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家安全」之名的困局

一國兩制走到這一步,普選好像走到死胡同。中共以「國家安全」為名,要求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但香港人知道黨國獨裁體制下「愛國」是甚麼一回事。但是否「愛國愛港」依然是中共「動之以情」的話語,那些中共說客可能會對有份影響政制討論的人說,中央之所以插手香港行政長官提名程序,就是擔心有一個聽命美國多於聽命北京的候選人出現,而選民不知袖裏,選出一個美國代理人當特首,將會危害「國家安全」。

而這些話他們不會向香港市民明言,因為他們壓根兒不相信群眾,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他們相信「精英高人一等的智慧」,因此壓根兒不信任真正普及而平等的普選制度,不信任人民的選擇。而這種「精英心態」亦瀰漫香港的專業/管理「精英」,包括一些泛民人士。

其實「國家安全」這個「冠冕堂皇」的名詞,港人應該不會感到陌生。2003年董建華政府不是為了「報効國家」(其實是「報効」拯救過他家族衰敗的航運生意的中共吧了),強行推出23條,即為「國家安全」立法嗎? 如果說「國家安全」天經地義,為何有那麼多香港人反對?那年「七一」超過五十萬的香港人,以悲觀甚至絕望心情出來遊行,表達了自由比「國家安全」重要。

為甚麼如此?道理並不複雜,香港人就是恐懼「國安法」是一條大陸那套專制、野蠻的黨國統治術通往香港的「陳倉暗路」。即在「國家安全」名義下,香港人以往正常不過的與外國人、團體交往的自由,以至批評中共及香港政府的言論自由等都有可能大打折扣。這是很多習慣了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所接受不了。

而香港人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當中國共產黨默認自己不再是「革命」政黨,即取消「反革命」罪之後,便經常以「洩露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的罪名,重判一個又一個提倡政治改革,批評中共獨裁/希望組黨參政論政的異議者及維權人士,以至對中共政權的西藏及新疆「民族政策」有意見的「少數民族」人士。

這些異議者/維權人士和「 少數民族」人士其實只是行使一般民主社會認可,中共所制訂的憲法也名義上保障的言論及結社自由。這些異議者/維權人士和「少數民族」人士通常思想都有自由化的傾向,比較認同西方社會的價值觀,例如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年輕時就寫過中國被殖民三百年也不夠的說話。

思想言論自由的真諦就是任何「大逆不道」的想法也不拘,任何「驚世駭俗」的說話都可以發表。偏偏這個習慣家長式專制的政權,把政權等同國家的政權,就是要限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他們會說,如劉曉波那樣「離經叛道」的說話,一旦充斥中國,會影響人民的思想,令他們不再「愛國」(其實是愛黨),因而會「危害國家安全」(其實是危害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即所謂「亡黨亡國」,所以一定要把這類言論消滅於萌芽狀態。這是全世界獨裁/專制者的統治邏輯,其實相當無賴。

其實不單只政權,國家也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特別仍然高舉「馬列」旗幟的中共政權,對國家的過渡性質應該更有所體會吧?根據馬克思,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壓迫的工具,當年中共與國民黨鬥爭時也是聲稱代表工人及農民階級,即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抗國民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壓迫和統治。而長遠而言,當一個國家絕大部分人都得到解放,都能當家作主,過著自由人的生活,作為統治和壓迫工具的國家便沒有存在價值而消亡。

換言之,仍以四個堅持合理化自己政權的中共,應該知道國家政權不會千秋萬世,解放以工人、農民為主的全人類才是中共要奮鬥的目標。但中共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利用國家政權壟斷大部分的財富和資源,逼迫理應是他們服務的工人和農民,即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走所謂權貴/裙帶資本主義道路,離解放全人類的目標越來越遠。這情況下,中國人實有權質問中共,這個國家值得我們擁護嗎?或者,你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有我認許嗎?

當然,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政治現實依然是槍桿子裏出政權。不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曾經有過政治改革的契機,中國剛擺脫「文革」毛式絕對權力的荒誕,中共亦希望汲取「文革」教訓。那時候中國人再度思考國家的前景、政權與人民的關係。然而,西單民主牆被中共強人鄧小平「用完即棄」,把政敵華國鋒趕落台之後,老鄧便露出獨裁真面目,取締民主牆。而提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魏京生,因為膽敢拆穿老鄧的真面目,被重判入獄十六年。

即使如此,中共黨內也有一些希望改革共產黨,令它多少也要向人民問責的改革派,胡耀邦、趙紫陽就是代表,兩人先後擔任過沒有多大實權的中共總書記,結合一些黨內外的自由知識份子,提出政治改革藍圖。但中共比滿清進步不了多少,這兩立中共版光緒,最終還是要聽命,或曰鬥不過那幾位以鄧小平為首的「革命老人」,即中共版的慈禧,及他們所代表的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先後落台。

胡耀邦被指處理學潮不力和「反自由化」不力,於八七年被中共政治老人們趕下台。然後就是八九年那場影響深遠的民主運動。這場民運就是北京學生藉悼念鬱鬱而終的胡耀邦,表達對政改不前,貪污腐敗嚴重(即官倒)不滿而引起。運動以中共當權派利用軍隊屠殺人民告終,而反對屠殺的趙紫陽,亦是被指處理「動亂」犯了嚴重錯誤而被軟禁終身。下令屠殺的中共強人鄧小平發出一個「令人心寒」的訊息,甚麼都是假的,保住中共政權,保住中共的「紅色血脈」才是真的。

傳聞鄧小平曾說過「殺他二十萬人,保二十年江山」。鄧的話沒有了毛澤東「核戰爆發,全世界剩下一半人,迎來社會主義」的「革命豪情」,但槍桿子的冷酷無情如出一轍。六四之後,中共連口頭也不再提「社會主義」理想,更赤裸地推行一部分人(即中共黨官、親屬以及與官員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民企老闆為主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跛腿改革,貪腐百倍於六四屠殺前。而狹隘的民族主義,即由滿清時代呼喊到現在「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繼續發揚光大。

當然,今時今日美國重回亞洲,要contain中國這個「資本主義新貴」,並非甚麼秘密。但今天的中美矛盾,涉及一個世界霸權與一個崛起的地區支配力量,欲向世界出發的矛盾。參加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競逐的中國,並非那麼innocent。特別今日習近平這個要代表「紅色血脈」幹一番大事的「太子黨」首腦,不再韜光養晦,要「彰顯」中國國力。所謂「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穿了,就是這個新型大國要回復昔日古老帝國的「光輝」,而帝國好,天朝好,都是霸主心態。鄰國有戒心而令美國有機可乘亦很正常,亦不一定中國的國家利益才最正當。

而資本主義走到廿一世紀的今天,氣候變化、生態災難、貧富差距、糧食危機等,都沒有一個國家可獨善其身。而所謂國家,以至WTO和WORLD BANK等國際貿易和資本組織,往往最著力為資產階級/跨國資本効勞。每次資本活動的破壞性惡果,即全球性金融風暴/海嘯,始作俑者的資產階級/跨國資本都不會受懲罰,往往有公帑托市或注資企業而得救,受苦受影響的無一例外是各國的普羅市民。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狹隘的國族主義對普羅市民毫無意義,很多時是統治者的愚民工具。

或許,有人會說,不管怎樣,一個聽命美國多於聽命北京的特首對中共而言依然是真實的憂慮。但灰記會回答,真實憂慮又如何,「聽命美國」好,「聽命北京」好,都只是香港建制/「精英」/管理階層的爭權遊戲,不會根本改變香港現存的政經秩序,依然是官商勾結/合謀,資本尋租,外判責任,破壞庶民經濟,加劇貧富差距的操作。

而學民思潮等香港新一代及一些左翼和民間政團,提出公民提名,甚至不惜以公民抗民方式爭取,亦是因為看穿「泛民與中央談判」的局限,就是泛民「溫和派」為了推舉一個中共可接受的候選人而百般遷就,在門檻高低討價還價,到頭來都是這個權貴代表vs那個權貴代表,並非真正民主改革。

或許有人又會說,香港事小,國家安全事大。但灰記要提醒他,香港與大陸現在依然有邊界,香港被大陸稱為境外,香港有中國軍隊駐紮,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及滲透能力比九七年前大大增強,外國勢力亦此消彼長。既然九七前,一個聽命於英國的總督,一個中國政府沒有能力干涉的港英政權,一個比現在更對中國hostile的國際環境,中共都尚且不擔心危害國家安全,還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彈丸之地,現在何以中共領導層反而如此缺乏自信?

問題又要回到八九六四。六四槍聲打斷了這個政權與人民理性對話的可能,把這個政權與人民的差距越拉越遠,而生「亡黨亡國」的不安,因而加強專政。八九年香港人義無反顧支援大陸民運,中共把香港定性為顛覆基地,隨後制定的《基本法》比六四前的版本嚴苛得多,普選亦關卡重重。

問題亦是專制/黨國思維的不可解,把自己政權的安危與「國家安全」綑綁,即所謂「亡黨亡國」,把「憂患」來源推給「外國勢力」,因而在自己直接統治的中國大陸繼續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繼續黨禁報禁,繼續不准人民「亂說亂動」,繼續以「國家安全」之名拘捕重判異見人士,在暫未能直接統治的「一國兩制」香港,則繼續加強干預香港的自治,打壓香港人普及而平等的普選願望,只會是不解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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