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敗之地？(二)

十一月廿二日，除了公民社會活動，泛民政黨「空群」而出，遊行表達對政改方案的不滿。泛民這種表達不滿的方式，司空見慣。再加上有時限的絕食、靜坐。然後一年一度，或最多兩三次的遊行，成了日復日、年復年推進政治，爭取社會改變的方式。這些爭取方式，付出有限，成效極微。

一些資深的泛民頭面人物，會對你說，爭取民主已二十多年，爭民主是持久過程，非一朝一日的事，現在關鍵是令香港情況不會繼續惡化下去，要緊抓關鍵少數票，否決保守的政改方案(因為政改要三分二多數立法會議員贊成才可通過)。他們還會說，非到關鍵刻，不輕言犧牲。但何時是關鍵一刻？

政改出籠，部分失望以至憤怒的選委會高教界選委辭職抗議，究竟這是否最後時刻呢？善於計算和自保的港人，包括支持泛民的人，會否認為這幾位選委太過衝動，萬一2017有得揀特首候選人，泛民陣營又少了幾票？

公民黨與社民連提出「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行動，又是否意味這是關鍵時刻呢？民主黨說要待十二月十三日的黨大會決定，不過領導層的主流已表示「此路不通」。「辭職有風險」，「變相公投作用有限」，「一旦失去一兩席，便失去關鍵少數」。要立於不敗之地的人，總會想到不去冒險的理由。

「五區總辭」的其中一個始作俑者，民主黨的元老李柱銘說，提出辭職不是因為這是最好的方法，事實上泛民已無計可施，這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情況，但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五區總辭」值得嘗試。有人問不贊成五區總辭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還有甚麼更好的爭取方式，繼續遊行示威就是他的答案，還說很多地方爭取民主都是這樣。錯了，很多地方爭取民主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很多黨員都要坐幾十年監，中國大陸爭取民主的人，動輒被判監十年。

民主黨另一元老，揶揄李柱銘不懂政治的司徒華，最反對總辭，他和民主黨主流一樣，堅持議會關鍵少數論。為了證明「變相公投」的人民壓力對中共沒有作用，他舉零三年廿三條為例，指中共讓步是因為自由黨陣前「起義」，令政府不夠票通過法案，而不是五十萬人上街。

但灰記疑問，如果沒有五十萬人上街，田北俊的黨會轉駄站在民意一邊嗎？而且，泛民21票加上自由黨的8票，並不到半數。政府如果真的要強行通過廿三條，仍可遊說立會主席范徐麗泰投下關鍵一票，或遊說自由黨一兩個態度沒有那麼堅決的議員重歸政府懷抱。灰記以為，當時是香港的民氣迫令中共放一放手。

當然這個人民的勝利也要付出代價，當中共意識到香港人「養唔熟」，便馬上叫停政治進程，死命將直選和功能議席維持在五五之比，公然違背自己在基本法循序漸進的承諾。香港人要當家作主路程更艱困。

記者再問華叔，如果五十萬人上街沒有用，為甚麼繼續叫人上街，他回答是要給中央壓力。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民主黨主流又以臨立會為例，指退出議會後，臨立會恢復了多條回歸前廢除了的惡法，廢除了不少進步的法案。還說民主黨由回歸前的十九名立法會議員，到九八年再選時(臨立會只有一年多壽命)，只能奪回十三席。言下之意，退出議會(暗指五區總辭是退出議會，其實沒有人說要退出議會)，其代價沉重。

灰記要替他們分析這個論調︰

第一，回歸前因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令泛民成為立法局的多數派，才可以通過泛民屬意的方案。今天並沒有這回事，即是說，作為少數派的泛民，沒有可能提出自己屬意但不合政府心意的法案，也沒有可能否決政府所提的法案，包括廿三條。

第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原先並非真的要為港人落實民主，而是作為英方與中方談判其他有關英國利益的其中一個籌碼。據狄娜所著新書爆料說，如果中方願意某項重大工程由英國公司中標，英方可在政改方面迎合中方心意。即使狄娜所說並非真相，英方曾向中方保證，過渡期政制會銜接，即政制發展不會超越中方所預見。所以中方指摘彭定康鑽基本法空子，憤怒是有其道理，因為英方的確背信棄義。當然作為崇尚民主的港人，沒有理由拒絕一個民主成份大增的政改方案。悲哀的是，中共習慣專制，對港人的民主訴求充耳不聞，還要懲罸香港人贊成彭定康的政改，拆毀直通車。

換言之，那個香港「民主之春」註定是短命的，泛民成為議會多數派依然是夢想。所以民主黨不能舉臨立會這個例子。當時的形勢是，如果彭定康不提政改方案便有直通車，如果肥彭不搞變相普選的政改，泛民要成為多數派機會甚微。回歸後，香港政府出盡法寶剝奪屬少數派泛民在議會的監督作用，已是路人皆見。所以灰記認為民主黨主流只是陶醉在虛假的幻想中(這裡不去翻民主黨與建制派一起舉手通過的一些反基層方案，如領匯上市，以及民主黨為要擺脫反對派的稱號，透露百分之九十的政府方案都贊成，即與建制派無異的投票取向的舊帳)。一篇對政制的階級分析文章，「作為階級計劃的政改方案」，灰記在此向大家推薦。

灰記又想起十一月廿二日看過的有關政改與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其中一篇是陳雲在《明報》寫的「困局之內爭民主」。陳雲先生以反共見稱，特別他對美國和英國的頌讚，作為自稱左翼的灰記自然不敢苟同。不過，他對時局的分析，灰記也願意借用︰

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

灰記認為，不但一般人不願意，民主黨派也不大願付出抗爭的代價。不過，他說得對，一國兩制的「保護罩」越來越薄弱，香港人要改變社會，要當家作主的話，剩下的只有決心和行動的策略。當然，抗爭必定要付出代價，陳雲先生對犧牲有以下的看法︰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成功的條件也好，關鍵時刻也好，並非課堂的科學實驗，可以準確預測。但至少「五區總辭」不是上街暴動，是支持盡快落實普選，希望改變社會的人，一次清清楚楚用選票表態的機會。中共以至香港政府表面不把變相公投放在眼內，其實十分不願意看見這種變相全民公決的方式出現。抗爭的其中一個手法，就是要做成當權者不願看見成事的事情。習慣專制的中共討厭全民公決，但不能明目張膽打壓變相公投。問題在於泛民是否能掌握民氣，引導民氣。

再回到民主黨的否決權論點，其實中共和特區政府並不在乎泛民否決方案，否決了還有藉口指摘泛民令政制原地踏步，所以民主黨以為泛民握有否決權便能迫令當權者讓步，同樣天真。在權力極不平等的情況下，中共可以胡作非為，如撕毀循序漸進的承諾，扭曲普選的定義，然後抛出一個不倫不類的方案，你贊成和否決都正中它的下懷，在這種情況下還會跟你討價還價嗎？

要阻止香港倒退，絕不是立會少數派的泛民可以擔當，關鍵依然是民氣，如反廿三條時的數十萬人示威，變相公投也可能是方法之一。

不過，最新消息，在民主黨激烈反對，以及民主黨兩位元老司徒華和李柱銘的分歧公開後，李老請求泛民「停一停，諗一諗」。估計最終可能只有社民連去馬，最多是公民及社民連聯合出擊，五區總辭的氣勢將大打折扣，參與辭職的人將予人盲動之感。

「不動如山」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現十分委屈，說堅守陣地一點也不容易。灰記當然不會抹殺民主黨在香港民主進程的位置。然而他的委屈，令灰記想起董建華當年的感言，離開十分容易，留下來才最艱難(大意)。

灰記想請教這群在議會當了十多二十年議員的民主黨大哥大姐，即使這次不參與總辭，會否讓民主黨新面孔排頭位競逐二零一二年的大選，由別人接民主棒？到時你們會否又說怕新人容易衝動，容易受煽動，需要你們這群元老繼續坐鎮議會，繼續那地老天荒的「關鍵少數」活兒，因為你們要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不敗之地？(一)

十一月廿二日，公民社會活動頗多，灰記抽空參加了兩個。

第一個叫自由波，在沙田中央公園舉行。據身邊好友說，這種自發玩氣球的活動，是想挑戰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原來是公共空間的公園，康文署經常以影響他人或安全理由，不准這樣，不准那樣，規條多得讓人啼笑皆非，所以自由波上，中文寫上「向規條說不」，英文寫上 Say no to no fun。

上次在九龍公園舉行活動時，盡責的公園管理員不斷向放氣球，玩氣球的人群警告，及宣讀不准主義的公園規條，形成十分趣怪的場面。放氣球、玩氣球究竟有甚麼問題？政府為何要禁止人民在號稱休憩的地方—-公園，做這種休憩活動？

上次灰記沒有參與，這次幫忙為氣球打氣，抽空看了一些有關政改及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沙田公園這次活動沒有受干涉，據報有人先知會康文署。結果，一種結合玩樂和抗議的活動，變成純粹的周日家庭樂活動。

跟著，灰記隨屬於文化界的好友趕往立法會，參與在門前舉行的抗議興建高鐵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菜園村村民及社運界朋友，還有受影響的大角咀以及華景山莊居民。文化界人士反而不多(這次活動是由一些文化界人士發起的)，立法會議員有梁耀忠及梁國雄。

立法會快將表決高鐵的撥款，但關注高鐵深遠影響的議員極少，要阻止撥款通過，再重新諮詢機會相當渺茫。菜園村的代表看來是對著空氣說話，因為他呼籲立法會的舉手機器，即使不投反對票，也不要投贊成票。高鐵勢將上馬，令灰記想起在沙田中央公園讀過的有關政改和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高鐵諮詢馬虎，與這個四不像的政制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主流民意可能依然崇尚發展主義，有民主未必可以改變興建高鐵的命運，但政府至少不會像現在般專斷跋扈，欺負弱勢，欺騙市民。

一切源於政治。

呂大樂教授在《明報》寫的「我的二0四七」，只寫了上集。對灰記來說，二零四七太遙遠，沒有一個搞政治，或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懂得為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事作舖排。不過，灰記不同意呂教授所講，我們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抛棄殖民地的那套制度，因為灰記從來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整體，大家可以和衷共濟。香港和任何社會都一樣，有著資源分配問題，有著階級和社會矛盾。

主流不願意，即使包括民主派不願意，也不表示所有人不願意改變社會，所以灰記不想被包括在呂教授的我們內。灰記人微言輕，但在八十年代初在官台工作，有機會轉任公務員時，於筆試不識趣地強烈批判殖民政府專制，希望香港盡快脫離英國人統治，建立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殖民政府固然聽不入耳，當年較開明的中共也未必欣賞港人當家作主這套。

灰記不會將未能轉任公務員一律歸究於筆試，對沒有一條穩妥的公務員謀生路也不覺是甚麼損失，也不會把考殖民地公務員的這個小動作，看成一種抗爭。但灰記不認為自己戀棧殖民管治，不希望社會改變。

不過，灰記得承認，作為關注政治的人，自己沒有為香港的前途付出過甚麼代價。香港從來也沒有人為香港的前途而付出過「血」的代價，頂多進不了建制，或被親建制傳媒臭罵，被中共及其代理嚇唬，或坐牢十多天(如長毛，新進保育人士馮炳德等)。當年左派「反英抗暴」是否屬於為香港付出代價，見仁見智，畢竟那不是本土的自發政治運動，而是受大陸官方指揮的抗爭行動。

有一個香港人確曾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沉重代價，他就是劉山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為了香港和內地的民主前景，與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聯絡，換來在內地十年的牢獄之苦。但由於他當年屬托洛茨基主義者，八十年代與內地關係尚稱良好的香港民主派主流，未能抛開門戶之見，不願參與拯救劉山青行動，向中共踐踏人權說不。只有少數同情者，如甘浩望神父，如劉山青的托派同志，及一些政治上沒有機心的人繼續聲援，讓香港少數關注的人久不久聽到劉山青在獄中的消息。

劉山青事件，灰記曾受托做一些晒相做海報的跑腿工作，算是略盡綿力。還記得將劉山青的相片拿在照相館做底片，店員認得劉曾在報紙出現，灰記向店員略述劉的遭遇，她作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說大陸政府太離譜。

九零年代初劉山青獲釋回港，民主派主流以司徒華及張文光作代表，到紅磡火車站高調迎接劉山青，很多曾參與營救劉山青的人都覺得十分不齒。張文光特別在《信報》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算是為民主派主流當年的「見死不救」講聲對不起(當然，掌權後的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等的民運人士恨之入骨，即使民主派主流展開營救也未必有結果，但這是道義和是否真的崇尚人權和民主的問題。)

捱過十年牢獄一點不簡單，灰記從心底佩服劉山青。劉回港後繼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個人得著甚少，相信他也絕不是不願香港改變的人。

有人說劉山青儍，作無謂犧牲。這可能是香港不能改變，依然沿用殖民地一套的癥結所在。灰記以為，香港像劉山青這樣的「儍人」太少，懂得自保計算的人太多，加上英殖民政府為了冷戰需要，以及「光榮撤退」，而把香港「塑造」成共產中國眼皮下的「資本主義明珠」，而共產中國為了改革開放(即是走資)的需要，初期也要利用一國兩制這種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政策。

因此，在英國的政治需要下，香港人八十年代起，自發爭取民主不用付出「血」的代價，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也不用如大陸同胞一樣，成為專政對像，失去自由。不過這種不用付出「血」的代價的代價，是永遠不能當家作主。灰記以為，這是香港不能改變的原因，並不是香港人不願意改變，至少越來越多非建制，非既得利益者，看到香港必須改變。包括十一月廿二日灰記在沙田見到的部分參與自由波活動的人，在立法會門前抗議興建高鐵的大部分人士。

建制派人士，既得利益者總希望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可以理解。但爭取民主的人，爭取香港改變的人，也希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香港原地踏步的原因。(待續)

客觀中立的意識型態

艾曉明老師的文章，獨立媒體的公開信，主流媒體基本上聽而不聞。個別記者可能有一番爭扎，但影響不了傳媒生態。

灰記最耿耿於懷，就是中立客觀的迷思，因為傳媒根本並非中立，而是有傾向性，不一定指「親中」還是「反中」，而是香港根深柢固的「自由市場」盲點。灰記親身經驗以及與同行交談，都有此深刻的感覺，「個人努力」、「家庭價值」、「政策公平」，這些觀念深植傳媒決策者腦海中。

因此，他們不喜歡講弱勢社群被欺凌及沒出路的故事，如果有個草根階層家庭有幸被正面報道，很可能因為爸爸媽媽每天工作十幾小時，賺幾千元也不願拿綜援；或者子女在極惡劣環境下讀書出頭。無他，「個人努力」思想作祟。曾經有編輯說，那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依然執紙皮「自力更生」，值得歌頌。我聽後跟稔熟的同事說，天啊，這個社會讓那麼多長者晚年依然要庸庸碌碌，這個社會很病，那個編輯說出這些話，更病。

有一個仁愛堂廣告，居然形容那些還有氣力執紙皮的長者「幸運」，真是人間何世。香港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怎能讓長者「臨老唔過得世」。連安老事務委員會都認為要認真研究推出全民退休保障，這個政府依然無動於衷。而傳媒高層亦絕少願意花篇幅探討這課題，因為他們基本上退休後生活沒有問題，那些晚境淒涼的只能怨自己讀書少，賺錢能力低，沒有好好培養子女「成材」……。在編輯們心目中，一切都是個人造化問題，不是社會制度問題。

因此，即使最近聯合國公布貧富差距最巨大城市，香港排名第一，除了報道一下，編輯們不會有興趣鼓勵記者製作特輯，探討香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因為私營傳媒的老闆不是大財團，便是自由市場的信徒，不會探究香港這種政府主要為大財團服務的畸形社會，如何令普通市民生活越來越艱難。

故此反對領匯上市的盧少蘭被傳媒肆意醜化(傳媒連客觀中立的那套外衣也脫掉)。領匯上市後瘋狂加租，令小商戶更難生存，令基層市民的生活更艱難，但傳媒只會少罵大幫忙，讓罷市的商戶吐兩句苦水之餘，最終依然那句「領匯是私人公司，領匯要向股東負責」，而不會深究政府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即不停外判對基層市民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穩定的衝擊。

因此，聲稱為基層出力的社民連，他們稍為激烈行動，主流傳媒必定口誅筆伐，說他們行為過激，言論偏激。實情就是根本沒有客觀中立這回事。灰記相信，政府向大財團傾斜的政策，中產人士不會感受不到，只是因為保守心態而不願冒風險去改變現狀，特別那些仍有政策保障的專業人士，自然希望政府在服務大財團之餘，也要照顧一下他們的利益。

這兩種保守勢力合流是一座堡壘，套用過去的說法，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性。傳媒是服務於這種階級性的意識型態工具罷了。因此，有不少傳媒決策者會覺得現在的政府過分軟弱，「以前收地好有效率，政府絕唔會姑息，而家菜園村村民嘈兩句，又要提高賠償，冇哂原則。」

領匯好，菜園村與高鐵好，絕大部分傳媒不會深究政府政策的公平性，為甚麼外判上市必定對社會有利？基層的利益在那裡？為甚麼大花公帑、破壞環境建高鐡，炒作虛無的融合概念(現在不已融合了嗎？)，硬要犧牲村民和西九居民的利益，便是發展的硬道理？

這是那些還願意關注基層/弱勢社群，反對精英主義的主流記者的無奈，只能設法在夾縫中尋找可報道的空間。因此，灰記作為記者的困境是逐漸遠離群眾，逐漸變得無力，逐漸變得冷漠。不過，灰記仍有冀朌，日漸尖銳的社會矛盾需要制度性的解決方法，人民的呼聲始終會爆發，即使主流傳媒要封殺，它也不會消聲！

主流傳媒的沉默與香港記者的道德危機

艾曉明老師一篇充滿憤怒的文章，名為︰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主流媒體沒有興趣，卻令一些本地主流媒體的記者(包括灰記)反思記者與傳媒的角色。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屬境外記者，在採訪報道內地的敏感/負面新聞時，一般來說，都不會有內地記者被捕被判刑的風險。香港記者只要能夠成功完成到內地的採訪，基本上不需害怕新聞播出/刊出後，會有被內地當局秋後算帳的風險。即使在內地採訪被當局留難，頂多寫悔過書便放行，當然採訪任務也會泡湯，但不會如內地人一樣，有被當局懲治的風險。

最近本地記者在內地採訪譚作人案時被指藏違禁品/毒品，被覊留數小時；在鳥魯木齊採訪漢人抗議活時被公安毆打，是否代表香港記者的一國兩制保護傘消失？似乎未必，因為亦有外國記者報稱在內地採訪時被毆打，並由駐中國使領館提出抗議。這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受不了境外記者(包括香港記者)「揭瘡疤」行為，而所作的反應。

譚作人被拘捕檢控，罪名一大堆，艾老師從譚作人辯護律師處得知，訴訟過程中，譚的「罪名」涉及接受香港傳媒採訪，「詆毀」政府，所以希望記者接受她的採訪，澄清問題，或者對譚的案件有幫助。

港記被阻撓採訪，香港傳媒義憤填胸，傳媒機構及組織發表強烈聲明，當事記者接受採訪，詳談被阻經歷，有關傳媒甚至「邀請」自己記者在新聞節目中現身說法。而當艾老師發文指譚作人被檢控與接受香港傳媒採訪有關，到目前為止，灰記所知，沒有一家香港主流傳媒有興趣跟進採訪報道這則新聞。只有自由亞洲電台跟進事件，採訪了艾曉明和記協主席麥燕庭，然後作出了報道。

灰記對香港主流傳媒的沉 默覺得十分困惑。如果此事發生在香港，某人接受採訪，被香港政府檢控，罪名是詆毀政府，相信這是一宗傳媒爭相跟進的新聞。當然，香港政府和官員一般都不會對「失實」報道和被訪者的「誹謗」提出檢控，她會作出「澄清」，傳媒會就她的「澄清」再作跟進，絕不會保持沉默。而當事的傳媒機構負責人不是被追訪，就是為自己的採訪報道的「不偏不倚」作出辯護。

為甚麼過了深圳河便「闊佬懶理」？覺得艾曉明這位知名的內地社會活動家對記者和傳媒的「指摘」無稽？覺得譚作人被捕與採訪完全無關？覺得譚作人沒有詆毀內地政府？覺得艾曉明的文章香港觀眾/讀者與趣不大，沒有新聞價值？

曾經採訪譚作人的傳媒機構，負責人又怎樣想？因為艾曉明談的對象只是記者，所以事不關己？不過，麥燕庭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曾向被艾要求採訪的港台《鏗鏘集》的編導了解，該編導說自己是公務員，要向上級申請，但艾只來港兩天，時間來不及。此事證明港台有關監製，以至更高層的角色。他們大可找艾曉明以及譚作人辯護律師了解情況，如有需要就譚作人被控「詆毀」政府作證，灰記認為有關傳媒機構有責任挺身而出，至少花些少氣力了解事件。

當然，很多人會說，內地的現實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為甚麼要大聲疾呼，要求內地當局「公開、公正、公正」審訊程翔？因為程翔是香港記者而感到憤怒，譚作人是內地被訪者而感到無奈？

主流傳媒沒跟進，本地行家終於作出了回應，十一月八日《明報》的副刊「星期日雜誌」，刊登了譚蕙芸的回應文章，題為︰原諒我們要站遠一些—香港記者對艾曉明教授的一些回應。這位行家竭力為不願接受艾教授訪問的記者辯護。

老實說，灰記初看艾老師的文章時，也有很大的疑問。為何要拍一套紀錄片採訪採訪過譚作人的香港記者？這樣一套紀錄片對譚作人案件有幫助嗎？灰記與同行傾談，疑問為何譚的辯護律師不找記者作證？如果要當證人，記者是否有道義責任？灰記認為即使有風險也有道義責任。至於如果灰記是當事記者，會否甘冒好像艾未未被毆打的風險而「慷慨就義」？人性總是軟弱，灰記也不敢直接了當說我願意！

不過，同行提醒灰記，現在內地一些公共知識份子會製作影片，會撰寫文章，會有網上討論平台，就社會事件表達意見。如果事件引起廣泛的討論，可能會迫使政府改變一些作法。好像鄧玉嬌案，好像許志永案……熟悉內地情況的艾老師，是否希望藉製作紀錄片討論譚作人案而引起內地公眾關注？如果是，香港記者應否接受採訪？

譚蕙芸和她引述的那位採訪過譚作人的港台記者，以及採訪譚作人案被阻撓的記者都認為否，因為︰

1/記者知道，「一旦接受了艾曉明的採訪，不但未必可以救出譚作人，後果可能是，被中聯辦港澳辦等機關，理解為「反動」行為。內地政府可以利用這事，進一步限制香港記者在內地的採訪空間。記者接受維權人士訪問，可以被指是「逾越了採訪工作範圍」，變成入罪的「話柄」。從此記者要再進中國採訪，機會就更渺茫了。

亦即是說，香港記者不參與艾的報道，因為他們考慮得更遠。除了艾曉明譚作人，還有其他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等待發聲的機會。香港記者接受了艾曉明的邀請，是明顯地和她站在一起。以後，連內地其他的邊緣人士在香港出鏡的機會也會減少。

2/有記者擔心，若今次接受艾曉明訪問，公開同情譚作人，會給觀眾留下一個印象，好像記者早已有判斷︰「下次我再報道譚作人案呢，觀眾便會想，你是站在譚作人的一方」，他相信，香港的觀眾，仍是希望記者可以比較客觀中立，留空間給觀眾作是非判斷。

灰記對這些道理有不同的想法。首先，主流傳媒客觀中立，獨立作者公信力受質疑，未必是金科玉律。香港的媒體有政治勢力以及財團的背景，觀眾未必不清楚。獨立作者必然偏頗，也是主流的偏見。所以灰記不同意記者接受艾曉明的採訪，便表示認同艾曉明的紀錄片，便表示在參與社運。正如某某接受某報章/電視台採訪，並不表示某某必然認同某報章/電視台的報道立場。況且艾老師文章只是要記者道出真相，不是要記者公開同情譚作人。

灰記更認為，即使沒有譚作人事件，主流傳媒負責人/記者就現有新聞觀、就媒體生態，接受不同獨立媒體，如網上電視台/電台的採訪，促進了解，絕對不是甚麼有違客觀中立的事。

從事獨立媒體與主流傳媒的分別，於灰記而言，第一是前者多為無償行動，後者是一種生計，所以前者須找尋另外的生計才能支持繼續從事獨立媒體工作，必須有很大的信念和社會承擔才能「攞苦嚟辛」，因此往往未必能持久，也不如主流傳媒記者可專注採訪事務 。獨立媒體缺乏主流媒體的觀眾層面。不過，在網絡時代，亦不會沒有觀眾和讀者。

獨立媒體一般沒辦法如主流媒體一樣，可以專訪官員，建制內的有影響力人士，所以形式上會給人不夠「客觀中立」，因為有某些在主流傳媒經常出現的聲音不會在獨立媒體出現(但是否表示獨立傳媒作者必定偏頗，不能隨便下結論)。

不過，其自由度亦是後者望塵莫及，好像最近深圳吉之島三名內地僱員來港絕食爭取勞工賠償，主流媒體記者即使有心，也未必能採訪報道，因為編輯覺得這不是新聞，但獨立媒體記者可以即時拍攝短片上網，讓公眾了解絕食者的訴求和故事。換句話說，獨立媒體可以填補很多主流媒體的空白。並非一句獨立媒體記者也是運動參與者，因而缺乏公信力可以解釋掉。

至於接受艾曉明採訪會給當局藉口限制到內地採訪的空間，灰記存疑。最關鍵依然是傳媒負責人對採訪報道內地不公不義事件的態度，如果他們越來越不想觸碰大陸敏感題材，前線記者如何希望「爭取公義」，依然動彈不得。如果負責人開綠燈，總會找到採訪敏感人士、邊緣人士的途徑。

作為主流媒體一員，灰記承認艾老師的要求是「前所未有」之舉，對主流記者以及傳媒是一種衝擊。灰記絕對認同譚小姐文章的誠意，也理解譚小姐希望艾教授明白香港主流媒體運作的苦心。但即使「艾曉明，譚作人，香港的記者，不也是在爭取公義嗎？……香港記者相信，採訪譚作人和艾曉明，純粹採訪你，我已經作出了一個編採抉擇，就是讓你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可以傳開去。……」但譚作人和艾曉明等內地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承蒙香港記者的垂青之餘，他們發聲要冒著比香港記者大百倍的風險，所需的勇氣和代價並非走大陸線的記者可比。譚作人是因為向香港傳媒發聲而身陷囹圄，至少官方的其中一個說法是這樣。

灰記認為，艾曉明的文章儘管對香港記者不客氣，卻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記者與內地受訪者以及任何發聲者，面對不成正比的風險所造成的不平等/差異，香港記者和傳媒應如何面對？

有經常到內地採訪的同行對灰記說，每次採訪都小心奕奕，即使受訪者拍心口說談話內容可全部出街，也要小心選取。如果有人說坐牢也要發聲，則令他心理負擔更重。因為即使為了「公義」，被訪者一旦遭殃，良心絕不會好過。他亦認為艾老師提出的問題值得香港的記者和傳媒深思，期望兩地的有心人可以加強溝通和交流。

灰記以為，那種不平等/差異對香港記者的確造成道德危機困局，即使接受艾老師訪問不是最佳的面對方法，也不能置身事外，譚蕙芸的回應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