人都可以替代任何人,任何運動亦沒有人可以壟斷,但他們那種踩場多於參與、聲援,兼且缺乏承擔的姿態卻令人吃不消。

當晚立法會外並沒有因為小部分人的噪動而失控,人群逐漸散去,小部分留下的亦被如臨大敵的警員驅散,有四人被抬走,當中有人受傷及被捕。

2facebook上,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同事,紛紛譴責立法會建制派的粗暴行為,灰記亦少不免稱此為黑暗的一刻。很多人接受不了如此赤裸裸的議會暴力,瀰漫「我城已死」的極度無力感。

其實,所謂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九七前後,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意識型態主導下,無論現在建制派佔多數的議會,或者港英時代的立法局(可能肥彭大幅度開放立法局議席,由民主派佔多收數那兩年有點不同),都是基本上是政府和資本財團的支持者。港英時代至現在,通過了無數毀人家園,盲目發展的規劃。港英時代天水園規劃,政府與發展商簽訂壟斷發展商場的協議,就是一例。

而一直以來,主流傳媒的例牌「宣傳」都是發展為了提供更多房屋和基建,為了美好的未來。受影響的居民及少數一些組織者提出反對的聲音,和現在大同小異,少有得到充分報道。但抗爭並沒有停止過。

早在七十年代末,灰記還是學生時,也跟隨過當時仍很活躍的港英異議者葉錫恩女士「探貧問苦」,探訪過上水面臨拆遷的(非原取民)村民;也隨社區組織協會的組織者探訪過面臨拆遷的馬仔坑(近黃大仙)寮屋區居民,還與友人拍攝了一部有關他們「抗爭」的紀錄片。

所不同者,三、四十年前,工業蓬勃,找工作和做生意都相對容易,大家沒有保護本土農業的遠見。村民、居民和商戶很多時爭拗都是賠償及上樓的安排。一些以務農為生的村民最終接受現實,加入工廠大軍,一些受市區拆寮屋影響的居民,入住偏遠的新界公屋當開荒牛。

那時基層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市區寮屋和天台屋的居民,他們未必反對清拆,但不滿沒有妥善的安置。而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金融地產越來越壟斷和貪焚,基層市民,甚至普通商戶為「發展」而要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由約十年前開始的利東街重建,五、六年前高鐵項目,到今天的新界東北發展,越來越多市民看得出,這些毀滅當地社區,動用龐大數目的公帑為金融地產財團提供基建、舖平土地,興建一般市民負擔不起的豪宅賺大錢的規劃,興建公屋解決基層住屋問題只是包裝,而非主要目的。往後大嶼山發展、甚麼離島發展等都如是。

但現實仍是,很多市民為求安穩,加入了買樓供樓的的業主行列,有人稱此為「樓奴」。一旦成為「樓奴」,思想上少不免與一眾新舊業主,成了有樓的「既得利益者」,希望地產要發展,樓價不要跌。相信香港是世界上最多業主比例的地方之一,只要金融地產的單一經濟格局不改,要扭轉大部分市民的pro地產發展,一邊口罵李嘉誠,一邊罵反對規劃重建的人「阻住地球轉」的心態並不容易。

「六二七」晚上的議會暴力的確很難看,但灰記不同意一些朋友的說法,甚麼令立法會蒙羞,哀悼議會之死。其實一日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議會在一半功能組別議員把持下,以保皇為目的,一日都不是人民的議會。

吳亮星要霸道又無能,才更突顯這個議會保皇黨「夠票就郁」這種本來就有的荒謬。換了一個劉慧卿(她是上屆財委會主席,本屆副主席),可能泛民多了點時間「拉布」,可以拖延多兩三星期,場面沒有那麼混亂。但結果仍是一樣,政府和保皇黨不需要任何道理,夠票便可以粗暴過關,而且欺騙性更大。

灰記反而希望了解,泛民在「六二零」和「六二七」所表演的相對團結,和不再拘泥於守規矩的表現,只是因為吳亮星太拙劣和「好欺負」,以及場外千計市民督促下的一時表現,還是對這個越來越不可理喻,有理說不清的議會有「本質」上的覺悟,了解議會抗爭不能只坐在坐椅上當書生,而是不怕用盡種種方法,包括肢體去抗爭,去突顯這個不民主議會的荒謬。

習慣了「和理非非」的市民,當大家「哀悼」這個議會時,有否反思一下,那些推撞鐵馬,甚至撞擊立法會大樓大牆、玻璃門,希望強闖立法會的行為,即所謂「暴力行為」,比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不公義暴力,和為他們利益背書的議會暴力,以及警察以傷害人為目的的執法行動,如對著示威者的眼睛噴胡椒噴霧,抬走示威者故意大力扭曲示威者的手背,在警車內打人,那一種才是有預謀和殺傷力巨大的暴力。

灰記不是甚麼「勇武」主義的擁護者,只是希望對「六二七」忽然有很大反應的朋友,思考一下「暴力」的問題。「肢體暴力」是主流傳媒最喜歡誇大的一部分,因為畫面夠刺激,而論述通常有意無意令觀眾、讀者聯想推撞者為「暴民」。而實際上這些「肢體暴力」只是整個暴力制度的一小部分,最大部分是梁振英政權亂推政策的暴力,警方濫權濫捕的暴力,當然最重要還有中共幕後操控的暴力。那本白皮書的暴力更不用說了。

「六二七」除了惹人憤怒的議會暴力,也有法律界靜默遊行,抗議中共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粗暴干預香港一制,踐踏白香港法治的暴力。灰記當然同意法治是香港最珍貴的傳統之一,必須捍衛。而「民主、法治、人權、自由」不能切割,亦已屬老生常談。

不過,灰記在想,這千多名律師和司法界人員中,不少是服務財團和有錢人,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會因為白皮書的「君臨」,反思香港由殖民時期已深植制度內,向財團有錢人傾斜的制度不公。很多庶民的口頭禪如「呢個世界邊有公平,講法律都係有錢人玩意」,「犬儒」地道出「資產階級法治」為有錢人服務的「盲點」,彰顯公義的巨大局限性。

不過,一天香港的法治未完全被大陸「三權合作」壓平,還是要爭取「彰顯公義」。以「六二七」的議會鬧劇為例,最樂觀估計,泛民議員司法覆核,有律師義務替泛民打官司,法庭宣布因為當晚泛民議員沒機會投票,財委會須再表決這項撥款申請。當然,再表決也會通過,但如果有數以萬計市民身體力行到立法會關注這一議題,中共和港府便要衡量又一次與巨大民意作對的後果。

回到「六二七」的晚上,現場部分人的「噪動」,也許反映一部分香港人對過去一套政治/社會運動的操作方式的不滿,認為要有更直接更激烈的行動。而當晚其中一位台上發這人周諾恒已作出了回應,他的回應相信亦代表不少非「溫和泛民」,非「和理非非」的市民的心聲。

老實說,作為一個自命思想進步,在網上「慷慨」發聲的人,灰記對終於要面對被抓進警署,接受警員可能不友善,甚至可能暴力相向的拘捕程序,仍然未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而擺在面前,梁振英政府的濫權濫捕政策,就是要阻嚇灰記這類惜身守法市民,而這類市民始終佔大多數。

觀乎最近反東北規劃,警方越來越離譜的執法,連並沒有衝擊警方「防線」的示威者也遭受粗暴對待,令灰記思考更多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如果像灰記這類市民,越來越多人果能跨過心理關口,在往後的抗爭中,「適當時機」堅持示威靜坐,等待清場,等待被捕,會否是突破這個利用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中共另起爐灶的臨時立法會endorse的公安惡法,由中共推梁振英上台後樂此不疲的「威權法治」框框的開始?

當被捕已經成為示威者的「家常便飯」,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甚至數以萬計市民都曾經被抓進警署,市民的恐懼消失,警方的濫權濫捕的做法便有可能崩潰,便能打開一切「反倒退」也好,改革也好的可能性。

而戴耀廷等所講的「和平佔中」,如果能堅決的實行,其實也就是那麼一回事。而這的確是很多不忍「香港變得陌生」的人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至於一些「勇武」人士要暴力抗爭,首先灰記懷疑這些是口號多於一切,亦容易被警方製造「抹黑」藉口。

灰記只是在想,韓國要經過幾十年的抗爭,才形成如韓農般的勇武抗爭傳統。香港曾經發生過對警權的最大挑戰就是「六七暴動」/「反英抗暴」,撇除中英在幕後的角力,以及中共在港地下黨領導的盲動,撇除中共「文革」的黑暗統治,撇除左派往後擺放真假炸彈的不得民心舉動,的確有很多左派群眾一腔熱誠,不惜犧牲自己的前途,反抗港英當局的高壓統治,有人被打死打傷,有更多人被捕判刑。

當年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傳統左派,面對港英的強硬政策,「以暴易暴」都尚且慘淡收場,習慣了自由散慢和惜身的香港人,今日面對強硬的梁振英政府,要忽然「勇武,願意「以暴易暴」,有點難以想像。當然,果真有人身體力行,願意犧性自己,不惜與警方浴血,灰記會肅然起敬,不會把他當成暴徒。而這種真「勇士」可能「喚醒」更多人也未定。

總之「暴力」好,非「暴力」好,抗爭似乎已逐漸成為不少人的共識,下一步就是衡量自己能付出何種代價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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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香港人

「六二零」立法會財委會,建制欲快刀斷亂麻通過東北前期撥款未能得逞,新界東北村民及反東北規劃的市民,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不過,六二七又是另一個難關,暫時看不到有甚麼會令政府撤回申請,也看不到有甚麼會令建制派停止當保皇舉手機器,當日依然會強行通過撥款。
建制派夠票就郁的霸道作風為何再受挫折?泛民議員這次比較認真做會議員應有的本份?吳亮星太過不濟事?政府避免觸發更多人公投的援兵之計?

但無論如何,能真正令政府和建制派有所顧忌,泛民不敢開小差的方法,唯有「六廿七」更多更多市民到立法會反對撥款。到目前為止,到立會反東北前期撥款的市民,高峰有三數千人。經過領匯上市趕絕小市民生計;高鐵嚴重超支外,毀人家園又效益成疑;一個又一個市區重建局毀滅舊區的豪宅項目,種種只惠及上層的擾民基建和規劃,似乎多了市民關注基建規劃無道的問題,但在主流傳媒為政府和財團護航下,要扭轉「發展是硬道理」的想法,仍困難重重。

正如反東北規劃其中一位組織卓佳佳所言,沒有意識的轉變,即使有全面普選的議會,也可能會選出通過新界東北撥款的議員,「想大家將中環價值,發展主義放低少少」。若香港人只?眼於代議政制如何產生,沒對自己生活模式作出反省,最後也恐怕只會由少數人的暴力,變成多數人的暴力。(蘋果日報6月21日)

不過,擺在眼前,無論反對盲目發展主義,還是撐普選,公民抗爭都面臨「國家機器」的粗暴對待。短短兩、三個星期,就有幾十名反東北示威者被捕。這些拘捕/政治檢控明顯是阻嚇市民參與反東北集會的手法,未來亦會用來對付佔中及其他捍衛公義及庶民權益的活動。總之要阻撓官商新舊利益集團「搵快錢」,要「顛覆」現存向財團富人傾斜的政經秩序,時間愈來愈緊迫,風險也愈來愈高。

正如其中一個中共代言人,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所言,朋友初初見面梗係客客氣氣,由後過渡期及政權移交初期較寬鬆氣氛有顯著的不同,中共和愈來愈聽命中共的特區政府,不再”客客氣氣”,未來管治更強硬粗暴,抗爭者應不再存任何幻想。

灰記趁「六二零」晚上立法會「西線無戰事」,看了剛上演的韓國電影《逆權大狀》。電影以韓國已故總統盧武鉉未從政前的故事作藍本,講上世紀八十年代全斗煥軍事獨裁時,一個只顧賺錢的事務律師,偶而被委託替牽涉「國家安全」罪的學生辯護,從而政治覺醒,並為此付出坐牢的代價。雖然只是政治包裝的韓國主流電影,賣弄煽情的個人英雄主義,多於探究獨裁體制的形成與崩解,但在此時此刻的香港觀看此片,卻仍別有一番「感觸」。

電影中那些以「國家安全」為藉口的白色恐怖情節,例如不需法庭手令的秘密逮捕,嚴刑迫供所作的供詞可隨意入罪,看甚麼書可以隨意被牽扯到有政治思想問題,如信仰共產主義,因而被判定必有叛逆行為等,令灰記思前想後,覺得香港人是否始終要面對以「國家安全」之名的恐怖統治?

香港人雖然暫時未需要面對肉體折磨(其實六月十四日凌晨警員在警車內毆打反東北示威者是否已發出警號?),但集會自由已公然被收窄,不能在立法會示威區集會,參與和平示威隨時被拘捕。香港人以投票方式表達對政治權利,對普選的渴求,以及對中共踐踏香港自治的不滿和憤怒,本應完全是行使基本權利,卻被大陸官媒、前官員以及香港建制代言人和幫閒連珠發砲,抨為不合法,要打壓。而「勾結外國勢力」及「威脅主權」好像永遠的魔咒。

對電影白色恐怖的情節特別「上心」,是中國現在仍然以「國家安全」為由,做著三十年前韓國軍事獨裁政權做過的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全世界的獨裁政權,不管共產還是反共政權, 都喜歡以「國家安全」之名,行恐怖統治之實。)而八九六四的屠殺,香港人隔著深圳河亦飽受震撼,一旦國安法(廿三條)在香港制訂,那些白色恐怖的情節便變得不很遙遠,問題只是程度的差異。

電影並沒有探討韓國民主轉型的得失,但有一定年紀者如灰記,一定會聯想光州屠殺事件及韓國人艱苦卓絕的反獨裁爭民主運動。三十年過去,韓國由高壓獨裁統治,轉型至民主政治,雖然仍經常鬧出官商貪瀆的大醜聞,經濟民主化仍有待努力,但人民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寛鬆環境,卻是韓國人民透過血的代價爭取回來的堅實。|

而香港卻至今依然徊徘在民主不前,人權自由萎縮的十字路口。

八十年代香港人「幸運」免於如韓國人般受軍事獨裁、白色恐怖之苦,因為英國於七十年代開始調整治港政策,政治環境愈來愈寛鬆,加上廉政及基本福利建設,香港人不需要付出甚麼代價便享有言論自由,所欠的是政治權利。而港人的政治權利就是在主權「君臨」的「壓抑」下,跌跌盪盪。

香港人的政治前途,在主權的「壓境」下,八十年代開始由中英代辦,香港人無從亦無太大意識爭取政治權利,「民主回歸」已是最大的政治口號。而一些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努力,都被中英的政治角力所扺銷。香港人從來都不能像韓國人一樣,發展出自己的政治議程。

數十年來,香港人習慣了掛在口邊,「香港無民主,但有自由」,這也是港英殖民政府長期灌輸的一種apolitical的意識。而這種「政治無意識」,亦是中共希望繼續塑造的一種「香港意識」,即香港是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

而這種政治權利,或政治議程的缺失,隨著「回歸」一個人民的政治權利長期被剝奪利的極權宗主國,其弊端逐漸浮現,不但解決不了經濟不公的問題,八、九十年代逐漸習以為常的自由與法治,九七後亦因為缺乏政治權利的保障而慢慢褪色,近兩年倒退得更快。而當中共不再客客氣氣,以白皮書形式指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理所當然,而是北京的恩賜,隨時可以收回,香港人政治權利缺失的弊端盡露。

如果説,三十年前香港人被中英兩國以「花言巧語」出賣了政治前途,香港人沒有負隅頑抗,今日要奪回自己的政治前途,百倍艱難,無論爭取真正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還是另起爐灶都是。

而如果說《逆權大狀》有甚麼relevence,就是香港人不能再「沉醉」於政治天真與無知,以為不需要付出甚麼代價,便可以等運到。

「六二二」民間公投人數遠超預期,但這只是沒有甚麼風險代價的表態,只是建立香港人政治議程的一個開始,如果沒有心理準備付出更大的代價,令人振奮的公投人數只是一堆虛無的數字。

 

 

613,黑色星期五

梁振英兩年前「競選」特首時,被垂敗(遭中共放棄)的唐英年指,曾於零三年港人群起反對訂立廿三條「國安法」時,在行會講過要出動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今日「貴為」特首的他終於一償所願,六月十三日晚,在立法會外示威反新界東北前期撥款的千名市民,「見證」那些穿著防暴裝備的警員的舉動。

女子被迫六月十三日晚,立法會外的確曾經出現過一陣混亂。大約八時許九時,當那個為求快刀斬亂麻,完全漠視議會程序和規則,卻又無能兼有利益衝突的吳亮星,濫權不讓議員提問,只限一分鐘時間提修訂不止,還忽然宣布「剪布」,當時在場市民嘩然,有示威者拉開重重阻隔立法會公眾入口的鐵馬,希望衝入已鎖上大門的立法會。然後就是主流傳媒不斷報導的衝擊和暴力。

傳媒只集中「衝擊」場面,其實現場大致平靜

傳媒只集中「衝擊」場面,其實現場大致平靜

這歴時約半小時的混亂,有多名示威者被胡椒噴霧噴中。其間有一名女子被數名防暴警察迫至鐵馬旁,不知她有否被拘捕;亦有一、兩名示威者被大批警察追迫,最後被抬走。而混亂中,有市民在示威區的物資處暈倒,當時負責「嗌咪」的人,呼籲市民手牽手然後擴大圈子,讓暈倒者有足夠空氣,及讓大會的護士入內急救。

然後「嗌咪」者再喊道,麻煩幾名男士不要阻礙救人,如果你們是警員,請掛上委任證,然後協助call白車,如果不是警員,請離開。原來這幾名後來證實是便衣探員的男子,據報曾大聲講粗口企圖衝入圈內,製造事端。後來在「嗌咪」者及市民據理力爭下,他們才不得不掛上委任證﹐及聯絡救護者。因此也不排除便衣當「臥底」,煽動群眾衝擊立法會大樓。有目擊者說,有疑似警方臥底高叫用鐵馬撞爛佢,「被其他示威者喝停趕走,該名人士矢口否認是警員。,更反問示威者『你玩就得,其他人玩就唔得呀?』」而警方派便衣混入示威人群搞事,以製造拘捕和鎮壓藉口,亦是全世界警方的慣技。

然後消息傳來,由於吳亮星做法太過份,數名泛民議員衝上前與他理論,在群情汹湧下,吳亮星宣布休會。在場示威者一陣歡呼聲之後, 現場亦回復平靜,大批市民依然不願離開。大會負責「嗌咪」者亦宣布,會繼續和平集會,直至撤回東北方案為止。

不過,此時警方便如臨大敵,更多警員增援。然後「嗌咪」者向在場人士說,警方將會清場並拘捕留守者,大家衡量所能承受的風險,若此刻不想被拘捕,可以慢慢散去,以後再參與聲援行動。決定留下的,大家手牽手坐在一起。當時幾名立法會議員陳偉業、郭家麒、李卓人、梁耀忠、張超雄,走到人群中,其中「大舊」陳偉業指警方無權在立法會執法,除非立法會秘書處/保安部報警。其後他證實立法會已報警。

在場一名警官不斷警告這是非法集會,警方有理由相信很有可能破壞社會安寧,要求在場人士散去後,警方清場已成定局。當更多警察佈防後,留在示威區的市民大約有三百人,其餘的在外圍觀望或散去。

深夜,張超雄和梁耀忠前後發言,強調三百市民在立法會示威區和平靜坐,沒有破壞社會安寧,沒有清場必要,他們可以作證,靜坐者沒有半點過激行為,完全是和平集會,如果有衝擊的行為,都是剛才的事,警方剛才已處理,現在沒有人想衝擊。又說,立法會示威區是供市民示威的地方,請警方和平散去等。

然後好像是梁耀忠說,我們今晚就留在這裡,你們也要拘捕我們,如果連立法會議員也拘捕,你們便要向公眾解釋,為何要在立法會拘捕立法會議員。

警察1當然鐵定心腸要清場的警方,是不會聽兩位議員的說話。至於如果所有泛民議員都走來捍衛人民在議會外的示威權,情況會否不一樣?很難說,但至少有一定阻嚇作用。正如如果不是大部分泛民議員放軟手腳,不參與財委會辯論,任由吳亮星胡作非為,事態發展也許會有所不同。而立法會淪為警察半監管區,又一「三權合作」的標誌,一些擔任立法會行管會成員的泛民議員防民甚於防洪水的心態,也要付上一定責任。

灰記在此要將一下泛民第一大黨民主黨,以至公民黨的軍,就是你輕率地放棄「拉布」/窮追猛打審議權,這個少數派議員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十分重要的抗爭武器,才讓立法會變成快刀斬亂麻的舉手機器。梁振英上台後,立法會越來越輕視程序公義,在建制派把持下,政府的法案例必通過下,議員審議法案越來越水過鴨背。

這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要動用千億公帑,多過建高鐵,所收400公頃土地中只有6%(34公頃)土地用來興建公屋,然後54公頃用來建低密度豪宅,其餘大部分土地作基建配套等大白象工程,搞梁振英的「中港融合」大計,趕走那些無權無勢的村民和老人院長者,是極其不公義的。

試想想,34公頃土地等於五分一個粉嶺高爾夫球場,政府在新界隨便都可以找到34公頃空置土地建公屋,絕對無必要毀人家園。政府這樣做,是非常暴力,議會這樣沒頭沒腦(其實也不是沒頭沒腦,而是為地產商、承建商等製造一塊大肥肉)的通過法案,也是極其暴力。而這些是殺人不見血的暴力。(要更詳細了解東北抗爭的前因後果,可參看朱凱迧寫的「東北613行動的前因後果」,刊於《明報》周日話題)

有高鐵大白象欺騙公眾的前科,兼且負責推東北規劃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有囤地自肥( 或益親友)之嫌,現在東北規劃在幾萬反對意見書下,城規會仍未審議,政府便霸王硬上弓,申請前期撥款,圖製造既定事實。泛民議員如果是認真的話,應該據理力爭,全力揭露當中的荒謬,「拉布」也在所不惜,但結果永遠都是小貓三幾隻發言。六月十三晚立法會外出現衝擊場面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第二日馬上和應建制和主流傳媒大合唱,譴責暴力。雖然她同時指政府是始作俑者,還說希望政府撒回方案,但這些表態缺乏誠意,完全是政客的套話。如果她和她的政黨真的認為東北村民受到不公不義對待,如果她和她的政黨真的認為是在為民請命,就應該配合立法會外的村民,用盡議會內種種抗爭手段迫令政府撤回方案,雖然明知機會渺茫,但民主黨有否盡過力呢?

再說暴力,即使有個別示威者行動比較激烈,凌晨警方的暴力清場又如何?那些坐著等待清場的示威者,如果不是絕大部分,也有很多沒參與衝擊立法會大門,但他們遭受警方極粗暴的對待,有人甚至在警車內被打,被吐口水。當然這些都會永遠成為懸案,警察在警車內關燈打人,受襲者看不到施襲者,即口同鼻拗。因此曾偉雄可以大聲說有投訴會「秉公辦理」。

無論如何警方的暴力遠遠超過示威者的暴力,劉慧卿、湯家驊等「溫和」泛民又怎樣看呢?

說起街頭抗爭,劉慧卿應該也記得自己於1996年12月曾經睡在馬路上,抗議四百人小圈子選特首,然後被警方抬走,還扣留於灣仔警署。六月十三晚大部分示威者是坐在立法會示威區,然後被警員抬走。當日警員抬走劉議員時,還是相當體貼,今日警察抬走示威者時,已經不會再對示威者「仁慈」。

這種轉變,亦是習近平所「欽點」的梁振英緊跟習近平強硬路線的必然結果。現在不論政府、建制派主導的立法會,以至警察等的暴力國家機器(下一個會否是「愛國治港者」的法庭?)都把敢於表達反對意見,付諸行動抗爭的市民看成敵人,把敢於為民請命,議會內外抗爭的議員視為麻煩製造者,立法會會不惜一切盡快通過一些「禍國殃民」的議案,如有反抗,鎮壓的手段則只會越來越強硬粗暴。

六月十日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然後六月十三日防暴裝備警察出現是一個象徵,標誌這個政府不惜回到殖民高壓時代的警察社會,遊行示威動輒得咎,政治檢控將無日無之,目的讓人恐懼、退縮。

據聞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暴力」事件,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秘書陳維安「施壓」,要求立法會行管加強立法會大樓的保安措施,防止六月二十日財委會重開會議時再受示威者「衝擊」。(蘋果日報 6月15日)

立法會會內差佬問題是這個政府毀人家園在先,立法會在功能組別把持下的不公義和議會暴力助紂為虐,怎叫受影響的村民及支援者心平氣和?現在立法會在主席和秘書處「識做」下,已經實際被警方接管,林鄭還要假惺惺要求立法會加強保安,實在太矯情了吧!

六月十三日晚至十四日凌晨如臨大敵的清場,明眼人一看也知道是警方借機的「防暴」演習,這當然和佔中有關,但也是一種趨勢。與其說香港變了,不如說香港正在急速倒退。香港政治仍然以維護上層利益為主,由於有新的掠奪者(中資權貴及二線本地財團)加入,對小市民的盤剝會更急速而赤祼,東北發展就是一例。換言之 ,這是殖民統治加入了大陸的「無法無天」元素。而對付抗爭者的手法,則回復殖民高壓時期的手段,或逐步與大陸的高壓貼近(兩者當然沒有必然矛盾)。

六月十三日是黑色星期五,前景確是一點也不樂觀。但灰記還是那一句,堅持一個較公義平等的香港人,還有退路嗎?

公民抗命白皮書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忽然於六月十日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明白白的說中央政府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有權向特首發出指示,對香港制訂的法律有監瞖權。人大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包括特首和立法會選舉方法。法官是「治港者」的一部分,所以必須是「愛國者」,審案時要識做。北京有權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等等。

北京對香港有管治權這些說話,近年從京官及北京代理人口中都聽過不少,不過,有系統地以白紙黑字寫出來,以政府報告形式出現則相信屬第一次,故效果相當「震撼」。不少人「驚覺」原來「一國」可以任意凌駕香港這一制,《基本法》的保護傘作用原來如此脆弱。所謂「回歸」只換一支旗,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謊言。

前一天,身兼全國政協常委的九倉主席吳光正在股東大會後的記者會忽然大談政治。此舉相信是香港的財團富豪接受中共的號召「發聲」,為中共的鳥籠政制護航,說護航也未必準確,因為這些生意人實際上是現存不民主政制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很樂意要港人接受有篩選的假普選。

有趣的是 ,吳光正還對五十年不變作出新「註腳」。他說五十年不變並非只是馬照跑,舞照跳,而是政治權利也不變,還質問港人,港英時香港人有否政治權力,完全漠視《基本法》規定的邁向雙普選的條文。他「語重心長」的告訴,或曰警告香港人,「香港50年不變,𠵱家已過咗16年,仲有34年,唔係好多,好自為之!」想不到第二天,中國國務院實際上已宣布沒有50年不變這回事。

當然,作為相信有權主宰自己命運的香港人,也不會buy五十年不變,但改變應屬香港人的內部事務,包括爭取真正的雙普選,包括爭取一個比較公平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減少貧富不公。只可惜香港人這些樸素的訴求,被認定搞事,甚至扯上外部勢力,中共及香港建制誓要全面打壓。

例如早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接受訪問,對香港佔中運動指指點點,說甚麼佔領中環危害香港法治,有人圖謀奪取香港的管治權,中央不會容許香港變成顛覆基地,有必要時會作出干預云云,都是企圖恐嚇一下一些膽小的香港人,疏離一些怕事的香港人的大合唱。

周南曾經代表中方參與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八九民運被中共血腥鎮壓後,當時表現同情北京學生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因害怕被嚴厲整治,出走美國。中共派周南接任分社社長,整頓當時同情大陸民運的本地左派陣營,標誌中共對港政策的轉趨強硬。周南就是其中一個強硬派京官,在後過渡期與末代港督肥彭角力。

「六四」之後,香港人對中共政權有很大抗拒。雖然很多人明知肥彭來搞局,明知他提出的是短命的民主改革,亦明知英國人違背了與中國秘密達成的過渡安排協議,但肥彭提出的政改方案,讓更多香港人能參與香港事務,令代表較多市民的民主派在立法局有合乎比例的議席,嚮往民主的香港人沒道理不收貨。其實當時劉慧卿提出全面普選立法局,只差一票便通過,倘通過,九七前的香港民主之春可能更精采。十七年後,劉慧卿已無當年之勇,對普選態度轉趨「務實」。

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其實就是希望可以抗衡一下家長式專制的跋扈,無論「九七」前或後。是否外國陰謀,香港人會很理性務實地看。如果可令香港人當家作主,參與監督和管理的權利大增,管它是否外國陰謀,一概歡迎,例如九五年的肥彭政改方案。如果令香港人的自由空間萎縮,管它是為了「民族大義」,例如零三年的廿三條立法,一於反對。

事實上,香港百多年來由英國統治,中共四九年奪取大陸政權後,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香港不成為中外政治勢力,以至間諜活動中心才怪。但九七後外國勢力撤退,識時務而向中共獻媚者大增,中共憑藉宗主國的方便,加上經濟實力大增,要影響滲透香港比以往前所未有的容易和方便。而灰記懷疑,殖民地的風光不再,心甘情願當不光采「外國走狗」的人還剩多少?此消彼長之下,九七後外國勢力在香港的影響力究竟有幾大?正如熟悉中共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中共發表白皮書之後說,外國勢力干預是中共的心魔,實情今時今日現實未必如此。

至於把香港人一些「現代化」/自由化的思維亦看成外國勢力滲透,香港人只能說一聲唔好意思,鬼叫你中共49年唔收番香港,俾英國佬「培養」出一班喜愛外國事物的香港人(其實,香港人保留相當多華人傳統,這些傳統當然有好有壞、但中共激進地毀滅所有中國傳統文化,卻從沒深刻反省),而家你一廂情願地要求香港人識做,當你中共心目中的「愛國者」,即聽話的順民,實在難為了港人。

問題依然是,除了船堅砲利,近現代西方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潮,即所謂軟實力,席捲全世界,是資本主義到處擴張的發展邏輯。這些思潮,包括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潮一併影響世界。中共原本是透過蘇聯接受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起初的共產黨員都是城市知識分子和工人,後來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村本土派」逐漸取得黨內主導權。但即使如此,毛澤東也因為要依靠蘇聯的支援,不得不聽命,至少是選擇性聽命斯大林,反映資本主義/現代化及由此衍生的反資本主義/現代化,對全世界「落後地區」的影響。

中共至少在六十年代與蘇聯鬧翻之前,不會視蘇聯是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外部勢力吧。五十年代中國人稱蘇共獨裁者斯大林為爺爺,蘇聯援華專家享有無上特權,中共都不視為「喪權辱國」。

換言之,是「邪惡」的外國勢力,還是「兄弟國」的友誼之手,只是壟斷政權者的壟斷話語。中共今天因為香港人要爭取真普選而提出佔中,不同官階的官僚,退休的,未退休的,以至大大小小的建制「精英」,工商大賈,都爭相出來惡言相向,一言以蔽,是不喜歡,或害怕挑戰壟斷權力,外國勢力是否真的存在,都只是藉口吧了。

至於顛覆基地,這是香港的光榮傳統,當年如果沒有這塊清廷魔爪不能伸到的地方,孫中山那群革命黨人可能很快被抓去殺頭。當年中共搞革命,不知多少共產黨人利用香港作逃避國民黨追捕的haven。現在,香港仍能進行一些大陸禁止的活動,例如組黨結社,每年的六四悼念活動,一些在大陸禁制的言論仍可在香港發表等。這是香港最珍貴的傳統,豈容隨便抹黑。

其實,在一些先進民主社會,「顛覆」/「叛國」等罪名越來越被人詬病,有些國家在人民壓力下進行法律改革。譬如顛覆政權一早已經不是甚麼罪,因為每次選舉都有可能和平顛覆政權,即執政黨倒台,這是人民抉擇的結果。至於「叛國」,一般平民百姓何德何能「叛國」,口頭上說「叛逆」說話絕對是法律所容許。

香港人要公民抗命,爭取公民提名/反對有篩選的假普選,即使觸犯法例,也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由法庭去處理,但卻被周南說成外國勢力要奪取管治權的陰謀,「這個佔中口號的提出,就是不合法的,就是危害香港這個法治社會的。這就說明了,香港的這些內部和外部的反華力量,其中的一部份人,是圖謀篡奪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這是不能被容許的。」而白皮書更公然要求法庭體會「國家利益」去判案,只能說明這是中共政權的反人民反歷史潮流之冥頑不靈。

事情發展到今天,香港人應該有充足的心理準備,大家將要近距離面對一個獨裁的黨國政權,任何獨裁者對自由的保證都是假的,它千方百計要剝奪人民的自由才是真的。正如在香港當訪問學者的大陸學者滕彪,不惜冒回去被秋後算帳,家人被牽連風險,在維園六四晚會所言︰

「我必須告訴全世界:

25年過去了,但屠殺並沒有在1989年結束。以運動的名義,以法律的名義,以維穩的名義,以國家統一的名義,殺人從來沒有停止過。
隻身當坦克的王維林被人間蒸發了。更多的「王維林」被判處死刑。從被槍斃的所謂六四暴徒,到莫名其妙死於勞教所、看守所、監獄和各種黑監獄的訪民和囚徒,從翻越雪山的藏族逃亡者、和平抗議的維族婦女、法輪功修煉者,到拒絕強拆的公民、抗議污染的市民、拒絕強制墮胎的孕婦,從孫志剛、力虹、李旺陽,到夏俊峰、曹順利、果秀洛桑。

鎮壓也從來沒有停止。六四政治犯苗德順已經被關押25年,他經常被毒打、關禁閉,至今還在監獄服刑。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1989年的苦難。每一天都有爭取自由的人們失去自由。從王丹、陳子明,到高智晟、劉曉波,從秦永敏、劉賢斌到伊力哈木、許志永。

從去年3月到現在,被捕的人權捍衛者已經超過300人。中共壓制民間社會,已經從穩控模式升級到清洗模式。他們抓記者,然後抓替記者而呼籲的記者,然後為抓替記者而辯護的律師,然後再抓為記者辯護的律師的辯護律師。但是就像香港人喊出的口號一樣:You can’t kill us all。 『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就像李旺陽生前所說:『就算砍頭也絕不回頭』!

對遺忘的反抗沒有停止,對壓迫的反抗也從來沒有停止。在殘酷的鎮壓之下,公民維權運動發展起來了。維權律師,公民記者,獨立作家,街頭活動家,站起來的人越來越多了。就像參加完今晚的燭光晚會之後就要趕回大陸的中國人一樣,向你們致敬!

因為我不斷推動維權運動,不斷發表反動文章,十多年來,被停課,被吊銷律師執照,被軟禁,被綁架,被關押,在被關押期間,秘密警察們氣急敗壞地罵我、打我,但我絕不後悔,也絕不後退!

因為退無可退。」

而他提醒香港人也是退無可退︰

「……沒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香港人絕對不會有真正的普選。香港的新聞自由、宗教自由和各種自由也會被慢慢地滲透。
我們必須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我們也期待有一天,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
就像1989年我們所做的那樣!

那一年發生了兩件事—和平的八九民主運動和慘絕人寰的『六四』屠殺。
再來一次八九!但絕不要再來一次『六四』!」

因此,心還未死的香港人,六月廿二日公民投票的意義變得更重大,就是向白皮書說不,向撕破臉皮的獨裁者說,你嚇不倒我們。這樣做暫時沒有半點風險,這樣做,也是對大陸願意冒險維權,爭取民主的人的鼓舞。心還未死的香港人,前面的難關重重,風險也越來越大,但還有退路嗎?

以「國家安全」之名的困局

一國兩制走到這一步,普選好像走到死胡同。中共以「國家安全」為名,要求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但香港人知道黨國獨裁體制下「愛國」是甚麼一回事。但是否「愛國愛港」依然是中共「動之以情」的話語,那些中共說客可能會對有份影響政制討論的人說,中央之所以插手香港行政長官提名程序,就是擔心有一個聽命美國多於聽命北京的候選人出現,而選民不知袖裏,選出一個美國代理人當特首,將會危害「國家安全」。

而這些話他們不會向香港市民明言,因為他們壓根兒不相信群眾,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他們相信「精英高人一等的智慧」,因此壓根兒不信任真正普及而平等的普選制度,不信任人民的選擇。而這種「精英心態」亦瀰漫香港的專業/管理「精英」,包括一些泛民人士。

其實「國家安全」這個「冠冕堂皇」的名詞,港人應該不會感到陌生。2003年董建華政府不是為了「報効國家」(其實是「報効」拯救過他家族衰敗的航運生意的中共吧了),強行推出23條,即為「國家安全」立法嗎? 如果說「國家安全」天經地義,為何有那麼多香港人反對?那年「七一」超過五十萬的香港人,以悲觀甚至絕望心情出來遊行,表達了自由比「國家安全」重要。

為甚麼如此?道理並不複雜,香港人就是恐懼「國安法」是一條大陸那套專制、野蠻的黨國統治術通往香港的「陳倉暗路」。即在「國家安全」名義下,香港人以往正常不過的與外國人、團體交往的自由,以至批評中共及香港政府的言論自由等都有可能大打折扣。這是很多習慣了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所接受不了。

而香港人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當中國共產黨默認自己不再是「革命」政黨,即取消「反革命」罪之後,便經常以「洩露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的罪名,重判一個又一個提倡政治改革,批評中共獨裁/希望組黨參政論政的異議者及維權人士,以至對中共政權的西藏及新疆「民族政策」有意見的「少數民族」人士。

這些異議者/維權人士和「 少數民族」人士其實只是行使一般民主社會認可,中共所制訂的憲法也名義上保障的言論及結社自由。這些異議者/維權人士和「少數民族」人士通常思想都有自由化的傾向,比較認同西方社會的價值觀,例如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年輕時就寫過中國被殖民三百年也不夠的說話。

思想言論自由的真諦就是任何「大逆不道」的想法也不拘,任何「驚世駭俗」的說話都可以發表。偏偏這個習慣家長式專制的政權,把政權等同國家的政權,就是要限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他們會說,如劉曉波那樣「離經叛道」的說話,一旦充斥中國,會影響人民的思想,令他們不再「愛國」(其實是愛黨),因而會「危害國家安全」(其實是危害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即所謂「亡黨亡國」,所以一定要把這類言論消滅於萌芽狀態。這是全世界獨裁/專制者的統治邏輯,其實相當無賴。

其實不單只政權,國家也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特別仍然高舉「馬列」旗幟的中共政權,對國家的過渡性質應該更有所體會吧?根據馬克思,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壓迫的工具,當年中共與國民黨鬥爭時也是聲稱代表工人及農民階級,即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抗國民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壓迫和統治。而長遠而言,當一個國家絕大部分人都得到解放,都能當家作主,過著自由人的生活,作為統治和壓迫工具的國家便沒有存在價值而消亡。

換言之,仍以四個堅持合理化自己政權的中共,應該知道國家政權不會千秋萬世,解放以工人、農民為主的全人類才是中共要奮鬥的目標。但中共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利用國家政權壟斷大部分的財富和資源,逼迫理應是他們服務的工人和農民,即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走所謂權貴/裙帶資本主義道路,離解放全人類的目標越來越遠。這情況下,中國人實有權質問中共,這個國家值得我們擁護嗎?或者,你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有我認許嗎?

當然,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政治現實依然是槍桿子裏出政權。不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曾經有過政治改革的契機,中國剛擺脫「文革」毛式絕對權力的荒誕,中共亦希望汲取「文革」教訓。那時候中國人再度思考國家的前景、政權與人民的關係。然而,西單民主牆被中共強人鄧小平「用完即棄」,把政敵華國鋒趕落台之後,老鄧便露出獨裁真面目,取締民主牆。而提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魏京生,因為膽敢拆穿老鄧的真面目,被重判入獄十六年。

即使如此,中共黨內也有一些希望改革共產黨,令它多少也要向人民問責的改革派,胡耀邦、趙紫陽就是代表,兩人先後擔任過沒有多大實權的中共總書記,結合一些黨內外的自由知識份子,提出政治改革藍圖。但中共比滿清進步不了多少,這兩立中共版光緒,最終還是要聽命,或曰鬥不過那幾位以鄧小平為首的「革命老人」,即中共版的慈禧,及他們所代表的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先後落台。

胡耀邦被指處理學潮不力和「反自由化」不力,於八七年被中共政治老人們趕下台。然後就是八九年那場影響深遠的民主運動。這場民運就是北京學生藉悼念鬱鬱而終的胡耀邦,表達對政改不前,貪污腐敗嚴重(即官倒)不滿而引起。運動以中共當權派利用軍隊屠殺人民告終,而反對屠殺的趙紫陽,亦是被指處理「動亂」犯了嚴重錯誤而被軟禁終身。下令屠殺的中共強人鄧小平發出一個「令人心寒」的訊息,甚麼都是假的,保住中共政權,保住中共的「紅色血脈」才是真的。

傳聞鄧小平曾說過「殺他二十萬人,保二十年江山」(update:英國國家檔案館後來公開了當年的檔案,鄧小平的說法是「殺200人,保二十年江山」)。鄧的話沒有了毛澤東「核戰爆發,全世界剩下一半人,迎來社會主義」的「革命豪情」,但槍桿子的冷酷無情如出一轍。六四之後,中共連口頭也不再提「社會主義」理想,更赤裸地推行一部分人(即中共黨官、親屬以及與官員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民企老闆為主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跛腿改革,貪腐百倍於六四屠殺前。而狹隘的民族主義,即由滿清時代呼喊到現在「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繼續發揚光大。

當然,今時今日美國重回亞洲,要contain中國這個「資本主義新貴」,並非甚麼秘密。但今天的中美矛盾,涉及一個世界霸權與一個崛起的地區支配力量,欲向世界出發的矛盾。參加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競逐的中國,並非那麼innocent。特別今日習近平這個要代表「紅色血脈」幹一番大事的「太子黨」首腦,不再韜光養晦,要「彰顯」中國國力。所謂「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穿了,就是這個新型大國要回復昔日古老帝國的「光輝」,而帝國好,天朝好,都是霸主心態。鄰國有戒心而令美國有機可乘亦很正常,亦不一定中國的國家利益才最正當。

而資本主義走到廿一世紀的今天,氣候變化、生態災難、貧富差距、糧食危機等,都沒有一個國家可獨善其身。而所謂國家,以至WTO和WORLD BANK等國際貿易和資本組織,往往最著力為資產階級/跨國資本効勞。每次資本活動的破壞性惡果,即全球性金融風暴/海嘯,始作俑者的資產階級/跨國資本都不會受懲罰,往往有公帑托市或注資企業而得救,受苦受影響的無一例外是各國的普羅市民。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狹隘的國族主義對普羅市民毫無意義,很多時是統治者的愚民工具。

或許,有人會說,不管怎樣,一個聽命美國多於聽命北京的特首對中共而言依然是真實的憂慮。但灰記會回答,真實憂慮又如何,「聽命美國」好,「聽命北京」好,都只是香港建制/「精英」/管理階層的爭權遊戲,不會根本改變香港現存的政經秩序,依然是官商勾結/合謀,資本尋租,外判責任,破壞庶民經濟,加劇貧富差距的操作。

而學民思潮等香港新一代及一些左翼和民間政團,提出公民提名,甚至不惜以公民抗民方式爭取,亦是因為看穿「泛民與中央談判」的局限,就是泛民「溫和派」為了推舉一個中共可接受的候選人而百般遷就,在門檻高低討價還價,到頭來都是這個權貴代表vs那個權貴代表,並非真正民主改革。

或許有人又會說,香港事小,國家安全事大。但灰記要提醒他,香港與大陸現在依然有邊界,香港被大陸稱為境外,香港有中國軍隊駐紮,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及滲透能力比九七年前大大增強,外國勢力亦此消彼長。既然九七前,一個聽命於英國的總督,一個中國政府沒有能力干涉的港英政權,一個比現在更對中國hostile的國際環境,中共都尚且不擔心危害國家安全,還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彈丸之地,現在何以中共領導層反而如此缺乏自信?

問題又要回到八九六四。六四槍聲打斷了這個政權與人民理性對話的可能,把這個政權與人民的差距越拉越遠,而生「亡黨亡國」的不安,因而加強專政。八九年香港人義無反顧支援大陸民運,中共把香港定性為顛覆基地,隨後制定的《基本法》比六四前的版本嚴苛得多,普選亦關卡重重。

問題亦是專制/黨國思維的不可解,把自己政權的安危與「國家安全」綑綁,即所謂「亡黨亡國」,把「憂患」來源推給「外國勢力」,因而在自己直接統治的中國大陸繼續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繼續黨禁報禁,繼續不准人民「亂說亂動」,繼續以「國家安全」之名拘捕重判異見人士,在暫未能直接統治的「一國兩制」香港,則繼續加強干預香港的自治,打壓香港人普及而平等的普選願望,只會是不解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