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敗之地?(一)

十一月廿二日,公民社會活動頗多,灰記抽空參加了兩個。

第一個叫自由波,在沙田中央公園舉行。據身邊好友說,這種自發玩氣球的活動,是想挑戰香港政府的管理主義,原來是公共空間的公園,康文署經常以影響他人或安全理由,不准這樣,不准那樣,規條多得讓人啼笑皆非,所以自由波上,中文寫上「向規條說不」,英文寫上 Say no to no fun。

上次在九龍公園舉行活動時,盡責的公園管理員不斷向放氣球,玩氣球的人群警告,及宣讀不准主義的公園規條,形成十分趣怪的場面。放氣球、玩氣球究竟有甚麼問題?政府為何要禁止人民在號稱休憩的地方—-公園,做這種休憩活動?

上次灰記沒有參與,這次幫忙為氣球打氣,抽空看了一些有關政改及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沙田公園這次活動沒有受干涉,據報有人先知會康文署。結果,一種結合玩樂和抗議的活動,變成純粹的周日家庭樂活動。

跟著,灰記隨屬於文化界的好友趕往立法會,參與在門前舉行的抗議興建高鐵活動。這個活動除了菜園村村民及社運界朋友,還有受影響的大角咀以及華景山莊居民。文化界人士反而不多(這次活動是由一些文化界人士發起的),立法會議員有梁耀忠及梁國雄。

立法會快將表決高鐵的撥款,但關注高鐵深遠影響的議員極少,要阻止撥款通過,再重新諮詢機會相當渺茫。菜園村的代表看來是對著空氣說話,因為他呼籲立法會的舉手機器,即使不投反對票,也不要投贊成票。高鐵勢將上馬,令灰記想起在沙田中央公園讀過的有關政改和香港未來藍圖的新聞及文章。高鐵諮詢馬虎,與這個四不像的政制有一定的關係。當然主流民意可能依然崇尚發展主義,有民主未必可以改變興建高鐵的命運,但政府至少不會像現在般專斷跋扈,欺負弱勢,欺騙市民。

一切源於政治。

呂大樂教授在《明報》寫的「我的二0四七」,只寫了上集。對灰記來說,二零四七太遙遠,沒有一個搞政治,或對政治有興趣的人,懂得為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事作舖排。不過,灰記不同意呂教授所講,我們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抛棄殖民地的那套制度,因為灰記從來不覺得香港是一個整體,大家可以和衷共濟。香港和任何社會都一樣,有著資源分配問題,有著階級和社會矛盾。

主流不願意,即使包括民主派不願意,也不表示所有人不願意改變社會,所以灰記不想被包括在呂教授的我們內。灰記人微言輕,但在八十年代初在官台工作,有機會轉任公務員時,於筆試不識趣地強烈批判殖民政府專制,希望香港盡快脫離英國人統治,建立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殖民政府固然聽不入耳,當年較開明的中共也未必欣賞港人當家作主這套。

灰記不會將未能轉任公務員一律歸究於筆試,對沒有一條穩妥的公務員謀生路也不覺是甚麼損失,也不會把考殖民地公務員的這個小動作,看成一種抗爭。但灰記不認為自己戀棧殖民管治,不希望社會改變。

不過,灰記得承認,作為關注政治的人,自己沒有為香港的前途付出過甚麼代價。香港從來也沒有人為香港的前途而付出過「血」的代價,頂多進不了建制,或被親建制傳媒臭罵,被中共及其代理嚇唬,或坐牢十多天(如長毛,新進保育人士馮炳德等)。當年左派「反英抗暴」是否屬於為香港付出代價,見仁見智,畢竟那不是本土的自發政治運動,而是受大陸官方指揮的抗爭行動。

有一個香港人確曾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沉重代價,他就是劉山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為了香港和內地的民主前景,與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等聯絡,換來在內地十年的牢獄之苦。但由於他當年屬托洛茨基主義者,八十年代與內地關係尚稱良好的香港民主派主流,未能抛開門戶之見,不願參與拯救劉山青行動,向中共踐踏人權說不。只有少數同情者,如甘浩望神父,如劉山青的托派同志,及一些政治上沒有機心的人繼續聲援,讓香港少數關注的人久不久聽到劉山青在獄中的消息。

劉山青事件,灰記曾受托做一些晒相做海報的跑腿工作,算是略盡綿力。還記得將劉山青的相片拿在照相館做底片,店員認得劉曾在報紙出現,灰記向店員略述劉的遭遇,她作出難以置信的表情,說大陸政府太離譜。

九零年代初劉山青獲釋回港,民主派主流以司徒華及張文光作代表,到紅磡火車站高調迎接劉山青,很多曾參與營救劉山青的人都覺得十分不齒。張文光特別在《信報》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算是為民主派主流當年的「見死不救」講聲對不起(當然,掌權後的鄧小平對北京之春等的民運人士恨之入骨,即使民主派主流展開營救也未必有結果,但這是道義和是否真的崇尚人權和民主的問題。)

捱過十年牢獄一點不簡單,灰記從心底佩服劉山青。劉回港後繼續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個人得著甚少,相信他也絕不是不願香港改變的人。

有人說劉山青儍,作無謂犧牲。這可能是香港不能改變,依然沿用殖民地一套的癥結所在。灰記以為,香港像劉山青這樣的「儍人」太少,懂得自保計算的人太多,加上英殖民政府為了冷戰需要,以及「光榮撤退」,而把香港「塑造」成共產中國眼皮下的「資本主義明珠」,而共產中國為了改革開放(即是走資)的需要,初期也要利用一國兩制這種一家便宜,兩家著的政策。

因此,在英國的政治需要下,香港人八十年代起,自發爭取民主不用付出「血」的代價,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也不用如大陸同胞一樣,成為專政對像,失去自由。不過這種不用付出「血」的代價的代價,是永遠不能當家作主。灰記以為,這是香港不能改變的原因,並不是香港人不願意改變,至少越來越多非建制,非既得利益者,看到香港必須改變。包括十一月廿二日灰記在沙田見到的部分參與自由波活動的人,在立法會門前抗議興建高鐵的大部分人士。

建制派人士,既得利益者總希望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可以理解。但爭取民主的人,爭取香港改變的人,也希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香港原地踏步的原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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