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未雪」現象

港鐵漠視誤闖軌道唐狗的安危，在唐狗未獲救回月台前讓火車駛過軌道，結果唐狗被輾斃，唐狗死後由愛護動物人士改名「未雪」，有沉寃待雪之意。此事由於有人拍攝到當時情況，放上facebook，引起不少網民的不滿，認為港鐵救「未雪」不力，令牠枉死。

這宗罕有的「人為意外」，引起巨大反響，一些港人把向港鐵抗議的行動提升至「捍衛香港文明」的高度，甚至借題發揮，說香港不能再受大陸人「染污」，必須區隔云云(有朋友在facebook分享在旺角火車站聽到某「本土」團體成員的說話)；亦有評論乘機把港鐵的「差勁處理」打成「香港的沉淪」，即所謂「大陸化」的結果，並把「未雪」的枉死，與港人的「扺抗運動」扯上關係，「狗狗『未雪』事件，象徵文明的香港向非文明的中共國迅速滑落。但香港人不應放棄。五區公投，罷課，佔中，泛民一致投反對票，對未雪的回響香港人須表現出我們『未甘心』，未甘心成為待輾斃的狗狗。」(《蘋果日報》8月23日蘋論「對未雪的回響是我們未甘心」李怡)。

不知是否因為有人把事件與大陸扯上關係，大陸官媒《環球時報》亦「不甘寂寞」，撰文評比一番，指部分香港人為一只流浪狗少題大作，甚至稱之為「狗萃主義」，「不少媒體在評論此事時，都提到甘地所說的『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他怎樣對待動物』。這是動物保護主義者特别愛引用的一句名言。毫無疑問，如何對待動物，可以反映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但雙方並不是絕對關係。相對而言，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根本要看他怎樣對待人類自身，並不是動物。……

香港長期作為英國殖殖民地，很多觀念深受西方影響，一只流浪狗之死，閙出這麼大動靜，這件事發生在香港可以理解。但同時也要看到，香港社會中也有很多人覺得，這些愛狗人士『小题大做』了。

近年來，動物保護主義的觀念在内地社會大範圍擴散，一些人逐漸走向了一種極端，被譏諷為『狗粉』的群體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意志堅定，為爭取『狗權』不惜和其他人爆發衝突，内地的輿論對現象進行了大量討論，但未有定論。……

必須認識到，動物保護主義涉及文化、文明、宗教、論理、人權、生命、動物權等等種種暫時人類還有找到答案的複雜問題，人類對此的爭議還將會繼續下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體最後尋到的答案一定是不相同的。

可以想見，伴隨著摩擦和爭吵，人類對動物的保護會越來越細緻、規範化。但有一點應該明確，那就是，對動物權的保證必須建立在人類的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基礎之上，否則就是虛偽的。只有人類各方面的生活越充裕，對動物的保護才能越到位。比如香港是發達社會，可以有更多條件包容『狗萃主義』，但在内地，如果『狗萃主義』盛行，它造成的成本和代價將更大。」(《環球時報》「9萬港人抗議流派狗之死，是文明體現嗎？」  評論版編輯撰文)

先不談一些香港人的借題發揮，凡事「中港矛盾」化， 也先不談官謀「誤解」部分港人，包括灰記不滿港鐵管理層的原因，並不是港鐵「意外輾死狗隻」，如果「未雪」是在無人發現的情況誤闖路軌而被輾斃，相信市民不會有如此大的反應。官媒的一些觀點，值得討論一下。

灰記不知為何直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官企及有錢人到處搶購資源及貴價貨的中國，要在世界事務有發言權和影響力，在保護「弱者」權利問題上，其官媒忽然如此謙虛。中國人不是因為生存問題去吃狗肉，去吃熊掌，去生吃馬騮腦及種種野生動物，這點《環球時報》必須搞清楚。不但如此，而且為了「美味可口」，還有濫殺/虐殺動物的惡劣傳統，為了狗肉好吃，殘忍地用棍打死狗兒，為了熊掌好吃，殘忍地要活活生高溫燙牠的四隻掌，為了取熊膽，亦以殘忍的方法飼養，還有生吃馬騮腦的傳統，諸如此類，都與生存權和發展權沒有任何關係。不知官媒怎樣看呢？希望官媒不要訴諸文化及民族差異，這樣即默認中國人特別殘忍，為 了口福甚麼也做得出。

中國之有動物權益倡議者出現，恰恰證明中國有客觀條件進一步「善待」動物。可能動物維權人士面對太惡劣和根深柢固的傳統，他們的為動物權益奔波行為，那怕是要求人們不吃狗肉，不要殺狗，也被視為「極端」也未定。

當然有人(包括官媒)會說，無論西方人和中國人都吃肉，都殺生，講動物權益是否很矛盾，很虛偽？這的確是一大爭議，灰記仍是肉食者，也算是動物被大規模屠宰的幫兇。而且，為了配合「市場需求」、大規模生產，動物被屠宰前要被注射這樣那樣的荷爾蒙，以催谷其生長等，每日每天都有無數動物被殘忍地催谷，屠殺，我們只是眼不見為乾淨。

但正如鼓吹「動物倫理」的台灣著名學者錢永祥所言，大家唯有「推己及人」，無論豬、牛、羊、雞、鴨、鵝……都有感知，都能感受痛楚，第一步盡量減少牠們死亡的痛楚，可以的話，少點吃肉，一步一步來就是。而貓、狗既已成為人類的「伴侶」，不要對牠們施虐，更不要想到去殺害牠們，應是最起碼的文明要求吧！

而無論如何不同的民族，如何不同的文化群體，印度教徒如何膜拜牛，伊斯蘭教徒如何視豬為污穢不堪，不再濫殺/虐殺動物，不再虐待動物，不再令牠們受不必要的痛苦應該是起碼的文明共識吧！

至於「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根本要看他怎樣對待人類自身，並不是動物」，《環球時報》這樣說不是打開缺口，邀請人們對大陸惡劣的人權現況暢所欲言，給罵中國不文明的人更多彈藥嗎？灰記不打算在這裡乘機大肆「抽水」，因為在這博客寫得已夠多了。

灰記反而想多了解大陸這群為動物維權的人會否受官方打壓。總之，他們對動物的關愛絕對值得表揚，就如大陸其他維權人士、上訪人士、抗爭者都應該受到表揚和道義聲援一樣。

而無論爭取/捍衛動物權還是人權，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大陸，都必然與官方、公管機構，以至老闆階層的「管理哲學」發生衝突。要知道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的資本當道，人仍未能擺脫其桎梏，即人類只是生財的工具，資本財團的「奴隸」，不能因為那些「落後」國家和粗糙「社會主義」國家的惡劣人權狀況，我們這些「先進地區」的「工奴」便可自我感覺良好。

資本講求的是生財的效率，一切阻礙生財的效率都被視為「阻住地球轉」。就以香港最蓬勃的建築業為例，無數為基建及地產商賣命的地盤工其實是冒著生命危險工作，早前有線電視就曾報道過，一些大承建商為了造出零工傷意外的「好成績」(因為有工傷意外會被扣分，扣得多會被暫停投標政府工程)，但凡有工傷，都會威迫利誘受傷工人不報工傷，「私下了斷」。有些無良承建商，甚至欺騙不懂中文的南亞裔工友簽紙「承認」自己不小心在別處弄傷，卻一文不給，令該工傷工友苦不堪言。

而官方當局雖制訂此「工傷扣分機制」，卻只依靠承建商的自律，自行申報，擺明官商合作交差了事。無他，如果依足法例以及官方指引執行地盤安全措施，成本必定增加(包括時間和人手等)，而無論私人發展商還是政府部門，都是外判責任，由大承建商層壓式分判責任，為了節省成本(而節省成本是為了有咁多賺咁多)，犧牲的往往是工人，包括他們的安危。

香港作為「先進城市」，為何勞工保障如此原始，如此走過場的不文明，卻很少惹起全港市民強烈反響？這是香港根深柢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迷思，連很多普通打工仔女都認為要「效率至上」，「經濟至上」，少去考慮「高效率」是為了甚麼，「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人是「經濟發展」的目的還是工具。

如果人的價值也被如此扭曲，動物的權益則更不在話下。

這次港鐵撞死狗事件，引起十萬網上簽名抗議，數百名市連同數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往地鐵總部抗議，令港鐵高層不得不作出道歉及承諾檢討。是否表示愈來愈多市民對香港長期奉行的「效率至上」的管理主義有所質疑？倘若當日港鐵願意全力搶救「未雪」，但東鐵線要延誤二十分鐘，甚至半小時或更長時間，會否惹起更多市民的不滿，抗議港鐵當局為了一隻狗兒妄顧市民利益，妄顧經濟捐失？

facebook上流行一個說法，有「內行」人指，港鐵在訓練車長時，如遇到路軌有動物，並不是要求車長緊急殺制，而是盡量小心駕駛。換言之，如果該動物不懂得躲避(港鐵不是說過以為「未雪」躲在月台底安全才開車嗎？)，就算牠不幸了。不知實際情況是否真的如此？又有人說，當日在場聽到港鐵員工說，一隻狗啫，不知是否屬實。

不過傳媒報道，「工聯會屬下的鐵路工會聯合會權益主任黃源活表示，當有事故時中央控制室一般會為在場員工訂出處理時限，如超出時限仍未處理好，員工亦必須離開路軌並向控制室匯報，研究下一步跟進。黃源活指暫時不能掌握今次事發時的情況，但員工處理的大前提是要確保動物不受傷害，亦不會為盡快恢復通車而簡化處理動物的程序。他期望社會上的討論可以回歸理性，例如討論如何更關愛動物權益。常務副主席何振邦嘆事件令前線員工感到壓力，網上激進抨擊亦令人感到人不如狗。」(《經濟日報》8月25日)

工會代表認為港鐵不應該公開道歉。

不過，從facebook上片段所見，港鐵員工的表現，似乎顯示他們對該唐狗的安危不大關心，或者沒意識到牠繼續留在路軌十分危險。工聯會代表所說，「不會為盡快恢復通車而簡化處理動物的程序」，究竟是什麼意思？《經濟日報》曾於意外發生後訪問任職東鐵站務主任的香港鐵路職員工會副主席郭志強，他指根據港鐵指引，有人或動物闖入路軌範圍，站務主任必須馬上按動緊急掣，暫停列車行駛，並由職員將其帶離路軌；當人或動物離開路軌後，職員必須來回檢查路軌一次，確定無人或動物，方可重啟列車。

根據郭志強的說法，看來這次執行程序沒有依足指引，即在沒確定該唐狗是否離開路軌後便重啟列車，港鐵的確犯錯，管理層向公眾道歉有什麼不妥？至於是否員工受管理層壓力而「犯錯」應該調查清楚。工會不去質疑港鐡管理層的效率主義、官僚主義，反而遷怒於愛護動物人士，遷怒於「未雪」，是否這些親建制的工會也成了官僚主義的一部分？

灰記覺得部分工會代表/會員有「令人感到人不如狗」的感覺，可能是「一隻狗啫」的潛意識反應，一個尊重/ 愛護動物生命的人，斷不會說出這樣的話。而很可能就是因為這種潛意識，令「未雪」的安危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灰記真的不想陰謀論看事物，為何屬親建制的工聯會如此輕視動物生命，即使其屬會會員有人不是刻意導致「未雪」被輾死，也是嚴重疏忽，難道一點內疚也沒有？為何聽不見一個親建制議員發表過任何批評港鐵妄顧生命的説話，為何只有泛民議員發聲，香港官方呢？難道在香港官方、港鐵高層、親建制團體眼中，「效率」真是比生命重要，因此，「未雪」只是一隻「阻住地球轉」該死的狗 ？

這種思想邏輯再推展下去，那些持有違官方/財團建制的「效率、發展觀」的人，都是「阻住地球轉」的人，這種思想邏輯再推展下，香港會變成怎樣的社會？

最後，再想到錢永祥的話，他曾於接受大陸學者崔衛平訪問時說過︰「動物倫理學若是能提醒人類，對於『非我族類』如動物者的感受有所意識，便將是一件極大的教育成就：人類的道德敏感度將可望提升，對於『異類』的包容能力將可望擴大。不必諱言，今天我們對於其他人類的感受不是已經習於麻木了嗎？對於其他異己人類的包容不是早已經不耐煩了嗎？有鑒於此，動物倫理學這種道德教育的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817是鬧劇，511不是數字

八一七「反佔中鬧劇」，為本地傳媒及互聯網帶來不少話題和「趣聞」︰「鴨仔團」/「飲食團」；500元/300元/200元遊行費被記者放蛇「斷正」；內地人大批被動員；遊行開始不久，大批遊行「逃兵」四散；維園、沿途及遮打遺下大量區國旗、國旗及垃圾……。不知道大家除了「恥笑」建制和那些被動員的群眾，還想到些什麼？

灰記除了過份高估中共/建制的動員能力，也想不到八一七可胡鬧至這程度，去年元旦建制舉行撐梁振英政府遊行，亦被記者揭發一些參與者收錢支持梁振英，那時還好像是個別事件，但發展至今日，有償「愛國愛港」已變成了一盤花費浩大(亦可從中抽水)的維護支出。不知道中共和香港的「愛國陣營」會否反思，「愛國陣營」人心散渙至此，非用物質動員不可，動員了大多數也是交差式參與，對為何參與完全講不出所以然，而且參與人數遠不如七一爭普選遊行，他們的領導層是否需要問責？

工聯會的鄭耀棠在大會台上好像威風，但不知他心裡有否想過，如果他還有反思能力的話，當年與工人階級「走在一起」時，那些基層群眾如何真心相信共產黨，相信工聯會，為何今日他們只能由錢來驅動，而且需要大量內地外援？

鄭耀棠、陳婉嫻、譚耀宗、黃國健、吳秋北們，你們當年跟共產黨走，難道就是為了「升官發財」，當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個工人貴族，做其「人上人」，以「愛國」這個萬能貼做掩眼法，或曰遮羞布，其他就眼不見為乾淨，包括基層的困苦？

難道你們真的看不到，無論大陸和香港，都在權錢勾結下，貧富差距愈來愈誇張，基層生計愈來愈沒保障？如果你們真心為工人打拼，為何看不出這是政制不公，無論立法會功能組別存在，還是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都是大大向資本財團和建制既得利益傾斜制度的結果？

你們和共產黨「結盟」的資產階級，為其服務的特區政府以及其他建制既得利益者合力炮製「普選袋住先」，明知提名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都是同一貨色，還要迎合共產黨「零風險」的考量，即中共屬意的人才能當候選人，不是明目張膽向普羅大眾推銷民主假貨是什麼！

鄭耀棠們，當你們跟那些資產階級化表如林健鋒、田北俊、田北辰、張宇人……同台演出「反佔中大龍鳳」，有否記起就是因為這個不倫不類的政治制度，令這些本身是中小老闆的大老闆代言人，可以不斷阻撓改善工人工作條件和福利(如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保)，維持富豪財團繼續壟斷大部分經濟成果的局面？

這群墮落腐化的工人貴族，向上欺騙北京擁有龐大群眾基礎，原來「關鍵時刻」不管用，向下欺騙普羅市民他們代表基層利益，卻從來不敢觸碰一下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如今醜態盡露，活該。

專車接送，制服提供的自上而下「群眾運動」

中共/建制八一七「曬馬露底」，會否令中共/建制反思「民心所向」，當然不會。一個硬了心腸「防民如防洪」的專制政權，除非連槍桿子都起不了作用，否則不會輕易順應民意。不過，不知是否八一七太過不堪，「反佔中」的輿論勢頭遭遇重挫，令中共軟硬兼施恫嚇香港人就範，分化泛民也突然變得「困難」。

最新消息，在參加8月21日深圳「政改研討會」前，廿六個泛民議員(除黃毓民外)，不管「溫和」還是「激進」，破天荒聯署承諾書，承諾必定否決不合乎國際標準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其實各議員所屬的政黨都贊成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提委會提名)，為何不以此作為底線？不過，無論如何，一盆散沙的泛民能夠做到聯署承諾書，始終是一個進步。當然，國際標準也有一定灰色地帶，就像「愛國愛港」，並非不言而諭。往後中共會否在這個他們鄙視的國際標準玩把戲，「勾引」個別立場不夠堅定的泛民議員，拭目以待。

看來，「溫和」佔多數的泛民議員，他們應該傾向爭取「低門檻」的提委會提名，而不會捍衛公民提名。先前他們不斷「請求」人大不要落閘，定得太死，留一些空間，已委婉地表示了極希望妥協，只要方案不太「難看」。現在泛民議員走了集體聯署這步，皮球便踢向中共。
其實泛民所提「沒篩選」的普選，並非甚麼新鮮事物，也非純粹「西方民主」，而是一九四零年代，抗戰還未結束時中共自己提出過的。當年中共不斷透過其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渴求民主普選的社論/文章。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再版了笑蜀在1999年編集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該書收錄了中共當年如何「渴求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的大量文章，毛澤東甚至提出中國要實行的民主，就是美式民主。

「長毛」梁國雄於八月二十日泛民聯署承諾書的記者會上提到，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日本還在佔領大部分中國領土，國家安全面臨非常嚴峻局面時，《新華日報》提出「共產黨已表明任何對於候選人的篩選即等如對於選舉權及被選權的剝奪」。

現在中國國土完整(不但完整，還對原本不屬於中國的西藏、新疆、蒙古實施「殖民統治」)，中共反藉口「國家安全」，要「保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原因只有兩個，一是中共處心積累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不是為了實現民主，而是換上更嚴厲的共產黨獨裁統治；一是共產黨嘗到權力滋味後完全變質，違背自己所追求過的理想。

而當一個獨裁者急於哄你接受「民主」，一定是騙局，「國家安全」、「愛國愛港」，「沒有國際標準」，就是騙子的騙人藉口。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工黨見面時，便大言不慚的說中央讓支聯會成員參選立法會已是一種包容，但支聯會成員絕不能當特首候選人，理由是支聯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

其實，最早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不是支聯會，是共產黨。共產黨當年不是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嗎？因此，支聯會提「結束一黨專政」天經地義，無賴的是中共。況且，結束一黨專制不等於打倒共產黨，在民主政制下，你共產黨做得好，自然得到人民選票的授權。當然問題又是中共，它已蛻變成壟斷國家的權力怪獸，又怎會跟你講道理。正如封建皇朝「朕即天下」，極權中共「我就是國家安全」，這都是「國王的新衣」，只是依附權力、害怕權力的人不方便說出來吧。

而很多論者都講過，中共「假普選」的計謀若取得成功，下一步的順民化，打壓異己可以更名正言順地進行，因為特區政府有了所謂「一人一票」的「授權」。所以有一定誘因令中共著意政改獲得通過，問題是如何泛民一些關鍵票「騙」過來。

灰記預期，若中共願意降低提名門檻，則必定會在提名委會的組成「落手腳」，盡力增加親建制/ 權力提委，盡力排除泛民提委，令泛民支持的候選人因不獲足夠提名而未能出閘。極其量會讓一些「溫和」泛民也會接受的建制中人參選，已是中共的底線。

而八一七雖變成鬧劇，並不表示中共/建制其他方面「威迫利誘」的滲透，即「白蟻」工程失利。就以「反佔中」簽名為例，最新數字是近一百五十萬，即使有很多水份，將其減半也有七十多萬，與「佔中」民間公投相若。未來，受考驗的會是拒絕做「袋住先」順民，甚至希望推進社會改革的香港人。

這些改革/抗爭者，無論議員、活躍社運份子、學生、市民……都避免不了公民抗命的街頭抗爭(「佔中」運動只是其中一個大型街頭抗爭)，因為可見的將來，雙普選不會真正落實，特區領導層依然聽命中港權貴多於市民，議會亦以親建制/權貴佔多數。走上街頭就要有足夠心理準備要付出代價。

不過，七月二日「佔中預演」，千多名學生和市民，包括參與靜坐被捕的511人和在旁聲援的市民，都有很寶貴的經驗分享。

進一步多媒體亦第一時間收集了當中87人(絕大部分是被捕靜坐人士)所寫的文章、詩歌，輯印成書，名為《72511 見證公民抗命》。
這本「集體創作」，最令灰記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一個又一個「名不經傳」的「普通人」的親身體驗和所思所想，大大拉近公民抗命與一般人的距離，而正是人人的體驗和感受有同有異，更令那十多小時的抗爭變得更有血有肉。現摘錄小部分段落︰

「我犯法了，但我深信集會自由比法律更重要。
我被捕了，但我深信香港未來比我的前途更重要。
我或許真的很儍，但慶幸我還儍得起。」(hazel chan)

「太理想主義了我，激進派的朋友常常跟我說不要把他們(灰記按︰警察)看成平常人，但我出後把手機重新充電後看到facebook和WhatsApp上充滿著朋友的關心和憤慨，其中甚至有以前嘲笑我反高鐵而被我心底blacklisted的朋友們，我看到溫柔的力量其實是很大的。警方和政府的武力必定會敗給人心的，因為我對人還是懷有希望的，你也是嗎？」(葉家文)

「原來當真正面對可能被捕、起訴，甚至有機會留案底時，我沒有想像的勇敢，很愚蠢很可恥。我會因為自己第二天有事要做而曾經一度希望離開現場，對不起，我沒有們想像的勇敢，更遑論是英雄，只是一個逃不掉的逃兵。示威、遊行、抗爭都沒有你想像中的複雜、勇敢、偉大，亦不需要任何政治理由，只要你是社會一分子，即使只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就可以站出來。」(Chong Arrow)

「12時許，看見擠滿了人的遮打道，我們有的要乘早機回家、有的要上班、有的要帶孩子上學，就決定一起回家。住在新界的我，回到家邊做家事，準備睡覺，邊看新聞。直到警方強行清場，我換回外出的衣服……。坐在車上的我忐忑不安，只祈求沒有嚴重衝突事件。同時，我亦在我的臉書上留言︰年輕的學生們，我不想你們對迠個家失望！我來了，希望沒有遲，即使已清場，我一人也仍會舉起橫額站在那兒。相信其他成年人也會接踵而來守護你們及這個家。孩子們，別怕！」(安娜)

「面對這樣的軟硬兼施，有一小部分人的態度由最初的不滿，轉化到妥協，然後再去到體諒。我不是說時刻都要與警察對立(當然我說過當反抗就是罪名，警察就只會是敵人)，但至少，我們需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示威者體諒警員加班勉強可以接受，但倘若為此心生歉疚，我想，就本末倒置了。

我也不是說彼此不要作任何溝通交流，但若然對方徹頭徹尾沒有打算理解我們的理念，只是自說自話，一邊認定自己是對的，一邊「循循善誘」告誡我們小心被擺佈，這種「釋出善意」，毫不陌生，叫統戰。……

而其實我們511個都不是烈士(yah……都未死)，因為社會運動不需要英雄烈士，需要的是更多更多的群眾參與(咁樣講嘢係咪叫左膠？)，我只是在這次走得較前的其中一個行動者。……

儘管這次拘捕只是入門的一課，我都已經深深體會到建制的權力對自己和身邊的人造成多大的壓力。不過，那些淚水的份量縱然沉重，卻剛好把心中的火燃得更旺。

放心，別怕。」 (Himn Yip)

「……7月3日晚飯，與父母沒有什麼交談，弟反而見面說一句笑︰「You are under arrest!」部分親戚從直播得知我被捕，都沒有致電查問，有長輩致電家母勸阻我，亦有長輩WhatsApp劉迺強文章《我豈是喪家之犬》譏諷我被人利用。……

……港台節目《鏗鏘集 吶喊》探討今年7.1遊行剛開始播出。我換好衣服在餐桌坐下，邊吃飯邊看，一家人鴉雀無聲。

第一節完， 我媽吃飽飯就回房間執拾東西。我爸在梳化低頭細嚼他的《東方日報》，不看電視一眼。我弟就在房間，把玩他的iPad。

我自己一個人在餐桌吃飯，看著電視，一邊回憶7月2日所發生的一切。這種孤獨感，就是參加社運者的感受吧。」(甄霈霖)

「曾經，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我對政治無什興趣。雖不至於『我討厭政治』，但總覺得政治與我這些普羅市民距離很遠，不是能夠隨便接近，更遑論參與其中，極其量只是每年一次以嘉年華會的心態去參加七一遊行，喊一聲口號，吐一口鳥氣，到終點就回家，自我感覺良好。

但過去幾年，香港形勢急轉直下。高鐵之浪費、國教之蠱惑、特首之虛偽、港視之橫蠻、東北之貪婪，到最近財委會的粗暴，將香港民生、法治、前景都摧毀得體無完膚。

……至於我深愛的女兒，我並不期望妳將來會明白爸爸今日所做的一切，只希望你長大後，明白到每個人都有基本權利，只要妳好好守護，任何人都沒法奪走。遇到不公義時，要堅持自己原則，為自己，為公義，行出來。」(阿蟲)

「從警校回到人間，恍如隔世。世界改變了嗎？我改變了嗎？都改變了吧。由佔中公投，到吳亮星粗暴通過東北發展前期撥款，到七一，到511人留守被捕，浪接浪，我們像在賽跑。一起跑的，不再是『熟口熟面』的社運人士，各式各樣的香港人在創造歷史，在展現香港人的主體性。一夜過去，公民抗命不再陌生，也不再可怕，因而，我們看得更清楚，當權者製造的白色恐怖是如何的橫蠻無理，不公不義。

當權者最害怕的，莫過於人民開始覺醒，並且，戰勝恐懼。共勉。」(祖安)

511位公民抗命者中部分不但寫文章分享，還參與新書討論會，買書贈友，希望多些人了解他們的心聲，希望把「普通人」樸素的感情廣傳。

沒錯，就是「普通人」的「覺醒」，學生們的承擔，七月二日511人好好示範了一次公民抗命，駁斥了「反佔中大聯盟」聳人聽聞的「佔中暴力、破壞」，而每一位參與者都是經過獨立思考，出於對這地方的關注和愛所作的決定，不需要任何組織「動員」或物質「鼓勵」。而香港要往前走，或不再「沉淪」下去，需要更多更多的511人站起來，因為「當權者最害怕的，莫過於人民開始覺醒，並且，戰勝恐懼。」

「白蟻」蛀蝕下的民主抗爭

最近有線電視推出一連五集的《前途解密30後》，探討三十年前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角力及其角力的結果。第一集出現一個黑影人(不願公開身份的中共黨員)，回憶中共1949年前已成形的對港政策，就是在港的組織和黨員長期隱閉，對香港長期打算和充分利用。他引述周恩來的白蟻比喻，就是要把香港蛀滿白蟻，外表好像完好，但內裡全被白蟻蛀通心了。

其實中共擅於統戰和滲透，很多人都聽聞過。不過，由周恩來把中共做慣做熟的地下滲透工作，以「白蟻」來形容之，則非如灰記這類局外人所能想像。

歷史果真弔詭，或諷刺？一個自詡革命先鋒黨，「永遠正確」的「以我為主」的極權組織，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後，為了「革命實用主義」，或曰「功利主義」，因為香港還有很多可利用的地方，於是不去「解放」活在「萬惡」殖民/資本主義的「香港同胞」，讓「同胞」繼續被殖民統治者「剝削/壓迫」。但盤算著如何不動聲息地滲透這殖民地的骨髓，待時機成熟，一個表面殖民/資本主義社會，或後殖民/資本主義社會，內裡全是，或至少由「共產愛國白蟻」主導的「新社會」宣布誕生！

不過，「歷史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中共可以在大陸予取予擕，輕易推翻與民主黨派所聯合制訂的《共同綱領》，輕易背棄自己所作「莊嚴」的民主普選、及公民自由的承諾，實行全面專政。但在鞭長莫及的香港，儘管有地下黨嚴密組織指揮滲透工作，儘管五、六十年代左派的進步形象有一定吸引力 ，但隨著中共在大陸的專制獨裁面孔，及因為專制獨裁所產生不可思議的禍國殃民盲動政策和政治盲動，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被愈來愈多香港人識穿，特別「六七暴動」及「四人幫」倒台後，中共的進步形象破產，只能靠民族主義和實利收買人心。

在中共決定不瞎搞虛無的「共產主義」，決定讓部分人(共產黨權貴)先富起來時，決定與香港華資財團「結盟」後，這種民族主義加實利的「白蟻」戰術更形重要。而「錯過」了1989年的改革契機，並以屠殺方式維持其專政，中共的民族主義口號變得更虛無。面對香港人的「人心不歸」，只能靠更多的實利推行其「收買人心」的「白蟻」戰術。

而香港人對抗「白蟻」戰術的方法，就是民主拒共。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要擺上桌面，但香港人只能靠邊站，中英各有利益盤算，談判出來的是一個只有承諾，沒有實質日程的民主進程，由《基本法》背書，得出來的是一個不倫不類的制度。

泛民因為中共形象低落，輕易成為最大的民意代表，在立法會分區直選部分得票一直多過親建制，親權力的候選人，但因為一半議席是由小圈子功能組別產生，因此泛民永遠成為議會少數派。

這是香港人的幸運，還是不幸？全世界的反對派/改革者都是由少數開始，要經過被當權者打壓，被主流輿論妖魔化，被主流民意邊緣化的階段。香港以泛民為代表的反對派，因為一國兩制的「庇蔭」，因為大陸八九民運悲劇告終，輕易成為代表「拒共」大多數的民意代表。但因為是議會少數反對派，對政府政策沒有絲毫影響力，更遑論執政。其結果是反對派只能在議會消磨意志，毫無作為。

相比之下，一些國家反對派的處境雖比香港反對派惡劣，有的甚至在大選中獲勝，卻被野蠻的軍政府或獨裁者推翻選舉結果，原本可以執政的反對派領袖被拘捕、軟禁。不過，這些當權者粗暴野蠻的行為，始終不為當地人民及國際社會所認同。雖然反對派/抗爭者繼續要付出自由，甚至血的代價，但卻被賦予更豐厚的道德資源。而不少民主國家都曾經歷一段黑暗統治的日子，不在話下。

而香港反對派過去不需要付出甚麼抗爭代價的代價，就是代表最大民意的「光環」，或曰道德資源，在「徒勞無功」的議會生涯磨蝕下，在中共報以實利的「白蟻」攻勢下，在泛民抱殘守缺下，逐步黯淡。

首先是區議會選舉，若記憶無誤，泛民最大勝仗是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那次勝仗是「七一」反23條效應的結果，令盲目支持董建華政府強推國安法的建制派民建聯和工聯會大敗(當時還沒有那麼多以各式各樣面孔出現的親權力政客)。泛民亦被短暫的勝利沖昏頭腦，以為吃「恐共」老本便可坐享成。怎知中共痛定思痛，加強對港的干預，包括加強地區「白蟻」工作，建制及親權力者在龐大資源配合下，利用各不同「友好」組織的小實惠手法，甚至鉅細無遺的人釘人催票機器，令他們很快收復失地，近兩屆更大幅抛離泛民，壟斷區議會的席位，泛民成了名副其實的少數派。

可見的將來，區議會是親建制、親權力者的囊中物。因為地區網絡非靠強大的組織能力及龐大的資源，即所謂實利不可。舉一個例子，民建聯、工聯會，甚至一些以獨立面孔出現的區議會候選人，都曾長期在地區工作，為何可以如此，因為有不錯的月薪，可以全職投入。這種實利怎會不吸引年青人加入。除非更多「覺醒」的人能抵得住各種實利的誘惑，願意走出來以選票向各式各樣的親建制、親權力政客說不，或者可以減少「白蟻」的威力。

相反，泛民一向缺乏資源，因此亦影響願意「深入基層」從政者的意願。試想想，一個人要無償全身投入地區工作幾年，然後出選勝算沒有把握區議會選舉，有如此大儍勁的人會有幾多？因此，目前仍保有席位的泛民政團，都是二、三十年前開始「紮根」社區的「老牌」政團，如民主黨、民協、街工。一向疏於地區工作或形象「激進」的政團如公民黨及社民連，11年區議會選舉更全軍覆沒。

而中共不斷放出黎智英是泛民幕後「金主」，泛民「違法」接受政治捐款等消息，其中一主因就是阻嚇有心捐錢資助民主派的人，令泛民長期處於資源匱乏的狀態，難以開展在在需要錢的組織和地區工作。除非有大批有儍勁的人湧現。

而預期區議會在親建制力量主導下，會配合政府很多政治性的任務，早前通過擁護北京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便是一例。政府亦樂意更多利用這個基層諮詢架構，反映更多合乎其胃口的民意。

至於立法會分區直選仍佔優勢的泛民，會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考驗。先不談未來選舉的可能發展。這次政改爭議，「佔中」運動成功凝聚近八十萬人投票選出含公民提名的普選特首方案，超過五十萬人(應遠多於民陣所公布的五十一萬)七一上街清楚表達反對北京篩選/欽點候選人的普選特首訴求，似乎民意一時無兩。

但在中方策動下，表面上由「幫港出聲」(周融為其發言人)發動的「反佔中」運動，所有新舊親建制、親權力組織空群而出響應(「白蟻」總動員？)除了利用「聳人聽聞」的「佔中」破壞論、「佔中」暴力論、更以「法治、和平」、「保普選」等訴求混淆不少「一般市民」的視聽。

其報數態度亦遠比民陣積極進取，短短兩星期，聲稱已取一百二十萬個簽名，比「佔中」運動多四十萬。即使當中有威迫利誘(機構向員工施壓，夜總會「待慢」不肯簽名「反佔中」的顧客)； 胡鬧隨意(遊客、中國內地人、兒童都可簽名)；重複簽名，簽假名等。但無損其一時間佔盡傳媒目光和輿論高地。

這種手法除了可以製造更大的民意，亦連消帶打令一般人對民意不再認真，不管民意調查的方法是否科學、認真。周融在「佔中」普選方案民間公投時，已就一些技術支節問題，質疑民間公投人數的數字，質疑港大民意研究中心的可靠性。

這種對學術機構和學者，特別被認為傾向「民主」的學者誠信的打擊，把民間自發，由獨立學者做的，比較可信的表態，即所謂民間公投「拉落水」，與「反佔中」這些難以核實，亳不嚴謹，可以隨便造數的簽名活動等同，所謂「天下鳥鴉一樣黑」。長遠而言，有可能打擊參與民間公投作表態的意欲。

而8月17日「反佔中」 遊行，無論人數多少，預期周融等都會公布超過五十一萬人參與，警方亦會識做，公布比「七一」多的遊行人數。而事實由於民間人權陣線點算和公布遊行人數相當「飄忽」，令「七一」遊行人數經常成謎。這次「反佔中」也可以連銷帶打，「顯示」一切都是「造」出來，令大型示威遊行，如「七一」，不管聲勢如何浩大，效果都大打折扣。

當然，亦有人批評，行禮如儀的「七一」遊行，無論人數有幾多，都對中共和特區政府構不成壓力。今年「預演佔中」就是希望有一種「突破」。而預期任何較持久、「進取」的抗爭行動，都會被冠以「少數暴力、破壞法治、影響經濟」的「惡名」。

「反佔中」無論如何低能、胡鬧，在大部分主流傳媒配合下，卻成功「主導」了政改輿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可能有份策劃所有「反佔中」操作)大讚「反佔中」簽名反映「真實主流民意」，是一件大好事(大意)。跟著就是「請君入甕」的時候。

無他，有了「民意授權」，中共和擔當跑腿角色的政改三人組，便「振振有詞」硬推只有中共屬意的人才可當候選人的特首普選，即高門檻的提委會提名，公民提名免問。

中共要港人硬食經中共篩選的所謂「普選」，勢在必行，否則泛民便要硬食原地踏步、拖慢普選的「罪名」。要知道，那39名由「開明」建制和「溫和」泛民，以及一些學者、專家、商人聯署的聲明，不會對中共構成任何壓力，卻可為「溫和」泛民轉軚舖路︰

「尋求共識 實現特首普選 近年來，特區政府管治困難，各種發展政策舉步維艱，社會對峙情緒和行動不斷升溫，令人感到十分擔憂。如果2017年未能實現特首普選，前景將更不堪設想。

為了市民福祉和『一國兩制』前途，我們在此公開呼籲 : 懇請各方共同營造一個可以平心靜氣商談的社會氣氛，在今後關鍵的幾個月，深入討論探索多元化而具體可行的各種特首普選方案，互諒互讓，克服歧見，以期達成為大多數市民和各方接受的政改共識。 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凝聚社會，為香港未來帶出希望。請給七百萬香港市民一個轉機 !」

現在各方盛傳中共已拍板特首候選人必須由過半提委提名的方案。假設中共堅持此一高門檻方案，但「承諾」將來可以逐步降低門檻，以及令提委會逐步擴大「代表性」，否決的話，立法會選舉亦原地踏步，下次政改亦重新以此為起點。這個聲明就成為「顧存大局」的泛民投票贊成「食住先」的下台階。他們會說，因為不忍看到社會繼續撕裂，每次政改都否決也不是辦法，通過政改起碼有逐步放寬普選的「曙光」，令政制至少向前邁進寸步。

至於「佔中」三子會否發起「佔中」運動？應該會吧。「佔中」可否令中共讓步？很難說。視乎人數及決心，亦視乎中共是否決心不惜一切把運動鎮壓下去，當然人數愈多，愈會影響中共的決心。

不過，灰記反而會想，假設中共因為「佔中」稍作讓步，例如把提名門檻由提委過半數減至過五分二，甚或三分一提名，而「社會氣氛」亦認為是難得的讓步時，「佔中」運動必會出現分裂，相信「佔中」三子會「見好就收」，留下來繼續爭取公民提名的會剩多少？人少的話，一定會面對無情的鎮壓、拘捕和檢控。

政改通過後，香港的政局會發生「重大變化」，泛民的「關鍵少數」不會存在，泛民「爭民主」的光環會變得更黯淡，原本不甚團結的泛民政團會進一步分化。所謂泛民與建制對壘的局面會被打破，隨之「六四」、或「五五四五」投票比率亦會被打破。那些在議會內仍堅持「爭取民主」、「反盲目發展」、「反官商勾結」、「反財團壟斷」……等的議員，會成了名副其實的議會少數反對派，由中共操控/影響的議員會愈來愈多。

至於23條立法會否令泛民重新走在一起扮演反對角色？即使他們願意走在一起，也可能太遲。重新包裝的23條，會得到比零三年更多的議會內外的支持，因為堅決爭民主，捍衛人權自由的人已成為少數，或在主流傳媒及社會輿論的「造勢」下成為少數，就好像「佔中」被「反佔中」操作變成少數一樣。

換言之，政改如果獲得通過，證明中共的「白蟻」戰術終於發揮預期效力。政改通過後，「白蟻」戰術更如魚得水，由實利驅使的親建制、親／順從權力世界觀會主導社會，香港人的「醒目仔女」性格會再被重新演譯。

如果泛民能頂著各方的壓力，集體否決中共主導的「假普選」方案，證明中共的「白蟻」政策並非無堅不摧，未來幾年的政局可能繼續膠著，這已是目前反對派/抗爭者所能「渴求」的「最佳情況」。

但中共的「白蟻」戰術會持續，所謂短中長期，在各個領域的「改造人心」工程不會間斷，由學校的「愛國教育」，經濟的利誘，所有權力和群眾組織的＂白蟻＂化，到國家機器的震懾，誓要把反對派、抗爭/異議者邊緣化、「隱形」化。

而正如其他民主社會都不是順風順水，不須代價就可以達至。倘若大家堅信專制/極權是逆社會大潮的過時產物，遲早會被放進歷史垃圾堆，倘若大家仍祈盼民主，仍看不過眼社會不公，便只能「硬著頭皮」重新出發，不計較有否即時效果， 成為「真正」的少數反對派/抗爭者，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而觀乎中共全面掌控的中國大陸，最黑暗的時期也有少數「覺醒」者，以及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抗爭，如六十年代初刊印《星火》的「右派反革命」，如「文革」時期也有勇於獨立思考的人，如七六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如七九年西單民主牆，如八九民運，以至近年興起的維權運動、網絡公民、每年數以萬宗的群眾性事件，在在都說明「那裡有壓迫，那裡有反抗」。

而香港好歹還有一個「一國兩制」的玻璃門，儘管破裂處處，儘管被「白蟻」蛀蝕，依然有險可守，例如最近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便「爆冷」通過對主動向中共獻媚，認同法官要「愛國」，認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會長林新強不信任動議，顯示大多侓師仍很珍惜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港人實在不宜過分悲觀認命。

看《1967》，講愛國vs自治

在親權力團體一遍「反佔中」、「反暴力」、「撐警察」的刺耳聲浪中，過去的周末尖沙咀文化中心劇場上演了《1967》舞台劇，是47年前發生的「佔中」、「暴力」、「警察/ 鷹犬VS愛國群眾/暴徒」的劇場演譯。

此劇由「一條褲製作」製作，導演是胡海輝，男女演員共七位，沒有署名編劇，劇本相信屬集體創作，基於訪問不同當事人、旁觀者、研究學者，以及從一些有關「六七」的書籍，如張家偉的《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屈穎研的《火樹飛花》等，抽取資料而寫成。

如何看待「六七暴動」/「反英抗暴」？是香港抗爭史的一部分，一場動亂？還是對中英雙方而言，都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歷史？新近成立名為「六七見證」的團體，是破天荒由當年前線警員及牽涉其中的左派人士共同發起，現在仍在招收會員。他們希望透過過來人走出來訴說自己當年的遭遇及事後的反思，「還歷史和當事人一個公道」。劇場亦以「還香港歷史一個真相」作招徠。

正如「六七見證」主席林占士所言，「六七暴動」不單是「土製炸彈」、「林彬被燒死」、「警察打死人」，很多被牽涉其中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他們的思想和掛慮。若更多這類普通人願意出來講出自己的心聲，可以豐富人們對「六七」這段相當重要歷史的理解和體會。

林占士當年是見習督察，《1967》有不少篇幅來自他作為防暴隊一員的所見和所為，由演員作出演譯。亦有部分其他不知名的警員的見證。其餘則大部分是當年左派群眾/學生的見證。

灰記早前因為工作關係，看了不少有關「六七」的書籍，接觸了林占士和一些當年的左派參與者，因此戲劇不少內容已從書本和當事人口中得知。不過，利用劇場手法演譯政治社會事件，在香港屬少有的嘗試，透過經過編排、取捨的人和事，演員亦莊亦諧的演出，較能生動地呈現當年一段其實相當血腥、暴戾、瀰漫對立情緒的歷史。

一九六七年四月底五月初，一場發生於薪蒲崗的工潮，為何演變成歷時超過半年的「抗爭」/「暴亂」。《1967》基本能從左派群眾和警察雙方的角度，平衡作出呈現。這對不認識當年歷史的年輕世代，是一次難得的經驗，起碼對當年事件有一個較全面概括的認知。

不過，《1967》的野心不止於此，導演嘗試透過演員的自白，希望「超越」呈現「真相」︰

例如開首時一位較年長的男演員講他中學時的七十年代初，被偷偷帶到工會一個禮堂，窗口全被封掉，然後升起五星紅旗，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不知是否演員親身的經歷)，然後他用反問語氣，為甚麼自己是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要偷偷摸摸的慶祝自己國家的國慶(大意)；

又例如結尾的大約半小時的各個演員的自我體會，例如有女演員從當年九巴職工和太太的經歷，丈夫突然被失踪(被警方拘留於集中營)，太太在極度擔憂下，聯同其他丈夫被失踪的太太們走到警署要回丈夫，由柔弱的年輕家庭主婦變成警察凜然，面對強大警權無所畏懼的市民，聯想到當今被中共當局軟禁的劉霞；

又例如有女演員說十分憎恨梁振英，很想梁振英死(此時劇場傳來一陣掌聲，大概反映此時此刻民心所向)，但正如當年林彬廣播時說了很多偏頗的話，令左派群眾難以忍受的謾罵，難道真的要殺死他嗎？(大意)……

製作人希望藉這些自白賦予一九六七年更「深層」的意義，現實的意義，希望在社會紛亂、對峙的時候，提醒大家尊重民主、包容異見、珍惜生命……等「普世價值」的難能可貴。但個別當年參與者並不欣賞此一結尾的篇章，覺最後約三十分鐘的自白特別冗長，有人甚至認為畫蛇添足。看來創作人要超越這些參與者的經驗，還需要更高技巧、更精鍊的舖排。

不過，無論有心的劇場人，還是關心香港政治的人，「一九六七」的深層意義的確必須發掘，畢竟傳統左派亦是香港的一部分，殖民統治不光采的一頁亦應讓更多人知悉。

對灰記這類受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老餅，把「六七暴動」/「反英抗暴」置於香港抗爭史來「審視」順理成章。

當年資本家剝削工人，殖民政府政策完全傾向資方，社會福利和勞工保障完全欠奉，連執行鎮壓任務的林占士也承認，起初市民是同情罷工工人，同情工運，甚至一些基層警員亦覺爭取勞工權益，無可厚非，因為他們同屬受剝削的基層。

五月中旬，左派群眾一連幾日「佔領」港督府，「佔領」中環，最終以五二二暴力鎮壓收場。

為何後來演變成警民尖銳對立，甚至出現你死我活的場面？殖民政府高壓統治是一個因，即透過警權暴力鎮壓罷工工人和聲援者，拘捕工會領袖，令事件惡化。但一場並非建基於本土，而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鬥爭，可能就是整件事變得更「複雜曲折」的「關鍵」。從灰記所接觸的左派人士及《火樹飛花》內左派人士的自白，「愛國無罪」、「現在回歸祖國要平反當年事件」的聲音穿透其中。換言之，是香港以外的一個「 美好家園想象」，而不是他們處身的香港，給予他們一切的動力。

為了如此單純的信念，他們的確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因為公安惡法，因為緊急條例，因為警察濫用私刑，被毒打，被判重刑。但左派人士至今(除了個別少數)依然只從「愛國無罪」去衡量一切事物，而沒有從公民與政府的關係，爭取在地的公民權利，反對一切不合理，壓迫人民的政策，甚至「當家作主」等的角度去看這場抗爭。而即使愛國，也應該以同一標準去審視共產黨統治是否符合人民利益。

因此，左派緊跟中共政權所演譯下的「愛國無罪」的確非常problematic，在中國共產黨壟斷政權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磨人的政治運動以及經濟盤剝，導致中國大陸民不聊生，五十年代末更發生人為的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但在政治高壓下，敢於批評這一系列禍國殃民政策的人，不論官至國防部長的彭德懷，還是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學生、教員，如《星火》的成員，都沒有好下場(這博客的上一篇的博文有較詳細著墨)。「大逃港」亦於一九六零年代初發生，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冒著被邊境軍隊射殺，被海水/河水淹沒的風險，用腳來表達對中共統治的不滿。

這些中共暴政的真相，左派報紙隻字不提，一遍「社會主義新中國形勢大好」。而中共高層鬥爭從沒停止，毛澤東為了除掉劉少奇這個威脅自己權力的政敵，一再令全國人民疲於奔命，以「文化大革命」之名，利用學生的「無知」，利用紅衛兵批鬥那些老幹部/ 官僚，又是層層揭發/批鬥的「紅色恐怖」。

對毛澤東的瘋狂崇拜，在每個左派機構都可見到。

但當時的左派報紙又是輿論一律，毛派說甚麼，他們就刊登甚麼，左派群眾就呼喊甚麼，連大陸那套「早請示，晚匯報」也傳來香港。(灰記因為工作需要，看了不少當時的左派和非左派報紙，稍為多少揭露「文革真相」的報道，都是來自非左派報紙)。已故的左派報人羅孚曾對記者說，他們辦報就是聽組織的話，替中共說謊，沒有獨立思想可言(這種辦報傳統，延續至今)。而只接受左派一套看法的群眾所培養出來的「愛國無罪」有多扭曲，不用多言。

而中共黨內的你死我活鬥爭，是極權體制帶來的通病(至今仍是中國高壓統治、貪污腐化的根源)，這種毛病亦漫延香港。一個說法是，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最高領導梁威林、祈鋒(亦是中共香港地下黨港澳工委的領導)，為擔心被調回大陸接受殘酷的批鬥，在香港採取「文革式」鬥爭，搞得香港愈亂愈好，搞得港英愈強力鎮壓愈好，並謊報「軍情」，令主理港澳事務的最高層周恩來處於被動，例如《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強硬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令左派群眾誤讀為北京有意「收回香港」。

張家偉和余汝信(《香港，1967 文化大革命漩渦中的香港》)都有引述的六月三日《人民日報》以「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為題的社論，確有鼓勵向港英政府「宣戰」之勢︰

「英帝國主義是香港萬惡的殖民統治者，是香港四百萬中國同胞的敵人，七億中國人民的敵人。一百多年來，這個腐朽、野蠻的帝國主義，對我港九同胞進行殘酷的壓迫。香港的軍警、特務、法庭、監獄等，都是壓迫我港九同胞的工具。……一百多年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幹盡了壞事，血債纍纍，罪惡滔天，必須清算。……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愛國同胞，取決於七億中國人民，而決不取決於腐敗衰朽的英帝國主義。」

而余書亦指，北京確曾考慮採取軍事行動。「1967年6月初，周恩來電告廣州軍區，關於收復香港的問題，要談一談。」(156頁)後來三個廣州軍區負責人，溫玉成(副司令員)、吳瑞林(副司令員兼南海艦隊司令員)、吳富善(副司令員兼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坐專機到北京，在機上還「興致勃勃地議論起一旦中央決定採取軍事行動的具體部署。吳瑞林說，收復香港，連南海艦隊也不必動用，四十二軍兩個團加一個邊防團就夠了。」(156頁)

但三人到京後，毛周的態度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周恩來向他們轉達了毛澤東的四點指示︰「一、弄不好，把第七艦隊弄來了(灰記按︰美國在亞洲太平洋艦隊)；二、拿回香港，幾百萬人要吃飯，我們目前沒有這個力量和精力；三、國際口岸只剩一個，需要出口一些物資，進口一些物資。四、香港是國際情報城市，它搞我們，我們也搞它的。毛最後拍板︰『現在不打。』」(156頁)

雖然北京最高層有此決定，但無論北京以至香港左派報紙對港英的語氣和鬥爭的調子沒大改變，左派群眾的情緒不斷被鼓動。而中共在香港代理有意把事情鬧大，甚至希望如澳門123事件般，最終令港英政府向左派道歉、賠償，驅逐所有國民黨機構，令左派團體獨大，形成英方和左派機構「合作共治」的局面。(在「六七暴動」前，不少左派機構人士都曾赴澳門取經)

根據英方近年的解密資料，當年殖民政府因應過一但中方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收回香港，部署如何撤退。但絕不會如澳門的葡萄牙人政府般甘當看守政府。中共港澳工委低估了英國人的政治意志，即一日香港由他們統治，一日都要行他們的一套。於是，英方全面打擊左派機構絕不手軟，而左派亦下不了台，即所謂「以暴易暴」，鬥爭手段不斷升級，最終在七月發動放置真假土製炸彈的「城市游擊戰」，這亦造成了一般香港人對傳統左派陣營的反感/疏離，情願被動地「支持」港英的鎮壓及恢復社會秩序的行動。

舞台劇《1967》相當生動演譯當年的見習督察林占士如何「贏得市民的尊重」，由被一般市民討厭/害怕的「死差佬」(當年警隊貪污腐敗，臭名遠播)，變成市民會對他說句唔該阿蛇(sir)的「除暴安良」警務人員。

當時他所駐守的北角經常因為有土製炸彈而封路，造成市民諸多不便，有些人甚至被延誤上班時間。當時全港軍警只有約十名受過正式訓練的拆彈專家，他們都未經訓練。面對炸彈，上頭的指示是observe and report(不斷觀察及報告)

「但嗰啲市民個個趕路趕返工，你observe and report即係企喺度唔做嘢，等拆彈專家嚟要等到晚黑十二點。咁點啫，做人都仲要講番少少尊嚴，你做得呢個位，點都要想啲辦法，做啲嘢……」(大意)。結果演林占士的演員用長竹桿把紙皮箱弄翻，沒有爆炸，抹一把汗，市民亦高興得一哄而散。

林占士亦曾表示，當年很多市民都是從中國大陸走難而來，逃避共產黨統治，當中不少受過共產黨專政的苦頭。前線警察也有不少這類「新移民」，聽到傳聞共產黨要收回香港，恐懼和仇恨便發洩在左派人士身上。林占士說，那時警察濫用暴力，其中部分原因是恐共的結果。

《1967》的一些台詞，高度概括了當年的左派的心態和社會氣氛，「當時身為左派，嚮往共產主義梗係覺得自己先進啲」(大意)、「當年香港人對英國人無乜好感，覺得受歧視，但相比之下，佢地更唔喜歡共產黨。」(大意)

但灰記懷疑，當年香港左派人士所接觸的「共產主義」書籍，大都是中共篩選過的「正統」刊物，如聯共黨史(為斯大林獨裁度身訂造的蘇共黨史)，如毛澤東選集。一位當年的中學生曾說過，每天必看《文匯》、《大公》，毛主席的著作全部看過。而已故的羅孚乾脆承認當年跟隨共產黨，完全因為「救亡中國」的一顆愛國心，對馬克思主義完全外行。

於是馬克思主義所強調「全人類的解放」的國際主義、「國家政權是壓迫工具，最終要消亡」等，這些傳統左派應聽不入耳，聽入耳的是當毛主席的好學生，「熱愛祖國」。至於「真正」共產主義者/左派一樣講求的民主權利、反對獨裁、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中共取得政權前不斷批評國民黨政權獨裁和壓制人權)，這些左派人士至少持有雙重標準︰嚴港英、寬中共。

當香港左派「領略」殖民主義專權者對言論集會自由的打壓，「領略」香港人沒有半點民主權利，令各種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時，為何對中國毛澤東個人崇拜去到極點一點沒覺不妥？對中國輿論一律，報喜不報憂，對香港人要千方百計接濟「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親人……沒有半點疑問？

而早在「六七暴動」之前，一些比較有正義感人士所組成的關注團體，如馬文輝、葉錫恩所組成聯合國香港協會，曾到英國遊說，要求英國政府成立調查委員，督促殖民地政府改革，包括普選立法局，改革福利及勞工條例，消滅赤貧，打擊貪污及財團壟斷等(這些訴求至今只是部分實現)。英國個別工黨議員亦仗義為香港人說話，要求英國政府回應。

馬文輝等更「激進」地要求英國解殖，讓香港獨立，並提出一套本土民主自治的綱領。英國人當然沒有理會馬文輝等的訴求，即使有此想法，在中國抗議下，相信英國人不敢讓香港獨立。而當年社會普遍政治冷感，較有政治意識不是親中共的左派人士就是親國民黨人士，港獨這大膽選項應該不會廣受歡迎。

然而，香港必須改革的呼聲則早已響起，「六七暴動」可能只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正如林占士所言，當年民不聊生，社會不滿積累至爆炸邊緣，任何社會事件都會觸發抗議浪潮，要求改革的聲音。此後港英政府的一連串改革，令香港在經濟起飛之餘，各方面都有較長足的進步，實在是遲早要來的改革。

而香港本土改革推動者主要並非傳統左派。七十年代冒起的「社會派」學運/社運分子，部分雖對「社會主義祖國」不大反感，甚至有正面印象，但與「國粹派」不同，他們不會盲目迷信中共當權派的一套，更重要的是植根本土，為推動社會改革而行事，與「國粹派」探貧問苦是為了突出「社會主義祖國的美好」，突出「毛主席的偉大」大不相同(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語)。而出版《70年代》雙周刊(不是李怡的《七十年代》的一群年輕人，不少有無政府主義傾向，批判殖民統治之餘，亦不會受中共的「愛國主義」迷惑，而是更著重在地抗爭和放眼國際。

後來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中國政治在垂死老人毛澤東把持下，陷於死局。七六年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等受壓的官僚起來反撲，以宮庭政變形式剷除毛的嫡系「四人幫」。那些緊跟中共的左派/國粹派思想一時大受衝擊，但沒有離開左派陣營的，還是緊跟黨的「愛國者」 。

而當中共由鄧小平掌權，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香港的本土改革，民主進程都在中英角力，香港人靠邊站的情況下緩步前行。而傳統左派到現在都沒有改變作風，緊跟中共當權派，而中共通常扮演拖香港改革後腿的角色，本地左派自不然擔任為拖後腿吶喊的角色。

灰記還記得當年彭定康推出類似「全民退休保障」諮詢，亦希望較大幅度增加福利開支，以追上時代需要(香港作為「先進」城市，社會福利，勞工保障到現在都是遠遠落後其他先進城市)，當時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大發雷霆，一句「車毀人亡」，批評港府大灑金錢。當時灰記就覺得這些墮落了的「共產」官僚，心中只有資本財團的利益，不把基層工人的福祉放在眼內。至今，「全民退保」仍是很多香港貧窮長者的「夢想」。

而中共希望保留殖民政府「行政主導」威權政治，行政首長必須是他們「認可」信得過的人，與愈來愈多土生土長香港人希望有自由選舉行政首長和立法會，希望政府向市民問責的意願相違。

這種予盾累積了三十年，到了今天到了要「爆發」的地步？

若說真正立足本土的聲音，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如馬文輝、葉錫恩(葉後來成了親中保守派是後話)等的舊一代本土派，七十年代以後的由「社會派」等衍生的民主派，以至零七年天星、皇后「保育」事件所催生的新生代本土派，有沒有港獨與本土稱號，訴求都是「大同小異」，希望一個立足本土的民主自治。如何達至民主自治，民主派與新生代本土派有很不同意見，面對「強大」的一黨宗主國對真正自治的敵視，「激進」旳風險難估，繼續忍讓分分鐘斷送自治的機會，如何整合「抗爭 」力量，的確是一大難題。此外，面對看似牢不可破的黨國力量，一則容易令人訴諸良好意願–盡量唔好激怒「阿爺」，唔好迫「阿爺」埋牆，而忽略自己才是被迫理牆角，二則容易讓人喪失意志，隨波逐流，反而對那些好像一事無成的抗爭者/改革者感到不耐煩，改革前景的確不容樂觀。

而若把「六七暴動」也作為改革/抗爭運動來看，傳統左派群眾只能算是"accidental hero"。就是他們缺乏反思的「愛國觀」，緊跟政權的「愛國觀」，令他們不能成為可靠的改革/進步力量。當中共「治港政策」偏重商家財團及其附庸等的既得利益，包括拒絕開放選舉的既得利益(這亦合乎中共要掌控行政長官人選，立法會要保證過半數是聽話的人的「普選觀」)，與改革聲音相沖時，傳統左派亦成了反改革者。

於是昔日的「反建制」，「反壓迫」的「勇士」，今日聯同所有親權力新貴，包括「勇士」們當年所唾罵的資本財團，前殖民地官僚，全力為這個民主不彰、政商勾結、敵視基層……的政權護航。這個政權至今仍未落實五、六十年代的本土民主改革呼聲，卻沾染「美麗社會主義祖國」神話破滅後，中共權力缺乏制衡的「惡霸」/「流氓」作風，威脅著香港人並不穩固的基本權利，卻受著當年「愛國無罪」者及當今「愛國有著數」者的前後簇擁 。只因為換了一面「中國特區」旗幟，一切當權者的腐敗與「倒行逆施」以及親權力者的制度同流，「愛國至上」者都可以視若無睹，他們只著力狙擊一些「改革」者的涉嫌行為不儉（例如個別泛民議員涉嫌沒有申報個人接受捐款），以及樂此不疲的跟隨中共無限誇大「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

而那些當年被殖民政府苛待，被中共「提早收回香港」嚇怕，已經不用擔當鎮壓機器的前線退休警員，今天看到中共已不避忌「君臨香港」，看到大批「愛國」者「與你同行」，慫恿警隊仇視逼害改革、抗爭者時，會有甚麼感想，又有甚麼話要對你們的晚輩說？

在喧鬧的「愛國愛港、守法」「反佔中」聲中看《星火》

「咄咄逼人」的官方、親中商賈財團、大小新舊親權力組織的「反佔中」操作，「聲勢浩大」，大有「奪取」政改話語權的「氣勢」。「守法」、「愛國愛港」不但是特首名位追逐者的緊箍咒，亦儼然成了當今香港人要受審核的「良民標準 」，公民抗命者隨時被抹黑為「暴徒」。「守法和犯法之間無中間地帶。」這是梁振英又一「得意口舌之作」 。

然而，「守法」、「愛國愛港」很多時有矛盾，也必註定是民主改革，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不談很多爭取民主港人心目中可達至真正自治的「真普選」，在中共眼中是「港獨」，即使傳統左派/愛國陣營1967年「愛國愛港」的「反英抗暴」鬥爭，他們也形容為促成港英政府放棄高壓統治，進行社會改良的運動，都是衝著殖民政府的公安惡法而行(97前民主派佔多數的立法會大幅度取消公安惡法，但另起爐灶，親北京親建制人士佔絕大多數的臨立會，隨即大幅度恢復公安惡法)，是百分百違法/抗命行動。

先撇開當年中英雙方的角力，以及港英軍警血腥鎮壓、左派禍及無辜的城市游擊土製炸彈，以至來自羅湖華界的冷槍暴力，造成雙方的巨大傷亡。那些當年參與「反英抗暴」鬥爭的人，也認為自己是抗爭者，也知道抗爭要付出犯法的代價？甚至有法官不忍一些名校學生從此前途盡毀，勸他們認罪悔改，換取守行為不留案底，那些理直氣壯的名校左派學生一樣嚴詞拒絕，高呼反殖無罪，為「愛國」而無悔坐牢。

當然，對很多「愛國」者而言，香港「回歸祖國」，就要換個腦袋，要多多「體諒」中央和特區政府，國際形勢「複雜」，香港不能亂云云。至於當年曾經反對過的資本家剝削制度，即使今天已演變成資本財團的壟斷霸權，對庶民生活空間的擠壓遠甚當年，而「社會主義」中國亦演變成官商權貴壟斷政治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依然要多多體諒。因為中國現在的形勢得來不易云云。

而殖民地時代，以至九七後的特區年代，多少要求社會改革活動的發起和參與人士都有違法被捕判刑的紀錄(當然比起1967年「反英抗暴」動輒判刑兩三年，在殖民政府放棄高壓統治，人權意識於香港逐步抬頭後， 這些守行為或判監數星期的刑罰輕鬆許多。近年最重是古思堯燒國旗，判監九個月) ，他們絕對是熱愛香港，甚至中國的人，但這些人因為不盲目去愛一個國家，一個政權，於是乎很多時就只能成為傳統「愛國」 人士心中的「反中亂港」份子。

也許在傳統「愛國」人士心中，這些參與社會改革而以身試法的人，很多都是受「殖民奴化教育」、受西方思想影響「香港仔女」，不是「根正苗紅」的「愛國」人士，不夠了解國情，容易被「外國勢力」利用。那麼，那些在毛澤東個人崇拜如日方中時，於中國大陸想著為民請命，作出反抗的人，又是否「愛國」者？這些當年大陸殘暴統治的異議者，遠在1967年香港「愛國」 人士仍盲目迷信毛澤東，盲目迷信「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官方煽動的盲動以及殘酷批鬥之前，已勇敢的指出中共早已蛻變成反人民的法西斯獨裁政權。

早前香港獨立電影節的「叛逆中國」系列，放映了一部由大陸電影作者胡傑拍攝的紀錄片《星火》。《星火》講的就是一九六零年代初曇花一現的「反黨反革命」油印刊物《星火》，以及參與和牽連其中的蘭州大學右派師生、幹部，以及農民的慘痛經歷。影片由08年開始拍攝，13年完成。

張潔平照片

其中一位影片受訪者及歷史資料整理人譚蟬雪，成功來到香港出席放映會。她在映後坐談，依然不忘再三強調他們當年單純為祖國為人民，融入農民群眾當中，成為他們的一員。而他們為民請命的下場是有人被處決，有人被判重刑，有人刑期較輕。換言之，「愛國」與「守法」不能並存。

影片除了訪問譚女士，也訪問了《星火》的撰稿人向承鑒、顧雁、苗慶久及一些成員。而後來被處決的撰稿人張春元(當時譚蟬雪的戀人)及林昭，亦有頗多著墨(特別前者。而後者的經歷則有胡傑專為她而拍攝的另一部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詳盡介紹)。影片還訪問當時認同他們所作所為的甘肅武山縣委常委杜映華的兒子(杜映華被牽涉案中，於一九七零年因被「揭發」與張春元在獄中互通消息，兩人因而一起被槍決)。

杜映華未被捕前竭盡所能，不謊報「大豐收」，不強徵糧食，不打人，偷偷留口糧給百姓，是很多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因此，他被捕後，在政治瘋狂年代，他的家人，包括兩個兒子被感恩的農民保護，沒有受太大的苦難。他二兒子憶述這段歷史時，亦忍不住眼淚。

看著現在七老八十的當事人在鏡頭面前講述當年的所見所思所想，真有人間何世的感觸。兩位受訪者向承鑒和譚蟬雪最令人印象深刻。服刑最久(18年)的向承鑒慷慨的說，當時寫文章揭露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禍國殃民政策，才是餓死大量中國人的罪魁禍首，已經有充足心理準備，完全豁出去。

他提到一次機會可到一些省份了解當地農村情況，通處都是餓死人，雖然事隔半世紀，講時依然眼泛淚光。他說只有四川情況不了解。後來訪問中他又提到四川，說有一個從四川來的朋友告訴他當地情況，比他看到的其他地方還要嚴重。

胡傑問他被捕後怎樣。他說被捕後每次被審問都很激動，大罵提問的人是畜牲，難道他們不知道很多人被人為餓死的事嗎？罵得那些人都沒說話。他說並非人人都沒良心，他的說話有人聽得進去。

在影片某一個場合，向與當年一個「戰友」(苗慶久？)一起接受採訪，那「戰友」說，如果向不是貧農出身，肯定一早處決掉。向也笑著附和。
譚蟬雪在影片講了很多後來被處決的張春元和林昭的事。張春元除了寫稿，也負責到上海與林昭見面詳談理念，林昭起初不贊成傳播文章，說會令寫的、印的及看的冒上風險。後來被說服同意把自己寫的《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刊於《星火》第一期(《星火》只印了兩期，便被中共「搗破」)。

影片節錄了一些文章的內容。而譚女士把多年千辛萬苦追尋回來的歷史材料，包括《星火》的第一、二期文章，編寫成《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不要以為這本書用簡體字便認為是在大陸出版，此書要借助香港天馬出版社出版(10年出版)，在大陸絕對是禁書。現在大陸官方依然將當年餓死幾千萬人的人為饑荒說成「三年災害」，揭露當年饑荒真相依然是禁忌。

譚女士在《求索》的封底這樣寫道︰

「在為爭取民主、自由的征途上艱難跋涉，在為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血淚斑斑。那段歷史知道的人越來越少，劫後餘生的我已屆耄耋之年，如果眼睛一閉，這桩寃案將永埋黃土之下。歷史賦予的社會責任，促使我必須拿起筆來還歷史之真實，但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灰記在影片已感受到當年這些「右派」份子思想的大膽前衛，而今天講述當年情況依然有壓力︰在影片的某一場合，當某受訪者打算說話時，突然接到電話，講完後對攝制隊說對不起不能接受採訪。而再認真看《星火》的一些文章，深感這些當年能突破中共官方框架，面對現實認真思考問題的年輕人，對中共當權派的猛烈批判到現在依然有現實意義。現節錄其中部分內容︰

「……相信毛澤東主席的話的人在這次反右傾的陰謀中取得了教訓，迷信共產黨的人從彭總(灰記按︰為民請命而被打成反黨集團首腦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話中知道了事實的真象。事實上每一個人，只要把眼前的社會現象冷靜地分折一下，都能得出致的結論︰由於幾年來的倒行逆施的結果，目前的統治集團已陷入一個無可救藥的惡性循環，一步步蹈著秦始皇的覆轍。

為甚麼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這是由於把全民的天下當做私有財產，事無鉅細，清一色由黨員來管理的結果。這是由於建立偶像迷信壓倒民主，形成中央集權的法西斯統治的結果。這也是由於政治寡頭們狂妄自大、指鹿為馬、一味倒行逆施的結果。這樣的獨裁統治硬要稱做社會主義的話，應該是一種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已經清醒了的同志們，讓我們在"民主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抓緊時機，喚醒群眾，為徹底摧毀目前的強權統治而奮鬥！」(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 顧雁)

「……由於狂妄自大、愚蠢無知和主觀唯心；由於反科學、反馬列主義、反人性，當代統治者已經徹底地背叛了工農群眾利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群眾基礎，得下了不能診治的極症。……

農民同當代統治者的矛盾及其尖銳性突出地表現在糧食問題上。現在全國農民都處饑餓的死亡線上，他們奄奄待斃(而且有許多地區已經餓死了不少的人)。而當代統治者還強制農民族開辯論會—打人會等)拿出24分幹勁，作24小時連續的苦戰(平常最少也達12小時)，農民恨之入骨，他們的情緒是躍躍欲試，一觸即發。(事實上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己滿地星火了。)……

由於當代統治者推行各種各樣反動政策的結果，工農業生產力已遭到全面的毀滅性的破壞；由於以所謂的"黨性"代替個性和人性，而實際是強賜人民"奴性"；人與人的關係到了空前虛偽的程度；由於變化無常和沒有法制，人民基本人權被剝奪；每時每刻遭受著生命的危機，由此而反映出來的現象(全國範圍內)是︰政治運動魚貫而來，各種刑事案件激增(兇殺、偷盜)，市場供應緊張，農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烽火滿地。在政治上、人民精神上、經濟上出現了全面緊張和混亂。……

為了適應即將來到的全民行動的需要、在理論上應該努力從事於客觀規律的研究，從而填補馬列主義學說在閱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空白，發展科學的馬列主學說並指導我們今後的行動。……

全國的百姓們！趕快醒來吧！民主、自由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曙光已經升起了，讓我們團結一致，為迅速徹底地摧毀當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統治而奮鬥！」(第一期《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 向承鑒)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只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卻狠狠的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制的奴役勞動等政策，採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饑餓等手段，奪去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沉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成為真正的一無所有的農村無產者，把農民千辛萬苦得來的勞動果實，用徵收公糧、統購餘糧、催迫勒索，收刮得乾乾淨淨，使農民經常地處於半饑餓的慢性自殺狀態。請想！農民在這種殘暴措施下，對與自己沒有絲毫利益的生產活動，怎能發生興趣？怎能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這是當前社會最根本的問題之一。……

當今的統治者們除了加強對農村的統治外(如前不久的公社化運動)，在農業生產上走上了另外一條最簡便、最省力、也最低能的道路，盲目的擴大糧食增產數字。用這種數字來麻木自己、恭維自己，用自己編造的帳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試問用這些天大數字來決定農業稅收、統購任務、出口外銷、工業用糧等，必將使廣大人民勒緊褲帶，吃糠咽菜，面黃肌瘦，營養不足，這就是統治者一再吹噓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會保險"！！……

當今的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的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在國際市場上，像個敗家仔似的，漫天撒線，搞暗線，丟人，不討好的生意，單純追求一些形式的名詞，自己左右開弓打腫了臉，讓人家說他是"胖子"，用"援助"、"救濟"、不等價交換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向所謂友好的國家送秋波，递媚眼，好讓人家在報紙屁股上說聲"發福，發財"；另外又用"傾銷"、"自由競爭"、"控制市場"、"換取外匯"等手段企圖擴大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妝成一副紙老虎相，嚇唬一些神經衰弱的人。在這種可恥的政策指導下，許許多多的農副產品源源外運，形成了糧食、食油、肉類、蛋類禾另加工食品……定量的定量，減少的減少，脫銷的脫銷，絕跡的絕跡，把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知道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首先是滿足本國人民的需要"這一真理踏在腳下。」(第一期《糧食問題》 張春元)

「…當代統治者還玩弄著恒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成農民利益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農村，用分化利誘、脅迫等手段，把農民用軍事組織形式編制起來，加強統治，扼殺與堵塞了農民在遷居、就業、外出謀生的起碼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與自由方面沒有絲毫權利，給農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烙上了奴隸的烙印。此外，像當代統治者所說的一切公民權利，如選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言論自由等等，對農民來說則完全是騙局。……

……目前在廣大農村中進行的所謂"反右傾"運動，就是打擊一些對農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這些人主要是農村基層幹部，他們來自農民家庭或本身是農民，和農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且大都是農村黨員。)實行這種高壓政策的結果，只有促使廣大農村無產者的覺悟，促使當代統治者處於孤家寡人的地步。

……在這場農民運動的烈火中，必將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工農群眾代表者"燒得毛髮不存，原形畢露，最後將被遠遠地抛棄在工農大眾的歷史巨輪後面。」(第一期《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 張春元)

「……當數百萬、數千萬的農民餓死在床上，在火車上、在鐵路旁、在溝底，當數億(四億)人民瀕於餓死的時候，當其它二億人也半饑半飽的時候，那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勤務員"的畜性們，卻在商店的後面可以買到任何的點心、餅乾、糖果、中華煙、前門烟；他們可以在任何農村食堂裡吃得飽飽的揚長而去(誰敢問他們要糧票)，而且他們一到，飯就端上來了，真做到了隨到隨吃，…他們可以恣意的開盛大的宴會，以便得到"貴賓"們在酒醉飯飽之後的幾句恭維話。像這樣的宴會一次就要花5000農民勞動一整年，在北京等各大都市天天皆是，一句話，他們變了，他們脫胎換骨了！徹底變了！他們從57年之後已經正式形成了一個官僚統治集團，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老爺，……

徹底變了！劉少奇、陳毅的老婆為甚麼只有20妙齡、漂亮無比，可是他們自己卻是50開外的老妖魔！許許多多的大中幹部們為甚麼離棄與自己同甘苦共患難過的女人，吚有新配？從反右傾中揭露出來無數事實可表明，無數的幹部老爺強霸民家妻女，在他們工作過的地點設下10-20個暗窰，恣意作樂！他們變了，在他們身上連每根毫髮都不是人的東西了，這些畜牲！……」(二期《告全國人民書》 向承鑒)

「…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餓死了！吃樹葉，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糧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億人民活不了，活不了！……

這是一支痛苦的歌，憤怒的歌，反抗的歌！這是我們現實社會中產生出來的最真實最有力的歌！它暴露了廣大人民對統治者的刻骨痛恨，反映了廣大人民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預告了潛在於廣大人民精神世界裡的火山，這座火山不久就爆發，其結果必將毀滅罪大惡極的統治階級。……」(二期《從一首歌談起》 楊賢勇)

「……所謂"政治掛帥"就其內容來說，首先便是強調所謂"黨的絕對領導"，它要求不論甚麼地方，也無論任何部門都得貼貼服服的執行它的政策—“違反客觀規律的反馬列主義的政策"，而不能有任何異議，"黨指到那裡，就奔向那裡"。不僅這樣，任何地方、任何部門都得由黨來領導，黨到處發號施令，黨組織包辦一切，…與此相應的便是所謂"書記掛帥"，一切事情都歸書記管，一切地方都有書記，書記的話被奉為科玉律，而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便抛到九霄雲外去了，書記成了實在的土皇帝，這不就是獨裁統治的變種嗎？……

……另一方面人為製造思想上所謂"兩條路線鬥爭"，製造人們思想上的緊張局勢，以便合法地對人們的精神方面實現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的統治，窒息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使人民成為它絕對馴服的工具。這方面實在情形人人都可以感覺到的，一個緊接著一個的運動便是執政者一手製造的明證，實行著恐怖性的政策弄得人心惶惶，稍有不合它的心意的思想一露頭，鐵帽、大棒便滿天飛舞，使人們心甘情願的接受它的反動統治。……」(二期《論政治掛帥》 何之明)

「……對敢於說真話、講老實話的人、對獨裁份子的獨裁政策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或堅持真理的同志，都加以"反黨"、"反人民"的罪名，給予嚴厲的壓制和打擊。1959年冬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反右傾運動(包括對解放軍部分將將校進行的所謂"集中學習")，就是最明顯、最瘋狂、也最兇狠的政治迫害，不少有功於黨，對革命事業流過血汗的同志，不少維護真理、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同志，遭到了清算和鬥爭，甚至於受逮捕和虐殺。……

…..所以，當前的唯一出路就是清算和打倒少數獨裁分子，廢除各種禍國害民的獨裁政策，使我國成為一個真正合乎人民利益的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二期《論人民公社》 張春元)

張潔平照片

這些當年敢於讓自己思想見諸文字的人，在現在依然是以言入罪的國度裡，註定倒霉。譚女士說，他們那些可以活著出獄的人，經過重重波折，最後省級法院於八十年代為他們「平反」，失去十多年寶貴青春，換來三百元人民幣補償。

比起當年餓死數千萬人，今天的中國當然經濟和物質都進步，所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那種讓人窒息的制度，黨掌控一切，官僚統治者騎在人民頭上的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昔日的官老爺千方百計盤剝農民賴以為生的糧食，謊報「豐收」，大吃大喝，今日的官老爺瘋狂的到處圈地自肥，造成眾多群眾暴動 。而這群當年十多、二十多的青年走在很多人的前面，揭露中共的獨裁與腐敗並非始於今天。他們敢於喊出打倒獨裁者，建立合乎人民利益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他們高喊要維護基本人權、人性。比起現在那些處處維護中共專制統治，高呼要「守法」的中港「愛國」人士，他們確實走前了不知多少。

而由於他們的思想對當局而言仍是「危險」，至今仍是維穩對象。灰記在映後座談問譚女士，應在香港多宣揚這些「前衛思想」。她答道，你們香港人不了解大陸的實際情況，現在大陸情況仍然嚴峻。早前有外國記者接觸過她，希望翻譯《星火》的文章(還是她那本書？)，馬上就有維穩人員向她施壓，她唯有放棄。而這次向承鑒也很想來香港參與座談，但向當局申請通行證被拒(而她沒有明言要來香港做甚麼，香港的影展負責人直至她抵埗前也沒公布她來港參加座談，才可成功過關)。

她在結束前再重申，她們當年一心為國家民族，為人民做事，坐牢並沒有後悔。有人問今天如何「愛國」，她對在場年輕人為主的觀眾說，只要一心想著為國為民，便知道該做些甚麼，不該做甚麼。今日中港強烈的矛盾下，很多香港人未必同意如此表達，但灰記從他們當年所寫的文章，了解他們所講的「愛國」，絕不同現在盛行中港的「愛國」論，他們把人民權利，民主自由放在首位，這和很多香港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公義沒有兩樣。

而他們當年所面對的龐大國家專政機器，在一國兩制「保護傘」逐步失效，中共干預日漸肆虐的今天， 香港人也會愈來愈有切身體會，特別那些投身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